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李朝档案孤本《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新探

[摘要]演建宁事变和中平事变的结果完全不同，是由于士大夫在两次事件中对待中央朝廷的态度不同。董卓入京，袁绍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董卓入京直接导致了朝廷的混乱；袁绍又尽诛宦官，以致皇权愈加式微，是袁绍的策划开启了瓦解东汉政权的序幕。而士大夫心态的转变无疑也是导致东汉政权瓦解的重要原因。
【眼关键词】演士大夫，心态转变，建宁事变，中平事变，东汉瓦解
[中图分类号]K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5）08-0015-07
[摘要]演朝鲜王朝编纂的仪轨，现主要收藏于韩国。本文揭示了新发现的明清内阁大库藏朝鲜《天启元年四月 日迎接都监都厅仪轨泰昌天启》，是朝鲜李朝在中国保存下来的档案文书孤本，弥足珍贵。这份朝鲜光海君朝接待明朝使臣的簿册档案，时间自明万历四十八年至天启元年（1620—1621年，光海君十二年至十三年）， 不仅是保存在中国的朝鲜王朝仪轨孤本，而且是17世纪初年中朝两国交往的原始记录，大部分内容不为《明实录》和《李朝实录》所记载。
【关键词】演仪轨，朝鲜李朝，孤本，中朝关系，原始记录
[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5）06-0003-12
明清档案与殷墟甲骨、敦煌藏经合称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三大发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是保管明清国家和皇室档案的国家档案馆，其中收藏有一件题为《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的李朝档案文书，是朝鲜王朝迎接和接待明朝使臣所设临时性机构都监都厅所遗的档案文书，弥足珍贵。笔者曾于2005年撰写《明代后期中朝关系的重要史实见证——李朝档案〈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管窥》一文（《学术月刊》2005年第9期），是中国学者对此档案文书的首次初步探讨。现经进一步考察，发现这件档案文书的下半部分，《天启元年四月 日迎接都监都厅仪轨泰昌 天启》，实际上是在万历四十八年（朝鲜光海君十二年，1620年）八月至天启元年（朝鲜光海君十三年，1621年）十二月编纂成文，可以独立成篇的一件档案，更是保存于中国的一件李朝档案孤本，尤其珍贵，很有必要作进一步研究。
古代中朝两国的文化联系源远流长。历史上朝鲜李朝在吸收中国文化和其他一些外来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仪轨，一般指佛教仪轨，源自梵语kalpa su^tra，随佛教传入中国，是记述佛教仪式轨则的经典通称。朝鲜王朝仪轨，是朝鲜王朝从儒教原理出发，以国家仪礼为中心，根据一定文书格式编纂的独特的宫廷文化记录，记录了朝鲜时代（1392—1910年）600余年王室的主要活动，包括结婚仪式、葬礼、宴会、迎接使臣等王室文化活动。在2007年第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记录遗产国际咨询委员会上，《朝鲜王朝仪轨》被评定为世界记录遗产。天启年间《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不仅是保存在中国的朝鲜王朝仪轨孤本，而且是17世纪初年朝鲜光海君在位期间中朝两国交往的原始记录，大部分内容不为《明实录》和《李朝实录》所记载，迄今未见中韩学者专门探讨。本文拟对此件档案结合其他中朝历史文献再作探讨，使一些不为人知的史实得以复原，以见教于方家。
朝鲜王朝编纂的仪轨，是世界记录遗产，现主要收藏于韩国。2001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明朝档案总汇》，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辽宁省档案馆所藏明档的合编，其中收入的《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下面简称《迎接仪轨》），包括两种单独成篇的《仪轨》：一是朝鲜李朝于万历三十六年（朝鲜光海君元年，1608年）四月至万历三十八年（朝鲜光海君三年，1611年）三月编纂的一件《迎接仪轨》，二是朝鲜李朝于万历四十八年（朝鲜光海君十二年，1620年）八月至天启元年（朝鲜光海君十三年，1621年）十二月编纂的这件《迎接仪轨》（以下简称《迎接仪轨泰昌 天启》），这两件李朝档案作为一种，夹在《武职选簿》类档案之间，显得格外特殊。众所周知，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中有明档和清档之分，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仅有3000多件（册）明朝档案。现存的明朝档案，一般认为是清初为了撰修《明史》，下令在京各衙门及外省督抚各官将有关文移开送礼部，后送内院，以备纂修之用。明朝档案历经劫难，存世不易，而这两件《迎接仪轨》在中国保存至今，实属难得。
