世界史学科的由来与发展概论
世界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但不是历史学的大杂烩，也不是事无巨细地，一个民族不少、一个国家不缺的档案式历史记录，而是从总体上综合性地展示全人类的生活轨迹，讲述全世界居民为追求生存、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彼此交往范围与效益的扩大，而不断奋斗创新的历程。它要进行两方面有关联的解读：一是纵向解读人类的社会与物质生活如何从低级向高级演变;二是横向解读各地区各群体如何由分散到整体的过程。其共同宗旨是揭示世界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总结有现实意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以有助于当代人去创建美好的世界。该学科与地区史、国别史密切相关，共同构成广义的世界历史学，但它们之间还是有学科区别的。在历史学这个大家族中，综述性的世界史是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
世界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世界客观形势与人们交往状况不断变化的要求;二是世界的哲学理念与学科理论的更新，从而能对世界史有新的解读;三是教育与学术环境的优化，能造就出大批专业人才，将世界的新变化和新材料落实于史籍。特别需要有能通古今之变，学贯中西且有跨学科本领的一批学科带头人，这样方能团结众多史学工作者，将学科发展到新的境界。
在国外，主要是西方国家的世界史学科，其诞生与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大时期：
第一时期：只能记述局部世界的历史
古代居民认识世界有一个过程，最初他们的已知世界是周边的局部世界，因而最初的世界史也只是局部世界史。在西方这一时期约有2000年，其间分为上古与中世纪两阶段。上古阶段的史学以希腊、罗马史学为代表。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前425年）被誉为西方史学之父。他的9卷本《历史》，记述希波战争，用了一半篇幅记述希腊人的已知世界，范围包括东地中海地区，小亚细亚、波斯、巴比伦、埃及和多瑙河流域。这部书也被看成是西方首部世界史著作。希罗多德也是西方首位世界史学者。罗马史学继承希腊史学传统，在记述罗马发展史时也记述已知的外部世界。例如著名的史学家波里比乌斯（约公元前200—前118年）的40卷《通史》，就将罗马史与相关外部世界史联系起来并从整体上给予记述。此后恺撒（公元前100—前44年）的《高卢战记》、塔西陀（约56—120年）的《日耳曼尼亚志》，都记述了罗马的外部世界，记述领域比希腊人要广，包括地中海西部、北非和西欧地区，但仍然只是局部世界，比如更远的东方世界对罗马人来说还是模糊的概念。
从5至14世纪，西方中世纪史学是由神学理念支配着一切的。基督教会十分重视世界史并构造了基督教神学型世界史编纂体系。它从“上帝创世纪”开始，讲述上帝安排的历史进程，历史的终极将是“上帝之国”在人间的实现。许多著作虽以“世界史”命名，实际讲述范围是基督传播的世界，异教控制区排除在外。这仍然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局部世界史。德意志弗赖辛主教鄂图（约1114—1158）所著8卷本《编年史》，在众多基督教史书中被誉为第一次有着世界历史联系概念的著作，他贯彻了基督教的“普遍主义”，故被誉为中世纪最伟大的史学家。
与基督教史学差不多同时并立的是阿拉伯—伊斯兰史学。据统计流传下来的史籍竟达10000余部，声望最高的有三位学者：塔伯里（838—923年）著有《历代先知与帝王史》40卷，被誉为伊斯兰史学创始者;马苏迪（？—956年），著有《黄金草原和珍贵宝藏》30卷，记载了他考查过的印度和东南亚地区;伊本·卡尔敦（1332—1406年），著有《阿拉伯人、波斯人及柏柏尔人》7卷，该书不仅讲历史，还提出新的历史哲学。这些学者记述的已知世界范围比基督教史学宽广，但仍限于伊斯兰教的传播世界，“化外地区”不受重视。它们和前者一样皆属神学理念支配下的局部世界史。
中世纪后期在西欧和阿拉伯世界都出现了一些旅行家写的游记，如1299年开始传诵的《马可·波罗行记》，1355年的《伊本·白图泰游记》等。它们介绍了中国和东方世界，扩展了西方人的世界视野，但均未在西方史籍中反映出来，也没有改变第一时期的基本状态。
第二时期：全面写实的世界史学的形成
15、16世纪是西方世界史学发展的转折点。从此开始突破神学史观对世界史学的束缚，并开始改变只书写局部世界史的局面。造成这一大转折有诸多原因，其一，是“地理大发现”开拓了西方人已知世界的视野;其二，“日心说”等项科学成果，冲击神学史观，使人们开始面对真实的世界;其三，文艺复兴运动使人文主义理念成为历史学家们的创新动力。所有这些因素的背后，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西欧的诞生。
转折需要时间，并非一蹴而就。从转折点到真正的世界史学科形成经历了数百年，包括三个阶段：
1.从局部到全球的地理观和从“神学”到“人学”的史学观的转变（15、16世纪至18世纪中期）。
“地理大发现”就经历有百余年。至于它影响人们世界地理观转变的时间就更长了。文艺复兴有数百年，影响人们人文主义世界史理念的形成也非一朝之事。新史观首先是从人们熟悉的本地区史开始，然后才影响到世界史编写理念的转变。如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里（1469—1527年）是通过编写《佛罗伦萨史》宣扬人文主义。他在其名著《君主论》中引用了诸多意大利以外的世界史论据，这对促进真正世界史学的萌生有积极作用。又如英国的托马斯·莫尔（1418—1535年）所著《乌托邦》、历史哲学家培根（1561—1626年）所著《国王亨利统治时期的英国史》都拨开了宗教史观的迷雾，为理智的世界史诞生开辟了道路。
2.理性主义的世界史学的诞生（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前半期）。
工业革命在西欧的兴起，工业制品开始销往世界，殖民主义“火与剑”行动遍及全球。这一切都使西方社会对世界史知识的需求迅猛增长起来。与此同时启蒙运动在西方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理性主义的盛行是对史学中的神学体系的有力冲击。在此条件下，真正的世界史著作纷纷问世了。1756年阿鲁埃·伏尔泰（1694—1778年）推出《论世界各国的风俗与精神》（中译本简称《风俗论》）一书，被誉为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史。该书不再从上帝创世纪为开篇，而是从古代中国讲起，它的横向叙述范围不再限于基督教世界，而是扩大到亚非美各大洲，并且开始把人类历史作为整体来观察，不过这仅仅是一种开始，它所讲述的主题和宣扬的模式仍然是西欧。
理性主义的世界史学在德意志得到长足发展，因为这里有过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以及普鲁士的“开明专制”。18世纪中叶从德意志哥廷根大学的史学讲座形成了哥廷根学派，该派弘扬伏尔泰理念，注重世界史研究。代表人物伽特尔（1727—1799年）提出要研究世界史如何布局的问题。哪些问题可写入？哪些不必写？怎样分期断限？他在《世界历史要览》一书中还明确提出了“古代”“中世纪”“近代”三个时段概念，该学派对世界史学科的贡献不能忽视。
3.具有一定科学意义的世界史学在西欧的形成（19世纪后半期）。
电气化和内燃机的应用是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标志。它使国际通讯与世界交通更加发达。以西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进入高歌猛进的时代。欧洲的民族主义国家已完全形成，它们对殖民地的瓜分正构成世界性体系。在这种背景下，真正的世界史学科的形成就具有了客观的历史必然性。19世纪中叶，它首先在德意志应运而生，尼布尔·兰克（1795—1886年）学派史学家担当了此重任。兰克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著有《拉丁和条顿民族史》、《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教皇史》等。他与其弟子提出了客观主义的实证理论，为其赢得史学界的领军地位。他们主张“如实记述”，用第一手材料说话，从而将历史学科推上科学化道路。兰克晚年在其威望极高时开始世界史著述。1877年他通过口述编纂了七卷本《世界通史》，这对科学化世界史的形成非常有促进作用。与此同时法国实证主义史学家杜律伊（1811—1894年）主编了《世界历史丛书》，拉维斯（1842—1922年）主编了《世界通史》10卷，英国剑桥学派史学家阿克顿（1834—1902年）主编了“剑桥三史”之一的《剑桥近代史》。这些动态都显示世界史学科在西方已完全形成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以世界民族国家为历史叙述单位，以“西欧为中心”是其主导思想。兰克认为只有欧洲的六大民族——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德意志、英吉利、斯堪的纳维亚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其他地区的诸民族不过是主流的“附加物”而已。他们用这种观点审视世界历史的变迁，所以兰克学派代表的世界史学科的形成，实际上是西欧资本主义处于盛世的一种表现。
第三时期：西方世界史学的革新（20世纪初—至今）
进入20世纪，世界形势又有巨变，伴随世界整体化的形成是危机与饥馑、战争与革命。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导致英法衰败、美日崛起。俄国与东方国家的革命运动方兴未艾。“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学受到现实的挑战，于是先后出现两次革新浪潮。
1.20世纪前期西方世界史学的革新浪潮。
