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吾土吾民的生命足迹
王利华
摘 要 新兴的环境史学正在经历重要的思想转向，在“问题”和“主义”两方面都面临着困扰。为了调和“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冲突，建立正确的环境史观，进行理性的价值判断，本文提出“生命中心论”，主张把“生命关怀”作为中国环境史学的精神内核，紧扣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主线，多维开拓环境史研究课题，探寻吾土吾民生命活动历程中的人与自然关系。
关键词 中国环境史，生命中心论，生命活动，研究维度，叙事主线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5）12-0003-07
作为一门新兴史学，目前中国环境史研究无疑还是相当稚嫩的，还有不少最基本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虽然时下史学更重实证研究，不尚玄虚之论，但理论方法探讨对于初生的环境史还是相当重要的，同仁应该勇敢地开展一些讨论。笔者不才，愿意陈述几点谬论，供大家批判。
环境史家认为：历史不是由人类单独创造的，众多自然因素参与了其中。这种观念促使他们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历史解释体系，思想方法正在艰难地经历若干重要的转向：
一是尊重自然的历史价值，承认并且实证考察其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
在环境史的视野中，自然环境既是人类活动的舞台，也是人类历史的参与者。因此，不能仅仅在思想上承认自然世界及其变化对人类历史具有影响，而且在行动上实证地考察各种自然环境因素如何具体影响了人类的历史。在环境史的叙事中，不再只是抽象、静态和观念的存在，而是作为具体、变化和能动的历史角色，是所谓“自然进入历史”。①
二是重新定位人类的角色，考察其既受制于自然又改变自然的历史过程。
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不断创造并运用文化适应和改变着自然界，在地球生态系统演化中担当渐趋重要的角色，直至成为地球故事的主角。特别是最近几个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人类改变自然环境的能力得到极大增强，成为“生物圈中的第一个有能力摧毁生物圈的物种”和“生物圈中比生物圈力量更大的第一个居民”。②然而，地球并非人类独占并且可由他随意改变的家园，历史也不是人类挥袖独舞的戏剧。人类具有其他物种所不具备的一种特殊能力——创造并运用文化，因此自诩为万物之灵长，但终究亦只是地球上无数物种中的一员，不能脱离地球生物圈而生存，亦不能摆脱生态规律最终支配。在环境史叙事中，人类的角色甚至命运乃是通过他与自然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来判定。环境史学者回顾人类与自然交往的长期过程，特别是检讨农业时代以来人类活动的环境制约和环境影响，重新定位人类自身，是为“人类回归自然”。
三是超越简单因果律和机械决定论，揭示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生态关系。
在环境史视野中，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是相互因应、协同演变的“此方”与“彼方”。环境史家首先承认人类是大自然中的一员，受自然生态规律的最终支配。但人类又是一个具有文化自决性和主观能动性的特殊物种，拥有按照自己的精神意志改变自然环境的强烈冲动和高超能力，因而人类历史进程并不完全由自然环境因素决定。人类社会现象与自然环境因素之间存在着极其复杂的生态关系，人与自然彼此因应、互相反馈和协同演化，常常互为因果，并非始终都是简单地由一方决定另外一方。这样一来，环境史研究者就应当超越简单因果律和机械决定论，回到历史的实际情境之中，具体考察环境与社会究竟是如何彼此作用、相互反馈，深入揭示人与自然如何往复因应、协同演化。
近年来，随着环境史研究逐渐展开，我们深感学理建构之不足，愈来愈面临严重的困扰。这些困扰，既关乎“问题”，也关乎“主义”，有的似乎应上升到历史哲学高度来做思维。若不能克服这些困扰，环境史恐怕不能成为一门成熟的学问。
“问题”的困扰主要关乎环境史的研究对象。近年来，环境史研究已呈如火如荼之势。然而，环境史应该重点探讨哪些“问题”，环境史所关注的“问题”与其他领域有何不同？对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中外学人已经做过不少讨论，但似乎还需要进一步厘清。
在具体课题研究中，我们也许不必纠结，只要课题关涉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即可以被视为环境史。但一旦动手编纂一部中国环境史教材、一部断代环境史、甚至一部中国环境通史，困扰就发生了。作者需要反复思忖：这本书必须包括哪些基本内容才能得到学界首肯“这就是一部环境史”，而不是一部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史、农业史、经济史、社会史……著作？从这个角度看，环境史需要研究哪些“问题”，既是一个学科框架问题，更直接的乃是一个历史编纂学问题。环境史研究者必须创造一种新的历史编纂方法和话语体系，甚至要进行历史观念与知识的系统重构。
“主义”的困扰则关乎环境史观和价值判断。环境史研究应当奉行什么“主义”，基于怎样的历史观念进行“价值判断”？这是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理论困扰。
我们知道：在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特别是历史地理学界）等领域，曾经多次发生“文化决定论”与“环境决定论”的激烈争论，思想分歧至今并未完全消弭。在环境研究领域（如环境伦理学），则发生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严重思想对抗。这些都必然对环境史观产生一定影响。
