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大起义与英国社会的反应
摘 要 1857年至1859年在南亚次大陆的大起义极大震撼了英国人。面对近似疯狂的起义，几乎每个英国人都产生了爆炸式的反应。大起义本身和残酷的屠杀深深震惊了英国人，它打乱了英国政府所谓“西化”印度的进程。大起义期间，英国人对印度的态度也发生很大改变：从最初歇斯底里的复仇情绪到后来反思英国殖民政策的某些弊端。这种情绪上的转变为在印度的和解政策和适度重建计划提供了条件。大起义被镇压后，英国政府致力于调整在印度的殖民政策。东印度公司被取消，英国政府直接管辖印度。因此，大起义成为英国和印度两国历史上的转折点。
关键词 印度大起义，英国社会，反应
中图分类号 K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5）12-0054-07
1857年至1859年，印度爆发了旨在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大起义，①这是印度人民第一次强烈、直接地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发起重大挑战。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其称之为“伟大起义”，并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了《印度起义》等一系列文章密切关注和研究它的进展和本质。②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由大规模印度土兵军事反叛演变成为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呢？这成为历史学家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③事实上，大起义是英国长期残酷殖民统治下印度各种矛盾的总爆发。印度学者通常认为，军事、政治、宗教与社会的因素混合在一起点燃了大起义的导火索。曾经参与镇压大起义的英军将领格兰特也承认说，大起义只是把百年来所聚集起来的星星之火演变成了燎原之势。不过，笔者本文的主要目的不是讨论大起义的原因，而是着眼于分析英国社会各层面对这次大起义的反应。
印度土兵④叛变的信息传到英国后，这则消息犹如一颗重磅炸弹投在英国普通民众的心中，他们认为印度土兵的叛变是从来没有过的灾难。⑤因为英国人征服孟加拉后一百年里，印度人的反抗虽然始终存在，但真正称得上民族起义，并对英国整个殖民统治构成严重威胁的，这是仅有的一次。所以，大起义在英国社会各阶层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⑥
这也难怪，因为英国民众一向对印度无知和漠不关心，早前只有两次锡克战争⑦使人想到遥远的印度。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是，英国普通民众对印度的关注主要是围绕英国女性在印度的命运展开的。①1857年，印度北部城市坎普尔发生了所谓英国妇女被强奸、英国儿童和受伤英国士兵被屠杀扔到水井里的骇人传闻，②经英国媒体歪曲报道后，印度在普通英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彻底被颠覆。
童话般的土地、苏丹坐在象牙宝座上、碧玉和玛瑙的宫殿，变成了杀戮白人的屠宰场；印度人是性格单纯的民族，他们厌恶战争，也不关心谁来统治他们，现在却成了凶残嗜血的恶魔。③
其实，这些传闻并非事实。印度大起义爆发后，《泰晤士报》首先揭露的关于印度土兵在德里和密拉特“残杀英国妇孺的暴行”，实际上是一个英国传教士在距离德里1000里之外的地方，凭空虚构出来的。马克思曾批评说，这个报纸正在把复仇的激情发展到一种极其狂妄的地步。④对于这种谣传，就连当时亲历起义的英国人都觉得未免做得太过分了。⑤当时的保守党政治家迪斯雷利在其写给友人的信中，明确承认当时上流社会所流传的关于印度土兵“暴行”的传闻，都是一些捏造出来的“荒诞无稽之谈”。⑥
震惊之余，英国社会舆论漩涡里的种族论调甚嚣尘上。英国媒体有选择地报道印度土兵的所谓滔天罪行。在漫画和版画中，印度叛乱者被描绘成贪婪、淫荡的色狼和野蛮的非人类。⑦《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认为，屠杀欧洲人预示着印度可能会出现类似60年前海地奴隶和白人主人之间的种族流血冲突。⑧《民族评论报》（National Review）也写道：
幼稚与野蛮深植于印度人的心底，文明的油漆非常之薄，像一件外套一样被迅速扔掉。⑨
印度历史学家指出：
在东印度公司管辖时期，英国官吏和印度人随便交往，他们之间尚有一种真正的好感，并且常常有友谊之情。大起义的黑暗恐怖，在英国人心中产生了对印度人的反感。⑩
英国历史学家也指出：
大起义之前，许多欧洲人相信，住在印度的英国人与印度人友好相处，通过教育使印度永远地文明开化是可能的，但在印度兵变之后，这种看法消失了。{11}
《泰晤士报》驻印度记者拉塞尔在日记中写道：
印度兵变引起了两个民族间的深仇宿恨，这种变乱所挑起的恶感，要过许多年以后才能消除；也许将永远不能恢复信任；要是这样，我们在印度维持统治将付出很痛苦的代价，想起来是很可怕的。{12}
