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合理性：全球化趋势下民族精神研究与培育问题再探讨
赵兴胜
历史地看，民族精神问题的发生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客观产物;从世界史的范围看，弘扬民族精神是个“全球性问题”;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看，培育民族精神问题的提出及其转型与提升，既是全球化影响所致，更是一种伟大的思想和文化自觉;从当下来看，它既是为民族复兴培植坚实的历史根基，也是对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贡献;从未来趋势看，全球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使民族国家消亡，反而使其竞争愈加激烈。延续并实现新的思想与文化自觉，将是提高基于共同历史记忆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感，以及因此而生发的凝聚力、创造力和竞争力的基本路径。对于以上各点，包括学术界在内中国社会各界，必须有清醒而清晰的认识和行动。
有关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精神研究及培育问题，是近十多年来相关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有诸多成果之发表，①其意义毋庸置疑。但从总体上看，这些研究的学术背景以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为主，所关注的重点在阐述问题的当下合理性，目标在设计解决问题的对策与路径。但其历史合理性在哪里？以笔者陋见，似乎鲜有论及者。
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未能搞清楚这个历史合理性，以至于人们对开展民族精神研究、弘扬与培育工作的必然性、紧迫性及其意义的重要性，存在一些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仅举两例：
例一，在本课题进行过程中，曾以问卷的形式开展过较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其中，有关“弘扬民族精神的意义”问题的统计表明：只有73.77%的受访者认同它是“增强综合国力，应对国际竞争的客观需要”，63.11%的受访者认同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手段”，61.89%的受访者认同它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强大动力”，66.60%的受访者认同它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力量”。换言之，大约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受访者，并不认同上述观点，特别是5.53%的受访者干脆认为该项工作“没有实际意义”。
例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许多人包括部分高级知识分子看来，在全球化趋势下开展民族精神的研究和培育，有激发民族主义情绪之嫌，是逆世界潮流而动，不利于中国的发展。就此来说，在本课题进行过程中，大多数课题组成员都曾遭遇过此类质疑。这显然是对全球化趋势下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这一重大课题的误解，其根源就在于对问题发生与发展的历史逻辑亦即历史的合理性不清楚。
缘此，笔者试从五个层面对此进行分析，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历史地看，民族精神问题的发生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客观产物
正如有学者指出，“资本主义是全球化进程的历史起点”，①同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又是“全球化进程的最大推动力”。②以近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基础，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效率成倍增长，市场规模加速扩展，并最终突破既有的空间和地理边界，将越来越多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不同的个体、族群、地区和国家纳入同一个时间和空间体系之中，全球的一体化的趋势因此不断加强。对此，马克思曾做过经典描述：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③
但更重要的是，这个一体化的进程并不是“一个各民族同处于平等地位、均衡发展的过程”，④其中充满了强权、掠夺和奴役。因此，马克思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在建立世界市场时：
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⑤
民族、地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冲突随即发生，民族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发生和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市场在全世界的扩展而蔓延。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民族精神”概念的提出及鼓吹，首先是在早期工业化国家，而不是在中国。据学者研究，“民族精神”一词最早是由18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尔提出的，⑥他在《论德意志民族精神》一文中认为，在每一种组织中，必然存在着一种伟大的普遍的观念，从本质上说，它代表着民族观念的充满生机的力量，如果这种观念占据着所有人的心灵，如果它成为民族的信念、民族的政治信条，那么它也就成为“民族精神”，他并强调指出，其时的德意志就需要这种民族精神。与莫泽尔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赫尔德，也认为民族是一种有机的、自然的共同体，它天然地存在着一种代代遗传的内在力量，创造和调节着这个有机体的生命周期和形式，这种力量就是民族魂或民族精神;他认为这种精神是一个民族有机体的中心和根本，每个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只能建立在这个民族特有的内在秉赋和先天能力上，每一个民族只按照他们自己所处的时间和空间及内在本性去发展自己，他们自身有着衡量他们自己进步和完善的标尺，他特别指出：
