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双重面相
张文俊 申晓云
[摘要]奉张崛起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奉张集团的早期发展，获得日本大力支持。张作霖随着实力增强，与日关系趋于紧张，彼此呈现一种双重面相，而非单一地张“亲日”，或日本支持张，双方关系充满妥协与斗争。
[关键词]奉张集团，日本，中日关系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8-0038-05
张作霖称霸东北，问鼎中原，掌控北京政府。这一辉煌历程，除了张作霖才识过人之外，更多在于张获得日本支持。但张作霖并非完全亲日，在事关民族主权问题上，张作霖运用灵活策略抵日，往往取得事半功倍之效，导致双方积怨加深，日本侵占东北阴谋破产。实际上，张作霖与日本关系呈现一种双重面相，非简单“亲日”所能描述。
1905年12月12日，中日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3款，附约12款。其中附约规定：将奉天省内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等，吉林省内长春、吉林、哈尔滨等，黑龙江省内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等，共16个城镇开埠通商；中国军队不得进踞日本驻兵界限20华里以内；在营口、奉天、安东划定日本租界；安东至奉天铁路由日本经营和改建。此约签订致使南满成为日本势力范围。张作霖意识到要想立足东北，需取得日本支持。1912年1月26日，张作霖拜访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向日本示好，但受到日本冷落，没有达成所愿。随后，日本政局变动，寺内正毅上台组阁。张作霖曾与寺内正毅在朝鲜有过接触，觉得寺内正毅是其壮大势力的契机，便极力争取日本支持。张作霖为获得日本好感，在东北排斥异己时，首先得到日本首肯，并聘用日本顾问，表示对日亲善。
张作霖在东北崛起之际，正是日本侵略势力在东北急剧发展的年代。他要想称霸东北，就需要日本或明或暗的支持。日本经过分析研究，也认为其欲扩展东北势力，必须全力扶持张作霖，才能实现其在华利益。日人后藤新平在《日支冲突之真相》一书中讲到：“张作霖并无宦途履历，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而在满洲，则有特殊之势力与地位，张离满洲则无地位，盖以满洲为其唯一之势力范围也。张氏心中惟有权势利欲，别无他种知识。彼认日本在满洲有绝大势力，反对日本，于彼不利，倾向日本，于彼有益。如果利用此特殊之地位，照其心中所认识者而行，则张氏将为满洲专制之王，而日本亦得利用张氏，在满洲为所欲为。”日本欲以完全控制满洲，需获得中国地方实力派的配合与支持，他们选择了张作霖。可见，二者各有所图，在一定条件下，使其政治上达成某种妥协，互相勾结利用。
1920年直皖战争期间，张作霖与直系联手倒皖，皖系战败，奉系势力便向关内扩张，但遭到直系抵制，直、奉关系趋于紧张。因直系背后有英美支持，张作霖也亟须外援，随之主动加强与日本联络。不过，其时日人扶植重心为掌握中央权柄的皖系，皖系既倒，奉系与日本很快亲密起来。1920年11月，张作霖派亲信于冲汉到日本活动，找到日本首相原敬，以取得进一步联系。原敬在日记中记载说：“事实上是张企图以日本为背景来扩张势力，而我们为了在东三省发展，有给张以优遇的必要。双方利益不谋而合。事情就是如此。”张作霖在准备与曹、吴摊牌之前，又派他的日本顾问可野中佐去跟日驻华公使小幡通气，以争取日人支持。1921年5月17日，日本内阁作了《关于对张作霖的态度》的决议，表示愿意支持张作霖，并巩固其在东北统治，但又不希望他进入中央政界。
第一次直奉战争前，日本政府内部就援张问题出现分歧。1922年1月9日，日本外相在一封密电中说：“如援张，日本则冒很大风险。提供武器一事，不会不在外部泄露，如此事被揭露，日本不仅召来张的政敌，而且召来中国国民和世界舆论的非难和反对，影响我国外交立场。英美方面为对抗日本对张的援助，又援助吴佩孚，进而出现日、英、美对峙的形势。有必要甘冒这种风险而援张吗?”但迫于国内舆论与军部压力，日本政府以间接或不为人知的方式，暗中扶持奉张集团。