众所周知，摈弃“人类中心主义”而奉行“生态中心主义”，是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核心主张。环境史研究的兴起与环境保护运动密不可分，自然不能不受其影响。我相信绝大多数环境史学者都同意放弃“人类中心主义”，承认自然事物的存在价值，重视生态环境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正是基于这一点，环境史学者试图重新认识许多历史现象、事件和人物，做出与以往相当不同的解说和评价。如果放弃这些方面的努力，环境史研究就不具备存在的“合法性”。
然而历史学家果真能够彻底地奉行“生态中心主义”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过去的历史观念是否可能被彻底颠覆？！
这种忧惧并非毫无根据。观察当今围绕环境问题而发生的种种争论甚至政治对抗，我们常常感到不知所从。环境保护人士对大自然的那种宗教式情怀，对“原生态”的那种顶礼膜拜式赞美，非常让人感动。有时我们很希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因为当今中国环境生态形势如此严峻，我们确实需要“洗心革面”。但有时又觉得对立一方的许多观点更切合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并不可取。
在这种矛盾心理下研究环境史，我们的思想难免陷入混乱。一直以来，我们坚信：追求物质生活富足是“天赋的人权”。从历史角度来看，它毋庸置疑还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动力。然而，这些年的环境史论著总是在告诉我们：经济发展、文明进步与环境破坏始终相伴而行，这是全人类的普遍历史经验。如此一来，历史就变得极其吊诡：人类不断追求物质财富、发展物质文明，其实是在不断毁坏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
如何认识这一严重的吊诡现象？环境破坏是否就是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必然代价和结果？——如果是，人类一直追求“进步”，其实恰恰就是“反动”。那么，为了保护自然、保护环境，是否应当从现在开始就停止一切发展？如果不是，我们又应该如何评判历史上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所造成的环境改变？对于环境史研究来说，目前亟须形成一个正确的历史价值取向，以便评判以往的人类环境行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不能形成理性的历史价值判断，提供正确的环境史观，环境史学者必将陷入历史悲观主义而不能自拔，成为“文明原罪论者”甚至“反文明论者”，而人类文明发展也将可能迷失方向。
拜读多年来的中国环境史论著，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相关研究中，采用经济史视角和采用文化史视角，所得出的结论似乎完全背道而驰：采用经济史视角的环境史研究，满篇都是讲先前环境是如何、如何好，由于经济开发，后来不断恶化了：森林没有了，野生动物没有了，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自然灾害不断加剧，社会经济也因此陷入了发展困境——这种“经济开发导致环境破坏，环境恶化导致经济衰落”的因果分析，看起来很清晰明了，但似乎完全否定了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合理性。采用文化史视角的环境史研究则不同，满篇都在讲述中国很早之前就有了这样、那样先进的环保制度和政策，古人很早就主张“天人合一”、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具有非常高明的生态思想智慧。有的甚至认为运用中国传统生态思想智慧就可以拯救今天的地球。但持此论者似乎忘记了一个基本史实：几千年来，中国自然环境由于人类活动的长期影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是地球上被破坏得较严重的土地之一。既然中国那么早就有了那样先进的思想智慧，为什么生态环境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都怪最近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吗？我相信：这类困扰不只存在于环境史研究中，也存在于环境伦理学、环境经济学、生态人类学等等相关领域。
“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是两个相反的思想立场，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调和的可能性？能否找到一个“中道”？最近几年我一直在苦苦求索，尚无满意的答案。可以肯定的是：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并不可取，没有人真的愿意为了保护环境而停止一切发展，除非他完全不食人间烟火。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等领域目前的主流观点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首先强调“以人为本”原则，同时反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与极端生态中心主义。这个思想的形象表述是：没有保护的发展是“竭泽而渔”，没有发展的保护是“缘木求鱼”。中国“人本主义”的思想文化传统极其深厚，提出这种观念并不奇怪。再说，我们都是人，不可能大公无私到不“以人为本”。问题是：什么是“以人为本”？以什么人为本？以人的什么为本？以贪得无厌的人及其没有节制的物质欲望为本吗？
