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医学开设“祝由书禁科”原因考
任冰心
[摘要]祝由书禁科为元代医学十科之一。本文通过对元文献的梳理考证，认为元代医学开设此科的原因有二：历史继承因素和社会现实因素。它的存在是历史的延续，但更重要的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和要求。
[关键词]元代医学，祝由书禁，《千金翼方》
[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8-0090-07
元代医学开始分为十三科，分别为大方脉科、小方脉科、风科、杂科、产科、眼科、口齿科、咽喉科、正骨科、金疮肿科、针灸科、祝由科及禁科。大德九年五月合为十科，即“大方脉杂医科、小方脉科、风科、产科兼妇人杂病科、眼科、口齿兼咽喉科、正骨兼金疮科、疮肿科、针灸科及祝由书禁科等十科。
关于元代祝由书禁科，已有一些学者在他们的著作或文章中有所论述。这些学者在论述元祝由书禁科时，都不曾涉及一个问题，即此科存在的历史和社会原因。本文拟对这个问题做一尝试性研究，以求教于方家。
一、“祝由书禁”存在的历史继承因素
古人迷信，以符咒之具，用祈祷、祭祀之法赶走病魔、驱逐鬼神病因，以达到治疗疾病、保护自己及亲人的目的。由此，巫术便产生了。巫，是上古时期的一种职业，专门负责祈祷、祭祀、符咒等。何休所注的《春秋公羊传·隐公四年》是这样解释“巫”的：“巫者，事鬼神祷解，以治病、祝福者也。”可见，“巫”的工作和任务是治病和为人请福。巫和医的关系非常密切。“醫”的一个异体字作“毉”，从“巫”，说明医巫以前是一样的。《广雅·释诂》云：“医，巫也。”医属于天官，而巫和祝则由春官掌管。西周时期已产生了医、巫、祝的分业制度。祝由只是巫术第一种责任(治病)的承担者。正如陈高华先生所认为的“祝由书禁，实际上就是巫术和法术的变种”。
祝由一词最早见于《素问》。“黄帝问曰：‘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情变气，可祝由已。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铖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歧伯对曰：‘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官之形。此恬儋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铖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唐王冰注：“祝说病由，不劳铖石耳已。”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竹简《五十二病方》《杂禁方》中也有祝由术的相关记载。如“伤者血出，祝曰：“男子竭，女子酨。五画地口之。”说明古人很早就采用祝由术治病了，而且有了祝由一词。我们对“祝由”一词中的“祝”字容易理解，但关于“由”争议却不小。也就是说，古人在采用此法治病时，到底在祝什么?我们仅从字面上看，祝由应是一个动宾词组，“病者向天‘祝(祝告、祝说)其‘由(病由)”。即“由”是指“致人病的原因、缘故”。医生都经常无法搞清楚的“病因”，病人或施术者怎么可能“告诉天”呢?王辉认为：“祝由”不是一个动宾词组。“由”和“祝”一样，是动词。“由”字，不是后人改“繇”为“由”，就是后人讹“古”为“由”。他认为古人以符咒治病，只是诅咒病魔，而绝无述说致病缘由之事。通过对古人“祝由”治病案例的分析，我们似可验证王辉观点的正确性。前文所引的“伤者血出，祝日：‘男子竭，女子哉。五画地口之”。是一段治外伤出血的祝辞，其大意为：对患者念咒语：“男人出血停止，女人血流断截。画地五遍并唾之。”(口为原文脱一字，应为唾)。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竹简《五十二病方》《杂禁方》中关于祝由术治病另一条的内容为：“以月晦日之丘井有水者，以敝帚扫疣二七，祝曰‘今日月晦，扫疣北。人帚水中。”此乃用祝由法治疗疣病的过程的记载。大意为：要求患者在月末最后一天到山坡上有水的井边，用破烂的扫帚在长疣处扫十四次，并祝日“今天已到月末，我把你扫走”，然后将用过的扫帚扔进井中。分析这两个案例，我们发现古人在实施祝由治病时没有“述说或告知”病由，只是愿望把病魔赶走。元代关于祝由法治病的记载不少，但实施者也只是渴望赶走病魔，并无述说、告知病由之意。如陶明元(陶宗仪之父)就曾因其母患病而采取了这种方法。“明元母病心痛，痛则拍张跳躅，齿床篑衾褥，号叫以纾苦楚。岁濒死者六七发，医莫能愈。明元每掏心嚼舌，以代母痛。一日，危甚，计无所出，走祷玄武前日：“剴股割肝，非先王礼，在法当禁，某非不知也。今事急矣，敢犯死取一脔为汤剂，神而有灵，疾庶几其瘳。”祷毕，即引刀砍下……从中可知，为救其母，陶明元最后准备采取的是“割肉作汤剂以祷神灵”的祝由术，没有向神灵等述说其母之病由的举动和想法。古人得病时只想着怎样使“病魔”尽快祛除。一般不会去考虑病因的。病愈后可能再想为何会得此病，总结经验。关于这个心理特点，元人王实云：“予惟世之患疾者不思致病之源，惟祈速效以纾目前之急，而不虑其他日丧生之祸。其为医者亦惟务近效，用劫剂以邀近利……”由此可见，元人得病时的心理与我们今人大致一样，那就是尽快让“病魔”从身体上离开。正因为如此，祝由之术才符合人之心理。才得以在社会生活中流行。
隋朝已经设有咒禁博士一职。“高祖授门下省设咒禁博士2人。咒禁博士的职责是教授学生各种民间驱邪去病的手势、身法、步法、及苻篆咒语等。唐袭隋制，不仅有咒禁博士，还专门开设有咒禁科，据《旧唐书·职官志》载：“咒禁博士一人(从九品下)，咒禁师二人，咒禁工八人，咒禁生十人。咒禁博士掌教咒禁生以咒禁除邪魅之厉者。”学生学习的祛除邪魅病魔的咒禁方法有五种，即：存思、禹部、营目、掌决、手印。教学前，学生先禁食荤血，斋戒于坛场，然后接收博士的授课。修业时间最长为九年。其内容大多和迷信妖邪之术相关，但也不乏气功、心理等科学疗法。
