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老年权利运动初探
[摘要]演20世纪50年代，老年医疗问题在美国社会凸现出来，同时，老年中心这种新型的组织形式促进了老年人政治参与意识和群体意识的提升。在这种背景下，为获得医疗保障权益，一场以争取弗兰德议案在国会通过为目标的老年权利运动在美国勃兴。由于缺乏严密的组织，反对势力的竭力抵制，其目标最终并未达实现。但较之30年代的汤森运动，50年代的老年权利运动表现得更为理性和成熟，并为60年代更大规模老年权利运动的兴起乃至老年医疗保障制度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演老年权利运动，政治参与意识，群体意识，弗兰德议案，老年医疗保障制度
[中图分类号]K15【眼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5）06-0066-07
老年权利运动是老年群体为争取自身权益而开展的社会运动。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的老年权利运动兴起时间较晚，其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老年权利运动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的汤森运动（the Townsend Movement）。①二战爆发后，老年权利运动陷入沉寂，直至50年代，老年权利运动在美国再度勃兴。
对此次运动，国内学界尚缺乏研究。美国学界在相关研究中，通常把50年代与60年代的老年权利运动整合起来考察，其理由主要在于两者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争取医疗保障权益。②笔者认为，50年代的老年权利运动有其独特的内核：一方面，它较之30年代的汤森运动，无论在具体的斗争目标还是策略上都更趋理性和成熟；但另一方面，较之60年代的老年权利运动，它又缺乏全国性组织的统筹协调，未能构建起一张联系紧密的老年组织网。从这一角度来讲，单独考察50年代老年权利运动的兴衰成败以及背后的动因，可以更加清晰地展现美国老年权利运动的发展轨迹。
社会学家亚伯拉罕·霍尔茨曼（Holtzman）曾在195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汤森运动是30年代经济大萧条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而50年代的美国社会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并不存在孕育老年运动的土壤。③霍尔茨曼的这一论断过于轻率，当今天我们再度考察50年代的美国历史时会发现，在经济繁荣的大背景下，仍然有着促使老年权利运动兴起的因素。
第一，50年代，美国老年人口大幅增长的同时，老年社会问题尤其是医疗问题依然严峻，这是促使老年群体再度发起权利运动维护自身权益的最直接因素。
随着现代医学水平的提高，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延长，老年人口也随之快速增长，据统计，1900年美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数为308万，1930年人数为673万，到1950年人数已达1227万，是1900年人数的近4倍，1930年人数的近2倍，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900年的4.1%上升到1950年的8.1%，增加了1倍的比例。①按照联合国制定的老龄化社会标准——当一个地区65岁及以上老人占人口总数的7%即视其进入老龄化社会，美国于50年代已跨入老龄化社会。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老年问题再次凸现出来。由于1935年《社会保障法》的颁布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养老保障问题，因此50年代的老年问题更突出的表现在医疗保障的缺失方面。肯尼迪总统曾在1963年一篇致国会的特别咨文中描述了当时老年人的医疗困境：
我们国家的老年人患者比其他患者更经常、更持久。每100个65岁以上的人中，有80位患慢性病，其中28位有心脏病或高血压，27位患关节炎或风湿症，有10位身体虚弱，有17位听力损坏。每年有16人住院1次或多次，年满65岁的老人要求每年享有3次住院护理，然而，65岁以上的老人中仅有一半享有这类健康保险。②
老年人在医疗方面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因此只有采取集体行动给政府施加压力，敦促政府尽快建立老年医疗保障制度。
第二，老年中心（Senior Centers）这种新型的组织形式促进了老年人政治参与意识和群体意识的提升，这也为50年代老年权利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50年代，一种新型老年组织——老年中心在美国迅速发展起来。与老年俱乐部这种传统的老年组织相比，老年中心至少有一名全职的工作人员，能为参与活动的人员提供更丰富的信息资源，因而更显正规，对老年人也更具吸引力。霍德森中心（Hodson center）是美国第一个著名的老年中心，它于40年代在纽约建立，其成员通过写作、演讲等形式扩散其影响。50年代，美国老年中心的数量迅速增长，至1961年，全国已经有218个老年中心。③绝大多数老年中心设立的目的是展现老年人的面貌，以改变社会对老年人的消极态度，促使社会创造出适当的服务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为实现这一目的，老年中心大都对其成员公开讨论公共事务提供便利，鼓励老年人更有效地实施其公民权，为争取自身体面的生活条件参加政治活动。参与老年中心的活动对老年人究竟有何种影响呢？社会学家詹姆斯·特雷拉（James Trela）曾对此进行过深入研究。他选取了克利夫兰地区（the Cleveland area）的709名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将其分成两组，第一组为未参加老年中心活动的老年人，第二组为参加老年中心活动的老年人，然后就“1个月内是否讨论过国家政策”这一问题分别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第一组中仅有3%的老年人讨论过国家政策，而第二组中讨论过国家政策的老年人数量是第一组的5倍。通过其他的问卷调查还发现，老年中心的成员可能逐渐开始讨论税收、通货膨胀、骚乱、示威活动等更敏感的政治话题，他们参与中心活动的次数越频繁，越可能参与这方面的讨论。④由此可见，老年中心的活动培育出了一批具有政治参与意识的老年人，正是这些老年人在50年代的老年权利运动中充当了中坚力量，有力推动了运动的开展。