最先向兰克学派的世界史学说“不”的是比较文化形态史学。它的第一位代表人物是德国的一位中学老师斯宾格勒（1880—1936年），他于1918年出版了《西方的没落》第一卷，1922年又出版了第二卷轰动整个欧洲。他认为世界历史是各种文化的“集体传记”。每一种文化都有生、长、盛、衰的过程。西方的“没落”是不可避免的。这种面对现实，又从世界整体性、综合性角度的论证确实很吸引人。他公开反对“西欧中心论”，认为世界历史文化有8种：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古典（希腊罗马）、墨西哥、阿拉伯伊斯兰和西欧。但他的进一步论证则另有结论。他通过比较认为8种文明，有7种已死亡，只有西欧文明虽已度过繁荣期，但还处于“反省和物质享受”阶段，与前7种文明比较，西欧文明有特殊的精神和特殊使命，是世界上唯一还有生命的优越文化。这样实际上是在宣扬一种改头换面的“西欧中心论”。
文化形态学世界史观的第二位代表人物是伦敦大学教授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1975年）。从1934年起他出版了12卷本的巨著《历史研究》，宣扬他的文化形态学世界史。与斯宾格勒的不同之处是他将影响世界历史的8种文明扩大为26种，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人们从文明观察世界的视野。他认为每个文明的价值是相等的，虽然都有兴衰过程，但衰亡是可以防止的。因而他反对“西欧中心论”。他还涉足外交，注重当代事变，参与主编每年一卷的《国际事务概览》。他用文明循环论解释历史，认为西方衰落是可以改变的。但他的英雄史观和西方文明优越论也使其《历史研究》陷入窘境，其巨著直到1961年才出齐，后来他想对许多地方进行修改而未能如愿。
与汤因比差不多同时而向之前的世界史学冲击的是法国年鉴学派。1929年1月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吕西安·费弗尔（1878—1956年）和马克·布洛赫（1885—1977年）创办了历史杂志《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公开声明要改变实证主义史学的束缚。他们注意荟萃历史学家之外的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等门类的学者，共同主张从总体上关心人类的历史活动，服务于人类的活动，并提出了“总体史学”的概念。第二代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1912—1985年）于1949年发表了名著《地中海与腓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该书从地理环境讲起，然后论及社会经济和政治外交，具体反映了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
这时期西方传统史学遇到的最大挑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苏俄的兴起。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全新的世界史学理论，但没有机会落实到具体的世界史编纂中。十月革命后在苏联陆续开展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世界史教研活动，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形成了体系。大学历史系规定世界古代史、中世纪史、近现代史和殖民地保护国新历史为世界史的必修课。在此教学与研究的基础上，苏联从1955年起陆续出版了多卷本《世界通史》。它以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划分历史阶段，重视人民群众和被压迫民族在历史上的作用。尽管它对世界整体化进程的主题重视不够，存在教条主义与大俄罗斯主义的缺点。但它深化了人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在推动学科走向科学化方面有诸多贡献，这是不能全然否定的。
2.20世纪后期的全球史浪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成为超级大国，而西欧诸国则降为二、三等国家，亚非会议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登上国际舞台。世界形势巨变的现实完全否定了“西欧中心论”。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于1955年在《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文集中呼吁要“跳出欧洲，跳出西方”、要关注“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时代”。1978年他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出版《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明确提出要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建立全球的历史观”。他还肯定苏联世界史学的成就，主张要看到苏联史学的发展变化。
美国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响应巴勒克拉夫的呼吁，1963年出版《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对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进行了实际的革新。接着又修订为教科书《世界史》，该书与斯塔夫里阿诺斯于1970年出版的《全球通史》一起将新全球史观推向了实践阶段。1990年杰瑞里·本特利主持的《世界史杂志》的问世，及其对跨文化史学研究的提倡，对于全球史研究热潮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00年本特里与赫格勒合著的《新全球史》是影响最大的一本教科书。全美国有70%的公立大学开设这门课，有的洲还规定中学也要讲全球史。
新兴的全球史观与此前文化形态学的世界史观虽有变化，但仍一脉相承。麦克尼尔把自己的书起名《西方的兴起》就是反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之意而用之，显示他们间的联系。他十分崇拜汤因比，写过《汤因比传》。他将全球各个文明作为一个不断变化的整体进行考查。他认为各文明间的交流，特别是高技术、高文化向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传播交流是世界历史的基本趋势。所以在他笔下的世界史仍然是欧美文明胜利进军的历史。斯塔夫里阿诺斯也是这样，他声称要站在月球上看地球，关注全人类和全球，不局限西方与非西方的界限，但在他实际纂写中并没有克服对东方历史停滞落后的偏见，以致有人批评其著作仍存有“西方中心论”的余毒。
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与国外一样，最初也是只能写已知局部世界史，时间长达2000年。但其转折要比西方晚400～500年，至今还没有像西方国家世界史学已进入形成后的革新期。
我国西汉时期史学家司马迁可谓是中国的希罗多德，他的《史记》设有大宛、匈奴等列传，记载了当时已知世界的情况，其范围东起朝鲜、西迄阿富汗、波斯。《史记》不仅是中国编年史的首卷，也是中国世界史的开端。司马迁可谓中国的第一位世界史学者。
班固的《汉书》继承《史记》的体例，继续设列传记载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与现状。此后24史一脉相承，除《陈书》、《北齐书》外均有外国传，到了清朝修《明史》，外国传的规模越来越大，记事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广。除正史外，古代中国还有诸多古籍记载外国事宜。例如1178年周去非写的《岭外代答》。1225年赵汝适写的《诸番志》，1368年汪大渊写的《岛夷志略》等。所有史书记载的范围大体上是东起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岛，南面包括东南亚诸岛和印度，其已知世界也是一个局部世界。不过可贵的是中国古史籍没有神学迷雾的笼罩，皆如实记载。对于更远地区如罗马（大秦）、埃及（黎轩）等地虽记述简略、不连贯，但概念尚正确。而西方古籍连中国名称都不清楚，直到1世纪时常写成两个地名，对于非洲直到14世纪时，他们绘的地图是向东伸展的无界大陆。而中国元朝的《舆地图》，非洲则是一个如实的倒三角形。
但中国古代史籍也有诸多弊病。梁启超曾批评它们“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等。特别是以“天朝为核心”的史观限制了人们视野。所谓的“天下”，实际上只指能“朝贡”的地区。明朝后期和清朝的锁国政策，对远处世界不重视。以至《明史》将葡萄牙（佛朗机）的位置写成在马六甲附近。直至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炮舰才使古老中国的世界理念有所改变。
新的世界史学在中国的出现与成长也非易事。其曲折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1.新的世界史地观念形成期（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上上下下不得不“开眼看世界”，改变了保守的“天下观”。一些先进人物开始了这方面的著述工作。1836年林则徐组织编译《四洲志》。1842年魏源扩充前书，编写了50卷的《海国图志》，1847年扩大为60卷，1852年刻本增补为100卷。1848年徐继■编写10卷本的《瀛寰志略》，着重对18个国家与地区的史地与社会政治进行介绍，成为当时中国人了解世界的最受器重的两部读物，而且传到日本，开启了日本的新世界观。由于当时的清政府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注重西方的“炮舰技艺”，对于其历史文化并不重视，约半个世纪在中国没有出现过一本有近代理念的世界史著作。不过这时期科学的史地观的转变对中国世界史学的诞生还是有益的。