的确，印度大起义引发的种族主义暗流贻害匪浅。虽然维多利亚女王强烈反对使用“黑鬼”这个术语来形容她的印度臣民，但是似乎对很多英国人来说，印度叛乱土兵的表现就像刚刚走出丛林的野蛮人。东方人就是东方人，西方人就是西方人，两者似乎永远不合拍。印度大起义后的文学作品中，很多富有想象力的英国作家，都把印度人刻画为奸诈、懒惰与不可靠的形象。{13}
英国社会大环境被“夸张的感情流露”所笼罩，1857“血色之年”标志着英国正处于“一个可怕的经历之中”。{14}这种悲情氛围促成了英国社会几乎普遍支持采取任何措施来平息印度的叛乱。①狂热复仇情绪使英国人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在孟加拉灭绝每一个穆斯林和印度教徒。”②有学者指出，当时英国到处都是关于印度起义者如何凶残的传闻与详细报道，在印度和英国两地的英国人心中，都激起了炽烈的复仇要求，导致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干出了种种坏事，留下了极不愉快的回忆。③马克思对英军残酷镇压印度大起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他在《纽约每日论坛报》指出，如果以为一切残忍之事都出自（印度）土兵方面，而一切人类慈悲之事都出自英国人方面，就真实错误了。事实上，英国军队在镇压印度人民大起义过程中非常严酷，很难称为有良知的或节制的，这败坏了他们国家的良好声誉。④
英国媒体虚假宣传的副产品是，成功地把英国人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无意中点燃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爱国主义。最具讽刺的是，片面歪曲的报道，使得英国媒体有意无意建构出英国女性在印度如何坚贞不屈的凄美故事，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真相是残酷的，因为事后英国政府调查的结果却正好相反。但是，既然英国女性所体现出的牺牲、责任、坚毅的“高大光辉形象”已经内化为爱国主义的一部分，普通英国百姓绝不允许政府还原真相。此外，柔弱英国女性群体形象最能唤起普通民众内心深处的同情心，也成功转移了人们对于英国残暴殖民统治的关注，使得任何复仇行为都被披上了神圣合法化的外衣。⑤
对于印度大起义，被激怒的英国人反对任何形式的宽大政策。印度总督查尔斯·坎宁，⑥出于稳定印度局势的长远考虑，禁止处死那些没有参与杀害过英国人的印度逃兵，这一行为被英国媒体一致夸大为特赦所有印度叛乱者，他也因此被英国社会媒体嘲讽为“仁慈的坎宁”（Clemency Canning）。⑦不过，事后证明，坎宁的政策是恰当的，因为采取极端复仇做法的唯一恶果将是增加英国殖民者和印度被统治者之间的恶感。⑧
总的来说，印度大起义期间（尤其是初期），英国新闻媒介的编辑们抓住英国女性在印度的悲惨命运这个话题，同时为了增加刊物发行量和吸引眼球，大多采用耸人听闻的方式来歪曲报道印度发生的一切。它们一方面震惊于所谓印度叛乱分子犯下的可怕暴行，同时又幸灾乐祸于英国军人对印度百姓可怕的报复，整个英国社会媒体反映出来的都是歇斯底里的复仇情绪。⑨
与英国百姓歇斯底里的复仇情绪不同，首相帕麦斯顿⑩的反应平静而自信，好像他早已经知道这一切。令人惊讶的是，得知德里和坎普尔这些城市落入印度义军手中，帕麦斯顿满不在乎地说：
英国公民在印度遭受的苦难和死亡是令人痛心的，但印度的形势不是真的令人担心。{11}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由于国内媒体的大肆炒作，英国在印度的处境似乎更加糟糕。许多英国知名政治家对印度大起义都不知所措。但是，帕麦斯顿的自信从来没有动摇过。{12}他是英国士气的维持者，通过保持公众信心，坚信英国在世界各地的强大力量足以应付任何复杂局势。
帕麦斯顿还写信安慰英国女王说：
我们在欧洲和国内，没有任何危险与威胁。法国是完全真诚的友好；俄国因克里米亚战争失利，可能私底下不满，但不敢公开显露她的牙齿；英国的实力，使得其他国家不敢假定他们有机可乘，我们将很快粉碎印度的起义。①
不出帕麦斯所料，法国、普鲁士、比利时纷纷表达提供军事援助的愿望，都被帕麦斯顿拒绝。他说：“我们要用自己的球棒战胜印度人，这样才能使英国站得更高。”②由此可见，帕麦斯顿考虑的比其他人更深远，他不想给欧洲其他列强留下英国兵力空虚的印象。
由于帕麦斯顿的冷静和对印度与英国国内安全的信心太过绝对，这激怒了其他人。阿尔伯特亲王③气愤地形容帕麦斯顿的行为是年少轻率；时任外交部长的克拉伦登④也对首相帕麦斯顿的态度感到非常失望。⑤其实，他们都误解了帕麦斯顿。印度土兵叛变的消息在6月传到伦敦后，帕麦斯顿内阁决定先派遣四个团到南非开普敦，以适应炎热气候之后，再开赴印度镇压起义。尽管面临募兵困难的问题，在9月底，仍有超过3万英军被调往印度。为了节省行程，增援英军坐火车横穿法国大陆，然后从法国南部马赛港，再乘船去印度。⑥大起义被镇压后，印度总督查尔斯·坎宁写信给帕麦斯顿说：
你的早有准备和慷慨地调遣大批部队增援印度英军，值得所有人赞誉。
的确如此，印度大起义的消息传到英国，5个月之内，帕麦斯顿共派遣了8万英国援军。⑦
对于印度总督查尔斯·坎宁受到英国媒体的诽谤与指责，帕麦斯顿在议会表达了对他的支持。⑧1857年11月9日，帕麦斯顿又在伦敦市政厅晚宴上，再次为坎宁辩护：
坎宁展示了最大的勇气，惩罚必须不以复仇为目的，为了确保我们同胞未来在印度的安全，他宽恕了数以万计的印度无辜者。⑨
