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双重面相

张文俊 申晓云
[摘要]奉张崛起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奉张集团的早期发展,获得日本大力支持。张作霖随着实力增强,与日关系趋于紧张,彼此呈现一种双重面相,而非单一地张“亲日”,或日本支持张,双方关系充满妥协与斗争。
[关键词]奉张集团,日本,中日关系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8-0038-05
张作霖称霸东北,问鼎中原,掌控北京政府。这一辉煌历程,除了张作霖才识过人之外,更多在于张获得日本支持。但张作霖并非完全亲日,在事关民族主权问题上,张作霖运用灵活策略抵日,往往取得事半功倍之效,导致双方积怨加深,日本侵占东北阴谋破产。实际上,张作霖与日本关系呈现一种双重面相,非简单“亲日”所能描述。
1905年12月12日,中日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3款,附约12款。其中附约规定:将奉天省内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等,吉林省内长春、吉林、哈尔滨等,黑龙江省内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等,共16个城镇开埠通商;中国军队不得进踞日本驻兵界限20华里以内;在营口、奉天、安东划定日本租界;安东至奉天铁路由日本经营和改建。此约签订致使南满成为日本势力范围。张作霖意识到要想立足东北,需取得日本支持。1912年1月26日,张作霖拜访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向日本示好,但受到日本冷落,没有达成所愿。随后,日本政局变动,寺内正毅上台组阁。张作霖曾与寺内正毅在朝鲜有过接触,觉得寺内正毅是其壮大势力的契机,便极力争取日本支持。张作霖为获得日本好感,在东北排斥异己时,首先得到日本首肯,并聘用日本顾问,表示对日亲善。
张作霖在东北崛起之际,正是日本侵略势力在东北急剧发展的年代。他要想称霸东北,就需要日本或明或暗的支持。日本经过分析研究,也认为其欲扩展东北势力,必须全力扶持张作霖,才能实现其在华利益。日人后藤新平在《日支冲突之真相》一书中讲到:“张作霖并无宦途履历,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而在满洲,则有特殊之势力与地位,张离满洲则无地位,盖以满洲为其唯一之势力范围也。张氏心中惟有权势利欲,别无他种知识。彼认日本在满洲有绝大势力,反对日本,于彼不利,倾向日本,于彼有益。如果利用此特殊之地位,照其心中所认识者而行,则张氏将为满洲专制之王,而日本亦得利用张氏,在满洲为所欲为。”日本欲以完全控制满洲,需获得中国地方实力派的配合与支持,他们选择了张作霖。可见,二者各有所图,在一定条件下,使其政治上达成某种妥协,互相勾结利用。
1920年直皖战争期间,张作霖与直系联手倒皖,皖系战败,奉系势力便向关内扩张,但遭到直系抵制,直、奉关系趋于紧张。因直系背后有英美支持,张作霖也亟须外援,随之主动加强与日本联络。不过,其时日人扶植重心为掌握中央权柄的皖系,皖系既倒,奉系与日本很快亲密起来。1920年11月,张作霖派亲信于冲汉到日本活动,找到日本首相原敬,以取得进一步联系。原敬在日记中记载说:“事实上是张企图以日本为背景来扩张势力,而我们为了在东三省发展,有给张以优遇的必要。双方利益不谋而合。事情就是如此。”张作霖在准备与曹、吴摊牌之前,又派他的日本顾问可野中佐去跟日驻华公使小幡通气,以争取日人支持。1921年5月17日,日本内阁作了《关于对张作霖的态度》的决议,表示愿意支持张作霖,并巩固其在东北统治,但又不希望他进入中央政界。