2.以《西洋史》为主的世界史学在中国的萌发（约1900—1949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大事件：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的失败、清政府“新政”的实施、辛亥革命的成功等。新的事件使人们认识到“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亡而永亡”。学习西方不能只着眼于军事技艺，也要学习包括历史在内的文化与社会政治内容。为了使国人“知古今世界之变迁”，各类学堂都开设了西洋史课程。1902年京师大学堂开学，率先把《万国史》列为必修科目。辛亥革命后废除科举制度，大中学校大批兴办起来，普遍设置《西洋史》、《东洋史》课。教材主要译自日文的《万国史》著作，或编译自英文教材，这样出版的书约有30余种。
“五四”运动后一批在国外学习历史和人文学科的留学生回国，从而有了专职的《西洋史》教师，也开始有了中国学者写的有关专著。例如1919年北京大学始设史学系，西洋史课由留美归来的何炳松和陈衡哲讲授，何著《西洋百年史》、陈著《西洋史》被商务印书馆于1924—1926年多次再版并推荐为中学教材，1927年雷海宗先生留美归来，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授西洋史。同时期欧美的有关名著也被翻译到国内，如英人韦尔斯的《世界史纲》，美国的卡尔登·海士和汤姆·蒙合著的《近代世界史》都在国内十分流行。
进入30年代国内学者对世界史的专题研究也显示成果，主要集中在国际关系，中外关系和外交方面。“九一八”事变后王芸生在天津《大公报》连载《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长文，后集成7册史科与研究合一的专著，影响极大，也很有水平。另有张星■编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冯承钧著《中国南洋交通史》、向达著《中西交通史》、周鲠生著《近代欧洲外交史》等由中华书局、商务部印书馆出版。1936年王绳祖编写《近代欧洲外交史》作为教材，也堪称创举，抗战后张铁生著《近代国际关系史》皆属难能可贵之作。
3.世界史学科在我国正式建立（约从1949年前后至1978年）
在我国，真正全面、科学的世界史学科的创建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事。造成这一历史大转变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是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中国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从开罗会议起，中国就成为世界四大国之一，联合国建立后又成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而西洋史体系没有中国地位。中国人的心态再也不能接受了。进步的历史学家们都在寻求改变，周谷城先生于40年代在复旦大学文法学院讲世界史，并于1949年4月出版，突破欧洲中心论的三卷本《世界通史》就不奇怪了。①
二是苏联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和亚洲的中、朝、越、蒙新政权的诞生，都宣告了马列主义的历史性胜利。改变《西洋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在世界史教研中贯彻马列主义是新时期的迫切要求。苏联史学界在这方面已有几十年探索，学习苏联是当时所有进步学者的共同渴望。当时有些学者，如吴清友先生从1940年起就着手翻译苏联刚出版的《殖民地保护国新历史》。②该书1947年在大连开始出版。苏联鲍爵姆金主编的《世界外交史》也被中国学者翻译于新中国成立前。1949年后大批苏联世界史著作被翻译出版，对我国世界史学的革新创建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能抹杀的。
三是新中国的外交实践和出现的新问题需求。如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亚非会议等，如何解读新中国的国际关系，揭露帝国主义大国的本质，歌颂国际工人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等问题，都需要有新的世界史研究和教学工作来配合。
完成这些新任务的主要有两代人学者。第一代是新中国成立前大学毕业或留学归国的世界史学者。他们在这时期一般都任教学的主讲者和研究工作的学术带头人。
第二代人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其中少数是50年代初期派往苏联留学归来的学子。这一代人在当时一般是承担辅助工作。两代学者各有优缺点，不过勤奋敬业、无私奉献是共同的特征。
为创建新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全国有三个单位表现特殊：
其一是北京大学一直起着领头的作用，其历史系和外语系及相关外国问题研究的部门保留有较多的知名学者，他们是诸多世界史学科的带头人，历史系主任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他参与制定全国性的史学规划，其中也包括世界史学科规划。①
其二是东北师范大学，它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于1946年2月创建的东北大学，教师干部来自延安，为实现“东北是全国解放基地”的战略，东北师大的各科系重视为全国培养相关人才。1948年正规化后从京津、宁沪调去许多知名学者。如林志纯（日知）、郭守田、刘祚昌等带领朱寰等青年教师与苏联专家配合于1953年起办研究班，在世界古代史方面培养了不少人才。1955—1957年受教育部委托又请苏联专家在东北师大举办了世界古代史和远东与东南亚史等大学教师进修班，培养了一大批相关人才。后来有人称东北师大是中国世界史学的“摇篮”，此说有一定的道理。②
其三是南开大学，抗战时期南开与北大、清华组成西南联大，一度成为中国的文化学术中心。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大历史系主任、原西南联大文科研究负责人郑天挺教授调到南开任历史系主任，清华历史系主任雷海宗教授调到南开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他们还带来一些教师到南开，这样使南开历史系成为“小西南联大”，专家荟萃，学界瞩目。1953年翦伯赞与郑天挺任正副组长规划全国历史系课程，正式将世界史分为上古史、中世纪史、近代史、现代史和亚洲史5门类，这样的学科划分在国内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54年雷海宗先生编写《世界上古史讲义》，它被教育部定为全国第一批高校交流讲义。③吴廷■先生领导建立亚洲史教研室。为适应亚非会议后社会上对亚非史的知识需求，该教研室黎国彬先生编写并出版了国内第一本亚非国家历史专著，印度尼西亚史。杨生茂先生是国内最早的中学世界史教材和教育部主持制定的世界近现代史教学大纲参与编写者。梁卓生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从美国归来成为当时国内少有的第一批世界现代史专职教师。1958—1961年为了弥补国内较奇缺的亚非拉读物，该系教师与研究生以“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集体名义出版了关于中国与阿拉伯关系、亚非拉民族解放斗争的6本书。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④《历史教学》是当时国内地位仅次于《历史研究》的学术期刊，南开历史系是主要创办者之一，总编辑是世界史专家吴廷■先生，编委特别是世界史方面编委也多为南开老师，该刊对推动我国世界史教学与研究，有过不寻常的贡献。
这时期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成果，最有代表性的是196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它不同一般著作，具有特别的权威性。它虽然由周、吴主编，但策划组织者是中宣部和教育部。再者它很有群众性，吸收了全国各地自1949年以来的有关成果。从各卷主编、参编人员和与此著相配合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的各卷参编人员看就反映了这一点。①
还需指出的是该4卷本通史虽有苏联史学的影响，并不全然如此，它也有自己的特点和创新之处。因为当时国内的思想大环境已变化，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我国开始重新认识苏联史学的影响。杨生茂先生是该书后两卷主编之一，也是南开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据他向我们介绍，当时编写组十分重视创新问题，例如在如何将中国写入世界史，如何写亚非国家古代社会性质，如何突出亚非历史地位，如何处置与苏俄有关的远东问题的表述等，编写组都有不同苏联著述的看法。近来我国学界有一说法，把这时期我国的世界史说成是“苏联体系占统治地位时期”，此概括欠准确。实际情况并非全然如此，特别在教学领域，当时的主讲教师虽然重视学习苏联经验，但他们自身已往在西方留学的经历和掌握的材料都使之不可能完全照搬苏联的一套。
这部书作为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世界史著作确实有很大意义。但它并不标志中国世界史学科已形成，因为它还不完善，缺少现代史部分。与其同时问世的资料丛刊和世界史通俗读物丛书，都只是开了头就中断了。全国还没有一份世界历史的刊物。后来因外交需要编译不少外国史著作，其人员多从别的部门抽调而来，编完即散，对学科建设作用不大。所以1978年前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只是开始建立，而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4.中国世界史学科突飞猛进的年代（1978—2014）
改革开放迎来了中国科学的春天，世界史学科也不例外。它呈现突飞猛进的新局面。国内经济发展现代化，政治稳定宽松。国际形势和平发展成为主题，全球化趋势与中国崛起，都为学科的突飞猛进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条件。这时期有四代学人在为学科建设而奋斗，除了上述两代人之外，又增添了第三代，即恢复高考后成长的大学生研究生和21世纪毕业的第四代学人。二、三代人是这时期主力。