任何个人、国家、民族的历史都彼此不同，所以，在他们看来，真理、美丽和杰出也各不相同。如果人们不去寻找自身的方式，如果盲目地把另一个民族视为模式，那么这个民族就会枯萎而死。……一种文化如果不是从民族自身的环境和民族的必需中生成，它将缺乏生命活力，或将被湮没。⑦
继莫泽尔、赫尔德之后，黑格尔又以其“绝对精神”和“世界历史”理论为基础，对“民族精神”进行了深入考察，他认为精神是民族存在的内在力量和必然性，无论是个人的政治德行，还是国家制度都是由民族精神决定和必然要求的，个人因此必须服从他的天职义务——成为国家的一员，个体的欲望应从属于更高级的理性秩序，国家制度必须合乎精神发展的逻辑，他甚至认为，世界历史也是世界精神决定好的，各民族精神依次统治的结果。①
不仅如此，以上述思想为基础，他们还提出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时代课题，并视历史教育为其最重要途径之一，甚至还由此引发了对欧洲各民族起源与民族特征的探究，带来了史学的辉煌，使其成为当时“最显赫的学科”。更需要注意的是，德国民族主义意识觉醒的最主要的历史背景之一就是“法国的入侵”，②这包括文化上的、经济上的甚至是军事上的。因此，有人指出：“拿破仑要给德国传播自由主义，结果吵醒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③这句话形象而精妙地说明了德国思想界提出民族精神问题的原因所在。
当然，当下的世界与19世纪时德国所面临的环境已经大不相同，但是只要存在着民族、地区、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平等，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问题就会存在。德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一句话或足以惊醒我们。他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及：“冷战后，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会不会出现一个‘人类普世文化？”他挖苦地回答说：“果真如此，就意味着文化的死亡。我高兴的是我已经快死了，不会看到那一天了。”④
（二）从世界史的范围看，弘扬民族精神是个“全球性问题”，⑤就美欧等发达国家而言，它是推行殖民霸权的战略工具，对中国等后发展中国家而言，它是维护民族独立的精神纽带
我们在强调经济全球化所推动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的同时，更应该看到在此趋势下越来越多的利益主体被纳入到同一空间中，利益差异的日渐多元化所导致的矛盾与冲突更加复杂、更加尖锐。不少学者曾指出，“世界经济越是全球化，经济中的民族利益就越突出，民族化倾向就越严重”，⑥“全球化使本土的觉悟、意识、敏感、情绪和热情空前凸现出来”，⑦它不仅“没有削减反而使民族利益更加突出”，⑧国际间的竞争也因此而更加复杂、残酷而充满风险。⑨
为了保证在此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胜出，民族国家力量的运用成为一种必然。美国学者吉尔平曾指出，“民族国家及其行动不能仅仅归因于经济力量。一旦民族国家问世，它就会按照竞争性的国家体系的逻辑行动”，“现代民族国家首先是一部战争机器”。⑩由此，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都越来越重视民族国家力量的建设。
在这其中，文化被视为一种“软实力”而备受人们重视。美国学者阿尔文·托夫勒认为：
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和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和金钱所达不到的目的。？輥？輯？訛
美国国际传播学教授阿巴斯·马力克认为，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权力很大一部分源于国家自身形象设计的能力，因为它能卓有成效地表达自身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水平。？輥？輰？訛而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民族文化的传承、民族精神的培育和民族认同的强化。
对于这一点，即使欧美发达国家也不例外，特别是美国。学者研究表明，一方面，作为世界最发达国家，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其民族精神的培育问题，并将其与意识形态建设、国家政治权力运用联系起来，将其爱国主义教育“始终与爱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与美国精神的神圣化统一在一起”，表现出“鲜明的政治性”和“广泛性”，且一以贯之，从不含糊，毫不动摇。①另一方面，它又借助其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竭力向全世界推销其价值观，以树立“意识形态上的霸权”。②对此，美国学者自己也毫不隐讳，如有人说：
事实上，新的全球化生活方式好像是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的一元化”。③
曾在克林顿政府商务部担任过高级官员的罗斯科夫更是倡言：
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那么它们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它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④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还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作为最大的后发展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始终将中国作为殖民和颠覆的对象，其手段既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竞争和压力，也有文化战略的运用，并形成了一定传统。其远者如清末民初的来华人士。如明恩溥在其《中国乡村生活》一书的结语中就直言以基督教改造中国的目的：
