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虚实力与中国的外交传统
何平++夏茜
摘 要 中国是一个有很强文化软实力的国家。历史上，中国正是凭借文化软实力，在东亚支撑起一个区域性国际体系。软实力是一国的文化和价值观所具有的吸引力，也是一种影响他国外交思维，诱使他国合作，以及提出国际问题解决方案的能力。本文还提出了“虚实力”的概念，并探讨其对中国外交的意义，认为这是正崛起为世界性大国的中国的一种可以采取的外交风格。中国外交思维的其他传统，如“王道”“合纵连横”以及“朝贡体系”等也是可以借鉴的。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软实力，虚实力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5）04-0003-07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国内外发表了大量论著回顾。国外的一些文章把当前的中美关系比喻为一战前的英德关系；另一些有偏见的文章则声称近年来中国正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和规则；①较早的一些研究战争的论著认为世界每隔100年就会发生一次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且与经济周期联系在一起。总结一战爆发的历史背景，从中吸取历史教训，显然具有现实意义。从一战的回顾中，我们至少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历史教训：第一，经济融合（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和经济繁荣不能自动保障和平与稳定；②第二，老牌强国遏制后起国家会适得其反；第三，战争的发生并不都是由于交战国之间存在根本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③第四，错综复杂的军事结盟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会使局部冲突演变为全球性的冲突；④第五，好战的言论，或轻视战争负面后果会制造开战的气氛。⑤如何避免再陷入100年前的困境，显然是人类应该反思的。本文就以如何用非战争手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利害冲突，提出一些不成熟看法，特别是对“软实力”和“虚实力”，以及中国在古代东亚维持和平的外交举措和背后的观念进行探讨。
美、苏冷战的结局显示了“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意义，①在21世纪国际关系中，其意义有增无减。美国外交理论家约瑟夫·奈在20世纪80年代末，首先阐述了“软实力”的内涵。在1990年出版的《注定要领导：美国实力的变迁》一书中，奈声称美国拥有“软实力”，即诱使他国“合作的能力”。②美国社会和文化拥有的吸引力影响他国在国际交往中的需求意愿，这种吸引力源自于美国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无形资产，它有助于使美国的实力地位和外交政策在他国眼中合法化。在2004年出版的《软实力：世界政治中获得成功的手段》中，③约瑟夫·奈对“软实力”进一步解释说，软实力与一个国家的文化吸引力、国内的政治和社会价值体系，以及其外交政策的实质和风格相关。奈批评美国近年来推行单边主义，不注意争取盟友和国际社会对美国外交举措的认同，有损美国的软实力。约瑟夫·奈“软实力”的概念对正遭到猜疑和遏制的中国外交思维转型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Y. Watanabe和 D.L.麦克莱尔的《软实力强国：日本和美国的文化和民族资产》④分析美国和日本的文化软实力构成，认为文化软实力是一国通过吸引，而不是强迫的手段，来得到她所想要的东西的能力。拥有这种文化软实力的国家，其政治和文化价值观折服他国，其外交政策也易得到他国认可。亨特尔在《文化软实力：世界舞台上的中国》⑤论文中认为，欧洲文化软实力表现在丰富的文化遗产，良好的政府体制和温和的外交，中国不仅可以借鉴欧洲，也需借鉴前苏联的经验。乌斯瑙在《中国战略话语中的软实力概念》中探讨了世界历史上9个强国成功崛起的方式，认为美国和苏联并不仅依靠军事力量，也依赖其文化观念和制度及价值观的吸引力。⑥约瑟夫·奈在《美国软实力的衰落——为什么华盛顿应感到焦虑》一文中，把冷战的胜利与美国运用软实力联系在一起，认为软实力为美国的外交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使其外交目标更具说服力。他在文中提醒美国不要忽视软实力的运用，并注意到1995年到2001年，美国对外文化和学术交往从45000下降到29000次。⑦ I.帕莫尔，M.卡克斯的《从理论、历史和当代的角度看美国的软实力和外交政策》和R. D.特里克卡的《国际教育作为软实力？》⑧认为文化交流和高等教育交流也是体现和扩大一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
“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界定为一种吸引力，或诱使他国服从或仿效的能力。中国的软实力体现在何处？一些学者认为“北京共识”所体现的发展模式——社会稳定、有序的改革和发展——对发展中国家有很大吸引力，是中国软实力的表现之一。⑨另一些学者把中国的文化传统、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外交传统视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三大要素。例如民众对国家统一的支持和合作精神，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周恩来优雅的仪态，处理国际政治中公共关系的娴熟等。他们认为，这些有助于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是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如何提升自身软实力的范例。①中国近年来的一些外交战略和举措，例如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和运行，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东盟峰会等也被认为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
