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征战大别山时期的历史贡献
在中国工农红军战斗序列当中，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在数十万敌军层层围剿、主力红军又相继撤离的严峻形势下，始终坚守鄂豫皖，艰苦奋斗、英勇顽强，历经三次重建，浴血奋战五年，为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和抗日战争的到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谱写了激荡回肠、催人奋进的壮丽篇章。学习研究红二十八军战斗历史，分析其大别山时期的历史贡献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坚守信念、胸怀大局、团结一心、勇当先锋”为内涵的大别山精神，进一步深切体悟人民军队成长壮大的奋斗历史，进一步激励当代革命军人强化投身强军实践的理想和信念。
1 诠释了坚守信仰、勇于担当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民族的脊梁，更是军人的底色。红二十八军自组建之日起就始终处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经济绞杀之中，历经多次重大失败和损失，但始终保持着至少一千人左右的武装力量，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多次重创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追剿”、“驻剿”。它所展现的忠诚于党、坚守信念的革命态度、“拖不跨、打不散”的革命意志、胸怀大局、勇于担当的革命品质，是中华民族精神精髓中最核心的部分。
（一）锤炼了军魂意识。红二十八军官兵是在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经历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见证了共产党全心全意为广大农民翻身、谋利益的无畏和无私，从内心深处解决了“为啥打仗”、“为谁打仗”的问题，自觉产生了听党话、跟党走的朴素又坚定的信仰，甘愿为党的事业流血牺牲，不管革命是在高潮还是低潮，都始终坚贞不渝。
2.坚守了必胜信念。由于国民党实行疯狂的“三光”、“民尽匪尽”等政策，对大别山根据地反复“清剿”，红二十八军斗争环境异常艰苦，官兵经常睡山洞、吃树皮，抱枪睡到半夜还要转移，防止被敌人包围，再加上战斗频繁，部队伤亡牺牲一直比较大。但广大官兵没有被吓倒，因为他们坚信：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革命的低潮总会过去，中国革命的胜利一定会到来。正是凭着必胜的信念，红二十八军始终保持着极强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屡次在血泊中勇敢爬起来，拖不跨、打不散，越战越强，始终高举旗帜驰骋在大别山。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1]
3.诠释了担当精神。红二十八军官兵始终把党和人民利益作为最高利益，坚持胸怀大局，甘愿以牺牲自我换取全局利益。1933年1月，作为牵制力量，红二十八军刚组建就直接开赴皖西北，几经征战，吸引调动了大量敌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民党对鄂东北中心区疯狂“围剿”的严峻形势。第三次重建后，四面灵活出击，广泛开展运动游击战，接连取得了活捉余谊密、桃岭大捷等胜利，给处于思想混乱的军民以很大希望。
2 印证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伟大力量
在初创时期，受张国焘“左倾”错误和“肃反”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军中党的组织生活和思想政治工作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但日益残酷的斗争环境和不断的战斗失利，使红二十八军领导者逐渐认识到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并结合实际实施了一系列有效的方法和措施，使红军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和较强的战斗力。
1、健全了各级组织。毛泽东同志讲过：“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红二十八军在实践中逐渐纠正了“解散军中党组织”的错误做法，到第三次重建时，各个连队基本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支委会由支部大会选举产生，班排干部的任命、党组织的发展、连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等重大问题，一般都由党支部讨论决定。同时，还设立了政治部，下设组织科、宣教科和白军科，负责部队的党团工作、思想教育、群众宣传和瓦解敌军工作；严格落实政治委员制度，在军、师、团、营都任命了政治委员；在后期以营为单位分散活动时，将政治部工作人员分散到各营随队活动，协助营政治委员、连指导员搞好政治工作。各级组织的建立健全，确保了党对军队的坚强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强有力开展。
2、丰富了政工形式。“红二十八军重建初期，党的组织生活严格，经常召开党小组会和支部大会，党员及时向小组长汇报思想情况，能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很好地发挥了党组织和党员骨干的引领示范作用。后来，由于流动作战、驻地频换，充分利用晚点名、行军前集合、战斗间隙等时机，加强形势教育和战斗鼓动，使官兵认清形势、提高觉悟。
