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孙科政府的对日绝交方案
肖如平 李红梅
[摘要]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在反蒋派的逼迫下再次下野，继任的孙科政府，因得不到实力派的支持，面对日军的侵略也一筹莫展。为应付内外交迫的形势，孙科政府在外交上提出了对日绝交方案。然而，孙科政府的对曰绝交方案不仅违背了宁粵和会既定的外交政策，而且对蒋介石与汪精卫的政治地位也造成威胁，因而遭到蒋、汪的联手否决。孙科政府对日绝交方案的提出与否决，表面上是宁粤双方外交政策分歧的结果。实质上则是国民党派系斗争的产物。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孙科政府，对日绝交，蒋介石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8-0043-05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顾国联决议，扩大侵略，致使中国民情激愤。民间纷纷组织抗日团体，开展对日经济绝交，并强烈要求政府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处此情形下，南京政府内部曾多次讨论对日绝交问题。然而，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国民党正处于政争之中，对日绝交的讨论往往与派系斗争相纠葛，并最终以政争的方式夭折。学术界对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对日绝交问题已有所研究。本文试图利用台北“国史馆”的蒋介石档案资料对九一八事变后孙科政府的对日绝交方案作一探讨。
一、蒋介石的不抵抗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与南京政府除了将日军的侵略诉诸于国联外，军事上采取了不抵抗政策。9月21日，蒋氏在干部会议上表示：“日本占领东省事，应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会，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以求公理之战胜。”22日，其在南京市党部演讲时，再次声称：“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在军事上坚持不抵抗的同时，在外交上蒋介石却坚持日军不先撤兵，决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为了防止东北与日本单独交涉，9月23日，蒋介石对张学良的代表万福麟说：“请回语汉卿，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省地位，必系整个，切勿单独交涉而签丧土辱国之约，且倭人狡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际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10月16日，施肇基致电蒋介石，告以国联行政院会议主席白里安主张中日交涉，并征询蒋氏的意见，蒋即复电要施予以“严词拒绝之”。蒋介石之所以坚决不与日直接交涉，一方面是其认为：“如果我中央与日本直接交涉，或令由地方交涉，余断其必无良果。”另一方面是则迫于民间舆论压力。上海《申报》连续发表时评声称：“中国实在无直接交涉之可能与必要。”此时我国应有坚强不屈、忍死不辱之主张，即日本不先撤兵，不能进行任何交涉是也。在外界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始终不敢主张与日交涉，而是强调日本先撤兵后交涉。
在日军毫无诚意，大肆侵略之际，蒋介石与南京政府坚持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屈服的方针，虽然可以防止日本借交涉之名逼迫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但其本质却是一个消极的应对方针，即完全将事件的处理寄托于国联干涉与日本对盟约的遵守上，事实上无法阻止日军对东三省的侵占。正如胡汉民所指，蒋氏的对日政策是“三无主义”，“以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之三无主义，为应付日本之惟一方针，则必至国亡种灭而后已”。东北相继沦陷，处境艰难的蒋介石在反蒋派的逼迫下不得不第二次下野。
二、孙科政府的困境
蒋介石下野后，宁粤双方于1931年12月22日至29日在南京举行四届一中全会。全会依据上海和谈原则，通过了《中央政治改革案》等重要决议，推选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三人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选任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1932年元旦，孙科政府正式宣誓就职。然而，在内忧外患之际，孙科政府面临着巨大困境。