1979年4月在北京召开全国世界史学科新规划工作会议。这是学科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在以陈翰笙为首的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的努力下，全国又从建立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开始，共建了10多个世界史学的研究会，这有助学科的交流和组织工作。②
各学会建立后首先面临的工作是“拨乱反正”，清理已往“极左”思潮和苏联世界史体系的不良影响。主要表现是：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过分突出政治史、革命史、忽视经济、文化史。即便讲经济也只是作为政治斗争的背景，讲文化从近代后期起便绝迹于通史，至于普通人的生活、家庭，特别是心态及人口、环境等情况都排除于历史之外。再者因受“路线斗争”的影响，对人物、制度、事件的评价有简单化、片面化、绝对化倾向。苏联史学的教条主义影响主要表现在历史分期的“一刀切”、社会性质表达的绝对化及一些大国主义观点曲解历史的问题。
为了克服这些问题，80—90年代出版的世界通史和断代史有数十种之多。③它们都不同程度地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其中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6卷本《世界史》，④由高教出版社在1992—1994年出版，该著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在史学史上第一次实地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学理论，从体系上落实了人类社会从分散到整体的过程，这在国际史学界也是独树一帜的。它还摒弃了“当代人不能写当代史”的陈规陋习，将现代史和当代史专设两卷。这样的比例安排在国际学界也是少见的。特别是现当代卷中还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些新概念。⑤
随着20世纪终结和新世纪到来，为适应新形势变化，齐世荣先生又主编了4卷本《世界通史》，与廖学盛共同主编《20世纪历史巨变》，这是对6卷本的继续与发展。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世界历史》总编委会主编了18卷38册的《世界历史》（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在2010到2012年出版）。
除通史成就之外，这时期的世界史学成就还表现在如下方面：
不少第一代学人，老专家的多年研究成果过去得不到出版，现作为国别史专著或专项著作出版了。随后是大批国别、地区史专著的涌现。①在国际关系史方面，过去曾有成就，现在除了有各种简编著作问世适应教学外，还有十卷本的综合著作出版，特别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及某大国对外关系史的研究有相当的深度。关于国关理论问题也开始研究。②在经济史方面的新成果是对现代化的研究。从理论到实践，从全球综述到国别论述都有新著出版。③在文化方面，中外文化交流史是我国学者已往的强项，现有新著更能达到世界水平。④现当代世界文化在中外教科书中都是薄弱环节，现也开始探索总结成书。⑤
我国世界史研究中的空白领域从此开始填补。成就最突出的是史学理论和外国史学史的研究。⑥在全世界史学界也属新兴领域的环境史、生态史在我国也开始起步了。⑦此外世界史没有工具书的状况开始有改变。⑧
据不完全统计2001—2005年我国发表世界史论文3500余篇，出版专著500余部，⑨但其中非洲史论文仅寥寥几篇。这种严重不平衡的状况，是学科处于幼年时期的常态。论文引文的资料来源80～90%是英文，甚至写俄、法和西班牙语区问题的也都使用英文资料，至于论题内容多为史实的重述及国外情况介绍，综合性、理论性论题极少，反映了多数作者的功底尚不厚，因此可以说在学科取得辉煌成就的背后，仍存在着幼稚和基础弱的问题。齐世荣先生是我国老一代世界史学者中较年轻的一位，1979年以来一直为学科带头人。他了解我国史学界的过去也了解现在。他认为我国的世界史学“从总体上讲水平还不够高”，还需要经过几十年的基本建设，才能进入真正的“发展时期”。⑩这是实事求是的科学估计与建议。
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尽管尚处于基本建设的形成期，但是新时代潮流的到来，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国际史学动态的挑战，都要求我们必须创新前进。怎样创新呢？笔者认为在总结过去的基础上应从三个方面努力：
1.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应加强“新历史”的教学与研究
所谓“新历史”主要指三领域：
其一，在时间上是最近的历史，即世界现代史和当代史。我国古代史学传统是每个新兴朝代要编纂前朝的历史。至于以前的历史也可以重新整理，不过首要的任务是编写刚过去的历史。世界历史已进入21世纪，着重研究20世纪史，特别是其后半叶历史，是时代迫切的需求，经济全球化已是21世纪的基本特征。这反映了人类社会在向全球化过渡，全球化比整体化又高了一个层次。既然世界史是研究人类社会从分散到整体的进程，对于这一新的进展怎能不关注呢？所以加强现当代史的教学与研究是当代学者义不容辞的头等责任。
其二，“新历史”在地域方面要写新兴国家的历史。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涌现于20世纪，将在21世纪的历史舞台上发挥作用，扮演历史的主角。如果我们当代历史学者不重视这些正在崛起的新历史角色的演变，那就不是一个有开阔历史视野的历史学家，充其量不过是“说书匠”而已。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主要集中在亚非拉和东欧大洋洲等地区，对这些地区的研究一直是我国史学领域中的弱项，新时代浪潮的冲击要求我们必须将弱项变为强项。
其三：“新历史”要注重研究发达国家刚发生了的新历史进程。例如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或近代化、英文为modernization）是人类社会的空前进步。18世纪末兴起于西欧，19世纪遍及欧美，20世纪波及亚洲。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以信息化为主要内容的后现代化与知识经济的兴起则是新的历史进程。它取代现代化后，带给人类社会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但在繁华世界的另一面则出现了金融危机取代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跨国公司取代以往的垄断公司;曾作为工业化标志的汽车城底特律破产了;已取代“蓝领”的“白领”和中产阶层也走上街头开始抗议活动。诸多新问题要求我们对后现代化的新历史必须进行探讨。工业化的现代化历史固然是世界近现代史的重要课题，但是作为现代化历史的转型，即后现代化与信息化则是时代的新课题。特别是研究欧美历史，这些问题的探讨十分重要。历史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只有针对现实生活的需求去选择古今现的历史研究课题才有意义。顺应新时代的要求是我国史学改革的重要方向。
2.世界史学科的创新要加强学科理论的研究
历史的经验正是这样。伏尔泰、兰克对西方世界史学的划时代贡献，是与其在历史学理论上的突破分不开的。现今西方学者的全球史热潮也是与本世纪新创的文化形态史学论相关连。所以要在我国创新世界史学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不能认为这只是重弹老调，事实上还有大量的理论工作要做。
中国共产党人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过程与国际交往的实践中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国际斗争的战略策略原则都有许多真知灼见。如何把它们系统化、理论化成为新世界史学理论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世界史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课题。
我国学者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历史研究过程中，通过理论与历史实际的结合，对世界史规律问题有诸多新见解，例如，“纵横双向运动说”、社会形态多样化说、战争与和平的新学说等。诸多新理论，需要进一步丰富总结，使之完整化。这也是学科理论工作的重要内容。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我们研究和解读世界历史，如果没有一种新思想理念的支撑，那就很难有创新成就。
3.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创新要加强对崛起后中国的现实关怀
中国的发展使全体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关心世界，也更加迫切地渴望吸取世界的历史经验。对此的现实关怀首先要体现在教育方面，满足国人要加强世界理念的需求。应该承认我国国民的世界理念因历史的原因是有缺陷的，为使国民有正确而全面的世界观，世界史研究首先要关注教材的编写。在初期阶段可以集中优势力量编一两部统编教材。但进一步发展就要写出适用于不同层次、不同人群、不同地区特点的更加实用有效的世界史教材。同时也要编各种通俗化读本，普及与提高是相辅相成的。中国学者讲外国史有其难度和特殊性，要提高其学术地位。在我国已将世界史列为一级学科研究，这是十分正确的举措。
要为国人走出国门服务。伴随中国的发展，大量中国人和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各地，这是必然的。走出去不能盲目，必须要了解对方，不仅了解现在还得了解过去，不仅要了解其国内情况还得了解其国际联系。世界史读物能满足此需求。提高出国人员的文化素质，也是国家软实力的表现。一个国家国民了解外部世界的深浅是衡量该国家软实力的一项指标。为此世界史的研究必须“点面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要扩大研究领域，不能只局限于政治和经济状况。对于文化、宗教、民族习俗、生态环境诸问题也要重视，真正做到面对多样化世界展开多样化的研究。