宋代此科叫做书禁，属于疡科之一种。元承唐宋之制，此科仍为“书禁”。书禁一词很好理解，但书禁中的“书”是何意，令人费解。我认为，“书禁”以“禁”为重心，或者，书禁本身只是“禁”而已，因为它原来名“禁科”，与祝由合并为一科后，祝由本身就含有丰富的“咒”的成分，故改“咒”字为它。之所以改“咒”字为“书”，是取“书写符篆以治病之意”，因当时采用此祝由书禁法为人治病时，往往是将一些有神秘意义文字、图案书写在木板、纸张、布帛或其他器物之上，以达祛除病魔之目的。宋时将金賅、咒禁、伤折合为一科，说明“咒”和“禁”兰时都是小科。元朝的统治者为蒙古人。蒙古人经常骑马打仗，作战者极易受伤，故蒙古人的骨科及外科较为发达。所以，元代的医学把金镞(外科)和正骨(骨科，即宋时的伤折科)合并为“正骨兼金疮科”，把剩下的书禁科与祝由合为一科。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太医院看到了金镞和正骨两者密切关系，从今天来看，这比宋代医学的分科要科学许多。二是祝由和禁科都是小科，且两者很相似。这也显示出祝由和咒禁术在当时医学中地位不高、影响力不大，至少在政府医学管理者眼里是这样的，这和宋
朝太医局的做法如出一辙。元代医学的很多方面都是宋金医学的延续和继承。如太医院、惠民药局的设置、分科考试等。祝由书禁科也是其中继承者之一，只是名称稍有不同而已。
元代医学之所以继承历史悠久的祝由咒禁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除了迷信、不科学、甚至危害人之性命的内容外，祝由术中还含有不少科学的、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东西。对祝由术的内容仔细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它实际上是心理疗法、体育疗法、气功疗法的滥觞。祝由术能治病的原因，一是心理暗示作用。通过咒禁术有可能卸掉患者的精神负担，使患者内心感到轻松，从而引发生理方面的良性变化，这和我们今天常用的心理疗法本质是一致的。《千金翼方·禁经》明文“不得与不信人行禁”。如果患者不信“鬼神”，心理定式不存在，就达不到通过暗示、安慰，改善病人精神状态，从而间接地调整患者人体机能的作用。二是气功疗法作用。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咒禁条文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吹”“喷吹”“闭气”等字样。“喷”和“闭气”就是调整呼吸之用语。《玉篇》《集韵》对“吹”的解释是“呼气也，吐气也”。《千金翼方·禁经》将气功最古老的呼吸术式之一的“六字诀”(吹、呼、呵、嘘、嘻、咽)纳入其中，显示出孙思邈对咒禁法中气功医疗价值的重视。三是体育锻炼作用。如“禹步”。马王堆出土帛书中多次提及的“禹步”，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今天华尔兹舞步(俗称三步舞)的活动身体的步法。《玉函秘典》解释禹步的动作为：“闭气，先前左足，次前右足，以左足并右足，为三步也。”笔者统计，《千金翼方·禁经》中提到采用禹步的咒禁法有十几次。祝由师领着患者一起走“禹步”，也就是在进行一定的体育锻炼。另外，《千金翼方·禁经》中还明确记载了巫师“用气急疗”“唾热病以冷气，唾冷病以热气(唾即吐)”及用药帮助治病的方法，说明祝由师不仅通过咒禁法治病，有时也采取一些医疗方法，“子蛇、尺八蛇、土蟒蛇、沙虱、毒到蛇、白蝎蛇、罔蛇、蟒蛇。上八种蛇，人著者须药治。咒曰：……”孙思邈告诉世人，若中了子蛇等八种蛇毒，必须先用药治，然后再咒禁。所以，孙氏认为咒禁术和医疗手段是相容并行的。《元典章》和《通至条格》中记载的祝由书禁科所习科目都是《素问》一部，《千金翼方》二卷，《圣济总录》三卷。其中的《千金翼方》在其他九科中都不要求。即在医学十科中，太医院仅要求祝由书禁一科课习《千金翼方》中的两卷，而这两卷正是专门讲咒禁术的第29和第30卷——禁经22篇。细读《千金翼方》之“禁经22篇”，可知，虽然其中大多数咒禁法都是迷信、自欺欺人的荒唐做法，但也对身体无明显危害，只是浪费时间和精力、白给祝由师一份报酬，有时耽误病情而已。“日出东方，乍赤乍黄，南斗主疮，北斗主血，一唾断血，再唾愈疮，青衣怒土，却血千里，急急如律令”，“以呵之三七遍，然后禁之。日出东方，赤如紫阳，儿子目痛，父母心伤，吾口一唾，明见四方，百药千治，不如吾汤，若唾唾汝，汝眼毒消亡，急急如律令”。前一段是有关如何止血的咒令，后一段是讲治眼痛的，都与治病无益，但与人身体也无害。在当时医疗条件落后，很多疾病根本无法治愈的情况下，咒禁法毕竟提供给患者一种心理上的希望和安慰，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不少人的青睐。这是元医学能够开设祝由书禁科的一个不应忽视的社会因素。
考察中国医学史，我们发现，从马王堆出土之帛书，到隋唐时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孙思邈《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王焘的《外台秘要》，再到唐以后的大量方书，祝由书禁与其他各种医疗方法一直并存。因此，对“祝由书禁”进行历史解读，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祝由书禁科在元代的存在有其历史必然性。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医学史中，此科一直延续到清初才被废除，但民间流行依旧。
二、祝由书禁科存在的社会现实背景
元代祝由书禁科能够在官方医学教育体制中存在，除了历史原因外，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医疗状况、医学教育及其管理为它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
(一)社会医疗状况的反映
