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颐浩北伐的前前后后
[摘要]南宋绍兴二年宰相吕颐浩的北伐，是南宋建立后为维护本朝合法地位的一次军事行动，既是一次抑制诸大将势力膨胀的尝试，也是一场高宗平衡宰相集团权力的手段。这次北伐，承担了南宋摆脱内忧外患的重任。北伐失败，表明南宋还无力打破对内对外格局，但是却迈出了宋金双方划江而治的第一步。
[关键词]吕颐浩，南宋北伐，伪齐政权
[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8-0056-04
宋高宗统治期间，经历了南宋由动荡不安逐渐向稳定过渡的时期。笔者认为，这一转变主要发生在吕颐浩执政期间。在他两度为相之时，整肃内政，稳定财政，为南宋实力增强立下汗马功劳。然而，学界对吕颐浩执政多有非议，尤其是吕颐浩于绍兴二年(1132年)的北伐举动，更是颇遭诟病。台湾学者徐永辉先生认为：“吕颐浩所拥有的政治筹码，除了与高宗之间互有救命之恩而构成的特殊情意外，内政、外交上似乎没有太大的建树。而他的政治劲敌，却是从敌营逃归、深谙金人情况并且在北宋覆灭之际有英勇表现、在此时颇得知名之士支持的秦桧。秦桧在对金关系的处置上或许可以找到压制吕颐浩的方法，这样吕颐浩的地位就岌岌可危。因此，作为亟欲制造政绩，不愿将对金关系主导权交给劲敌的吕颐浩，主张以实际行动表现，就是对其他任何方案的否认，也是对他权位竞争的相当大的赌注。”
徐永辉先生强调北伐是吕颐浩自身摆脱权力危机的冒险举动。笔者对吕颐浩北伐的前前后后做一爬梳，分析其北伐的原因及其失败的原因，由此得出吕颐浩北伐，不止是吕颐浩摆脱权力危机的举措，更是南宋实力增强后，为维护南宋合法地位展开的一次军事行动。北伐的失败，表明南宋还没有足够的实力打破对内对外现状格局。
北伐的原因之一是南宋维护本政权的合法地位。
南宋立国之初，吕颐浩提出，在金人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渡江是必然的趋势。一方面，他认为地理因素决定了南宋“防淮难，防江易”；另一方面，当时南宋文武大臣对金的态度，也决定了渡江已成定局。吕颐浩认为，虽然金朝得到淮河沿线，由于气候、地理等诸多因素，金军无法坚守而最终不得不放弃；而南宋军队要把淮河一带辟为真空地带，采用游击方式，拖垮金兵，等到金军退兵之后，南宋再控制这一区域。
建炎四年(1130年)三月，韩世忠在黄天荡围困金兵长达四十八天，虽然金人最终北返，但韩世忠以八千之兵抗敌十万，打击了金朝的锐气。从此，金兵望江色变，不敢轻易渡江南下，南宋军事实力开始增强。就在黄天荡战役之时，吕颐浩建议高宗出兵与韩世忠夹击金人出奇制胜，可惜未能实现。
黄天荡战役之后，金朝转变了对南宋的策略，建炎四年九月，在挞懒等人的支持下，投降金朝的济南知府刘豫被金朝立为大齐皇帝，成立所谓“齐国”。金朝先将黄河以南所占地区划给“齐国”管辖，后又划陕西归其统治，实行“以汉制汉”的策略。实际上，金人利用“伪齐”政权管理黄河以南至淮河地区牵制南宋的举措，印证了吕颐浩对淮河一线局势的看法。“齐国”成为金与南宋之间的缓冲地带，也拉开了与南宋长达八年的战幕。吕颐浩一直向高宗建议抓住适当机会北伐，因为他担忧：“况今之战兵，其精锐者皆中原之人，恐久而销磨，异时势必难举”，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实现北伐的夙愿。
“伪齐”政权“……大彰声势，广示富饶，省刑薄敛，恤众安民”，并且开科取士，标榜文武参用，不限资格，积极招徕南宋士民，吸引南宋百姓。“伪齐”政权的富庶与南宋的匱乏形成了鲜明对比：“如刘光世军中士卒，一月之粮或阙其半，里巷私语，皆曰：‘健儿不如乞儿。各怀去心，悉有窜志。”局势对南宋颇为不利。绍兴元年(1131年)四月，刘豫迁都汴京，这一举动无疑向世人宣告齐政权为北宋的合法继承者，公开向南宋政权的合法性提出挑战。