Y.N. Cho， J.H. Jeong 在《中国的软实力：讨论、资源和前景》中认为文化软实力包括政治、外交、科技、教育等实力，并以此考察中国的情况。②S. Ding 在《龙的隐蔽翅膀：软实力怎样助中国崛起》③中认为在历史上，中国拥有的文化软实力使她致力于吸引周边少数民族，而不是把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强加于他人。H. Wang， Y.C. Lu 的《软实力的概念及政策含意》一书，④评估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文化软实力及在对外交往中的意义，认为大陆和台湾地区对文化软实力概念的理解与约瑟夫·奈不同。
利用软实力资源，包括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对中国获取世界性大国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⑤B. Gill， Y. Huang在《中国软实力的资源和局限》⑥中，认为如何把软实力运用于外交政策对中国来说仍然是一个亟须应对的挑战；中国有丰富的软实力资源，但中国在如何推销这些文化软实力资源上做得较差。克尔兰茨克的《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如何改变世界》⑦回顾了中国的文化输出对世界的影响。在Y. Huang， S. Ding看来，中国近年来试图让世界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以化解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带来的威胁感，但并不完全奏效，因为中国提升文化软实力战略过于激进。⑧约瑟夫·奈评论说，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尽管在上升，但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中国没有像好莱坞那样的文化产业，也没有足以与美国比美的大学。⑨在另一篇论文《中国和俄国软实力的弱项》中，约瑟夫·奈认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表现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但很快被国内发生的其他一些事件抵消了。⑩ 这些看法当然不一定全对，但可资参考。
P.E Lam 的《日本对软实力的追寻：吸引力和局限》{11}以及Y.K Heng的《墙上的魔镜，谁的软实力最强？在软实力竞争的时代评估日本和中国的战略》{12}探讨日本和中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策略及其在该领域的竞争。对中国的武术和孔子学院对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以及在信息化时代，中国加强传媒的国际化，提升其在全球的影响力的重要意义等也有探讨。 一些研究评估了中国文化软实力在世界各地区的辐射和表现。特莱佛·莫斯的《软实力？中国有很多》{13}一文评估了中国在世界各大区域的软实力表现，他认为在非洲最能感受到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而在西欧、北美和亚洲一些地区则感受不大。T. G. Lum， WM Morrison， B Vaughn在2008年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名为《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展现》的报告中，①认为中国近年来在东南亚推行一系列成功的外交和经济政策， 包括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联系、扩大投资、经援、实行适应东南亚地区特点的外交政策等，使中国在东南亚以一个宽厚的国家形象（benign national image）出现。2007年Pew research 的问卷调查证明了这种状况。在收回的问卷中，印度尼西亚有29%，马来西亚有27%的人对美国持有好感，对中国有好感的则是65%（印度尼西亚）和83%（马来西亚）。美国《时代杂志》主编在其极为畅销的《后美国世界》书中，也认为中国到2007年在东南亚的外交和运用软实力非常成功。②艾利斯在《中国在拉丁美洲的软实力表现：个案研究》报告中认为中国在拉美从事文化交流，实行不干预内政的外交，取得一定成就，但与美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相比，中国在拉美运用文化软实力仍需改善。③
笔者认为在发展和发挥中国的软实力上，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努力。
第一，注重形式，也要更注重内涵。一国的软实力可以是该国文化中具有普遍吸引力的内涵，例如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人格理想、伦理价值观、艺术审美形式和整体的人文环境等等。以此为框架，我们可以发现，艺术上，中国的园林建筑风格独树一帜，历史上就为东亚各国所模仿，其中所蕴含的非对称和不规则的、效法自然山水的美是人类一派重要的美学理念，具有独到的文化吸引力。在文学领域，中国古典作品中所表现出的诗情画意，人与大自然和人与社会那种较为平衡的关系模式，在人类表达其生活经验的各种模式中，有其特殊的美的吸引力。在伦理哲学方面，儒家所宣扬的人格理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以及同社会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在今天对人类仍有现实意义。④国际关系领域，中国文化没有对外扩张的冲动，历史上对弱小民族和国家多采取以德服人和以化成天下的态度。⑤这些独树一帜的文化遗产，是建构我国现代文化软实力的基础，也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部分。