首先，孙科政府未能获得蒋、胡、汪三人的有力支持，基础不固。按理说，孙科政府是蒋、胡、汪派系争斗妥协的产物，又得到蒋、胡、汪三人的一致同意，应该有很好的基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孙科政府得不到蒋介石支持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孙科乃逼蒋下野最得力者之一。辞职前夕，蒋氏就对吴铁城表示不愿将政权交给孙科，其曰：“哲生不肖，总理之一生，为其所卖。将来结果，不惟卖党，亦且卖国。余为总理情义计，从良心上，实不敢主张哲生当政，乃所以爱之也。”12月18日，蒋介石对刚入京的孙科说：“兄任行政院长，欲用陈友仁为外交部长，不如用伍朝枢，可免国民之反对也。”但孙科不以为然，“且以为干涉其职权”。为此，蒋氏甚为不满。22日，四届一中全会开幕式结束后，蒋氏即返回奉化老家。1月1日，孙科致电蒋介石，声称：“新政府虽已产生，以先生及展堂、季新两兄均不来京，党国失却重心，弟等何克负荷?苟不幸而颠踬，弟个人焦头烂额，固不足惜，其如国事不易收拾何?以先生平昔爱国爱党，逾于恒人，想不忍袖手而坐视也。务恳莅京坐镇，则中枢有主，人心自安。”然而，蒋氏置之不理，并在日记中云：“哲生非任艰巨之才，吾早已一再忠告之矣。彼乃自知不明，易被人惑，恐今日尚未能彻底觉悟也。吾复何能为力哉!”可见，蒋介石不会支持孙科。孙科组织政府，对胡汉民显然更为有利，胡也理应入京襄助。然而，胡汉民却表示“以在野之身，随时献替一切”，坚不入京。而汪精卫与胡汉民在上海和谈时早有“进退一致”的约定，胡不入京，汪也不便入京。依照四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国民政府组织法》，五院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并以中央政治会议为政务最高决策机关，凡对内对外各项施政方针，均须中央政治会议通过，政府方能施行。四届一中全会推选蒋、胡、汪三人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轮流主席，但蒋、胡、汪三人均不入京，致使各项政务无法推行，政府陷于半瘫痪状态。
其次，孙科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蒋氏下野后，财政部长宋子文也辞职。自宋辞职后，国库一空如洗。正如孙科所言：“以言财政，几年来债台高筑，罗掘已空，中央收入每年本有四万万，但除还债外，能用之款不及一万万。欲再发债则抵押已尽，且市面债券价格，不过二三成，即强发债，于事何补?最近财政、税收，每月不过600万，而支出方面，只军费一项，每月仍需1800万。”同时，上海金融、银行界不信任孙科政府，不愿借钱给新政府。其实，在新政府成立前夕，外界就评论：“财长无论属谁氏，财政来源均无办法，新政府之最难问题，亦在此一点。”果然被不車言中。
其三，孙科政府面临严峻的外交形势。孙科政府成立时，日军正向锦州发动进攻。12月2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并以国民政府名义电令张学良：“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12月26日，张学良复电国民政府，声称：“日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州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关于此节，尤须预筹应付策略，否则空言固守，实际有所为难”，并要求政府迅速派兵支援。30日，国民政府再次电令张学良：“日军攻锦州紧急，无论如
何，必积极抵抗，各官吏及军队均有守土应尽之责，否则外启友邦之轻视，内招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愈陷绝境，将何辞以自解?”但东北军稍作抵抗即借“给养弹药，均受日飞机妨碍，不能供给，未克持久抵抗”而撤退。1932年1月3日，锦州失陷，民情愤激。面对日军扩大侵略，孙科政府一筹莫展。1月5日，孙科发表讲话，声称：“现在外交情形，如此紧急，政府对此重大问题，亦必须由中央政治会议共同研究，或和或战取决国民公意。确定大体方针，在汪、胡、蒋三常委未到京以前，政治尚少中心，故未能率尔决定。”
在内忧外患之际，孙科政府实际接手的是一个烫手山芋。没有蒋、胡、汪的有力支持，孙科政府陷入困境。为了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处理严峻的外交形势，孙科政府唯有寻求新的破解之道。
三、对日绝交方案
锦州失陷后，日军不仅没有停止军事行动，反而在上海示威挑衅。为了阻止日军扩大侵略，孙科政府在外交部长陈友仁的主张下，提出了对日绝交方案。