第一次直奉战争前,日本政府内部就援张问题出现分歧。1922年1月9日,日本外相在一封密电中说:“如援张,日本则冒很大风险。提供武器一事,不会不在外部泄露,如此事被揭露,日本不仅召来张的政敌,而且召来中国国民和世界舆论的非难和反对,影响我国外交立场。英美方面为对抗日本对张的援助,又援助吴佩孚,进而出现日、英、美对峙的形势。有必要甘冒这种风险而援张吗?”但迫于国内舆论与军部压力,日本政府以间接或不为人知的方式,暗中扶持奉张集团。
张作霖借助日本力量,大肆扩展军备,开始了与直、皖等北洋实力派的角逐。通过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资源,使其一方面取代皖系角色,成为日本在华代言人;另一方面,其势力也由东三省向京津扩展。张作霖入关不久,与日矛盾日趋尖锐。日本原以为支持张作霖取得北京政权,其一定顺从日本,解决多年来悬而未决的“满蒙悬案”。张作霖则认为稳掌北京政权,仅靠日本支持是不够的,必须取得更多国家支持。所以,张作霖采取“以夷制夷”策略,借助英美势力,牵制日本,以减轻日本压力。1924年,张作霖不顾日本反对,成立东北交通委员会,开始筹建东北铁路网。先后以自行筹款方式,建筑了奉海、吉海、打通等路,还准备建筑葫芦岛港,企图通过自建铁路,把奉、吉、黑以及内蒙连接起来。以葫芦岛做吞吐港,在南满铁路沿线设卡,征收货物税等,用以限制日本利用南满铁路对东北财富的掠夺。这一作法,无疑是张作霖试图“摆脱日本控制和干涉的倾向”。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与张作霖矛盾升温,双方摩擦不断。其时奉系表面上看似强大,内部危机重重,新、老两派斗争严重。老派主要为张作霖的绿林兄弟,所谓“老伙伴”,如吴俊升、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新派指以张学良为核心的“陆大派”(因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而得名)少壮人物,如郭松龄、魏益山、李景林、刘伟、范浦江、刘振东等。奉系还有一派为“士官派”,以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人物为核心,如杨宇霆、姜登选。杨宇霆资格老,主意多,同时深得老派信任,又掌握着奉系主力部队,与日本关系密切,被视为奉系内部“亲日派”。但郭松龄派是奉军中较有头脑,怀有远大抱负之人,他们掌握奉军精锐,但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并未得到理想地盘,又受杨宇霆等人排挤,致使郭、杨矛盾激化。郭松龄经常抱怨:“邻葛用那么多留学生,把东北的事情都弄糟了。”此外,郭松龄还仇视张作霖与日本订立密约。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联合冯玉祥,通电倒戈反奉。战争刚开始,郭军进展顺利,势如破竹,11月27日通过山海关,30日改称国民军。12月15日,奉军兴城战败,张作霖失去控制。奉张部分人士认为大势已去,准备向国民军投诚。张作霖也一面做好出逃准备,一面向日本求援。郭松龄滦州起义时,杨宇霆曾亲赴大连求助关东军,同时王永江也与日本驻奉总领事吉田接洽,希望能够出兵,稳定东北局势。郭松龄攻占锦州时,派殷汝耕为代表,到旅顺同日本关东军交涉,协商通过南满铁路,并使用满铁火车运兵。张作霖得知此消息后,即刻到沈阳满铁事务所,同日本关东军司令官代表谈判,签订密约。密约内容为:1日本臣民在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均享有商租权,即与当地居民一样有居住和经营工商业权利;2周岛地区行政权移让;3吉敦铁路的延长,并与图们江以东的朝鲜铁路接轨