在吕颐浩看来：“虏以中原付之，刘豫烦碎不知国体，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国，事固可料。观宇文虚中密奏，虽未可尽信，然虏骑连年不至淮甸，必有牵掣，则天意盖可见矣!”他认为金人实行以汉制汉的策略表明金朝已无暇南进，“(金)部曲离心已久，将士厌苦从军，皆讴吟思其乡土，势必溃散，有将亡之兆”。如果南宋出兵，刘豫必北走，南宋则选择土豪经营伪齐地区；金人如果出兵，就利用土豪采用“彼人我出，彼出我入”的游击战术与金人周旋。经过几年之后，就会彻底拖垮金朝，恢复中原也就指日可待。于是，吕颐浩准备出讨伐伪齐政权，他也结合当时战局，提出了出奇制胜的战术：“近闻金、伪合兵以窥川、陕，若于来春举兵，必可牵制陕西之急。万一王师逐豫，则彼必震恐，因令韩世忠自西京人关，此亦一奇也。”吕颐浩希望北伐之举能够配合南宋西线战事，以缓解金人对南宋西线的军事压力。
显然，南宋出兵北伐的首要原因是想维护宋政权的合法性。
北伐原因之二，是抑制势力逐渐膨胀的诸大将。
南宋立国以来，战争没有间断过，在战争中崛起的大将逐渐形成自己的势力，主要有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和岳飞四大将。台湾学者石文济在《南宋中兴四镇》一文中统计，建炎元年(1127年)全国约有十万兵力，四镇(即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和岳飞四大将)总数仅五千余，占全国总兵数的百分之五；到绍兴二年，四镇合计十三万五千人，占全国十七万兵数的百分之七九点四。仅仅六年间，四镇之兵从五千激增至十三万五千，增加了二十七倍，速度之快，令人震惊。
高宗君臣对诸大将势力的飞速膨胀深感不安，而诸大将的骄纵更是引起了他们的警觉：“诸将爵禄已极，家赀已盈，习成骄悍，无复斗志。“诸将诣政事堂与大臣狎，紊乱朝纲。”刘光世甚至包庇部下贩卖私盐，与中央争利，引起高宗与宰相吕颐浩的强烈不满。大臣汪藻甚至认为：“方今所急者，惟驭将一事，更无他说。譬御饥者当用食舍，食之外皆非所急也。”恢复“以文制武”的祖宗旧制已经迫在眉睫，尤其是经历过苗、刘之变后的高宗，对大将专权更是心有余悸，时时寻找机会恢复“祖宗之法”。而以平定苗、刘之变登上相位的吕颐浩“以诸大将专兵难制故，举旧制行之，然终不能得其柄。”高宗和吕颐浩希望借北伐之机，摆脱朝廷对渚大将的依赖，同时培养服从朝廷命令的亲信部队，恢复文臣统兵的祖宗之法以此加强中央集权。
北伐原因之三，是高宗平衡吕颐浩、秦桧两位宰相权力的举措。
绍兴元年二月，高宗不顾大臣们对秦桧逾河越海、千里归来的疑议，除秦桧参知政事。登上副相之位的秦桧立即着手排挤首相范宗尹，觊觎相位。秦桧表面对范宗尹毕恭毕敬，暗地里却一直寻找机会取而代之，范宗尹请求讨论当时朝中的滥赏问题，试图打击蔡京、王黼余党，裁汰冗官，改变崇、观以来由滥赏带来的政治积弊。此事本来得到高宗的支持，但是由于打击面太广，引起朝臣反对，高宗也改变了态度。秦桧“及见上意坚，反挤宗尹”。于是范宗尹落职。
范宗尹去相后，秦桧在朝中广植亲信，“上欲用颐浩，而富直柔、韩璜等密荐秦桧”，终于登上了右仆射之位。之后，秦桧千方百计阻止高宗任用吕颐浩，致使“……(吕颐浩)到阙多日，未有除拜，人皆疑之”，吕颐浩敏锐地感觉到秦桧等人的阴谋。由于当时秦桧在朝中根基未稳，高宗最终拜吕颐浩为左相，形成与秦桧并相的局面，并且位在秦桧之上。
吕颐浩上任后，立即剪除秦桧党羽，两人矛盾渐深。实力渐强的秦桧逐渐控制了台谏，窥视吕颐浩左相之位。“时吕颐浩、秦桧同秉政，桧知颐浩不为时论所与，乃多引知名之士为助，欲倾颐浩而专朝权”。又据朱胜非记载：“桧引倾险浮躁之士，列于要近，以为党助。谋出吕而专政。”秦桧借吕颐浩财政措施遭到朝臣不满之机，排挤吕颐浩：“风其党建言：‘周宣王内修外攘，故能中兴，今二相宜分任内外。”