第三，30年代的汤森运动为50年代的老年权利运动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汤森运动是由弗朗西斯·汤森领导的美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老年人争取养老金的运动。在美国传统观念中，老年人体力和智力衰退，组织经验欠缺，加之，“社会组织的构建也极少以年龄分级作为基础”，⑤因此，老年人很难团结起来成立老年组织，并形成有影响力的社会运动，但30年代兴起的汤森运动却颠覆了美国人的这种观念。虽然汤森运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其规模之大，影响力之巨，冲击了整个美国社会。尤为重要的是，它使属于社会弱势群体的老年人找到了自信，正是拥有了为自身权利奋斗的信心和勇气，才促使老年群体在美国50年代经济繁荣的大背景下再度掀起社会运动。同时，汤森运动中暴露出的过于激进和过于情绪化等缺陷，也为50年代的老年运动提供了教训，这些都为50年代老年运动的再度勃兴奠定了基础。
第四，50年代流行于老年社会学界的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提供了合理性解释。
50年代，老年社会学的研究在美国开始活跃起来，据统计，在1950—1959年十年间在各种杂志上发表的有关老年问题的文献，相当于此前115年的总和。①在50年代的老年社会学研究中，活动理论逐渐成为学界内部普遍认同而占优势地位的理论，它认为：
有活动力的老年人比没有活动力的老年人更容易感到满意和更能适应社会，一个人的自我概念是通过参与具有中年人特点的角色而被证实的，所以老年人看起来应该尽可能保持许多中年人的活动，用新的角色取代那些因丧偶或退休而失去的角色，为了把老年人和社会的距离缩小到最低限度，必须通过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中年人的生活方式来否定老年的存在。②
对于当时那些喜欢安于现状的老年人来说，这一理论的提出，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其为维护自身权益而参与社会运动的热情。
在上述各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美国老年人逐渐产生了集体认同感，在此基础上，50年代中后期，掀起了一场以争取弗兰德议案（Forand bill）在国会通过为具体目标的权利运动。
1956年末，劳联-产联（AFL-CIO）社会保障部负责人纳尔逊·克鲁克香克（Nelson Cruikshank）草拟了一项议案，建议联邦政府对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内的老年人，提供每年60天的住院医疗保障，由联邦政府通过征收社会保障税来筹集资金。③按照美国立法程序，为了将议案递交到众议院筹款委员会（th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他需要得到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的支持。由于这项议案不涉及委员们的切身利益，他先后找过多人均无果，只有来自罗德岛州的阿姆·弗兰德（Aime Forand）没有像其他委员那样立刻拒绝，但对这项议案的前景没有信心，处于犹豫中。抓住这一时机，克鲁克香克将消息传给罗德岛州的老年组织。当地老年组织立即采取了行动，它们一方面通过《普罗维登斯日报》（Providence Journal）等知名媒体表达对该议案的支持，一方面组织老年人直接给弗兰德写信，阐述自身在医疗问题上的困境，恳请他将这项议案递交到国会。④这是50年代老年人为争取自身权益而采取的第一次集体行动，成为这一时期老年运动兴起的标志。最终，老年人所展现出的巨大热情感染了弗兰德，使他于1957年8月27日向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提交了这项议案。
以此为契机，一场支持弗兰德议案，争取医疗保障权益的老年运动很快扩展到全美各地。在1958年6月16日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就弗兰德议案举行的听证会上，老年组织和劳工组织的代表与反对建立老年医疗保障制度的组织代表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代表商业保险公司利益的美国医疗保险协会（Health Insurance Association of America）发言人声称，弗兰德议案一旦通过，政府需每年支出21亿美元，这将使社保基金承受巨大的支付压力。⑤美国医疗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的主席也强调，弗兰德议案旨在实施国家强制性健康保险计划，这是一种社会化医疗（Socialized Medicine），将会耗尽社会保障信托基金，从而给政府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此外，它还会造成老年人对政府的永久依赖而丧失独立自主的精神。⑥
劳联-产联社会保障部负责人克鲁克香克反驳了他们的观点，他指出，据相关部门统计，弗兰德议案每年需要政府支出10亿美元，而不是21亿美元，这并不会给政府社会保障项目的收支平衡造成危害，此外，他还公布了一份名为《1956年美国健康服务》的调查报告，上面显示，近600万老年人的家庭年收入不足3000美元，这些老年人中的70%没有任何医疗保障。⑦参会的老年组织代表纷纷对克鲁克香克的观点给予支持，例如，大纽约社区理事会（Community Council of Greater New York）发言人认为：
由于受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很多无法负担医疗费用的贫困老年人羞于申请公共援助，他们只能求助于自己的子女。虽然没有数据统计多少低收入老年人在市场捡那些腐烂的水果和蔬菜，但有许多老年人缺乏足够的食物和医疗，活在社会的边缘，却是不争的事实。美国之所以人均寿命居于世界第11位，在挪威、瑞典、西德等国之后，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建立了医疗保险制度，而美国没有。①