和联运;4洮昌道所属各县均准许日本开设领事馆;5以上四项的详细实施办法,另由日中外交机关共同协商决定。双方交换条件:日本阻止郭军通过满铁沿线,必要时日本关东军出兵保护张作霖,维持省城治安,给张作霖等要人提供避难场所等等。
事实上,日本政府十分关注奉系内讧,但因币原外相坚持“不干涉内政”的方针,日本保持中立。日本首相加藤认为,郭张两军纷争,是中国内部的个人斗争,张作霖输也好,郭松龄赢也罢,跟日本没有关系。政府将在绝对不干涉主义下,静观其变,假若其结果将危害到日本的特殊利益时,才要采取适当处置。日本社会人士力主出兵,政府却无出兵借口,并担心影响中日关系发展。
随着奉张节节败退,日本社会援张声浪高涨,日本当局态度随之发生转变。经过权衡利弊,日本决定支持张作霖,帮其平息内乱。11月30日,满铁社长曾亲自致电日本外相,“如果对张作霖晓以机宜措施,其颓势的挽回,未必不可能,尤其我国应对之予以有形或无形之支持。再者为形势更趋好转,毋庸赘述,我国在东三省占有特殊地位,当此之际,采取机宜措施使其地位不被动摇,是为卑职现负之职责,以此特烦阁下焦虑之缘由也。尔后之事暂行搁置,深信支持张作霖抵抗为当务,除此之外别无他策”。
日本当局对郭奉战争的态度是谨慎的,意识到时局的重要性,既想支持张作霖,又怕张作霖失脚受到牵连,因此也作了多手准备。当时日本分析张郭各自利弊,主张多管齐下,“世事多变;进、退、喜、忧,无论何人恒难逆赌”,“倘使郭松龄一时握得政权,但作为东三省之当事者,其在才智、力量、资望、阅历、人缘等方面终难堪当其任。诸如吉林、黑龙江省等必将独立,可以想象不能一如既往推行统一政策”。如张作霖不能力挽残局,日本只好将赌注放在王永江身上,劝告王永江“不论奉天实权者为何人,唯凭依其实力调处整个东三省,遍施威令以防北方俄国进入。即使大势不利,张总司令无可奈何暂行下野,贵省长要留任到底,为利济时艰。不胜切望尽瘁努力之至,此举不只是为了东三省,且对保持远东局势,实有裨益”。同时,日本又与郭军接洽,满铁对运送中国士兵做了新决定,“当断定郭松龄权力确定之后,采取与对待张作霖所属部队同样之办法,以郭松龄所属部队为合法政府之正规军,允其武装运送,而张作霖部队则须解除武装,否则不予运送”,但因郭不愿出卖东北主权与日交易,导致日本转向支持张作霖,以双方签订密约为条件,关东军助张消灭郭军。事件平息后,日本多次逼张答应郭松龄事件中所许之承诺,但张却借词推托,不予给以积极回应,致使日本与张关系紧张,且日本愈益认识到张作霖对日的两面性。
1927年6月,日本“东方会议”专门讨论北方政策时,吉田茂总领事认为:“1东三省目前维持现在之制度组织,对我方虽然方便,但我方如过度置于张作霖之命运如何,则不可。张作霖自身如有支持自身之力量,加以支持固然为好,但如其自身已无支持之力量,而我方仍加以支持,则有百害而无一利。换言之,亦即张作霖之命运,一任张自身之力量,乃极紧要之事;2我在满蒙之发展依仗张作霖政权之好意帮助而实现之政策,乃不可之事。在满洲保有租借地、铁路、附属地行政权、驻兵权、矿山以及其他条约上诸种权利之日本实力,并非何种微弱之物。过去我方政策经常忘却此点。过度想讨取张作霖之欢心好意,反而有为张作霖所乘而不能达到目的之倾向。”从吉田茂的言论看出,日本对张态度发生转变,其也在玩弄两面手法。为了实现满蒙利益最大化,日本需要获得奉张大力支持,最好其能听命于日本,唯其马首是瞻,但张作霖并非其完全中意之人,越来越表现得不太驯服,以致张作霖与日本关系恶化。最终,日本采取极端方式,谋杀张作霖,试图扶植新人,代其完全控制东北。
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一直为历史之谜,真正肇事者当时并未捕获。1946年,河本大作在远东国际法庭承认,谋杀张作霖是他与关东军所为。日本杀害张作霖究其原因为何?村冈军司令官讲:“有害于维持满蒙的治安者,应即时解除其武装。如果不肯解除武装,侧断然阻止其进入东北。尤其是南军,绝对要阻止其插足东北一步。”凭日人所述,关东军谋杀张作霖,是为防范满蒙利益被损,阻止南军势力进入东北。事实上,北伐军进攻济南时。就曾遭日本武力干涉,但为了避免列强干预,北伐军当时并未攻击日军,而是采取绕道而行。以这样的逻辑推断,蒋介石明知东北与日本纠葛甚重,断不会贸然进攻东北,张作霖被炸之原因,主要是日本对其的不顺从,及双方许多密约或协定,张作霖没有依照日本意愿兑现,致使军部采取极端方式,杀害张作霖,消除日本向东北渗透的绊脚石。