我曾试图将“以人为本”说得更明确一点，提出了“生命中心论”或“生命中心主义”，实际上是主张以人类的基本生存需求、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本。①我认为：对环境问题——不论是历史问题还是现实问题进行好与坏、善与恶的判断，都应当基于一个核心：人类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和种群延续。环境史研究应当以人的生物属性作为思想的起点，以人的生命活动作为主线来规划研究课题、展开历史叙事和进行价值判断。这或许有助于跳出目前的思想争论，回到历史实际和问题本质。
提出这个想法，既是基于人类特殊属性，也是基于生态学原理；既面对中国环境问题现实，又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具体想法有以下几点：
其一，人类兼具文化属性和生物属性。人类主要通过文化方式而非依靠本能来适应自然环境、发展经济生产、推动社会进步、满足物质需要，这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属性。但文化属性并不能使人类完全免除其生物属性，不能摆脱生态规律的最终支配。拥有文化的人类并不能放弃对食物、空气、水……的需求，不能完全摆脱病毒、细菌、有害物质和其他不利自然因素的侵害。从理论上说，一切文化创造和经济活动首先都是为了保障人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和种群延续，但历史实际并非如此。特别是最近几个世纪以来，由于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过度张扬，由于资本利润私欲的极度膨胀，不少方面的人类活动强度逼近甚至超过了自然环境承受能力的极限，违背了自然生态规律，因而不断走向人类理想目标的反面，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资源匮乏了，食物有毒了，空气污染了，土地退化了，水体黑臭了……首先受到挑战的就是人的生物属性——作为一种生物，人类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由于自己的认识错误和行为不当日益受到威胁，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尖锐。这迫使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生物属性与历史地位，对我们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文明进行系统性历史反思。
其二，生命是生态学的问题和理论核心。许多学者主张：生态学是环境史的主要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什么是生态学？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一百多年来生态学发展出了很多分枝，但始终都是以“生命”为中心，对特定物种的生境进行“价值判断”，都是基于生境中的各种因素条件之于这一物种生存、繁衍的利弊而做出。环境史既以生态学作为理论基础，强调“生命”的中心意义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否有利于人类这个特殊生物类群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自当成为进行历史意义评估和价值判断的一个首要标准。
其三，环境危机的实质和要害是生命受到威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条件与根本保障。由于自然和社会两类驱动力量的交相作用，环境之中各种有机、无机，物理、化学、生物……要素之存在，既有其“时、空、量、构、序”规律，亦始终处在平衡与失衡的动态变化之中。各种要素严重失衡必然带来短缺匮乏、过量积聚、结构失当、时空失序等问题，导致人类生态系统乃至整个地球生物圈发生紊乱，进而威胁人和其他物种的生存、延续。成千上万年来，中华民族为了生存和发展，不断认识和适应生态环境，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经历过无数的艰难困苦，创造了极其丰富的文明成果，也留了十分深刻的历史教训。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史无前例，环境破坏的速率和程度亦是前所未有。饿死和冻死的人愈来愈少，这是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但因食物、空气和水的污染而受到严重影响的人数不断增多，这是环境破坏的后果。开宝马、喝脏水的荒谬悖论日益凸现，越来越多的人拥有名车的代价，是更多的人饮用愈来愈不洁净的水、食用愈来愈危险的食物、呼吸愈来愈难闻的空气。接连发生的恶性污染、中毒案例已经足以证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由此而频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则说明环境危机同时还是社会政治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这绝不是中国现代化所期望的结果，但显而易见是与之相伴随行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认真回顾历史，重新思考社会经济发展的方略、目的和意义：什么才是合理的发展？可以肯定的是：谋财害命和可能导致断子绝孙的发展决不合理！当今环境危机的实质和要害，正是盲目、过度等不合理发展造成诸多环境要素严重失衡，资源不断耗竭，生态系统发生紊乱，对物质供给、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日益巨大的威胁。这使人们对自身生存、发展的前景感到焦虑、紧张甚至恐惧，也对环境问题日益关切，环境史研究应当重点回应这种关切。只有这样，才能明确自身的学术责任，透过历史为谋求合理发展提供思想资源。