洛杉矶县老年人协会（Los Angeles County Senior Citizens Association）的主席表示：
医生们会信誓旦旦地告诉你们，如果老年人申请，他们会为老年人提供救助，但事实上，我们的老年人一直都有着独立的传统，不愿接受施舍，因此政府建立医疗保障制度是解决低收入老年人医疗问题的唯一途径。②
加利福尼亚州老年中心的代表在会场读了当地一对因看不起病而自杀的老年夫妇留下的遗言：
我们不得不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没有别的路可走了，上个月我们的药费账单显示为83.31美元，我们实在不堪重负，望上帝原谅我们的行为。③
听证会上的论战是老年群体与反对建立老年医疗保障制度的势力间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它彰显了老年群体的力量，为此后老年权利运动的开展树立了榜样。
1959年1月，国会授权参议员帕特·麦克纳马拉（Pat McNamara）成立了一个“老龄问题小组委员会”（Subcommittee on the Problems of the Aged），就弗兰德议案所涉的老年医疗问题进行深入地调查取证。此后，在该委员会到各地走访的几个月中，老年人在当地老年组织的引导下，踊跃参与听证会表达意见，从而将50年代的老年权利运动推向了高潮。一名委员会成员后来回忆说：
我们没有想到正在从事的是一项如此受欢迎的事业，在所到各地的听证会现场，成群的老年人排队等候发言，我们看到的不再是调查报告上那些冷冰冰的数据，而是亲身看到老年人向我们诉说他们需要的生活，表述自己对建立医疗保障制度的渴求，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当地新闻媒体也争相报道。④
1959年10月，麦克纳马拉委员会向国会提交了调查报告，但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并没有回应。为了敦促其尽快对弗兰德议案进行表决，各地老年人在当地老年组织的引导下又采取了行动，他们纷纷向国会议员发邮件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一位老人表达了自己的急切心情：
我工作了64年，今年已经80岁了，希望弗兰德议案尽快通过，让我剩下的日子里能得到好的医疗照顾。
还有老年人在邮件中质问道：
对弗兰德议案的表决一拖再拖，为何政府如此忽视老年人的需求？⑤
迫于老年群体的压力，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同意于1959年12月就弗兰德议案进行投票表决。但令老年人失望的是，结果为17票反对，9票赞成，⑥弗兰德议案最终还是未获通过，这意味着50年代美国老年权利运动的目标未能实现。
为什么50年代美国老年权利运动的勃兴最终仍未能阻止弗兰德议案在国会的流产？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由于缺乏能够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全国性组织，50年代的老年运动组织化程度比较低，结构比较松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群体力量的发挥。
50年代，美国老年组织虽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但主要属于地方性组织，普遍成员数量少且规模小。当今美国几个规模和影响力大的全国性老年组织，如老年公民全国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of Senior Citizens）、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merica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老龄全国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on the Aging），仅有美国退休人员协会于1958年刚刚成立，且当时仅有5万会员，⑦影响力十分有限，尚不能发挥统筹协调的主导性作用。正因为如此，尽管50年代的老年组织有着共同的信念和目标，但彼此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作，未能构建起一张联系紧密、运作有效的老年组织网。例如，当时在一些听证会上，各老年组织的代表在谈及与老年医疗相关的事例或统计数据时，往往单凭各自掌握的信息作为论据，这样经常导致其说法相互矛盾，从而削弱了其观点的说服力。①结果，老年人的集体力量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使运动的社会影响力受到一定限制，这是导致50年代老年权利运动未能实现目标的内在原因。
第二，50年代，弗兰德议案在政府内外均遭到反对势力的竭力抵制，因而其获得通过的外部条件并不成熟。
从政府内部来看，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上台后强调节约和效率，希望减少联邦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而由地方和私人承担更多的责任，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在医疗保障领域的态度保守性上。他坚持认为国家医疗保障是社会主义的医疗制度，既反对全民健康保险计划，也反对较为温和的仅以老年人为对象的医疗照顾计划。此外，1956年残疾保障制度建立后，许多国会议员担心如果老年医疗制度再建立的话，很可能对国家财政造成不可预计的负担。因此，他们与总统一起对弗兰德议案持怀疑或敌对态度。从政府外部来看，弗兰德议案遭到美国医疗协会和医疗保险协会的强烈反对。美国医疗协会1847年成立于费城，是美国最大的医疗团体。50年代，由于担心失去专业自主权和医生收入下降，极力阻挠国家医疗保险计划的制定。另外一大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来自于美国医疗保险协会，它主要维护商业人寿保险公司的利益，因为担心一旦建立老年医疗保障制度，会导致人寿保险参加人数锐减而导致商业利益受损，因此它也竭力抵制弗兰德议案。这两大组织在长期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具备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它们与老年组织针锋相对，通过拜访国会议员、听证会上作证、媒体宣传、向相关部门递送研究报告等各种方式进行院外游说活动，使弗兰德议案面临巨大的外部阻力。