3、强化了战斗精神。红军的武器装备比较落后，且长期处于匮乏状态，再加之对国民党“血洗”苏区的莫大仇恨，因此红军在作战中特别勇敢，经常采取白刃战、肉搏战来打击、消灭敌人。1936年1月，在三角山会议上，特别强调 “作风要英勇顽强，进攻要勇猛突然，勇于短兵相接同敌肉搏”。[2]红二十八军十分注重干部的“身教”作用，在作战中冲锋在一线、坚守在最危险的地方的都是各级干部。因此，红二十八军中干部的伤亡比例一直比较大：1933年3月豹子岩突围，首任政委王平章在冲锋中牺牲；1935年2月，黄泥榜突围，82师师长罗成云牺牲；1935年9月，244团2营营长林维先担负阻击被围，率众跳崖等等。干部身先士卒、敢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无形之中为红军官兵注入了强大的虎狼基因。鄂豫皖根据地创始人郑位三后来回忆到：红二十八军“部队常常以一个排一个班打阻击战”，“天亮打到天黑，敌人不敢攻，有时是个把旅人不敢攻”。[3]可见，战斗意志之强烈。
4、密切了官兵关系。徐海东、髙敬亭等红二十八军领导人不仅要求全体各级干部要与战士打成一片，而且自己以身作则，带头贴近官兵了解思想情况，及时帮助解决困难难题；坚持与战士同甘共苦，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在生活待遇上坚决不搞特殊，经常把自己的战马、担架让给伤病员和体弱战士使用。一位老红军回忆到“每次打粮回来，看见扛最大米袋子的就是连长、指导员、营长、营政委”。
3 彰显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高贵品质
红二十八军在大别山五年浴血征战中，以徐海东、髙敬亭为首的红军官兵及时在失败中总结教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游击战理论，探索制定了正确有效的政策策略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确保了在艰苦的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
1、发展了毛泽东武装割据思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初期，探索论证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红二十八军在前两次组建时，由于苏区被分隔在相对孤立的区域且面积狭小，部队只能被迫四处流动作战、躲避“追剿”，完全得不到有效的支持和保障。第三次重建时，首先建立了党政军一体化的领导体制，以加强党对红军和地方工作的统一领导，并抽出骨干力量，成立了皖西特委，又抽出200余人，组建了一个建制团，以此来领导和支持皖西的斗争。在皖西特委的艰苦努力下，很快开辟了东西约60公里、南北近40公里的舒、霍、潜边游击根据地，从此红军有了相对稳固的战略休整补充地，很快扭转了斗争形势。红军领导人十分重视对地方党组织以及游击师、游击大队等地方武装的帮带，采取配强力量、配合作战等形式，帮助其提高独立斗争能力，根据地面积逐渐恢复和扩大，大大增加了红军游击作战的回旋空间。
2、丰富了人民军队游击战理论。五年中，在残酷的现实和血的教训面前，红二十八军逐渐认清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不断总结斗争经验，独立自主地创造了行之有效的作战原则和作战样式，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游击战思想。在作战原则上，确立了“拣弱敌打”方针，形成了“四打四不打”作战原则，即敌情不明、地形不利、伤亡过大、缴获不多，不打；反之则打；1936年以后，又提出了“化整为零、集零为整”、“敌上山、我下山”等方针，确保了红军始终处在高度的机动性，“你清你的剿，我游我的击”，“敌人的主动权几乎完全丧失，对我无可奈何”。[4]在作战样式上，利用山高林密、地形熟的优势，经常带敌“打圈子”[5]，忽东忽西，大踏步急进急退，平时分散、必要时集中，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或歼孤立之敌，或引诱设伏，整连整营地消灭敌人，并创造出了“跳蚤战术”、“回马枪战术”、“伪装战术”等战法，尤其是针对敌人内斗不断、番号复杂等特点，多次成功运用“伪装战术”，极大地打击了敌人的士气。
3、强化了军民对敌斗争的策略意识。毛泽东同志讲：“政策和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红二十八军在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斗争中，善于分析敌我特点规律，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斗争策略，确保了在恶劣的环境下蓬勃发展。最大的创举就是组建了便衣队这一特殊的组织形式，它是履行党政军三位一体功能的武装工作队，扎根于群众之中，利用人熟地熟、便于隐蔽的特点，担负掩护伤病员、筹粮筹款、侦查情报、提供兵员等任务，为红军的生存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第二条战线”[6]，也为抗日战争中敌后武工队的创建提供了现实依据。同时，区分不同对象，制定了灵活多样的打击方针，比如针对东北军背井离乡，“粮食困难”、“不惯山战”，且国民党排除异己的特点，制定了“拖垮25路，相机打11路和东北军”的方针，并加大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分化瓦解敌方阵营，间接地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发生；针对地方地主、乡绅，则采取消灭最反动的、教育一般的、团结进步的方法，吸引了不少地主、联保主任以及民团为我所用，并建立了不少“两面政权”，有利地支援了红军作战。
4 凝结了团结一致、生死相依的军民联系
在红二十八军征战大别山期间，红军将士始终坚持把维护群众利益放在重要位置，，紧紧地依靠人民开展斗争，为人民浴血奋战。大别山人民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血腥屠杀，甘冒危险给红军当向导、送情报、送军粮、送子弟，甚至用自己和亲人的生命掩护红军伤病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生动诠释了团结一致、生死相依军民关系。
