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危机应对
翟志宏
摘要 国立北平图书馆作为我国第一所国立图书馆，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战争危机，为避免战火洗劫，所采取的应对举措有三：一是馆藏的保护。为减少损失，该馆挑选图书装箱，将大量的珍贵图书分存国内不同地点，并有南迁、善本秘密运美等。二是馆藏的扩充。如征集抗日史料、征购西南文献、传拓西南石刻、珍本书籍入藏等；此外，西文科学杂志、西文书籍等也有扩充。三是馆务的开展。抗战时期馆务工作主要分为北平和昆明两部分，长沙、香港、上海、重庆等地因需要设有办事处。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图书馆事业所遭受的损失十分惨重，相对而言，国立北平图书馆受损要小于同时期的其他图书馆，从战后的统计资料来看，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战争时期的应对措施是成功的，对中华文化遗产的保护之效应予肯定。
关键词 抗日战争，国立北平图书馆，危机应对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457-6241(2009)20—0036—06
有关抗日战争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专题研究，目前学术界主要侧重于馆藏、资料征集等方面之平面描述，战争背景的制约因素相形漫忽，有鉴于此，笔者拟以危机应对视角切入，以厘清原貌，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馆藏的保护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华北局势日趋危殆，许多图书馆的珍贵典籍被日本侵略军劫掠，馆藏在我国首屈一指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也面临巨大危险。
国立北平图书馆其前身是京师图书馆，京师图书馆继承了五百年前明代皇家图书馆一文渊阁的藏书，其中少数罕见书(善本书)还可以推溯到13世纪南宋辑熙殿的藏本。自1910年京师图书馆正式开办，馆藏逐步扩充，仅1931年7月到1932年6月一年间，购入经、史、子、集等中文图书及满蒙藏文图书共1，389种14223册；金石72种670册又2345张、铜印108方；舆图63种39册又56张；西文图书7350册；日文图书993册。接受各界捐赠中文及满蒙藏文图书共计519种6，611册；金石526种456册又101张；舆图60种13册又159张；西文书籍2，599册、小册子8，572册。私人藏书寄存图书25，290册；书版460块；图175幅；乐谱607件。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藏丰富，尤以古籍、善本庋藏宏富而闻名于世目。
为保证珍贵馆藏的安全，国立北平图书馆针对严峻局势，迅速作出反应。1933年1月12日，第八次图书馆委员会会议召开，并形成决议：“因时局关系，下列各项善本书籍应暂寄存于安全地点：(一)善本中之罕传本，(二)唐人写经，(三)方志稀见件，(四)四库罕传之本，(五)内阁大库舆图。”随后，即开始挑选图书进行装箱，所装书箱一律贴封条，除由装箱人负责签名外，胡适(时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主席)、任鸿隽(委员会委员)、袁同礼(副馆长)签名方可，“当时馆长为蔡元培，但蔡元培另兼有它职，实际馆务由副馆长袁同礼以代理馆长名义主持”。1933年4月27日，第九次委员会议又决定：“除已装箱者外再装一百箱送至安全地点保存。”
1933年5月3日教育部电令“国立北平图书馆蔡馆长、袁副馆长鉴密，北平图书馆承文，内阁清学部藏书之遗，为全国图书馆之最大者，所藏宋元精本及永乐大典甚夥，而明代实录及明人集仍系本来面目，远非四库全书删改者可比，尤为重要，特电仰将挑有精本南迁，以防不虞为要。”1933年5月3日，北平图书馆馆务委员会委员长胡适复函教育部，陈述“南中天气潮湿，古本书籍在南方不容易贮藏保存，故我们决定在北方选择妥善地方保存”，并报所选存放地点“一为此间德华银行保险库，一为天津天主教之工商大学，一为天津大陆银行货栈”北平图书馆按照图书的贵重程度分批运存到所选定的地点，截至5月23日该馆分四批运往各处，第一批：善本甲库32箱、唐人写经46箱，运存北京德华银行；第二批：舆图13箱、甲库30箱、乙库38箱，运存天津大陆银行货栈；第三批：善本甲库40箱、唐人写经1箱、金石拓片3箱，运存北京德华银行；第四批：善本甲库30箱，分两处存放，北京德华银行14箱、北京华语学校16箱。
随着日寇加紧对华侵略，北方形势日趋紧张，为应对时局变化，1935年11月23日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议决，“本馆因时局关系应即将贵重书籍暂寄存安全地点，西文书籍及普通书暂缓迁移”H㈣。1935年11月24日，教育部密电国立北平图书馆傅斯年、袁同礼：“贵重书籍希及秘密方法择要移存南方，以策安全，所需运费二千元可商北大垫付，当由部汇还。”1935年11月25日，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函报教育部：“所藏珍本书籍至可宝贵，目下北方时局日趋严重，已由同人商决，择其重要者于日前运出一百三十箱，此后仍当陆续南移，以期安全……”至12月6日，北平图书馆共运往南方图书586箱，其中：善本甲库197箱，善本乙库107箱，唐人写经49箱，内阁大库舆图15箱，汉石经、楚器及金石拓本8箱，西文整部科学杂志116箱，西文东方学善本书籍30箱，梁启超寄存书64箱。