尽管美国50年代的老年权利运动并未实现其目标，但不可否认，与30年代的汤森运动相比，它表现得更为理性和成熟，并成为60年代老年权利运动的先驱，推动了老年医疗保障制度的最终确立。
第一，老年权利运动进入到一个更为成熟的发展阶段，这通过与30年代的汤森运动对比可以更加鲜明地反映出来。
1.运动目标趋于理性。30年代汤森运动倡导联邦政府向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支付200美元养老金，②这对当时经济危机阴云笼罩下的美国政府而言是一笔巨额的财政开支，要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向民众征收高额税款，而这触犯了许多利益集团特别是商人的利益，因而这一目标过于激进而显得不合时宜。而50年代老年运动的目标是建立老年医疗保障制度，这对于当时正处于战后经济繁荣状态下的美国来说，并非一笔不可负担的财政开支，因而1950年代老年运动的斗争目标更加符合美国现实的经济状况，更具备可行性。
2.老年人争取自身权利的思想意识更加成熟。汤森运动是在30年代美国严酷的经济环境下，老年人为了改变严峻的生存危机，争取最基本的经济权利而开展的社会运动，可以说，当时赖以团结老年人的思想基础是老年人迫于无奈而形成的本能的生存意识。而50年代的老年运动则有所不同，1935年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以及战后经济的快速发展，使老年人的经济条件得到改善，老年群体此时开始进一步思考社会对其不公之处，由此逐渐萌生出提高群体生活质量的权利意识，这是一种超出本能生存意识之外的更高层次的认知，体现出老年人的利益诉求向多元化发展以及权利意识上的进一步觉醒。
3.运动的领导者更趋理智。作为30年代老年运动的领导者，汤森将自己置于高高在上的近乎救世主的位置，他极具感染性的激情演说为他赢得了众多的追随者，③但他的计划缺乏周密论证，因此仅能吸引老年人一时热情参与而难以持久，这也是导致汤森组织后来四分五裂的重要原因。50年代的老年运动并没有统一的领导者，但各领导者普遍都思维缜密，能够审时度势，有计划地组织老年人理性地开展争取权利的社会运动。所以有学者认为汤森更像是预言家，而50年代老年运动的领导者们则是真正的改革家。①
4.运动有劳工组织的支援。30年代，劳工组织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为失业工人争取救助上，无暇为汤森运动提供支援，汤森本人在运动后期面对政府内外的反对者所结成的阵线时，也深感自己的组织由于缺乏有力的同盟者而势单力孤。②而50年代的老年运动中，以劳联-产联为代表的劳工组织为老年群体提供了大量人力、财力上的有力支援，据统计，劳工组织在50年代为老年组织开展社会运动进行的资助达到400万美元。③同时，有多个劳工组织下设退休人员协会，直接指导和协助老年人进行政治参与，如，汽车退休工人协会的主席查尔斯·奥德尔（Charles Odell）就是50年代老年运动的领导者之一。④
5.运动采取的斗争策略更具柔韧性。汤森运动中，老年群体多采取集会、游行示威等较激进的方式，在运动后期，汤森为实现他的计划，甚至试图超脱于民主和共和两党之外组建第三党，这已经给美国的两党地位和统治秩序构成威胁，因此遭到它们的一致反对。而从前文所述的50年代老年运动的过程中可以看出，老年群体更多地采取较温和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如，向议员发邮件陈述自身不幸、听证会上与反对建立医疗保障制度的势力集团进行辩论、通过媒体向政府施加舆论压力。这些举措基本上都控制在有序的范围内，显示出这一时期老年运动的斗争策略更具柔韧性和灵活性，避免了汤森运动那样“刚而易折”。
第二，50年代的老年权利运动给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使老年医疗问题从社会边缘性问题成为全国重大性问题，为60年代更大规模老年权利运动的兴起乃至老年医疗保障制度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在50年代的老年权利运动中，老年群体展现出了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这致使其对手——美国医疗协会也不得不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弗兰德将议案刚刚提交国会时，美国医疗协会并没有在意，认为老年群体根本不可能团结起来支持这项议案，但随着老年群体对这项议案满怀巨大热情而采取的一系列支持行动，美国医疗协会不得不全力以赴采取措施予以还击。⑤
1959年末，弗兰德议案在国会投票中未获通过，这更是引起了老年人的极度不满，“大量老年人的信件淹没了参众两院议员的办公室，在美国历史上，因为议案未获通过而引起民众如此大的反响，并不多见”。⑥因此《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当时评论说：“老年医疗保障问题已成为讨论最热烈的政治议题之一。”⑦1960年正值美国总统大选年，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趁机攻击共和党的老龄政策，承诺当选后建立老年医疗保障体系，以此拉拢老年选民。这一策略取得巨大成功，当时很多老年人将选票投向肯尼迪，这成为肯尼迪最后当选的重要助因。此后，老年群体成为美国两党都竞相争取的重要政治力量，美国社会对老年问题的关注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纽约市一位老年中心的工作者曾不无感慨地说：
50年代初，我们请两党政客来我们老年中心倾听老年人的建议，可他们对此不感兴趣，10年后，也就是60年代初，他们却常常不请自来，因为到访的过于频繁，甚至干扰到我们正常的活动了。⑧
此外，50年代老年运动过于松散的缺陷也为60年代的老年运动提供了深刻教训。例如，在1961年老年公民全国理事会的成立大会上，就明确说明建立该全国性组织“旨在联合地方性的老年组织，以便互相帮助”。⑨由此，在60年代前期，美国退休人员协会、老年公民全国理事会、老龄全国理事会等全国性老年组织迅速成长壮大起来，在它们的领导下，掀起了组织更为严密的，规模更大的老年权利运动，有力推动了美国老年医疗保障制度于1965年的最终建立。
老年医疗问题的严峻以及老年人政治参与意识和群体意识的迅速提升是20世纪50年代老年权利运动爆发的重要动因。由于内部组织松散以及外部反对势力的竭力抵制，此次运动的目标并未达成，但它克服了30年代汤森运动过于激进和情绪化等方面的缺陷，变得更为理性和成熟，同时，它的经验教训又为此后的老年权利运动提供了借鉴。因此，在美国老年权利运动的发展史上，它起到了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
