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英国的女商贩与二手服装市场的兴盛
[摘要]演近代早期英国市场上流通的新服装数量相当有限，价格也比较昂贵，而二手服装贸易随处可见。作为二手服装市场中最活跃的一个群体，女商贩的服装回收、翻新和转售活动，触犯了正规商人的利益，甚至还夹杂着偷盗行为，因此遭到地方权威和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但是，二手服装贸易不但为女商贩补贴了家用，对于满足社会中下层消费者的着装需求，弱化人们着装的等级差别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同时，女商贩将成千上万的家庭与市场联系起来，有利于英国消费社会的形成，进而刺激大量新服装的生产，为工业革命的到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关键词】演社会转型，二手服装，女商贩，英国
[中图分类号]K5【眼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5）06-0060-06
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经济史家开始关注处于社会边缘状态的“非正规经济”，即未经政府许可却满足了人们、尤其是社会中下层人们生活需要的贸易活动。①
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的二手服装贸易正是这种“非正规经济”的典型代表。斯普福德和勒米尔的研究指出，近代早期英国的二手服装贸易相当普遍。②不过，她们对于女商贩这一在二手服装市场中最为活跃的群体，还未作专门研究。女商贩的二手服装贸易活动，遭到社会舆论的严厉抨击和地方权威的重重阻挠。本文依据女商贩在二手服装市场中的回收、翻新和转售活动，以此揭示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底层妇女的生存状态及其在推动社会变革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的服装制作，逐渐由小作坊裁缝的手工制作向手工工场的集体协作转变，但远未实现机器化大生产，市场上流通的新服装数量依然相当有限，价格也比较昂贵。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普通大众往往无力购买新服装，转而选择同样质地、款式，价格却便宜很多的二手服装。
在二手服装市场中，女商贩是最为活跃的一个群体。她们凭借自小习得的熟练缝补技术和对服装质地、制作工艺的了解，从事服装的回收、翻新和转售工作。家庭主妇经常需要缝补破旧衣物，甚至缝制整件衣服。若具备较高的缝补技能，她们不但可以基本保障家庭成员所需衣物，而且还能补贴家用。因此，各种各样的针线活是女孩从小必须接受的基本训练。很小的时候，她们就在母亲膝下学会了重新设计或改装长袍、背心，以及为裤子胶边、缝补袖口等。对穷人家的女孩来说，学习缝纫是离开乡村去大城市谋生的一种手段。
在克拉姆育婴院，女孩子自6岁开始起学习各种家务技能，首先要学习的就是针线活。①笛福作品中的主人公年轻女孩摩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自称心灵手巧，尤其是针线活做得很棒。一些宽厚仁慈的女士赠送衣物给摩尔，包括长统袜、衬裙、长袍等。她的养母则经常督促她缝补、翻新其中的旧衣物。②摩尔虽然没有向外套制造商或女帽制造商支付昂贵的学徒费用，但是她拥有的缝纫技能足以养活自己。
然而，衣物翻新不同于其他家庭手工业，并不是实际的生产过程，而是对产品的更改。这种更改和随后的销售，触犯了正规工场主和商人的利益。城市同业公会和市政官员为了维护特许商人的权利，竭力限制和阻止女商贩的二手服装贸易活动。他们认为衣物的生产和翻新本该在经过许可的正规工场完成，而家庭妇女是未受到任何管制的。衣物本该由官方特许的服装店销售，而大多数二手服装是通过流动小商贩的沿街叫卖实现的。因此，二手服装无论在生产还是销售领域，无秩序和不正当是其重要特征。有些人出于保护同业公会学徒的商业利益，希望限制服装贸易中女商贩的人数。③
在16、17世纪，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舆论渐渐认可中间人在商品贸易环节获取利润的行为，希望建立一个更为自由和开放的市场。④但是，流动小商贩并没有被整个社会所接纳。在1681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作者列举了零售商、流动小商贩等人的不正当行为，推断：
传统商业目前面临的最大困境不是贸易本身，而是一些无秩序、不讲规则的人扰乱了市场……伦敦、埃克塞特和曼彻斯特的女商贩们，不但在小店铺倾销她们的商品，而且在陈旧的客栈跟来自乡下的叫卖小贩进行交易。⑤