此举，得到了坎宁及其夫人的感激与多次致谢，有意思的是，英国媒体似乎领会了帕麦斯顿的深意，对坎宁“仁慈行为”的谩骂也随之消失。
应当说，作为首相，帕麦斯顿的眼光看得更远，他曾在给女王的信中明确表示，印度的叛乱未必是坏事，或许这可能促使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建立在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⑩大起义为取缔早已饱受争议的东印度公司提供了机会，东印度公司被指控未能正确把握印度舆论是惰性、消极和失职的，它对印度的统治是一个时代的错误，必须予以立即纠正。{11}因此，帕麦斯顿决心抛弃东印度公司，废除印度的双重管理体制。在他看来，东印度公司作为特许公司，更适合于管理北美洲，在那里它们的主要功能应该是剥夺奔跑动物的毛皮。{12}帕麦斯顿这些强烈的个人观点体现在1858年2月18日通过的《印度政府法案》中，英国王室取代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进行直接统治。{13}
帕麦斯顿的《印度政府法案》为英属印度未来的政治架构奠定了基础和方向，不过，他的政府很快因其他政治事件意外垮台。短命的德比—迪斯雷利联合政府，最终在1858年8月2日，通过了斯坦利勋爵{14}提交的新法案，即《印度政府改进法案》（Act For the Better Government of India）。根据这个法案，维多利亚女王在11月1日发布诏书公告（Her Majesty's Proclamation 1858），承诺将不会像以前那样对待其印度臣民。{15}
英国议会通过的上述《印度政府改进法案》共75条，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双重政府制度被取消，印度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直辖殖民地
法案和女王的诏书都首先申明，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权力和义务转归女王，印度以女王的名义管辖。其实，在这一点上，它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改变。①因为早在1813年和1833年的特许状法案中，就曾明确宣布英王对东印度公司所获领土拥有主权。②
不过，在其他方面，无论内政精神还是具体措施上，都有很大革新。比如，任命一名内阁大臣为印度事务大臣，全权负责印度殖民当局的一切事务，并设置一个15名成员组成的印度事务委员会加以辅佐。8名由女王任命，7名由董事会指定。英国王室有权任命印度总督和各级长官。东印度公司任命的最后一任总督查尔斯·坎宁，摇身一变，成为女王任命的第一任印度总督。英国国王—印度事务大臣—印度事务委员会架构的形成，使得英王的统治不再局限于一个模糊的定位，而是得到了法律上的清楚确认。
第二，以分割和平衡的观念改组印度军队体制
起义前，东印度公司的军队中欧洲人不到19%，大部分炮兵由印度人控制。③大起义期间，英国政府成立了乔纳森·皮尔为首的皇家调查委员会，其目的是调查印度土兵叛乱的原因，以及提出改革印度军队的建议。④大起义后，英国人在印度军队中的比例大大增加，全体军官以及炮兵部队由欧洲人控制。印度兵变的教训使英国人坚持两大原则：一是在印度维持一支不可抵抗的英国军队；二是大炮必须掌握在欧洲人手中。⑤大起义前印度军队中孟加拉人占主导，大起义后英国缩编孟加拉人在军队中的比例。⑥英国开始从少数所谓的“尚武民族”，比如旁遮普锡克人、尼泊尔廓尔喀人、西北边境的帕坦人中大量招募军队。⑦同时，为避免印度土兵的团结，便于英国人控制，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种姓、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组成新的军团。⑧这样，发起暴动的印度军队被彻底予以改编。此外，英国殖民当局还严禁印度人私藏武器，轻则罚款500卢比，重则判处7年监禁，外加体罚。⑨
第三，承认印度土邦王公有养嗣继位的权利
女王诏书宣布：
要像尊重我们自己一样尊重王公们的权利、尊严和荣誉。我们将坚持尊重和维护世袭土地所有权利的坚定意志。⑩
由此可见，印度土邦仍被承认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并将其看成是英国政府的盟邦，而不是臣属。{11}总督坎宁勋爵在印度阿拉哈巴德举行的觐见式上宣读了这一敕令，女王诏书被吹嘘为印度人民的大宪章。前任印度总督达尔豪西的“无嗣失权”（Doctrine of Lapse）{12}政策被废除，只要印度王公保证对英国忠诚，英国允许他们在没有自然继承人时收养继承者，从而保证土邦统治的延续。英国在以后对印度土邦的政策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从1858年到1947年英国撤离次大陆的90年时间里没有一个土邦因继承人或其他原因被取消或被兼并。在英国政府新推行的控制加拉拢甚至庇护的政策下，印度王公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死心塌地效忠于英国”，①印度各土邦从此成为“不列颠印度统治权的基本支柱”。②毫无疑问，大起义后，英国与印度上层的土著人士达成和解是一种迫切的政治需要。
第四，收敛强制西化政策，变为大兴实业