1、注重加强宣传工作启发民众。红二十八军十分重视宣传工作，规定“部队每到一地，都要做宣传、组织、武装群众的工作”[7]，通过张贴标语、召开诉苦大会等形式，揭发反动派的暴行，宣传党的主张，激发人民踊跃参军、武装反抗的斗志；各个便衣队白天隐蔽，晚上就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告诉群众“红军不会垮，不久就回来”，不断鼓舞人民的希望和信心。
2、坚持保护人民利益爱护群众。红军官兵与广大穷苦百姓生死相依、血肉相连，能够深切体会大别山人民身上的层层重担。在经济上，“将原来的‘不间贫富，见粮就打的打粮政策，改为凡是穷人的粮食一律不打”[8]，而是向地主乡绅“征粮”或收纳罚款，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军事上，坚决消灭那些残害百姓、为害一方的反动民团和地主乡绅，坚决做人民闹革命的坚强后盾；当国民党清剿时，立即掩护群众转移，对“不能行走的家属和其他孤寡老人还派人照顾，有时甚至亲自将其背进深山躲避。”
3、始终严守群众纪律管理部队。在鄂豫皖红军创建之初，就明确规定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十条纪律，广为传唱的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诞生于这里。红二十八军官兵始终把严守群众纪律视为生命，绝不容许有任何侵犯群众利益的现象发生。“战士吃群众一把花生，都会受到髙敬亭的严厉批评，甚至有杀头的”。即使在战斗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也始终没有放弃。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2]阎景堂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489页；
[3]倪忠文：《回忆郑位三同志谈鄂豫皖苏区历史中的几个重大问题》，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
[4]台运行：《鄂豫皖红军史话》，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9页。转引林维先：《敌后三年》第226页；
[5]侯志英等：《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6期；转引高敬亭在1935年7月16日给党中央的报告，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6]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4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0页；
[7]江抗美：《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的卓越领导者高敬亭》，载华中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
[8]阎景堂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501页；
作者简介
李梦楠（1987-），汉族，党员，现就读于南京政治学院，军事历史及军事思想专业硕士研究生。
1 诠释了坚守信仰、勇于担当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民族的脊梁，更是军人的底色。红二十八军自组建之日起就始终处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经济绞杀之中，历经多次重大失败和损失，但始终保持着至少一千人左右的武装力量，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多次重创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追剿”、“驻剿”。它所展现的忠诚于党、坚守信念的革命态度、“拖不跨、打不散”的革命意志、胸怀大局、勇于担当的革命品质，是中华民族精神精髓中最核心的部分。
（一）锤炼了军魂意识。红二十八军官兵是在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经历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见证了共产党全心全意为广大农民翻身、谋利益的无畏和无私，从内心深处解决了“为啥打仗”、“为谁打仗”的问题，自觉产生了听党话、跟党走的朴素又坚定的信仰，甘愿为党的事业流血牺牲，不管革命是在高潮还是低潮，都始终坚贞不渝。
2.坚守了必胜信念。由于国民党实行疯狂的“三光”、“民尽匪尽”等政策，对大别山根据地反复“清剿”，红二十八军斗争环境异常艰苦，官兵经常睡山洞、吃树皮，抱枪睡到半夜还要转移，防止被敌人包围，再加上战斗频繁，部队伤亡牺牲一直比较大。但广大官兵没有被吓倒，因为他们坚信：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革命的低潮总会过去，中国革命的胜利一定会到来。正是凭着必胜的信念，红二十八军始终保持着极强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屡次在血泊中勇敢爬起来，拖不跨、打不散，越战越强，始终高举旗帜驰骋在大别山。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1]
3.诠释了担当精神。红二十八军官兵始终把党和人民利益作为最高利益，坚持胸怀大局，甘愿以牺牲自我换取全局利益。1933年1月，作为牵制力量，红二十八军刚组建就直接开赴皖西北，几经征战，吸引调动了大量敌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民党对鄂东北中心区疯狂“围剿”的严峻形势。第三次重建后，四面灵活出击，广泛开展运动游击战，接连取得了活捉余谊密、桃岭大捷等胜利，给处于思想混乱的军民以很大希望。