元人看病方式通常有三种：一是请医生，二是由亲戚朋友帮助治疗或自救，三是行祝由术。由于当时的医学还不发达，或因各种条件所限(例如把脉局限性、假药等)，造成通过前两种方式无法治愈疾病，人们便选择找巫医或自行祝由禁术，以赶走依附在患者身上的病魔。久而久之，日积月累，这种治病方式便成为社会中一种重要的治病手段，以致有些人信巫不信医。医学家朱震亨在其名著《格致余论》中记有一事。“金氏妇”患病，“言语失伦”，朱震亨认为：“此非邪，但与补脾清热导痰，数日当自安。”可是“其家不信，邀数巫者喷水而咒之，旬余乃死”。对此现象，时人揭僎斯深有感慨。他说：“楚俗信巫不信医，自三代以来为然，今为甚。……医之道既久不甚于巫，虽有良医却不得施其用，以成其名，而学者日以怠，故或旷数郡求一良医不可致。”有些地方巫者比医者还多。至正二年时的海宁州就是如此。“俾医学正胡某，阴阳学录许某，率其籍于医者三十家，籍于阴阳者三百家，合钱若干缗，购民田若干亩有畸，载以两青册，留其一于州，而以其一并券书藏于学”。隶属医学正胡某的医者仅三十家，而阴阳者却有三百家。而这三百家愿为三皇庙捐钱，说明他们可能是从事祝由术的。元人文集、笔记、元曲杂剧、医书、考古文书甚至正史中记载了大量使用祝由书禁法治病的案例。
1东平府汶上县田改住为母治病，于冬月里赤身卧冰之上“乞照验事”。田改柱为治母病，赤身伏在冬天的冰上，以祷告其母病去。此行为后被尚书省禁止。
2张旺舅，安丰霍丘人。“……母病，伏枕数月，旺舅无赀命医，惟日夜痛哭，礼天求代，未及痊愈”。张旺舅因无钱请医为母看病。便向天祷告愿以已之身代受母之病。不久，其母病愈。
3“延祐乙卯冬，平江常熟之支塘里民朱良吉者，母钱氏，年六十余，病将死，良吉沐浴祷天，以刀剖胸，割取心肉一脔，煮粥以饮母，母食粥而病愈”。朱良吉用割胸肉熬粥祷天之法救母，最后母愈，他自己却“就榻不可起”。最后，邻居们又“命真观道士马碧潭者醮告神明，祈阴祐之”。为救他命，邻人又实施了祝由禁法。早在至元三年十月，元政府就下令禁止“割肝剜眼脔臂胃以行孝悌”，而朱良吉割胸救母一事却发生在49年后的1315年。它折射出当时元人祝由法雄厚的社会基础。
4“癸未春，乡友钱宪维遘疾，弥留变成虚瘵，体热嗽红，日寝加剧。其内外亲戚遑遑忧慼，巫祷臼夕在门，罔有奏功，最后延先生洽之，势虽危。尚有可疗之理，乃用降火调血之剂，服数帖而后，用生气补虚之剂，服倍于先，而疾势渐平。因戒以禁忌服食之要，然后与之以滋阴健胃之剂，又数帖。前后诊治调理两月而后起”。1343年春，钱宪维病重，巫师整天对其施祝由术，没有效果，最后请潘仁仲来治，两月痊愈。
5为使母亲病愈，蔡顺“对天祷告，愿将己寿，
减一半与母亲”。他的孝行最终感动了上天，在寒冬之气降生桑葚，其母因食之而病愈。
6甲寅年，忽必烈的斡耳朵中，一个名叫丑斯兀闽的人“发狂乱弃医而走”。先由“巫师祷之，不愈而反剧”，忽必烈命罗天益用中医医术将其治愈。
7黑城出上文书中编号F137:W2记有“眼目昏暗、腰脚残疾头面带破、脾胃受疾”的咒禁治疗；F14:W2则记有如何生男孩的祝由术。
8“延塔塔儿巫者治疾不效而卒，执巫者杀之”。
上面所引相关史料，反映出当时社会中的医疗状况：祝由书禁之法在元代是被广大民众普遍接受的一种治疗手段。由于行祝由之法治病十分常见，有些地方甚至还专门设置有祝由科提领，以管理众多的咒禁师。虽然政府曾下文禁止某些咒禁行为，但所起作用有限。
(二)医学教育和医学管理的结果
相对于宋金等前代，元代医学教育的确有所提高和发展，但事实上，元医学教育的质量还是很差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重视学校建设
元政府很早就建立了医学校(三皇庙)。《元典章》中关于医学校设置的时间是中统三年。《元史》载“世祖中统二年夏五月，太医院使王猷言：‘医学久废，后进无所师授。窃恐朝廷一时取人，学非其传，为害甚大。乃遣副使王安仁授以金牌，往诸路设立医学。……”欧阳周在《中国元代教育史》第三章中依据的是《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一》，认为元医学学校设置的具体时间是中统二年(1261年)。陈高华则依据《元典章》的记载人为是中统三年。其实，早在中统二年之前，医学校就已经设立了。“太医王某谐初曰：怀州孝感坊旧有三皇庙五间，盖壬子岁，州医学教授赵元、张渊、管勾张嗣兴所创也，迄今四十年矣”。壬子岁是1252年，即南宋淳祐十二年。即蒙哥汗在位的第二年。在很多元人看来，医学校不仅早有建立，而且范围极广，显示出政府对医学校的重视。元文人揭傒斯云：“国朝始诏天下郡县皆立庙，以医者主祠，建学、置吏、设教，一视孔子庙学。”即使很多偏远地区亦有医学校。负责管辖蒙古高原地区的岭北行省，也设置了医学校，不少文人以此来盛赞政府对三皇庙学的重视：“国家之制，自国都至于郡邑，无有远迩，守令有司之所，皆得建庙，通祀三皇，而医者主之，盖为生民立命之至意也。”“皇元新制，路、府、州、县医学立三皇庙，视儒学孔子庙等，可谓不忘三圣人之功德也已。”“……立三皇只能祭者，独医巫两入耳。我朝钦崇效祀，举秩废礼，大都小邑，皆庙三皇……”事实真如虞集、吴澄、胡祗通所赞扬的那样吗?查阅元文献，我们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大批三皇庙学很晚才得以建立，而且大多是由地方官与民众共捐己资，民出其力，政府既很少出资，也不出力。“定海邑隶庆元，为郡重镇，海外众番所观听，庙宇独缺。有司每当祀事，即县听属为坛，置方明焉。吏民循袭以为故常，牲具弗蠲，裸荐无节，神用弗飨。至元再改元之第三岁在丁丑夏六月……”定海这样一个重镇，直到元至元之第三岁丁丑夏(1337年)才建立三皇庙，而且还是“捐俸缗以为之倡，内而寮吏，外而诸司庶职，下而士民之好义愿助更费者，翕然而应……”即官吏和百姓共捐资才建成。慈溪的情况和定海相似。“慈溪为四明属邑，至元戊子，教谕桂起予始买民居建学，因陋就简。延祐甲寅，邑长乌马尔鼎新礼殿，门庑规模粗备，而门径迂隘弗称。至元后甲戌，浙东佥宪文晦李公行部至县，亟命贸地辟径术，立棂星门，巍然改观。越六年庚辰冬十月，宪使柳庄畅公按部至学，顾俎豆弗完，讲习无所，乃喟然曰：器不备则岁祀不能成，堂不构则肄业不能明，讵非先务之急乎?于是邑长也里不花君、主簿李君汝干、典使张绍组、金文信捐俸创建讲堂，补铸祭器，既成，俾传心属文以记之……”至元戊子(1288年)，慈溪医学校由教谕桂起子买民居草创，延祐甲寅(1314年)，邑长乌马尔进行简单装修，直到1334年，才由众人捐俸得以建成。泾、宜黄两县亦如此。“泾，壮邑也。先是，民售私室，就简为庙祀，则遣吏代事，岁久益弊，支撑以存名而已。延祐五年，山东益都苏济来尹，大惧弗称，乃柞严荆，乃拓北垌，乃经乃营……庙学计以间二十有四，檩百有二十。以功始戊午冬，讫已未秋，不越年庙成……”泾这个大县，直到延祐五年(1318年)才建成三皇庙学。“宜黄县儒学重修孔子庙，甲于诸邑，而医学三皇之庙无其所，每岁春秋，设主于废社之屋以行礼。延祐元年，资阳史君荐为宰，政治明敏，民用丕诚，乃及神祀。以三皇祠宇未备，慨然曰：是岂所以尊古圣、钦上制哉。于是慤意兴造，辟废社之坛以为基，伐官山之木以为材，人乐助其费，身乐亲其劳。三年二月，礼殿成。又一月，左右庑内外门成，不数月而功毕”。宜黄县的孔子庙(儒学)甲于诸郡，而医学三皇之庙无其所，直到延祐元年(1314年)才以“人乐助其费，身乐亲其劳”的方式建成，医学地位之低可见一斑。潮州郡三皇庙毁于大火十五年，不得重建。昌国州医学建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常熟州三皇庙迟建于延祐四年(1317年)。浦江县的三皇庙学一直到至顺三年(1332年)才开始捐资筹建，第二年方落成。前卫的三皇庙学肇建于后至元二年(1336年)，而这时离元朝灭亡已经不远了。慈溪、定海、泾、常熟等重镇都是如此，其他地方的情况可想而知。因此，虞集、吴澄等人所云“自国都至于郡邑，无有远迩，守令有司之所，皆得建庙”，“路、府、州、县医学立三皇庙，视儒学孔子庙”等，显然是对政府的溢美之词，不足为信。