当然，女商贩备受嘲笑甚至痛斥，还与近代欧洲社会流行的厌女症密不可分。这种观念认为无论是上层社会的妇女，还是出身卑微的女人，都是贪婪和爱慕虚荣的，身上带有种种恶习。女性更容易越轨和犯罪，尤其是那些从事贸易工作的妇女。⑥社会赋予女性这种理论上和文化上的属性，使人们很难容忍和接受女商贩进入生产和交换体系之中。
社会舆论引起政府官员和立法者的重视，他们竭力阻止女商贩卷入到服装贸易中来。他们宣称以家庭为基础的生产活动破坏了社会秩序，而且在谈到“不守规则”的时候，往往特指女性。妇女被认为是不安分的，若不加以管制，便会做出违背道德和法律的事情。在16世纪末莱斯特郡的自治市记录中，市政官员将沿街叫卖二手衣物的女商贩称为“邪恶的人”。她们并不是自由市民，其买卖活动也未得到官方的许可，但是她们既出售旧服装，又允许买家赊购一部分服装，还接受来自当铺的衣物。这严重触犯了获得服装专卖权商人的利益，因此市议会决定重新审查这些非法贸易活动。⑦
直到18世纪，地方权威仍在为限制女商贩而努力。1702年，裁缝行会发起了一场反对女商贩卷入服装贸易的运动。虽然这次运动遭到失败，但是社会对女商贩的敌对态度仍然存在。1785年，服装零售店主又组织了一次抗议流动小商贩的活动，试图禁止她们销售服装。⑧为彻底清除未经许可就兜售衣物的流动商贩，伦敦市议会将二手市场立法列入重要议程。18世纪中叶的一个立法委员会，就管制当铺老板和流动小商贩，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虽然很多建议最终未能成为法律，但是能反映出议员们对此问题的看法。有议员建议，无论是当铺老板还是流动小商贩，都需要支付一笔钱办理许可证。其中当铺老板每年交40先令，而小商贩每年交10先令。也有人建议，为驱赶那些未办许可证的小商贩，可以对他们处以高额的罚款。①
出身贫寒的女商贩迫于生计从事的二手服装贸易活动，往往被谴责为“不正当”“无秩序”，甚至是“耻辱的”、“丢脸的”行当。而经过正规的学徒训练，成为同业公会成员的制衣商，总会被贴上“诚实的”“忠诚的”标签。19世纪初，“无耻的”一词，在某些场合，仍特指女性。1821年，梅休将“诚实的”学徒期满的男工匠与“无耻的”廉价女工区分开来。②那么，女商贩是否真如同舆论所言是“无耻”“无秩序”的吗？
大多数从事二手服装贸易的女商贩都比较贫困，并且没有投保，也未得到政府的许可。因此，她们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利润，降低二手服装的成本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她们最关心的是收购服装的成本和数量，因此她们会利用周围所有的社会关系获得旧服装。至于这些旧服装最初的来源，她们似乎并不太关心，甚至随时准备低价接收偷盗而来的服装。
法庭有大量关于女商贩接受赃物的记录。1680年，一名在伦敦的当铺女老板因收购偷盗而来的服装被起诉。玛丽·威尔逊（Mary Wilson）开了一间当铺，收购各种各样的家内生产的商品，因1744年涉嫌收购赃物被告上法庭。③摩尔这样描述她的一位当铺老板朋友，“她收购各种东西，并且从来不问这些典当品的来源。凭借她的伶牙俐齿，典当物总能卖一个好价钱。”④有的女商贩不满足于收购偷盗而来的服装，甚至亲自去商店扒窃服装。妇女的着装为扒窃提供了便利，她们的围裙或衬裙一般有很深的口袋，衬裙的裙摆又相当宽大，有利于很好地隐藏赃物。大到长袍、衬裙，小到鞋子、手帕、围巾等，藏在衣服里都不易被店主发现。
女商贩们重新缝补收购或偷窃而来的服饰，将其变为市场上的流行服饰。妇女们为了购买日常生活用品，每个礼拜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去逛市场。⑤因此，她们相当了解市场上最新流行的服装款式，也明白人们最需要买什么样的服装，还熟知顾客可以承受多高的价格。回到家里，妇女们运用从小习得的熟练缝纫技术，根据市场需求翻新旧服装。为了避免服装被原主人认出，那些偷盗而来的服装，往往需要彻底的翻新，重新缝制成别的服装。瑞切尔·米尔福德（Rachael Milford）用她偷来的一条围裙做成衬衣的袖子。马修·莫顿（Mathew Morton）的店铺里有很多偷来的衣物，包括一件价格不菲的黑色丝绸长袍及其配套的衬裙。当警务官来到她的店铺时，这条长袍和衬裙被剪成碎片了，准备用来做成其他服装。店里还有一张桌布被做成了衬裙，完全掩饰了原有的面貌。⑥经过一番缝补过后的服装，女商贩们一般会卖给其熟悉的顾客，有时也会在自家门前摆上一个摊位，也可能将服装拿到旅馆、客栈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叫卖。
虽然无法统计究竟有多少女商贩为了得到旧服装违背社会道德，甚至触犯法律，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有关服装的犯罪领域，妇女占据主导地位。⑦而且女商贩的这种犯罪行为，不仅仅局限于人口密集、市场活跃的伦敦，在地方市镇也颇为常见。沃克对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切斯特进行研究后指出：