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大事年表》，故宫博物院于1932年编印出版过《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铅印本，①则这两件《迎接仪轨》归属于明清内阁大库是没有疑问的。周一良先生曾购得这个版本的《迎接仪轨》，在他的“读书题记”中记有：“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一日买于厂甸”，并加有按语：“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一月北平故宫博物院编”。②适可印证。
什么是仪轨？韩国学者韩永愚著有《朝鲜王朝仪轨》一书，开卷明义，对于仪轨作了如下解释：
仪轨是一个普通名词，它指的是由仪礼的规范所构成的书籍。换言之，仪轨即为由各种礼仪的模式所构成的书籍。编纂仪轨这种模式书籍的，首先是从朝鲜王朝开始的。朝鲜王朝之前有关编纂仪轨的记录尚未发现，而中国及其他所有国家，编纂过仪轨的事实也尚未得到确认。所以，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仪轨是朝鲜王朝所孕育出来的独一无二的文化记录。③
根据韩先生的研究，朝鲜王朝编纂各种仪轨的传统，始于朝鲜王朝建国之初，是“儒教政治的产物”。但是由于壬辰之战，朝鲜王朝前期编纂的仪轨均已佚失。关于迎接明朝使臣的仪式，属于五礼中的宾礼，是重要的国家仪礼。该礼仪被编纂成《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在《朝鲜成宗实录》和《燕山君日记》中可以查证。④目前可见传世的这方面《迎接仪轨》，则是始于朝鲜光海君时期。
关于朝鲜李朝万历三十六年（朝鲜光海君元年，1608年）四月至万历三十八年（朝鲜光海君三年，1611年）三月编纂的《迎接仪轨》，韩永愚先生已有较详细的研究。实际上朝鲜光海君在此期间迎接了明朝两个使团：一是明朝以熊化为首的前往吊祭朝鲜国王宣祖（1567—1608年在位）的赐祭使团，一是明朝以刘用为首的册封光海君为朝鲜国王的册封使团。韩先生对韩国存世的各个时期、各种类型的朝鲜王朝仪轨均有专门研究，但是笔者发现，他在《朝鲜王朝仪轨》一书，设有论述光海君时期仪轨的专章，以第18～26页上半页专述“迎接明朝使臣的相关仪轨”，其中有5页半的篇幅展示了非常珍贵的《万历三十六年赐祭厅仪轨》的“天使班次图”。韩永愚先生认为：
光海君曾于元年（1608年）和14年（1622年）两次共编纂了4种有关接待中国（明）使臣的仪轨，由此可以看出光海君对外交的重视程度。⑤
他同时指出了光海君编纂《迎接仪轨》的重要价值：“这种外交仪轨的编纂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但是，他没有提及这件《迎接仪轨泰昌 天启》，而在他的《朝鲜王朝仪轨》一书后附录的《仪轨综合目录》中，收有光海君时期编纂的各种仪轨19种，也没有列入上述《迎接仪轨》。
他所指的4种《仪轨》，是现今保存在韩国的朝鲜光海君元年（1608年）《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迎接都监都厅米面色仪轨》《迎接都监都厅赐祭厅仪轨》，以及光海君十四年（1622年）根据明朝梁监军到汉城的迎接仪式编纂成的《奉敕宣谕接待仪轨》，最后这部仪轨只在《行止案》中有所记载，没有保存下来。他所指出的4种《仪轨》外，有一个重要的缺环，即没有光海君十二年（1620年）至光海君十三年（1621年）编纂的这件中国藏《迎接仪轨》。
韩国学者金■绿先生对朝鲜王朝时期对明外交素有专门研究，他在论文中全面论述了朝鲜王朝与明朝交往形成的《迎接仪轨》情况：
一般情况下，都监事务结束后，设置仪轨厅，对登记的所有记录进行整理。目前收藏于首尔大学奎章阁的迎接都监仪轨共计16种27册。大部分年代为光海君至仁祖时期，迎接都监仪轨制作年代从1610年起至1643年为止。①
但笔者在其文中也没有找到《迎接仪轨泰昌 天启》的踪迹。为此，笔者专函向金先生请教，得到确认，韩国已无此本保存，但现已有复印本。②那么我们可以确定《迎接仪轨泰昌 天启》，是收藏在中国的一件《迎接仪轨》孤本。经过查对，现存的朝鲜王朝涉外文书《承文院日记》（又名《槐院誊录》）和《备边馆誊录》，前者始于朝鲜仁祖时期（1595—1649年），后者虽然从光海君九年（1617年）开始誊录，但是缺少光海君十二年（1620年）至十三年（1621年）的记录。因此，这部中国藏《迎接仪轨》的存世，更显弥足珍贵。
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两件《迎接仪轨》，时间在前的万历三十六年至三十八年编纂的那件《迎接仪轨》，是最早编纂的《迎接仪轨》，在韩国保存更为完整，包括《迎接都监都厅仪轨》《迎接都监都厅米面色仪轨》和《迎接都监都厅赐祭厅仪轨》，特别是后者收录了彩绘“天使班次图”在内，更为珍贵，对此韩国学者已多有研究，故在此不赘述。
公元1620年，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明朝有三帝的历史记忆， 先是万历皇帝，接着是泰昌皇帝，最后是天启皇帝；泰昌、天启两帝均以登极颁诏朝鲜，而后金攻陷辽阳，也发生在颁诏使出使期间，从此明朝与朝鲜的陆上通道断绝，不得不转移海上。