恰在此时，伪齐政权的襄阳、邓、随、郢州镇抚使桑仲派人来到南宋，提出与南宋里应外合攻打伪齐政权：“愿宣力取京师，乞朝廷出兵淮南，以为声援。”吕颐浩得知这一消息，“乃有恢复中原之意”。借北伐机会。吕颐浩一方面可以挽回自己的人气，另一方面实现自己北伐的夙愿。
高宗对秦桧、吕颐浩的矛盾有所耳闻并且相当警觉：“朕寤寐中兴，累年于兹，任人共政……尚虑进用之人……分朋植党，互相倾摇，由辨之不早辨也，可不戒哉?继自今小大之臣，其各同心体国，敦尚中和，交修不逮，如或朋比阿附，以害吾政治者，其令台谏沦列闻奏，朕当严置典刑，以诛其意。”对于秦桧亲近散布“颐浩熟于军事，在外总诸将，桧在朝廷，庶几内外相应”，面对吕颐浩和秦桧分朋植党，高宗便有“颐浩专治军旅，桧专理庶务，如种、蠡之分职”的诏令，以此平衡宰相之间的权力实现彼此掣肘。绍兴二年四月二十七日，高宗命吕颐浩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出兵北伐。
当然，吕颐浩出兵北伐也是在对宋、齐双方实力比对后的决策。苗、刘之变后，吕颐浩着力于内政建设，南宋实力大增已是不争的事实，“臣上考太祖之取天下，正兵不过十万，况今有兵十六七万，何惮不为?”南宋军队不但“兵既精、器械又备”，而且士气高昂，“将士之心，曾经战阵，胆气不怯，勇于赴敌”。因此吕颐浩认为南宋完全有实力与伪齐政权抗衡。
高宗对北伐也寄予厚望，吕颐浩出征时，赋予他“尽长江表里之封，悉归经略；举宿将王侯之贵，咸听指挥”的权力”。非但如此，高宗还赋予它“先作圣旨行讫，续具奏知”的特权。北伐也得到其他大臣的支持或者默认，李纲明确表示支持吕颐浩的北伐行动并且满怀期望：“唯王室之兴复，赖君子之经纶。”
因此，笔者认为，吕颐浩的北伐，是南宋建立后捍卫合法地位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外军事行动，既是高宗、吕颐浩君臣的一次抑制诸大将势力膨胀、恢复文臣统兵旧制的尝试，也是高宗平衡宰相集团权力的手段。吕颐浩的北伐承担了南宋改变内忧外患的重任。
北伐轰轰烈烈，结果却出人意外。绍兴二年五月四日，当南宋北伐军队进驻常州时，部将赵延寿发动叛乱，吕颐浩“又闻桑仲死……遣参谋官傅崧卿以所部之健康，因引疾求罢。”吕颐浩北伐无果而终，朝野哗然。笔者认为，造成此次北伐无果的因素如下：
原因之一，吕颐浩统率的北伐军不是南宋的精锐，纪律性差，作战力弱。
北伐的主力、吕颐浩的亲信崔增、赵延寿都是吕颐浩招安的流寇武装。出征前，就有人指出：“三衙单弱，五军多出于盗，瑀(程瑀)言：‘李捧、崔增辈各将其徒……今吕颐浩出征，即捧、增辈便可使隶戎行。”言外之意，崔增、赵延寿等人出身盗寇，战斗力、纪律性都比较差，缺乏基本的军事素养，并且仓促成军，根本无法担当北伐重任。高宗和吕颐浩通过北伐，希望通过启用招安的武装力量来摆脱朝廷对诸大将的依赖，同时培养服从朝廷命令的亲信部队。而抛开诸大将进行北伐，表明高宗“想保持祖宗成法，以文臣来掌握中央与地方的军队”。赵延寿的叛乱打乱了吕颐浩的军事计划和部署，成为北伐无疾而终的重要因素。说明南宋政权还没有形成一支既训练有素又服从朝廷命令的强有力的军队，短时间内还无法脱离对诸大将的军事依赖，无法恢复文臣统兵的祖宗家法。
原因之二，北伐部队不能及时得到后勤保障。
绍兴二年六月，出兵不到两个月的吕颐浩便向朝廷告急：“镇江一军月费二十二万余贯，朝廷给一十一万二千余贯，犹少一十万余贯。缘臣在外，即无应副。”军队补给赤字庞大，吕颐浩无法正常进行军事行动，这也成为赵延寿叛乱后，吕颐浩称疾不进的一个重要因素。再加上此时北伐军队“师病寒热”，吕颐浩只好班师还朝。说明当时的南宋政府缺乏承担北伐战争的物质条件。
原因之三，吕颐浩出奇制胜、里应外合的军事部署被打破。