孙科政府之所以提出对日绝交方案，首先是因为粤方向以革命外交批评蒋介石与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0月17日，胡汉民发表谈话，声称：“我人之对日外交，应确定一坚强之原则，其原则即‘绝对不屈服于任何暴力之下与‘绝对不能丧失国家之权利是也。故此时全国上下，不能不抱有拼命的决心与准备。”10月28日，胡汉民在接见首都各界抗日救国会代表时，再次强调：“我国目前唯有厉行革命外交方有办法。”蒋介石下野后，孙科等粤方中委相继入京，并于12月17日发表共同谈话：“目前之外交问题，同人等已屡次宣言，必以不丧权、不辱国之精神，坚忍不拔之毅力，达到恢复领土主权之目的，以副国人之期望，为吾人之职志矣。统一政府成立后，同人等相信，必能尊重民众与人民，同心合力发挥革命外交之精神，选用革命外交之策略，以恢复东三省之领土主权。至不得已时，同人等相信新政府亦必下最大之决心，绝不至有负国民之期望也。至此次丧失东三省，则凡直接负守土之军政当局，实应负其责，而受国之公判。”对日绝交方案的提出，正是粤方革命外交政策的继承与发展。
其次，民众要求对日绝交的呼声日益强烈。自九一八事变后，民众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纷纷要求政府：“速谋自卫，以武力接受防地。”各地学生更是强烈要求政府出兵收复失地。11月26日，上海各大学组织督促政府对日出兵团千余人。到南京请愿，高呼：“督促政府出兵；惩办张学良；武力收复失地；实行革命外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锦州失陷后。“国民心理愈形愤激，对国内军政当局之责望益切，欲立时下令全国总动员以收复失土，几为一致之要求”。孙科政府也因对日外交困境而备受指责。1月11日《申报》发表时评，批评新政府在外交上毫无办法：“新政府成立，新外交当局曰打破国难当用外交手段。手段则如何?人民引领以望，锦州又陷落，热河又告急，手段仍不可闻，不可见。如曰有之，亦不过为以夷制夷，拒前门虎引后门狼之一贯之外交政策，是则又一亡国之道也。”民众强烈要求对日绝交的呼声，也是孙科政府提出对日绝交方案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为引起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日本违反国联12月10日关于中日双方不得再有挑衅军事行动的决议，出兵占领锦州，再次暴露其无意遵守国联决议，坚持侵略扩张之本质。日本占领锦州，令美国非常震惊。1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照会中日两国，称：“凡中日两国政府或其代表订立之条约协定，足以损害美国或其人民在华之条约权利，或损及中国主权独立及领土主权完整，或违反华门户开放政策者，美国政府均无意承认。凡违反1928年中日美三国于巴黎签字之非战公约之方法而造成之情势、条约协定，美国政府亦无意承认。”此即著名的“史汀生主义”。美国对日态度的强硬，令孙科政府看到了新的希望，陈友仁试图通过宣布对日绝交引起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其在1月16日特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反复说明：“对日绝交并非与日开战，乃一种引起国际间同情之手段而已。”
客观而言，孙科政府主张的对日绝交，是在日军不断扩大侵略，国联干涉无效的情形下，采取的一种积极应对方针，一定程度顺应了民众的抗日要求，是对以往不抵抗政策的否定。然而，孙科政府主张的对日绝交，明显存在两个致命弱点：一是其主张的对日绝交并非与日宣战，而是所谓的政治绝交。这显然与民众所主张的对日绝交，武力收复失地有着本质区别。二是在日本蓄意挑衅，不断扩大侵略的情形下，宣布对日绝交，徒予日本侵华口实，而无补于中日问题的解决。何况孙科由于得不到蒋介石的合作，无法获得军方的支持，势必再现锦州之尴尬局面，即政府主战而军队不战。可见，孙科政府主张的对日绝交，唯一可能达到的目的是引起“国际间同情”。而国际间的同情，恰恰已被证明不是制止日军侵略的有效办法。
四、蒋汪合作与对日绝交的夭折
汪精卫自中山舰事件与蒋介石分道扬镰后，一直以反蒋为其职志。宁粤对峙期间，汪氏不顾蒋介石的拉拢，坚持与粤方合作，成功逼蒋第二次下野。然而，在逼蒋下野不到一个月，蒋、汪却走向合作，联手推翻孙科政府。究其原因，除了蒋、汪的政治野心外，与孙科政府的对日绝交方案有着重大关系。
首先，孙科政府提出的对日绝交方案，违背了宁粤双方在上海和谈中达成的外交政策。1931年11月7日，宁粤双方在对日政策上达成一致意见，即必须坚持“对日抵抗，不宣战，不退出国联”的外交原则。11月28日，特种外交委员会向国民党中政会提出了《现在处理时局之根本方针》。该方针提出：“第一，中国无论如何，决不先对曰宣战；第二，须尽力维持各国对我之好感；第三，对于锦州方面，如日军来攻，只有尽力抵抗。”这一方针获得蒋介石的首肯，他认为：“特种外交委员会之外交方针，乃为今日唯一至当之方针。”随后，汪精卫也于12月6日发表讲话，声称：应付目前外交办法，兄弟以为有八个字，“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此次日本出兵，是为世界各国公理所不容的，一则他违反了国际联盟，一则他违反了非战公约。故各国为着他们本国的光荣计，为着维持世界和平计，一定是要干涉的。但是，如果中国与日本宣战，则形势又不同了，他们各国就可以守中立。汪还强调：“余前曾反对南京政府，但是因民主政治而反对，非因外交问题而反对”。可见，蒋、汪在对日政策上是反对“绝交”或“宣战”。因而，孙科政府提出对日绝交方案后，立即遭到了蒋、汪的坚决反对。1月10日，在获知陈友仁主张与日绝交的消息后，蒋介石即表示：“内无准备，遽尔绝交，此大危之事也。”并致电何应钦、朱培德、陈果夫等人，告以“陈友仁提此案，众者不察，且多数赞同绝交，是诚国家最大危机。此时，我国地位若战而不宣，尚犹可言，如绝交即为宣而不战，则国必危亡”。11日，蒋介石在奉化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演讲，
