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修与《严修日记》
严修是近代著名教育家、南开系列学校的“校父”，亲身参与了清末、北洋时期许多重大事件。他一生致力于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实践，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模式。严修有日记的习惯，留有一部跨越54年的日记手稿。这部日记内容丰富，保存有大量珍贵的教育史、政治史、社会史、地方史的一手记录，是研究这一时期的重要史料，值得学界深入挖掘。
严修（字范孙，1860—1929年）是近代著名教育家、南开系列学校的“校父”，也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自幼读书治学，1883年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1886年散馆授编修。1894年任贵州学政，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并于1897年奏请开经济特科，发科举改革、戊戌新政之先声。因此得罪座师、翰林院掌院徐桐，1898年任满回京，即请长假。返津后，延聘张伯苓为塾师，从此两人长期合作共办新学。1902年自费赴日考察教育。1904年受直督袁世凯之邀，总理直隶学务，上任前再赴日本考察。回国后，推广新式教育，创建一系列新学堂，并改家塾为敬业中学堂（后改名南开学校）。1905年学部成立，任侍郎，推动全国教育改革，制定了中国首个官方颁布的教育宗旨，积极推动教育的近代化。1909年请假回津。清末至民初，屡拒各方邀请，不再出任官职，专心从事文教、公益事业。1912至1914年先后赴日、欧考察。1915年，袁世凯欲复辟帝制，严修以故交入都力争，不得。1918年，赴美考察。1919年同张伯苓等创建南开大学。1927年，与同仁筹立崇化学会。1929年逝世。严修一生经历了晚清至民国北洋政府时期近70年政治社会的巨变。他终身记有日记，其中保存了大量中国近代政治、社会、教育、对外交流的珍贵史料。
严修生前身后曾得到很高评价，被誉为“教育界之道德家”。①出版于1918年的《当代名人小传》中，严修被列为教育家之首。严修去世后《大公报》发社评，称他“殆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②他的学生周恩来也曾说：“严先生是封建社会的好人。”③历史学家傅斯年曾欲作北洋时期历史曰《民国北府记》，计划单独做传者二十余人，其中以严修为“清正”列传之首。④至于自袁世凯以下北洋时期大小政要，更是将严修作为当代严子陵（两汉之际隐居的高士），仰之弥高。
对于严修这样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现在的研究仍嫌不足，一个主要原因是大量资料尚未得到很好的整理和利用。严修一生留下大量文字资料，包括日记、书信、诗文、书稿、札记以及任官期间的档案。其中一部分曾在严修去世后出版过，但都已非常罕见。在这众多史料中，《严修日记》最为珍贵。从现存日记手稿看，严修从17岁开始记日记，一直记至70岁去世前一个月，前后跨越54年，虽有间断，但总体上相当完整。
清代士人多有记日记的习惯。严修就曾研读过钱大昕、曾国藩等先贤的日记，他的师友中也不乏记日记者。不过对他影响最直接的是其父严克宽。严克宽是一位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盐商，在世时热心地方慈善公益事业，在天津开办有育婴堂、施材社、惜字社、备济社、牛痘局、灯牌公所等。①严修终身从事公益、教育，正是遵父之道而行。在修身方面，严修对父亲十分佩服，曾撰写《先父仁波公事略》歌颂其德行，文中提到父亲记日记的情况：
吾父中年以后，日有日记，记身过、口过、心过。尝以事诃叱仆人，修窃异之。越日，见日记册中果有自讼之语。②
严修学习了父亲记日记自省的方法，他的第一本日记《丙子日记》中就有“身过、口过、心过”栏目，或许用的就是与父亲同样的日记本。严克宽去世后，严修曾将“先考日记四本又信稿一本，交秀文斋装潢”。③可以说严修写日记习惯的养成，正是得自其父真传。
严修一般于晚间记日记。据他制定的一个日程计划，写日记是每日亥初（晚9点）的任务，④大体上是当日记当日事。有些日记先作草稿，后复钞写。如《欧游日记》全用正楷，即为乙卯（1915年）九月誊写。但也有时因各种原因，当时未记事后补写。如丁亥五月十九日、庚寅四月初七日、甲午九月十七日等有“补日记”的记录。此外还有一些日期记错，于文后注明者，如：“王云翁来。系昨日。”可知非当日所写。但这些补写一般不会相隔太久。就笔者目前所见，相隔最远、篇幅最大的一次补写见于壬辰（1892年）七月一日日记：“自庚寅九月逮今，日记中辍，匆匆将已二年。”可知现存的庚寅、辛卯、壬辰日记中都有大量内容为此后所补。虽然如此，这次补写基本上有书信草稿、诗文、会课或随手所记资料为依据，可信度和准确度还是有一定保证的。