张作霖借助日本力量，大肆扩展军备，开始了与直、皖等北洋实力派的角逐。通过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资源，使其一方面取代皖系角色，成为日本在华代言人；另一方面，其势力也由东三省向京津扩展。张作霖入关不久，与日矛盾日趋尖锐。日本原以为支持张作霖取得北京政权，其一定顺从日本，解决多年来悬而未决的“满蒙悬案”。张作霖则认为稳掌北京政权，仅靠日本支持是不够的，必须取得更多国家支持。所以，张作霖采取“以夷制夷”策略，借助英美势力，牵制日本，以减轻日本压力。1924年，张作霖不顾日本反对，成立东北交通委员会，开始筹建东北铁路网。先后以自行筹款方式，建筑了奉海、吉海、打通等路，还准备建筑葫芦岛港，企图通过自建铁路，把奉、吉、黑以及内蒙连接起来。以葫芦岛做吞吐港，在南满铁路沿线设卡，征收货物税等，用以限制日本利用南满铁路对东北财富的掠夺。这一作法，无疑是张作霖试图“摆脱日本控制和干涉的倾向”。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与张作霖矛盾升温，双方摩擦不断。其时奉系表面上看似强大，内部危机重重，新、老两派斗争严重。老派主要为张作霖的绿林兄弟，所谓“老伙伴”，如吴俊升、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新派指以张学良为核心的“陆大派”(因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而得名)少壮人物，如郭松龄、魏益山、李景林、刘伟、范浦江、刘振东等。奉系还有一派为“士官派”，以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人物为核心，如杨宇霆、姜登选。杨宇霆资格老，主意多，同时深得老派信任，又掌握着奉系主力部队，与日本关系密切，被视为奉系内部“亲日派”。但郭松龄派是奉军中较有头脑，怀有远大抱负之人，他们掌握奉军精锐，但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并未得到理想地盘，又受杨宇霆等人排挤，致使郭、杨矛盾激化。郭松龄经常抱怨：“邻葛用那么多留学生，把东北的事情都弄糟了。”此外，郭松龄还仇视张作霖与日本订立密约。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联合冯玉祥，通电倒戈反奉。战争刚开始，郭军进展顺利，势如破竹，11月27日通过山海关，30日改称国民军。12月15日，奉军兴城战败，张作霖失去控制。奉张部分人士认为大势已去，准备向国民军投诚。张作霖也一面做好出逃准备，一面向日本求援。郭松龄滦州起义时，杨宇霆曾亲赴大连求助关东军，同时王永江也与日本驻奉总领事吉田接洽，希望能够出兵，稳定东北局势。郭松龄攻占锦州时，派殷汝耕为代表，到旅顺同日本关东军交涉，协商通过南满铁路，并使用满铁火车运兵。张作霖得知此消息后，即刻到沈阳满铁事务所，同日本关东军司令官代表谈判，签订密约。密约内容为：1日本臣民在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均享有商租权，即与当地居民一样有居住和经营工商业权利；2周岛地区行政权移让；3吉敦铁路的延长，并与图们江以东的朝鲜铁路接轨
和联运；4洮昌道所属各县均准许日本开设领事馆；5以上四项的详细实施办法，另由日中外交机关共同协商决定。双方交换条件：日本阻止郭军通过满铁沿线，必要时日本关东军出兵保护张作霖，维持省城治安，给张作霖等要人提供避难场所等等。
事实上，日本政府十分关注奉系内讧，但因币原外相坚持“不干涉内政”的方针，日本保持中立。日本首相加藤认为，郭张两军纷争，是中国内部的个人斗争，张作霖输也好，郭松龄赢也罢，跟日本没有关系。政府将在绝对不干涉主义下，静观其变，假若其结果将危害到日本的特殊利益时，才要采取适当处置。日本社会人士力主出兵，政府却无出兵借口，并担心影响中日关系发展。
随着奉张节节败退，日本社会援张声浪高涨，日本当局态度随之发生转变。经过权衡利弊，日本决定支持张作霖，帮其平息内乱。11月30日，满铁社长曾亲自致电日本外相，“如果对张作霖晓以机宜措施，其颓势的挽回，未必不可能，尤其我国应对之予以有形或无形之支持。再者为形势更趋好转，毋庸赘述，我国在东三省占有特殊地位，当此之际，采取机宜措施使其地位不被动摇，是为卑职现负之职责，以此特烦阁下焦虑之缘由也。尔后之事暂行搁置，深信支持张作霖抵抗为当务，除此之外别无他策”。
日本当局对郭奉战争的态度是谨慎的，意识到时局的重要性，既想支持张作霖，又怕张作霖失脚受到牵连，因此也作了多手准备。当时日本分析张郭各自利弊，主张多管齐下，“世事多变；进、退、喜、忧，无论何人恒难逆赌”，“倘使郭松龄一时握得政权，但作为东三省之当事者，其在才智、力量、资望、阅历、人缘等方面终难堪当其任。诸如吉林、黑龙江省等必将独立，可以想象不能一如既往推行统一政策”。如张作霖不能力挽残局，日本只好将赌注放在王永江身上，劝告王永江“不论奉天实权者为何人，唯凭依其实力调处整个东三省，遍施威令以防北方俄国进入。即使大势不利，张总司令无可奈何暂行下野，贵省长要留任到底，为利济时艰。不胜切望尽瘁努力之至，此举不只是为了东三省，且对保持远东局势，实有裨益”。同时，日本又与郭军接洽，满铁对运送中国士兵做了新决定，“当断定郭松龄权力确定之后，采取与对待张作霖所属部队同样之办法，以郭松龄所属部队为合法政府之正规军，允其武装运送，而张作霖部队则须解除武装，否则不予运送”，但因郭不愿出卖东北主权与日交易，导致日本转向支持张作霖，以双方签订密约为条件，关东军助张消灭郭军。事件平息后，日本多次逼张答应郭松龄事件中所许之承诺，但张却借词推托，不予给以积极回应，致使日本与张关系紧张，且日本愈益认识到张作霖对日的两面性。