第二，软实力是建立在该国社会实践（发展）成功的基础上，该国的这些特征，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等等因而具有示范意义。我们应当丰富“北京共识”的内涵，使之接近国际社会认同的标准，从而增加他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认可。软实力强的国家，其文化习俗和观念最接近国际社会认可的模式。
第三，软实力体现在一国外交政策的道义原则和实践中，体现在该国所推行的外交政策及价值观是否使他国产生信赖感。⑥有“软实力”的国家常能“造就一种形势，使其他国家仿效该国倾向，并界定其利益”。⑦近年来，美国帮助乌克兰、菲律宾等国界定其所谓“反对中俄扩张”的共同利益；日本也试图在东亚如法炮制，建立遏制中国的“民主弧线”。中国应揭穿这种外交伎俩，并以反对挑起争端，制造国际冲突，帮助一些国家界定其维护国家利益和地区稳定的“根本利益”，以化解遏华包围圈。
第四，“软实力”也是诱使他国“合作的能力”。进一步推进区域和世界性经济合作，以此为基础，改善中国与东亚和世界其他地区国家间的关系，是仍需我们加强的工作。中国近年来的一些举措，如上海合作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东盟峰会、金砖国家银行等是这一思想的很好体现，需要进一步扩大和增加这些实质性内容。
第五，软实力的强弱也取决于该国是否拥有影响国际问题被提出的方式和解决方案的能力。我们应当加强在包括联合国等国际舞台上就重大国际冲突和全球治理等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和对策建议的能力。俄国总统普京在解决叙利亚问题上的斡旋和解决建议，提升了俄国的国际地位。世界性大国的地位是与大国思维和大国责任感相一致的；大国显然应该有担当，也应有相应的眼光和能力。
“软实力”是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本国的目标，从而使本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软实力”也是一个国家造就一种形势，使其他国家仿效该国倾向，并界定其利益的能力。
本文所提出的“虚实力”的概念，也是指实力运用的方式及其性质。“虚实力”的概念主张把实力的运用消融于无形中，融汇于他人能接受的形式中，使实力的运用更少或不带威胁性。如果说“软实力”“巧实力”和“锐实力”代表了美国作为一个霸权国家，在力量相对衰落过程中的一种外交策略，那么“虚实力”的概念有可能是一个正成为世界性强国的国家面对猜疑和敌视时的一种合适的外交策略或风格。“虚实力”，即实力运用的虚化，犹如中国人打太极拳，看似柔弱，缓慢，没有用力，甚至举止优雅，但实际上，一举一动调动了全身的力量和表现了气息的协调，蕴含转瞬可爆发运用的力量。这种运动方式也包含吸引力，观者会随之起舞，因此也含有或创造影响他人行动的场。
“虚实力”的概念要求一个强国不要去炫耀“实力”（武力），甚至有时要刻意隐藏实力。这与此前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思想基本相通。国际关系理论中“安全困境”的概念告诉我们，一国增强军事实力的举措，总是会引起他国的猜疑和相应的增强军事实力。
例如面对美国围堵和遏制中国的举措，中国这几年为保家卫国，正常地加快军事现代化步伐；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也在购置先进武器，在东亚似乎就出现了一场军备竞赛。“虚实力”作为一种处置实力的方式，也就可能是一个国力逐渐壮大的国家的一种有助减少误解的策略。正如《孙子兵法》所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①
“虚实力”的概念也与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外交目标的性质相适应。看起来中国各方面的实力都很强，但中国并不使用实力来强制他国，或威胁他国，换句话说，是“不称霸”。老子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二十二章）。“无为而无不为”（五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三十七章）。作为实力运用的一种方式，“虚实力”的观念因此与道家哲学相通。在面对某一问题时，看似无为，实则为巧妙之举措（如我国先前对乌克兰问题的表态）；或者是通过其他一系列的举措，达到了目的。
“虚实力”的另一层含义是尽量避免使用军事实力，所要做的是造就一种局势，达到“不战屈人”。《孙子兵法》讲“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②在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存在的情况下，大国之间的战争常带来人类难以承受的后果。保障世界和平以及世界文明发展的空间因此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依靠法律手段震慑侵略行为也与“虚实力”的概念相通。在反击日本右翼为二战罪行翻案，我们可仿效欧洲。欧洲多国有立法禁止为纳粹罪行翻案，以色列等国也持续数十年在全球追捕漏网纳粹分子，这些造成了一种震慑的氛围。我们也可以采取类似做法，通过立法将为日本战争罪行翻案视为非法。
“虚实力”的概念关注运用实力所涉及的隐性的道德价值观；它要求在使用实力时，多想想它与人类所推崇的价值观或理想的关系。我们可以吸收中国优秀国际政治思想传统，阐述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表现出的国际主义精神以及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历史上，中国厚待他国，以德服人，为地区提供安全保护，建立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为该地区的和平和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也含有类似的贡献。