英国福音派（Evangelicals）狂热的传教活动在南亚次大陆被严格限制，因为他们的活动被认为要对印度大起义的爆发负责。印度殖民政府公办学校禁止把《圣经》作为教科书使用，也不再强迫印度人改信基督教。③维多利亚女王认为印度“应该呼吸慷慨、仁慈和宗教自由的空气”。④在她的提议下，一份有“破坏印度本土宗教和风俗”倾向的文件被废除，并被保证宗教信仰自由的文件取代。⑤英国殖民当局对印度臣民的宗教信仰或崇拜仪式不作任何干涉。早前大力取缔的印度陋俗，如寡妇殉葬、溺杀女婴等某种程度上又被默许，尽管这些都是英国人深恶痛绝的。
英国转而像罗马人那样为殖民地提供一些实利——不仅有过去的那种公路、铁路、运河、桥梁和灌溉工程，还有像煤矿、黄麻纺织、炼铁和棉织这样的新兴工业。这些实际的改革没有引起印度人的不满，至少不像大起义之前的革新那样。⑥像女王公告中所说：
我们真诚的希望，刺激印度产业，促进公共事业和改善，为了我们居住在此地（印度）的所有臣民的利益。
这方面最好的例子体现在铁路行业。⑦马克思指出：
英国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有很大的好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供给印度水利设备和内地的交通工具，在印度布下一个铁路网，铁路在印度将真正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⑧
综上，不难发现，这次印度民族大起义使得英国人心有余悸，迫使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政策作出重大调整，武力镇压与政治分化相结合的惯用两面手法，使得英属印度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和平。另一方面，出于英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印度殖民政策改革的底线是：不管印度的风筝飞的多高多远，那根权力的长线必须确保牢牢掌握在英国人手中。⑨
1857年印度大起义成为印度和英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有印度历史学家这样评价道：
从军事意义上说，印度失败了；但是从政治意义上说，印度通过维护精神自由的权利赢得了自己的目标，这种精神自由最终导致印度的政治独立。⑩
的确，如果一个历史事件的重要性不局限于它的直接成效的话，那么，这次印度大起义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历史悲剧。暂时的挫折积淀了宏伟的目标——大起义不曾实现的——民族解放运动灵感的来源。{11}
而对于大不列颠来说，大起义留给英国人太多历史性的悲惨回忆，它真正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的帝国信念构成了一次严重危机，就像出现了一场地震！{12}这种深刻教训持续影响了几代英国人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后来到印度任职的克罗默勋爵曾经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我愿年轻一代的英国人阅读、关注、学习和深入体会印度兵变的历史，它充满了教训和告诫。{13}
【作者简介】 耿兆锐，男，1980年生，山东聊城人，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
Abstract： The Great Revolt of 1857-59 o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surprised and shocked Britons. The revolt itself and the ferocity of the massacres awakened the British society. It disrupted the process of Britain's westernizing India action. Dur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crisis， the British felt anger. Later， many Britons recognized that their nation and its policy were not blameless. This was provided the way for a policy of reconciliation and a programme of moderate reconstruction in India. After the crisis， the British endeavored to adjust policy in India. The Company was abolished an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was gradually not direct rule of India， which was a turning point both in British and Indian history.