元代很多三皇庙学的条件极其简陋。“至元乙酉，上司声明兴学之令，始于其侧创草舍四楹，为讲授之所”。1285年，定陶为响应上面命令，以草舍作学堂，直到38年后的：1323年(癸亥年)始得以重建。卫辉路三皇庙“位置迫隘，规制卑陋，不足以妥灵揭虔为神明观”；平江路“三皇祠之始建，因陋就简，神楼数瓦下，盥荐弗严”；定兴县“陋祠于野，渎神孰甚焉”；潭郡于元三皇庙“地隘宇摧，甚不称。所以揭虔妥灵，而业医之师生，夙暮诵习，依以无所”叫；永丰县“永丰自大德庚子始建庙，至是两星终已敝陋，出入委巷”；嘉定州?风雨穿漏，凛乎将压，门庑倾圮，论堂湫隘，象设弗严，器用不具”。上列诸条只是相关史料之典型，显示出政府对医学校的态度。学校的物资条件如此这般，培养大批合格医生的基本条件已不具备。
2医学管理不善
客观地讲，元政府对医学学官(教师)、学员的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主要表现在：
第一，建立了严格的医学学官考核制度。我们从《元典章》的记载(元贞二年七月，即1296年)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一、医学学官三年考核一次，“若经三年之外者，别无定夺”。即医学学官必须在三年内参加考核，不能“远行旧题”。二、官方组织考试。“官降题目内”，教授作医义三道、法制一道，学正课医义二道、法制一道，送到太医院考核。“不依
官降题目或远行旧题或自意立题”者为不合格。三、“文理相应，治法允当”，才能提升。即“从教谕学录学正到教授”，要试四遍叫。讲课不合格者要受到处罚。“各处学校若有大小生员在学，而训诲无法，课讲鲁莽，苟应故事者，初次，教授罚俸半月，正录各罚中统钞五两；再次，教授罚俸一月，正录各罚中统钞七两；三次，教授正录取招别议，仍各标注过名，提调官初次罚俸十曰，再次半月，三次一月”。
第二，实行师生“连带”制，即医学学生的质量和学官的奖惩挂钩。这在儒学管理中是没有的。《通制条格》载：“大德八年十月，中书省湖广行省咨：湖南道廉访司申训诲医生等事，礼部移准太医院关，如准所言允当。都省准拟。各处应设学校大小学生，今后不令坐斋隶业。有名无实者，初次，教授罚俸一月，正录各罚中统钞七两；再次，教授罚俸两月，正录视前例倍罚，三次，教授正录取招别议，仍各标注过名，其提调官视教官例减等，初次罚俸半月，再次一月，三次两月。”《元典章》中也有同样的记载。如果学生毕业出去获得了行医资格，若在医疗过程中发生事故，也要“连带”学官。“提举教授等官训诫失宜，禁约不到，亦行究治。”政府规定很严，实际隋况如何?大德九年(1305年)，平阳路泽州知州王祐曾上言“窃闻为世切务，惟医与刑。今各路虽有医学，亦系有名无实。……”同年湖南的一份有关医学的报告更能说明问题。“各处学校因循苟且，不能奉承‘朝廷旨意，月试既未举行，课义亦皆鲁莽，朔望一来，苟图塞责，讲解勿问，视为虚文。群居终日，即不明岐黄之书……教官正录，尸素备员，浅见寡闻，不能训诲，循习废惰，致无成功……”显然，政府虽然对医学教授等教官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但实际教育效果很不理想。不理想的教育效果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其一，医生素质低，庸医泛滥。我们从元代方志、文集、笔记中可以发现大量的庸医记载来印证这个事实。金元四大名医之一的朱震亨，五个亲人死于庸医之药。医学教授李君之父被庸医治死。府吏林泽为之侄，产子后病，差点毁于庸医之手，幸遇良医邹文彦才得救。“茶商李，富人也，啖马肉过多，腹胀。众医以大黄、巴豆制之，转剧。”项昕(抱一翁)来诊，说众医之法‘误矣。项采用它法，使之病去”。“方惟益患消渴，众医以为肾虚水竭，津不能上升，合附子大丸服之。既服，渴甚。旧有目疾，兼作。其人素丰肥，因是顿瘦损”。胖乎乎的方惟益竟被一群庸医整得干瘦如材柴，久未发作的眼病也被他们“治”得复发了。仓惶中请来良医撄宁生，才得以病去。“赵氏子病伤寒余十日，身热而人静，两手脉尽伏，俚医以为死也，弗与药。”幸吕复(沧洲翁)治之而愈。医生以为病人死了，停药，其医术之低令人瞠目结舌。金元四大名医之一的李皋，母亲王氏患病，为庸医杂治而死，竟不知何病症。民间如此，上流社会怎样?中顺大夫、刑部员外郎崔君得寒疾。常君曰：“不可委庸医焉。”遂召太医院使吕廷玉与其徒五辈来切脉。浙江平章左答纳失理得“失睡症”，被庸医误了几月，后请吕复来诊，两日康复如初。余姚州守郭文煜病十余日，众医用药错误，郭之病益甚。吕复来，饮以竹茹汤，未终剂，愈。政府官员想不被庸医所误都如此之难，何况下层百姓，鉴于庸医泛滥。时人王恽感慨很深：“今民间庸医及僧道等人，妄行针药。民愚无知，一旦委命于手，至有父杀于前，子夭于后，终不觉悟。是庸医猛于苛政也。”“终不觉悟”既道出了民众的愚昧无知，也反映了当时医生医术普遍之低。其二，医学校极少培养出医术高超的医生。元代医生的成才之路有三，一是家学(世医)或自学，二是人三皇庙(官办医学)，三是拜师(私学)。遍查元代文献，很难找到通过三皇庙官学而成名的医生，绝大部分名医来自于世医或拜师学艺。在台湾学者梁其姿考证、统计出的164名元代名医中仅有一名是经由官学训练而成。这强有力地说明了元代三皇庙医学教育的失败。
庸医泛滥的后果之一就是民众对医生失去信任，转而去请巫师或由亲人来行祝由书禁之术。由此，祝由书禁术在社会上就拥有众多的支持者，以至于不少人“信巫不信医”，这为祝由书禁科的开设和存在提供了较为肥沃的土壤。
[责任编辑：柳文全]