详细阐述其对日方针，公开批判对日绝交是“不度国力，不明利害，不负责任，徒为快意之言”。汪精卫声称：“我必反对一种论调，这种论调就是所谓的主战派，试问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这不是以国家及民族为儿戏吗?我看了蒋辞职后的一篇告国人的文字(即《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演讲)，认为蒋与我同心，所以诚心诚意来与蒋合作。”
其次，孙科组织特别委员会讨论对日绝交，不仅有违《国民政府组织法》的原则，且动摇了蒋、汪的政治地位。四届一中全会通过的政府组织法规定，中央政治会议为政务最高决策机关，凡对内对外各项施政方针，均须中央政治会议通过，政府方能施行。然而，孙科、陈铭枢、李文范、陈友仁、冯玉祥、李宗仁、李济深等人于1月12日在沪开会，决定在中央政治会议之下成立特别委员会，处理国难期内一切政务。孙科等人决定成立特委会，主要目的在于摆脱蒋、汪的控制，重建政治中心，以应付外交、财政难题。孙科组织的特委会一旦成功有效运作，内外政策必将发生变化，蒋、汪也不一定能左右政局。对此，蒋、汪有着清醒的认识。蒋介石说：“彼之用心仍似借外侮之名扫除其所谓蒋派势力者，北方则由冯玉祥主持，以倒张学良，南方则由粤桂出兵两湖。以消灭余之军队，而乃提空名抗日，以欺国民，使余不能继起收拾危局。”为了阻止孙科组织特委会，蒋介石于1月14日致电朱培德等人表示“特种委员会极不赞成，应积极反对”。然而，孙科等人不顾蒋的反对，于14日晚正式设立特委会。15日，特委会就对日绝交及停付公债本息案进行了讨论。孙科组织特委会讨论对日绝交，不仅有违《国民政府组织法》的原则，且动摇了蒋、汪的政治地位，最终促使蒋汪迅即走向合作。
孙科组织特委会后，蒋介石再也按捺不住，于1月16日亲书一函由陈铭枢转送上海的汪精卫，“约来杭一叙”。汪得函后，即出院赴杭。次日。蒋汪会晤，密谈合作。会后联名致电胡汉民，邀其“一同入京，共支危局”。又联名致电孙科，阻止特委会通过与日绝交案，表示：“弟等愿竭其心力协助我兄支此危局”，“关于一切大计，亦俟商得展兄同意，始行决定”。18日，孙科由京抵杭。当日，蒋氏在烟霞洞与汪精卫、孙科等会谈，并在外交、财政、军事等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19日，胡汉民复电反对蒋、汪入京。但蒋氏不顾胡汉民反对，决计入京，他对汪、孙说：“余不入京则必贸然与日绝交。无通盘计划，妄逞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故余不顾一切，决计入京。”23日，蒋、汪在励志社召集会议，讨论对日问题。陈友仁向蒋、汪陈述绝交之必要，但会议决定：“对日问题，决定缓和。”24日，蒋、汪主持中政会，再次讨论对日外交。蒋、汪认为：“陈的外交政策，是不懂国情，徒作孤注一掷”，并正式否决了陈友仁的对日绝交方案。对日绝交方案被否决后，孙科、陈友仁相继离京赴沪，并于25日通电辞职。28日，蒋、汪会商外交方针，“确定二点：一积极抵抗，一预备交涉”。并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准孙科辞去行政院长职，以汪精卫继任，孙科政府正式垮台。
1930年代初的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因权力之争，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政争不已；另一方面强邻入侵，外患日急。然而，在这内忧外患之际，国民党内各派系为了争夺权力，往往将外交政策与派系斗争相纠葛，外交演变为政争之工具。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国民党正处于宁粤对峙期间。蒋介石因处于政争之漩涡，处境艰难，面对日军的入侵，强调攘外必先安内，对日采取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屈服的方针，将日军侵略诉诸于国联，致使东北大片国土沦丧。反蒋派利用蒋介石在外交上的被动与困境，逼蒋下野。继任的孙科政府，由于得不到蒋、胡、汪的有力支持，面对日军的侵略也一筹莫展。为了应付内外交迫的形势，孙科政府在外交上试图实施对日绝交。然而，孙科政府的对日绝交，不仅违背了宁粤和会既定的外交政策，而且对蒋介石与汪精卫的政治地位造成了威胁，因而遭到蒋、汪的联手否决，孙科政府最终垮台。就孙科政府对日绝交方案本身而言，它是一个不够成熟的选项。然而，它的提出与否决，表面上是宁粤双方外交政策分歧的结果，实质上却是国民党派系斗争的产物。
[作者简介]肖如平，男，1973年生，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历史系讲师；李红梅，女，1975年生，历史学博士，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柳文全]