1927年6月，日本“东方会议”专门讨论北方政策时，吉田茂总领事认为：“1东三省目前维持现在之制度组织，对我方虽然方便，但我方如过度置于张作霖之命运如何，则不可。张作霖自身如有支持自身之力量，加以支持固然为好，但如其自身已无支持之力量，而我方仍加以支持，则有百害而无一利。换言之，亦即张作霖之命运，一任张自身之力量，乃极紧要之事；2我在满蒙之发展依仗张作霖政权之好意帮助而实现之政策，乃不可之事。在满洲保有租借地、铁路、附属地行政权、驻兵权、矿山以及其他条约上诸种权利之日本实力，并非何种微弱之物。过去我方政策经常忘却此点。过度想讨取张作霖之欢心好意，反而有为张作霖所乘而不能达到目的之倾向。”从吉田茂的言论看出，日本对张态度发生转变，其也在玩弄两面手法。为了实现满蒙利益最大化，日本需要获得奉张大力支持，最好其能听命于日本，唯其马首是瞻，但张作霖并非其完全中意之人，越来越表现得不太驯服，以致张作霖与日本关系恶化。最终，日本采取极端方式，谋杀张作霖，试图扶植新人，代其完全控制东北。
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一直为历史之谜，真正肇事者当时并未捕获。1946年，河本大作在远东国际法庭承认，谋杀张作霖是他与关东军所为。日本杀害张作霖究其原因为何?村冈军司令官讲：“有害于维持满蒙的治安者，应即时解除其武装。如果不肯解除武装，侧断然阻止其进入东北。尤其是南军，绝对要阻止其插足东北一步。”凭日人所述，关东军谋杀张作霖，是为防范满蒙利益被损，阻止南军势力进入东北。事实上，北伐军进攻济南时。就曾遭日本武力干涉，但为了避免列强干预，北伐军当时并未攻击日军，而是采取绕道而行。以这样的逻辑推断，蒋介石明知东北与日本纠葛甚重，断不会贸然进攻东北，张作霖被炸之原因，主要是日本对其的不顺从，及双方许多密约或协定，张作霖没有依照日本意愿兑现，致使军部采取极端方式，杀害张作霖，消除日本向东北渗透的绊脚石。
日本视东北为其生命线，久蓄攘夺吞并之心。民国初年，日本胁迫袁世凯，订立“二十一条”，侵略重点在东北。多年来，日本借此不断向张作霖威胁利诱，而张作霖却不加理会。民国十五六年间，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某次与张作霖交涉，曾对张盛气凌人地说：“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作霖立即还以颜色，岸然答道：“怎么样?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的好了。”言罢即起身送客，吉田茂悻悻而去，不久就被调回国。北伐战争期间，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与有关人员，曾用多种手段，迫使张作霖接受其条件。张氏如果答应，日本即使用各种力量，包括武力协助，易服出兵，助其作战，支持他统治北中国，与南京革命政府划江分治。然张作霖主张中国人闹家务，自己事自己了，绝不愿外人插手。日本见张作霖硬不就范，转头向张宗昌接洽。张作霖闻讯，电召张宗昌到北京，亲口告诉他：“效坤(张宗昌别号)，我们自己闹家务，绝不能借助外人，落千秋万世的骂名。”张宗昌奉命惟谨，日本的这一狂图，又告落空。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在东京外相官邸召开东方会议，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意欲“使满洲脱离中国本土，置于日本势力之下”。随之，日本乘张作霖掌握北京政权之际，向张索取满蒙权益，遭张拒绝。这样，张作霖的行为使日本大为不满。为防止日本权益丧失，日本乘张作霖在京统治即将瓦解之际，加速掠夺东北权益，
在“满蒙交涉”过程中，日本采取第一步行动，派态度蛮横的驻奉总领事吉田茂，向奉天当局直接施加压力。1927年8月，吉田茂见奉天省长莫德惠，狂妄地要求莫德惠接受日本要求。这时，由于日本出兵山东，召开东方会议和索取东北权益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中国反帝斗争的矛头指向日本，东北民众也迅速掀起反日斗争。8月下旬，奉天省议会开始协商反日办法，莫德惠抓住民众反日情绪，在奉天与吉田茂交涉，收效甚微。因日本当局与东北地方交涉，没有取得多少成果，遂派驻日公使芳泽谦吉在北京与张作霖直接交涉。