国立北平图书馆为减少损失将大量的珍贵图书分存不同地点，这可由当时寄存各处所开具的收条获知。1935年12月6日及13日上海中国科学社：“贵馆寄存之书籍第一批共二十箱已由中国旅行社运到……”“第二批书计壹百零捌箱亦已运到”；1935年12月18日上海商业储备银行：“二百四十六箱业于本月5、6、10、12等日先后运到，点存敝行第一仓库”；1936年1月20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收到书籍50箱，“查点箱数无误，暂代收存”；1937年1月15日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贵馆南京分馆宋长洞君运来书箱拾伍木箱，业已暂为放置敝馆书库”。通过国立北平图书馆分批转运，该馆善本书籍甲乙库5000余种，60000余册，敦煌写经9000余卷，金石碑帖数百件等寄存当时尚较安全的上海公共租界仓库。全份西文科学及东方学期刊300余种，10000余册，寄存法租界中国科学社，称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另一部分图书，如西文参考书、外国官书、全份西文及日文工程期刊四五千册，旧藏内阁大库舆图及各省舆图七八千幅，寄存南京地质调查所，对外称为工程参考图书馆。
太平洋战争前，上海租界内的形势逐渐紧张，租界允许日本宪兵随时搜查，学术界人士对300箱古籍甚为担忧，袁同礼馆长与当时驻美大使胡适通过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关系，拟将寄存上海的善本书籍迁移至美，俟和平后运回。由于当时存上海的善本书籍太多，无法全部运出，于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王重民于1941年2月从美国回到上海，组织图书运美一事。王到上海后，便安排在3月12、13日用卡车将300箱书运到公共租界一英国人主办的美术工艺公司，与徐森玉一起挑选出更为重要的部分资料，计善本图书2700种，30000余册(其中包括宋元版约200种，
明版近1000种，抄本500余种)装成102箱，箱内用铁皮密封，以防潮湿，寻求时机运出。当时北平图书馆在上海的钱存训通过一海关熟人关系，将102箱化整为零分成十批，从十月份开始先后历时两个月秘密运抵美国，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1944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征得我国同意，将全部图书摄成微缩卷，将三套分赠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图书馆。1965年11月寄存图书运回台湾，现存于台湾中央图书馆。
二、馆藏的扩充
抗战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危机应对，并非一味地消极求全，尽管当时社会动乱不安，该馆依然没有放弃馆藏的扩充。
首先是征集抗日史料。
关于抗日战争文献，国立北平图书馆深感此事之重要，亟应汇集整理，加以保存，以备将来国史之采择，及战后研究政治经济社会各种问题者之参考。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1939年1月1日合组中日战争史料征集会，经费由两机关分摊，北平图书馆负责采访、汇集，西南联合大学负责整理、编纂。所集史料性质不仅限于战争，即政治、社会、经济、交通、教育各方面亦均注意。采访之范围，不限于本国，即敌国以及各中立国之出版品，凡与此次战争有关者，亦均搜集。征集工作除在昆明进行外，也在重庆及上海、香港等地派有专人采访各地出版或市面发售的有关报纸、杂志、小册子等，其中包括欧、美、日、苏联、南美各国出版物在内。当时袁同礼先生曾致函中国共产党代表机关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领导人周恩来，并得到支持：“兹有周副部长交下书籍数十本，特函付上并付书单一纸……今后尚有书继续寄上。”北平图书馆还积极与延安解放社、新华日报社、新华书店等中国共产党文化机关联系，得到积极响应。如：《抗日战争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4》《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论三个阶段》《坚持河北抗战与巩固团结》《抗战中的政治工作》《吴玉章抗战言论集》及《新华日报》《(新华日报)抗战二周年特刊》《联共党史》《解放》《中华》《解放周刊》《新中华报》等资料先后入藏国立北平图书馆。