严修早年日记多用印好栏目的日记本。如丙子日记和丙戌正月十三日至三月三十日日记用一种版心印有“毋自欺堂”字样的日记本。甲申至丁亥上半年（除上述一册丙戌日记外）共五册题为“恒斋日记”一、二、四、五和“无恒斋日记”，使用的是另一种日记本。丁亥下半年至甲午日记（另有甲辰日记与甲午同期写于一册）又是一种日记本，版心印“香馆”三字。还有一种版心印“枣香书画室”字样的日记本，只一册，记录有戊戌、己亥、辛丑、壬寅、癸卯几年的日记。以上四种日记本虽略有不同，但均印有栏目，如将每日按“晨起”、“午前”、“午后”、“灯下”四个时段分为四栏;又有“记事”、“杂识”、“日知”等栏用于日常备忘和读书札记;此外第一种日记本还有“身过、口过、心过”、“敬、怠”等用于自省的栏目。此外，庚寅日记、使黔日记（甲午九月至戊戌五月）、戊戌日记（五月至十二月）和癸卯以后的日记本则多用白纸或条格纸装订而成，无栏目。日记中对日记本的印制也有记录，如甲申三月十五日记有“敏斋借去日记板”，可见严氏曾为日记本专门制板，还曾借友人印刷。又如丁亥七月初一日“穆某送新印日记册来，嘱其再印十册”，七月初五日“刻字铺送来日记十本”。这指的是上述版心为“香馆”者，这种本子严修自丁亥秋冬起使用了8年多，共有15册。
严修在有生之年，至少对日记做过一次大规模整理。据乙卯（1915年）九月二十九日日记云：“检笥中存昔年日记，装订之，自朝至暮。”⑤严修亲自整理了此前的日记，重新进行了装订，并在个别地方做了注释（如丙子日记十月十一日“与侯子贞同车回”句下写道：“是时无人力车，同车者骡车也。乙卯九月注”）⑥。现在看到的严修早年日记都有两重封面，应该就是此次装订的结果。另外，早期日记本尺寸较大，可能装订时为了做统一的函套，所以对本子做了剪裁。有些写于页眉、页边的文字被裁了去。
严修常和友人交换日记。如癸巳二月二十九日“看体仁日记”，甲午九月十七日“阅式金日记”。因为日记中记有功课进展情况，通过互读日记，起到相互激励的作用。严修也将这种方法运用到子弟教育中，通过查阅日记，督促学习。如癸巳二月二十九日严修接到自天津寄来的四弟、五弟日记仿本，看后于三月初十日寄回。⑦在贵州督学期间，严修也常写家信，要求几个儿子将日记寄来检查，并反馈读后感想。严修还通过阅读儿子的日记，补充自己日记缺漏的内容。如戊戌十月一日至十一月初六日日记即表明“以上据智崇日记”。①
不仅如此，严修还推广日记法，用于劝学。任贵州学政之初，严修便作《劝学示谕》，将“劝行日记法”列入五项劝学内容之一，作为指导黔省士子读书、省身、记功过的重要方式，并提出“本院于覆试之日当索观之”，即对日记进行检查。②
日记法是严修砥砺学行的重要心得，他将此坚持终生，并在临终前，仍不忘嘱咐子孙要坚持记日记。③
严修逝世后不久，家人便对其日记、信草、文稿等进行了初步整理，④其后又将手稿捐赠给天津图书馆，其中日记共计13函74册。据赵元礼《香馆使黔日记序》可知，严修的后人曾有将其日记陆续整理出版的计划。⑤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很长时间只有《香馆使黔日记》（严修赴任贵州前后近五年日记）于1935年影印。2000年严修诞辰140年之际，南开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日记全文，终于让读者一窥全豹。2012年天津图书馆影印出版馆藏严修手稿，再次收录日记全文。不过由于手稿多用行草书写，且有多年记于一册，或一年记于多册等情况，需要专门进行整理，才可更好地利用。此前，已有部分日记整理出版，如《香馆使黔日记选辑》（刘泳唐选辑，1986年）、《严修东游日记》（武安隆、刘玉敏点校注释，1995年）等，品质较高，但仅占日记很小篇幅。笔者近年致力于将严修日记全部整理点校，其中1876—1894的日记已于2015年3月出版。
《严修日记》记事内容广泛丰富，天气、读书、通信、购物、交游、自我反省，以及对时政、社风、他人的观察、看法无所不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中包含了大量珍贵的教育史、政治史、社会史、地方史一手资料，特别是利用日记与其他史料相参照，可以发现许多值得研究的线索。兹举数例略作说明。
1.《严修日记》对近代教育的记录
作为近代重要的教育家，严修日记中有大量关于教育史的记录，这里仅举严修与近代教育宗旨的关系为例。清末新政一项重要举措是教育改革，1905年学部成立，严修任侍郎，制定了中国有史以来由国家颁布的第一个教育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宗旨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初一日上奏，当日朝廷下谕旨布告天下。《严修日记》可见奏稿起草过程：
七钟起，芸生、小庄来商订文稿。（丙午二月初六日）
七钟起，芸生、小庄仍来商订文稿。午未到署，改文稿。（二月初七日）
七钟起，仍改文稿。（二月初八日）
仍改文稿，小庄、云生俱来。（二月初十日）⑥