摘 要 新兴的环境史学正在经历重要的思想转向，在“问题”和“主义”两方面都面临着困扰。为了调和“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冲突，建立正确的环境史观，进行理性的价值判断，本文提出“生命中心论”，主张把“生命关怀”作为中国环境史学的精神内核，紧扣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主线，多维开拓环境史研究课题，探寻吾土吾民生命活动历程中的人与自然关系。
关键词 中国环境史，生命中心论，生命活动，研究维度，叙事主线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5）12-0003-07
作为一门新兴史学，目前中国环境史研究无疑还是相当稚嫩的，还有不少最基本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虽然时下史学更重实证研究，不尚玄虚之论，但理论方法探讨对于初生的环境史还是相当重要的，同仁应该勇敢地开展一些讨论。笔者不才，愿意陈述几点谬论，供大家批判。
环境史家认为：历史不是由人类单独创造的，众多自然因素参与了其中。这种观念促使他们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历史解释体系，思想方法正在艰难地经历若干重要的转向：
一是尊重自然的历史价值，承认并且实证考察其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
在环境史的视野中，自然环境既是人类活动的舞台，也是人类历史的参与者。因此，不能仅仅在思想上承认自然世界及其变化对人类历史具有影响，而且在行动上实证地考察各种自然环境因素如何具体影响了人类的历史。在环境史的叙事中，不再只是抽象、静态和观念的存在，而是作为具体、变化和能动的历史角色，是所谓“自然进入历史”。①
二是重新定位人类的角色，考察其既受制于自然又改变自然的历史过程。
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不断创造并运用文化适应和改变着自然界，在地球生态系统演化中担当渐趋重要的角色，直至成为地球故事的主角。特别是最近几个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人类改变自然环境的能力得到极大增强，成为“生物圈中的第一个有能力摧毁生物圈的物种”和“生物圈中比生物圈力量更大的第一个居民”。②然而，地球并非人类独占并且可由他随意改变的家园，历史也不是人类挥袖独舞的戏剧。人类具有其他物种所不具备的一种特殊能力——创造并运用文化，因此自诩为万物之灵长，但终究亦只是地球上无数物种中的一员，不能脱离地球生物圈而生存，亦不能摆脱生态规律最终支配。在环境史叙事中，人类的角色甚至命运乃是通过他与自然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来判定。环境史学者回顾人类与自然交往的长期过程，特别是检讨农业时代以来人类活动的环境制约和环境影响，重新定位人类自身，是为“人类回归自然”。
三是超越简单因果律和机械决定论，揭示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生态关系。
在环境史视野中，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是相互因应、协同演变的“此方”与“彼方”。环境史家首先承认人类是大自然中的一员，受自然生态规律的最终支配。但人类又是一个具有文化自决性和主观能动性的特殊物种，拥有按照自己的精神意志改变自然环境的强烈冲动和高超能力，因而人类历史进程并不完全由自然环境因素决定。人类社会现象与自然环境因素之间存在着极其复杂的生态关系，人与自然彼此因应、互相反馈和协同演化，常常互为因果，并非始终都是简单地由一方决定另外一方。这样一来，环境史研究者就应当超越简单因果律和机械决定论，回到历史的实际情境之中，具体考察环境与社会究竟是如何彼此作用、相互反馈，深入揭示人与自然如何往复因应、协同演化。
近年来，随着环境史研究逐渐展开，我们深感学理建构之不足，愈来愈面临严重的困扰。这些困扰，既关乎“问题”，也关乎“主义”，有的似乎应上升到历史哲学高度来做思维。若不能克服这些困扰，环境史恐怕不能成为一门成熟的学问。
“问题”的困扰主要关乎环境史的研究对象。近年来，环境史研究已呈如火如荼之势。然而，环境史应该重点探讨哪些“问题”，环境史所关注的“问题”与其他领域有何不同？对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中外学人已经做过不少讨论，但似乎还需要进一步厘清。
在具体课题研究中，我们也许不必纠结，只要课题关涉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即可以被视为环境史。但一旦动手编纂一部中国环境史教材、一部断代环境史、甚至一部中国环境通史，困扰就发生了。作者需要反复思忖：这本书必须包括哪些基本内容才能得到学界首肯“这就是一部环境史”，而不是一部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史、农业史、经济史、社会史……著作？从这个角度看，环境史需要研究哪些“问题”，既是一个学科框架问题，更直接的乃是一个历史编纂学问题。环境史研究者必须创造一种新的历史编纂方法和话语体系，甚至要进行历史观念与知识的系统重构。
“主义”的困扰则关乎环境史观和价值判断。环境史研究应当奉行什么“主义”，基于怎样的历史观念进行“价值判断”？这是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理论困扰。
我们知道：在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特别是历史地理学界）等领域，曾经多次发生“文化决定论”与“环境决定论”的激烈争论，思想分歧至今并未完全消弭。在环境研究领域（如环境伦理学），则发生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严重思想对抗。这些都必然对环境史观产生一定影响。