沦陷区也进行搜集资料事宜，包括日本和敌伪组织方面的刊物和文件，小到居住证、通行证、配给证、传单、布告、相片等，搜集后寄到香港再转送昆明。抗战胜利前，仅昆明部分，已入藏中文书5180种，约6000册，小册子400余种，杂志2350种，其中继续出版者485种；新闻纸169种；日文书籍520种，杂志120种，新闻纸8种；西文书籍1922册，杂志373种，新闻纸49种。自1938年到1943年底，采购有关中日战事之图籍已逾20000种。1940年7月抗日史料会，将已整理的史料编印成战争史料集刊，分期刊行。此外，印中文及日文丛刊，每集约10种。已编者，尚有各战区长编14种，抗战数目一种。尚未成书者，有抗战论文30000余条，分类简报50大箱，辑录欧美论中国的论文数百篇。
其次是征购西南文献、传拓西南石刻。
抗战以前，因西南地处遥远。较少为人注意，又由于交通不便，西南文献难以搜求。抗战开始后，由于政府机关和重要的文化机构西迁，大批的文化人士突然增多，为收集、整理和研究西南文献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西迁后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对此极为重视，利用这一有利的地域优势，制定以搜访西南文献为该馆在云南的重点工作。1938年3月11日，在香港九龙蔡元培住宅召开馆务会议，任鸿隽、傅斯年、袁同礼、蒋梦麟都列席参加，研究决定将征购西南文献、传拓西南石刻编入昆明办事处采访工作大纲，确定万斯年主要负责此项工作。万斯年费时一年半，专赴迤西一带，进行地方文献的搜访传抄、金石之访察传拓、东巴经典的访购和整理、木土司遗迹之踏访，以及明人真迹之搜访照录、滇中刻藏佛经之访察等工作，收获可观。同时还和当地收藏家以及耆绅取得联络，孤本秘籍发掘不少，其中西南五省方志所获甚丰，尤以有图画象形文字古本在内的4000册东巴经，堪称难得的珍贵文献。彝文写经507册，彝文写经卷子1轴，彝文刻经15块，汉文档册12册，数量虽不多，但对于西南民族之语言文化历史制度之研究，有绝大之参考价值。仅1939年一年间就人藏西南文献有：四川方志165种、云南方志30种、贵州方志16种、广西方志18种，诗文集1092种。西南石刻拓本：购入208种，派拓工分赴云南各县，逐件传拓颇富历史价值石刻100件。通过抗战期间数年搜集，截至1945年6月计入藏四川方志206种、云南方志93种、贵州方志34种、广西方志24种、西康方志15种。抗战后国立北平图书馆将这些资料编为西南各省方志目录、云南碑目初编、中国边防图籍录、西南文献丛刊四种。西南文献丛刊在抗战中出版有：滇南碑传集、明季滇黔佛教考、郑子尹年谱、贵州名贤像传。传拓滇省石刻，计抗战胜利前，已拓就汉碑1种、晋碑2种、刘宋碑1种、唐碑4种、宋碑2种、元碑24种、明碑92种、清碑147种、近刻碑76种，共349种。这些碑刻概属海内罕见之品，其拓片在抗战后国立北平图书馆特开西南文献室，分类陈列。
第三是珍本书籍入藏。
抗战期间时局动荡，很多民间私藏流入市中，北平图书馆广泛搜购，珍本书籍入藏不少，比较重要的就有：元刻本宋罗从彦撰罗豫章集；明刻本万历年刻之殿粤纂要和常熟文献志，归有光等修隆庆刻本三吴水利录，戚继先撰戚少保兵书，河南河内县志，四川赋役书册，程氏、金氏、方氏、汪氏、洪氏家谱；明抄本有赵琦美抄校本东国史略；清刻本有康熙贵州盘江铁桥志，松江县志。乾隆经渠志，扬州府图经；清抄本有朱丝栏精抄本文宗穆宗实录。又孤本元曲凡64册，每册载元或明剧3种左右，共200种。
此外，西文科学杂志、西文书籍等在这一时期，也有扩充。
三、馆务的开展
抗战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主要分为北平和昆明两部分，长沙、香港、上海、重庆等地因需要设立有办事处。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于日寇之手，1937年8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合组临时大学，校址选在湖南长沙，9月即着手筹建，并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合组图书馆。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因“旧都沦陷平馆馆务势难进行，兹拟定善后办法数条……一、在长沙设立办事处，处内职员薪水一律按五成发给，所与之款作为准备金。二、本馆于长沙临时大学合组图书馆其详细办法另定。三、西文期刊及书籍一律改寄长沙。四、本年度购书费请中基会拨付半数，其余之款请该会以本馆、名义暂予保留。五、平馆在未被接受以前其经常费继续照拨，中西文购书费一律停止，中文期刊及报纸照旧订阅，此项费用得在经常费内开支。六、留平职员薪水暂按十成发给，待得馆长决定核减之。七、除负实际保管责任之职员在任何状况之下不得离馆外，其他留平职员等待执行职务，愿来照办公者每人得酌给补费。”述七条主要内容是在长沙设立国立北平图书馆
办事处，与临时大学合组图书馆。在今天看来。这一办法符合当时抗战需要，是战时的积极应对。由于高等院校和学术团体的仓促后撤，图书馆及教学设备大都来不及随迁，有些在随迁中毁于战火，没有图书资料高校教学与学术研究实难开展。该办法得到了蔡元培的肯定：“敬悉平馆布置已妥，先生(袁同礼)在长沙设一平馆办事处甚慰。”周诒春也致袁同礼称：“临时大学第一区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合组图书馆办法草案七条，业经诵悉颇为妥恰。”由于日军向南逼近，南京失守，长沙形势逐渐紧张，临时大学于1938年1月议定迁校到云南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随学校同迁，在昆明期间与西南联大合作，组成合作委员会，袁同礼为主席，严文郁、陈岱孙、吴有训代表各自学校参加该委员会。1938年5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昆明办事处成立，并制定工作大纲：