2 印证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伟大力量
在初创时期，受张国焘“左倾”错误和“肃反”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军中党的组织生活和思想政治工作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但日益残酷的斗争环境和不断的战斗失利，使红二十八军领导者逐渐认识到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并结合实际实施了一系列有效的方法和措施，使红军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和较强的战斗力。
1、健全了各级组织。毛泽东同志讲过：“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红二十八军在实践中逐渐纠正了“解散军中党组织”的错误做法，到第三次重建时，各个连队基本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支委会由支部大会选举产生，班排干部的任命、党组织的发展、连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等重大问题，一般都由党支部讨论决定。同时，还设立了政治部，下设组织科、宣教科和白军科，负责部队的党团工作、思想教育、群众宣传和瓦解敌军工作；严格落实政治委员制度，在军、师、团、营都任命了政治委员；在后期以营为单位分散活动时，将政治部工作人员分散到各营随队活动，协助营政治委员、连指导员搞好政治工作。各级组织的建立健全，确保了党对军队的坚强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强有力开展。
2、丰富了政工形式。“红二十八军重建初期，党的组织生活严格，经常召开党小组会和支部大会，党员及时向小组长汇报思想情况，能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很好地发挥了党组织和党员骨干的引领示范作用。后来，由于流动作战、驻地频换，充分利用晚点名、行军前集合、战斗间隙等时机，加强形势教育和战斗鼓动，使官兵认清形势、提高觉悟。
3、强化了战斗精神。红军的武器装备比较落后，且长期处于匮乏状态，再加之对国民党“血洗”苏区的莫大仇恨，因此红军在作战中特别勇敢，经常采取白刃战、肉搏战来打击、消灭敌人。1936年1月，在三角山会议上，特别强调 “作风要英勇顽强，进攻要勇猛突然，勇于短兵相接同敌肉搏”。[2]红二十八军十分注重干部的“身教”作用，在作战中冲锋在一线、坚守在最危险的地方的都是各级干部。因此，红二十八军中干部的伤亡比例一直比较大：1933年3月豹子岩突围，首任政委王平章在冲锋中牺牲；1935年2月，黄泥榜突围，82师师长罗成云牺牲；1935年9月，244团2营营长林维先担负阻击被围，率众跳崖等等。干部身先士卒、敢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无形之中为红军官兵注入了强大的虎狼基因。鄂豫皖根据地创始人郑位三后来回忆到：红二十八军“部队常常以一个排一个班打阻击战”，“天亮打到天黑，敌人不敢攻，有时是个把旅人不敢攻”。[3]可见，战斗意志之强烈。
4、密切了官兵关系。徐海东、髙敬亭等红二十八军领导人不仅要求全体各级干部要与战士打成一片，而且自己以身作则，带头贴近官兵了解思想情况，及时帮助解决困难难题；坚持与战士同甘共苦，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在生活待遇上坚决不搞特殊，经常把自己的战马、担架让给伤病员和体弱战士使用。一位老红军回忆到“每次打粮回来，看见扛最大米袋子的就是连长、指导员、营长、营政委”。
3 彰显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高贵品质
红二十八军在大别山五年浴血征战中，以徐海东、髙敬亭为首的红军官兵及时在失败中总结教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游击战理论，探索制定了正确有效的政策策略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确保了在艰苦的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
1、发展了毛泽东武装割据思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初期，探索论证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红二十八军在前两次组建时，由于苏区被分隔在相对孤立的区域且面积狭小，部队只能被迫四处流动作战、躲避“追剿”，完全得不到有效的支持和保障。第三次重建时，首先建立了党政军一体化的领导体制，以加强党对红军和地方工作的统一领导，并抽出骨干力量，成立了皖西特委，又抽出200余人，组建了一个建制团，以此来领导和支持皖西的斗争。在皖西特委的艰苦努力下，很快开辟了东西约60公里、南北近40公里的舒、霍、潜边游击根据地，从此红军有了相对稳固的战略休整补充地，很快扭转了斗争形势。红军领导人十分重视对地方党组织以及游击师、游击大队等地方武装的帮带，采取配强力量、配合作战等形式，帮助其提高独立斗争能力，根据地面积逐渐恢复和扩大，大大增加了红军游击作战的回旋空间。
2、丰富了人民军队游击战理论。五年中，在残酷的现实和血的教训面前，红二十八军逐渐认清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不断总结斗争经验，独立自主地创造了行之有效的作战原则和作战样式，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游击战思想。在作战原则上，确立了“拣弱敌打”方针，形成了“四打四不打”作战原则，即敌情不明、地形不利、伤亡过大、缴获不多，不打；反之则打；1936年以后，又提出了“化整为零、集零为整”、“敌上山、我下山”等方针，确保了红军始终处在高度的机动性，“你清你的剿，我游我的击”，“敌人的主动权几乎完全丧失，对我无可奈何”。[4]在作战样式上，利用山高林密、地形熟的优势，经常带敌“打圈子”[5]，忽东忽西，大踏步急进急退，平时分散、必要时集中，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或歼孤立之敌，或引诱设伏，整连整营地消灭敌人，并创造出了“跳蚤战术”、“回马枪战术”、“伪装战术”等战法，尤其是针对敌人内斗不断、番号复杂等特点，多次成功运用“伪装战术”，极大地打击了敌人的士气。