现存严修手稿中也留有这一奏疏的草稿。⑦据此可以确认这一教育宗旨出自严修之手。学部成立最初两年，由于尚书荣庆对西学、新学并不熟悉，教育改革实际大多由严修主持和推动。日记中芸生、小庄指刘潜、陈宝泉，时任学部主事，均为严修在直隶学务处时的故吏，因此奏稿明显带有直隶办学的特色。⑧
从日记中，还可看到严修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教育宗旨，即“民国元年教育宗旨”的关系。鼎革易代，教育问题也需作出新的调整。1912年，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召开，教育总长蔡元培致信严修，邀他参加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严修虽婉言谢绝出山，但仍关心教育政策的制定。此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讨论新的教育宗旨。会后，严修专门找到参会的张伯苓，谈了自己的看法。日记中记道：
访伯苓于南开中学，为教育宗旨事。初蔡总长拟教育宗旨五项：一道德主义教育、二军国民主义教育、三实利主义教育、四世界观教育、五美感教育。而教育会会议时竟将四、五两条取消，大奇大奇！余劝伯苓力争之。（壬子七月二十一日）①
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新教育宗旨是对“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旧宗旨的扬弃。其中前三项内容是在“三尚”基础上提出的。②此外，新宗旨取消了忠君、尊孔两项，新增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作为旧宗旨的制定者，严修对新宗旨没有丝毫抵触，反而积极拥护蔡元培的全部主张。根据日记可知，新宗旨起初没有得到教育会议的通过，而严修劝张伯苓“力争”保留蔡元培的主张。后来正式颁布的教育宗旨，加上了美感教育，不知是否有严修之功。日记为我们理解这段教育史的重要事件提供了信息。
严修对教育宗旨的探索从未停止。1918年，严修、范源廉等赴美国考察教育，此时张伯苓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学。他们会合后，常常一起研究、辩论。日记中记到：
伯苓每日往大学师范部听讲两次，至夕则来寓为余讲述……昨议定自今日始。（戊午七月八日）
夕听讲，晚与伯苓谈吾国教育，辩论许久。（七月十七日）③
讨论期间也涉及教育宗旨。一次，张伯苓问道：“先时吾国教育目的，为尊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而今又当如何增减？”并问究竟“何为教育宗旨？”④
之所以有此问，是因为1912年教育宗旨颁布以来，教育界对宗旨问题仍未形成共识，受到复古思潮、实用主义教育、新文化运动等来自不同方面的影响，几度废止，议论甚多，莫衷一是。通过在美的考察学习，严、张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认为教育宗旨“当本其国情而定之”。⑤这里的“国情”指的是国家、国人存在的问题，“本其国情而定”就是要对症下药。以往中国的教育者主要是希望引外国教育模式作药，来治中国的病。此时经过深入观察与思考，严修、张伯苓认识到教育宗旨不能仿造，既需要学习先进，也需要依据本国国情实行变革，适合国人需要，解决中国问题。这也就是南开大学后来提出“知中国服务中国”、教育“土货化”的思想基础。⑥
2.《严修日记》对时人活动的记录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人物，严修交游广泛，与张之洞、张佩纶、徐桐、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胡适、陈独秀、张伯苓、周恩来等重要人物多有来往。《严修日记》的内容可以充这些人物的部分信息。
如，严修日记中关于康有为、梁启超的活动有生动记录。严修在戊戌日记中记下了他第一次见到梁启超时的情形。此时严修由贵州学政任满回京，先至上海，再乘船赴天津。就在船上巧遇梁启超、康广仁：
余舱外有一人，堆行李于船阑之内，而徙倚以待。余开窗问姓名，曰南海康姓。问晋京何往。曰访人。又细问之，乃知即长素之侄（按：实为弟），因伴送梁君卓如而来也。卓如力疾行，康左右之。康名广仁……未正三刻开船，梁君卓如偕康君来访，谈一小时许。康君谓梁君曰，数日来未曾说如许多话，今日话已多矣。乃去。（戊戌三月初一日）⑦
转日严修回访梁启超，并遇到汪钟霖：
至大菜间第四号，访卓如。坐中遇汪甘卿钟霖，苏州癸巳孝廉，现主《蒙学报》，畅谈甚久，浑忘卓如之病也。既而〈王〉〔汪〕去，余又小坐，亦去。（三月初二日）⑧