[摘要]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在反蒋派的逼迫下再次下野，继任的孙科政府，因得不到实力派的支持，面对日军的侵略也一筹莫展。为应付内外交迫的形势，孙科政府在外交上提出了对日绝交方案。然而，孙科政府的对曰绝交方案不仅违背了宁粵和会既定的外交政策，而且对蒋介石与汪精卫的政治地位也造成威胁，因而遭到蒋、汪的联手否决。孙科政府对日绝交方案的提出与否决，表面上是宁粤双方外交政策分歧的结果。实质上则是国民党派系斗争的产物。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孙科政府，对日绝交，蒋介石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8-0043-05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顾国联决议，扩大侵略，致使中国民情激愤。民间纷纷组织抗日团体，开展对日经济绝交，并强烈要求政府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处此情形下，南京政府内部曾多次讨论对日绝交问题。然而，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国民党正处于政争之中，对日绝交的讨论往往与派系斗争相纠葛，并最终以政争的方式夭折。学术界对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对日绝交问题已有所研究。本文试图利用台北“国史馆”的蒋介石档案资料对九一八事变后孙科政府的对日绝交方案作一探讨。
一、蒋介石的不抵抗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与南京政府除了将日军的侵略诉诸于国联外，军事上采取了不抵抗政策。9月21日，蒋氏在干部会议上表示：“日本占领东省事，应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会，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以求公理之战胜。”22日，其在南京市党部演讲时，再次声称：“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在军事上坚持不抵抗的同时，在外交上蒋介石却坚持日军不先撤兵，决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为了防止东北与日本单独交涉，9月23日，蒋介石对张学良的代表万福麟说：“请回语汉卿，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省地位，必系整个，切勿单独交涉而签丧土辱国之约，且倭人狡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际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10月16日，施肇基致电蒋介石，告以国联行政院会议主席白里安主张中日交涉，并征询蒋氏的意见，蒋即复电要施予以“严词拒绝之”。蒋介石之所以坚决不与日直接交涉，一方面是其认为：“如果我中央与日本直接交涉，或令由地方交涉，余断其必无良果。”另一方面是则迫于民间舆论压力。上海《申报》连续发表时评声称：“中国实在无直接交涉之可能与必要。”此时我国应有坚强不屈、忍死不辱之主张，即日本不先撤兵，不能进行任何交涉是也。在外界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始终不敢主张与日交涉，而是强调日本先撤兵后交涉。
在日军毫无诚意，大肆侵略之际，蒋介石与南京政府坚持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屈服的方针，虽然可以防止日本借交涉之名逼迫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但其本质却是一个消极的应对方针，即完全将事件的处理寄托于国联干涉与日本对盟约的遵守上，事实上无法阻止日军对东三省的侵占。正如胡汉民所指，蒋氏的对日政策是“三无主义”，“以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之三无主义，为应付日本之惟一方针，则必至国亡种灭而后已”。东北相继沦陷，处境艰难的蒋介石在反蒋派的逼迫下不得不第二次下野。
二、孙科政府的困境
蒋介石下野后，宁粤双方于1931年12月22日至29日在南京举行四届一中全会。全会依据上海和谈原则，通过了《中央政治改革案》等重要决议，推选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三人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选任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1932年元旦，孙科政府正式宣誓就职。然而，在内忧外患之际，孙科政府面临着巨大困境。