在偷盗服装等家庭日用品的世界里，主要是妇女在活动。她们偷窃，她们收购，她们翻新，她们研究市场的需要，她们还互相交换信息和商品。⑧
服装是最受欢迎也是最容易在市场上处理掉的商品。在所有偷盗案件中，偷盗服装是最为常见的。
对于女商贩偷盗服装这一现象，18世纪英国杰出的小说家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认为，这是奢侈之风蔓延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的结果。奢侈之风刺激了人们的物质欲望，促使他们误入歧途。在菲尔丁看来，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被奢侈之风感染，即使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在消费上也试图超越他们固有的地位。①对那些出身卑微却衣着光鲜，试图混入比他们处境好的人群当中的人，他深感震惊。
物欲直接导致犯罪，有例为证。有些人偷窃衣物，并不转售给他人，也不去交换成其他款式的服装，而是因为自己特别中意某服装的颜色或款式。在这种情况下，服装带给人的吸引力已经超越了理性的控制力。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时髦，他们不惜触犯法律，走上偷窃的道路。有一名刚刚失业的仆人走到克里斯多夫·伯恩（Christopher Bones）面前，向他询问是否还需要请仆人。谈话间两人来到了伊斯灵顿喝苹果酒，后来他们散步来到那名仆人的住处。伯恩回忆道：
我坐在他家的椅子上，因为早晨空腹喝了很多酒，感觉相当疲倦，于是迷迷糊糊睡着了。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我的包袱不见了，那名酒伴也走了。我急忙借了一匹马，到处寻找那家伙。当我终于找到他时，他系着我的围巾，穿着我的衬衣和背心，还承认将我包袱里的其他东西都当掉了。②
虽然并非所有丢失衣物的人，都会像伯恩那样执着地寻找，但在近代早期的英国社会，人们把服装看得相当重要，拥有漂亮服装是人们的共同愿望。
为了自己穿上漂亮服装而去偷盗的人，显然是受了物欲的驱使。而那些因卷入二手服装贸易网的女商贩偷盗服装，其实满足了购买二手服装者的物质欲望。从这个角度讲，物欲间接导致犯罪。当然，大多数渴望穿得漂亮的人，并不仅仅因为服装本身及其御寒、防尘等物理功能，而是因为服装对于塑造个人的公众形象至关重要。自身形象的塑造，可以为人们赢得新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威和道德批评家们担心物欲、奢侈导致犯罪的同时，还有一个深深的担忧，那就是着装对社会等级秩序造成的巨大冲击力。
至此，不难理解为何女商贩的二手服装贸易活动为社会所不容。那么，女商贩在近代早期的服装市场中究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否果真如同社会舆论和地方权威所言，扰乱了原有的市场秩序？
从事二手服装贸易的女商贩有三大类：拥有店铺和摊位的零售商、流动小商贩和普通家庭妇女。因为伦敦的保险体系比较成熟，在伦敦从事二手服装贸易的商人，若拥有价值100英镑的商品，往往会选择投保。根据1710年成立的太阳火保险公司的投保记录，1741—1745年间，有120名从事二手服装贸易的男商人投保，而女商人只有32人投保。③这个数据表明，从事二手服装贸易的女商人，远远没有男商人富有。绝大多数女商贩是在毫无保障的情况下从事这项贸易的。因此，敏锐地抓住一切机遇，寻找有利可图的市场是非常重要的。
女商贩收购和出售衣服的店铺和摊位遍布英格兰的大街小巷，甚至蔓延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弗朗西斯·康沃尔（Francis Cornwall）在厄尔大街拥有一间店铺。这原本是一个老铁铺，但弗朗西斯更愿意在店铺里收购床单、枕头、背心、围裙和长袍等。汉娜·匹德（Hannah Pead）在伦敦的贫民区怀德恰佩尔路（Whitechapel）开的是百货店，出售各种各样的商品，主要是旧衣服。伊丽莎白·莱瑟姆（Elizabeth Latham）的处境比康沃尔和匹德都要坏，而且还不幸失窃。1790年，她在法庭回忆起自己失窃的经历：
我在圣乔治汉诺威广场的南街租了一个很窄小的摊位，吃饭和睡觉都是在这个小摊位旁。那天晚上我11点出门，忘记关窗户了。当我12点回来的时候，发现丢失了64双长筒袜。这些袜子属于不同顾客，有着不同程度的破损。我就是靠缝补赚取微薄的利润来谋生。④