8月，芳泽带田中亲笔书信及所赠礼物，面交张作霖，向他提出“满蒙党书”，要求解决一切“悬
案”。张作霖假装糊涂，说他不知详情，让芳泽与杨宇霆交涉。芳泽走后，张作霖马上在帅府召集会议，商量对策，在场的人认为由地方直接交涉合适，便于留下缓冲余地。芳泽与杨宇霆会面时，杨宇霆让其转告吉田茂，希望他收敛脾气，以利于双方谈判。芳泽深知东北地方当局，一切唯张作霖命令行事，与他们交涉，只能是浪费时间，故只想在京与张作霖直接交涉。此时，东北人民再次反日，为张作霖提供了一面很好的挡箭牌，导致日、张交涉陷于停顿。然而，日本侵略者与张作霖的交涉并未停止。田中内图鉴于中国人民反日运动高涨，考虑到张作霖对日表面强硬，暗中屈服的特点，于8月上旬密派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与张作霖秘密谈判。山本一改吉田茂强硬做法，企图用其他办法，促使张作霖解决满蒙悬案。10月10日，山本到北京，与张作霖订立了所谓“满蒙五路协约”。同时，为了收买反对者，山本送给张作霖500万元。
1928年5月15日，山本条太郎到北京求见张作霖，要求张在满蒙五铁路建设协定细目案上签字，张作霖令张作相出面，与日本交涉，签订承造合同具体事宜，张作相怕遭国人痛骂，将其交给他人处理，结果相关负责人互相推托，并未签订正约。5月17日晚，日使芳泽会见张作霖，面递日本政府觉书，并与张谈至深夜。芳泽说：“大势已经如此，为使战乱不波及京、津，收拾军队撤回满洲以维持治安对奉天派为万全之策。”张作霖不肯轻易放弃北京政权，当即严词拒绝芳泽要求。芳泽追问张，你们能打过北伐军吗广张作霖说：“如果打不过他们，我们可以退回关外。”芳泽乘人之危，逼张接受中日共同经营南满铁路和中国的四洮铁路等，遭到张作霖坚决回绝。日公使随即警告张作霖，如果没有日本支持。张就不能维持北京统治。张回答不能控制北京局面，就回老家。日公使不怀好意地说道：“恐怕未必回得去吧。”张作霖生气地说：“关外是我们的家，愿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呢?”芳泽看到张作霖并未被这些话所吓倒，就进一步采取威胁手段，警告说：“帝国政府为维护满洲治安计，不得不取适宜且有效之措置”，并乘机向张索取满蒙权益。此外，他又向张威胁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侨，你对此应负一切责任。”5月18日，日本政府对中国南、北两政府发出将在东北采取军事行动的觉书，张作霖于25日提出答复，谓断难承认日本觉书所称“适当有效处置”，且声明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盼日本鉴于济南惨案。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措置。同时发表宣言，指出日本此举违背华盛顿会议精神，欲以诉诸国际评裁。
张作霖离开北京前一天，芳泽谦吉密访张作霖，欲劝张接受日本条件，遭张拒见。张作霖反而用滑樁手段，对芳泽呈递日本书面要求做了批复。据罗靖寰回忆，1941年他任伪满驻意大利公使时，在罗马常与日本驻意使馆参事安东泰接触。有一次，安东泰谈到张作霖，“张作霖这个人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是我知道他是非常狡猾的!1928年间，芳泽谦吉任驻北京公使，我当参事官。当时，芳泽公使奉外务省命令向张作霖提出几项书面要求，并请他签字。他曾将文件留下，并满口答应签字，芳泽借以为真，随即电告外务省和参谋本部查照。后来，张又一再拖延，在他回奉前一天，芳泽又去催促，他才把该项文件交还给了芳泽。迨芳泽回到公使馆，打开文件一看，只见张在每个文件上都写了个‘阅字，并没签署他的姓名。……”张作霖抵制日本，致使日本侵华权益未能得逞，日本遂制造皇姑屯事件，谋杀了张作霖。
张作霖执掌东北军政十余年间，恰逢国内政局频繁变动，他能在日俄两大强邻觊觎间，苦于周旋，维护主权，确实难能可贵。因其所据区域的特殊性，张作霖与日关系较为复杂，二者既有矛盾斗争，也有互相协作。这种朦胧色彩，多给后人留下不良印象。张作霖满足日本要求，多次镇压东北抗日运动，在经济交往中也有诸多妥协，但在涉及重大主权问题上。张作霖不畏强权，坚决抵制日本，最终被日本所害。满足日本要求或对日妥协，张作霖可能并非出于本意，或许是在日本强大势力下，权衡利弊得失的一种选择。正如加文，麦柯马克所言，与日本比较，张作霖的地位是脆弱的，“只有在自甘冒险时，他才能够不理睬这个事实”。
[作者简介]张文俊，男，1983年生，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
申晓云，女，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外交史。
[责任编辑：柳文全]