这使王朝纪年出现多元格局，明朝使臣的出使也呈现出200年未见的分别行程现象，朝鲜光海君此次迎接明使也就成为观照中朝关系的一个重要视点。下面仅就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至天启元年（1621年）十二月编纂的这件孤本《迎接仪轨》，结合明代文献略加探讨。
《天启元年四月 日迎接都监都厅仪轨泰昌 天启》，不分卷，手写行书，每半页14行，每行字数不等，现收入《中国明代档案总汇》，③是故宫博物院旧藏，也就是收藏于明清内阁大库的档案。这件文书记录了朝鲜王朝光海君自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至天启元年（1621年）十二月的迎使活动。
明朝按照惯例，凡有大事，都要遣使诏告朝鲜。这次朝鲜迎接的使臣，是明朝泰昌、天启皇帝派遣的宣布登极改元的颁诏使臣。朝鲜崇禄大夫领中枢府事柳根为明朝正使刘鸿训《皇华集》作序，言及了这次盛典：
皇明受天命为天子，六合之内，八方之外，寸地尺天，莫非属国。惟我康献王立国之初，太祖高皇帝洪武二十五年，命国号曰朝鲜。盖我东藩为殷太师肇封之地，故仍其旧号，视若内服。自是以来，朝廷凡有庆慰，必拣选使价颁诏若敕，先于万国，东人以为宠。夫天下称庆，如册封国本、诞生皇子皇孙，不一其事，而惟登极为莫大之庆……天启元年夏，翰林院编修青岳刘先生、礼科都给事中■江杨先生，奉新皇帝之命，来宣泰昌若天启登极二诏敕，斯又旷世所未有之盛典也。④
序中明确说明二使是前往宣读泰昌、天启“登极”的“二诏敕”，与其他使臣有不同之处。
（一）两使牌文开篇
不同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至三十八年（1610年）编纂的那部《迎接仪轨》，《迎接仪轨泰昌 天启》以明朝使臣照会牌文开篇：
登极天使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记居注编纂、奉奏管理诰、钦差正使一品服、济南刘鸿训，山东人；钦差副使赐一品服、礼科都给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温陵杨道寅，福建人。两使牌文。
两使各自有牌文。首先是正使刘鸿训的牌文：
钦差赐一品服、翰林院刘 为开读事。照得本院恭遇登极改元，奉命赍诏敕、礼物等件，前往朝鲜国开读。的于二月十三日辰时自会同馆起马，由陆路前去。合用夫马皂快等项，理合遣牌知会。为此牌仰经过有司、军卫、驿递等衙门，如遇牌到，即照后开夫马等项，预先齐备，在于交界伺候接替，毋违。其山海关外地方该卫所遵照旧规，各带全队兵马，侦探护送，昼夜巡儆，毋致疏虞。及入朝鲜国地方，沿途州驿站馆，悉牌内事例遵行。须至牌者。
计开：诏敕官二员，大轿一乘，夫二班杠十九，抬夫五十七名，坐马二匹，中马三十一匹，皂快二十六名，吹手一副，蓝旗四对两具全外，护送兵马不开数。
右牌仰经过有司、军卫、驿递等衙门，准此。
天启元年二月初十日 遣
应付迎送不齐，责在地方，随行员役不奉约束，敢为需索，责在本院，务加焉，相体为妥（小字：已上朱笔书）。
牌由会同馆、通州、三河、蓟州、玉田、丰闰、卢龙、抚宁、深河、山海、中前、沙河、东馆、曹庄、连山、杏山、凌河、十三站、闾阳、广宁、盘山、高平、沙岭、牛庄、海州、安山、辽阳、甜水、通延、燮理、凤凰、汤站、镇江，朝鲜国义州镇、所串、良策、车辇、林畔、云兴、定州、加山、安州、肃宁、安定、平壤、中和、黄州、凤山、剑水、龙泉、安城、平山、兴义、金郊、开城府、梧木、坡州、马山、碧蹄、延曙，王京城缴（小字：闰二月十三日牌文誊来，同月十八日牌文到京）。
一等十七，二等三十八，三等五十八。
其次，是副使杨道寅的牌文。经对照，副使杨道寅的牌文与上述正使牌文大同小异，但副使与正使前往朝鲜国开读的时间不同，是“本月二十五日”，比正使出发的“十三日”晚了12天；副使大轿一乘“班夫三杠十五抬”，规格小于正使；“天启元年二月十九日遣”，在时间上比正使晚了9天。“牌由……王京城”后小字：“闰二月二十日牌文誊来，同月二十六日牌文到京”，而“一等十八，二等三十九，三等五十八”。一等、二等均比正使多出一人。
两道牌文显现的事实，是形成了两批明朝使臣前往朝鲜。
查询明代文献，大约从宣德年间开始，明朝使团的规模基本上保持在30人左右。但上述牌文所见，明朝这次派遣的使团，正使使团人员113人，副使使团人员115人，共计228人。相对以往，是人员相当众多的一次。《迎接仪轨泰昌 天启》天启元年三月十四日朝鲜工曹启中云“天使一等头目二十七员，副天使一等头目三十三员”，与正使刘鸿训牌中的“一等十七”，副使杨道寅牌中的“一等十八”颇有出入。①后来更有云：“今番两使所率头目二百二十人，留京二十日，凡干支待节目，比前甚繁。”②说明使团人员众多，给朝鲜接待造成负担。
两使牌文说明，明朝派遣正使刘鸿训、副使杨道寅出使朝鲜，目的是宣布新皇帝天启皇帝登极改元，颁赐朝鲜国王、王妃礼物，并详载出发时间、出发地点，沿途行程与地点。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出使的主要使命没有特别之处，以往明朝皇帝即位，均会派遣使臣到朝鲜宣布诏敕改元。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发生了一年中出现三帝的特殊情况。七月，明神宗去世，八月，明光宗即位，依据惯例，以登极遣使诏告朝鲜。《明光宗实录》记载：