Key Words： Indian Uprising， British Society， Response
关键词 印度大起义，英国社会，反应
中图分类号 K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5）12-0054-07
1857年至1859年，印度爆发了旨在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大起义，①这是印度人民第一次强烈、直接地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发起重大挑战。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其称之为“伟大起义”，并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了《印度起义》等一系列文章密切关注和研究它的进展和本质。②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由大规模印度土兵军事反叛演变成为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呢？这成为历史学家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③事实上，大起义是英国长期残酷殖民统治下印度各种矛盾的总爆发。印度学者通常认为，军事、政治、宗教与社会的因素混合在一起点燃了大起义的导火索。曾经参与镇压大起义的英军将领格兰特也承认说，大起义只是把百年来所聚集起来的星星之火演变成了燎原之势。不过，笔者本文的主要目的不是讨论大起义的原因，而是着眼于分析英国社会各层面对这次大起义的反应。
印度土兵④叛变的信息传到英国后，这则消息犹如一颗重磅炸弹投在英国普通民众的心中，他们认为印度土兵的叛变是从来没有过的灾难。⑤因为英国人征服孟加拉后一百年里，印度人的反抗虽然始终存在，但真正称得上民族起义，并对英国整个殖民统治构成严重威胁的，这是仅有的一次。所以，大起义在英国社会各阶层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⑥
这也难怪，因为英国民众一向对印度无知和漠不关心，早前只有两次锡克战争⑦使人想到遥远的印度。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是，英国普通民众对印度的关注主要是围绕英国女性在印度的命运展开的。①1857年，印度北部城市坎普尔发生了所谓英国妇女被强奸、英国儿童和受伤英国士兵被屠杀扔到水井里的骇人传闻，②经英国媒体歪曲报道后，印度在普通英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彻底被颠覆。
童话般的土地、苏丹坐在象牙宝座上、碧玉和玛瑙的宫殿，变成了杀戮白人的屠宰场；印度人是性格单纯的民族，他们厌恶战争，也不关心谁来统治他们，现在却成了凶残嗜血的恶魔。③
其实，这些传闻并非事实。印度大起义爆发后，《泰晤士报》首先揭露的关于印度土兵在德里和密拉特“残杀英国妇孺的暴行”，实际上是一个英国传教士在距离德里1000里之外的地方，凭空虚构出来的。马克思曾批评说，这个报纸正在把复仇的激情发展到一种极其狂妄的地步。④对于这种谣传，就连当时亲历起义的英国人都觉得未免做得太过分了。⑤当时的保守党政治家迪斯雷利在其写给友人的信中，明确承认当时上流社会所流传的关于印度土兵“暴行”的传闻，都是一些捏造出来的“荒诞无稽之谈”。⑥
震惊之余，英国社会舆论漩涡里的种族论调甚嚣尘上。英国媒体有选择地报道印度土兵的所谓滔天罪行。在漫画和版画中，印度叛乱者被描绘成贪婪、淫荡的色狼和野蛮的非人类。⑦《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认为，屠杀欧洲人预示着印度可能会出现类似60年前海地奴隶和白人主人之间的种族流血冲突。⑧《民族评论报》（National Review）也写道：
幼稚与野蛮深植于印度人的心底，文明的油漆非常之薄，像一件外套一样被迅速扔掉。⑨
印度历史学家指出：
在东印度公司管辖时期，英国官吏和印度人随便交往，他们之间尚有一种真正的好感，并且常常有友谊之情。大起义的黑暗恐怖，在英国人心中产生了对印度人的反感。⑩
英国历史学家也指出：
大起义之前，许多欧洲人相信，住在印度的英国人与印度人友好相处，通过教育使印度永远地文明开化是可能的，但在印度兵变之后，这种看法消失了。{11}
《泰晤士报》驻印度记者拉塞尔在日记中写道：
印度兵变引起了两个民族间的深仇宿恨，这种变乱所挑起的恶感，要过许多年以后才能消除；也许将永远不能恢复信任；要是这样，我们在印度维持统治将付出很痛苦的代价，想起来是很可怕的。{12}
的确，印度大起义引发的种族主义暗流贻害匪浅。虽然维多利亚女王强烈反对使用“黑鬼”这个术语来形容她的印度臣民，但是似乎对很多英国人来说，印度叛乱土兵的表现就像刚刚走出丛林的野蛮人。东方人就是东方人，西方人就是西方人，两者似乎永远不合拍。印度大起义后的文学作品中，很多富有想象力的英国作家，都把印度人刻画为奸诈、懒惰与不可靠的形象。{13}