“(一)关于采访事项：1，征购西南文献。2，传拓西南石刻。3，办理新书呈缴及整理中文期刊。4，征购抗战史料。5，征购安南缅甸文献。6，征购西文书籍及整理西文期刊。7，征集专门论文单行本。8，整理日报及舆图。(二)关于编目及索引事项：1，编印新书分类目录。2，编制入藏图书目录。3，编制抗战论文索引。4，编辑西南边疆图籍录。5，编辑云南书目。6，编辑云南研究参考资料。(三)关于流传事项：1，影印孤本元曲。2，排印暴日侵华与国际舆论。(四)关于与其他学术机关合作事项：1，协助西南联合大学完成图书设备。2，协助中华图书馆协会向国外征书及其他复兴工作。”
1939年4月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函批：“该馆现已迁滇，如在滇仅设办事处，殊不足以正视听，亟应加以调整，将办事处改组为馆本部。”借此，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重心随之转移昆明。在云南期间，国立北平图书馆负责图书资料征集、图书出版，联大负责保管公开阅览书籍陈列。此外图书馆还扩充了大量的资料文献，出版发行多种图书，如：图书季刊中文本，北平沦陷后停刊，1939年3月在昆明复刊；图书季刊英文本，“七七事变”后停刊，1940年春在昆明复刊；补助编纂中日战争史料；西南文献丛刊；本馆藏书目录等。另国立北平图书馆与昆明益世报社合作，每星期发行图书副刊1期。
处于敌占区的国立北平图书馆，1938年蒋梦麟、周诒春、傅斯年等主张停办，但是1938年1月18日中基会执委会第122次会议决定“继续维持北平图书馆，在袁副馆长未回任前，由司徒雷登先生或执委会指定总务部主任王访渔，善本部主任张允亮，编纂顾子刚组成行政委员会，维持馆务”。1939年3月11日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议决，认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北平馆址之保守及维持日常阅览事项暂有维持之必要……但因事务缩小，经常费应减至最小限度”。委员会与日方的交涉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出面负责。由于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经费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负责，又在世界上享有一定声誉，所以日本未出面直接接管，指派了一名日本联络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停止向国立北平图书馆支付经费，日伪组织先后派周作人、张心沛、俞家骥代为馆长。在此艰难时期，北图“留平人员仅能在可能范围内尽力维持，曾密饬总务部主任王访渔及编纂顾子刚率同保管人员留守监护，相机应付数载以来，留守人员虽经敌伪再三压迫仍忍辱负重，艰苦支持，存平图籍赖以无恙”。
上海在这一时期主要馆务为：1，图书及季刊的出版和发行，季刊中文版在北平出至三卷，西文版出至四卷停刊。新一卷于1939年在昆明复刊，但实际上除一部分稿件在内地编辑外，所有书评、印刷和发行的业务，全在上海进行。2，对国外文化机构的联络，以及资料的采访，一部分在上海办理。3，搜集善本、精椠旧钞、抗日史料。4，保管存书，并秘密运美部分善本图籍。
香港办事处，利用香港与“国内外交通邮寄两便利”，与香港大学合作，在冯平山图书馆内设临时通讯处，作为在港工作的根据地，征集西文工程及专门科学书籍，并编制索引等，以补充北平图书馆的不足，供国人之研究参考。原来国外各交换局转寄国内各机关之刊物，改寄香港海关并进行转寄；国内敌占区报纸、刊物等资料寄香港后再转寄昆明。1940年2月24日袁同礼致香港办事处的通知书称：“请寄暴日侵华于下列各处1，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十部，2，桂林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资料室两部……”由此可见，香港在抗战期间还负有国内资料分转职责。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图书馆事业所遭受的损失十分惨重，图书文献受损之多，在中外藏书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在北平沦陷后被伪新民会提去图书4473册，又寄存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一楼之图书约300箱、寄运香港图书20箱均被日军掠去，“馆特藏珍本图书，计一百数十种，甚为名贵……为敌宪兵队劫取”。但是这些损失相比于同时期的其他图书馆，无疑是较小的，从战后的统计资料来看，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战争时期的应对措施是成功的，对中华文化遗产的保护之效应予肯定。