【作者简介】张象，1934年生，山西省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著有《20世纪世界文化》《彩虹之邦新南非》等。
【责任编辑：全骜颉】
世界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世界客观形势与人们交往状况不断变化的要求;二是世界的哲学理念与学科理论的更新，从而能对世界史有新的解读;三是教育与学术环境的优化，能造就出大批专业人才，将世界的新变化和新材料落实于史籍。特别需要有能通古今之变，学贯中西且有跨学科本领的一批学科带头人，这样方能团结众多史学工作者，将学科发展到新的境界。
在国外，主要是西方国家的世界史学科，其诞生与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大时期：
第一时期：只能记述局部世界的历史
古代居民认识世界有一个过程，最初他们的已知世界是周边的局部世界，因而最初的世界史也只是局部世界史。在西方这一时期约有2000年，其间分为上古与中世纪两阶段。上古阶段的史学以希腊、罗马史学为代表。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前425年）被誉为西方史学之父。他的9卷本《历史》，记述希波战争，用了一半篇幅记述希腊人的已知世界，范围包括东地中海地区，小亚细亚、波斯、巴比伦、埃及和多瑙河流域。这部书也被看成是西方首部世界史著作。希罗多德也是西方首位世界史学者。罗马史学继承希腊史学传统，在记述罗马发展史时也记述已知的外部世界。例如著名的史学家波里比乌斯（约公元前200—前118年）的40卷《通史》，就将罗马史与相关外部世界史联系起来并从整体上给予记述。此后恺撒（公元前100—前44年）的《高卢战记》、塔西陀（约56—120年）的《日耳曼尼亚志》，都记述了罗马的外部世界，记述领域比希腊人要广，包括地中海西部、北非和西欧地区，但仍然只是局部世界，比如更远的东方世界对罗马人来说还是模糊的概念。
从5至14世纪，西方中世纪史学是由神学理念支配着一切的。基督教会十分重视世界史并构造了基督教神学型世界史编纂体系。它从“上帝创世纪”开始，讲述上帝安排的历史进程，历史的终极将是“上帝之国”在人间的实现。许多著作虽以“世界史”命名，实际讲述范围是基督传播的世界，异教控制区排除在外。这仍然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局部世界史。德意志弗赖辛主教鄂图（约1114—1158）所著8卷本《编年史》，在众多基督教史书中被誉为第一次有着世界历史联系概念的著作，他贯彻了基督教的“普遍主义”，故被誉为中世纪最伟大的史学家。
与基督教史学差不多同时并立的是阿拉伯—伊斯兰史学。据统计流传下来的史籍竟达10000余部，声望最高的有三位学者：塔伯里（838—923年）著有《历代先知与帝王史》40卷，被誉为伊斯兰史学创始者;马苏迪（？—956年），著有《黄金草原和珍贵宝藏》30卷，记载了他考查过的印度和东南亚地区;伊本·卡尔敦（1332—1406年），著有《阿拉伯人、波斯人及柏柏尔人》7卷，该书不仅讲历史，还提出新的历史哲学。这些学者记述的已知世界范围比基督教史学宽广，但仍限于伊斯兰教的传播世界，“化外地区”不受重视。它们和前者一样皆属神学理念支配下的局部世界史。
中世纪后期在西欧和阿拉伯世界都出现了一些旅行家写的游记，如1299年开始传诵的《马可·波罗行记》，1355年的《伊本·白图泰游记》等。它们介绍了中国和东方世界，扩展了西方人的世界视野，但均未在西方史籍中反映出来，也没有改变第一时期的基本状态。
第二时期：全面写实的世界史学的形成
15、16世纪是西方世界史学发展的转折点。从此开始突破神学史观对世界史学的束缚，并开始改变只书写局部世界史的局面。造成这一大转折有诸多原因，其一，是“地理大发现”开拓了西方人已知世界的视野;其二，“日心说”等项科学成果，冲击神学史观，使人们开始面对真实的世界;其三，文艺复兴运动使人文主义理念成为历史学家们的创新动力。所有这些因素的背后，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西欧的诞生。
转折需要时间，并非一蹴而就。从转折点到真正的世界史学科形成经历了数百年，包括三个阶段：
1.从局部到全球的地理观和从“神学”到“人学”的史学观的转变（15、16世纪至18世纪中期）。
“地理大发现”就经历有百余年。至于它影响人们世界地理观转变的时间就更长了。文艺复兴有数百年，影响人们人文主义世界史理念的形成也非一朝之事。新史观首先是从人们熟悉的本地区史开始，然后才影响到世界史编写理念的转变。如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里（1469—1527年）是通过编写《佛罗伦萨史》宣扬人文主义。他在其名著《君主论》中引用了诸多意大利以外的世界史论据，这对促进真正世界史学的萌生有积极作用。又如英国的托马斯·莫尔（1418—1535年）所著《乌托邦》、历史哲学家培根（1561—1626年）所著《国王亨利统治时期的英国史》都拨开了宗教史观的迷雾，为理智的世界史诞生开辟了道路。
2.理性主义的世界史学的诞生（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前半期）。
工业革命在西欧的兴起，工业制品开始销往世界，殖民主义“火与剑”行动遍及全球。这一切都使西方社会对世界史知识的需求迅猛增长起来。与此同时启蒙运动在西方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理性主义的盛行是对史学中的神学体系的有力冲击。在此条件下，真正的世界史著作纷纷问世了。1756年阿鲁埃·伏尔泰（1694—1778年）推出《论世界各国的风俗与精神》（中译本简称《风俗论》）一书，被誉为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史。该书不再从上帝创世纪为开篇，而是从古代中国讲起，它的横向叙述范围不再限于基督教世界，而是扩大到亚非美各大洲，并且开始把人类历史作为整体来观察，不过这仅仅是一种开始，它所讲述的主题和宣扬的模式仍然是西欧。
理性主义的世界史学在德意志得到长足发展，因为这里有过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以及普鲁士的“开明专制”。18世纪中叶从德意志哥廷根大学的史学讲座形成了哥廷根学派，该派弘扬伏尔泰理念，注重世界史研究。代表人物伽特尔（1727—1799年）提出要研究世界史如何布局的问题。哪些问题可写入？哪些不必写？怎样分期断限？他在《世界历史要览》一书中还明确提出了“古代”“中世纪”“近代”三个时段概念，该学派对世界史学科的贡献不能忽视。
3.具有一定科学意义的世界史学在西欧的形成（19世纪后半期）。
电气化和内燃机的应用是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标志。它使国际通讯与世界交通更加发达。以西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进入高歌猛进的时代。欧洲的民族主义国家已完全形成，它们对殖民地的瓜分正构成世界性体系。在这种背景下，真正的世界史学科的形成就具有了客观的历史必然性。19世纪中叶，它首先在德意志应运而生，尼布尔·兰克（1795—1886年）学派史学家担当了此重任。兰克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著有《拉丁和条顿民族史》、《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教皇史》等。他与其弟子提出了客观主义的实证理论，为其赢得史学界的领军地位。他们主张“如实记述”，用第一手材料说话，从而将历史学科推上科学化道路。兰克晚年在其威望极高时开始世界史著述。1877年他通过口述编纂了七卷本《世界通史》，这对科学化世界史的形成非常有促进作用。与此同时法国实证主义史学家杜律伊（1811—1894年）主编了《世界历史丛书》，拉维斯（1842—1922年）主编了《世界通史》10卷，英国剑桥学派史学家阿克顿（1834—1902年）主编了“剑桥三史”之一的《剑桥近代史》。这些动态都显示世界史学科在西方已完全形成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以世界民族国家为历史叙述单位，以“西欧为中心”是其主导思想。兰克认为只有欧洲的六大民族——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德意志、英吉利、斯堪的纳维亚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其他地区的诸民族不过是主流的“附加物”而已。他们用这种观点审视世界历史的变迁，所以兰克学派代表的世界史学科的形成，实际上是西欧资本主义处于盛世的一种表现。
第三时期：西方世界史学的革新（20世纪初—至今）
进入20世纪，世界形势又有巨变，伴随世界整体化的形成是危机与饥馑、战争与革命。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导致英法衰败、美日崛起。俄国与东方国家的革命运动方兴未艾。“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学受到现实的挑战，于是先后出现两次革新浪潮。
1.20世纪前期西方世界史学的革新浪潮。
最先向兰克学派的世界史学说“不”的是比较文化形态史学。它的第一位代表人物是德国的一位中学老师斯宾格勒（1880—1936年），他于1918年出版了《西方的没落》第一卷，1922年又出版了第二卷轰动整个欧洲。他认为世界历史是各种文化的“集体传记”。每一种文化都有生、长、盛、衰的过程。西方的“没落”是不可避免的。这种面对现实，又从世界整体性、综合性角度的论证确实很吸引人。他公开反对“西欧中心论”，认为世界历史文化有8种：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古典（希腊罗马）、墨西哥、阿拉伯伊斯兰和西欧。但他的进一步论证则另有结论。他通过比较认为8种文明，有7种已死亡，只有西欧文明虽已度过繁荣期，但还处于“反省和物质享受”阶段，与前7种文明比较，西欧文明有特殊的精神和特殊使命，是世界上唯一还有生命的优越文化。这样实际上是在宣扬一种改头换面的“西欧中心论”。