“虚实力”的概念也是一个战略概念，要求我们避实就虚，选择合适进攻方向。《孙子兵法》讲“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③即用兵的策略是首先用谋略战胜敌人，其次是挫败敌人的外交联盟。 在东亚以外，我们可以广交朋友，如在非洲和拉美，进行所谓“合纵连横”。美日试图在中国周边组成某种遏华军事同盟，我们则可以经济交流和区域性经济合作来消融其影响。在中国古代兵法中，“虚”“实”常指军事实力的强弱，也指战前对自己的军力大小和部署以假象示敌等等。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外交风格。19世纪的英国以“巧实力”著称，凭借数量不多的军队和散布全球主要航道的据点，掌控了世界，建立起“日不落帝国”。在欧洲大陆，英国刻意维持欧陆强国间的力量均衡，保持举足轻重的发言权。美国疆域几乎三面临海，可以不受干扰地发展，但它又数度以超强的军事实力干预世界事务，正如美国国防学院副院长迈克尔·马扎尔所说，美国依靠“锐实力”，即规模和质量优势维持全球领导权。①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表明，日本以不宣而战，或制造借口发动侵略战争为特征，其实力有限，但却又试图以奸诈的计谋达到与其国力不相称的非正义目标。
对中国外交传统形成有重要意义的两大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和大一统确立时期。后一时期的国际交往主张所谓“以化成天下”和“以德服人”，即以文化软实力臣服天下。汉、唐、明、清统一帝国时期的“朝贡体系”体现了中华文化厚往薄来的传统。很多时期，中国与西部和北方“蛮夷”也常以“和亲”和“棉帛相与”来换取和平相处。从历史来看，中国不是一个扩张性的民族，其宗教（儒教）也不像基督教那样有对外殖民和传教的观念，因此中华帝国的实力是处于虚置之中。
战国时期，形成了中国另一些外交思想和策略。那时，周王室权威衰落，列国相争，互相兼并，谋求和平的谋士所主要关注的是列国的力量平衡。弱国以结盟，合纵或连横作为抵御和制衡强国的主要外交举措；强国则在如何处理内政和外交，以及进攻方向上思量。苏秦游走于各国，提供类似策略，受到欢迎，就是形象的写照。《战国策》曰：“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当世之时……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②这一时期的历史包含了丰富的外交案例。
对中国传统国际政治观念极有影响的另有“王道”和“霸道”的思想。前者主张推行传统道德规范来恢复秩序；后者则主张依赖实力，通过征伐获取霸权。在春秋战国那个列国并起，战乱不已的时代，孔子，如司马迁所说，主张“明王道”（《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孔子希望，诸侯施仁爱，崇礼乐，弃霸业，尊周室，以恢复天下一统太平。孟子认为急需一个能够“朝诸侯，有天下”的王者出现，以恢复三代统一安定的局面，而欲达此秩序需要实行王道。所谓“王道”即以礼义道德原则贯之于国际秩序。孟子曰，“以力假仁义者霸……以德行仁义者王”（《公孙丑上》）。荀子也称，“隆礼尊贤为王”（《天论》），“义立而王”（《王霸》）。在中国传统国际思想中，恃强凌弱是霸道；以仁义、等级、道德规范等归化天下是王道，因而含有非暴力倾向。从邓小平所说“中国永远不会称霸”中，③可以见到这种思想的绵延影响。正是由于这样一些原则的推行，使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能够延续两千多年；对比罗马帝国的内外政策，就知其何以很快灭亡。这些中国古代外交传统是可以古为今用的。
对国际问题的观察和分析，可以分为“（国际）体系层次分析”和“国家层次分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通常具有全球视野，多从整个国际体系的高度来阐述问题。中国已成为一个世界性贸易大国。当前是需要我们站在国际体系的高度，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大战略机遇期，④我们需要敏锐地意识到各种机遇，并加以利用，以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在经济上，中国在支持现有秩序及主要原则上相对较少保留，可以大有作为。近年来我国启动的援助非洲发展基金、“金砖国家银行”“金砖国家发展基金”等都是非常正确的思路。⑤
当前，也需要我们进一步丰富或建构中国关于国际社会的理想理论。每一个国家的外交理论都包含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成分。在发展我国关于国际社会的理想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中国某些传统外交理念，如“协和万邦”“大同世界”等仍可以为我所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的理论等等也可借鉴其视野和内涵。在处理与老牌强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上也特别需要我们发挥智慧。
大国实力变化常带来国际体系结构性震荡甚至战争，①历史的规律和国际政治的逻辑似乎要把我们推入这种境地。化解这种历史性的冲突，需要探索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需要突出中美相互依存以及在防止核扩散、环境治理、反恐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上进行合作的必要。②如何更好地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历史纠葛和领土纷争，使这些问题得到某种解决和控制也，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领域。
【作者简介】何平，男，1949年生，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
夏茜，1986年生，英国牛津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