严修的记录可为《梁启超年谱长编》作一补充。梁氏此行进京正是要与康有为发起保国会，广揽同道，开展变法活动。严修于前一年首倡开经济特科，是为“戊戌新政的原点”（此即梁启超语）。⑨可能正有感于严修为维新同道，梁启超虽在病中，仍主动过访。而严修亦久慕康梁学说，故而二人相谈投契。虽然日记中没有记下所谈内容，但从二人恋恋不舍之状，可以断言绝非简单寒暄。不久，严修在北京与康有为有过一次长谈：
拜会徐艺甫，兼晤子静前辈。时康君长素在坐，畅谈良久。（四月初四日）①
《严修日记》还记下了康、梁在京一次约会日本公使的情况：
接梁卓如来字，约明日到江米巷办馆陪日本公使。主人：卓如、长素、李孟符、徐艺甫。客：建露、夏虎臣。（四月初九日）②
康、梁邀请严修也来参加这次会晤，虽然第二天“公使因翻译患病，不得来”，③但也可见严修与维新人士关系是比较亲近的。严修似乎并未加入保国会，或直接参与变法活动。这主要是他“因经济特科之奏，见绝于徐荫轩师”。当时的翰林院掌院、严修的座师徐桐以保守著称，不容严修的维新思想，将他开除门籍、断绝来往。老师兼上司的不满，让严修在官场已无法立足，于是“请假回籍”。④不过，严修也因此躲过了政变后的党人之祸。直到去世前，他还为此自道“侥幸”。⑤
严修与康、梁的交往一直持续到晚年。但时移势易，三人对政治的理解已发生了变化。此时康有为仍岌岌于政治活动，几次赴严修家中，试图邀其参与：
会客：康南海及其婿潘。又徐善伯来访。南海谈约一小时，仍申复辟之说，但主虚君共和耳。（癸亥五月三十日）
康更生偕徐、潘二君来访，久谈。（六月六日）
会客：康更生及其婿潘君……答拜康、潘、徐三君。（六月十一日）⑥
康长素、徐善伯同来访。长素因本日得武汉失守之耗，忧惧特甚。伊云，前日晋京，系催促张宗昌出兵也。（丙寅九月八日）⑦
日记反映了康有为为复辟的奔走，以及对北伐军的恐惧。从日记记述的语气可读出，严修对康氏活动是不屑的。严修虽在晚清时深受康有为影响、赞同君主立宪，但此时他十分清楚民主共和已经深入人心，无论是二元君主制还是虚君共和制都已不适合中国。也因此，他既反对袁世凯变国本，更避见同在天津的前清逊帝。
相比而言，严修与梁启超的主张更为接近，交往也更频繁。1921年梁启超应聘南开大学主讲中国文化史，1922年1月讲稿编成《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出版。严修于第一时间（1月27、28日，恰为乙未除夕、丙申春节）通读一遍。⑧2月6日，严修记道：
至南开学校听梁任公、陈哲叔（指严修表叔、教育家陈哲甫）演说，是日学校开学日也。演说毕，陪任公到大学闲谈。任公招大学学生蒋、黄、王、陈四人讨论学术研究方法。小庄、哲叔继至，同在学校晚饭。饭后又听任公述戊戌、丙辰两次出京脱险事。
他们一直谈到晚上九点，才尽欢而归。⑨这一年南开大学开始建设八里台校区。梁启超计划在南开大学新校址中开办东方文化研究院，得到了南开的支持。虽然这一计划最后并未成功，但晚年梁启超关心中国的教育事业，与教育家严修保持着密切联系，《严修日记》多处提到两人在不同场合的会面、长谈。
3.《严修日记》中晚清至北洋时期的天津士绅
士绅在中国近代历史转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群体。由于天津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晚清至北洋政府时期的特殊地位，造就了具有地域特性的士绅。总体上看，这一群体中的人年辈相近、价值取向相似，不少人身具士、商双重身份。他们中的多数人在洋务运动中度过青少年，政治上倾向改良主义，思想上既坚持中学本位，又注意向西方学习。他们同情或支持康梁的维新运动，又积极参与清末新政改革、立宪运动，直到北洋时期都在天津地方事务上拥有主要话语权。深入研究天津士绅，对于理解中国近代士绅阶层和进一步探讨中国近代史都是有益的。
严修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天津度过，由于他曾任翰林编修、直隶学务督办、学部侍郎等清要显赫的官位，其家族在盐业和实业界具有重要地位，又与本地各望族有着盘根错节的婚姻、交往关系，可以说他是天津近代士绅核心人物之一。以严修弟子高凌雯编著的《天津县新志》“荐绅表”所列光绪、宣统朝的625人为例，①这些人多数能在《严修日记》中寻到踪迹，有些人则频繁出现。利用《严修日记》，再参以其他史料，可以勾勒出一个天津士绅关系网和活动的大事记，为天津士绅研究提供重要的线索和依据。
除了上述关于近代人物、近代教育、近代天津的史料外，《严修日记》中也有不少反映清末民初政治事件的记录。虽然严修并不热衷政治，但由于他与袁世凯、徐世昌等晚清、北洋时期军政要人的关系密切，所以日记中不少内容也可作政治秘闻看。《严修日记》中还有大量文字反映了时代风貌，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此外，严修一生游历颇多，除京津常住之地，国内曾至河北、河南、湖北、湖南、贵州、上海、浙江等地，国外曾遍游欧、美、日本，对途中名胜人文都有认真观察、生动描写。
总之，严修作为清末、北洋时期许多重要事件的参与者和观察者，见证了当时中国的变局。《严修日记》是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史料富矿，值得学界深入挖掘。