日本视东北为其生命线,久蓄攘夺吞并之心。民国初年,日本胁迫袁世凯,订立“二十一条”,侵略重点在东北。多年来,日本借此不断向张作霖威胁利诱,而张作霖却不加理会。民国十五六年间,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某次与张作霖交涉,曾对张盛气凌人地说:“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作霖立即还以颜色,岸然答道:“怎么样?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的好了。”言罢即起身送客,吉田茂悻悻而去,不久就被调回国。北伐战争期间,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与有关人员,曾用多种手段,迫使张作霖接受其条件。张氏如果答应,日本即使用各种力量,包括武力协助,易服出兵,助其作战,支持他统治北中国,与南京革命政府划江分治。然张作霖主张中国人闹家务,自己事自己了,绝不愿外人插手。日本见张作霖硬不就范,转头向张宗昌接洽。张作霖闻讯,电召张宗昌到北京,亲口告诉他:“效坤(张宗昌别号),我们自己闹家务,绝不能借助外人,落千秋万世的骂名。”张宗昌奉命惟谨,日本的这一狂图,又告落空。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在东京外相官邸召开东方会议,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意欲“使满洲脱离中国本土,置于日本势力之下”。随之,日本乘张作霖掌握北京政权之际,向张索取满蒙权益,遭张拒绝。这样,张作霖的行为使日本大为不满。为防止日本权益丧失,日本乘张作霖在京统治即将瓦解之际,加速掠夺东北权益,
在“满蒙交涉”过程中,日本采取第一步行动,派态度蛮横的驻奉总领事吉田茂,向奉天当局直接施加压力。1927年8月,吉田茂见奉天省长莫德惠,狂妄地要求莫德惠接受日本要求。这时,由于日本出兵山东,召开东方会议和索取东北权益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中国反帝斗争的矛头指向日本,东北民众也迅速掀起反日斗争。8月下旬,奉天省议会开始协商反日办法,莫德惠抓住民众反日情绪,在奉天与吉田茂交涉,收效甚微。因日本当局与东北地方交涉,没有取得多少成果,遂派驻日公使芳泽谦吉在北京与张作霖直接交涉。
8月,芳泽带田中亲笔书信及所赠礼物,面交张作霖,向他提出“满蒙党书”,要求解决一切“悬
案”。张作霖假装糊涂,说他不知详情,让芳泽与杨宇霆交涉。芳泽走后,张作霖马上在帅府召集会议,商量对策,在场的人认为由地方直接交涉合适,便于留下缓冲余地。芳泽与杨宇霆会面时,杨宇霆让其转告吉田茂,希望他收敛脾气,以利于双方谈判。芳泽深知东北地方当局,一切唯张作霖命令行事,与他们交涉,只能是浪费时间,故只想在京与张作霖直接交涉。此时,东北人民再次反日,为张作霖提供了一面很好的挡箭牌,导致日、张交涉陷于停顿。然而,日本侵略者与张作霖的交涉并未停止。田中内图鉴于中国人民反日运动高涨,考虑到张作霖对日表面强硬,暗中屈服的特点,于8月上旬密派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与张作霖秘密谈判。山本一改吉田茂强硬做法,企图用其他办法,促使张作霖解决满蒙悬案。10月10日,山本到北京,与张作霖订立了所谓“满蒙五路协约”。同时,为了收买反对者,山本送给张作霖500万元。