摘要 国立北平图书馆作为我国第一所国立图书馆，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战争危机，为避免战火洗劫，所采取的应对举措有三：一是馆藏的保护。为减少损失，该馆挑选图书装箱，将大量的珍贵图书分存国内不同地点，并有南迁、善本秘密运美等。二是馆藏的扩充。如征集抗日史料、征购西南文献、传拓西南石刻、珍本书籍入藏等；此外，西文科学杂志、西文书籍等也有扩充。三是馆务的开展。抗战时期馆务工作主要分为北平和昆明两部分，长沙、香港、上海、重庆等地因需要设有办事处。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图书馆事业所遭受的损失十分惨重，相对而言，国立北平图书馆受损要小于同时期的其他图书馆，从战后的统计资料来看，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战争时期的应对措施是成功的，对中华文化遗产的保护之效应予肯定。
关键词 抗日战争，国立北平图书馆，危机应对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457-6241(2009)20—0036—06
有关抗日战争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专题研究，目前学术界主要侧重于馆藏、资料征集等方面之平面描述，战争背景的制约因素相形漫忽，有鉴于此，笔者拟以危机应对视角切入，以厘清原貌，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馆藏的保护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华北局势日趋危殆，许多图书馆的珍贵典籍被日本侵略军劫掠，馆藏在我国首屈一指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也面临巨大危险。
国立北平图书馆其前身是京师图书馆，京师图书馆继承了五百年前明代皇家图书馆一文渊阁的藏书，其中少数罕见书(善本书)还可以推溯到13世纪南宋辑熙殿的藏本。自1910年京师图书馆正式开办，馆藏逐步扩充，仅1931年7月到1932年6月一年间，购入经、史、子、集等中文图书及满蒙藏文图书共1，389种14223册；金石72种670册又2345张、铜印108方；舆图63种39册又56张；西文图书7350册；日文图书993册。接受各界捐赠中文及满蒙藏文图书共计519种6，611册；金石526种456册又101张；舆图60种13册又159张；西文书籍2，599册、小册子8，572册。私人藏书寄存图书25，290册；书版460块；图175幅；乐谱607件。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藏丰富，尤以古籍、善本庋藏宏富而闻名于世目。
为保证珍贵馆藏的安全，国立北平图书馆针对严峻局势，迅速作出反应。1933年1月12日，第八次图书馆委员会会议召开，并形成决议：“因时局关系，下列各项善本书籍应暂寄存于安全地点：(一)善本中之罕传本，(二)唐人写经，(三)方志稀见件，(四)四库罕传之本，(五)内阁大库舆图。”随后，即开始挑选图书进行装箱，所装书箱一律贴封条，除由装箱人负责签名外，胡适(时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主席)、任鸿隽(委员会委员)、袁同礼(副馆长)签名方可，“当时馆长为蔡元培，但蔡元培另兼有它职，实际馆务由副馆长袁同礼以代理馆长名义主持”。1933年4月27日，第九次委员会议又决定：“除已装箱者外再装一百箱送至安全地点保存。”
1933年5月3日教育部电令“国立北平图书馆蔡馆长、袁副馆长鉴密，北平图书馆承文，内阁清学部藏书之遗，为全国图书馆之最大者，所藏宋元精本及永乐大典甚夥，而明代实录及明人集仍系本来面目，远非四库全书删改者可比，尤为重要，特电仰将挑有精本南迁，以防不虞为要。”1933年5月3日，北平图书馆馆务委员会委员长胡适复函教育部，陈述“南中天气潮湿，古本书籍在南方不容易贮藏保存，故我们决定在北方选择妥善地方保存”，并报所选存放地点“一为此间德华银行保险库，一为天津天主教之工商大学，一为天津大陆银行货栈”北平图书馆按照图书的贵重程度分批运存到所选定的地点，截至5月23日该馆分四批运往各处，第一批：善本甲库32箱、唐人写经46箱，运存北京德华银行；第二批：舆图13箱、甲库30箱、乙库38箱，运存天津大陆银行货栈；第三批：善本甲库40箱、唐人写经1箱、金石拓片3箱，运存北京德华银行；第四批：善本甲库30箱，分两处存放，北京德华银行14箱、北京华语学校16箱。
随着日寇加紧对华侵略，北方形势日趋紧张，为应对时局变化，1935年11月23日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议决，“本馆因时局关系应即将贵重书籍暂寄存安全地点，西文书籍及普通书暂缓迁移”H㈣。1935年11月24日，教育部密电国立北平图书馆傅斯年、袁同礼：“贵重书籍希及秘密方法择要移存南方，以策安全，所需运费二千元可商北大垫付，当由部汇还。”1935年11月25日，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函报教育部：“所藏珍本书籍至可宝贵，目下北方时局日趋严重，已由同人商决，择其重要者于日前运出一百三十箱，此后仍当陆续南移，以期安全……”至12月6日，北平图书馆共运往南方图书586箱，其中：善本甲库197箱，善本乙库107箱，唐人写经49箱，内阁大库舆图15箱，汉石经、楚器及金石拓本8箱，西文整部科学杂志116箱，西文东方学善本书籍30箱，梁启超寄存书64箱。