首先，孙科政府未能获得蒋、胡、汪三人的有力支持，基础不固。按理说，孙科政府是蒋、胡、汪派系争斗妥协的产物，又得到蒋、胡、汪三人的一致同意，应该有很好的基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孙科政府得不到蒋介石支持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孙科乃逼蒋下野最得力者之一。辞职前夕，蒋氏就对吴铁城表示不愿将政权交给孙科，其曰：“哲生不肖，总理之一生，为其所卖。将来结果，不惟卖党，亦且卖国。余为总理情义计，从良心上，实不敢主张哲生当政，乃所以爱之也。”12月18日，蒋介石对刚入京的孙科说：“兄任行政院长，欲用陈友仁为外交部长，不如用伍朝枢，可免国民之反对也。”但孙科不以为然，“且以为干涉其职权”。为此，蒋氏甚为不满。22日，四届一中全会开幕式结束后，蒋氏即返回奉化老家。1月1日，孙科致电蒋介石，声称：“新政府虽已产生，以先生及展堂、季新两兄均不来京，党国失却重心，弟等何克负荷?苟不幸而颠踬，弟个人焦头烂额，固不足惜，其如国事不易收拾何?以先生平昔爱国爱党，逾于恒人，想不忍袖手而坐视也。务恳莅京坐镇，则中枢有主，人心自安。”然而，蒋氏置之不理，并在日记中云：“哲生非任艰巨之才，吾早已一再忠告之矣。彼乃自知不明，易被人惑，恐今日尚未能彻底觉悟也。吾复何能为力哉!”可见，蒋介石不会支持孙科。孙科组织政府，对胡汉民显然更为有利，胡也理应入京襄助。然而，胡汉民却表示“以在野之身，随时献替一切”，坚不入京。而汪精卫与胡汉民在上海和谈时早有“进退一致”的约定，胡不入京，汪也不便入京。依照四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国民政府组织法》，五院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并以中央政治会议为政务最高决策机关，凡对内对外各项施政方针，均须中央政治会议通过，政府方能施行。四届一中全会推选蒋、胡、汪三人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轮流主席，但蒋、胡、汪三人均不入京，致使各项政务无法推行，政府陷于半瘫痪状态。
其次，孙科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蒋氏下野后，财政部长宋子文也辞职。自宋辞职后，国库一空如洗。正如孙科所言：“以言财政，几年来债台高筑，罗掘已空，中央收入每年本有四万万，但除还债外，能用之款不及一万万。欲再发债则抵押已尽，且市面债券价格，不过二三成，即强发债，于事何补?最近财政、税收，每月不过600万，而支出方面，只军费一项，每月仍需1800万。”同时，上海金融、银行界不信任孙科政府，不愿借钱给新政府。其实，在新政府成立前夕，外界就评论：“财长无论属谁氏，财政来源均无办法，新政府之最难问题，亦在此一点。”果然被不車言中。
其三，孙科政府面临严峻的外交形势。孙科政府成立时，日军正向锦州发动进攻。12月2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并以国民政府名义电令张学良：“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12月26日，张学良复电国民政府，声称：“日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州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关于此节，尤须预筹应付策略，否则空言固守，实际有所为难”，并要求政府迅速派兵支援。30日，国民政府再次电令张学良：“日军攻锦州紧急，无论如
何，必积极抵抗，各官吏及军队均有守土应尽之责，否则外启友邦之轻视，内招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愈陷绝境，将何辞以自解?”但东北军稍作抵抗即借“给养弹药，均受日飞机妨碍，不能供给，未克持久抵抗”而撤退。1932年1月3日，锦州失陷，民情愤激。面对日军扩大侵略，孙科政府一筹莫展。1月5日，孙科发表讲话，声称：“现在外交情形，如此紧急，政府对此重大问题，亦必须由中央政治会议共同研究，或和或战取决国民公意。确定大体方针，在汪、胡、蒋三常委未到京以前，政治尚少中心，故未能率尔决定。”
在内忧外患之际，孙科政府实际接手的是一个烫手山芋。没有蒋、胡、汪的有力支持，孙科政府陷入困境。为了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处理严峻的外交形势，孙科政府唯有寻求新的破解之道。
三、对日绝交方案
锦州失陷后，日军不仅没有停止军事行动，反而在上海示威挑衅。为了阻止日军扩大侵略，孙科政府在外交部长陈友仁的主张下，提出了对日绝交方案。
孙科政府之所以提出对日绝交方案，首先是因为粤方向以革命外交批评蒋介石与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0月17日，胡汉民发表谈话，声称：“我人之对日外交，应确定一坚强之原则，其原则即‘绝对不屈服于任何暴力之下与‘绝对不能丧失国家之权利是也。故此时全国上下，不能不抱有拼命的决心与准备。”10月28日，胡汉民在接见首都各界抗日救国会代表时，再次强调：“我国目前唯有厉行革命外交方有办法。”蒋介石下野后，孙科等粤方中委相继入京，并于12月17日发表共同谈话：“目前之外交问题，同人等已屡次宣言，必以不丧权、不辱国之精神，坚忍不拔之毅力，达到恢复领土主权之目的，以副国人之期望，为吾人之职志矣。统一政府成立后，同人等相信，必能尊重民众与人民，同心合力发挥革命外交之精神，选用革命外交之策略，以恢复东三省之领土主权。至不得已时，同人等相信新政府亦必下最大之决心，绝不至有负国民之期望也。至此次丧失东三省，则凡直接负守土之军政当局，实应负其责，而受国之公判。”对日绝交方案的提出，正是粤方革命外交政策的继承与发展。