南宋实力虽然大增，但还是无力与伪齐政权以及背后支持他的金政权直接对抗，也就是说，北伐很大程度上要和桑仲里应外合出奇制胜才能实现。桑仲去世，吕颐浩的北伐军成为孤军，出兵前的战略部署完全被打乱。此外，吕颐浩在伪齐政权中安插的内线也被刘豫发现并处死，“南京陷，刘豫因使(凌唐佐)为守。唐佐与宋汝为密疏其虚实，遣人持蜡书告于朝”。恰在此时，“吕颐浩过常州，得唐佐从孙宪，授保义郎、阁门祗候，俾持帛书遗之”。但事与愿违，“唐佐之妻田氏，使门客张约在家与宪同食。宪疑之，田氏曰：‘无碍也。既而为约所告”。刘豫处决了凌唐佐全家，同时加强了防范，吕颐浩的计划也随之落空。
原因之四，秦桧加紧了对吕颐浩的排挤，迫使吕颐浩还朝解决。
吕颐浩刚出兵，“诏置修政局。时尚书左仆射吕颐浩既督军于外，右仆射秦桧乃奏设此局。命桧提举”。秦桧设立修政局的目的一目了然：修政局的成立，是秦桧排挤吕颐浩势力的举措。统兵在外的吕颐浩面临大权旁落的危险，偏偏赵延寿叛乱，伪齐内线被处决，吕颐浩清楚北伐的胜算已不大，因此急于班师，以彻底解决与秦桧的政争。
七月，吕颐浩班师回朝，高宗并没有进行指责惩罚。吕颐浩立即着手打击秦桧势力，高宗则明显站在了吕颐浩的一边，对于秦桧“所献二策，大略欲以河北人还金，中原人还刘豫”的对外政策，高宗怒斥：“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高宗的态度注定了秦桧的失败。这也印证了此次北伐，不单是吕颐浩亟欲制造政绩的结果，而是得到高宗积极支持的行动。
正如明人许浩分析吕颐浩北伐失败的原因：“颐浩是行成于桑仲，而世忠诸人曾无一言。则其众谋未合而未有胜算，从可知矣”；“倚仲一人，而欲以丧败之众北向制胜，其亦难矣!”非但如此，吕颐浩也没有团结当时支持他北伐的李纲等人，“当时之可与共事者莫若李纲，而颐浩忌之”。多种因素造成了北伐的失败，说明当时的南宋仍旧处于劣势，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北伐。但是，北伐的举动说明，南宋实力增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吕颐浩似乎对北伐结果并不甘心。绍兴三年(1133年)春，吕颐浩又筹措另外一场北伐，据《忠穆集》载：“绍兴三年春，臣已定计北伐，枢密院机速房具有案底。遇潘致尧、高公绘自尼玛哈(粘罕)处奉使回，恐害和议，其事中辍。”而王曾瑜先生认为：“所谓‘恐害和议，其事中辍，无非是宋高宗本人的主意。”绍兴二年八月，王伦携金方书信归来，带来了粘罕“既欲不绝祭祀，岂肯过为吝爱，使不成国”的消息，高宗非常高兴，并于九月派遣潘致尧、高公绘出使金国。高宗命宰相吕颐浩“作书，以果、茗、币、帛遗刘麟”。显然，高宗为了伪齐能够给南宋使臣出使金朝提供沿途道路的方便，对伪齐政权加以拉拢利用。绍兴三年五月，就在吕颐浩准备再次北伐之际，潘致尧、高公绘使金归来。高宗为了这次出使任务不会因为伪齐政权的阻挠而被迫中止，吕颐浩二次北伐的计划遂告流产。
绍兴四年，刘豫政权和金朝联兵南下进攻南宋，宰相赵鼎继任了吕颐浩北伐的策略，矛头直指伪齐政权而模糊了金政权，最终击退了双方的联合进攻。从此，金人再没有主动南下。绍兴五年(1135年)至绍兴七年(1137年)，刘豫仍续续断断地进攻南宋，并希望得到金朝的援助。不过金朝有了绍兴四年失败的经历，再没有派兵援助伪齐。绍兴六年(1136年)，伪齐号称百万大军分三道入侵南宋。出征前，伪齐请求金出兵援助，但是却遭到了拒绝。
伪齐政权最终因此次军事失败而遭到金朝的摒弃，宋金双方失去了伪齐政权的缓冲作用，表明金朝“以汉制汉”策略的失败，也表明吕颐浩以及之后宰相赵鼎对伪齐政权北伐策略的成功。宋金双方直接接触，南北对峙已成事实。因此，吕颐浩北伐，迈出了宋金双方划江而治格局的第一步。