英国社会大环境被“夸张的感情流露”所笼罩，1857“血色之年”标志着英国正处于“一个可怕的经历之中”。{14}这种悲情氛围促成了英国社会几乎普遍支持采取任何措施来平息印度的叛乱。①狂热复仇情绪使英国人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在孟加拉灭绝每一个穆斯林和印度教徒。”②有学者指出，当时英国到处都是关于印度起义者如何凶残的传闻与详细报道，在印度和英国两地的英国人心中，都激起了炽烈的复仇要求，导致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干出了种种坏事，留下了极不愉快的回忆。③马克思对英军残酷镇压印度大起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他在《纽约每日论坛报》指出，如果以为一切残忍之事都出自（印度）土兵方面，而一切人类慈悲之事都出自英国人方面，就真实错误了。事实上，英国军队在镇压印度人民大起义过程中非常严酷，很难称为有良知的或节制的，这败坏了他们国家的良好声誉。④
英国媒体虚假宣传的副产品是，成功地把英国人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无意中点燃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爱国主义。最具讽刺的是，片面歪曲的报道，使得英国媒体有意无意建构出英国女性在印度如何坚贞不屈的凄美故事，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真相是残酷的，因为事后英国政府调查的结果却正好相反。但是，既然英国女性所体现出的牺牲、责任、坚毅的“高大光辉形象”已经内化为爱国主义的一部分，普通英国百姓绝不允许政府还原真相。此外，柔弱英国女性群体形象最能唤起普通民众内心深处的同情心，也成功转移了人们对于英国残暴殖民统治的关注，使得任何复仇行为都被披上了神圣合法化的外衣。⑤
对于印度大起义，被激怒的英国人反对任何形式的宽大政策。印度总督查尔斯·坎宁，⑥出于稳定印度局势的长远考虑，禁止处死那些没有参与杀害过英国人的印度逃兵，这一行为被英国媒体一致夸大为特赦所有印度叛乱者，他也因此被英国社会媒体嘲讽为“仁慈的坎宁”（Clemency Canning）。⑦不过，事后证明，坎宁的政策是恰当的，因为采取极端复仇做法的唯一恶果将是增加英国殖民者和印度被统治者之间的恶感。⑧
总的来说，印度大起义期间（尤其是初期），英国新闻媒介的编辑们抓住英国女性在印度的悲惨命运这个话题，同时为了增加刊物发行量和吸引眼球，大多采用耸人听闻的方式来歪曲报道印度发生的一切。它们一方面震惊于所谓印度叛乱分子犯下的可怕暴行，同时又幸灾乐祸于英国军人对印度百姓可怕的报复，整个英国社会媒体反映出来的都是歇斯底里的复仇情绪。⑨
与英国百姓歇斯底里的复仇情绪不同，首相帕麦斯顿⑩的反应平静而自信，好像他早已经知道这一切。令人惊讶的是，得知德里和坎普尔这些城市落入印度义军手中，帕麦斯顿满不在乎地说：
英国公民在印度遭受的苦难和死亡是令人痛心的，但印度的形势不是真的令人担心。{11}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由于国内媒体的大肆炒作，英国在印度的处境似乎更加糟糕。许多英国知名政治家对印度大起义都不知所措。但是，帕麦斯顿的自信从来没有动摇过。{12}他是英国士气的维持者，通过保持公众信心，坚信英国在世界各地的强大力量足以应付任何复杂局势。
帕麦斯顿还写信安慰英国女王说：
我们在欧洲和国内，没有任何危险与威胁。法国是完全真诚的友好；俄国因克里米亚战争失利，可能私底下不满，但不敢公开显露她的牙齿；英国的实力，使得其他国家不敢假定他们有机可乘，我们将很快粉碎印度的起义。①
不出帕麦斯所料，法国、普鲁士、比利时纷纷表达提供军事援助的愿望，都被帕麦斯顿拒绝。他说：“我们要用自己的球棒战胜印度人，这样才能使英国站得更高。”②由此可见，帕麦斯顿考虑的比其他人更深远，他不想给欧洲其他列强留下英国兵力空虚的印象。
由于帕麦斯顿的冷静和对印度与英国国内安全的信心太过绝对，这激怒了其他人。阿尔伯特亲王③气愤地形容帕麦斯顿的行为是年少轻率；时任外交部长的克拉伦登④也对首相帕麦斯顿的态度感到非常失望。⑤其实，他们都误解了帕麦斯顿。印度土兵叛变的消息在6月传到伦敦后，帕麦斯顿内阁决定先派遣四个团到南非开普敦，以适应炎热气候之后，再开赴印度镇压起义。尽管面临募兵困难的问题，在9月底，仍有超过3万英军被调往印度。为了节省行程，增援英军坐火车横穿法国大陆，然后从法国南部马赛港，再乘船去印度。⑥大起义被镇压后，印度总督查尔斯·坎宁写信给帕麦斯顿说：
你的早有准备和慷慨地调遣大批部队增援印度英军，值得所有人赞誉。
的确如此，印度大起义的消息传到英国，5个月之内，帕麦斯顿共派遣了8万英国援军。⑦
对于印度总督查尔斯·坎宁受到英国媒体的诽谤与指责，帕麦斯顿在议会表达了对他的支持。⑧1857年11月9日，帕麦斯顿又在伦敦市政厅晚宴上，再次为坎宁辩护：
坎宁展示了最大的勇气，惩罚必须不以复仇为目的，为了确保我们同胞未来在印度的安全，他宽恕了数以万计的印度无辜者。⑨
此举，得到了坎宁及其夫人的感激与多次致谢，有意思的是，英国媒体似乎领会了帕麦斯顿的深意，对坎宁“仁慈行为”的谩骂也随之消失。