在从事二手服装贸易的女商贩中，还有一些因为家庭太贫困，连一个小摊位都租不起，只好沿街叫卖，成为了众矢之的的流动小商贩。1701年，伦敦的警务官发现，在罗斯玛丽大街，每天都会聚集着不少流动小商贩，他们在从事二手服装的买卖，场面喧闹不堪。警务官有时会突击小商贩，将其押送至治安法官面前。散布在乡村的流动小商贩相对自由，通常用一个小篮子装满新生产的小饰品，挨家挨户兜售。若顾客有旧服饰要处理，他们会很乐意收购。幸运的时候可以卖掉篮子内的小商品，换回满满一篮子的旧衣服。而收购回来的旧服饰，一般会转卖给城市里的批发商。
此外，还有许多精明的家庭妇女为了补贴家用也回收、缝补和转售衣物，希望从中谋取一定的利润。以生活在港口附近船坞工人家庭的妇女为例，她们精打细算，擅于利用船坞的资源补贴家用。缝帆工安·威尔逊（Ann Wilson），1706年将4000码帆布缝作风帆，而剩余的帆布则被她缝制成廉价的成衣销售出去。伦敦造船厂的一名木匠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在他的法庭证词中说：
我的妻子为了补贴家用，做一点服装方面的小生意。为了吸引顾客的注意力，她会在门前挂上一两件漂亮的衣服。1798年11月的一天，当我们一家正在吃晚饭的时候，一名水手来敲门，手里拿着一件衬衣和一条马裤。显然，这些都是从一条停泊在泰晤士港的船上偷来的。妻子顾不上吃饭，起身查看他带来的衣服。他要价不高，只希望换点钱供他和同船水手狂欢一下。妻子给了他3先令，后来这两件衣服卖了10先令。①
二手服装贸易吸引了如此多女商贩，这背后究竟有一个多大的市场呢？研究表明，二手服装贸易是近代早期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②二手服装不但深受无力购买新装的下层民众的欢迎，而且也受到乡绅、商人、律师等中间阶层的青睐。社会下层民众受财产限制，若不穿自家生产的简单朴素新服装，只能购买社会较上层人士留下的二手服装。而那些乡绅和城市富裕市民，在土地和财富增长的同时，更迫切希望得到上流社会的认可，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在他们看来，时尚而高贵的着装是象征崇高社会地位的一种符号，也是把自己装扮成社会精英的必备武器。然而，精于计算的习惯，使他们在购买时尚服装时，对价格斤斤计较，价廉物美的二手服装恰恰满足了他们的特殊需要。
在机器大生产还没有广泛应用于服装生产的近代早期，女商贩从事的服装回收、翻新和转售工作，满足了市场对二手服装的需求，填补了社会中下层新服装市场的空白。她们从事的二手服装贸易活动，可以补贴家用，甚至成为谋生的一种手段。更为重要的是，她们把市场和家庭紧密地联系起来。18世纪末的经济学家费雷德里克·伊登爵士（Frederick Eden）已经意识到，妇女在家里从事的有创造力的缝补工作，可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千家万户的妇女缝补工作一旦进入市场，其意义非同凡响。③服装市场的活跃，即使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二手服装市场，对繁荣社会经济的作用不可小视。因为英格兰社会经济的强大，与其商业活动的多样性是密不可分的。
虽然对固守传统的同业公会以及地方权威来说，以家庭生产为基础的二手服装贸易是不正当和令人厌恶的，但是对二手服装贸易中女商贩的评价，绝不应该盲从于当时的社会舆论。当顾客来到一个商店或摊位时，他们希望购买的是需要且有能力支付的商品。而女商贩往往能够满足那些无力购买新服装却希望穿得体面者的需求。所以，女商贩从事的非正规贸易并不一定与主流市场是冲突的，相反，它是正规经济的一种有益补充。二手服装贸易在满足中下层民众物质需求的同时，增强了服装的符号价值和象征功能，有利于英国消费社会的形成，在此基础上，将创造出更大的消费需求，刺激大量新服装的生产，从而为18世纪英国棉纺织业的革新铺就了道路。
综上所述，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大众对时尚服装的需求日益增长，但机器尚未广泛地应用于布匹的生产和服装的制作，新成衣远远不能满足大众的消费需求。女商贩运用从小习得的熟练缝纫技术，为市场提供了大量价廉物美的二手服装，满足了那些想穿得体面却囊中羞涩之人的需要。因此，女商贩从事的二手服装贸易是主流新服装市场的一种有益补充。
但是，她们的活动备受社会舆论谴责，还遭到同业公会和政府的阻挠。他们抨击的矛头主要有三个：第一，女商贩沿街叫卖价格低廉的二手服装，威胁到同业公会的垄断地位，扰乱了市场秩序；第二，许多女商贩道德败坏，为了得到旧衣物，低价收购赃物甚至自己实施盗窃；第三，女商贩提供的二手服装，使那些身份卑微的人穿得过于光鲜漂亮，破坏了社会秩序。
女商贩的活动能力的确在二手服装贸易中有些无序，甚至违反了道德和触犯了法律，但是，她们所从事的二手服装贸易具有重要意义。这种贸易活动不但可以为女商贩补贴家用，而且对于满足社会中下层消费者的着装需求，弱化人们着装的等级差别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女商贩将成千上万的家庭与市场联系起来，这有利于英国消费社会的形成，为工业革命的到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作者简介】谭赛花，女，1983年生，湖南衡东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英国经济和社会史。