[摘要]奉张崛起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奉张集团的早期发展，获得日本大力支持。张作霖随着实力增强，与日关系趋于紧张，彼此呈现一种双重面相，而非单一地张“亲日”，或日本支持张，双方关系充满妥协与斗争。
[关键词]奉张集团，日本，中日关系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8-0038-05
张作霖称霸东北，问鼎中原，掌控北京政府。这一辉煌历程，除了张作霖才识过人之外，更多在于张获得日本支持。但张作霖并非完全亲日，在事关民族主权问题上，张作霖运用灵活策略抵日，往往取得事半功倍之效，导致双方积怨加深，日本侵占东北阴谋破产。实际上，张作霖与日本关系呈现一种双重面相，非简单“亲日”所能描述。
1905年12月12日，中日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3款，附约12款。其中附约规定：将奉天省内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等，吉林省内长春、吉林、哈尔滨等，黑龙江省内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等，共16个城镇开埠通商；中国军队不得进踞日本驻兵界限20华里以内；在营口、奉天、安东划定日本租界；安东至奉天铁路由日本经营和改建。此约签订致使南满成为日本势力范围。张作霖意识到要想立足东北，需取得日本支持。1912年1月26日，张作霖拜访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向日本示好，但受到日本冷落，没有达成所愿。随后，日本政局变动，寺内正毅上台组阁。张作霖曾与寺内正毅在朝鲜有过接触，觉得寺内正毅是其壮大势力的契机，便极力争取日本支持。张作霖为获得日本好感，在东北排斥异己时，首先得到日本首肯，并聘用日本顾问，表示对日亲善。
张作霖在东北崛起之际，正是日本侵略势力在东北急剧发展的年代。他要想称霸东北，就需要日本或明或暗的支持。日本经过分析研究，也认为其欲扩展东北势力，必须全力扶持张作霖，才能实现其在华利益。日人后藤新平在《日支冲突之真相》一书中讲到：“张作霖并无宦途履历，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而在满洲，则有特殊之势力与地位，张离满洲则无地位，盖以满洲为其唯一之势力范围也。张氏心中惟有权势利欲，别无他种知识。彼认日本在满洲有绝大势力，反对日本，于彼不利，倾向日本，于彼有益。如果利用此特殊之地位，照其心中所认识者而行，则张氏将为满洲专制之王，而日本亦得利用张氏，在满洲为所欲为。”日本欲以完全控制满洲，需获得中国地方实力派的配合与支持，他们选择了张作霖。可见，二者各有所图，在一定条件下，使其政治上达成某种妥协，互相勾结利用。
1920年直皖战争期间，张作霖与直系联手倒皖，皖系战败，奉系势力便向关内扩张，但遭到直系抵制，直、奉关系趋于紧张。因直系背后有英美支持，张作霖也亟须外援，随之主动加强与日本联络。不过，其时日人扶植重心为掌握中央权柄的皖系，皖系既倒，奉系与日本很快亲密起来。1920年11月，张作霖派亲信于冲汉到日本活动，找到日本首相原敬，以取得进一步联系。原敬在日记中记载说：“事实上是张企图以日本为背景来扩张势力，而我们为了在东三省发展，有给张以优遇的必要。双方利益不谋而合。事情就是如此。”张作霖在准备与曹、吴摊牌之前，又派他的日本顾问可野中佐去跟日驻华公使小幡通气，以争取日人支持。1921年5月17日，日本内阁作了《关于对张作霖的态度》的决议，表示愿意支持张作霖，并巩固其在东北统治，但又不希望他进入中央政界。
第一次直奉战争前，日本政府内部就援张问题出现分歧。1922年1月9日，日本外相在一封密电中说：“如援张，日本则冒很大风险。提供武器一事，不会不在外部泄露，如此事被揭露，日本不仅召来张的政敌，而且召来中国国民和世界舆论的非难和反对，影响我国外交立场。英美方面为对抗日本对张的援助，又援助吴佩孚，进而出现日、英、美对峙的形势。有必要甘冒这种风险而援张吗?”但迫于国内舆论与军部压力，日本政府以间接或不为人知的方式，暗中扶持奉张集团。