[摘要]祝由书禁科为元代医学十科之一。本文通过对元文献的梳理考证，认为元代医学开设此科的原因有二：历史继承因素和社会现实因素。它的存在是历史的延续，但更重要的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和要求。
[关键词]元代医学，祝由书禁，《千金翼方》
[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8-0090-07
元代医学开始分为十三科，分别为大方脉科、小方脉科、风科、杂科、产科、眼科、口齿科、咽喉科、正骨科、金疮肿科、针灸科、祝由科及禁科。大德九年五月合为十科，即“大方脉杂医科、小方脉科、风科、产科兼妇人杂病科、眼科、口齿兼咽喉科、正骨兼金疮科、疮肿科、针灸科及祝由书禁科等十科。
关于元代祝由书禁科，已有一些学者在他们的著作或文章中有所论述。这些学者在论述元祝由书禁科时，都不曾涉及一个问题，即此科存在的历史和社会原因。本文拟对这个问题做一尝试性研究，以求教于方家。
一、“祝由书禁”存在的历史继承因素
古人迷信，以符咒之具，用祈祷、祭祀之法赶走病魔、驱逐鬼神病因，以达到治疗疾病、保护自己及亲人的目的。由此，巫术便产生了。巫，是上古时期的一种职业，专门负责祈祷、祭祀、符咒等。何休所注的《春秋公羊传·隐公四年》是这样解释“巫”的：“巫者，事鬼神祷解，以治病、祝福者也。”可见，“巫”的工作和任务是治病和为人请福。巫和医的关系非常密切。“醫”的一个异体字作“毉”，从“巫”，说明医巫以前是一样的。《广雅·释诂》云：“医，巫也。”医属于天官，而巫和祝则由春官掌管。西周时期已产生了医、巫、祝的分业制度。祝由只是巫术第一种责任(治病)的承担者。正如陈高华先生所认为的“祝由书禁，实际上就是巫术和法术的变种”。
祝由一词最早见于《素问》。“黄帝问曰：‘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情变气，可祝由已。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铖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歧伯对曰：‘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官之形。此恬儋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铖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唐王冰注：“祝说病由，不劳铖石耳已。”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竹简《五十二病方》《杂禁方》中也有祝由术的相关记载。如“伤者血出，祝曰：“男子竭，女子酨。五画地口之。”说明古人很早就采用祝由术治病了，而且有了祝由一词。我们对“祝由”一词中的“祝”字容易理解，但关于“由”争议却不小。也就是说，古人在采用此法治病时，到底在祝什么?我们仅从字面上看，祝由应是一个动宾词组，“病者向天‘祝(祝告、祝说)其‘由(病由)”。即“由”是指“致人病的原因、缘故”。医生都经常无法搞清楚的“病因”，病人或施术者怎么可能“告诉天”呢?王辉认为：“祝由”不是一个动宾词组。“由”和“祝”一样，是动词。“由”字，不是后人改“繇”为“由”，就是后人讹“古”为“由”。他认为古人以符咒治病，只是诅咒病魔，而绝无述说致病缘由之事。通过对古人“祝由”治病案例的分析，我们似可验证王辉观点的正确性。前文所引的“伤者血出，祝日：‘男子竭，女子哉。五画地口之”。是一段治外伤出血的祝辞，其大意为：对患者念咒语：“男人出血停止，女人血流断截。画地五遍并唾之。”(口为原文脱一字，应为唾)。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竹简《五十二病方》《杂禁方》中关于祝由术治病另一条的内容为：“以月晦日之丘井有水者，以敝帚扫疣二七，祝曰‘今日月晦，扫疣北。人帚水中。”此乃用祝由法治疗疣病的过程的记载。大意为：要求患者在月末最后一天到山坡上有水的井边，用破烂的扫帚在长疣处扫十四次，并祝日“今天已到月末，我把你扫走”，然后将用过的扫帚扔进井中。分析这两个案例，我们发现古人在实施祝由治病时没有“述说或告知”病由，只是愿望把病魔赶走。元代关于祝由法治病的记载不少，但实施者也只是渴望赶走病魔，并无述说、告知病由之意。如陶明元(陶宗仪之父)就曾因其母患病而采取了这种方法。“明元母病心痛，痛则拍张跳躅，齿床篑衾褥，号叫以纾苦楚。岁濒死者六七发，医莫能愈。明元每掏心嚼舌，以代母痛。一日，危甚，计无所出，走祷玄武前日：“剴股割肝，非先王礼，在法当禁，某非不知也。今事急矣，敢犯死取一脔为汤剂，神而有灵，疾庶几其瘳。”祷毕，即引刀砍下……从中可知，为救其母，陶明元最后准备采取的是“割肉作汤剂以祷神灵”的祝由术，没有向神灵等述说其母之病由的举动和想法。古人得病时只想着怎样使“病魔”尽快祛除。一般不会去考虑病因的。病愈后可能再想为何会得此病，总结经验。关于这个心理特点，元人王实云：“予惟世之患疾者不思致病之源，惟祈速效以纾目前之急，而不虑其他日丧生之祸。其为医者亦惟务近效，用劫剂以邀近利……”由此可见，元人得病时的心理与我们今人大致一样，那就是尽快让“病魔”从身体上离开。正因为如此，祝由之术才符合人之心理。才得以在社会生活中流行。
隋朝已经设有咒禁博士一职。“高祖授门下省设咒禁博士2人。咒禁博士的职责是教授学生各种民间驱邪去病的手势、身法、步法、及苻篆咒语等。唐袭隋制，不仅有咒禁博士，还专门开设有咒禁科，据《旧唐书·职官志》载：“咒禁博士一人(从九品下)，咒禁师二人，咒禁工八人，咒禁生十人。咒禁博士掌教咒禁生以咒禁除邪魅之厉者。”学生学习的祛除邪魅病魔的咒禁方法有五种，即：存思、禹部、营目、掌决、手印。教学前，学生先禁食荤血，斋戒于坛场，然后接收博士的授课。修业时间最长为九年。其内容大多和迷信妖邪之术相关，但也不乏气功、心理等科学疗法。