国立北平图书馆为减少损失将大量的珍贵图书分存不同地点，这可由当时寄存各处所开具的收条获知。1935年12月6日及13日上海中国科学社：“贵馆寄存之书籍第一批共二十箱已由中国旅行社运到……”“第二批书计壹百零捌箱亦已运到”；1935年12月18日上海商业储备银行：“二百四十六箱业于本月5、6、10、12等日先后运到，点存敝行第一仓库”；1936年1月20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收到书籍50箱，“查点箱数无误，暂代收存”；1937年1月15日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贵馆南京分馆宋长洞君运来书箱拾伍木箱，业已暂为放置敝馆书库”。通过国立北平图书馆分批转运，该馆善本书籍甲乙库5000余种，60000余册，敦煌写经9000余卷，金石碑帖数百件等寄存当时尚较安全的上海公共租界仓库。全份西文科学及东方学期刊300余种，10000余册，寄存法租界中国科学社，称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另一部分图书，如西文参考书、外国官书、全份西文及日文工程期刊四五千册，旧藏内阁大库舆图及各省舆图七八千幅，寄存南京地质调查所，对外称为工程参考图书馆。
太平洋战争前，上海租界内的形势逐渐紧张，租界允许日本宪兵随时搜查，学术界人士对300箱古籍甚为担忧，袁同礼馆长与当时驻美大使胡适通过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关系，拟将寄存上海的善本书籍迁移至美，俟和平后运回。由于当时存上海的善本书籍太多，无法全部运出，于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王重民于1941年2月从美国回到上海，组织图书运美一事。王到上海后，便安排在3月12、13日用卡车将300箱书运到公共租界一英国人主办的美术工艺公司，与徐森玉一起挑选出更为重要的部分资料，计善本图书2700种，30000余册(其中包括宋元版约200种，
明版近1000种，抄本500余种)装成102箱，箱内用铁皮密封，以防潮湿，寻求时机运出。当时北平图书馆在上海的钱存训通过一海关熟人关系，将102箱化整为零分成十批，从十月份开始先后历时两个月秘密运抵美国，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1944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征得我国同意，将全部图书摄成微缩卷，将三套分赠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图书馆。1965年11月寄存图书运回台湾，现存于台湾中央图书馆。
二、馆藏的扩充
抗战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危机应对，并非一味地消极求全，尽管当时社会动乱不安，该馆依然没有放弃馆藏的扩充。
首先是征集抗日史料。
关于抗日战争文献，国立北平图书馆深感此事之重要，亟应汇集整理，加以保存，以备将来国史之采择，及战后研究政治经济社会各种问题者之参考。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1939年1月1日合组中日战争史料征集会，经费由两机关分摊，北平图书馆负责采访、汇集，西南联合大学负责整理、编纂。所集史料性质不仅限于战争，即政治、社会、经济、交通、教育各方面亦均注意。采访之范围，不限于本国，即敌国以及各中立国之出版品，凡与此次战争有关者，亦均搜集。征集工作除在昆明进行外，也在重庆及上海、香港等地派有专人采访各地出版或市面发售的有关报纸、杂志、小册子等，其中包括欧、美、日、苏联、南美各国出版物在内。当时袁同礼先生曾致函中国共产党代表机关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领导人周恩来，并得到支持：“兹有周副部长交下书籍数十本，特函付上并付书单一纸……今后尚有书继续寄上。”北平图书馆还积极与延安解放社、新华日报社、新华书店等中国共产党文化机关联系，得到积极响应。如：《抗日战争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4》《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论三个阶段》《坚持河北抗战与巩固团结》《抗战中的政治工作》《吴玉章抗战言论集》及《新华日报》《(新华日报)抗战二周年特刊》《联共党史》《解放》《中华》《解放周刊》《新中华报》等资料先后入藏国立北平图书馆。
沦陷区也进行搜集资料事宜，包括日本和敌伪组织方面的刊物和文件，小到居住证、通行证、配给证、传单、布告、相片等，搜集后寄到香港再转送昆明。抗战胜利前，仅昆明部分，已入藏中文书5180种，约6000册，小册子400余种，杂志2350种，其中继续出版者485种；新闻纸169种；日文书籍520种，杂志120种，新闻纸8种；西文书籍1922册，杂志373种，新闻纸49种。自1938年到1943年底，采购有关中日战事之图籍已逾20000种。1940年7月抗日史料会，将已整理的史料编印成战争史料集刊，分期刊行。此外，印中文及日文丛刊，每集约10种。已编者，尚有各战区长编14种，抗战数目一种。尚未成书者，有抗战论文30000余条，分类简报50大箱，辑录欧美论中国的论文数百篇。