【作者简介】刘威，男，1980年生，湖北武汉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
【关键词】演老年权利运动，政治参与意识，群体意识，弗兰德议案，老年医疗保障制度
[中图分类号]K15【眼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5）06-0066-07
老年权利运动是老年群体为争取自身权益而开展的社会运动。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的老年权利运动兴起时间较晚，其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老年权利运动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的汤森运动（the Townsend Movement）。①二战爆发后，老年权利运动陷入沉寂，直至50年代，老年权利运动在美国再度勃兴。
对此次运动，国内学界尚缺乏研究。美国学界在相关研究中，通常把50年代与60年代的老年权利运动整合起来考察，其理由主要在于两者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争取医疗保障权益。②笔者认为，50年代的老年权利运动有其独特的内核：一方面，它较之30年代的汤森运动，无论在具体的斗争目标还是策略上都更趋理性和成熟；但另一方面，较之60年代的老年权利运动，它又缺乏全国性组织的统筹协调，未能构建起一张联系紧密的老年组织网。从这一角度来讲，单独考察50年代老年权利运动的兴衰成败以及背后的动因，可以更加清晰地展现美国老年权利运动的发展轨迹。
社会学家亚伯拉罕·霍尔茨曼（Holtzman）曾在195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汤森运动是30年代经济大萧条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而50年代的美国社会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并不存在孕育老年运动的土壤。③霍尔茨曼的这一论断过于轻率，当今天我们再度考察50年代的美国历史时会发现，在经济繁荣的大背景下，仍然有着促使老年权利运动兴起的因素。
第一，50年代，美国老年人口大幅增长的同时，老年社会问题尤其是医疗问题依然严峻，这是促使老年群体再度发起权利运动维护自身权益的最直接因素。
随着现代医学水平的提高，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延长，老年人口也随之快速增长，据统计，1900年美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数为308万，1930年人数为673万，到1950年人数已达1227万，是1900年人数的近4倍，1930年人数的近2倍，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900年的4.1%上升到1950年的8.1%，增加了1倍的比例。①按照联合国制定的老龄化社会标准——当一个地区65岁及以上老人占人口总数的7%即视其进入老龄化社会，美国于50年代已跨入老龄化社会。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老年问题再次凸现出来。由于1935年《社会保障法》的颁布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养老保障问题，因此50年代的老年问题更突出的表现在医疗保障的缺失方面。肯尼迪总统曾在1963年一篇致国会的特别咨文中描述了当时老年人的医疗困境：
我们国家的老年人患者比其他患者更经常、更持久。每100个65岁以上的人中，有80位患慢性病，其中28位有心脏病或高血压，27位患关节炎或风湿症，有10位身体虚弱，有17位听力损坏。每年有16人住院1次或多次，年满65岁的老人要求每年享有3次住院护理，然而，65岁以上的老人中仅有一半享有这类健康保险。②
老年人在医疗方面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因此只有采取集体行动给政府施加压力，敦促政府尽快建立老年医疗保障制度。
第二，老年中心（Senior Centers）这种新型的组织形式促进了老年人政治参与意识和群体意识的提升，这也为50年代老年权利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50年代，一种新型老年组织——老年中心在美国迅速发展起来。与老年俱乐部这种传统的老年组织相比，老年中心至少有一名全职的工作人员，能为参与活动的人员提供更丰富的信息资源，因而更显正规，对老年人也更具吸引力。霍德森中心（Hodson center）是美国第一个著名的老年中心，它于40年代在纽约建立，其成员通过写作、演讲等形式扩散其影响。50年代，美国老年中心的数量迅速增长，至1961年，全国已经有218个老年中心。③绝大多数老年中心设立的目的是展现老年人的面貌，以改变社会对老年人的消极态度，促使社会创造出适当的服务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为实现这一目的，老年中心大都对其成员公开讨论公共事务提供便利，鼓励老年人更有效地实施其公民权，为争取自身体面的生活条件参加政治活动。参与老年中心的活动对老年人究竟有何种影响呢？社会学家詹姆斯·特雷拉（James Trela）曾对此进行过深入研究。他选取了克利夫兰地区（the Cleveland area）的709名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将其分成两组，第一组为未参加老年中心活动的老年人，第二组为参加老年中心活动的老年人，然后就“1个月内是否讨论过国家政策”这一问题分别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第一组中仅有3%的老年人讨论过国家政策，而第二组中讨论过国家政策的老年人数量是第一组的5倍。通过其他的问卷调查还发现，老年中心的成员可能逐渐开始讨论税收、通货膨胀、骚乱、示威活动等更敏感的政治话题，他们参与中心活动的次数越频繁，越可能参与这方面的讨论。④由此可见，老年中心的活动培育出了一批具有政治参与意识的老年人，正是这些老年人在50年代的老年权利运动中充当了中坚力量，有力推动了运动的开展。
