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的学科定位及对高校《中国思想史》课程教学的影响
祁琛云
[摘要]学界目前对思想史的学科定位比较紊乱，思想史与哲学史、学术史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明确化，思想史的概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学科边界等根本性问题正处在探索之中。学界对于思想史学科定位的诸多不确定性，对高校的《中国思想史》课程教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些影响涉及《中国思想史》课程性质的界定、课程体系的设置、教学内容的取舍、教材的编写等诸多方面。这些问题能否解决，将直接关系到《中国思想史》课程存在的必要性及教学的效果等。
[关键词]思想史，哲学史，学术史，学科定位，《中国思想史》课程教学
[中图分类号]K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2—0065—06
关于中国思想史的学科定位问题，有人曾指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研究者的学科定位上，中国思想史研究都显得不够成熟，比如，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应该是哲学诠释的，还是社会史抑或学术史的，仍在探索之中。正如所言，这些涉及思想史的根本性问题仍处于“探索之中”。学界对于思想史学科定位的乱象直接影响到高校《中国思想史》课程的教学。本文试图对学界关于思想史与哲学史、学术史关系讨论的考察，对当下思想史所面临的定位困境及其对高校《中国思想史》课程教学的影响加以分析，以期引起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
一、西方“思想史”的传人及面临的困惑
尽管中国思想史历来被视为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校历史教育的主要内容，不过在文史不分的中国传统学术术语中，并没有“思想”或者“思想史”这样的提法，“思想史”是近代学者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正如学术大师钱穆先生所说的：“在中国学术史上，可谓并无纯粹之思想家或哲学家。‘思想二字，实近代中国接触西方以后所兴起之一新名词，中国旧传统只言‘学术，或言‘学问，不言‘思想。”钱穆的说法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如华裔学者汪荣祖就说：“史家以思想史为研究对象，以及思想史成为具有系统而自主之学门，为较近代之事。”另外，《中国古代思想简史》的作者韩星在该书的“绪论”中也对“思想史”一词源自西方予以认同，他说：“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这三个名称严格地说都是‘舶来品，在中国历史上只有诸子学、经学、玄学、佛学、理学等名称，并没有哲学史、思想史这样的称呼，与今天哲学史类似的在中国古代如玄学和理学、与今天思想史类似的在中国古代如经学。哲学史、思想史与学术史这些内容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是浑然一体的，近代以来受西学影响，渐渐分化，成为人们进行研究的不同范式。”在这里，他不仅指出思想史和哲学史、学术史等是外来词，而且还与传统学术的主要内容做了一一对应。
从这些学者的口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门学科的思想史的大致发展历程，即中国原无“思想史”之说，是近代学者从西方译介过来的，思想史进入中国学界后，面对文史不分的传统学术，开始与大致同时进入中国的哲学史、学术史划分研究领域，被学者对号入座，逐渐形成了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尽管思想史自进入中国后就成为广受追捧的显学，但面对文史哲不分的学术传统，思想史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学术边界等问题上始终含混不清，更难与同样以中国传统学术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史、学术史等学科厘清关系。近年来，随着葛兆光等人倡导的“一般思想史”概念的流行，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学术边界更加模糊，甚至直接威胁其学科地位，正如葛氏本人所说的：“思想史是一个学科边界至今也还不很清楚的领域。……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中，它也很难和哲学史分清，……特别是近年来思想史与社会史、思想史与知识史的互相结合，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史被普遍重视，更使得这种原来期待的学科边界被瓦解于无形。”所有这些纠结不清的矛盾共同构成了中国思想史学科定位的问题，而学术界对于思想史学科定位的乱象，也对高校中国思想史课堂教学产生了诸多不利的影响，如思想史到底讲什么?怎么讲?如何处理中国思想史与哲学史、学术史甚至文化史在教学目标和内容上的重叠与冲突问题?如果学界不能很好解决思想史学科定位的问题，则教学中存在的这样问题也势必继续存在。
二、学界关于思想史与哲学史、学术史关系的讨论
上面说了，纠结思想史学科定位的主要问题即是如何处理它与哲学史、学术史等学科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一点，自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思想史刚刚进入中国就引发了学界的热议，这种学术边界的讨论到今天仍在继续。下面，我将重点介绍学界对于思想史与哲学史、思想史与学术史关系的讨论，并作出自己的评析。
1，关于思想史与哲学史关系的讨论