[作者简介]白晓霞，女，广州体育学院社科部讲师，史学博士，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
[责任编辑：柳文全]
[关键词]吕颐浩，南宋北伐，伪齐政权
[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8-0056-04
宋高宗统治期间，经历了南宋由动荡不安逐渐向稳定过渡的时期。笔者认为，这一转变主要发生在吕颐浩执政期间。在他两度为相之时，整肃内政，稳定财政，为南宋实力增强立下汗马功劳。然而，学界对吕颐浩执政多有非议，尤其是吕颐浩于绍兴二年(1132年)的北伐举动，更是颇遭诟病。台湾学者徐永辉先生认为：“吕颐浩所拥有的政治筹码，除了与高宗之间互有救命之恩而构成的特殊情意外，内政、外交上似乎没有太大的建树。而他的政治劲敌，却是从敌营逃归、深谙金人情况并且在北宋覆灭之际有英勇表现、在此时颇得知名之士支持的秦桧。秦桧在对金关系的处置上或许可以找到压制吕颐浩的方法，这样吕颐浩的地位就岌岌可危。因此，作为亟欲制造政绩，不愿将对金关系主导权交给劲敌的吕颐浩，主张以实际行动表现，就是对其他任何方案的否认，也是对他权位竞争的相当大的赌注。”
徐永辉先生强调北伐是吕颐浩自身摆脱权力危机的冒险举动。笔者对吕颐浩北伐的前前后后做一爬梳，分析其北伐的原因及其失败的原因，由此得出吕颐浩北伐，不止是吕颐浩摆脱权力危机的举措，更是南宋实力增强后，为维护南宋合法地位展开的一次军事行动。北伐的失败，表明南宋还没有足够的实力打破对内对外现状格局。
北伐的原因之一是南宋维护本政权的合法地位。
南宋立国之初，吕颐浩提出，在金人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渡江是必然的趋势。一方面，他认为地理因素决定了南宋“防淮难，防江易”；另一方面，当时南宋文武大臣对金的态度，也决定了渡江已成定局。吕颐浩认为，虽然金朝得到淮河沿线，由于气候、地理等诸多因素，金军无法坚守而最终不得不放弃；而南宋军队要把淮河一带辟为真空地带，采用游击方式，拖垮金兵，等到金军退兵之后，南宋再控制这一区域。
建炎四年(1130年)三月，韩世忠在黄天荡围困金兵长达四十八天，虽然金人最终北返，但韩世忠以八千之兵抗敌十万，打击了金朝的锐气。从此，金兵望江色变，不敢轻易渡江南下，南宋军事实力开始增强。就在黄天荡战役之时，吕颐浩建议高宗出兵与韩世忠夹击金人出奇制胜，可惜未能实现。
黄天荡战役之后，金朝转变了对南宋的策略，建炎四年九月，在挞懒等人的支持下，投降金朝的济南知府刘豫被金朝立为大齐皇帝，成立所谓“齐国”。金朝先将黄河以南所占地区划给“齐国”管辖，后又划陕西归其统治，实行“以汉制汉”的策略。实际上，金人利用“伪齐”政权管理黄河以南至淮河地区牵制南宋的举措，印证了吕颐浩对淮河一线局势的看法。“齐国”成为金与南宋之间的缓冲地带，也拉开了与南宋长达八年的战幕。吕颐浩一直向高宗建议抓住适当机会北伐，因为他担忧：“况今之战兵，其精锐者皆中原之人，恐久而销磨，异时势必难举”，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实现北伐的夙愿。
“伪齐”政权“……大彰声势，广示富饶，省刑薄敛，恤众安民”，并且开科取士，标榜文武参用，不限资格，积极招徕南宋士民，吸引南宋百姓。“伪齐”政权的富庶与南宋的匱乏形成了鲜明对比：“如刘光世军中士卒，一月之粮或阙其半，里巷私语，皆曰：‘健儿不如乞儿。各怀去心，悉有窜志。”局势对南宋颇为不利。绍兴元年(1131年)四月，刘豫迁都汴京，这一举动无疑向世人宣告齐政权为北宋的合法继承者，公开向南宋政权的合法性提出挑战。