1928年5月15日,山本条太郎到北京求见张作霖,要求张在满蒙五铁路建设协定细目案上签字,张作霖令张作相出面,与日本交涉,签订承造合同具体事宜,张作相怕遭国人痛骂,将其交给他人处理,结果相关负责人互相推托,并未签订正约。5月17日晚,日使芳泽会见张作霖,面递日本政府觉书,并与张谈至深夜。芳泽说:“大势已经如此,为使战乱不波及京、津,收拾军队撤回满洲以维持治安对奉天派为万全之策。”张作霖不肯轻易放弃北京政权,当即严词拒绝芳泽要求。芳泽追问张,你们能打过北伐军吗广张作霖说:“如果打不过他们,我们可以退回关外。”芳泽乘人之危,逼张接受中日共同经营南满铁路和中国的四洮铁路等,遭到张作霖坚决回绝。日公使随即警告张作霖,如果没有日本支持。张就不能维持北京统治。张回答不能控制北京局面,就回老家。日公使不怀好意地说道:“恐怕未必回得去吧。”张作霖生气地说:“关外是我们的家,愿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呢?”芳泽看到张作霖并未被这些话所吓倒,就进一步采取威胁手段,警告说:“帝国政府为维护满洲治安计,不得不取适宜且有效之措置”,并乘机向张索取满蒙权益。此外,他又向张威胁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侨,你对此应负一切责任。”5月18日,日本政府对中国南、北两政府发出将在东北采取军事行动的觉书,张作霖于25日提出答复,谓断难承认日本觉书所称“适当有效处置”,且声明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盼日本鉴于济南惨案。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措置。同时发表宣言,指出日本此举违背华盛顿会议精神,欲以诉诸国际评裁。
张作霖离开北京前一天,芳泽谦吉密访张作霖,欲劝张接受日本条件,遭张拒见。张作霖反而用滑樁手段,对芳泽呈递日本书面要求做了批复。据罗靖寰回忆,1941年他任伪满驻意大利公使时,在罗马常与日本驻意使馆参事安东泰接触。有一次,安东泰谈到张作霖,“张作霖这个人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是我知道他是非常狡猾的!1928年间,芳泽谦吉任驻北京公使,我当参事官。当时,芳泽公使奉外务省命令向张作霖提出几项书面要求,并请他签字。他曾将文件留下,并满口答应签字,芳泽借以为真,随即电告外务省和参谋本部查照。后来,张又一再拖延,在他回奉前一天,芳泽又去催促,他才把该项文件交还给了芳泽。迨芳泽回到公使馆,打开文件一看,只见张在每个文件上都写了个‘阅字,并没签署他的姓名。……”张作霖抵制日本,致使日本侵华权益未能得逞,日本遂制造皇姑屯事件,谋杀了张作霖。
张作霖执掌东北军政十余年间,恰逢国内政局频繁变动,他能在日俄两大强邻觊觎间,苦于周旋,维护主权,确实难能可贵。因其所据区域的特殊性,张作霖与日关系较为复杂,二者既有矛盾斗争,也有互相协作。这种朦胧色彩,多给后人留下不良印象。张作霖满足日本要求,多次镇压东北抗日运动,在经济交往中也有诸多妥协,但在涉及重大主权问题上。张作霖不畏强权,坚决抵制日本,最终被日本所害。满足日本要求或对日妥协,张作霖可能并非出于本意,或许是在日本强大势力下,权衡利弊得失的一种选择。正如加文,麦柯马克所言,与日本比较,张作霖的地位是脆弱的,“只有在自甘冒险时,他才能够不理睬这个事实”。
[作者简介]张文俊,男,1983年生,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
申晓云,女,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外交史。
[责任编辑:柳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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