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关系是学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焦点问题，虽然经过了多次的讨论，提出了许多观点，但由于二者在研究内容上的严重层叠，使得这种讨论往往无功而返，甚至出现了斩不断理还乱的后果。正如张岂之所说的：“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是，中国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仍然有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没有解决，即它与哲学史的关系问题，包括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方法等问题。有一种看法认为，思想史与哲学史大同小异，两者所研究的内容，范围基本相同。”如口张所言，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思想史与哲学史关系十分含糊，在当时学者看来，这是两个“基本相同”的范畴，称思想史也可，称哲学史也行。基于此，早期学者多将思想史或哲学史等同于中国传统学术的总和，认为它们是可以包容各种学问的概念，如冯友兰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中称：“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无独有偶，后来侯外庐在由他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序》中称：“这部中国思想通史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在一起编著的，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它论述的内容，由于着重了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说明，又比较复杂。”同样是一个大而全的范畴。对于早期学者划定的范围，葛兆光表示质疑，他认为冯氏夸大了哲学史的范畴，认为与哲学史相比，思想史“在描述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学问时更显得从容和适当，因为‘思想这个词语比‘哲学富有包孕性质”。尽管葛认为思想史是一个比哲学史更大的范畴，不过他并不认同侯氏囊括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的思想史定义，他说“思想史真的是可以包容哲学、意识形态、逻辑学说乃至政治、法律、科学的一个‘大历史吗?”在此，他认为这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原因则在于“思想史与哲学史、意识形态史、逻辑学说史等等的界分不明”。
然而，不管葛兆光后来是怎么样看的，总之，早期学者的确将思想史与哲学史等同了起来，韩星称：“20世纪以来，学者们出版了为数不少的哲学史和思想史的著作……但实际上人们往往把二者混同起来，撰‘中国哲学史者，内容宽于‘哲学
史而略同于‘中国思想史，撰‘中国思想史者，内容大都局限于‘中国哲学史的范围。”这种情况直接反映在学者们的研究实践中，如侯外庐在60年代初曾出版过《中国哲学简史》一书，到80年代再版时，则更名为《中国思想史纲》，但在内容上并无大的变化，仍然以哲学思想为主线。对此，长期关注这一问题的李锦全也深有感触，他说：“同样是一部书，既可以称为《中国哲学简史》，后又题《中国思想史纲》，说明哲学史与思想史并无明确的分界。”其实李锦全本人也曾出现过一书两名的情况，他在一篇讨论思想史与哲学史关系的文章中说：“在1962年我们几个人合写出版过一部《简明中国思想史》，到1973年补充修改后又易名为《简明中国哲学史》，而基本内容和观点却没有多少变化，也没有明确意识到这是两门学科，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应该有些什么联系和区别。”
将思想史等同于哲学史的情况到80年代以后逐渐有所改观，这主要源自学界的集体反思，如1983年《哲学研究》组织了一次关于“思想史与哲学史关系”的专题笔谈，在“编者按”中，组织者说：“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决。这与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以及哲学与伦理、哲学与政治密切联系等传统有关。哲学史研究的基本内容是什么?思想史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哲学史与思想史有些什么联系与区别?如何正确解决这些问题，关系到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从中不难看出当时学界对解决此一问题的迫切性与必要性，经过参加笔谈的汤一介、周继旨、张岂之等学者的集中讨论及同一年在西安举行的规模更大的中国思想史学术研讨会上的大讨论，思想史与哲学史的界限趋于明晰化了。学界基本达成如下共识：认为哲学史与思想史是相互独立的学科，二者在研究对象与范围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如汤一介认为：哲学史与思想史是内在逻辑与外在理论之间的区别。张岂之认为：哲学史是研究人类对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其包括一般规律的认识史和现实社会具体问题的认识史。李锦全则认为是“理论思维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思想流变发展规律的历史进程”之别。另外，台湾学者韦政通谈的更直白一些，他在《中国思想史·绪论》中说：“思想史也不比专业哲学的研究，后者可只讨论理论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仅为少数哲学专业者所关心；思想史除了理论之外，还要了解哲学家这个人，将涉及他的具体生活、际遇、意识活动。”在这里，他实际上已经指出了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区别，前者是思想活动与外界环境综合研究的历史，后者则只是思想本身的研究史。
虽然学界的讨论大致指出了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区别，即思想史是比哲学史更为广大的范畴；哲学史属于纯理论的研究，思想史则更贴近现实生活。但仅此而已，由于学者在此问题上或语焉不详，或高度概括，因此一些具体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如：如何处理两者在史料占有上的冲突问题?在涉及同一命题时，如何取舍的问题?思想史是否应该涉及哲学思想，哲学史又是否应该探讨具体问题?