中国需要正义，为了获得正义，必须了解上帝，对人要有新的概念，要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的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家庭以及社会，都需要一种新的生活。我们发现，中国的各种需要只是一种需要。这种需要，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永恒而又完整地给于满足。⑤
其近者如冷战后之美国思想界。如1997年4月17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该轮到中国了》的文章，声称不管实行什么战术，美国的战略目标都是颠覆中国政权。⑥次年6月，美国最大的、对政府决策最有影响的智库兰德公司又建议其政府对华战略应该分三步走，其中第一步就是西化、分化中国，使中国的意识形态西方化，从而失去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⑦
由此，我们也不能不对两位学者的话表示充分的认同，一位是中国学者缪家福，他说：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不仅文化的民族性不可能消失，而且民族主义思潮会长期存在，有时甚至会大大强化。⑧
另一位是外国学者德里克，他说：
除了最天真幼稚的人外，再无人想指出民族国家已成为过去的事件，或者它再也无法在抵消全球化的影响方面起任何作用了。⑨
（三）从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看，培育民族精神问题的提出及其转型与提升，既是全球化影响所致，更是推进整个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力量
古代中国虽然很早就以“文野与礼义之有无”为标准，区分“诸夏夷狄”，有学者甚至因此而推定：“民族思想之启发，自孔子作《春秋》，倡言民族主义，即内诸夏而外夷狄”。⑩但就“中国精神”或“中华民族精神”的概念而言，最早提出并进行阐述者倒不是中国人，而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代的一批资产阶级思想家。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曾说过一段广为中国人所熟知和引用的话：
在欧洲的君主们以及那些使君主们富裕起来的巨商们看来，所有这些地理发现只有一个目的，找寻新的宝藏。哲学家们则在这些新发现中，看到了一个精神的和物质的新天地。？輥？輯？訛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则基于其“绝对观念”“世界理性”的理论（“人类自由意识的自觉程度，可在世界格局中表现为四种空间等级与时间阶段，每一个民族都从这种秩序中认同自身的身份与位置”），利用大量中国材料，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梳理;他认为，中国精神处于初始自我认识的直接阶段，缺乏主体和客体的分离，缺乏内在性和主观性，本质上是一种东方特有的专制与奴役精神，认为这种精神的“最大的恶果就是禁闭了人的意志和思维”;此外，黑格尔批判了中国人的一些民族劣根性，如缺乏荣誉感、自暴自弃、过于自大、好模仿、轻理论等等。①黑格尔对中国精神的分析具有浓厚的“欧洲中心论”色彩和狂妄的日耳曼大民族主义，其表面性与片面性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对中国民族性的分析仍极具启发性，并深刻地影响着，甚至可以说开启了欧洲思想界乃至中国思想界关于“中国精神”的讨论。
历史地看，民族精神问题的发生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客观产物;从世界史的范围看，弘扬民族精神是个“全球性问题”;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看，培育民族精神问题的提出及其转型与提升，既是全球化影响所致，更是一种伟大的思想和文化自觉;从当下来看，它既是为民族复兴培植坚实的历史根基，也是对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贡献;从未来趋势看，全球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使民族国家消亡，反而使其竞争愈加激烈。延续并实现新的思想与文化自觉，将是提高基于共同历史记忆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感，以及因此而生发的凝聚力、创造力和竞争力的基本路径。对于以上各点，包括学术界在内中国社会各界，必须有清醒而清晰的认识和行动。
有关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精神研究及培育问题，是近十多年来相关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有诸多成果之发表，①其意义毋庸置疑。但从总体上看，这些研究的学术背景以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为主，所关注的重点在阐述问题的当下合理性，目标在设计解决问题的对策与路径。但其历史合理性在哪里？以笔者陋见，似乎鲜有论及者。
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未能搞清楚这个历史合理性，以至于人们对开展民族精神研究、弘扬与培育工作的必然性、紧迫性及其意义的重要性，存在一些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仅举两例：
例一，在本课题进行过程中，曾以问卷的形式开展过较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其中，有关“弘扬民族精神的意义”问题的统计表明：只有73.77%的受访者认同它是“增强综合国力，应对国际竞争的客观需要”，63.11%的受访者认同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手段”，61.89%的受访者认同它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强大动力”，66.60%的受访者认同它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力量”。换言之，大约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受访者，并不认同上述观点，特别是5.53%的受访者干脆认为该项工作“没有实际意义”。
例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许多人包括部分高级知识分子看来，在全球化趋势下开展民族精神的研究和培育，有激发民族主义情绪之嫌，是逆世界潮流而动，不利于中国的发展。就此来说，在本课题进行过程中，大多数课题组成员都曾遭遇过此类质疑。这显然是对全球化趋势下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这一重大课题的误解，其根源就在于对问题发生与发展的历史逻辑亦即历史的合理性不清楚。