文化形态学世界史观的第二位代表人物是伦敦大学教授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1975年）。从1934年起他出版了12卷本的巨著《历史研究》，宣扬他的文化形态学世界史。与斯宾格勒的不同之处是他将影响世界历史的8种文明扩大为26种，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人们从文明观察世界的视野。他认为每个文明的价值是相等的，虽然都有兴衰过程，但衰亡是可以防止的。因而他反对“西欧中心论”。他还涉足外交，注重当代事变，参与主编每年一卷的《国际事务概览》。他用文明循环论解释历史，认为西方衰落是可以改变的。但他的英雄史观和西方文明优越论也使其《历史研究》陷入窘境，其巨著直到1961年才出齐，后来他想对许多地方进行修改而未能如愿。
与汤因比差不多同时而向之前的世界史学冲击的是法国年鉴学派。1929年1月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吕西安·费弗尔（1878—1956年）和马克·布洛赫（1885—1977年）创办了历史杂志《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公开声明要改变实证主义史学的束缚。他们注意荟萃历史学家之外的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等门类的学者，共同主张从总体上关心人类的历史活动，服务于人类的活动，并提出了“总体史学”的概念。第二代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1912—1985年）于1949年发表了名著《地中海与腓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该书从地理环境讲起，然后论及社会经济和政治外交，具体反映了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
这时期西方传统史学遇到的最大挑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苏俄的兴起。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全新的世界史学理论，但没有机会落实到具体的世界史编纂中。十月革命后在苏联陆续开展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世界史教研活动，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形成了体系。大学历史系规定世界古代史、中世纪史、近现代史和殖民地保护国新历史为世界史的必修课。在此教学与研究的基础上，苏联从1955年起陆续出版了多卷本《世界通史》。它以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划分历史阶段，重视人民群众和被压迫民族在历史上的作用。尽管它对世界整体化进程的主题重视不够，存在教条主义与大俄罗斯主义的缺点。但它深化了人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在推动学科走向科学化方面有诸多贡献，这是不能全然否定的。
2.20世纪后期的全球史浪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成为超级大国，而西欧诸国则降为二、三等国家，亚非会议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登上国际舞台。世界形势巨变的现实完全否定了“西欧中心论”。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于1955年在《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文集中呼吁要“跳出欧洲，跳出西方”、要关注“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时代”。1978年他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出版《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明确提出要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建立全球的历史观”。他还肯定苏联世界史学的成就，主张要看到苏联史学的发展变化。
美国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响应巴勒克拉夫的呼吁，1963年出版《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对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进行了实际的革新。接着又修订为教科书《世界史》，该书与斯塔夫里阿诺斯于1970年出版的《全球通史》一起将新全球史观推向了实践阶段。1990年杰瑞里·本特利主持的《世界史杂志》的问世，及其对跨文化史学研究的提倡，对于全球史研究热潮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00年本特里与赫格勒合著的《新全球史》是影响最大的一本教科书。全美国有70%的公立大学开设这门课，有的洲还规定中学也要讲全球史。
新兴的全球史观与此前文化形态学的世界史观虽有变化，但仍一脉相承。麦克尼尔把自己的书起名《西方的兴起》就是反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之意而用之，显示他们间的联系。他十分崇拜汤因比，写过《汤因比传》。他将全球各个文明作为一个不断变化的整体进行考查。他认为各文明间的交流，特别是高技术、高文化向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传播交流是世界历史的基本趋势。所以在他笔下的世界史仍然是欧美文明胜利进军的历史。斯塔夫里阿诺斯也是这样，他声称要站在月球上看地球，关注全人类和全球，不局限西方与非西方的界限，但在他实际纂写中并没有克服对东方历史停滞落后的偏见，以致有人批评其著作仍存有“西方中心论”的余毒。
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与国外一样，最初也是只能写已知局部世界史，时间长达2000年。但其转折要比西方晚400～500年，至今还没有像西方国家世界史学已进入形成后的革新期。
我国西汉时期史学家司马迁可谓是中国的希罗多德，他的《史记》设有大宛、匈奴等列传，记载了当时已知世界的情况，其范围东起朝鲜、西迄阿富汗、波斯。《史记》不仅是中国编年史的首卷，也是中国世界史的开端。司马迁可谓中国的第一位世界史学者。
班固的《汉书》继承《史记》的体例，继续设列传记载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与现状。此后24史一脉相承，除《陈书》、《北齐书》外均有外国传，到了清朝修《明史》，外国传的规模越来越大，记事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广。除正史外，古代中国还有诸多古籍记载外国事宜。例如1178年周去非写的《岭外代答》。1225年赵汝适写的《诸番志》，1368年汪大渊写的《岛夷志略》等。所有史书记载的范围大体上是东起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岛，南面包括东南亚诸岛和印度，其已知世界也是一个局部世界。不过可贵的是中国古史籍没有神学迷雾的笼罩，皆如实记载。对于更远地区如罗马（大秦）、埃及（黎轩）等地虽记述简略、不连贯，但概念尚正确。而西方古籍连中国名称都不清楚，直到1世纪时常写成两个地名，对于非洲直到14世纪时，他们绘的地图是向东伸展的无界大陆。而中国元朝的《舆地图》，非洲则是一个如实的倒三角形。
但中国古代史籍也有诸多弊病。梁启超曾批评它们“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等。特别是以“天朝为核心”的史观限制了人们视野。所谓的“天下”，实际上只指能“朝贡”的地区。明朝后期和清朝的锁国政策，对远处世界不重视。以至《明史》将葡萄牙（佛朗机）的位置写成在马六甲附近。直至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炮舰才使古老中国的世界理念有所改变。
新的世界史学在中国的出现与成长也非易事。其曲折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1.新的世界史地观念形成期（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上上下下不得不“开眼看世界”，改变了保守的“天下观”。一些先进人物开始了这方面的著述工作。1836年林则徐组织编译《四洲志》。1842年魏源扩充前书，编写了50卷的《海国图志》，1847年扩大为60卷，1852年刻本增补为100卷。1848年徐继■编写10卷本的《瀛寰志略》，着重对18个国家与地区的史地与社会政治进行介绍，成为当时中国人了解世界的最受器重的两部读物，而且传到日本，开启了日本的新世界观。由于当时的清政府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注重西方的“炮舰技艺”，对于其历史文化并不重视，约半个世纪在中国没有出现过一本有近代理念的世界史著作。不过这时期科学的史地观的转变对中国世界史学的诞生还是有益的。
2.以《西洋史》为主的世界史学在中国的萌发（约1900—1949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大事件：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的失败、清政府“新政”的实施、辛亥革命的成功等。新的事件使人们认识到“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亡而永亡”。学习西方不能只着眼于军事技艺，也要学习包括历史在内的文化与社会政治内容。为了使国人“知古今世界之变迁”，各类学堂都开设了西洋史课程。1902年京师大学堂开学，率先把《万国史》列为必修科目。辛亥革命后废除科举制度，大中学校大批兴办起来，普遍设置《西洋史》、《东洋史》课。教材主要译自日文的《万国史》著作，或编译自英文教材，这样出版的书约有30余种。