其次是征购西南文献、传拓西南石刻。
抗战以前，因西南地处遥远。较少为人注意，又由于交通不便，西南文献难以搜求。抗战开始后，由于政府机关和重要的文化机构西迁，大批的文化人士突然增多，为收集、整理和研究西南文献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西迁后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对此极为重视，利用这一有利的地域优势，制定以搜访西南文献为该馆在云南的重点工作。1938年3月11日，在香港九龙蔡元培住宅召开馆务会议，任鸿隽、傅斯年、袁同礼、蒋梦麟都列席参加，研究决定将征购西南文献、传拓西南石刻编入昆明办事处采访工作大纲，确定万斯年主要负责此项工作。万斯年费时一年半，专赴迤西一带，进行地方文献的搜访传抄、金石之访察传拓、东巴经典的访购和整理、木土司遗迹之踏访，以及明人真迹之搜访照录、滇中刻藏佛经之访察等工作，收获可观。同时还和当地收藏家以及耆绅取得联络，孤本秘籍发掘不少，其中西南五省方志所获甚丰，尤以有图画象形文字古本在内的4000册东巴经，堪称难得的珍贵文献。彝文写经507册，彝文写经卷子1轴，彝文刻经15块，汉文档册12册，数量虽不多，但对于西南民族之语言文化历史制度之研究，有绝大之参考价值。仅1939年一年间就人藏西南文献有：四川方志165种、云南方志30种、贵州方志16种、广西方志18种，诗文集1092种。西南石刻拓本：购入208种，派拓工分赴云南各县，逐件传拓颇富历史价值石刻100件。通过抗战期间数年搜集，截至1945年6月计入藏四川方志206种、云南方志93种、贵州方志34种、广西方志24种、西康方志15种。抗战后国立北平图书馆将这些资料编为西南各省方志目录、云南碑目初编、中国边防图籍录、西南文献丛刊四种。西南文献丛刊在抗战中出版有：滇南碑传集、明季滇黔佛教考、郑子尹年谱、贵州名贤像传。传拓滇省石刻，计抗战胜利前，已拓就汉碑1种、晋碑2种、刘宋碑1种、唐碑4种、宋碑2种、元碑24种、明碑92种、清碑147种、近刻碑76种，共349种。这些碑刻概属海内罕见之品，其拓片在抗战后国立北平图书馆特开西南文献室，分类陈列。
第三是珍本书籍入藏。
抗战期间时局动荡，很多民间私藏流入市中，北平图书馆广泛搜购，珍本书籍入藏不少，比较重要的就有：元刻本宋罗从彦撰罗豫章集；明刻本万历年刻之殿粤纂要和常熟文献志，归有光等修隆庆刻本三吴水利录，戚继先撰戚少保兵书，河南河内县志，四川赋役书册，程氏、金氏、方氏、汪氏、洪氏家谱；明抄本有赵琦美抄校本东国史略；清刻本有康熙贵州盘江铁桥志，松江县志。乾隆经渠志，扬州府图经；清抄本有朱丝栏精抄本文宗穆宗实录。又孤本元曲凡64册，每册载元或明剧3种左右，共200种。
此外，西文科学杂志、西文书籍等在这一时期，也有扩充。
三、馆务的开展
抗战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主要分为北平和昆明两部分，长沙、香港、上海、重庆等地因需要设立有办事处。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于日寇之手，1937年8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合组临时大学，校址选在湖南长沙，9月即着手筹建，并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合组图书馆。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因“旧都沦陷平馆馆务势难进行，兹拟定善后办法数条……一、在长沙设立办事处，处内职员薪水一律按五成发给，所与之款作为准备金。二、本馆于长沙临时大学合组图书馆其详细办法另定。三、西文期刊及书籍一律改寄长沙。四、本年度购书费请中基会拨付半数，其余之款请该会以本馆、名义暂予保留。五、平馆在未被接受以前其经常费继续照拨，中西文购书费一律停止，中文期刊及报纸照旧订阅，此项费用得在经常费内开支。六、留平职员薪水暂按十成发给，待得馆长决定核减之。七、除负实际保管责任之职员在任何状况之下不得离馆外，其他留平职员等待执行职务，愿来照办公者每人得酌给补费。”述七条主要内容是在长沙设立国立北平图书馆
办事处，与临时大学合组图书馆。在今天看来。这一办法符合当时抗战需要，是战时的积极应对。由于高等院校和学术团体的仓促后撤，图书馆及教学设备大都来不及随迁，有些在随迁中毁于战火，没有图书资料高校教学与学术研究实难开展。该办法得到了蔡元培的肯定：“敬悉平馆布置已妥，先生(袁同礼)在长沙设一平馆办事处甚慰。”周诒春也致袁同礼称：“临时大学第一区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合组图书馆办法草案七条，业经诵悉颇为妥恰。”由于日军向南逼近，南京失守，长沙形势逐渐紧张，临时大学于1938年1月议定迁校到云南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随学校同迁，在昆明期间与西南联大合作，组成合作委员会，袁同礼为主席，严文郁、陈岱孙、吴有训代表各自学校参加该委员会。1938年5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昆明办事处成立，并制定工作大纲：