【责任编辑：全骜颉】
摘 要 中国是一个有很强文化软实力的国家。历史上，中国正是凭借文化软实力，在东亚支撑起一个区域性国际体系。软实力是一国的文化和价值观所具有的吸引力，也是一种影响他国外交思维，诱使他国合作，以及提出国际问题解决方案的能力。本文还提出了“虚实力”的概念，并探讨其对中国外交的意义，认为这是正崛起为世界性大国的中国的一种可以采取的外交风格。中国外交思维的其他传统，如“王道”“合纵连横”以及“朝贡体系”等也是可以借鉴的。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软实力，虚实力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5）04-0003-07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国内外发表了大量论著回顾。国外的一些文章把当前的中美关系比喻为一战前的英德关系；另一些有偏见的文章则声称近年来中国正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和规则；①较早的一些研究战争的论著认为世界每隔100年就会发生一次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且与经济周期联系在一起。总结一战爆发的历史背景，从中吸取历史教训，显然具有现实意义。从一战的回顾中，我们至少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历史教训：第一，经济融合（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和经济繁荣不能自动保障和平与稳定；②第二，老牌强国遏制后起国家会适得其反；第三，战争的发生并不都是由于交战国之间存在根本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③第四，错综复杂的军事结盟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会使局部冲突演变为全球性的冲突；④第五，好战的言论，或轻视战争负面后果会制造开战的气氛。⑤如何避免再陷入100年前的困境，显然是人类应该反思的。本文就以如何用非战争手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利害冲突，提出一些不成熟看法，特别是对“软实力”和“虚实力”，以及中国在古代东亚维持和平的外交举措和背后的观念进行探讨。
美、苏冷战的结局显示了“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意义，①在21世纪国际关系中，其意义有增无减。美国外交理论家约瑟夫·奈在20世纪80年代末，首先阐述了“软实力”的内涵。在1990年出版的《注定要领导：美国实力的变迁》一书中，奈声称美国拥有“软实力”，即诱使他国“合作的能力”。②美国社会和文化拥有的吸引力影响他国在国际交往中的需求意愿，这种吸引力源自于美国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无形资产，它有助于使美国的实力地位和外交政策在他国眼中合法化。在2004年出版的《软实力：世界政治中获得成功的手段》中，③约瑟夫·奈对“软实力”进一步解释说，软实力与一个国家的文化吸引力、国内的政治和社会价值体系，以及其外交政策的实质和风格相关。奈批评美国近年来推行单边主义，不注意争取盟友和国际社会对美国外交举措的认同，有损美国的软实力。约瑟夫·奈“软实力”的概念对正遭到猜疑和遏制的中国外交思维转型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Y. Watanabe和 D.L.麦克莱尔的《软实力强国：日本和美国的文化和民族资产》④分析美国和日本的文化软实力构成，认为文化软实力是一国通过吸引，而不是强迫的手段，来得到她所想要的东西的能力。拥有这种文化软实力的国家，其政治和文化价值观折服他国，其外交政策也易得到他国认可。亨特尔在《文化软实力：世界舞台上的中国》⑤论文中认为，欧洲文化软实力表现在丰富的文化遗产，良好的政府体制和温和的外交，中国不仅可以借鉴欧洲，也需借鉴前苏联的经验。乌斯瑙在《中国战略话语中的软实力概念》中探讨了世界历史上9个强国成功崛起的方式，认为美国和苏联并不仅依靠军事力量，也依赖其文化观念和制度及价值观的吸引力。⑥约瑟夫·奈在《美国软实力的衰落——为什么华盛顿应感到焦虑》一文中，把冷战的胜利与美国运用软实力联系在一起，认为软实力为美国的外交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使其外交目标更具说服力。他在文中提醒美国不要忽视软实力的运用，并注意到1995年到2001年，美国对外文化和学术交往从45000下降到29000次。⑦ I.帕莫尔，M.卡克斯的《从理论、历史和当代的角度看美国的软实力和外交政策》和R. D.特里克卡的《国际教育作为软实力？》⑧认为文化交流和高等教育交流也是体现和扩大一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
“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界定为一种吸引力，或诱使他国服从或仿效的能力。中国的软实力体现在何处？一些学者认为“北京共识”所体现的发展模式——社会稳定、有序的改革和发展——对发展中国家有很大吸引力，是中国软实力的表现之一。⑨另一些学者把中国的文化传统、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外交传统视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三大要素。例如民众对国家统一的支持和合作精神，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周恩来优雅的仪态，处理国际政治中公共关系的娴熟等。他们认为，这些有助于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是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如何提升自身软实力的范例。①中国近年来的一些外交战略和举措，例如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和运行，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东盟峰会等也被认为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