3、强化了军民对敌斗争的策略意识。毛泽东同志讲：“政策和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红二十八军在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斗争中，善于分析敌我特点规律，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斗争策略，确保了在恶劣的环境下蓬勃发展。最大的创举就是组建了便衣队这一特殊的组织形式，它是履行党政军三位一体功能的武装工作队，扎根于群众之中，利用人熟地熟、便于隐蔽的特点，担负掩护伤病员、筹粮筹款、侦查情报、提供兵员等任务，为红军的生存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第二条战线”[6]，也为抗日战争中敌后武工队的创建提供了现实依据。同时，区分不同对象，制定了灵活多样的打击方针，比如针对东北军背井离乡，“粮食困难”、“不惯山战”，且国民党排除异己的特点，制定了“拖垮25路，相机打11路和东北军”的方针，并加大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分化瓦解敌方阵营，间接地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发生；针对地方地主、乡绅，则采取消灭最反动的、教育一般的、团结进步的方法，吸引了不少地主、联保主任以及民团为我所用，并建立了不少“两面政权”，有利地支援了红军作战。
4 凝结了团结一致、生死相依的军民联系
在红二十八军征战大别山期间，红军将士始终坚持把维护群众利益放在重要位置，，紧紧地依靠人民开展斗争，为人民浴血奋战。大别山人民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血腥屠杀，甘冒危险给红军当向导、送情报、送军粮、送子弟，甚至用自己和亲人的生命掩护红军伤病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生动诠释了团结一致、生死相依军民关系。
1、注重加强宣传工作启发民众。红二十八军十分重视宣传工作，规定“部队每到一地，都要做宣传、组织、武装群众的工作”[7]，通过张贴标语、召开诉苦大会等形式，揭发反动派的暴行，宣传党的主张，激发人民踊跃参军、武装反抗的斗志；各个便衣队白天隐蔽，晚上就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告诉群众“红军不会垮，不久就回来”，不断鼓舞人民的希望和信心。
2、坚持保护人民利益爱护群众。红军官兵与广大穷苦百姓生死相依、血肉相连，能够深切体会大别山人民身上的层层重担。在经济上，“将原来的‘不间贫富，见粮就打的打粮政策，改为凡是穷人的粮食一律不打”[8]，而是向地主乡绅“征粮”或收纳罚款，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军事上，坚决消灭那些残害百姓、为害一方的反动民团和地主乡绅，坚决做人民闹革命的坚强后盾；当国民党清剿时，立即掩护群众转移，对“不能行走的家属和其他孤寡老人还派人照顾，有时甚至亲自将其背进深山躲避。”
3、始终严守群众纪律管理部队。在鄂豫皖红军创建之初，就明确规定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十条纪律，广为传唱的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诞生于这里。红二十八军官兵始终把严守群众纪律视为生命，绝不容许有任何侵犯群众利益的现象发生。“战士吃群众一把花生，都会受到髙敬亭的严厉批评，甚至有杀头的”。即使在战斗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也始终没有放弃。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2]阎景堂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489页；
[3]倪忠文：《回忆郑位三同志谈鄂豫皖苏区历史中的几个重大问题》，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
[4]台运行：《鄂豫皖红军史话》，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9页。转引林维先：《敌后三年》第226页；
[5]侯志英等：《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6期；转引高敬亭在1935年7月16日给党中央的报告，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6]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4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0页；
[7]江抗美：《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的卓越领导者高敬亭》，载华中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
[8]阎景堂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501页；
作者简介
李梦楠（1987-），汉族，党员，现就读于南京政治学院，军事历史及军事思想专业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