“五四”运动后一批在国外学习历史和人文学科的留学生回国，从而有了专职的《西洋史》教师，也开始有了中国学者写的有关专著。例如1919年北京大学始设史学系，西洋史课由留美归来的何炳松和陈衡哲讲授，何著《西洋百年史》、陈著《西洋史》被商务印书馆于1924—1926年多次再版并推荐为中学教材，1927年雷海宗先生留美归来，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授西洋史。同时期欧美的有关名著也被翻译到国内，如英人韦尔斯的《世界史纲》，美国的卡尔登·海士和汤姆·蒙合著的《近代世界史》都在国内十分流行。
进入30年代国内学者对世界史的专题研究也显示成果，主要集中在国际关系，中外关系和外交方面。“九一八”事变后王芸生在天津《大公报》连载《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长文，后集成7册史科与研究合一的专著，影响极大，也很有水平。另有张星■编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冯承钧著《中国南洋交通史》、向达著《中西交通史》、周鲠生著《近代欧洲外交史》等由中华书局、商务部印书馆出版。1936年王绳祖编写《近代欧洲外交史》作为教材，也堪称创举，抗战后张铁生著《近代国际关系史》皆属难能可贵之作。
3.世界史学科在我国正式建立（约从1949年前后至1978年）
在我国，真正全面、科学的世界史学科的创建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事。造成这一历史大转变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是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中国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从开罗会议起，中国就成为世界四大国之一，联合国建立后又成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而西洋史体系没有中国地位。中国人的心态再也不能接受了。进步的历史学家们都在寻求改变，周谷城先生于40年代在复旦大学文法学院讲世界史，并于1949年4月出版，突破欧洲中心论的三卷本《世界通史》就不奇怪了。①
二是苏联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和亚洲的中、朝、越、蒙新政权的诞生，都宣告了马列主义的历史性胜利。改变《西洋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在世界史教研中贯彻马列主义是新时期的迫切要求。苏联史学界在这方面已有几十年探索，学习苏联是当时所有进步学者的共同渴望。当时有些学者，如吴清友先生从1940年起就着手翻译苏联刚出版的《殖民地保护国新历史》。②该书1947年在大连开始出版。苏联鲍爵姆金主编的《世界外交史》也被中国学者翻译于新中国成立前。1949年后大批苏联世界史著作被翻译出版，对我国世界史学的革新创建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能抹杀的。
三是新中国的外交实践和出现的新问题需求。如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亚非会议等，如何解读新中国的国际关系，揭露帝国主义大国的本质，歌颂国际工人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等问题，都需要有新的世界史研究和教学工作来配合。
完成这些新任务的主要有两代人学者。第一代是新中国成立前大学毕业或留学归国的世界史学者。他们在这时期一般都任教学的主讲者和研究工作的学术带头人。
第二代人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其中少数是50年代初期派往苏联留学归来的学子。这一代人在当时一般是承担辅助工作。两代学者各有优缺点，不过勤奋敬业、无私奉献是共同的特征。
为创建新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全国有三个单位表现特殊：
其一是北京大学一直起着领头的作用，其历史系和外语系及相关外国问题研究的部门保留有较多的知名学者，他们是诸多世界史学科的带头人，历史系主任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他参与制定全国性的史学规划，其中也包括世界史学科规划。①
其二是东北师范大学，它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于1946年2月创建的东北大学，教师干部来自延安，为实现“东北是全国解放基地”的战略，东北师大的各科系重视为全国培养相关人才。1948年正规化后从京津、宁沪调去许多知名学者。如林志纯（日知）、郭守田、刘祚昌等带领朱寰等青年教师与苏联专家配合于1953年起办研究班，在世界古代史方面培养了不少人才。1955—1957年受教育部委托又请苏联专家在东北师大举办了世界古代史和远东与东南亚史等大学教师进修班，培养了一大批相关人才。后来有人称东北师大是中国世界史学的“摇篮”，此说有一定的道理。②
其三是南开大学，抗战时期南开与北大、清华组成西南联大，一度成为中国的文化学术中心。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大历史系主任、原西南联大文科研究负责人郑天挺教授调到南开任历史系主任，清华历史系主任雷海宗教授调到南开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他们还带来一些教师到南开，这样使南开历史系成为“小西南联大”，专家荟萃，学界瞩目。1953年翦伯赞与郑天挺任正副组长规划全国历史系课程，正式将世界史分为上古史、中世纪史、近代史、现代史和亚洲史5门类，这样的学科划分在国内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54年雷海宗先生编写《世界上古史讲义》，它被教育部定为全国第一批高校交流讲义。③吴廷■先生领导建立亚洲史教研室。为适应亚非会议后社会上对亚非史的知识需求，该教研室黎国彬先生编写并出版了国内第一本亚非国家历史专著，印度尼西亚史。杨生茂先生是国内最早的中学世界史教材和教育部主持制定的世界近现代史教学大纲参与编写者。梁卓生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从美国归来成为当时国内少有的第一批世界现代史专职教师。1958—1961年为了弥补国内较奇缺的亚非拉读物，该系教师与研究生以“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集体名义出版了关于中国与阿拉伯关系、亚非拉民族解放斗争的6本书。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④《历史教学》是当时国内地位仅次于《历史研究》的学术期刊，南开历史系是主要创办者之一，总编辑是世界史专家吴廷■先生，编委特别是世界史方面编委也多为南开老师，该刊对推动我国世界史教学与研究，有过不寻常的贡献。
这时期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成果，最有代表性的是196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它不同一般著作，具有特别的权威性。它虽然由周、吴主编，但策划组织者是中宣部和教育部。再者它很有群众性，吸收了全国各地自1949年以来的有关成果。从各卷主编、参编人员和与此著相配合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的各卷参编人员看就反映了这一点。①
还需指出的是该4卷本通史虽有苏联史学的影响，并不全然如此，它也有自己的特点和创新之处。因为当时国内的思想大环境已变化，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我国开始重新认识苏联史学的影响。杨生茂先生是该书后两卷主编之一，也是南开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据他向我们介绍，当时编写组十分重视创新问题，例如在如何将中国写入世界史，如何写亚非国家古代社会性质，如何突出亚非历史地位，如何处置与苏俄有关的远东问题的表述等，编写组都有不同苏联著述的看法。近来我国学界有一说法，把这时期我国的世界史说成是“苏联体系占统治地位时期”，此概括欠准确。实际情况并非全然如此，特别在教学领域，当时的主讲教师虽然重视学习苏联经验，但他们自身已往在西方留学的经历和掌握的材料都使之不可能完全照搬苏联的一套。
这部书作为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世界史著作确实有很大意义。但它并不标志中国世界史学科已形成，因为它还不完善，缺少现代史部分。与其同时问世的资料丛刊和世界史通俗读物丛书，都只是开了头就中断了。全国还没有一份世界历史的刊物。后来因外交需要编译不少外国史著作，其人员多从别的部门抽调而来，编完即散，对学科建设作用不大。所以1978年前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只是开始建立，而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4.中国世界史学科突飞猛进的年代（1978—2014）
改革开放迎来了中国科学的春天，世界史学科也不例外。它呈现突飞猛进的新局面。国内经济发展现代化，政治稳定宽松。国际形势和平发展成为主题，全球化趋势与中国崛起，都为学科的突飞猛进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条件。这时期有四代学人在为学科建设而奋斗，除了上述两代人之外，又增添了第三代，即恢复高考后成长的大学生研究生和21世纪毕业的第四代学人。二、三代人是这时期主力。
1979年4月在北京召开全国世界史学科新规划工作会议。这是学科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在以陈翰笙为首的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的努力下，全国又从建立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开始，共建了10多个世界史学的研究会，这有助学科的交流和组织工作。②