其次，民众要求对日绝交的呼声日益强烈。自九一八事变后，民众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纷纷要求政府：“速谋自卫，以武力接受防地。”各地学生更是强烈要求政府出兵收复失地。11月26日，上海各大学组织督促政府对日出兵团千余人。到南京请愿，高呼：“督促政府出兵；惩办张学良；武力收复失地；实行革命外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锦州失陷后。“国民心理愈形愤激，对国内军政当局之责望益切，欲立时下令全国总动员以收复失土，几为一致之要求”。孙科政府也因对日外交困境而备受指责。1月11日《申报》发表时评，批评新政府在外交上毫无办法：“新政府成立，新外交当局曰打破国难当用外交手段。手段则如何?人民引领以望，锦州又陷落，热河又告急，手段仍不可闻，不可见。如曰有之，亦不过为以夷制夷，拒前门虎引后门狼之一贯之外交政策，是则又一亡国之道也。”民众强烈要求对日绝交的呼声，也是孙科政府提出对日绝交方案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为引起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日本违反国联12月10日关于中日双方不得再有挑衅军事行动的决议，出兵占领锦州，再次暴露其无意遵守国联决议，坚持侵略扩张之本质。日本占领锦州，令美国非常震惊。1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照会中日两国，称：“凡中日两国政府或其代表订立之条约协定，足以损害美国或其人民在华之条约权利，或损及中国主权独立及领土主权完整，或违反华门户开放政策者，美国政府均无意承认。凡违反1928年中日美三国于巴黎签字之非战公约之方法而造成之情势、条约协定，美国政府亦无意承认。”此即著名的“史汀生主义”。美国对日态度的强硬，令孙科政府看到了新的希望，陈友仁试图通过宣布对日绝交引起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其在1月16日特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反复说明：“对日绝交并非与日开战，乃一种引起国际间同情之手段而已。”
客观而言，孙科政府主张的对日绝交，是在日军不断扩大侵略，国联干涉无效的情形下，采取的一种积极应对方针，一定程度顺应了民众的抗日要求，是对以往不抵抗政策的否定。然而，孙科政府主张的对日绝交，明显存在两个致命弱点：一是其主张的对日绝交并非与日宣战，而是所谓的政治绝交。这显然与民众所主张的对日绝交，武力收复失地有着本质区别。二是在日本蓄意挑衅，不断扩大侵略的情形下，宣布对日绝交，徒予日本侵华口实，而无补于中日问题的解决。何况孙科由于得不到蒋介石的合作，无法获得军方的支持，势必再现锦州之尴尬局面，即政府主战而军队不战。可见，孙科政府主张的对日绝交，唯一可能达到的目的是引起“国际间同情”。而国际间的同情，恰恰已被证明不是制止日军侵略的有效办法。
四、蒋汪合作与对日绝交的夭折
汪精卫自中山舰事件与蒋介石分道扬镰后，一直以反蒋为其职志。宁粤对峙期间，汪氏不顾蒋介石的拉拢，坚持与粤方合作，成功逼蒋第二次下野。然而，在逼蒋下野不到一个月，蒋、汪却走向合作，联手推翻孙科政府。究其原因，除了蒋、汪的政治野心外，与孙科政府的对日绝交方案有着重大关系。
首先，孙科政府提出的对日绝交方案，违背了宁粤双方在上海和谈中达成的外交政策。1931年11月7日，宁粤双方在对日政策上达成一致意见，即必须坚持“对日抵抗，不宣战，不退出国联”的外交原则。11月28日，特种外交委员会向国民党中政会提出了《现在处理时局之根本方针》。该方针提出：“第一，中国无论如何，决不先对曰宣战；第二，须尽力维持各国对我之好感；第三，对于锦州方面，如日军来攻，只有尽力抵抗。”这一方针获得蒋介石的首肯，他认为：“特种外交委员会之外交方针，乃为今日唯一至当之方针。”随后，汪精卫也于12月6日发表讲话，声称：应付目前外交办法，兄弟以为有八个字，“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此次日本出兵，是为世界各国公理所不容的，一则他违反了国际联盟，一则他违反了非战公约。故各国为着他们本国的光荣计，为着维持世界和平计，一定是要干涉的。但是，如果中国与日本宣战，则形势又不同了，他们各国就可以守中立。汪还强调：“余前曾反对南京政府，但是因民主政治而反对，非因外交问题而反对”。可见，蒋、汪在对日政策上是反对“绝交”或“宣战”。因而，孙科政府提出对日绝交方案后，立即遭到了蒋、汪的坚决反对。1月10日，在获知陈友仁主张与日绝交的消息后，蒋介石即表示：“内无准备，遽尔绝交，此大危之事也。”并致电何应钦、朱培德、陈果夫等人，告以“陈友仁提此案，众者不察，且多数赞同绝交，是诚国家最大危机。此时，我国地位若战而不宣，尚犹可言，如绝交即为宣而不战，则国必危亡”。11日，蒋介石在奉化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演讲，