以登极诏命翰林院编修刘鸿训、礼科给事中杨道寅往朝鲜开读，赐朝鲜国王红丝十表里，锦四段，王妃红丝六表里，锦三段。③
九月，明光宗死去，皇长子即位，是为明熹宗。明熹宗即位后，宣布以这一年八月以前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明年改元天启。于是，《明熹宗实录》中又有如下记载：
命翰林院编修刘鸿训、礼科都给事中杨道寅颁诏朝鲜。④
持有两帝登极所颁诏敕，明朝使团出使也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正、副使没有一起出发前往朝鲜，而是一先一后前往。天启元年（1621年）二月十三日，正使刘鸿训自会同馆出发，前往朝鲜。二十日，副使杨道寅才出发，前往朝鲜。三月十日，两使团汇合渡过鸭绿江，据朝鲜方面文书记载，是朝鲜方面劝说的结果；四月十二日，到达朝鲜王京。五月初一日，使团离开王京，五月十八日和二十日杨道寅和刘鸿训分别于安州清川江乘船离开朝鲜，⑤至于二使为何分行，这一点在《明实录》中也不见记载。看来是与两帝分别的诏敕与颁赐有关，《迎接仪轨泰昌 天启》辛酉正月初六日备忘记：
予见通报，则诏使虽一起出来，而诏书颁赐表里则各二件赍来云。然则登极贺表方物亦各二件磨炼封进矣，令承文院各该曹详察为之。①
这种两使各行，也就是正、副使分行，是明朝与朝鲜交往200年所没有的现象，无疑造成了朝鲜方面接待的困难。《迎接仪轨泰昌 天启》天启元年三月初六日记载，备边司启曰：
备忘记。昨是远接使、平安监司状启，则两天使各行云，此实二百年所无骇怪之事也。远接使、平安监司等虽以死力争，杨天使若不从，而入我国后，仍为各行，则未知何以为之。令备边司急急议处事，传教矣。臣等尝闻自祖宗朝以来，诏使之行未尝分而二之。远接使以下所当援引古例，以死力争，期于回听可也。然人性不同，如或终始执拗，恐难以口舌争。况今有两诏一时出来，此则前所未有之事也。诏使以此报而为辞，则事体亦然，在我无必争道。一路支待之难，有不暇言，远接使一人极难图……②
这里清楚地表明，朝鲜方面认为两使分行是“二百年所无骇怪之事”，并不明缘由。至于为何如此，除了两使持两帝诏敕外，是出于军事安全考虑，还是有其他原因，无论是明朝文献，还是朝鲜文书均无明载。我们可以推测有两使赍两朝诏敕的缘故，但杨使何以非要特立独行，只能姑存待考。③
关于此次明使的行程路线，与以往惯例没有什么不同，是陆路行程。不过由于后金的缘故，山海关外地方卫所兵马护送，“昼夜巡儆”，特意加强了防备。
（二）使臣在朝鲜王京的颁诏礼仪活动
根据《迎接仪轨泰昌 天启》，明朝使臣到达朝鲜王京后的详细日程安排如下：
三月初十日壬子卯时渡江。
四月十二日癸未未时入京颁诏敕。
十三日都监官见堂礼后下马宴。
十四日昼奉杯。
十六日谒圣。
十七日翌日宴。
十八日仁政殿请宴。
十九日所管处王世子接见。
二十日汉江游观。
二十一日昼奉杯。
二十二日所管处接见。
二十六日两使仁政殿进贺圣寿。
二十八日所管处请宴。
三十日上马宴。
五月初一日壬寅辰时难发。
（小字：杨使同月十八日、刘使二十日，皆自安州清川江乘■。）④
自下马宴、翌日宴、仁政殿请宴、所管处请宴，到上马宴，由此可知，颁诏使臣到达朝鲜以后，按照惯例，受到了隆重接待，同时参与了一系列礼仪活动。根据《迎接仪轨》后面的详细记述，这一日程安排在现实中发生了一些变动，并没有完全按照计划实施，但主要是日程的更改，程序没有变化。
自明朝使团一行渡过鸭绿江，到乘船离开，在朝鲜境内两个月时间。在回程时，由于后金已经切断陆路，两使只得改为水路，自朝鲜安州清川江乘船回国，于此发生了中朝交往通道由陆路向海路的转移。但在海上正使与副使仍然没有同时出发和同行。
（三）迎接都监设置与接待人员安排
《迎接仪轨泰昌 天启》，是朝鲜迎接和接待明朝使臣所设临时性机构都监都厅所遗的档案文书，在记录了明朝使臣自出发至到达后的全部日程安排以后，追述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十三日开始准备迎接使臣的事宜安排。首先设置了主管接待活动的都监都厅，然后任命了接待官员。这里的迎接都监都厅官员人等的长名单，说明接待之事都是预为料理，这也就是提前数月就设立都监都厅临时官署的目的。具体任命的接待人员主要有：
远接使兼礼曹判书李尔瞻
馆伴行刑曹判书李庆全
都厅议政府舍人郑广敬
吏曹正郎洪尧俭
郎厅军色礼曹正郎李之华
成均直讲蔡容
兵曹正郎朴弘美
兵曹佐郎李志宠
……
以下分别是“宴享色”“米面色”“杂物色”“盘膳色”“应办色”的官员，以及都厅员役书吏人等。这里没有一一引述。
由此可以看出，远接使仍以礼曹官员担任，在都监下，设有“军色”“宴享色”“米面色”“杂物色”“盘膳色”“应办色”等六色，分工接待。军色担任护卫职能，宴享色专为准备宴会，米面色准备主食，杂物色为使臣准备间食，盘膳色准备菜肴，应办色是为主管迎接的都厅和使臣准备礼单的部门。根据《迎接仪轨泰昌 天启》八月二十四日记载：
圣教所及，一依旧例。自都监卜定者，是应办色事也。①
朝鲜平时迎接之局，本无应办之设，至万历年间熊化为使的那次接待，由于朝鲜大臣考虑经乱之后，民力难支，以都监郎厅专管应办之事，才设立了应办色，并延续下来。
从任命接待官员人等数字来看，接待人员总计141人。此次人员实际上超过了万历年间的那次接待，也就是说这次迎接相比此前更为隆重。
（四）具体接待事宜与礼仪过程