应当说，作为首相，帕麦斯顿的眼光看得更远，他曾在给女王的信中明确表示，印度的叛乱未必是坏事，或许这可能促使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建立在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⑩大起义为取缔早已饱受争议的东印度公司提供了机会，东印度公司被指控未能正确把握印度舆论是惰性、消极和失职的，它对印度的统治是一个时代的错误，必须予以立即纠正。{11}因此，帕麦斯顿决心抛弃东印度公司，废除印度的双重管理体制。在他看来，东印度公司作为特许公司，更适合于管理北美洲，在那里它们的主要功能应该是剥夺奔跑动物的毛皮。{12}帕麦斯顿这些强烈的个人观点体现在1858年2月18日通过的《印度政府法案》中，英国王室取代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进行直接统治。{13}
帕麦斯顿的《印度政府法案》为英属印度未来的政治架构奠定了基础和方向，不过，他的政府很快因其他政治事件意外垮台。短命的德比—迪斯雷利联合政府，最终在1858年8月2日，通过了斯坦利勋爵{14}提交的新法案，即《印度政府改进法案》（Act For the Better Government of India）。根据这个法案，维多利亚女王在11月1日发布诏书公告（Her Majesty's Proclamation 1858），承诺将不会像以前那样对待其印度臣民。{15}
英国议会通过的上述《印度政府改进法案》共75条，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双重政府制度被取消，印度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直辖殖民地
法案和女王的诏书都首先申明，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权力和义务转归女王，印度以女王的名义管辖。其实，在这一点上，它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改变。①因为早在1813年和1833年的特许状法案中，就曾明确宣布英王对东印度公司所获领土拥有主权。②
不过，在其他方面，无论内政精神还是具体措施上，都有很大革新。比如，任命一名内阁大臣为印度事务大臣，全权负责印度殖民当局的一切事务，并设置一个15名成员组成的印度事务委员会加以辅佐。8名由女王任命，7名由董事会指定。英国王室有权任命印度总督和各级长官。东印度公司任命的最后一任总督查尔斯·坎宁，摇身一变，成为女王任命的第一任印度总督。英国国王—印度事务大臣—印度事务委员会架构的形成，使得英王的统治不再局限于一个模糊的定位，而是得到了法律上的清楚确认。
第二，以分割和平衡的观念改组印度军队体制
起义前，东印度公司的军队中欧洲人不到19%，大部分炮兵由印度人控制。③大起义期间，英国政府成立了乔纳森·皮尔为首的皇家调查委员会，其目的是调查印度土兵叛乱的原因，以及提出改革印度军队的建议。④大起义后，英国人在印度军队中的比例大大增加，全体军官以及炮兵部队由欧洲人控制。印度兵变的教训使英国人坚持两大原则：一是在印度维持一支不可抵抗的英国军队；二是大炮必须掌握在欧洲人手中。⑤大起义前印度军队中孟加拉人占主导，大起义后英国缩编孟加拉人在军队中的比例。⑥英国开始从少数所谓的“尚武民族”，比如旁遮普锡克人、尼泊尔廓尔喀人、西北边境的帕坦人中大量招募军队。⑦同时，为避免印度土兵的团结，便于英国人控制，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种姓、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组成新的军团。⑧这样，发起暴动的印度军队被彻底予以改编。此外，英国殖民当局还严禁印度人私藏武器，轻则罚款500卢比，重则判处7年监禁，外加体罚。⑨
第三，承认印度土邦王公有养嗣继位的权利
女王诏书宣布：
要像尊重我们自己一样尊重王公们的权利、尊严和荣誉。我们将坚持尊重和维护世袭土地所有权利的坚定意志。⑩
由此可见，印度土邦仍被承认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并将其看成是英国政府的盟邦，而不是臣属。{11}总督坎宁勋爵在印度阿拉哈巴德举行的觐见式上宣读了这一敕令，女王诏书被吹嘘为印度人民的大宪章。前任印度总督达尔豪西的“无嗣失权”（Doctrine of Lapse）{12}政策被废除，只要印度王公保证对英国忠诚，英国允许他们在没有自然继承人时收养继承者，从而保证土邦统治的延续。英国在以后对印度土邦的政策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从1858年到1947年英国撤离次大陆的90年时间里没有一个土邦因继承人或其他原因被取消或被兼并。在英国政府新推行的控制加拉拢甚至庇护的政策下，印度王公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死心塌地效忠于英国”，①印度各土邦从此成为“不列颠印度统治权的基本支柱”。②毫无疑问，大起义后，英国与印度上层的土著人士达成和解是一种迫切的政治需要。
第四，收敛强制西化政策，变为大兴实业
英国福音派（Evangelicals）狂热的传教活动在南亚次大陆被严格限制，因为他们的活动被认为要对印度大起义的爆发负责。印度殖民政府公办学校禁止把《圣经》作为教科书使用，也不再强迫印度人改信基督教。③维多利亚女王认为印度“应该呼吸慷慨、仁慈和宗教自由的空气”。④在她的提议下，一份有“破坏印度本土宗教和风俗”倾向的文件被废除，并被保证宗教信仰自由的文件取代。⑤英国殖民当局对印度臣民的宗教信仰或崇拜仪式不作任何干涉。早前大力取缔的印度陋俗，如寡妇殉葬、溺杀女婴等某种程度上又被默许，尽管这些都是英国人深恶痛绝的。