各学会建立后首先面临的工作是“拨乱反正”，清理已往“极左”思潮和苏联世界史体系的不良影响。主要表现是：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过分突出政治史、革命史、忽视经济、文化史。即便讲经济也只是作为政治斗争的背景，讲文化从近代后期起便绝迹于通史，至于普通人的生活、家庭，特别是心态及人口、环境等情况都排除于历史之外。再者因受“路线斗争”的影响，对人物、制度、事件的评价有简单化、片面化、绝对化倾向。苏联史学的教条主义影响主要表现在历史分期的“一刀切”、社会性质表达的绝对化及一些大国主义观点曲解历史的问题。
为了克服这些问题，80—90年代出版的世界通史和断代史有数十种之多。③它们都不同程度地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其中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6卷本《世界史》，④由高教出版社在1992—1994年出版，该著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在史学史上第一次实地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学理论，从体系上落实了人类社会从分散到整体的过程，这在国际史学界也是独树一帜的。它还摒弃了“当代人不能写当代史”的陈规陋习，将现代史和当代史专设两卷。这样的比例安排在国际学界也是少见的。特别是现当代卷中还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些新概念。⑤
随着20世纪终结和新世纪到来，为适应新形势变化，齐世荣先生又主编了4卷本《世界通史》，与廖学盛共同主编《20世纪历史巨变》，这是对6卷本的继续与发展。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世界历史》总编委会主编了18卷38册的《世界历史》（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在2010到2012年出版）。
除通史成就之外，这时期的世界史学成就还表现在如下方面：
不少第一代学人，老专家的多年研究成果过去得不到出版，现作为国别史专著或专项著作出版了。随后是大批国别、地区史专著的涌现。①在国际关系史方面，过去曾有成就，现在除了有各种简编著作问世适应教学外，还有十卷本的综合著作出版，特别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及某大国对外关系史的研究有相当的深度。关于国关理论问题也开始研究。②在经济史方面的新成果是对现代化的研究。从理论到实践，从全球综述到国别论述都有新著出版。③在文化方面，中外文化交流史是我国学者已往的强项，现有新著更能达到世界水平。④现当代世界文化在中外教科书中都是薄弱环节，现也开始探索总结成书。⑤
我国世界史研究中的空白领域从此开始填补。成就最突出的是史学理论和外国史学史的研究。⑥在全世界史学界也属新兴领域的环境史、生态史在我国也开始起步了。⑦此外世界史没有工具书的状况开始有改变。⑧
据不完全统计2001—2005年我国发表世界史论文3500余篇，出版专著500余部，⑨但其中非洲史论文仅寥寥几篇。这种严重不平衡的状况，是学科处于幼年时期的常态。论文引文的资料来源80～90%是英文，甚至写俄、法和西班牙语区问题的也都使用英文资料，至于论题内容多为史实的重述及国外情况介绍，综合性、理论性论题极少，反映了多数作者的功底尚不厚，因此可以说在学科取得辉煌成就的背后，仍存在着幼稚和基础弱的问题。齐世荣先生是我国老一代世界史学者中较年轻的一位，1979年以来一直为学科带头人。他了解我国史学界的过去也了解现在。他认为我国的世界史学“从总体上讲水平还不够高”，还需要经过几十年的基本建设，才能进入真正的“发展时期”。⑩这是实事求是的科学估计与建议。
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尽管尚处于基本建设的形成期，但是新时代潮流的到来，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国际史学动态的挑战，都要求我们必须创新前进。怎样创新呢？笔者认为在总结过去的基础上应从三个方面努力：
1.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应加强“新历史”的教学与研究
所谓“新历史”主要指三领域：
其一，在时间上是最近的历史，即世界现代史和当代史。我国古代史学传统是每个新兴朝代要编纂前朝的历史。至于以前的历史也可以重新整理，不过首要的任务是编写刚过去的历史。世界历史已进入21世纪，着重研究20世纪史，特别是其后半叶历史，是时代迫切的需求，经济全球化已是21世纪的基本特征。这反映了人类社会在向全球化过渡，全球化比整体化又高了一个层次。既然世界史是研究人类社会从分散到整体的进程，对于这一新的进展怎能不关注呢？所以加强现当代史的教学与研究是当代学者义不容辞的头等责任。
其二，“新历史”在地域方面要写新兴国家的历史。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涌现于20世纪，将在21世纪的历史舞台上发挥作用，扮演历史的主角。如果我们当代历史学者不重视这些正在崛起的新历史角色的演变，那就不是一个有开阔历史视野的历史学家，充其量不过是“说书匠”而已。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主要集中在亚非拉和东欧大洋洲等地区，对这些地区的研究一直是我国史学领域中的弱项，新时代浪潮的冲击要求我们必须将弱项变为强项。
其三：“新历史”要注重研究发达国家刚发生了的新历史进程。例如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或近代化、英文为modernization）是人类社会的空前进步。18世纪末兴起于西欧，19世纪遍及欧美，20世纪波及亚洲。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以信息化为主要内容的后现代化与知识经济的兴起则是新的历史进程。它取代现代化后，带给人类社会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但在繁华世界的另一面则出现了金融危机取代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跨国公司取代以往的垄断公司;曾作为工业化标志的汽车城底特律破产了;已取代“蓝领”的“白领”和中产阶层也走上街头开始抗议活动。诸多新问题要求我们对后现代化的新历史必须进行探讨。工业化的现代化历史固然是世界近现代史的重要课题，但是作为现代化历史的转型，即后现代化与信息化则是时代的新课题。特别是研究欧美历史，这些问题的探讨十分重要。历史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只有针对现实生活的需求去选择古今现的历史研究课题才有意义。顺应新时代的要求是我国史学改革的重要方向。
2.世界史学科的创新要加强学科理论的研究
历史的经验正是这样。伏尔泰、兰克对西方世界史学的划时代贡献，是与其在历史学理论上的突破分不开的。现今西方学者的全球史热潮也是与本世纪新创的文化形态史学论相关连。所以要在我国创新世界史学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不能认为这只是重弹老调，事实上还有大量的理论工作要做。
中国共产党人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过程与国际交往的实践中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国际斗争的战略策略原则都有许多真知灼见。如何把它们系统化、理论化成为新世界史学理论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世界史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课题。
我国学者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历史研究过程中，通过理论与历史实际的结合，对世界史规律问题有诸多新见解，例如，“纵横双向运动说”、社会形态多样化说、战争与和平的新学说等。诸多新理论，需要进一步丰富总结，使之完整化。这也是学科理论工作的重要内容。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我们研究和解读世界历史，如果没有一种新思想理念的支撑，那就很难有创新成就。
3.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创新要加强对崛起后中国的现实关怀
中国的发展使全体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关心世界，也更加迫切地渴望吸取世界的历史经验。对此的现实关怀首先要体现在教育方面，满足国人要加强世界理念的需求。应该承认我国国民的世界理念因历史的原因是有缺陷的，为使国民有正确而全面的世界观，世界史研究首先要关注教材的编写。在初期阶段可以集中优势力量编一两部统编教材。但进一步发展就要写出适用于不同层次、不同人群、不同地区特点的更加实用有效的世界史教材。同时也要编各种通俗化读本，普及与提高是相辅相成的。中国学者讲外国史有其难度和特殊性，要提高其学术地位。在我国已将世界史列为一级学科研究，这是十分正确的举措。
要为国人走出国门服务。伴随中国的发展，大量中国人和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各地，这是必然的。走出去不能盲目，必须要了解对方，不仅了解现在还得了解过去，不仅要了解其国内情况还得了解其国际联系。世界史读物能满足此需求。提高出国人员的文化素质，也是国家软实力的表现。一个国家国民了解外部世界的深浅是衡量该国家软实力的一项指标。为此世界史的研究必须“点面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要扩大研究领域，不能只局限于政治和经济状况。对于文化、宗教、民族习俗、生态环境诸问题也要重视，真正做到面对多样化世界展开多样化的研究。
【作者简介】张象，1934年生，山西省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著有《20世纪世界文化》《彩虹之邦新南非》等。
【责任编辑：全骜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