在吕颐浩看来：“虏以中原付之，刘豫烦碎不知国体，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国，事固可料。观宇文虚中密奏，虽未可尽信，然虏骑连年不至淮甸，必有牵掣，则天意盖可见矣!”他认为金人实行以汉制汉的策略表明金朝已无暇南进，“(金)部曲离心已久，将士厌苦从军，皆讴吟思其乡土，势必溃散，有将亡之兆”。如果南宋出兵，刘豫必北走，南宋则选择土豪经营伪齐地区；金人如果出兵，就利用土豪采用“彼人我出，彼出我入”的游击战术与金人周旋。经过几年之后，就会彻底拖垮金朝，恢复中原也就指日可待。于是，吕颐浩准备出讨伐伪齐政权，他也结合当时战局，提出了出奇制胜的战术：“近闻金、伪合兵以窥川、陕，若于来春举兵，必可牵制陕西之急。万一王师逐豫，则彼必震恐，因令韩世忠自西京人关，此亦一奇也。”吕颐浩希望北伐之举能够配合南宋西线战事，以缓解金人对南宋西线的军事压力。
显然，南宋出兵北伐的首要原因是想维护宋政权的合法性。
北伐原因之二，是抑制势力逐渐膨胀的诸大将。
南宋立国以来，战争没有间断过，在战争中崛起的大将逐渐形成自己的势力，主要有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和岳飞四大将。台湾学者石文济在《南宋中兴四镇》一文中统计，建炎元年(1127年)全国约有十万兵力，四镇(即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和岳飞四大将)总数仅五千余，占全国总兵数的百分之五；到绍兴二年，四镇合计十三万五千人，占全国十七万兵数的百分之七九点四。仅仅六年间，四镇之兵从五千激增至十三万五千，增加了二十七倍，速度之快，令人震惊。
高宗君臣对诸大将势力的飞速膨胀深感不安，而诸大将的骄纵更是引起了他们的警觉：“诸将爵禄已极，家赀已盈，习成骄悍，无复斗志。“诸将诣政事堂与大臣狎，紊乱朝纲。”刘光世甚至包庇部下贩卖私盐，与中央争利，引起高宗与宰相吕颐浩的强烈不满。大臣汪藻甚至认为：“方今所急者，惟驭将一事，更无他说。譬御饥者当用食舍，食之外皆非所急也。”恢复“以文制武”的祖宗旧制已经迫在眉睫，尤其是经历过苗、刘之变后的高宗，对大将专权更是心有余悸，时时寻找机会恢复“祖宗之法”。而以平定苗、刘之变登上相位的吕颐浩“以诸大将专兵难制故，举旧制行之，然终不能得其柄。”高宗和吕颐浩希望借北伐之机，摆脱朝廷对渚大将的依赖，同时培养服从朝廷命令的亲信部队，恢复文臣统兵的祖宗之法以此加强中央集权。
北伐原因之三，是高宗平衡吕颐浩、秦桧两位宰相权力的举措。
绍兴元年二月，高宗不顾大臣们对秦桧逾河越海、千里归来的疑议，除秦桧参知政事。登上副相之位的秦桧立即着手排挤首相范宗尹，觊觎相位。秦桧表面对范宗尹毕恭毕敬，暗地里却一直寻找机会取而代之，范宗尹请求讨论当时朝中的滥赏问题，试图打击蔡京、王黼余党，裁汰冗官，改变崇、观以来由滥赏带来的政治积弊。此事本来得到高宗的支持，但是由于打击面太广，引起朝臣反对，高宗也改变了态度。秦桧“及见上意坚，反挤宗尹”。于是范宗尹落职。
范宗尹去相后，秦桧在朝中广植亲信，“上欲用颐浩，而富直柔、韩璜等密荐秦桧”，终于登上了右仆射之位。之后，秦桧千方百计阻止高宗任用吕颐浩，致使“……(吕颐浩)到阙多日，未有除拜，人皆疑之”，吕颐浩敏锐地感觉到秦桧等人的阴谋。由于当时秦桧在朝中根基未稳，高宗最终拜吕颐浩为左相，形成与秦桧并相的局面，并且位在秦桧之上。
吕颐浩上任后，立即剪除秦桧党羽，两人矛盾渐深。实力渐强的秦桧逐渐控制了台谏，窥视吕颐浩左相之位。“时吕颐浩、秦桧同秉政，桧知颐浩不为时论所与，乃多引知名之士为助，欲倾颐浩而专朝权”。又据朱胜非记载：“桧引倾险浮躁之士，列于要近，以为党助。谋出吕而专政。”秦桧借吕颐浩财政措施遭到朝臣不满之机，排挤吕颐浩：“风其党建言：‘周宣王内修外攘，故能中兴，今二相宜分任内外。”
恰在此时，伪齐政权的襄阳、邓、随、郢州镇抚使桑仲派人来到南宋，提出与南宋里应外合攻打伪齐政权：“愿宣力取京师，乞朝廷出兵淮南，以为声援。”吕颐浩得知这一消息，“乃有恢复中原之意”。借北伐机会。吕颐浩一方面可以挽回自己的人气，另一方面实现自己北伐的夙愿。