“(一)关于采访事项：1，征购西南文献。2，传拓西南石刻。3，办理新书呈缴及整理中文期刊。4，征购抗战史料。5，征购安南缅甸文献。6，征购西文书籍及整理西文期刊。7，征集专门论文单行本。8，整理日报及舆图。(二)关于编目及索引事项：1，编印新书分类目录。2，编制入藏图书目录。3，编制抗战论文索引。4，编辑西南边疆图籍录。5，编辑云南书目。6，编辑云南研究参考资料。(三)关于流传事项：1，影印孤本元曲。2，排印暴日侵华与国际舆论。(四)关于与其他学术机关合作事项：1，协助西南联合大学完成图书设备。2，协助中华图书馆协会向国外征书及其他复兴工作。”
1939年4月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函批：“该馆现已迁滇，如在滇仅设办事处，殊不足以正视听，亟应加以调整，将办事处改组为馆本部。”借此，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重心随之转移昆明。在云南期间，国立北平图书馆负责图书资料征集、图书出版，联大负责保管公开阅览书籍陈列。此外图书馆还扩充了大量的资料文献，出版发行多种图书，如：图书季刊中文本，北平沦陷后停刊，1939年3月在昆明复刊；图书季刊英文本，“七七事变”后停刊，1940年春在昆明复刊；补助编纂中日战争史料；西南文献丛刊；本馆藏书目录等。另国立北平图书馆与昆明益世报社合作，每星期发行图书副刊1期。
处于敌占区的国立北平图书馆，1938年蒋梦麟、周诒春、傅斯年等主张停办，但是1938年1月18日中基会执委会第122次会议决定“继续维持北平图书馆，在袁副馆长未回任前，由司徒雷登先生或执委会指定总务部主任王访渔，善本部主任张允亮，编纂顾子刚组成行政委员会，维持馆务”。1939年3月11日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议决，认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北平馆址之保守及维持日常阅览事项暂有维持之必要……但因事务缩小，经常费应减至最小限度”。委员会与日方的交涉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出面负责。由于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经费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负责，又在世界上享有一定声誉，所以日本未出面直接接管，指派了一名日本联络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停止向国立北平图书馆支付经费，日伪组织先后派周作人、张心沛、俞家骥代为馆长。在此艰难时期，北图“留平人员仅能在可能范围内尽力维持，曾密饬总务部主任王访渔及编纂顾子刚率同保管人员留守监护，相机应付数载以来，留守人员虽经敌伪再三压迫仍忍辱负重，艰苦支持，存平图籍赖以无恙”。
上海在这一时期主要馆务为：1，图书及季刊的出版和发行，季刊中文版在北平出至三卷，西文版出至四卷停刊。新一卷于1939年在昆明复刊，但实际上除一部分稿件在内地编辑外，所有书评、印刷和发行的业务，全在上海进行。2，对国外文化机构的联络，以及资料的采访，一部分在上海办理。3，搜集善本、精椠旧钞、抗日史料。4，保管存书，并秘密运美部分善本图籍。
香港办事处，利用香港与“国内外交通邮寄两便利”，与香港大学合作，在冯平山图书馆内设临时通讯处，作为在港工作的根据地，征集西文工程及专门科学书籍，并编制索引等，以补充北平图书馆的不足，供国人之研究参考。原来国外各交换局转寄国内各机关之刊物，改寄香港海关并进行转寄；国内敌占区报纸、刊物等资料寄香港后再转寄昆明。1940年2月24日袁同礼致香港办事处的通知书称：“请寄暴日侵华于下列各处1，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十部，2，桂林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资料室两部……”由此可见，香港在抗战期间还负有国内资料分转职责。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图书馆事业所遭受的损失十分惨重，图书文献受损之多，在中外藏书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在北平沦陷后被伪新民会提去图书4473册，又寄存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一楼之图书约300箱、寄运香港图书20箱均被日军掠去，“馆特藏珍本图书，计一百数十种，甚为名贵……为敌宪兵队劫取”。但是这些损失相比于同时期的其他图书馆，无疑是较小的，从战后的统计资料来看，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战争时期的应对措施是成功的，对中华文化遗产的保护之效应予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