第三，30年代的汤森运动为50年代的老年权利运动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汤森运动是由弗朗西斯·汤森领导的美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老年人争取养老金的运动。在美国传统观念中，老年人体力和智力衰退，组织经验欠缺，加之，“社会组织的构建也极少以年龄分级作为基础”，⑤因此，老年人很难团结起来成立老年组织，并形成有影响力的社会运动，但30年代兴起的汤森运动却颠覆了美国人的这种观念。虽然汤森运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其规模之大，影响力之巨，冲击了整个美国社会。尤为重要的是，它使属于社会弱势群体的老年人找到了自信，正是拥有了为自身权利奋斗的信心和勇气，才促使老年群体在美国50年代经济繁荣的大背景下再度掀起社会运动。同时，汤森运动中暴露出的过于激进和过于情绪化等缺陷，也为50年代的老年运动提供了教训，这些都为50年代老年运动的再度勃兴奠定了基础。
第四，50年代流行于老年社会学界的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提供了合理性解释。
50年代，老年社会学的研究在美国开始活跃起来，据统计，在1950—1959年十年间在各种杂志上发表的有关老年问题的文献，相当于此前115年的总和。①在50年代的老年社会学研究中，活动理论逐渐成为学界内部普遍认同而占优势地位的理论，它认为：
有活动力的老年人比没有活动力的老年人更容易感到满意和更能适应社会，一个人的自我概念是通过参与具有中年人特点的角色而被证实的，所以老年人看起来应该尽可能保持许多中年人的活动，用新的角色取代那些因丧偶或退休而失去的角色，为了把老年人和社会的距离缩小到最低限度，必须通过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中年人的生活方式来否定老年的存在。②
对于当时那些喜欢安于现状的老年人来说，这一理论的提出，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其为维护自身权益而参与社会运动的热情。
在上述各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美国老年人逐渐产生了集体认同感，在此基础上，50年代中后期，掀起了一场以争取弗兰德议案（Forand bill）在国会通过为具体目标的权利运动。
1956年末，劳联-产联（AFL-CIO）社会保障部负责人纳尔逊·克鲁克香克（Nelson Cruikshank）草拟了一项议案，建议联邦政府对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内的老年人，提供每年60天的住院医疗保障，由联邦政府通过征收社会保障税来筹集资金。③按照美国立法程序，为了将议案递交到众议院筹款委员会（th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他需要得到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的支持。由于这项议案不涉及委员们的切身利益，他先后找过多人均无果，只有来自罗德岛州的阿姆·弗兰德（Aime Forand）没有像其他委员那样立刻拒绝，但对这项议案的前景没有信心，处于犹豫中。抓住这一时机，克鲁克香克将消息传给罗德岛州的老年组织。当地老年组织立即采取了行动，它们一方面通过《普罗维登斯日报》（Providence Journal）等知名媒体表达对该议案的支持，一方面组织老年人直接给弗兰德写信，阐述自身在医疗问题上的困境，恳请他将这项议案递交到国会。④这是50年代老年人为争取自身权益而采取的第一次集体行动，成为这一时期老年运动兴起的标志。最终，老年人所展现出的巨大热情感染了弗兰德，使他于1957年8月27日向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提交了这项议案。
以此为契机，一场支持弗兰德议案，争取医疗保障权益的老年运动很快扩展到全美各地。在1958年6月16日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就弗兰德议案举行的听证会上，老年组织和劳工组织的代表与反对建立老年医疗保障制度的组织代表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代表商业保险公司利益的美国医疗保险协会（Health Insurance Association of America）发言人声称，弗兰德议案一旦通过，政府需每年支出21亿美元，这将使社保基金承受巨大的支付压力。⑤美国医疗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的主席也强调，弗兰德议案旨在实施国家强制性健康保险计划，这是一种社会化医疗（Socialized Medicine），将会耗尽社会保障信托基金，从而给政府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此外，它还会造成老年人对政府的永久依赖而丧失独立自主的精神。⑥
劳联-产联社会保障部负责人克鲁克香克反驳了他们的观点，他指出，据相关部门统计，弗兰德议案每年需要政府支出10亿美元，而不是21亿美元，这并不会给政府社会保障项目的收支平衡造成危害，此外，他还公布了一份名为《1956年美国健康服务》的调查报告，上面显示，近600万老年人的家庭年收入不足3000美元，这些老年人中的70%没有任何医疗保障。⑦参会的老年组织代表纷纷对克鲁克香克的观点给予支持，例如，大纽约社区理事会（Community Council of Greater New York）发言人认为：
由于受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很多无法负担医疗费用的贫困老年人羞于申请公共援助，他们只能求助于自己的子女。虽然没有数据统计多少低收入老年人在市场捡那些腐烂的水果和蔬菜，但有许多老年人缺乏足够的食物和医疗，活在社会的边缘，却是不争的事实。美国之所以人均寿命居于世界第11位，在挪威、瑞典、西德等国之后，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建立了医疗保险制度，而美国没有。①
洛杉矶县老年人协会（Los Angeles County Senior Citizens Association）的主席表示：
医生们会信誓旦旦地告诉你们，如果老年人申请，他们会为老年人提供救助，但事实上，我们的老年人一直都有着独立的传统，不愿接受施舍，因此政府建立医疗保障制度是解决低收入老年人医疗问题的唯一途径。②
加利福尼亚州老年中心的代表在会场读了当地一对因看不起病而自杀的老年夫妇留下的遗言：