张作霖借助日本力量，大肆扩展军备，开始了与直、皖等北洋实力派的角逐。通过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资源，使其一方面取代皖系角色，成为日本在华代言人；另一方面，其势力也由东三省向京津扩展。张作霖入关不久，与日矛盾日趋尖锐。日本原以为支持张作霖取得北京政权，其一定顺从日本，解决多年来悬而未决的“满蒙悬案”。张作霖则认为稳掌北京政权，仅靠日本支持是不够的，必须取得更多国家支持。所以，张作霖采取“以夷制夷”策略，借助英美势力，牵制日本，以减轻日本压力。1924年，张作霖不顾日本反对，成立东北交通委员会，开始筹建东北铁路网。先后以自行筹款方式，建筑了奉海、吉海、打通等路，还准备建筑葫芦岛港，企图通过自建铁路，把奉、吉、黑以及内蒙连接起来。以葫芦岛做吞吐港，在南满铁路沿线设卡，征收货物税等，用以限制日本利用南满铁路对东北财富的掠夺。这一作法，无疑是张作霖试图“摆脱日本控制和干涉的倾向”。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与张作霖矛盾升温，双方摩擦不断。其时奉系表面上看似强大，内部危机重重，新、老两派斗争严重。老派主要为张作霖的绿林兄弟，所谓“老伙伴”，如吴俊升、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新派指以张学良为核心的“陆大派”(因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而得名)少壮人物，如郭松龄、魏益山、李景林、刘伟、范浦江、刘振东等。奉系还有一派为“士官派”，以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人物为核心，如杨宇霆、姜登选。杨宇霆资格老，主意多，同时深得老派信任，又掌握着奉系主力部队，与日本关系密切，被视为奉系内部“亲日派”。但郭松龄派是奉军中较有头脑，怀有远大抱负之人，他们掌握奉军精锐，但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并未得到理想地盘，又受杨宇霆等人排挤，致使郭、杨矛盾激化。郭松龄经常抱怨：“邻葛用那么多留学生，把东北的事情都弄糟了。”此外，郭松龄还仇视张作霖与日本订立密约。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联合冯玉祥，通电倒戈反奉。战争刚开始，郭军进展顺利，势如破竹，11月27日通过山海关，30日改称国民军。12月15日，奉军兴城战败，张作霖失去控制。奉张部分人士认为大势已去，准备向国民军投诚。张作霖也一面做好出逃准备，一面向日本求援。郭松龄滦州起义时，杨宇霆曾亲赴大连求助关东军，同时王永江也与日本驻奉总领事吉田接洽，希望能够出兵，稳定东北局势。郭松龄攻占锦州时，派殷汝耕为代表，到旅顺同日本关东军交涉，协商通过南满铁路，并使用满铁火车运兵。张作霖得知此消息后，即刻到沈阳满铁事务所，同日本关东军司令官代表谈判，签订密约。密约内容为：1日本臣民在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均享有商租权，即与当地居民一样有居住和经营工商业权利；2周岛地区行政权移让；3吉敦铁路的延长，并与图们江以东的朝鲜铁路接轨
和联运；4洮昌道所属各县均准许日本开设领事馆；5以上四项的详细实施办法，另由日中外交机关共同协商决定。双方交换条件：日本阻止郭军通过满铁沿线，必要时日本关东军出兵保护张作霖，维持省城治安，给张作霖等要人提供避难场所等等。
事实上，日本政府十分关注奉系内讧，但因币原外相坚持“不干涉内政”的方针，日本保持中立。日本首相加藤认为，郭张两军纷争，是中国内部的个人斗争，张作霖输也好，郭松龄赢也罢，跟日本没有关系。政府将在绝对不干涉主义下，静观其变，假若其结果将危害到日本的特殊利益时，才要采取适当处置。日本社会人士力主出兵，政府却无出兵借口，并担心影响中日关系发展。
随着奉张节节败退，日本社会援张声浪高涨，日本当局态度随之发生转变。经过权衡利弊，日本决定支持张作霖，帮其平息内乱。11月30日，满铁社长曾亲自致电日本外相，“如果对张作霖晓以机宜措施，其颓势的挽回，未必不可能，尤其我国应对之予以有形或无形之支持。再者为形势更趋好转，毋庸赘述，我国在东三省占有特殊地位，当此之际，采取机宜措施使其地位不被动摇，是为卑职现负之职责，以此特烦阁下焦虑之缘由也。尔后之事暂行搁置，深信支持张作霖抵抗为当务，除此之外别无他策”。
日本当局对郭奉战争的态度是谨慎的，意识到时局的重要性，既想支持张作霖，又怕张作霖失脚受到牵连，因此也作了多手准备。当时日本分析张郭各自利弊，主张多管齐下，“世事多变；进、退、喜、忧，无论何人恒难逆赌”，“倘使郭松龄一时握得政权，但作为东三省之当事者，其在才智、力量、资望、阅历、人缘等方面终难堪当其任。诸如吉林、黑龙江省等必将独立，可以想象不能一如既往推行统一政策”。如张作霖不能力挽残局，日本只好将赌注放在王永江身上，劝告王永江“不论奉天实权者为何人，唯凭依其实力调处整个东三省，遍施威令以防北方俄国进入。即使大势不利，张总司令无可奈何暂行下野，贵省长要留任到底，为利济时艰。不胜切望尽瘁努力之至，此举不只是为了东三省，且对保持远东局势，实有裨益”。同时，日本又与郭军接洽，满铁对运送中国士兵做了新决定，“当断定郭松龄权力确定之后，采取与对待张作霖所属部队同样之办法，以郭松龄所属部队为合法政府之正规军，允其武装运送，而张作霖部队则须解除武装，否则不予运送”，但因郭不愿出卖东北主权与日交易，导致日本转向支持张作霖，以双方签订密约为条件，关东军助张消灭郭军。事件平息后，日本多次逼张答应郭松龄事件中所许之承诺，但张却借词推托，不予给以积极回应，致使日本与张关系紧张，且日本愈益认识到张作霖对日的两面性。