Y.N. Cho， J.H. Jeong 在《中国的软实力：讨论、资源和前景》中认为文化软实力包括政治、外交、科技、教育等实力，并以此考察中国的情况。②S. Ding 在《龙的隐蔽翅膀：软实力怎样助中国崛起》③中认为在历史上，中国拥有的文化软实力使她致力于吸引周边少数民族，而不是把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强加于他人。H. Wang， Y.C. Lu 的《软实力的概念及政策含意》一书，④评估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文化软实力及在对外交往中的意义，认为大陆和台湾地区对文化软实力概念的理解与约瑟夫·奈不同。
利用软实力资源，包括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对中国获取世界性大国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⑤B. Gill， Y. Huang在《中国软实力的资源和局限》⑥中，认为如何把软实力运用于外交政策对中国来说仍然是一个亟须应对的挑战；中国有丰富的软实力资源，但中国在如何推销这些文化软实力资源上做得较差。克尔兰茨克的《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如何改变世界》⑦回顾了中国的文化输出对世界的影响。在Y. Huang， S. Ding看来，中国近年来试图让世界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以化解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带来的威胁感，但并不完全奏效，因为中国提升文化软实力战略过于激进。⑧约瑟夫·奈评论说，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尽管在上升，但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中国没有像好莱坞那样的文化产业，也没有足以与美国比美的大学。⑨在另一篇论文《中国和俄国软实力的弱项》中，约瑟夫·奈认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表现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但很快被国内发生的其他一些事件抵消了。⑩ 这些看法当然不一定全对，但可资参考。
P.E Lam 的《日本对软实力的追寻：吸引力和局限》{11}以及Y.K Heng的《墙上的魔镜，谁的软实力最强？在软实力竞争的时代评估日本和中国的战略》{12}探讨日本和中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策略及其在该领域的竞争。对中国的武术和孔子学院对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以及在信息化时代，中国加强传媒的国际化，提升其在全球的影响力的重要意义等也有探讨。 一些研究评估了中国文化软实力在世界各地区的辐射和表现。特莱佛·莫斯的《软实力？中国有很多》{13}一文评估了中国在世界各大区域的软实力表现，他认为在非洲最能感受到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而在西欧、北美和亚洲一些地区则感受不大。T. G. Lum， WM Morrison， B Vaughn在2008年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名为《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展现》的报告中，①认为中国近年来在东南亚推行一系列成功的外交和经济政策， 包括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联系、扩大投资、经援、实行适应东南亚地区特点的外交政策等，使中国在东南亚以一个宽厚的国家形象（benign national image）出现。2007年Pew research 的问卷调查证明了这种状况。在收回的问卷中，印度尼西亚有29%，马来西亚有27%的人对美国持有好感，对中国有好感的则是65%（印度尼西亚）和83%（马来西亚）。美国《时代杂志》主编在其极为畅销的《后美国世界》书中，也认为中国到2007年在东南亚的外交和运用软实力非常成功。②艾利斯在《中国在拉丁美洲的软实力表现：个案研究》报告中认为中国在拉美从事文化交流，实行不干预内政的外交，取得一定成就，但与美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相比，中国在拉美运用文化软实力仍需改善。③
笔者认为在发展和发挥中国的软实力上，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努力。
第一，注重形式，也要更注重内涵。一国的软实力可以是该国文化中具有普遍吸引力的内涵，例如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人格理想、伦理价值观、艺术审美形式和整体的人文环境等等。以此为框架，我们可以发现，艺术上，中国的园林建筑风格独树一帜，历史上就为东亚各国所模仿，其中所蕴含的非对称和不规则的、效法自然山水的美是人类一派重要的美学理念，具有独到的文化吸引力。在文学领域，中国古典作品中所表现出的诗情画意，人与大自然和人与社会那种较为平衡的关系模式，在人类表达其生活经验的各种模式中，有其特殊的美的吸引力。在伦理哲学方面，儒家所宣扬的人格理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以及同社会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在今天对人类仍有现实意义。④国际关系领域，中国文化没有对外扩张的冲动，历史上对弱小民族和国家多采取以德服人和以化成天下的态度。⑤这些独树一帜的文化遗产，是建构我国现代文化软实力的基础，也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部分。