宋代此科叫做书禁，属于疡科之一种。元承唐宋之制，此科仍为“书禁”。书禁一词很好理解，但书禁中的“书”是何意，令人费解。我认为，“书禁”以“禁”为重心，或者，书禁本身只是“禁”而已，因为它原来名“禁科”，与祝由合并为一科后，祝由本身就含有丰富的“咒”的成分，故改“咒”字为它。之所以改“咒”字为“书”，是取“书写符篆以治病之意”，因当时采用此祝由书禁法为人治病时，往往是将一些有神秘意义文字、图案书写在木板、纸张、布帛或其他器物之上，以达祛除病魔之目的。宋时将金賅、咒禁、伤折合为一科，说明“咒”和“禁”兰时都是小科。元朝的统治者为蒙古人。蒙古人经常骑马打仗，作战者极易受伤，故蒙古人的骨科及外科较为发达。所以，元代的医学把金镞(外科)和正骨(骨科，即宋时的伤折科)合并为“正骨兼金疮科”，把剩下的书禁科与祝由合为一科。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太医院看到了金镞和正骨两者密切关系，从今天来看，这比宋代医学的分科要科学许多。二是祝由和禁科都是小科，且两者很相似。这也显示出祝由和咒禁术在当时医学中地位不高、影响力不大，至少在政府医学管理者眼里是这样的，这和宋
朝太医局的做法如出一辙。元代医学的很多方面都是宋金医学的延续和继承。如太医院、惠民药局的设置、分科考试等。祝由书禁科也是其中继承者之一，只是名称稍有不同而已。
元代医学之所以继承历史悠久的祝由咒禁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除了迷信、不科学、甚至危害人之性命的内容外，祝由术中还含有不少科学的、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东西。对祝由术的内容仔细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它实际上是心理疗法、体育疗法、气功疗法的滥觞。祝由术能治病的原因，一是心理暗示作用。通过咒禁术有可能卸掉患者的精神负担，使患者内心感到轻松，从而引发生理方面的良性变化，这和我们今天常用的心理疗法本质是一致的。《千金翼方·禁经》明文“不得与不信人行禁”。如果患者不信“鬼神”，心理定式不存在，就达不到通过暗示、安慰，改善病人精神状态，从而间接地调整患者人体机能的作用。二是气功疗法作用。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咒禁条文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吹”“喷吹”“闭气”等字样。“喷”和“闭气”就是调整呼吸之用语。《玉篇》《集韵》对“吹”的解释是“呼气也，吐气也”。《千金翼方·禁经》将气功最古老的呼吸术式之一的“六字诀”(吹、呼、呵、嘘、嘻、咽)纳入其中，显示出孙思邈对咒禁法中气功医疗价值的重视。三是体育锻炼作用。如“禹步”。马王堆出土帛书中多次提及的“禹步”，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今天华尔兹舞步(俗称三步舞)的活动身体的步法。《玉函秘典》解释禹步的动作为：“闭气，先前左足，次前右足，以左足并右足，为三步也。”笔者统计，《千金翼方·禁经》中提到采用禹步的咒禁法有十几次。祝由师领着患者一起走“禹步”，也就是在进行一定的体育锻炼。另外，《千金翼方·禁经》中还明确记载了巫师“用气急疗”“唾热病以冷气，唾冷病以热气(唾即吐)”及用药帮助治病的方法，说明祝由师不仅通过咒禁法治病，有时也采取一些医疗方法，“子蛇、尺八蛇、土蟒蛇、沙虱、毒到蛇、白蝎蛇、罔蛇、蟒蛇。上八种蛇，人著者须药治。咒曰：……”孙思邈告诉世人，若中了子蛇等八种蛇毒，必须先用药治，然后再咒禁。所以，孙氏认为咒禁术和医疗手段是相容并行的。《元典章》和《通至条格》中记载的祝由书禁科所习科目都是《素问》一部，《千金翼方》二卷，《圣济总录》三卷。其中的《千金翼方》在其他九科中都不要求。即在医学十科中，太医院仅要求祝由书禁一科课习《千金翼方》中的两卷，而这两卷正是专门讲咒禁术的第29和第30卷——禁经22篇。细读《千金翼方》之“禁经22篇”，可知，虽然其中大多数咒禁法都是迷信、自欺欺人的荒唐做法，但也对身体无明显危害，只是浪费时间和精力、白给祝由师一份报酬，有时耽误病情而已。“日出东方，乍赤乍黄，南斗主疮，北斗主血，一唾断血，再唾愈疮，青衣怒土，却血千里，急急如律令”，“以呵之三七遍，然后禁之。日出东方，赤如紫阳，儿子目痛，父母心伤，吾口一唾，明见四方，百药千治，不如吾汤，若唾唾汝，汝眼毒消亡，急急如律令”。前一段是有关如何止血的咒令，后一段是讲治眼痛的，都与治病无益，但与人身体也无害。在当时医疗条件落后，很多疾病根本无法治愈的情况下，咒禁法毕竟提供给患者一种心理上的希望和安慰，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不少人的青睐。这是元医学能够开设祝由书禁科的一个不应忽视的社会因素。
考察中国医学史，我们发现，从马王堆出土之帛书，到隋唐时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孙思邈《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王焘的《外台秘要》，再到唐以后的大量方书，祝由书禁与其他各种医疗方法一直并存。因此，对“祝由书禁”进行历史解读，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祝由书禁科在元代的存在有其历史必然性。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医学史中，此科一直延续到清初才被废除，但民间流行依旧。
二、祝由书禁科存在的社会现实背景
元代祝由书禁科能够在官方医学教育体制中存在，除了历史原因外，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医疗状况、医学教育及其管理为它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
(一)社会医疗状况的反映
元人看病方式通常有三种：一是请医生，二是由亲戚朋友帮助治疗或自救，三是行祝由术。由于当时的医学还不发达，或因各种条件所限(例如把脉局限性、假药等)，造成通过前两种方式无法治愈疾病，人们便选择找巫医或自行祝由禁术，以赶走依附在患者身上的病魔。久而久之，日积月累，这种治病方式便成为社会中一种重要的治病手段，以致有些人信巫不信医。医学家朱震亨在其名著《格致余论》中记有一事。“金氏妇”患病，“言语失伦”，朱震亨认为：“此非邪，但与补脾清热导痰，数日当自安。”可是“其家不信，邀数巫者喷水而咒之，旬余乃死”。对此现象，时人揭僎斯深有感慨。他说：“楚俗信巫不信医，自三代以来为然，今为甚。……医之道既久不甚于巫，虽有良医却不得施其用，以成其名，而学者日以怠，故或旷数郡求一良医不可致。”有些地方巫者比医者还多。至正二年时的海宁州就是如此。“俾医学正胡某，阴阳学录许某，率其籍于医者三十家，籍于阴阳者三百家，合钱若干缗，购民田若干亩有畸，载以两青册，留其一于州，而以其一并券书藏于学”。隶属医学正胡某的医者仅三十家，而阴阳者却有三百家。而这三百家愿为三皇庙捐钱，说明他们可能是从事祝由术的。元人文集、笔记、元曲杂剧、医书、考古文书甚至正史中记载了大量使用祝由书禁法治病的案例。