在人员名单之后，是“都监事目单子”。其中自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起，以日记形式，详细记载了光海君和都监都厅官员以及涉外臣僚人等为接待明朝使臣事宜，进行的各种商讨及其准备活动，展现了准备迎接以及接待使臣的全部过程。事实上，明万历四十八年，自朝鲜得知明神宗去世的消息，迎接明朝颁诏使臣的工作就已开始准备了。根据《迎接仪轨泰昌 天启》，早在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十三日，已记载“备忘回启及递改郎厅处置草记，详载各色”。当时光海君传下天使不久差出，“凡接待等事速议以处”，关于都监都厅的设置，是首先提出速议之事。②都监郎厅“依例以文官极择差出”。八月十九日任命迎接都监官员，说明临时性迎接使臣的都监都厅已经设置。八月二十一日光海君传：
近日凡系干天使事，中外官吏怠慢解弛，未见举行之实。天使数月内出来，则将若之何？令大臣各别十分检饬，使之各别尽职事，如系天使接待事，笞一十以上，推考并依旧例罢职。③
对于迎接诏使之事，朝鲜方面按照惯例，预先几月就已开始准备，光海君传曰如有官员不尽职，则有刑法与罢职的处罚，可见对于明朝开读诏敕使臣到来的极为重视。前此光海君在万历年间接待了明朝赐祭使和册封使，已得到明朝正式册封为朝鲜国王，他传教此次迎接天使不应以“国恤时故，多有苟简未安之事”为例，可以先朝壬寅、丙午年例“着实举行”，④表达了隆重和诚意。查壬寅，是万历三十年（1602年），那一年有明使顾天峻、崔廷健出使朝鲜；丙午，是万历三十四年，那一年有明使朱之蕃、梁有年出使朝鲜。都监参酌旧例开录礼单和物膳等物，吩咐各曹或移文各道急速备送。当时“最极难支”，需要“发贸”的物品是“银与参”，而馆宇修理也要紧急提上日程。⑤至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现“礼曹来牒，泰昌元年今日为始行用事”的记载，也就是改用了明光宗泰昌年号。
适逢明朝一年三帝，国家多事之秋，加之辽东失陷在即，朝鲜屡屡上书告危。这些因素都不可能不影响到出使，也不可能不影响到这次迎使。从《迎接仪轨泰昌 天启》所见，迎使都监于万历四十八年八月设立，当时已有“当此民穷财竭之日，又值诏使之行，接待诸事皆无成形之势”之议。但迎使的准备总是要做的，光海君对迎接都监堂上等官言之侃侃：“皇帝新登宝位，实天下之大庆也。接待诏使事体甚重。”⑥因此，他申饬他们“百事尽心竭诚”，不要“以虚竭二字为慢待张本”。具体接待礼仪，规定事无巨细，“至于紧关节目，尤不可擅便”。在外“义州、定州、安州、平壤、黄州、开城府、碧蹄等处，亦为结彩，而平壤、黄州则并设傩礼为齐”。⑦并做出规定：
一远接使、延慰使依前例除郊迎，迎命肃拜，守令以下迎于郊外；一州官等迎谒及宴享时必令奔走，以尽敬谨之礼，酒停前主人及进止人务令拱手，勿使暂刻垂手。⑧
远接使迎接明朝使臣到京，“是时街路及各门结彩”，举行隆重的郊迎与迎诏仪式；使臣入住南别宫，馆伴与都监都厅人员轮流值班；明使所居南别宫墙外，派有军将护卫。
天启元年二月二十三日，郊迎出宫教：
是时有侍臣导驾节次，还宫时只有导驾。一郊迎日，百官俱集朝房，以黑团领各就侍立之位，东西相向俱北上。大驾临至鞠躬，过则平身。以次侍卫，至慕华馆就次。天使将至，俱朝服就位行礼，自九品先导，诣仁政殿行礼。⑨
一迎诏日，万一下雨，则百官着蓑衣，细雨则否。
一殿下郊迎至仁政门外，下辇以入。⑩
由于战乱后太平宫经久失修，南别宫成为接待明朝使臣的馆所。《迎接仪轨泰昌 天启》记载：
天使出坐正厅，差备通事先行再拜礼，分左右立，都厅以下行再拜礼，出，录事升阶上行再拜礼，迄，进早饭。
天使入来时，都厅以下随行，军色、廊厅一员先到南别宫，诸事举行。
天使到南别宫时，馆伴以下大门内南边黑团领以抵迎，差备通事天使前迎门进告。
天使入馆，茶吃讫，改服出坐西宴厅，即时馆伴楹内白衣乌纱帽黑角带先行再拜礼、作揖礼，次都厅以下进楹外，亦行再拜、作揖礼，次百官行礼。
天使入京后，下马宴等各日宴飨、接见、出还宫，教是时百官以黑团领侍立侍卫。①
凡宴礼就座举著，宰臣行酒只一度，告谕于天使前，此乃现朝旧例。②
闰二月初（十）六日，《迎接仪轨泰昌 天启》中出现远接使李尔瞻为首的37人名单在册，远接使是从鸭绿江开始迎接，伴同到朝鲜京城的官员。其下包括从事官三吏曹正郎、吏曹佐郎、成均馆典籍、制述官、写字官、篆字官、书写官、问疾官、画员、备差译官、礼单押领官、礼单色书吏、茶匠、酒色、香匠等。而且还专门派有刘使差备译官、杨使差备译官多人。③这些人是直接参与迎接与接待明朝颁诏使的人员。
朝鲜严格遵行中华礼仪中的习仪三日之礼仪，规定天使迎诏敕习仪初、二度自慕华馆至太平馆行礼，三度自慕华馆至仁政殿行礼。具体如下：
一迎诏敕，初度习仪三月二十一日，二度习仪同月二十五日，三度四月初四日。
一宴享初度习仪三月二十三日，二度四月初三日，三度四月初九日。
一仁政殿天使迎诏敕及宴享御前习仪，初度四月初五日，二度四月初九日。
一谒圣，初度习仪三月二十八日，二度四月初二日，三度四月初六日。
一王世子时敏堂接宴亲临，初度习仪四月初五日，二度四月初十日。④
关于诏敕的收藏，《迎接仪轨泰昌 天启》中记载：
一受诏敕，即时掖庭署撤阙庭，承文院官员取诏敕书盛函，鼓吹入内，御览后还出，藏于承文院。⑤
《迎接仪轨泰昌 天启》中也表述了接待明使过程中，曾发生的不和谐之声。一方面是朝鲜方面接待不周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明朝使臣对于接待的不满。尤其是副使杨道寅，与朝鲜方面发生不少矛盾。三月二十日备忘记述及：