我们不得不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没有别的路可走了，上个月我们的药费账单显示为83.31美元，我们实在不堪重负，望上帝原谅我们的行为。③
听证会上的论战是老年群体与反对建立老年医疗保障制度的势力间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它彰显了老年群体的力量，为此后老年权利运动的开展树立了榜样。
1959年1月，国会授权参议员帕特·麦克纳马拉（Pat McNamara）成立了一个“老龄问题小组委员会”（Subcommittee on the Problems of the Aged），就弗兰德议案所涉的老年医疗问题进行深入地调查取证。此后，在该委员会到各地走访的几个月中，老年人在当地老年组织的引导下，踊跃参与听证会表达意见，从而将50年代的老年权利运动推向了高潮。一名委员会成员后来回忆说：
我们没有想到正在从事的是一项如此受欢迎的事业，在所到各地的听证会现场，成群的老年人排队等候发言，我们看到的不再是调查报告上那些冷冰冰的数据，而是亲身看到老年人向我们诉说他们需要的生活，表述自己对建立医疗保障制度的渴求，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当地新闻媒体也争相报道。④
1959年10月，麦克纳马拉委员会向国会提交了调查报告，但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并没有回应。为了敦促其尽快对弗兰德议案进行表决，各地老年人在当地老年组织的引导下又采取了行动，他们纷纷向国会议员发邮件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一位老人表达了自己的急切心情：
我工作了64年，今年已经80岁了，希望弗兰德议案尽快通过，让我剩下的日子里能得到好的医疗照顾。
还有老年人在邮件中质问道：
对弗兰德议案的表决一拖再拖，为何政府如此忽视老年人的需求？⑤
迫于老年群体的压力，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同意于1959年12月就弗兰德议案进行投票表决。但令老年人失望的是，结果为17票反对，9票赞成，⑥弗兰德议案最终还是未获通过，这意味着50年代美国老年权利运动的目标未能实现。
为什么50年代美国老年权利运动的勃兴最终仍未能阻止弗兰德议案在国会的流产？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由于缺乏能够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全国性组织，50年代的老年运动组织化程度比较低，结构比较松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群体力量的发挥。
50年代，美国老年组织虽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但主要属于地方性组织，普遍成员数量少且规模小。当今美国几个规模和影响力大的全国性老年组织，如老年公民全国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of Senior Citizens）、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merica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老龄全国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on the Aging），仅有美国退休人员协会于1958年刚刚成立，且当时仅有5万会员，⑦影响力十分有限，尚不能发挥统筹协调的主导性作用。正因为如此，尽管50年代的老年组织有着共同的信念和目标，但彼此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作，未能构建起一张联系紧密、运作有效的老年组织网。例如，当时在一些听证会上，各老年组织的代表在谈及与老年医疗相关的事例或统计数据时，往往单凭各自掌握的信息作为论据，这样经常导致其说法相互矛盾，从而削弱了其观点的说服力。①结果，老年人的集体力量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使运动的社会影响力受到一定限制，这是导致50年代老年权利运动未能实现目标的内在原因。
第二，50年代，弗兰德议案在政府内外均遭到反对势力的竭力抵制，因而其获得通过的外部条件并不成熟。
从政府内部来看，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上台后强调节约和效率，希望减少联邦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而由地方和私人承担更多的责任，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在医疗保障领域的态度保守性上。他坚持认为国家医疗保障是社会主义的医疗制度，既反对全民健康保险计划，也反对较为温和的仅以老年人为对象的医疗照顾计划。此外，1956年残疾保障制度建立后，许多国会议员担心如果老年医疗制度再建立的话，很可能对国家财政造成不可预计的负担。因此，他们与总统一起对弗兰德议案持怀疑或敌对态度。从政府外部来看，弗兰德议案遭到美国医疗协会和医疗保险协会的强烈反对。美国医疗协会1847年成立于费城，是美国最大的医疗团体。50年代，由于担心失去专业自主权和医生收入下降，极力阻挠国家医疗保险计划的制定。另外一大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来自于美国医疗保险协会，它主要维护商业人寿保险公司的利益，因为担心一旦建立老年医疗保障制度，会导致人寿保险参加人数锐减而导致商业利益受损，因此它也竭力抵制弗兰德议案。这两大组织在长期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具备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它们与老年组织针锋相对，通过拜访国会议员、听证会上作证、媒体宣传、向相关部门递送研究报告等各种方式进行院外游说活动，使弗兰德议案面临巨大的外部阻力。
尽管美国50年代的老年权利运动并未实现其目标，但不可否认，与30年代的汤森运动相比，它表现得更为理性和成熟，并成为60年代老年权利运动的先驱，推动了老年医疗保障制度的最终确立。
第一，老年权利运动进入到一个更为成熟的发展阶段，这通过与30年代的汤森运动对比可以更加鲜明地反映出来。