【责任编辑：全骜颉】
【关键词】演社会转型，二手服装，女商贩，英国
[中图分类号]K5【眼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5）06-0060-06
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经济史家开始关注处于社会边缘状态的“非正规经济”，即未经政府许可却满足了人们、尤其是社会中下层人们生活需要的贸易活动。①
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的二手服装贸易正是这种“非正规经济”的典型代表。斯普福德和勒米尔的研究指出，近代早期英国的二手服装贸易相当普遍。②不过，她们对于女商贩这一在二手服装市场中最为活跃的群体，还未作专门研究。女商贩的二手服装贸易活动，遭到社会舆论的严厉抨击和地方权威的重重阻挠。本文依据女商贩在二手服装市场中的回收、翻新和转售活动，以此揭示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底层妇女的生存状态及其在推动社会变革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的服装制作，逐渐由小作坊裁缝的手工制作向手工工场的集体协作转变，但远未实现机器化大生产，市场上流通的新服装数量依然相当有限，价格也比较昂贵。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普通大众往往无力购买新服装，转而选择同样质地、款式，价格却便宜很多的二手服装。
在二手服装市场中，女商贩是最为活跃的一个群体。她们凭借自小习得的熟练缝补技术和对服装质地、制作工艺的了解，从事服装的回收、翻新和转售工作。家庭主妇经常需要缝补破旧衣物，甚至缝制整件衣服。若具备较高的缝补技能，她们不但可以基本保障家庭成员所需衣物，而且还能补贴家用。因此，各种各样的针线活是女孩从小必须接受的基本训练。很小的时候，她们就在母亲膝下学会了重新设计或改装长袍、背心，以及为裤子胶边、缝补袖口等。对穷人家的女孩来说，学习缝纫是离开乡村去大城市谋生的一种手段。
在克拉姆育婴院，女孩子自6岁开始起学习各种家务技能，首先要学习的就是针线活。①笛福作品中的主人公年轻女孩摩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自称心灵手巧，尤其是针线活做得很棒。一些宽厚仁慈的女士赠送衣物给摩尔，包括长统袜、衬裙、长袍等。她的养母则经常督促她缝补、翻新其中的旧衣物。②摩尔虽然没有向外套制造商或女帽制造商支付昂贵的学徒费用，但是她拥有的缝纫技能足以养活自己。
然而，衣物翻新不同于其他家庭手工业，并不是实际的生产过程，而是对产品的更改。这种更改和随后的销售，触犯了正规工场主和商人的利益。城市同业公会和市政官员为了维护特许商人的权利，竭力限制和阻止女商贩的二手服装贸易活动。他们认为衣物的生产和翻新本该在经过许可的正规工场完成，而家庭妇女是未受到任何管制的。衣物本该由官方特许的服装店销售，而大多数二手服装是通过流动小商贩的沿街叫卖实现的。因此，二手服装无论在生产还是销售领域，无秩序和不正当是其重要特征。有些人出于保护同业公会学徒的商业利益，希望限制服装贸易中女商贩的人数。③
在16、17世纪，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舆论渐渐认可中间人在商品贸易环节获取利润的行为，希望建立一个更为自由和开放的市场。④但是，流动小商贩并没有被整个社会所接纳。在1681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作者列举了零售商、流动小商贩等人的不正当行为，推断：
传统商业目前面临的最大困境不是贸易本身，而是一些无秩序、不讲规则的人扰乱了市场……伦敦、埃克塞特和曼彻斯特的女商贩们，不但在小店铺倾销她们的商品，而且在陈旧的客栈跟来自乡下的叫卖小贩进行交易。⑤
当然，女商贩备受嘲笑甚至痛斥，还与近代欧洲社会流行的厌女症密不可分。这种观念认为无论是上层社会的妇女，还是出身卑微的女人，都是贪婪和爱慕虚荣的，身上带有种种恶习。女性更容易越轨和犯罪，尤其是那些从事贸易工作的妇女。⑥社会赋予女性这种理论上和文化上的属性，使人们很难容忍和接受女商贩进入生产和交换体系之中。