缘此，笔者试从五个层面对此进行分析，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历史地看，民族精神问题的发生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客观产物
正如有学者指出，“资本主义是全球化进程的历史起点”，①同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又是“全球化进程的最大推动力”。②以近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基础，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效率成倍增长，市场规模加速扩展，并最终突破既有的空间和地理边界，将越来越多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不同的个体、族群、地区和国家纳入同一个时间和空间体系之中，全球的一体化的趋势因此不断加强。对此，马克思曾做过经典描述：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③
但更重要的是，这个一体化的进程并不是“一个各民族同处于平等地位、均衡发展的过程”，④其中充满了强权、掠夺和奴役。因此，马克思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在建立世界市场时：
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⑤
民族、地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冲突随即发生，民族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发生和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市场在全世界的扩展而蔓延。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民族精神”概念的提出及鼓吹，首先是在早期工业化国家，而不是在中国。据学者研究，“民族精神”一词最早是由18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尔提出的，⑥他在《论德意志民族精神》一文中认为，在每一种组织中，必然存在着一种伟大的普遍的观念，从本质上说，它代表着民族观念的充满生机的力量，如果这种观念占据着所有人的心灵，如果它成为民族的信念、民族的政治信条，那么它也就成为“民族精神”，他并强调指出，其时的德意志就需要这种民族精神。与莫泽尔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赫尔德，也认为民族是一种有机的、自然的共同体，它天然地存在着一种代代遗传的内在力量，创造和调节着这个有机体的生命周期和形式，这种力量就是民族魂或民族精神;他认为这种精神是一个民族有机体的中心和根本，每个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只能建立在这个民族特有的内在秉赋和先天能力上，每一个民族只按照他们自己所处的时间和空间及内在本性去发展自己，他们自身有着衡量他们自己进步和完善的标尺，他特别指出：
任何个人、国家、民族的历史都彼此不同，所以，在他们看来，真理、美丽和杰出也各不相同。如果人们不去寻找自身的方式，如果盲目地把另一个民族视为模式，那么这个民族就会枯萎而死。……一种文化如果不是从民族自身的环境和民族的必需中生成，它将缺乏生命活力，或将被湮没。⑦
继莫泽尔、赫尔德之后，黑格尔又以其“绝对精神”和“世界历史”理论为基础，对“民族精神”进行了深入考察，他认为精神是民族存在的内在力量和必然性，无论是个人的政治德行，还是国家制度都是由民族精神决定和必然要求的，个人因此必须服从他的天职义务——成为国家的一员，个体的欲望应从属于更高级的理性秩序，国家制度必须合乎精神发展的逻辑，他甚至认为，世界历史也是世界精神决定好的，各民族精神依次统治的结果。①
不仅如此，以上述思想为基础，他们还提出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时代课题，并视历史教育为其最重要途径之一，甚至还由此引发了对欧洲各民族起源与民族特征的探究，带来了史学的辉煌，使其成为当时“最显赫的学科”。更需要注意的是，德国民族主义意识觉醒的最主要的历史背景之一就是“法国的入侵”，②这包括文化上的、经济上的甚至是军事上的。因此，有人指出：“拿破仑要给德国传播自由主义，结果吵醒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③这句话形象而精妙地说明了德国思想界提出民族精神问题的原因所在。
当然，当下的世界与19世纪时德国所面临的环境已经大不相同，但是只要存在着民族、地区、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平等，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问题就会存在。德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一句话或足以惊醒我们。他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及：“冷战后，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会不会出现一个‘人类普世文化？”他挖苦地回答说：“果真如此，就意味着文化的死亡。我高兴的是我已经快死了，不会看到那一天了。”④
（二）从世界史的范围看，弘扬民族精神是个“全球性问题”，⑤就美欧等发达国家而言，它是推行殖民霸权的战略工具，对中国等后发展中国家而言，它是维护民族独立的精神纽带
我们在强调经济全球化所推动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的同时，更应该看到在此趋势下越来越多的利益主体被纳入到同一空间中，利益差异的日渐多元化所导致的矛盾与冲突更加复杂、更加尖锐。不少学者曾指出，“世界经济越是全球化，经济中的民族利益就越突出，民族化倾向就越严重”，⑥“全球化使本土的觉悟、意识、敏感、情绪和热情空前凸现出来”，⑦它不仅“没有削减反而使民族利益更加突出”，⑧国际间的竞争也因此而更加复杂、残酷而充满风险。⑨
为了保证在此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胜出，民族国家力量的运用成为一种必然。美国学者吉尔平曾指出，“民族国家及其行动不能仅仅归因于经济力量。一旦民族国家问世，它就会按照竞争性的国家体系的逻辑行动”，“现代民族国家首先是一部战争机器”。⑩由此，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都越来越重视民族国家力量的建设。