1东平府汶上县田改住为母治病，于冬月里赤身卧冰之上“乞照验事”。田改柱为治母病，赤身伏在冬天的冰上，以祷告其母病去。此行为后被尚书省禁止。
2张旺舅，安丰霍丘人。“……母病，伏枕数月，旺舅无赀命医，惟日夜痛哭，礼天求代，未及痊愈”。张旺舅因无钱请医为母看病。便向天祷告愿以已之身代受母之病。不久，其母病愈。
3“延祐乙卯冬，平江常熟之支塘里民朱良吉者，母钱氏，年六十余，病将死，良吉沐浴祷天，以刀剖胸，割取心肉一脔，煮粥以饮母，母食粥而病愈”。朱良吉用割胸肉熬粥祷天之法救母，最后母愈，他自己却“就榻不可起”。最后，邻居们又“命真观道士马碧潭者醮告神明，祈阴祐之”。为救他命，邻人又实施了祝由禁法。早在至元三年十月，元政府就下令禁止“割肝剜眼脔臂胃以行孝悌”，而朱良吉割胸救母一事却发生在49年后的1315年。它折射出当时元人祝由法雄厚的社会基础。
4“癸未春，乡友钱宪维遘疾，弥留变成虚瘵，体热嗽红，日寝加剧。其内外亲戚遑遑忧慼，巫祷臼夕在门，罔有奏功，最后延先生洽之，势虽危。尚有可疗之理，乃用降火调血之剂，服数帖而后，用生气补虚之剂，服倍于先，而疾势渐平。因戒以禁忌服食之要，然后与之以滋阴健胃之剂，又数帖。前后诊治调理两月而后起”。1343年春，钱宪维病重，巫师整天对其施祝由术，没有效果，最后请潘仁仲来治，两月痊愈。
5为使母亲病愈，蔡顺“对天祷告，愿将己寿，
减一半与母亲”。他的孝行最终感动了上天，在寒冬之气降生桑葚，其母因食之而病愈。
6甲寅年，忽必烈的斡耳朵中，一个名叫丑斯兀闽的人“发狂乱弃医而走”。先由“巫师祷之，不愈而反剧”，忽必烈命罗天益用中医医术将其治愈。
7黑城出上文书中编号F137:W2记有“眼目昏暗、腰脚残疾头面带破、脾胃受疾”的咒禁治疗；F14:W2则记有如何生男孩的祝由术。
8“延塔塔儿巫者治疾不效而卒，执巫者杀之”。
上面所引相关史料，反映出当时社会中的医疗状况：祝由书禁之法在元代是被广大民众普遍接受的一种治疗手段。由于行祝由之法治病十分常见，有些地方甚至还专门设置有祝由科提领，以管理众多的咒禁师。虽然政府曾下文禁止某些咒禁行为，但所起作用有限。
(二)医学教育和医学管理的结果
相对于宋金等前代，元代医学教育的确有所提高和发展，但事实上，元医学教育的质量还是很差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重视学校建设
元政府很早就建立了医学校(三皇庙)。《元典章》中关于医学校设置的时间是中统三年。《元史》载“世祖中统二年夏五月，太医院使王猷言：‘医学久废，后进无所师授。窃恐朝廷一时取人，学非其传，为害甚大。乃遣副使王安仁授以金牌，往诸路设立医学。……”欧阳周在《中国元代教育史》第三章中依据的是《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一》，认为元医学学校设置的具体时间是中统二年(1261年)。陈高华则依据《元典章》的记载人为是中统三年。其实，早在中统二年之前，医学校就已经设立了。“太医王某谐初曰：怀州孝感坊旧有三皇庙五间，盖壬子岁，州医学教授赵元、张渊、管勾张嗣兴所创也，迄今四十年矣”。壬子岁是1252年，即南宋淳祐十二年。即蒙哥汗在位的第二年。在很多元人看来，医学校不仅早有建立，而且范围极广，显示出政府对医学校的重视。元文人揭傒斯云：“国朝始诏天下郡县皆立庙，以医者主祠，建学、置吏、设教，一视孔子庙学。”即使很多偏远地区亦有医学校。负责管辖蒙古高原地区的岭北行省，也设置了医学校，不少文人以此来盛赞政府对三皇庙学的重视：“国家之制，自国都至于郡邑，无有远迩，守令有司之所，皆得建庙，通祀三皇，而医者主之，盖为生民立命之至意也。”“皇元新制，路、府、州、县医学立三皇庙，视儒学孔子庙等，可谓不忘三圣人之功德也已。”“……立三皇只能祭者，独医巫两入耳。我朝钦崇效祀，举秩废礼，大都小邑，皆庙三皇……”事实真如虞集、吴澄、胡祗通所赞扬的那样吗?查阅元文献，我们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大批三皇庙学很晚才得以建立，而且大多是由地方官与民众共捐己资，民出其力，政府既很少出资，也不出力。“定海邑隶庆元，为郡重镇，海外众番所观听，庙宇独缺。有司每当祀事，即县听属为坛，置方明焉。吏民循袭以为故常，牲具弗蠲，裸荐无节，神用弗飨。至元再改元之第三岁在丁丑夏六月……”定海这样一个重镇，直到元至元之第三岁丁丑夏(1337年)才建立三皇庙，而且还是“捐俸缗以为之倡，内而寮吏，外而诸司庶职，下而士民之好义愿助更费者，翕然而应……”即官吏和百姓共捐资才建成。慈溪的情况和定海相似。“慈溪为四明属邑，至元戊子，教谕桂起予始买民居建学，因陋就简。延祐甲寅，邑长乌马尔鼎新礼殿，门庑规模粗备，而门径迂隘弗称。至元后甲戌，浙东佥宪文晦李公行部至县，亟命贸地辟径术，立棂星门，巍然改观。越六年庚辰冬十月，宪使柳庄畅公按部至学，顾俎豆弗完，讲习无所，乃喟然曰：器不备则岁祀不能成，堂不构则肄业不能明，讵非先务之急乎?于是邑长也里不花君、主簿李君汝干、典使张绍组、金文信捐俸创建讲堂，补铸祭器，既成，俾传心属文以记之……”至元戊子(1288年)，慈溪医学校由教谕桂起子买民居草创，延祐甲寅(1314年)，邑长乌马尔进行简单装修，直到1334年，才由众人捐俸得以建成。泾、宜黄两县亦如此。“泾，壮邑也。先是，民售私室，就简为庙祀，则遣吏代事，岁久益弊，支撑以存名而已。延祐五年，山东益都苏济来尹，大惧弗称，乃柞严荆，乃拓北垌，乃经乃营……庙学计以间二十有四，檩百有二十。以功始戊午冬，讫已未秋，不越年庙成……”泾这个大县，直到延祐五年(1318年)才建成三皇庙学。“宜黄县儒学重修孔子庙，甲于诸邑，而医学三皇之庙无其所，每岁春秋，设主于废社之屋以行礼。延祐元年，资阳史君荐为宰，政治明敏，民用丕诚，乃及神祀。以三皇祠宇未备，慨然曰：是岂所以尊古圣、钦上制哉。于是慤意兴造，辟废社之坛以为基，伐官山之木以为材，人乐助其费，身乐亲其劳。三年二月，礼殿成。又一月，左右庑内外门成，不数月而功毕”。宜黄县的孔子庙(儒学)甲于诸郡，而医学三皇之庙无其所，直到延祐元年(1314年)才以“人乐助其费，身乐亲其劳”的方式建成，医学地位之低可见一斑。潮州郡三皇庙毁于大火十五年，不得重建。昌国州医学建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常熟州三皇庙迟建于延祐四年(1317年)。浦江县的三皇庙学一直到至顺三年(1332年)才开始捐资筹建，第二年方落成。前卫的三皇庙学肇建于后至元二年(1336年)，而这时离元朝灭亡已经不远了。慈溪、定海、泾、常熟等重镇都是如此，其他地方的情况可想而知。因此，虞集、吴澄等人所云“自国都至于郡邑，无有远迩，守令有司之所，皆得建庙”，“路、府、州、县医学立三皇庙，视儒学孔子庙”等，显然是对政府的溢美之词，不足为信。