社会舆论引起政府官员和立法者的重视，他们竭力阻止女商贩卷入到服装贸易中来。他们宣称以家庭为基础的生产活动破坏了社会秩序，而且在谈到“不守规则”的时候，往往特指女性。妇女被认为是不安分的，若不加以管制，便会做出违背道德和法律的事情。在16世纪末莱斯特郡的自治市记录中，市政官员将沿街叫卖二手衣物的女商贩称为“邪恶的人”。她们并不是自由市民，其买卖活动也未得到官方的许可，但是她们既出售旧服装，又允许买家赊购一部分服装，还接受来自当铺的衣物。这严重触犯了获得服装专卖权商人的利益，因此市议会决定重新审查这些非法贸易活动。⑦
直到18世纪，地方权威仍在为限制女商贩而努力。1702年，裁缝行会发起了一场反对女商贩卷入服装贸易的运动。虽然这次运动遭到失败，但是社会对女商贩的敌对态度仍然存在。1785年，服装零售店主又组织了一次抗议流动小商贩的活动，试图禁止她们销售服装。⑧为彻底清除未经许可就兜售衣物的流动商贩，伦敦市议会将二手市场立法列入重要议程。18世纪中叶的一个立法委员会，就管制当铺老板和流动小商贩，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虽然很多建议最终未能成为法律，但是能反映出议员们对此问题的看法。有议员建议，无论是当铺老板还是流动小商贩，都需要支付一笔钱办理许可证。其中当铺老板每年交40先令，而小商贩每年交10先令。也有人建议，为驱赶那些未办许可证的小商贩，可以对他们处以高额的罚款。①
出身贫寒的女商贩迫于生计从事的二手服装贸易活动，往往被谴责为“不正当”“无秩序”，甚至是“耻辱的”、“丢脸的”行当。而经过正规的学徒训练，成为同业公会成员的制衣商，总会被贴上“诚实的”“忠诚的”标签。19世纪初，“无耻的”一词，在某些场合，仍特指女性。1821年，梅休将“诚实的”学徒期满的男工匠与“无耻的”廉价女工区分开来。②那么，女商贩是否真如同舆论所言是“无耻”“无秩序”的吗？
大多数从事二手服装贸易的女商贩都比较贫困，并且没有投保，也未得到政府的许可。因此，她们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利润，降低二手服装的成本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她们最关心的是收购服装的成本和数量，因此她们会利用周围所有的社会关系获得旧服装。至于这些旧服装最初的来源，她们似乎并不太关心，甚至随时准备低价接收偷盗而来的服装。
法庭有大量关于女商贩接受赃物的记录。1680年，一名在伦敦的当铺女老板因收购偷盗而来的服装被起诉。玛丽·威尔逊（Mary Wilson）开了一间当铺，收购各种各样的家内生产的商品，因1744年涉嫌收购赃物被告上法庭。③摩尔这样描述她的一位当铺老板朋友，“她收购各种东西，并且从来不问这些典当品的来源。凭借她的伶牙俐齿，典当物总能卖一个好价钱。”④有的女商贩不满足于收购偷盗而来的服装，甚至亲自去商店扒窃服装。妇女的着装为扒窃提供了便利，她们的围裙或衬裙一般有很深的口袋，衬裙的裙摆又相当宽大，有利于很好地隐藏赃物。大到长袍、衬裙，小到鞋子、手帕、围巾等，藏在衣服里都不易被店主发现。
女商贩们重新缝补收购或偷窃而来的服饰，将其变为市场上的流行服饰。妇女们为了购买日常生活用品，每个礼拜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去逛市场。⑤因此，她们相当了解市场上最新流行的服装款式，也明白人们最需要买什么样的服装，还熟知顾客可以承受多高的价格。回到家里，妇女们运用从小习得的熟练缝纫技术，根据市场需求翻新旧服装。为了避免服装被原主人认出，那些偷盗而来的服装，往往需要彻底的翻新，重新缝制成别的服装。瑞切尔·米尔福德（Rachael Milford）用她偷来的一条围裙做成衬衣的袖子。马修·莫顿（Mathew Morton）的店铺里有很多偷来的衣物，包括一件价格不菲的黑色丝绸长袍及其配套的衬裙。当警务官来到她的店铺时，这条长袍和衬裙被剪成碎片了，准备用来做成其他服装。店里还有一张桌布被做成了衬裙，完全掩饰了原有的面貌。⑥经过一番缝补过后的服装，女商贩们一般会卖给其熟悉的顾客，有时也会在自家门前摆上一个摊位，也可能将服装拿到旅馆、客栈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叫卖。
虽然无法统计究竟有多少女商贩为了得到旧服装违背社会道德，甚至触犯法律，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有关服装的犯罪领域，妇女占据主导地位。⑦而且女商贩的这种犯罪行为，不仅仅局限于人口密集、市场活跃的伦敦，在地方市镇也颇为常见。沃克对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切斯特进行研究后指出：
在偷盗服装等家庭日用品的世界里，主要是妇女在活动。她们偷窃，她们收购，她们翻新，她们研究市场的需要，她们还互相交换信息和商品。⑧
服装是最受欢迎也是最容易在市场上处理掉的商品。在所有偷盗案件中，偷盗服装是最为常见的。