在这其中，文化被视为一种“软实力”而备受人们重视。美国学者阿尔文·托夫勒认为：
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和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和金钱所达不到的目的。？輥？輯？訛
美国国际传播学教授阿巴斯·马力克认为，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权力很大一部分源于国家自身形象设计的能力，因为它能卓有成效地表达自身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水平。？輥？輰？訛而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民族文化的传承、民族精神的培育和民族认同的强化。
对于这一点，即使欧美发达国家也不例外，特别是美国。学者研究表明，一方面，作为世界最发达国家，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其民族精神的培育问题，并将其与意识形态建设、国家政治权力运用联系起来，将其爱国主义教育“始终与爱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与美国精神的神圣化统一在一起”，表现出“鲜明的政治性”和“广泛性”，且一以贯之，从不含糊，毫不动摇。①另一方面，它又借助其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竭力向全世界推销其价值观，以树立“意识形态上的霸权”。②对此，美国学者自己也毫不隐讳，如有人说：
事实上，新的全球化生活方式好像是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的一元化”。③
曾在克林顿政府商务部担任过高级官员的罗斯科夫更是倡言：
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那么它们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它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④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还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作为最大的后发展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始终将中国作为殖民和颠覆的对象，其手段既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竞争和压力，也有文化战略的运用，并形成了一定传统。其远者如清末民初的来华人士。如明恩溥在其《中国乡村生活》一书的结语中就直言以基督教改造中国的目的：
中国需要正义，为了获得正义，必须了解上帝，对人要有新的概念，要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的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家庭以及社会，都需要一种新的生活。我们发现，中国的各种需要只是一种需要。这种需要，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永恒而又完整地给于满足。⑤
其近者如冷战后之美国思想界。如1997年4月17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该轮到中国了》的文章，声称不管实行什么战术，美国的战略目标都是颠覆中国政权。⑥次年6月，美国最大的、对政府决策最有影响的智库兰德公司又建议其政府对华战略应该分三步走，其中第一步就是西化、分化中国，使中国的意识形态西方化，从而失去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⑦
由此，我们也不能不对两位学者的话表示充分的认同，一位是中国学者缪家福，他说：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不仅文化的民族性不可能消失，而且民族主义思潮会长期存在，有时甚至会大大强化。⑧
另一位是外国学者德里克，他说：
除了最天真幼稚的人外，再无人想指出民族国家已成为过去的事件，或者它再也无法在抵消全球化的影响方面起任何作用了。⑨
（三）从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看，培育民族精神问题的提出及其转型与提升，既是全球化影响所致，更是推进整个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力量
古代中国虽然很早就以“文野与礼义之有无”为标准，区分“诸夏夷狄”，有学者甚至因此而推定：“民族思想之启发，自孔子作《春秋》，倡言民族主义，即内诸夏而外夷狄”。⑩但就“中国精神”或“中华民族精神”的概念而言，最早提出并进行阐述者倒不是中国人，而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代的一批资产阶级思想家。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曾说过一段广为中国人所熟知和引用的话：
在欧洲的君主们以及那些使君主们富裕起来的巨商们看来，所有这些地理发现只有一个目的，找寻新的宝藏。哲学家们则在这些新发现中，看到了一个精神的和物质的新天地。？輥？輯？訛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则基于其“绝对观念”“世界理性”的理论（“人类自由意识的自觉程度，可在世界格局中表现为四种空间等级与时间阶段，每一个民族都从这种秩序中认同自身的身份与位置”），利用大量中国材料，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梳理;他认为，中国精神处于初始自我认识的直接阶段，缺乏主体和客体的分离，缺乏内在性和主观性，本质上是一种东方特有的专制与奴役精神，认为这种精神的“最大的恶果就是禁闭了人的意志和思维”;此外，黑格尔批判了中国人的一些民族劣根性，如缺乏荣誉感、自暴自弃、过于自大、好模仿、轻理论等等。①黑格尔对中国精神的分析具有浓厚的“欧洲中心论”色彩和狂妄的日耳曼大民族主义，其表面性与片面性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对中国民族性的分析仍极具启发性，并深刻地影响着，甚至可以说开启了欧洲思想界乃至中国思想界关于“中国精神”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