第二，软实力是建立在该国社会实践（发展）成功的基础上，该国的这些特征，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等等因而具有示范意义。我们应当丰富“北京共识”的内涵，使之接近国际社会认同的标准，从而增加他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认可。软实力强的国家，其文化习俗和观念最接近国际社会认可的模式。
第三，软实力体现在一国外交政策的道义原则和实践中，体现在该国所推行的外交政策及价值观是否使他国产生信赖感。⑥有“软实力”的国家常能“造就一种形势，使其他国家仿效该国倾向，并界定其利益”。⑦近年来，美国帮助乌克兰、菲律宾等国界定其所谓“反对中俄扩张”的共同利益；日本也试图在东亚如法炮制，建立遏制中国的“民主弧线”。中国应揭穿这种外交伎俩，并以反对挑起争端，制造国际冲突，帮助一些国家界定其维护国家利益和地区稳定的“根本利益”，以化解遏华包围圈。
第四，“软实力”也是诱使他国“合作的能力”。进一步推进区域和世界性经济合作，以此为基础，改善中国与东亚和世界其他地区国家间的关系，是仍需我们加强的工作。中国近年来的一些举措，如上海合作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东盟峰会、金砖国家银行等是这一思想的很好体现，需要进一步扩大和增加这些实质性内容。
第五，软实力的强弱也取决于该国是否拥有影响国际问题被提出的方式和解决方案的能力。我们应当加强在包括联合国等国际舞台上就重大国际冲突和全球治理等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和对策建议的能力。俄国总统普京在解决叙利亚问题上的斡旋和解决建议，提升了俄国的国际地位。世界性大国的地位是与大国思维和大国责任感相一致的；大国显然应该有担当，也应有相应的眼光和能力。
“软实力”是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本国的目标，从而使本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软实力”也是一个国家造就一种形势，使其他国家仿效该国倾向，并界定其利益的能力。
本文所提出的“虚实力”的概念，也是指实力运用的方式及其性质。“虚实力”的概念主张把实力的运用消融于无形中，融汇于他人能接受的形式中，使实力的运用更少或不带威胁性。如果说“软实力”“巧实力”和“锐实力”代表了美国作为一个霸权国家，在力量相对衰落过程中的一种外交策略，那么“虚实力”的概念有可能是一个正成为世界性强国的国家面对猜疑和敌视时的一种合适的外交策略或风格。“虚实力”，即实力运用的虚化，犹如中国人打太极拳，看似柔弱，缓慢，没有用力，甚至举止优雅，但实际上，一举一动调动了全身的力量和表现了气息的协调，蕴含转瞬可爆发运用的力量。这种运动方式也包含吸引力，观者会随之起舞，因此也含有或创造影响他人行动的场。
“虚实力”的概念要求一个强国不要去炫耀“实力”（武力），甚至有时要刻意隐藏实力。这与此前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思想基本相通。国际关系理论中“安全困境”的概念告诉我们，一国增强军事实力的举措，总是会引起他国的猜疑和相应的增强军事实力。
例如面对美国围堵和遏制中国的举措，中国这几年为保家卫国，正常地加快军事现代化步伐；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也在购置先进武器，在东亚似乎就出现了一场军备竞赛。“虚实力”作为一种处置实力的方式，也就可能是一个国力逐渐壮大的国家的一种有助减少误解的策略。正如《孙子兵法》所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①
“虚实力”的概念也与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外交目标的性质相适应。看起来中国各方面的实力都很强，但中国并不使用实力来强制他国，或威胁他国，换句话说，是“不称霸”。老子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二十二章）。“无为而无不为”（五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三十七章）。作为实力运用的一种方式，“虚实力”的观念因此与道家哲学相通。在面对某一问题时，看似无为，实则为巧妙之举措（如我国先前对乌克兰问题的表态）；或者是通过其他一系列的举措，达到了目的。
“虚实力”的另一层含义是尽量避免使用军事实力，所要做的是造就一种局势，达到“不战屈人”。《孙子兵法》讲“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②在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存在的情况下，大国之间的战争常带来人类难以承受的后果。保障世界和平以及世界文明发展的空间因此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依靠法律手段震慑侵略行为也与“虚实力”的概念相通。在反击日本右翼为二战罪行翻案，我们可仿效欧洲。欧洲多国有立法禁止为纳粹罪行翻案，以色列等国也持续数十年在全球追捕漏网纳粹分子，这些造成了一种震慑的氛围。我们也可以采取类似做法，通过立法将为日本战争罪行翻案视为非法。
“虚实力”的概念关注运用实力所涉及的隐性的道德价值观；它要求在使用实力时，多想想它与人类所推崇的价值观或理想的关系。我们可以吸收中国优秀国际政治思想传统，阐述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表现出的国际主义精神以及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历史上，中国厚待他国，以德服人，为地区提供安全保护，建立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为该地区的和平和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也含有类似的贡献。