对于女商贩偷盗服装这一现象，18世纪英国杰出的小说家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认为，这是奢侈之风蔓延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的结果。奢侈之风刺激了人们的物质欲望，促使他们误入歧途。在菲尔丁看来，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被奢侈之风感染，即使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在消费上也试图超越他们固有的地位。①对那些出身卑微却衣着光鲜，试图混入比他们处境好的人群当中的人，他深感震惊。
物欲直接导致犯罪，有例为证。有些人偷窃衣物，并不转售给他人，也不去交换成其他款式的服装，而是因为自己特别中意某服装的颜色或款式。在这种情况下，服装带给人的吸引力已经超越了理性的控制力。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时髦，他们不惜触犯法律，走上偷窃的道路。有一名刚刚失业的仆人走到克里斯多夫·伯恩（Christopher Bones）面前，向他询问是否还需要请仆人。谈话间两人来到了伊斯灵顿喝苹果酒，后来他们散步来到那名仆人的住处。伯恩回忆道：
我坐在他家的椅子上，因为早晨空腹喝了很多酒，感觉相当疲倦，于是迷迷糊糊睡着了。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我的包袱不见了，那名酒伴也走了。我急忙借了一匹马，到处寻找那家伙。当我终于找到他时，他系着我的围巾，穿着我的衬衣和背心，还承认将我包袱里的其他东西都当掉了。②
虽然并非所有丢失衣物的人，都会像伯恩那样执着地寻找，但在近代早期的英国社会，人们把服装看得相当重要，拥有漂亮服装是人们的共同愿望。
为了自己穿上漂亮服装而去偷盗的人，显然是受了物欲的驱使。而那些因卷入二手服装贸易网的女商贩偷盗服装，其实满足了购买二手服装者的物质欲望。从这个角度讲，物欲间接导致犯罪。当然，大多数渴望穿得漂亮的人，并不仅仅因为服装本身及其御寒、防尘等物理功能，而是因为服装对于塑造个人的公众形象至关重要。自身形象的塑造，可以为人们赢得新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威和道德批评家们担心物欲、奢侈导致犯罪的同时，还有一个深深的担忧，那就是着装对社会等级秩序造成的巨大冲击力。
至此，不难理解为何女商贩的二手服装贸易活动为社会所不容。那么，女商贩在近代早期的服装市场中究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否果真如同社会舆论和地方权威所言，扰乱了原有的市场秩序？
从事二手服装贸易的女商贩有三大类：拥有店铺和摊位的零售商、流动小商贩和普通家庭妇女。因为伦敦的保险体系比较成熟，在伦敦从事二手服装贸易的商人，若拥有价值100英镑的商品，往往会选择投保。根据1710年成立的太阳火保险公司的投保记录，1741—1745年间，有120名从事二手服装贸易的男商人投保，而女商人只有32人投保。③这个数据表明，从事二手服装贸易的女商人，远远没有男商人富有。绝大多数女商贩是在毫无保障的情况下从事这项贸易的。因此，敏锐地抓住一切机遇，寻找有利可图的市场是非常重要的。
女商贩收购和出售衣服的店铺和摊位遍布英格兰的大街小巷，甚至蔓延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弗朗西斯·康沃尔（Francis Cornwall）在厄尔大街拥有一间店铺。这原本是一个老铁铺，但弗朗西斯更愿意在店铺里收购床单、枕头、背心、围裙和长袍等。汉娜·匹德（Hannah Pead）在伦敦的贫民区怀德恰佩尔路（Whitechapel）开的是百货店，出售各种各样的商品，主要是旧衣服。伊丽莎白·莱瑟姆（Elizabeth Latham）的处境比康沃尔和匹德都要坏，而且还不幸失窃。1790年，她在法庭回忆起自己失窃的经历：
我在圣乔治汉诺威广场的南街租了一个很窄小的摊位，吃饭和睡觉都是在这个小摊位旁。那天晚上我11点出门，忘记关窗户了。当我12点回来的时候，发现丢失了64双长筒袜。这些袜子属于不同顾客，有着不同程度的破损。我就是靠缝补赚取微薄的利润来谋生。④
在从事二手服装贸易的女商贩中，还有一些因为家庭太贫困，连一个小摊位都租不起，只好沿街叫卖，成为了众矢之的的流动小商贩。1701年，伦敦的警务官发现，在罗斯玛丽大街，每天都会聚集着不少流动小商贩，他们在从事二手服装的买卖，场面喧闹不堪。警务官有时会突击小商贩，将其押送至治安法官面前。散布在乡村的流动小商贩相对自由，通常用一个小篮子装满新生产的小饰品，挨家挨户兜售。若顾客有旧服饰要处理，他们会很乐意收购。幸运的时候可以卖掉篮子内的小商品，换回满满一篮子的旧衣服。而收购回来的旧服饰，一般会转卖给城市里的批发商。