众所周知，摈弃“人类中心主义”而奉行“生态中心主义”，是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核心主张。环境史研究的兴起与环境保护运动密不可分，自然不能不受其影响。我相信绝大多数环境史学者都同意放弃“人类中心主义”，承认自然事物的存在价值，重视生态环境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正是基于这一点，环境史学者试图重新认识许多历史现象、事件和人物，做出与以往相当不同的解说和评价。如果放弃这些方面的努力，环境史研究就不具备存在的“合法性”。
然而历史学家果真能够彻底地奉行“生态中心主义”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过去的历史观念是否可能被彻底颠覆？！
这种忧惧并非毫无根据。观察当今围绕环境问题而发生的种种争论甚至政治对抗，我们常常感到不知所从。环境保护人士对大自然的那种宗教式情怀，对“原生态”的那种顶礼膜拜式赞美，非常让人感动。有时我们很希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因为当今中国环境生态形势如此严峻，我们确实需要“洗心革面”。但有时又觉得对立一方的许多观点更切合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并不可取。
在这种矛盾心理下研究环境史，我们的思想难免陷入混乱。一直以来，我们坚信：追求物质生活富足是“天赋的人权”。从历史角度来看，它毋庸置疑还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动力。然而，这些年的环境史论著总是在告诉我们：经济发展、文明进步与环境破坏始终相伴而行，这是全人类的普遍历史经验。如此一来，历史就变得极其吊诡：人类不断追求物质财富、发展物质文明，其实是在不断毁坏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
如何认识这一严重的吊诡现象？环境破坏是否就是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必然代价和结果？——如果是，人类一直追求“进步”，其实恰恰就是“反动”。那么，为了保护自然、保护环境，是否应当从现在开始就停止一切发展？如果不是，我们又应该如何评判历史上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所造成的环境改变？对于环境史研究来说，目前亟须形成一个正确的历史价值取向，以便评判以往的人类环境行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不能形成理性的历史价值判断，提供正确的环境史观，环境史学者必将陷入历史悲观主义而不能自拔，成为“文明原罪论者”甚至“反文明论者”，而人类文明发展也将可能迷失方向。
拜读多年来的中国环境史论著，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相关研究中，采用经济史视角和采用文化史视角，所得出的结论似乎完全背道而驰：采用经济史视角的环境史研究，满篇都是讲先前环境是如何、如何好，由于经济开发，后来不断恶化了：森林没有了，野生动物没有了，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自然灾害不断加剧，社会经济也因此陷入了发展困境——这种“经济开发导致环境破坏，环境恶化导致经济衰落”的因果分析，看起来很清晰明了，但似乎完全否定了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合理性。采用文化史视角的环境史研究则不同，满篇都在讲述中国很早之前就有了这样、那样先进的环保制度和政策，古人很早就主张“天人合一”、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具有非常高明的生态思想智慧。有的甚至认为运用中国传统生态思想智慧就可以拯救今天的地球。但持此论者似乎忘记了一个基本史实：几千年来，中国自然环境由于人类活动的长期影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是地球上被破坏得较严重的土地之一。既然中国那么早就有了那样先进的思想智慧，为什么生态环境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都怪最近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吗？我相信：这类困扰不只存在于环境史研究中，也存在于环境伦理学、环境经济学、生态人类学等等相关领域。
“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是两个相反的思想立场，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调和的可能性？能否找到一个“中道”？最近几年我一直在苦苦求索，尚无满意的答案。可以肯定的是：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并不可取，没有人真的愿意为了保护环境而停止一切发展，除非他完全不食人间烟火。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等领域目前的主流观点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首先强调“以人为本”原则，同时反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与极端生态中心主义。这个思想的形象表述是：没有保护的发展是“竭泽而渔”，没有发展的保护是“缘木求鱼”。中国“人本主义”的思想文化传统极其深厚，提出这种观念并不奇怪。再说，我们都是人，不可能大公无私到不“以人为本”。问题是：什么是“以人为本”？以什么人为本？以人的什么为本？以贪得无厌的人及其没有节制的物质欲望为本吗？