“虚实力”的概念也是一个战略概念，要求我们避实就虚，选择合适进攻方向。《孙子兵法》讲“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③即用兵的策略是首先用谋略战胜敌人，其次是挫败敌人的外交联盟。 在东亚以外，我们可以广交朋友，如在非洲和拉美，进行所谓“合纵连横”。美日试图在中国周边组成某种遏华军事同盟，我们则可以经济交流和区域性经济合作来消融其影响。在中国古代兵法中，“虚”“实”常指军事实力的强弱，也指战前对自己的军力大小和部署以假象示敌等等。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外交风格。19世纪的英国以“巧实力”著称，凭借数量不多的军队和散布全球主要航道的据点，掌控了世界，建立起“日不落帝国”。在欧洲大陆，英国刻意维持欧陆强国间的力量均衡，保持举足轻重的发言权。美国疆域几乎三面临海，可以不受干扰地发展，但它又数度以超强的军事实力干预世界事务，正如美国国防学院副院长迈克尔·马扎尔所说，美国依靠“锐实力”，即规模和质量优势维持全球领导权。①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表明，日本以不宣而战，或制造借口发动侵略战争为特征，其实力有限，但却又试图以奸诈的计谋达到与其国力不相称的非正义目标。
对中国外交传统形成有重要意义的两大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和大一统确立时期。后一时期的国际交往主张所谓“以化成天下”和“以德服人”，即以文化软实力臣服天下。汉、唐、明、清统一帝国时期的“朝贡体系”体现了中华文化厚往薄来的传统。很多时期，中国与西部和北方“蛮夷”也常以“和亲”和“棉帛相与”来换取和平相处。从历史来看，中国不是一个扩张性的民族，其宗教（儒教）也不像基督教那样有对外殖民和传教的观念，因此中华帝国的实力是处于虚置之中。
战国时期，形成了中国另一些外交思想和策略。那时，周王室权威衰落，列国相争，互相兼并，谋求和平的谋士所主要关注的是列国的力量平衡。弱国以结盟，合纵或连横作为抵御和制衡强国的主要外交举措；强国则在如何处理内政和外交，以及进攻方向上思量。苏秦游走于各国，提供类似策略，受到欢迎，就是形象的写照。《战国策》曰：“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当世之时……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②这一时期的历史包含了丰富的外交案例。
对中国传统国际政治观念极有影响的另有“王道”和“霸道”的思想。前者主张推行传统道德规范来恢复秩序；后者则主张依赖实力，通过征伐获取霸权。在春秋战国那个列国并起，战乱不已的时代，孔子，如司马迁所说，主张“明王道”（《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孔子希望，诸侯施仁爱，崇礼乐，弃霸业，尊周室，以恢复天下一统太平。孟子认为急需一个能够“朝诸侯，有天下”的王者出现，以恢复三代统一安定的局面，而欲达此秩序需要实行王道。所谓“王道”即以礼义道德原则贯之于国际秩序。孟子曰，“以力假仁义者霸……以德行仁义者王”（《公孙丑上》）。荀子也称，“隆礼尊贤为王”（《天论》），“义立而王”（《王霸》）。在中国传统国际思想中，恃强凌弱是霸道；以仁义、等级、道德规范等归化天下是王道，因而含有非暴力倾向。从邓小平所说“中国永远不会称霸”中，③可以见到这种思想的绵延影响。正是由于这样一些原则的推行，使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能够延续两千多年；对比罗马帝国的内外政策，就知其何以很快灭亡。这些中国古代外交传统是可以古为今用的。
对国际问题的观察和分析，可以分为“（国际）体系层次分析”和“国家层次分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通常具有全球视野，多从整个国际体系的高度来阐述问题。中国已成为一个世界性贸易大国。当前是需要我们站在国际体系的高度，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大战略机遇期，④我们需要敏锐地意识到各种机遇，并加以利用，以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在经济上，中国在支持现有秩序及主要原则上相对较少保留，可以大有作为。近年来我国启动的援助非洲发展基金、“金砖国家银行”“金砖国家发展基金”等都是非常正确的思路。⑤
当前，也需要我们进一步丰富或建构中国关于国际社会的理想理论。每一个国家的外交理论都包含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成分。在发展我国关于国际社会的理想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中国某些传统外交理念，如“协和万邦”“大同世界”等仍可以为我所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的理论等等也可借鉴其视野和内涵。在处理与老牌强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上也特别需要我们发挥智慧。
大国实力变化常带来国际体系结构性震荡甚至战争，①历史的规律和国际政治的逻辑似乎要把我们推入这种境地。化解这种历史性的冲突，需要探索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需要突出中美相互依存以及在防止核扩散、环境治理、反恐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上进行合作的必要。②如何更好地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历史纠葛和领土纷争，使这些问题得到某种解决和控制也，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领域。
【作者简介】何平，男，1949年生，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
夏茜，1986年生，英国牛津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
【责任编辑：全骜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