此外，还有许多精明的家庭妇女为了补贴家用也回收、缝补和转售衣物，希望从中谋取一定的利润。以生活在港口附近船坞工人家庭的妇女为例，她们精打细算，擅于利用船坞的资源补贴家用。缝帆工安·威尔逊（Ann Wilson），1706年将4000码帆布缝作风帆，而剩余的帆布则被她缝制成廉价的成衣销售出去。伦敦造船厂的一名木匠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在他的法庭证词中说：
我的妻子为了补贴家用，做一点服装方面的小生意。为了吸引顾客的注意力，她会在门前挂上一两件漂亮的衣服。1798年11月的一天，当我们一家正在吃晚饭的时候，一名水手来敲门，手里拿着一件衬衣和一条马裤。显然，这些都是从一条停泊在泰晤士港的船上偷来的。妻子顾不上吃饭，起身查看他带来的衣服。他要价不高，只希望换点钱供他和同船水手狂欢一下。妻子给了他3先令，后来这两件衣服卖了10先令。①
二手服装贸易吸引了如此多女商贩，这背后究竟有一个多大的市场呢？研究表明，二手服装贸易是近代早期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②二手服装不但深受无力购买新装的下层民众的欢迎，而且也受到乡绅、商人、律师等中间阶层的青睐。社会下层民众受财产限制，若不穿自家生产的简单朴素新服装，只能购买社会较上层人士留下的二手服装。而那些乡绅和城市富裕市民，在土地和财富增长的同时，更迫切希望得到上流社会的认可，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在他们看来，时尚而高贵的着装是象征崇高社会地位的一种符号，也是把自己装扮成社会精英的必备武器。然而，精于计算的习惯，使他们在购买时尚服装时，对价格斤斤计较，价廉物美的二手服装恰恰满足了他们的特殊需要。
在机器大生产还没有广泛应用于服装生产的近代早期，女商贩从事的服装回收、翻新和转售工作，满足了市场对二手服装的需求，填补了社会中下层新服装市场的空白。她们从事的二手服装贸易活动，可以补贴家用，甚至成为谋生的一种手段。更为重要的是，她们把市场和家庭紧密地联系起来。18世纪末的经济学家费雷德里克·伊登爵士（Frederick Eden）已经意识到，妇女在家里从事的有创造力的缝补工作，可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千家万户的妇女缝补工作一旦进入市场，其意义非同凡响。③服装市场的活跃，即使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二手服装市场，对繁荣社会经济的作用不可小视。因为英格兰社会经济的强大，与其商业活动的多样性是密不可分的。
虽然对固守传统的同业公会以及地方权威来说，以家庭生产为基础的二手服装贸易是不正当和令人厌恶的，但是对二手服装贸易中女商贩的评价，绝不应该盲从于当时的社会舆论。当顾客来到一个商店或摊位时，他们希望购买的是需要且有能力支付的商品。而女商贩往往能够满足那些无力购买新服装却希望穿得体面者的需求。所以，女商贩从事的非正规贸易并不一定与主流市场是冲突的，相反，它是正规经济的一种有益补充。二手服装贸易在满足中下层民众物质需求的同时，增强了服装的符号价值和象征功能，有利于英国消费社会的形成，在此基础上，将创造出更大的消费需求，刺激大量新服装的生产，从而为18世纪英国棉纺织业的革新铺就了道路。
综上所述，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大众对时尚服装的需求日益增长，但机器尚未广泛地应用于布匹的生产和服装的制作，新成衣远远不能满足大众的消费需求。女商贩运用从小习得的熟练缝纫技术，为市场提供了大量价廉物美的二手服装，满足了那些想穿得体面却囊中羞涩之人的需要。因此，女商贩从事的二手服装贸易是主流新服装市场的一种有益补充。
但是，她们的活动备受社会舆论谴责，还遭到同业公会和政府的阻挠。他们抨击的矛头主要有三个：第一，女商贩沿街叫卖价格低廉的二手服装，威胁到同业公会的垄断地位，扰乱了市场秩序；第二，许多女商贩道德败坏，为了得到旧衣物，低价收购赃物甚至自己实施盗窃；第三，女商贩提供的二手服装，使那些身份卑微的人穿得过于光鲜漂亮，破坏了社会秩序。
女商贩的活动能力的确在二手服装贸易中有些无序，甚至违反了道德和触犯了法律，但是，她们所从事的二手服装贸易具有重要意义。这种贸易活动不但可以为女商贩补贴家用，而且对于满足社会中下层消费者的着装需求，弱化人们着装的等级差别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女商贩将成千上万的家庭与市场联系起来，这有利于英国消费社会的形成，为工业革命的到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作者简介】谭赛花，女，1983年生，湖南衡东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英国经济和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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