副天使一行所为固不可责，以人理办银之策，急急讲究举行。如译官、富商、大贾等处速为收聚，各别重赏所不可已，亟令备边司当日内议处。⑥
四月十六日，备边司启曰：
我国二百年来恪事天朝，礼遇王人，忠顺礼义之称闻于中国，非他藩服之比也。今兹全辽陷败，人情危惧之日，自上接待之礼，供赖之需，有逾平时。宜彼之感悦诚服，而不幸杨使之为人性度异常，横逆之来，孰甚于此哉。然事在不可较之地，伏愿圣上益加诚意，礼接以时，务得欢心，使彼■恩感德而（白文）夸说天朝，则我圣上临危执礼益笃，忠贞之盛，岂但有辞于天下，其亦光垂于后史。⑦
光海君对于国忌日不能行礼进行解释：
诏使之发怒，岂在于区区宴礼乎？成有所以矣。予见己庚年誊录，则或称书仪，或称别礼单，银参等物赠遗非一；今则入京累日，馆舍寥落荒凉，一无别赠，则彼乌得无憾。自上年八月初旬天使先声来到后，系干天使事，申饬几度，而该曹唯以悭吝执格为能事。
他并谈及筹备别礼单、书仪，以“稍解其怒”之事。其间，备边司建议将状启中“誓心戮力同守金复海盖等语”陈告于明朝使臣，⑧表明忠心于明朝，以此对明使示好。
《迎接仪轨泰昌 天启》反映了明使的蛮横需索，也反映了大型礼仪活动造成朝鲜民力衰竭的实况，略举例如下：
四月二十四日，备忘记载：“副天使所为，颠倒轻急，十分难待之人。”⑨
四月二十七日，“传曰……京畿民力亦竭，无路进排，宴享盘膳所用，并皆阙乏，折银之计，盖出于无策也。但所折支银，从何办出乎？坊民每户既已收银三钱，而又责鸡价，则将何以支撑乎？”⑩
从刘鸿训所撰《皇华集》中看，当时朝鲜君臣接待明朝天使相当尽心，明使也相当满意。但诗文唱和的和谐仅是表面文章，在档案文书中则尽显出诗文的虚夸。不仅《迎接仪轨泰昌 天启》完全透露出当时的实态，在朝鲜《光海君日记》中，更有朝鲜方面对于明朝两位使臣的真实评价：
鸿训，济南人；道寅，岭南人。贪墨无比，折价银参名色极多。至于发给私银，要贸人参累千斤，捧参之后，旋推本银。两西、松都辇下商贾，号泣彻天。大都收银七八万两，东土物力尽矣。诏使之至我国者，如张宁、许国，清风峻操，虽未易见，而学士大夫之风流文采，前后相望。至于要讨银参馔品折价，则自顾天俊始，而刘、杨尤甚焉。①
朝鲜仁祖三年（1625年），有明朝内官使臣出使朝鲜，朝鲜大臣透露了此次接待的花费数额和恶劣影响。仁祖问及接待天使之规，李廷龟云：
接待天使之规，今古不同。古则只有支供之事，今则又有银参之弊，小邦势难支当。废朝时刘、杨天使虽曰学士，其时所用，至于七万余两，况今太监乎？②
由此可见，明代白银货币化，白银大行其道，朝野对于白银的巨大需求已经影响及于外国，使臣的贪欲造成了不良影响。虽然这种现象并不始自此次的使臣刘、杨，但是他们的贪欲表现突出也是事实。
当然无论如何，天启初年在“全辽陷败，人情危惧之日”的迎接明朝颁诏使臣活动，最终是以礼终结的：
上马宴非如他宴，令馆伴、远接使、差备译官十分善为周旋。③
百官于慕华门外路左序立，每品异位重行，天使至，百官班头一时行再拜礼而送。④
由朝鲜远接使、馆伴等陪同明朝使臣，送至鸭绿江边，赠物揖别。
（五）《迎接仪轨泰昌 天启》的形成
根据“流来旧规”，在《迎接仪轨泰昌 天启》最后是“都监仪轨事目”：
今次登极诏使回程后，都监启下公事文移往复及各所掌措置举行之事，逐一成籍，以凭后考。⑤
迎接都监掌管接待中国使臣事宜，在明使离开后，都监都厅运行过程中的“一应启下公事文稿往复、及各所掌措置举行之事”，均一一记录登记，经整理后编成仪轨保管。
此次接待仪式结束以后，迎接都监将其过程记录下来，形成的仪轨数目是57册，包括有：
都厅八册
军色八册
日记一册
宴享色八册
杂物色八册
米面色八册
盘膳色八册
应办色八册
以上通共五十七册。
都监在“辛酉（即天启元年，1621年）十二月初十日”誊录完毕以后，仪轨的编纂保存情况如下：
内上七册
礼曹七册
春秋馆七册
太平馆七册
日记一册
江华七册
太白山七册
五台山七册
香山七册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御览七件■（糸黄）投进”，也就是御览本共7件。
特记：“今番两使所率头目二百二十人，留京二十日，凡干支待节目比前甚繁。”⑥
最终落款日期是“天启元年十二月”。
韩永愚先生对于万历三十六至三十八年的《迎接仪轨》有一个整体评价：
从总体上看和后世的仪轨相比，这一时期仪轨的特征是结构尚不完备，字体中草书很多，与其说是仪轨，不如说是类似于誊录类的书籍。⑦
《迎接仪轨泰昌 天启》，同样表现出字体中有草书的特征。但是从结构上看，以两使牌文开端，相对以往显得更为规整，而内容以日记形式记录，也已经形成一定的规制。《迎接仪轨泰昌 天启》当时形成了六色分册，通共有57册之多，可惜没有保存下来，存世的唯可见都监都厅仪轨一种一册。
（一）明朝颁诏与朝鲜开读
诏书，是中国古代皇帝布告天下的文书形式。明朝是一个复兴传统文化的时期，举凡重大事件发生，都要诏告天下，如《即位诏》等，不仅要布告全国，而且要发布到外国。同时，明朝颁诏是有仪式的，仪式象征皇帝的权威。关于诏令的开读，明太祖制订了明确的制度，①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诸司职掌》规定了诏书开读的全过程：
前期一日，尚宝司设御座于奉天殿，设宝案于殿东，锦衣卫设云盖于奉天门，教坊司陈中和韶乐于殿内。礼部设宣读案于承天门上，西南向。