高宗对秦桧、吕颐浩的矛盾有所耳闻并且相当警觉：“朕寤寐中兴，累年于兹，任人共政……尚虑进用之人……分朋植党，互相倾摇，由辨之不早辨也，可不戒哉?继自今小大之臣，其各同心体国，敦尚中和，交修不逮，如或朋比阿附，以害吾政治者，其令台谏沦列闻奏，朕当严置典刑，以诛其意。”对于秦桧亲近散布“颐浩熟于军事，在外总诸将，桧在朝廷，庶几内外相应”，面对吕颐浩和秦桧分朋植党，高宗便有“颐浩专治军旅，桧专理庶务，如种、蠡之分职”的诏令，以此平衡宰相之间的权力实现彼此掣肘。绍兴二年四月二十七日，高宗命吕颐浩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出兵北伐。
当然，吕颐浩出兵北伐也是在对宋、齐双方实力比对后的决策。苗、刘之变后，吕颐浩着力于内政建设，南宋实力大增已是不争的事实，“臣上考太祖之取天下，正兵不过十万，况今有兵十六七万，何惮不为?”南宋军队不但“兵既精、器械又备”，而且士气高昂，“将士之心，曾经战阵，胆气不怯，勇于赴敌”。因此吕颐浩认为南宋完全有实力与伪齐政权抗衡。
高宗对北伐也寄予厚望，吕颐浩出征时，赋予他“尽长江表里之封，悉归经略；举宿将王侯之贵，咸听指挥”的权力”。非但如此，高宗还赋予它“先作圣旨行讫，续具奏知”的特权。北伐也得到其他大臣的支持或者默认，李纲明确表示支持吕颐浩的北伐行动并且满怀期望：“唯王室之兴复，赖君子之经纶。”
因此，笔者认为，吕颐浩的北伐，是南宋建立后捍卫合法地位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外军事行动，既是高宗、吕颐浩君臣的一次抑制诸大将势力膨胀、恢复文臣统兵旧制的尝试，也是高宗平衡宰相集团权力的手段。吕颐浩的北伐承担了南宋改变内忧外患的重任。
北伐轰轰烈烈，结果却出人意外。绍兴二年五月四日，当南宋北伐军队进驻常州时，部将赵延寿发动叛乱，吕颐浩“又闻桑仲死……遣参谋官傅崧卿以所部之健康，因引疾求罢。”吕颐浩北伐无果而终，朝野哗然。笔者认为，造成此次北伐无果的因素如下：
原因之一，吕颐浩统率的北伐军不是南宋的精锐，纪律性差，作战力弱。
北伐的主力、吕颐浩的亲信崔增、赵延寿都是吕颐浩招安的流寇武装。出征前，就有人指出：“三衙单弱，五军多出于盗，瑀(程瑀)言：‘李捧、崔增辈各将其徒……今吕颐浩出征，即捧、增辈便可使隶戎行。”言外之意，崔增、赵延寿等人出身盗寇，战斗力、纪律性都比较差，缺乏基本的军事素养，并且仓促成军，根本无法担当北伐重任。高宗和吕颐浩通过北伐，希望通过启用招安的武装力量来摆脱朝廷对诸大将的依赖，同时培养服从朝廷命令的亲信部队。而抛开诸大将进行北伐，表明高宗“想保持祖宗成法，以文臣来掌握中央与地方的军队”。赵延寿的叛乱打乱了吕颐浩的军事计划和部署，成为北伐无疾而终的重要因素。说明南宋政权还没有形成一支既训练有素又服从朝廷命令的强有力的军队，短时间内还无法脱离对诸大将的军事依赖，无法恢复文臣统兵的祖宗家法。
原因之二，北伐部队不能及时得到后勤保障。
绍兴二年六月，出兵不到两个月的吕颐浩便向朝廷告急：“镇江一军月费二十二万余贯，朝廷给一十一万二千余贯，犹少一十万余贯。缘臣在外，即无应副。”军队补给赤字庞大，吕颐浩无法正常进行军事行动，这也成为赵延寿叛乱后，吕颐浩称疾不进的一个重要因素。再加上此时北伐军队“师病寒热”，吕颐浩只好班师还朝。说明当时的南宋政府缺乏承担北伐战争的物质条件。
原因之三，吕颐浩出奇制胜、里应外合的军事部署被打破。