元代很多三皇庙学的条件极其简陋。“至元乙酉，上司声明兴学之令，始于其侧创草舍四楹，为讲授之所”。1285年，定陶为响应上面命令，以草舍作学堂，直到38年后的：1323年(癸亥年)始得以重建。卫辉路三皇庙“位置迫隘，规制卑陋，不足以妥灵揭虔为神明观”；平江路“三皇祠之始建，因陋就简，神楼数瓦下，盥荐弗严”；定兴县“陋祠于野，渎神孰甚焉”；潭郡于元三皇庙“地隘宇摧，甚不称。所以揭虔妥灵，而业医之师生，夙暮诵习，依以无所”叫；永丰县“永丰自大德庚子始建庙，至是两星终已敝陋，出入委巷”；嘉定州?风雨穿漏，凛乎将压，门庑倾圮，论堂湫隘，象设弗严，器用不具”。上列诸条只是相关史料之典型，显示出政府对医学校的态度。学校的物资条件如此这般，培养大批合格医生的基本条件已不具备。
2医学管理不善
客观地讲，元政府对医学学官(教师)、学员的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主要表现在：
第一，建立了严格的医学学官考核制度。我们从《元典章》的记载(元贞二年七月，即1296年)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一、医学学官三年考核一次，“若经三年之外者，别无定夺”。即医学学官必须在三年内参加考核，不能“远行旧题”。二、官方组织考试。“官降题目内”，教授作医义三道、法制一道，学正课医义二道、法制一道，送到太医院考核。“不依
官降题目或远行旧题或自意立题”者为不合格。三、“文理相应，治法允当”，才能提升。即“从教谕学录学正到教授”，要试四遍叫。讲课不合格者要受到处罚。“各处学校若有大小生员在学，而训诲无法，课讲鲁莽，苟应故事者，初次，教授罚俸半月，正录各罚中统钞五两；再次，教授罚俸一月，正录各罚中统钞七两；三次，教授正录取招别议，仍各标注过名，提调官初次罚俸十曰，再次半月，三次一月”。
第二，实行师生“连带”制，即医学学生的质量和学官的奖惩挂钩。这在儒学管理中是没有的。《通制条格》载：“大德八年十月，中书省湖广行省咨：湖南道廉访司申训诲医生等事，礼部移准太医院关，如准所言允当。都省准拟。各处应设学校大小学生，今后不令坐斋隶业。有名无实者，初次，教授罚俸一月，正录各罚中统钞七两；再次，教授罚俸两月，正录视前例倍罚，三次，教授正录取招别议，仍各标注过名，其提调官视教官例减等，初次罚俸半月，再次一月，三次两月。”《元典章》中也有同样的记载。如果学生毕业出去获得了行医资格，若在医疗过程中发生事故，也要“连带”学官。“提举教授等官训诫失宜，禁约不到，亦行究治。”政府规定很严，实际隋况如何?大德九年(1305年)，平阳路泽州知州王祐曾上言“窃闻为世切务，惟医与刑。今各路虽有医学，亦系有名无实。……”同年湖南的一份有关医学的报告更能说明问题。“各处学校因循苟且，不能奉承‘朝廷旨意，月试既未举行，课义亦皆鲁莽，朔望一来，苟图塞责，讲解勿问，视为虚文。群居终日，即不明岐黄之书……教官正录，尸素备员，浅见寡闻，不能训诲，循习废惰，致无成功……”显然，政府虽然对医学教授等教官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但实际教育效果很不理想。不理想的教育效果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其一，医生素质低，庸医泛滥。我们从元代方志、文集、笔记中可以发现大量的庸医记载来印证这个事实。金元四大名医之一的朱震亨，五个亲人死于庸医之药。医学教授李君之父被庸医治死。府吏林泽为之侄，产子后病，差点毁于庸医之手，幸遇良医邹文彦才得救。“茶商李，富人也，啖马肉过多，腹胀。众医以大黄、巴豆制之，转剧。”项昕(抱一翁)来诊，说众医之法‘误矣。项采用它法，使之病去”。“方惟益患消渴，众医以为肾虚水竭，津不能上升，合附子大丸服之。既服，渴甚。旧有目疾，兼作。其人素丰肥，因是顿瘦损”。胖乎乎的方惟益竟被一群庸医整得干瘦如材柴，久未发作的眼病也被他们“治”得复发了。仓惶中请来良医撄宁生，才得以病去。“赵氏子病伤寒余十日，身热而人静，两手脉尽伏，俚医以为死也，弗与药。”幸吕复(沧洲翁)治之而愈。医生以为病人死了，停药，其医术之低令人瞠目结舌。金元四大名医之一的李皋，母亲王氏患病，为庸医杂治而死，竟不知何病症。民间如此，上流社会怎样?中顺大夫、刑部员外郎崔君得寒疾。常君曰：“不可委庸医焉。”遂召太医院使吕廷玉与其徒五辈来切脉。浙江平章左答纳失理得“失睡症”，被庸医误了几月，后请吕复来诊，两日康复如初。余姚州守郭文煜病十余日，众医用药错误，郭之病益甚。吕复来，饮以竹茹汤，未终剂，愈。政府官员想不被庸医所误都如此之难，何况下层百姓，鉴于庸医泛滥。时人王恽感慨很深：“今民间庸医及僧道等人，妄行针药。民愚无知，一旦委命于手，至有父杀于前，子夭于后，终不觉悟。是庸医猛于苛政也。”“终不觉悟”既道出了民众的愚昧无知，也反映了当时医生医术普遍之低。其二，医学校极少培养出医术高超的医生。元代医生的成才之路有三，一是家学(世医)或自学，二是人三皇庙(官办医学)，三是拜师(私学)。遍查元代文献，很难找到通过三皇庙官学而成名的医生，绝大部分名医来自于世医或拜师学艺。在台湾学者梁其姿考证、统计出的164名元代名医中仅有一名是经由官学训练而成。这强有力地说明了元代三皇庙医学教育的失败。
庸医泛滥的后果之一就是民众对医生失去信任，转而去请巫师或由亲人来行祝由书禁之术。由此，祝由书禁术在社会上就拥有众多的支持者，以至于不少人“信巫不信医”，这为祝由书禁科的开设和存在提供了较为肥沃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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