1927年6月，日本“东方会议”专门讨论北方政策时，吉田茂总领事认为：“1东三省目前维持现在之制度组织，对我方虽然方便，但我方如过度置于张作霖之命运如何，则不可。张作霖自身如有支持自身之力量，加以支持固然为好，但如其自身已无支持之力量，而我方仍加以支持，则有百害而无一利。换言之，亦即张作霖之命运，一任张自身之力量，乃极紧要之事；2我在满蒙之发展依仗张作霖政权之好意帮助而实现之政策，乃不可之事。在满洲保有租借地、铁路、附属地行政权、驻兵权、矿山以及其他条约上诸种权利之日本实力，并非何种微弱之物。过去我方政策经常忘却此点。过度想讨取张作霖之欢心好意，反而有为张作霖所乘而不能达到目的之倾向。”从吉田茂的言论看出，日本对张态度发生转变，其也在玩弄两面手法。为了实现满蒙利益最大化，日本需要获得奉张大力支持，最好其能听命于日本，唯其马首是瞻，但张作霖并非其完全中意之人，越来越表现得不太驯服，以致张作霖与日本关系恶化。最终，日本采取极端方式，谋杀张作霖，试图扶植新人，代其完全控制东北。
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一直为历史之谜，真正肇事者当时并未捕获。1946年，河本大作在远东国际法庭承认，谋杀张作霖是他与关东军所为。日本杀害张作霖究其原因为何?村冈军司令官讲：“有害于维持满蒙的治安者，应即时解除其武装。如果不肯解除武装，侧断然阻止其进入东北。尤其是南军，绝对要阻止其插足东北一步。”凭日人所述，关东军谋杀张作霖，是为防范满蒙利益被损，阻止南军势力进入东北。事实上，北伐军进攻济南时。就曾遭日本武力干涉，但为了避免列强干预，北伐军当时并未攻击日军，而是采取绕道而行。以这样的逻辑推断，蒋介石明知东北与日本纠葛甚重，断不会贸然进攻东北，张作霖被炸之原因，主要是日本对其的不顺从，及双方许多密约或协定，张作霖没有依照日本意愿兑现，致使军部采取极端方式，杀害张作霖，消除日本向东北渗透的绊脚石。
日本视东北为其生命线，久蓄攘夺吞并之心。民国初年，日本胁迫袁世凯，订立“二十一条”，侵略重点在东北。多年来，日本借此不断向张作霖威胁利诱，而张作霖却不加理会。民国十五六年间，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某次与张作霖交涉，曾对张盛气凌人地说：“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作霖立即还以颜色，岸然答道：“怎么样?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的好了。”言罢即起身送客，吉田茂悻悻而去，不久就被调回国。北伐战争期间，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与有关人员，曾用多种手段，迫使张作霖接受其条件。张氏如果答应，日本即使用各种力量，包括武力协助，易服出兵，助其作战，支持他统治北中国，与南京革命政府划江分治。然张作霖主张中国人闹家务，自己事自己了，绝不愿外人插手。日本见张作霖硬不就范，转头向张宗昌接洽。张作霖闻讯，电召张宗昌到北京，亲口告诉他：“效坤(张宗昌别号)，我们自己闹家务，绝不能借助外人，落千秋万世的骂名。”张宗昌奉命惟谨，日本的这一狂图，又告落空。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在东京外相官邸召开东方会议，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意欲“使满洲脱离中国本土，置于日本势力之下”。随之，日本乘张作霖掌握北京政权之际，向张索取满蒙权益，遭张拒绝。这样，张作霖的行为使日本大为不满。为防止日本权益丧失，日本乘张作霖在京统治即将瓦解之际，加速掠夺东北权益，
在“满蒙交涉”过程中，日本采取第一步行动，派态度蛮横的驻奉总领事吉田茂，向奉天当局直接施加压力。1927年8月，吉田茂见奉天省长莫德惠，狂妄地要求莫德惠接受日本要求。这时，由于日本出兵山东，召开东方会议和索取东北权益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中国反帝斗争的矛头指向日本，东北民众也迅速掀起反日斗争。8月下旬，奉天省议会开始协商反日办法，莫德惠抓住民众反日情绪，在奉天与吉田茂交涉，收效甚微。因日本当局与东北地方交涉，没有取得多少成果，遂派驻日公使芳泽谦吉在北京与张作霖直接交涉。
8月，芳泽带田中亲笔书信及所赠礼物，面交张作霖，向他提出“满蒙党书”，要求解决一切“悬