详细阐述其对日方针，公开批判对日绝交是“不度国力，不明利害，不负责任，徒为快意之言”。汪精卫声称：“我必反对一种论调，这种论调就是所谓的主战派，试问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这不是以国家及民族为儿戏吗?我看了蒋辞职后的一篇告国人的文字(即《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演讲)，认为蒋与我同心，所以诚心诚意来与蒋合作。”
其次，孙科组织特别委员会讨论对日绝交，不仅有违《国民政府组织法》的原则，且动摇了蒋、汪的政治地位。四届一中全会通过的政府组织法规定，中央政治会议为政务最高决策机关，凡对内对外各项施政方针，均须中央政治会议通过，政府方能施行。然而，孙科、陈铭枢、李文范、陈友仁、冯玉祥、李宗仁、李济深等人于1月12日在沪开会，决定在中央政治会议之下成立特别委员会，处理国难期内一切政务。孙科等人决定成立特委会，主要目的在于摆脱蒋、汪的控制，重建政治中心，以应付外交、财政难题。孙科组织的特委会一旦成功有效运作，内外政策必将发生变化，蒋、汪也不一定能左右政局。对此，蒋、汪有着清醒的认识。蒋介石说：“彼之用心仍似借外侮之名扫除其所谓蒋派势力者，北方则由冯玉祥主持，以倒张学良，南方则由粤桂出兵两湖。以消灭余之军队，而乃提空名抗日，以欺国民，使余不能继起收拾危局。”为了阻止孙科组织特委会，蒋介石于1月14日致电朱培德等人表示“特种委员会极不赞成，应积极反对”。然而，孙科等人不顾蒋的反对，于14日晚正式设立特委会。15日，特委会就对日绝交及停付公债本息案进行了讨论。孙科组织特委会讨论对日绝交，不仅有违《国民政府组织法》的原则，且动摇了蒋、汪的政治地位，最终促使蒋汪迅即走向合作。
孙科组织特委会后，蒋介石再也按捺不住，于1月16日亲书一函由陈铭枢转送上海的汪精卫，“约来杭一叙”。汪得函后，即出院赴杭。次日。蒋汪会晤，密谈合作。会后联名致电胡汉民，邀其“一同入京，共支危局”。又联名致电孙科，阻止特委会通过与日绝交案，表示：“弟等愿竭其心力协助我兄支此危局”，“关于一切大计，亦俟商得展兄同意，始行决定”。18日，孙科由京抵杭。当日，蒋氏在烟霞洞与汪精卫、孙科等会谈，并在外交、财政、军事等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19日，胡汉民复电反对蒋、汪入京。但蒋氏不顾胡汉民反对，决计入京，他对汪、孙说：“余不入京则必贸然与日绝交。无通盘计划，妄逞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故余不顾一切，决计入京。”23日，蒋、汪在励志社召集会议，讨论对日问题。陈友仁向蒋、汪陈述绝交之必要，但会议决定：“对日问题，决定缓和。”24日，蒋、汪主持中政会，再次讨论对日外交。蒋、汪认为：“陈的外交政策，是不懂国情，徒作孤注一掷”，并正式否决了陈友仁的对日绝交方案。对日绝交方案被否决后，孙科、陈友仁相继离京赴沪，并于25日通电辞职。28日，蒋、汪会商外交方针，“确定二点：一积极抵抗，一预备交涉”。并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准孙科辞去行政院长职，以汪精卫继任，孙科政府正式垮台。
1930年代初的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因权力之争，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政争不已；另一方面强邻入侵，外患日急。然而，在这内忧外患之际，国民党内各派系为了争夺权力，往往将外交政策与派系斗争相纠葛，外交演变为政争之工具。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国民党正处于宁粤对峙期间。蒋介石因处于政争之漩涡，处境艰难，面对日军的入侵，强调攘外必先安内，对日采取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屈服的方针，将日军侵略诉诸于国联，致使东北大片国土沦丧。反蒋派利用蒋介石在外交上的被动与困境，逼蒋下野。继任的孙科政府，由于得不到蒋、胡、汪的有力支持，面对日军的侵略也一筹莫展。为了应付内外交迫的形势，孙科政府在外交上试图实施对日绝交。然而，孙科政府的对日绝交，不仅违背了宁粤和会既定的外交政策，而且对蒋介石与汪精卫的政治地位造成了威胁，因而遭到蒋、汪的联手否决，孙科政府最终垮台。就孙科政府对日绝交方案本身而言，它是一个不够成熟的选项。然而，它的提出与否决，表面上是宁粤双方外交政策分歧的结果，实质上却是国民党派系斗争的产物。
[作者简介]肖如平，男，1973年生，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历史系讲师；李红梅，女，1975年生，历史学博士，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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