1.运动目标趋于理性。30年代汤森运动倡导联邦政府向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支付200美元养老金，②这对当时经济危机阴云笼罩下的美国政府而言是一笔巨额的财政开支，要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向民众征收高额税款，而这触犯了许多利益集团特别是商人的利益，因而这一目标过于激进而显得不合时宜。而50年代老年运动的目标是建立老年医疗保障制度，这对于当时正处于战后经济繁荣状态下的美国来说，并非一笔不可负担的财政开支，因而1950年代老年运动的斗争目标更加符合美国现实的经济状况，更具备可行性。
2.老年人争取自身权利的思想意识更加成熟。汤森运动是在30年代美国严酷的经济环境下，老年人为了改变严峻的生存危机，争取最基本的经济权利而开展的社会运动，可以说，当时赖以团结老年人的思想基础是老年人迫于无奈而形成的本能的生存意识。而50年代的老年运动则有所不同，1935年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以及战后经济的快速发展，使老年人的经济条件得到改善，老年群体此时开始进一步思考社会对其不公之处，由此逐渐萌生出提高群体生活质量的权利意识，这是一种超出本能生存意识之外的更高层次的认知，体现出老年人的利益诉求向多元化发展以及权利意识上的进一步觉醒。
3.运动的领导者更趋理智。作为30年代老年运动的领导者，汤森将自己置于高高在上的近乎救世主的位置，他极具感染性的激情演说为他赢得了众多的追随者，③但他的计划缺乏周密论证，因此仅能吸引老年人一时热情参与而难以持久，这也是导致汤森组织后来四分五裂的重要原因。50年代的老年运动并没有统一的领导者，但各领导者普遍都思维缜密，能够审时度势，有计划地组织老年人理性地开展争取权利的社会运动。所以有学者认为汤森更像是预言家，而50年代老年运动的领导者们则是真正的改革家。①
4.运动有劳工组织的支援。30年代，劳工组织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为失业工人争取救助上，无暇为汤森运动提供支援，汤森本人在运动后期面对政府内外的反对者所结成的阵线时，也深感自己的组织由于缺乏有力的同盟者而势单力孤。②而50年代的老年运动中，以劳联-产联为代表的劳工组织为老年群体提供了大量人力、财力上的有力支援，据统计，劳工组织在50年代为老年组织开展社会运动进行的资助达到400万美元。③同时，有多个劳工组织下设退休人员协会，直接指导和协助老年人进行政治参与，如，汽车退休工人协会的主席查尔斯·奥德尔（Charles Odell）就是50年代老年运动的领导者之一。④
5.运动采取的斗争策略更具柔韧性。汤森运动中，老年群体多采取集会、游行示威等较激进的方式，在运动后期，汤森为实现他的计划，甚至试图超脱于民主和共和两党之外组建第三党，这已经给美国的两党地位和统治秩序构成威胁，因此遭到它们的一致反对。而从前文所述的50年代老年运动的过程中可以看出，老年群体更多地采取较温和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如，向议员发邮件陈述自身不幸、听证会上与反对建立医疗保障制度的势力集团进行辩论、通过媒体向政府施加舆论压力。这些举措基本上都控制在有序的范围内，显示出这一时期老年运动的斗争策略更具柔韧性和灵活性，避免了汤森运动那样“刚而易折”。
第二，50年代的老年权利运动给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使老年医疗问题从社会边缘性问题成为全国重大性问题，为60年代更大规模老年权利运动的兴起乃至老年医疗保障制度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在50年代的老年权利运动中，老年群体展现出了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这致使其对手——美国医疗协会也不得不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弗兰德将议案刚刚提交国会时，美国医疗协会并没有在意，认为老年群体根本不可能团结起来支持这项议案，但随着老年群体对这项议案满怀巨大热情而采取的一系列支持行动，美国医疗协会不得不全力以赴采取措施予以还击。⑤
1959年末，弗兰德议案在国会投票中未获通过，这更是引起了老年人的极度不满，“大量老年人的信件淹没了参众两院议员的办公室，在美国历史上，因为议案未获通过而引起民众如此大的反响，并不多见”。⑥因此《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当时评论说：“老年医疗保障问题已成为讨论最热烈的政治议题之一。”⑦1960年正值美国总统大选年，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趁机攻击共和党的老龄政策，承诺当选后建立老年医疗保障体系，以此拉拢老年选民。这一策略取得巨大成功，当时很多老年人将选票投向肯尼迪，这成为肯尼迪最后当选的重要助因。此后，老年群体成为美国两党都竞相争取的重要政治力量，美国社会对老年问题的关注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纽约市一位老年中心的工作者曾不无感慨地说：
50年代初，我们请两党政客来我们老年中心倾听老年人的建议，可他们对此不感兴趣，10年后，也就是60年代初，他们却常常不请自来，因为到访的过于频繁，甚至干扰到我们正常的活动了。⑧
此外，50年代老年运动过于松散的缺陷也为60年代的老年运动提供了深刻教训。例如，在1961年老年公民全国理事会的成立大会上，就明确说明建立该全国性组织“旨在联合地方性的老年组织，以便互相帮助”。⑨由此，在60年代前期，美国退休人员协会、老年公民全国理事会、老龄全国理事会等全国性老年组织迅速成长壮大起来，在它们的领导下，掀起了组织更为严密的，规模更大的老年权利运动，有力推动了美国老年医疗保障制度于1965年的最终建立。
老年医疗问题的严峻以及老年人政治参与意识和群体意识的迅速提升是20世纪50年代老年权利运动爆发的重要动因。由于内部组织松散以及外部反对势力的竭力抵制，此次运动的目标并未达成，但它克服了30年代汤森运动过于激进和情绪化等方面的缺陷，变得更为理性和成熟，同时，它的经验教训又为此后的老年权利运动提供了借鉴。因此，在美国老年权利运动的发展史上，它起到了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
【作者简介】刘威，男，1980年生，湖北武汉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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