【作者简介】陈鑫，男，1982年生，天津人，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史、教育史。
【责任编辑：全骜颉】
严修（字范孙，1860—1929年）是近代著名教育家、南开系列学校的“校父”，也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自幼读书治学，1883年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1886年散馆授编修。1894年任贵州学政，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并于1897年奏请开经济特科，发科举改革、戊戌新政之先声。因此得罪座师、翰林院掌院徐桐，1898年任满回京，即请长假。返津后，延聘张伯苓为塾师，从此两人长期合作共办新学。1902年自费赴日考察教育。1904年受直督袁世凯之邀，总理直隶学务，上任前再赴日本考察。回国后，推广新式教育，创建一系列新学堂，并改家塾为敬业中学堂（后改名南开学校）。1905年学部成立，任侍郎，推动全国教育改革，制定了中国首个官方颁布的教育宗旨，积极推动教育的近代化。1909年请假回津。清末至民初，屡拒各方邀请，不再出任官职，专心从事文教、公益事业。1912至1914年先后赴日、欧考察。1915年，袁世凯欲复辟帝制，严修以故交入都力争，不得。1918年，赴美考察。1919年同张伯苓等创建南开大学。1927年，与同仁筹立崇化学会。1929年逝世。严修一生经历了晚清至民国北洋政府时期近70年政治社会的巨变。他终身记有日记，其中保存了大量中国近代政治、社会、教育、对外交流的珍贵史料。
严修生前身后曾得到很高评价，被誉为“教育界之道德家”。①出版于1918年的《当代名人小传》中，严修被列为教育家之首。严修去世后《大公报》发社评，称他“殆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②他的学生周恩来也曾说：“严先生是封建社会的好人。”③历史学家傅斯年曾欲作北洋时期历史曰《民国北府记》，计划单独做传者二十余人，其中以严修为“清正”列传之首。④至于自袁世凯以下北洋时期大小政要，更是将严修作为当代严子陵（两汉之际隐居的高士），仰之弥高。
对于严修这样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现在的研究仍嫌不足，一个主要原因是大量资料尚未得到很好的整理和利用。严修一生留下大量文字资料，包括日记、书信、诗文、书稿、札记以及任官期间的档案。其中一部分曾在严修去世后出版过，但都已非常罕见。在这众多史料中，《严修日记》最为珍贵。从现存日记手稿看，严修从17岁开始记日记，一直记至70岁去世前一个月，前后跨越54年，虽有间断，但总体上相当完整。
清代士人多有记日记的习惯。严修就曾研读过钱大昕、曾国藩等先贤的日记，他的师友中也不乏记日记者。不过对他影响最直接的是其父严克宽。严克宽是一位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盐商，在世时热心地方慈善公益事业，在天津开办有育婴堂、施材社、惜字社、备济社、牛痘局、灯牌公所等。①严修终身从事公益、教育，正是遵父之道而行。在修身方面，严修对父亲十分佩服，曾撰写《先父仁波公事略》歌颂其德行，文中提到父亲记日记的情况：
吾父中年以后，日有日记，记身过、口过、心过。尝以事诃叱仆人，修窃异之。越日，见日记册中果有自讼之语。②
严修学习了父亲记日记自省的方法，他的第一本日记《丙子日记》中就有“身过、口过、心过”栏目，或许用的就是与父亲同样的日记本。严克宽去世后，严修曾将“先考日记四本又信稿一本，交秀文斋装潢”。③可以说严修写日记习惯的养成，正是得自其父真传。
严修一般于晚间记日记。据他制定的一个日程计划，写日记是每日亥初（晚9点）的任务，④大体上是当日记当日事。有些日记先作草稿，后复钞写。如《欧游日记》全用正楷，即为乙卯（1915年）九月誊写。但也有时因各种原因，当时未记事后补写。如丁亥五月十九日、庚寅四月初七日、甲午九月十七日等有“补日记”的记录。此外还有一些日期记错，于文后注明者，如：“王云翁来。系昨日。”可知非当日所写。但这些补写一般不会相隔太久。就笔者目前所见，相隔最远、篇幅最大的一次补写见于壬辰（1892年）七月一日日记：“自庚寅九月逮今，日记中辍，匆匆将已二年。”可知现存的庚寅、辛卯、壬辰日记中都有大量内容为此后所补。虽然如此，这次补写基本上有书信草稿、诗文、会课或随手所记资料为依据，可信度和准确度还是有一定保证的。