其日清晨，陈设如常仪，教坊司设大乐于午门外……皇帝服皮弁服，导驾官前导，中和乐作，升座，乐止，鸣鞭卷帘。礼部官奉诏书，诣宝案前用宝讫，捧至云盖中。校尉擎执云盖由殿东门出，大乐作，自东陛降，由奉天门至金水桥南。午门外乐作，公侯前导，迎至承天门上。鸣赞唱排班，引礼引文武官就拜位，唱班齐鞠躬，乐作。赞四拜，乐止。宣读、展读官升案，称“有制”。赞众官皆跪。礼部官捧诏书授宣读官，宣读官受诏书，唱，宣读。宣读官宣讫，礼部官捧诏置云盖中……唱，山呼，百官拱手加额曰“万岁”……序班即报仪礼司，跪奏礼毕。礼部官捧诏书分授使者毕，驾兴。中和乐作，鸣鞭，乐止。百官以次退。②
根据《明会典·开读仪》所记，皇帝诏、赦要先在阙廷宣读，然后颁行：
朝廷颁命四方，有诏书，有赦书，有敕符、丹符，有制谕、手诏。诏、赦先于阙廷宣读，然后颁行。敕、符等项，则使者赍付所授官员，秘不敢发。开读、迎接仪各不同。③
《明会典》中记载洪武二十六年所定内容与《诸司职掌》所载相同。其后有“嘉靖六年续定”部分：
前期一日、鸿胪寺官设诏案，锦衣卫设云盖云盘于奉天殿内东。别设云盘于承天门上。设彩舆于午门外。鸿胪寺官设宣读案于承天门上，西南向。教坊司设中和乐及设大乐如常仪。鸿胪寺官列百官班次于承天门外桥南。是日、锦衣卫设卤簿驾。百官各具朝服入丹墀内侍立。上具冕服，御华盖殿。鸿胪寺官引执事官进至华盖殿就次，行五拜三叩头礼。赞各供事。鸿胪寺官奏请升殿，乐作，导驾官导上升座。翰林院官先捧诏书于华盖殿。从至御座前，东立，西向。乐止，鸣鞭。报时鸡唱，定时鼓讫。唱排班，文武百官入班。鸿胪寺官赞，四拜，乐作兴。乐止，百官出至承天门外伺候。鸿胪寺官举诏案于殿中。赞颁诏。翰林院官捧诏书授礼部官，礼部官捧诏书置于云盘案上。校尉擎云盖，俱从殿左门出。（隆庆六年仪注，诏从殿左门出至皇极门，鸿胪寺即奏礼毕，驾兴）至午门外，礼部官捧诏置彩舆内。乐作，公侯伯三品以上官前导，迎至承天门止，乐止。鸣赞唱排班。引礼引文武百官就拜位，乐作，赞四拜，乐止。唱宣读，展诏官升案，称“有制”。赞众官皆跪，礼部官捧诏书授宣读官，宣读讫。礼部官捧诏书置云盘中。赞俯伏、兴，乐作，四拜，乐止。■笏、鞠躬、三舞蹈，唱，山呼“万岁”者三，唱出笏、俯伏、兴，乐作。四拜、兴、平身，乐止。序班报鸿胪寺官，跪奏礼毕，驾兴，百官以次出。礼部官捧诏书授锦衣卫官，置云匣中，以彩索系于龙竿颁降。礼部官捧诏书置于龙亭内。鼓乐迎至礼部，授使者颁行天下。④
诏书要在朝廷上当众宣读，然后颁行全国，由礼部差人到各地开读，或派遣使臣携带诏敕前往外国传达。《诸司职掌》记载：
凡遇有诏书，礼部差人赍往各处开读。所差人员，必预先教其捧诏，进退礼仪。⑤
明朝派遣使臣颁诏于外国，进行隆重的开读仪式，正使由学士等官充任：
凡朝鲜等国，颁诏等差，学士等官充正使，从礼部奏请钦点。⑥
《迎接仪轨泰昌 天启》记载的正是明朝诏书在朝鲜开读的典型事例。自朝鲜王朝建立时起，明朝与朝鲜就有密切往来，据学者不完全统计，有明一代，明朝使臣出使朝鲜王朝共计有153个行次，平均每年0.6个行次。⑦在周边各国中，也要算是关系最为密切的了。
这次朝鲜王朝迎接的明使，即明朝颁诏使。而颁诏使中，“惟登极为莫大之庆”，所以格外隆重。外国迎诏敕礼仪，一般为明代文献所不载。《迎接仪轨泰昌 天启》记载了朝鲜光海君时期接待明朝颁诏使时人力、物力动员，以及迎诏等礼仪外交的实际全过程，是关于当时中朝外交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朝鲜迎接明朝颁诏使臣，遵行礼仪接待程式，是迎诏开读的典型事例，主要过程如下：
1.设置都监都厅，下设六色，分工承担接待事宜。
2.任命远接使率人迎接于义州，伴送到达王京，沿途途经各州都有迎慰使迎接，并有军兵护卫至王京。
3.使臣入京，郊迎诏敕礼。
4.下马宴，宴飨之礼。
5.谒圣，朝鲜国王接见之礼。
6.仁政殿请宴，朝鲜国王宴飨之礼。
7.王世子接见之礼。
8.汉江游观。
9.仁政殿进贺圣寿。
10.上马宴，即践行宴。使臣回还时，百官于慕华馆门外路左序立，行再拜礼。
11.国王命刊印《皇华集》送给使臣。
12.编纂《迎接仪轨》，上御览外，分藏几处。
这次颁诏使臣实际上分为两批，一是“登极天使、钦差正使”刘鸿训，二是“天使、钦差副使”杨道寅，二人皆为文官，也就是“学士天使”。因此，按照文官使臣到朝鲜外交活动的固定模式，有《皇华集》的存世。①
刘鸿训《开读纪事》云：
四月十二日，国王躬率世子及文武群臣出郭恭迎诏敕。欣惟是日乐舞前导之盛，老稚夹观之繁，具见举国钦承挚意。乃龙亭甫升殿，骤雨大至，王及世子、官僚屏息阶下，幄次廊庑间无哗，稍俟设置既定，雨止，雍容成礼，纤细曲中，洵可赞尚。
他特地作诗《四月十二日国王躬率世子及文武群臣出郭恭迎诏敕》，“用志厥美”：
■凤丹将吐，函芝此日开。碧蹄五夜雨，洒道绝尘埃。霁色来畿甸，欢声勃若雷。旗■轻旖旎，仙驭引蓬莱。七旒躬伏迓，一索谨趋陪。剑佩锵锵度，簪绅济济材。万舞纷前导，千容轮轴回。皇泽原大沛，汉诏及时来。百拜承天语，嵩呼接上台。金石和雅奏，礼数肃雍哉。文教名邦洽，九服弁伦魁……②
刘鸿训在《谢国王书》云：
中朝使臣之有事贵邦，与贵邦之优礼中朝使者，业二百余年矣。然未有如贤殿下之稠叠缱绻，悉虑周防，惠吾二人者。
他并盛赞远接使李尔瞻“学行才情大有根气，当为贵国名议政无疑”。③同时，他对于自己在朝鲜“故不觉种种违愿抱惭而行”，表示了歉疚之意。
倪元璐为刘鸿训作传，云：
寻奉诏以两朝敕旨颁谕朝鲜，赐一品章服。时建口日悖，制阃非才。公道经三韩，为出筹箸，听者藐藐，中用惋忧。既渡东江，俄闻烽信，名城堕为旃裘，严镇移于老上。公投车握愤，击楫明安，弭节玄菟，大礼克举。又以海国我之外篱，绥遐激忠，存乎推置，于是裁约享馈，章示规绳。是使卉服之长冠带而问诗书，穷岛之人啁嘈而赞仁义，公之能也。④