南宋实力虽然大增，但还是无力与伪齐政权以及背后支持他的金政权直接对抗，也就是说，北伐很大程度上要和桑仲里应外合出奇制胜才能实现。桑仲去世，吕颐浩的北伐军成为孤军，出兵前的战略部署完全被打乱。此外，吕颐浩在伪齐政权中安插的内线也被刘豫发现并处死，“南京陷，刘豫因使(凌唐佐)为守。唐佐与宋汝为密疏其虚实，遣人持蜡书告于朝”。恰在此时，“吕颐浩过常州，得唐佐从孙宪，授保义郎、阁门祗候，俾持帛书遗之”。但事与愿违，“唐佐之妻田氏，使门客张约在家与宪同食。宪疑之，田氏曰：‘无碍也。既而为约所告”。刘豫处决了凌唐佐全家，同时加强了防范，吕颐浩的计划也随之落空。
原因之四，秦桧加紧了对吕颐浩的排挤，迫使吕颐浩还朝解决。
吕颐浩刚出兵，“诏置修政局。时尚书左仆射吕颐浩既督军于外，右仆射秦桧乃奏设此局。命桧提举”。秦桧设立修政局的目的一目了然：修政局的成立，是秦桧排挤吕颐浩势力的举措。统兵在外的吕颐浩面临大权旁落的危险，偏偏赵延寿叛乱，伪齐内线被处决，吕颐浩清楚北伐的胜算已不大，因此急于班师，以彻底解决与秦桧的政争。
七月，吕颐浩班师回朝，高宗并没有进行指责惩罚。吕颐浩立即着手打击秦桧势力，高宗则明显站在了吕颐浩的一边，对于秦桧“所献二策，大略欲以河北人还金，中原人还刘豫”的对外政策，高宗怒斥：“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高宗的态度注定了秦桧的失败。这也印证了此次北伐，不单是吕颐浩亟欲制造政绩的结果，而是得到高宗积极支持的行动。
正如明人许浩分析吕颐浩北伐失败的原因：“颐浩是行成于桑仲，而世忠诸人曾无一言。则其众谋未合而未有胜算，从可知矣”；“倚仲一人，而欲以丧败之众北向制胜，其亦难矣!”非但如此，吕颐浩也没有团结当时支持他北伐的李纲等人，“当时之可与共事者莫若李纲，而颐浩忌之”。多种因素造成了北伐的失败，说明当时的南宋仍旧处于劣势，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北伐。但是，北伐的举动说明，南宋实力增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吕颐浩似乎对北伐结果并不甘心。绍兴三年(1133年)春，吕颐浩又筹措另外一场北伐，据《忠穆集》载：“绍兴三年春，臣已定计北伐，枢密院机速房具有案底。遇潘致尧、高公绘自尼玛哈(粘罕)处奉使回，恐害和议，其事中辍。”而王曾瑜先生认为：“所谓‘恐害和议，其事中辍，无非是宋高宗本人的主意。”绍兴二年八月，王伦携金方书信归来，带来了粘罕“既欲不绝祭祀，岂肯过为吝爱，使不成国”的消息，高宗非常高兴，并于九月派遣潘致尧、高公绘出使金国。高宗命宰相吕颐浩“作书，以果、茗、币、帛遗刘麟”。显然，高宗为了伪齐能够给南宋使臣出使金朝提供沿途道路的方便，对伪齐政权加以拉拢利用。绍兴三年五月，就在吕颐浩准备再次北伐之际，潘致尧、高公绘使金归来。高宗为了这次出使任务不会因为伪齐政权的阻挠而被迫中止，吕颐浩二次北伐的计划遂告流产。
绍兴四年，刘豫政权和金朝联兵南下进攻南宋，宰相赵鼎继任了吕颐浩北伐的策略，矛头直指伪齐政权而模糊了金政权，最终击退了双方的联合进攻。从此，金人再没有主动南下。绍兴五年(1135年)至绍兴七年(1137年)，刘豫仍续续断断地进攻南宋，并希望得到金朝的援助。不过金朝有了绍兴四年失败的经历，再没有派兵援助伪齐。绍兴六年(1136年)，伪齐号称百万大军分三道入侵南宋。出征前，伪齐请求金出兵援助，但是却遭到了拒绝。
伪齐政权最终因此次军事失败而遭到金朝的摒弃，宋金双方失去了伪齐政权的缓冲作用，表明金朝“以汉制汉”策略的失败，也表明吕颐浩以及之后宰相赵鼎对伪齐政权北伐策略的成功。宋金双方直接接触，南北对峙已成事实。因此，吕颐浩北伐，迈出了宋金双方划江而治格局的第一步。
[作者简介]白晓霞，女，广州体育学院社科部讲师，史学博士，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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