严修早年日记多用印好栏目的日记本。如丙子日记和丙戌正月十三日至三月三十日日记用一种版心印有“毋自欺堂”字样的日记本。甲申至丁亥上半年（除上述一册丙戌日记外）共五册题为“恒斋日记”一、二、四、五和“无恒斋日记”，使用的是另一种日记本。丁亥下半年至甲午日记（另有甲辰日记与甲午同期写于一册）又是一种日记本，版心印“香馆”三字。还有一种版心印“枣香书画室”字样的日记本，只一册，记录有戊戌、己亥、辛丑、壬寅、癸卯几年的日记。以上四种日记本虽略有不同，但均印有栏目，如将每日按“晨起”、“午前”、“午后”、“灯下”四个时段分为四栏;又有“记事”、“杂识”、“日知”等栏用于日常备忘和读书札记;此外第一种日记本还有“身过、口过、心过”、“敬、怠”等用于自省的栏目。此外，庚寅日记、使黔日记（甲午九月至戊戌五月）、戊戌日记（五月至十二月）和癸卯以后的日记本则多用白纸或条格纸装订而成，无栏目。日记中对日记本的印制也有记录，如甲申三月十五日记有“敏斋借去日记板”，可见严氏曾为日记本专门制板，还曾借友人印刷。又如丁亥七月初一日“穆某送新印日记册来，嘱其再印十册”，七月初五日“刻字铺送来日记十本”。这指的是上述版心为“香馆”者，这种本子严修自丁亥秋冬起使用了8年多，共有15册。
严修在有生之年，至少对日记做过一次大规模整理。据乙卯（1915年）九月二十九日日记云：“检笥中存昔年日记，装订之，自朝至暮。”⑤严修亲自整理了此前的日记，重新进行了装订，并在个别地方做了注释（如丙子日记十月十一日“与侯子贞同车回”句下写道：“是时无人力车，同车者骡车也。乙卯九月注”）⑥。现在看到的严修早年日记都有两重封面，应该就是此次装订的结果。另外，早期日记本尺寸较大，可能装订时为了做统一的函套，所以对本子做了剪裁。有些写于页眉、页边的文字被裁了去。
严修常和友人交换日记。如癸巳二月二十九日“看体仁日记”，甲午九月十七日“阅式金日记”。因为日记中记有功课进展情况，通过互读日记，起到相互激励的作用。严修也将这种方法运用到子弟教育中，通过查阅日记，督促学习。如癸巳二月二十九日严修接到自天津寄来的四弟、五弟日记仿本，看后于三月初十日寄回。⑦在贵州督学期间，严修也常写家信，要求几个儿子将日记寄来检查，并反馈读后感想。严修还通过阅读儿子的日记，补充自己日记缺漏的内容。如戊戌十月一日至十一月初六日日记即表明“以上据智崇日记”。①
不仅如此，严修还推广日记法，用于劝学。任贵州学政之初，严修便作《劝学示谕》，将“劝行日记法”列入五项劝学内容之一，作为指导黔省士子读书、省身、记功过的重要方式，并提出“本院于覆试之日当索观之”，即对日记进行检查。②
日记法是严修砥砺学行的重要心得，他将此坚持终生，并在临终前，仍不忘嘱咐子孙要坚持记日记。③
严修逝世后不久，家人便对其日记、信草、文稿等进行了初步整理，④其后又将手稿捐赠给天津图书馆，其中日记共计13函74册。据赵元礼《香馆使黔日记序》可知，严修的后人曾有将其日记陆续整理出版的计划。⑤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很长时间只有《香馆使黔日记》（严修赴任贵州前后近五年日记）于1935年影印。2000年严修诞辰140年之际，南开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日记全文，终于让读者一窥全豹。2012年天津图书馆影印出版馆藏严修手稿，再次收录日记全文。不过由于手稿多用行草书写，且有多年记于一册，或一年记于多册等情况，需要专门进行整理，才可更好地利用。此前，已有部分日记整理出版，如《香馆使黔日记选辑》（刘泳唐选辑，1986年）、《严修东游日记》（武安隆、刘玉敏点校注释，1995年）等，品质较高，但仅占日记很小篇幅。笔者近年致力于将严修日记全部整理点校，其中1876—1894的日记已于2015年3月出版。
《严修日记》记事内容广泛丰富，天气、读书、通信、购物、交游、自我反省，以及对时政、社风、他人的观察、看法无所不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中包含了大量珍贵的教育史、政治史、社会史、地方史一手资料，特别是利用日记与其他史料相参照，可以发现许多值得研究的线索。兹举数例略作说明。
1.《严修日记》对近代教育的记录
作为近代重要的教育家，严修日记中有大量关于教育史的记录，这里仅举严修与近代教育宗旨的关系为例。清末新政一项重要举措是教育改革，1905年学部成立，严修任侍郎，制定了中国有史以来由国家颁布的第一个教育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宗旨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初一日上奏，当日朝廷下谕旨布告天下。《严修日记》可见奏稿起草过程：
七钟起，芸生、小庄来商订文稿。（丙午二月初六日）
七钟起，芸生、小庄仍来商订文稿。午未到署，改文稿。（二月初七日）
七钟起，仍改文稿。（二月初八日）
仍改文稿，小庄、云生俱来。（二月初十日）⑥
现存严修手稿中也留有这一奏疏的草稿。⑦据此可以确认这一教育宗旨出自严修之手。学部成立最初两年，由于尚书荣庆对西学、新学并不熟悉，教育改革实际大多由严修主持和推动。日记中芸生、小庄指刘潜、陈宝泉，时任学部主事，均为严修在直隶学务处时的故吏，因此奏稿明显带有直隶办学的特色。⑧