我曾试图将“以人为本”说得更明确一点，提出了“生命中心论”或“生命中心主义”，实际上是主张以人类的基本生存需求、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本。①我认为：对环境问题——不论是历史问题还是现实问题进行好与坏、善与恶的判断，都应当基于一个核心：人类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和种群延续。环境史研究应当以人的生物属性作为思想的起点，以人的生命活动作为主线来规划研究课题、展开历史叙事和进行价值判断。这或许有助于跳出目前的思想争论，回到历史实际和问题本质。
提出这个想法，既是基于人类特殊属性，也是基于生态学原理；既面对中国环境问题现实，又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具体想法有以下几点：
其一，人类兼具文化属性和生物属性。人类主要通过文化方式而非依靠本能来适应自然环境、发展经济生产、推动社会进步、满足物质需要，这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属性。但文化属性并不能使人类完全免除其生物属性，不能摆脱生态规律的最终支配。拥有文化的人类并不能放弃对食物、空气、水……的需求，不能完全摆脱病毒、细菌、有害物质和其他不利自然因素的侵害。从理论上说，一切文化创造和经济活动首先都是为了保障人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和种群延续，但历史实际并非如此。特别是最近几个世纪以来，由于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过度张扬，由于资本利润私欲的极度膨胀，不少方面的人类活动强度逼近甚至超过了自然环境承受能力的极限，违背了自然生态规律，因而不断走向人类理想目标的反面，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资源匮乏了，食物有毒了，空气污染了，土地退化了，水体黑臭了……首先受到挑战的就是人的生物属性——作为一种生物，人类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由于自己的认识错误和行为不当日益受到威胁，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尖锐。这迫使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生物属性与历史地位，对我们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文明进行系统性历史反思。
其二，生命是生态学的问题和理论核心。许多学者主张：生态学是环境史的主要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什么是生态学？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一百多年来生态学发展出了很多分枝，但始终都是以“生命”为中心，对特定物种的生境进行“价值判断”，都是基于生境中的各种因素条件之于这一物种生存、繁衍的利弊而做出。环境史既以生态学作为理论基础，强调“生命”的中心意义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否有利于人类这个特殊生物类群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自当成为进行历史意义评估和价值判断的一个首要标准。
其三，环境危机的实质和要害是生命受到威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条件与根本保障。由于自然和社会两类驱动力量的交相作用，环境之中各种有机、无机，物理、化学、生物……要素之存在，既有其“时、空、量、构、序”规律，亦始终处在平衡与失衡的动态变化之中。各种要素严重失衡必然带来短缺匮乏、过量积聚、结构失当、时空失序等问题，导致人类生态系统乃至整个地球生物圈发生紊乱，进而威胁人和其他物种的生存、延续。成千上万年来，中华民族为了生存和发展，不断认识和适应生态环境，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经历过无数的艰难困苦，创造了极其丰富的文明成果，也留了十分深刻的历史教训。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史无前例，环境破坏的速率和程度亦是前所未有。饿死和冻死的人愈来愈少，这是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但因食物、空气和水的污染而受到严重影响的人数不断增多，这是环境破坏的后果。开宝马、喝脏水的荒谬悖论日益凸现，越来越多的人拥有名车的代价，是更多的人饮用愈来愈不洁净的水、食用愈来愈危险的食物、呼吸愈来愈难闻的空气。接连发生的恶性污染、中毒案例已经足以证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由此而频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则说明环境危机同时还是社会政治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这绝不是中国现代化所期望的结果，但显而易见是与之相伴随行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认真回顾历史，重新思考社会经济发展的方略、目的和意义：什么才是合理的发展？可以肯定的是：谋财害命和可能导致断子绝孙的发展决不合理！当今环境危机的实质和要害，正是盲目、过度等不合理发展造成诸多环境要素严重失衡，资源不断耗竭，生态系统发生紊乱，对物质供给、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日益巨大的威胁。这使人们对自身生存、发展的前景感到焦虑、紧张甚至恐惧，也对环境问题日益关切，环境史研究应当重点回应这种关切。只有这样，才能明确自身的学术责任，透过历史为谋求合理发展提供思想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