英国转而像罗马人那样为殖民地提供一些实利——不仅有过去的那种公路、铁路、运河、桥梁和灌溉工程，还有像煤矿、黄麻纺织、炼铁和棉织这样的新兴工业。这些实际的改革没有引起印度人的不满，至少不像大起义之前的革新那样。⑥像女王公告中所说：
我们真诚的希望，刺激印度产业，促进公共事业和改善，为了我们居住在此地（印度）的所有臣民的利益。
这方面最好的例子体现在铁路行业。⑦马克思指出：
英国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有很大的好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供给印度水利设备和内地的交通工具，在印度布下一个铁路网，铁路在印度将真正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⑧
综上，不难发现，这次印度民族大起义使得英国人心有余悸，迫使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政策作出重大调整，武力镇压与政治分化相结合的惯用两面手法，使得英属印度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和平。另一方面，出于英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印度殖民政策改革的底线是：不管印度的风筝飞的多高多远，那根权力的长线必须确保牢牢掌握在英国人手中。⑨
1857年印度大起义成为印度和英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有印度历史学家这样评价道：
从军事意义上说，印度失败了；但是从政治意义上说，印度通过维护精神自由的权利赢得了自己的目标，这种精神自由最终导致印度的政治独立。⑩
的确，如果一个历史事件的重要性不局限于它的直接成效的话，那么，这次印度大起义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历史悲剧。暂时的挫折积淀了宏伟的目标——大起义不曾实现的——民族解放运动灵感的来源。{11}
而对于大不列颠来说，大起义留给英国人太多历史性的悲惨回忆，它真正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的帝国信念构成了一次严重危机，就像出现了一场地震！{12}这种深刻教训持续影响了几代英国人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后来到印度任职的克罗默勋爵曾经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我愿年轻一代的英国人阅读、关注、学习和深入体会印度兵变的历史，它充满了教训和告诫。{13}
【作者简介】 耿兆锐，男，1980年生，山东聊城人，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
Abstract： The Great Revolt of 1857-59 o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surprised and shocked Britons. The revolt itself and the ferocity of the massacres awakened the British society. It disrupted the process of Britain's westernizing India action. Dur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crisis， the British felt anger. Later， many Britons recognized that their nation and its policy were not blameless. This was provided the way for a policy of reconciliation and a programme of moderate reconstruction in India. After the crisis， the British endeavored to adjust policy in India. The Company was abolished an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was gradually not direct rule of India， which was a turning point both in British and Indian history.
Key Words： Indian Uprising， British Society， Respon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