从日记中，还可看到严修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教育宗旨，即“民国元年教育宗旨”的关系。鼎革易代，教育问题也需作出新的调整。1912年，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召开，教育总长蔡元培致信严修，邀他参加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严修虽婉言谢绝出山，但仍关心教育政策的制定。此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讨论新的教育宗旨。会后，严修专门找到参会的张伯苓，谈了自己的看法。日记中记道：
访伯苓于南开中学，为教育宗旨事。初蔡总长拟教育宗旨五项：一道德主义教育、二军国民主义教育、三实利主义教育、四世界观教育、五美感教育。而教育会会议时竟将四、五两条取消，大奇大奇！余劝伯苓力争之。（壬子七月二十一日）①
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新教育宗旨是对“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旧宗旨的扬弃。其中前三项内容是在“三尚”基础上提出的。②此外，新宗旨取消了忠君、尊孔两项，新增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作为旧宗旨的制定者，严修对新宗旨没有丝毫抵触，反而积极拥护蔡元培的全部主张。根据日记可知，新宗旨起初没有得到教育会议的通过，而严修劝张伯苓“力争”保留蔡元培的主张。后来正式颁布的教育宗旨，加上了美感教育，不知是否有严修之功。日记为我们理解这段教育史的重要事件提供了信息。
严修对教育宗旨的探索从未停止。1918年，严修、范源廉等赴美国考察教育，此时张伯苓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学。他们会合后，常常一起研究、辩论。日记中记到：
伯苓每日往大学师范部听讲两次，至夕则来寓为余讲述……昨议定自今日始。（戊午七月八日）
夕听讲，晚与伯苓谈吾国教育，辩论许久。（七月十七日）③
讨论期间也涉及教育宗旨。一次，张伯苓问道：“先时吾国教育目的，为尊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而今又当如何增减？”并问究竟“何为教育宗旨？”④
之所以有此问，是因为1912年教育宗旨颁布以来，教育界对宗旨问题仍未形成共识，受到复古思潮、实用主义教育、新文化运动等来自不同方面的影响，几度废止，议论甚多，莫衷一是。通过在美的考察学习，严、张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认为教育宗旨“当本其国情而定之”。⑤这里的“国情”指的是国家、国人存在的问题，“本其国情而定”就是要对症下药。以往中国的教育者主要是希望引外国教育模式作药，来治中国的病。此时经过深入观察与思考，严修、张伯苓认识到教育宗旨不能仿造，既需要学习先进，也需要依据本国国情实行变革，适合国人需要，解决中国问题。这也就是南开大学后来提出“知中国服务中国”、教育“土货化”的思想基础。⑥
2.《严修日记》对时人活动的记录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人物，严修交游广泛，与张之洞、张佩纶、徐桐、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胡适、陈独秀、张伯苓、周恩来等重要人物多有来往。《严修日记》的内容可以充这些人物的部分信息。
如，严修日记中关于康有为、梁启超的活动有生动记录。严修在戊戌日记中记下了他第一次见到梁启超时的情形。此时严修由贵州学政任满回京，先至上海，再乘船赴天津。就在船上巧遇梁启超、康广仁：
余舱外有一人，堆行李于船阑之内，而徙倚以待。余开窗问姓名，曰南海康姓。问晋京何往。曰访人。又细问之，乃知即长素之侄（按：实为弟），因伴送梁君卓如而来也。卓如力疾行，康左右之。康名广仁……未正三刻开船，梁君卓如偕康君来访，谈一小时许。康君谓梁君曰，数日来未曾说如许多话，今日话已多矣。乃去。（戊戌三月初一日）⑦
转日严修回访梁启超，并遇到汪钟霖：
至大菜间第四号，访卓如。坐中遇汪甘卿钟霖，苏州癸巳孝廉，现主《蒙学报》，畅谈甚久，浑忘卓如之病也。既而〈王〉〔汪〕去，余又小坐，亦去。（三月初二日）⑧
严修的记录可为《梁启超年谱长编》作一补充。梁氏此行进京正是要与康有为发起保国会，广揽同道，开展变法活动。严修于前一年首倡开经济特科，是为“戊戌新政的原点”（此即梁启超语）。⑨可能正有感于严修为维新同道，梁启超虽在病中，仍主动过访。而严修亦久慕康梁学说，故而二人相谈投契。虽然日记中没有记下所谈内容，但从二人恋恋不舍之状，可以断言绝非简单寒暄。不久，严修在北京与康有为有过一次长谈：
拜会徐艺甫，兼晤子静前辈。时康君长素在坐，畅谈良久。（四月初四日）①
《严修日记》还记下了康、梁在京一次约会日本公使的情况：