传中显然有为亲近者讳而褒刘鸿训之辞，隐去了刘氏在朝鲜的贪欲行为。
（二）两国交往路线从陆向海的转折
明朝建国之初，洪武初年，自辽东至明朝都城南京的陆路没有开通，辽东被北元控制，中朝交往是通过海路抵达太仓，再前往南京。从朝鲜至太仓，航海路程遥远。洪武六年（1373年），明太祖朱元璋许高丽使臣航至山东登州登陆，再前往南京。此后中朝使臣往来，海陆兼行。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将冯胜击败元将纳哈出，占据整个辽东。此后高丽使臣以及后来朝鲜使臣均从陆上来中国。在洪武后期，陆路已为两国主要交往途径，朝鲜使臣往来径由陆路，由鸭绿江历辽阳、广宁，入山海关达于京师；明朝使臣也自山海关历广宁、辽阳，抵达朝鲜。直到后金攻占辽阳，交往路线才发生了重大变化。
此次明朝使臣自会同馆启程，由陆路前往朝鲜。途经通州、三河、蓟州、玉田、丰润、卢龙、抚宁、深河、山海、中前、沙河、东馆、曹庄、连山、杏山、凌河、十三站、闾阳、广宁、盘山、高平、沙岭、牛庄、海州、安山、辽阳、甜水、通延、燮理、凤凰、汤站、镇江，朝鲜国义州镇、所串、良策、车辇、林畔、云兴、定州、加山、安州、肃宁、安定、平壤、中和、黄州、凤山、剑水、龙泉、按安城、平山、兴义、金郊、开城府、梧木、坡州、马山、碧蹄、延曙， 最后抵达朝鲜王京汉城。
与《迎接仪轨》牌文的路程可以相互印证的，是当时明朝使臣刘鸿训的《皇华集》诗作。从《辛酉二月奉使朝鲜出都》开始，以诗篇串联起中朝交通之路，诗作题名涉及地名的主要有：《鼎居歌蓟门道中》《晓发蓟州》《玉田三首》《永平三日歌》《抚宁东下五首》《沙岭昧爽》《入海州境喜赋》《鞍山道中五首》《辽城放歌行》《辽阳东趋》《三月十日渡鸭绿江》等，渡江后的诗作也有不少涉及朝鲜的地名与场所。①
明朝使臣三月十日渡江，抵达朝鲜，三月十二日，后金就攻克了沈阳；二十日，又攻占了辽阳。辽阳失陷，陆路断绝，使节无奈，归程只有选择海路。明使刘鸿训等回程时，朝鲜备边司启禀光海君：
二百年来，使臣浮海朝天，创自今日。今此陈慰使臣若不随行天使以行，则决无得达之路。朝京之路绝矣。
据朝鲜《光海君日记》记载，当时朝鲜赴京陈慰使朴■叙、柳涧回自京师，走海路，遭风漂没：
其后■死，时不还。时辽路遽断，赴京使臣，创开水路，未谙海事，行至铁山嘴，例多败没。使臣康昱、书状官郑应斗等，亦相继溺死。自是人皆规避，多行赂得免者云。②
实际上，颁诏使臣归路被阻，明朝也有海路准备。《明熹宗实录》天启元年五月记载：
遣加衔守备赵佑率领徒从，由津门航海护送朝鲜进香陪臣柳涧等，以迎我颁诏使臣刘鸿训、杨道寅，仍命相机往岛招抚东山之民。③
至六月，《明熹宗实录》又载：
翰林院编修刘鸿训、礼科都给事中杨道寅赍诏往朝鲜，归途阻绝，航海至登州，朝鲜以闻。④
明朝副使杨道寅后来奏明皇上：
臣随正使刘鸿训使朝鲜，仲春往，孟夏十二日抵王京，国王李珲率群臣郊迎惟恪，臣等入国宣谕颁赐，一时东人快睹汉官威仪。第闻辽陷，归途梗塞，不得已与国王商，由航海回国。此暂通贡道，以无失外藩恭顺之节。国王遂具舟楫，缮兵卫，伴由安州登舟，并遣陈慰、陈谢二起陪臣附行。至海口遇风，臣与陪臣舟没者九只。正使则越泊铁山，舟覆几溺，至旅顺方得易舟，因退泊平屿以俟风霁。今幸至登州，乞宽限复命。⑤
事态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归途只能改走水路，朝鲜使臣与明副使同行，不料船行至旅顺口，夜里刮起了狂风，明副使一行所乘船只9艘沉没，正使刘鸿训也在海上险些丧命，随行人员大部分死难。最后刘鸿训在小船上漂泊三天三夜，才在登州靠岸。⑥
因此，他在《自朝鲜归病起纪事》中感慨“旧事若前生”，⑦在给天启皇帝的《请假疏》中，曾细述在“海上遭风，惊悸成疾，不能报命”，请求宽假调理，并特别表述了前往朝鲜开读的全过程以及出使的心路历程。其中对于乘船归国一路上之遭遇，刘鸿训也进行了详细描述，言及：
幸于四月十二日抵王京，开读礼成，暂■南别宫，即与该国君臣日卜旋期，而辽路已不可问，该国星夜为臣等特造二海船，先遣通官人等前探水路。舟楫既具，始于五月朔日由陆路抵安州，候舟师调集，浮海南下。⑧
朝鲜特造两海船，送明使回国。两使虽是分别乘船航行，但均遭遇海难，所携朝鲜国王礼品和财物俱失。重要的是，明朝与朝鲜的往来，从此发生了重大转折，不得不由陆路改为海路，海上交通凸显了出来。
有明一代近三百年中，中国与朝鲜使臣往来不断，两国保持了密切的关系。收藏于中国的孤本《迎接仪轨泰昌 天启》，是朝鲜迎接明朝颁诏使活动的原始记录，叙述了《明实录》与《朝鲜李朝实录》所不载的天启年间两国外交的实际运作过程，向我们揭示出特定历史时期两国关系鲜为人知的史实，是礼仪邦交的典型实录。
如果说有学者将明代中朝外交归纳为两大特色：一是宦官外交，二是诗赋外交，那么《迎接仪轨泰昌 天启》表明，更确切地说，明代中朝外交最鲜明的特征是礼仪外交，作为历史记忆的基本特征，是对于礼仪的特殊关注。李朝迎接颁诏使臣也是一种隆重举行的文化庆典活动，留下了珍贵的文化记录。朝鲜在吸收中国文化和其他一些外来文化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古代中朝礼仪同根同源，礼仪文化构成了两国关系的紧密纽带，也奠定了两国关系的坚实基础。
【作者简介】万明，女，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明史与中外关系史研究。
【责任编辑：全骜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