案”。张作霖假装糊涂，说他不知详情，让芳泽与杨宇霆交涉。芳泽走后，张作霖马上在帅府召集会议，商量对策，在场的人认为由地方直接交涉合适，便于留下缓冲余地。芳泽与杨宇霆会面时，杨宇霆让其转告吉田茂，希望他收敛脾气，以利于双方谈判。芳泽深知东北地方当局，一切唯张作霖命令行事，与他们交涉，只能是浪费时间，故只想在京与张作霖直接交涉。此时，东北人民再次反日，为张作霖提供了一面很好的挡箭牌，导致日、张交涉陷于停顿。然而，日本侵略者与张作霖的交涉并未停止。田中内图鉴于中国人民反日运动高涨，考虑到张作霖对日表面强硬，暗中屈服的特点，于8月上旬密派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与张作霖秘密谈判。山本一改吉田茂强硬做法，企图用其他办法，促使张作霖解决满蒙悬案。10月10日，山本到北京，与张作霖订立了所谓“满蒙五路协约”。同时，为了收买反对者，山本送给张作霖500万元。
1928年5月15日，山本条太郎到北京求见张作霖，要求张在满蒙五铁路建设协定细目案上签字，张作霖令张作相出面，与日本交涉，签订承造合同具体事宜，张作相怕遭国人痛骂，将其交给他人处理，结果相关负责人互相推托，并未签订正约。5月17日晚，日使芳泽会见张作霖，面递日本政府觉书，并与张谈至深夜。芳泽说：“大势已经如此，为使战乱不波及京、津，收拾军队撤回满洲以维持治安对奉天派为万全之策。”张作霖不肯轻易放弃北京政权，当即严词拒绝芳泽要求。芳泽追问张，你们能打过北伐军吗广张作霖说：“如果打不过他们，我们可以退回关外。”芳泽乘人之危，逼张接受中日共同经营南满铁路和中国的四洮铁路等，遭到张作霖坚决回绝。日公使随即警告张作霖，如果没有日本支持。张就不能维持北京统治。张回答不能控制北京局面，就回老家。日公使不怀好意地说道：“恐怕未必回得去吧。”张作霖生气地说：“关外是我们的家，愿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呢?”芳泽看到张作霖并未被这些话所吓倒，就进一步采取威胁手段，警告说：“帝国政府为维护满洲治安计，不得不取适宜且有效之措置”，并乘机向张索取满蒙权益。此外，他又向张威胁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侨，你对此应负一切责任。”5月18日，日本政府对中国南、北两政府发出将在东北采取军事行动的觉书，张作霖于25日提出答复，谓断难承认日本觉书所称“适当有效处置”，且声明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盼日本鉴于济南惨案。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措置。同时发表宣言，指出日本此举违背华盛顿会议精神，欲以诉诸国际评裁。
张作霖离开北京前一天，芳泽谦吉密访张作霖，欲劝张接受日本条件，遭张拒见。张作霖反而用滑樁手段，对芳泽呈递日本书面要求做了批复。据罗靖寰回忆，1941年他任伪满驻意大利公使时，在罗马常与日本驻意使馆参事安东泰接触。有一次，安东泰谈到张作霖，“张作霖这个人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是我知道他是非常狡猾的!1928年间，芳泽谦吉任驻北京公使，我当参事官。当时，芳泽公使奉外务省命令向张作霖提出几项书面要求，并请他签字。他曾将文件留下，并满口答应签字，芳泽借以为真，随即电告外务省和参谋本部查照。后来，张又一再拖延，在他回奉前一天，芳泽又去催促，他才把该项文件交还给了芳泽。迨芳泽回到公使馆，打开文件一看，只见张在每个文件上都写了个‘阅字，并没签署他的姓名。……”张作霖抵制日本，致使日本侵华权益未能得逞，日本遂制造皇姑屯事件，谋杀了张作霖。
张作霖执掌东北军政十余年间，恰逢国内政局频繁变动，他能在日俄两大强邻觊觎间，苦于周旋，维护主权，确实难能可贵。因其所据区域的特殊性，张作霖与日关系较为复杂，二者既有矛盾斗争，也有互相协作。这种朦胧色彩，多给后人留下不良印象。张作霖满足日本要求，多次镇压东北抗日运动，在经济交往中也有诸多妥协，但在涉及重大主权问题上。张作霖不畏强权，坚决抵制日本，最终被日本所害。满足日本要求或对日妥协，张作霖可能并非出于本意，或许是在日本强大势力下，权衡利弊得失的一种选择。正如加文，麦柯马克所言，与日本比较，张作霖的地位是脆弱的，“只有在自甘冒险时，他才能够不理睬这个事实”。
[作者简介]张文俊，男，1983年生，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
申晓云，女，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外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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