接梁卓如来字，约明日到江米巷办馆陪日本公使。主人：卓如、长素、李孟符、徐艺甫。客：建露、夏虎臣。（四月初九日）②
康、梁邀请严修也来参加这次会晤，虽然第二天“公使因翻译患病，不得来”，③但也可见严修与维新人士关系是比较亲近的。严修似乎并未加入保国会，或直接参与变法活动。这主要是他“因经济特科之奏，见绝于徐荫轩师”。当时的翰林院掌院、严修的座师徐桐以保守著称，不容严修的维新思想，将他开除门籍、断绝来往。老师兼上司的不满，让严修在官场已无法立足，于是“请假回籍”。④不过，严修也因此躲过了政变后的党人之祸。直到去世前，他还为此自道“侥幸”。⑤
严修与康、梁的交往一直持续到晚年。但时移势易，三人对政治的理解已发生了变化。此时康有为仍岌岌于政治活动，几次赴严修家中，试图邀其参与：
会客：康南海及其婿潘。又徐善伯来访。南海谈约一小时，仍申复辟之说，但主虚君共和耳。（癸亥五月三十日）
康更生偕徐、潘二君来访，久谈。（六月六日）
会客：康更生及其婿潘君……答拜康、潘、徐三君。（六月十一日）⑥
康长素、徐善伯同来访。长素因本日得武汉失守之耗，忧惧特甚。伊云，前日晋京，系催促张宗昌出兵也。（丙寅九月八日）⑦
日记反映了康有为为复辟的奔走，以及对北伐军的恐惧。从日记记述的语气可读出，严修对康氏活动是不屑的。严修虽在晚清时深受康有为影响、赞同君主立宪，但此时他十分清楚民主共和已经深入人心，无论是二元君主制还是虚君共和制都已不适合中国。也因此，他既反对袁世凯变国本，更避见同在天津的前清逊帝。
相比而言，严修与梁启超的主张更为接近，交往也更频繁。1921年梁启超应聘南开大学主讲中国文化史，1922年1月讲稿编成《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出版。严修于第一时间（1月27、28日，恰为乙未除夕、丙申春节）通读一遍。⑧2月6日，严修记道：
至南开学校听梁任公、陈哲叔（指严修表叔、教育家陈哲甫）演说，是日学校开学日也。演说毕，陪任公到大学闲谈。任公招大学学生蒋、黄、王、陈四人讨论学术研究方法。小庄、哲叔继至，同在学校晚饭。饭后又听任公述戊戌、丙辰两次出京脱险事。
他们一直谈到晚上九点，才尽欢而归。⑨这一年南开大学开始建设八里台校区。梁启超计划在南开大学新校址中开办东方文化研究院，得到了南开的支持。虽然这一计划最后并未成功，但晚年梁启超关心中国的教育事业，与教育家严修保持着密切联系，《严修日记》多处提到两人在不同场合的会面、长谈。
3.《严修日记》中晚清至北洋时期的天津士绅
士绅在中国近代历史转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群体。由于天津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晚清至北洋政府时期的特殊地位，造就了具有地域特性的士绅。总体上看，这一群体中的人年辈相近、价值取向相似，不少人身具士、商双重身份。他们中的多数人在洋务运动中度过青少年，政治上倾向改良主义，思想上既坚持中学本位，又注意向西方学习。他们同情或支持康梁的维新运动，又积极参与清末新政改革、立宪运动，直到北洋时期都在天津地方事务上拥有主要话语权。深入研究天津士绅，对于理解中国近代士绅阶层和进一步探讨中国近代史都是有益的。
严修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天津度过，由于他曾任翰林编修、直隶学务督办、学部侍郎等清要显赫的官位，其家族在盐业和实业界具有重要地位，又与本地各望族有着盘根错节的婚姻、交往关系，可以说他是天津近代士绅核心人物之一。以严修弟子高凌雯编著的《天津县新志》“荐绅表”所列光绪、宣统朝的625人为例，①这些人多数能在《严修日记》中寻到踪迹，有些人则频繁出现。利用《严修日记》，再参以其他史料，可以勾勒出一个天津士绅关系网和活动的大事记，为天津士绅研究提供重要的线索和依据。
除了上述关于近代人物、近代教育、近代天津的史料外，《严修日记》中也有不少反映清末民初政治事件的记录。虽然严修并不热衷政治，但由于他与袁世凯、徐世昌等晚清、北洋时期军政要人的关系密切，所以日记中不少内容也可作政治秘闻看。《严修日记》中还有大量文字反映了时代风貌，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此外，严修一生游历颇多，除京津常住之地，国内曾至河北、河南、湖北、湖南、贵州、上海、浙江等地，国外曾遍游欧、美、日本，对途中名胜人文都有认真观察、生动描写。
总之，严修作为清末、北洋时期许多重要事件的参与者和观察者，见证了当时中国的变局。《严修日记》是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史料富矿，值得学界深入挖掘。
【作者简介】陈鑫，男，1982年生，天津人，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史、教育史。
【责任编辑：全骜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