当哲学史下延至某个具体的社会问题，或思想史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二者又该如何划界?毕竟哲学史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社会，而思想史势必会涉及纯理论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思想史与哲学史之间仍然缺乏明确的分界，直到去年，张荣明还在一篇文章中将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关系问题作为“思想史研究的三个根本问题”之一提出：“中国思想史学科是从中国哲学史学科脱胎而来的，因而或多或少仍带有哲学学科的痕迹。在中国，思想史研究若要独立于学术之林，就要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学术阵地，就需要为自己划界……否则，思想史研究与哲学研究纠结在一起，不利于思想史的健康发展。”很显然，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还会继续下去。
2，关于思想史与学术史关系的讨论
思想史与学术史的关系同样很纠结，尤其在近代学者那里更是如此，早期学者往往将“思想”与“学术”两词并用，如早在1902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就在自己创办的《新民丛报》上以《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为题发表了评论传统学术的系列文章。后来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同样将“思想”与“学术”一起讲。对此，葛兆光说：“如果我们熟悉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术界，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的‘学术史和‘思想史常常缺乏明确的边界，1929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的梁启超那部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实是学术史也是思想史。”梁启超如此，钱穆同样如此，上世纪70年代后期，钱老集六十年来关于传统学术的论文为煌煌八卷本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该书名正是老辈学者将“思想”与“学术”熔于一炉的最好写照。对于老辈学者将思想史、学术史甚至哲学史合在一起来讲的原因，刘曙光做了如下解答：“在中国，西学东渐之前，文史不分家，做学问也不重分类，一个学者治学可能涉及诸多领域。如，梁启超自言于文史两样都有兴趣，而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留下了厚重的一笔。这种传统影响至今，很多学者涉猎仍然很广泛，如，季羡林、李锦全等一些老一辈的学者，他们都谦称自己为‘杂家。”
尽管“思想”与“学术”不分家成为衬托老辈学者们学识的渊博，但从现代学科体系来看，思想史与学术史俨然成为两个相互独立的学科门类，如果“思想”与“学术”再不分家，则学者们正努力构建的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框架势必将瓦解于无形。因此，在当下，仍然有必要来探讨二者的边界问题。其实，早在梁启超活跃的时代，堪称当时“杂家”的常乃患就已经在自觉地探讨思想史与学术史的异同问题了，他在《中国思想小史·导言》中说：“思想史与学术史同呢?不同呢?说不同，所采的材料，所用的方法，未尝不大同小异；说同呢，内容所讲的确乎彼此两样。学术史——或者哲学史——所注重的是学说的内容，师徒传授的门户派别，以个人为中心的学者传记等等——思想史对于这些却全不注重，它所注重的乃是一时代思想递嬗的源流大概，及于当时及后世的波动影响。讲学术史尽可以个人为中心，多少忽略时代和地域等背景，讲思想史却完全不能不注意到时代、地域等等交互的影响。”对于常的观点，葛兆光大为赞赏，他认为常氏在“历史与地理中寻找(思想史)发生的背景与意义”，“这种关于学术史和思想史的看法，至今也还有它的价值”。常氏的观点对于划分思想史与学术史的边界自然意义非凡，但其将学术史与哲学史同等起来的说法也值得商榷，同时其区别思想史与学术史的标准——即是否以“师徒传授的门户派别，以个人为中心的学者传记”为内容的观点也未必准确，思想史又未尝不以学派谱系为主要内容?因此，虽然常氏首倡思想与学术之分野，但由于其观点本身存在缺陷，加上其学术影响有限，故他所倡导的思想与学术分野的主张实际上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同。他之后思想史与学术史长期处于“无边界”的状态，直到90年代初，随
着现代学科分界越来越严格，学者们才旧话重提，自觉加入思想史与学术史边界问题的讨论。90年代初，葛兆光发专文探讨思想史与学术史的关系，认为学术史与思想史在研究目标与任务上存在差异彻。后来他又在《中国思想史·导论》中重申了这一观点，称“我相信学术与思想有一定的区别”，但又说：“我并不相信离开知识性的学术，思想可以独立存在，也不相信没有思想，而学术可以确立知识的秩序。”葛氏既承认二者存在区别，又认为不可完全隔绝，总之，在这个问题上，他并未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稍后，张岂之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同样承认思想史与学术史之间存在联系，“在思想史中含有一定学术史的内容，同样，在学术史中也含有一定思想史素材”，但同时又认为思想史与学术史研究的侧重不同，故二者“不能等同”而视之。葛、张等人对思想史与学术史关系的分析不无道理，作为从传统学术析出的两个学科，思想史与学术史之间本来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样模棱两可的表述对于严格的学科定位而言是不够的，故虽然他们已经指出了二者的不同，但作为两个独立的学科，思想史与学术史的关系并未就此厘清，正如张立文在2004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在中国近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哲学、思想、学术及其史的论述，往往出现不需‘难得糊涂而糊涂的情境，比如，什么是哲学、思想、学术?什么是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若连此都模糊不清，则研究对象、范围何以明?研究对象、范围尚不确定，又何以进行研究或诠释?”并指出，如果搞不清三者之间的关系，则思想史、哲学史、学术史都将面临“合法性危机”。看来，与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关系一样，其与学术史关系的讨论也会继续下去。
正如张立文所言，如果不能厘清思想史与哲学史、学术史的关系，则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将不得不面临是否具备学科上的“合法性”，直接影响思想史到底该如何定位的问题。如前所述，由于思想史与哲学史、学术史关系的复杂性，导致作为一门学科的思想史存在概念不明、学科边界不定、研究对象与内容模糊等问题。而由这些问题共同构成的思想史学科定位问题不仅影响到思想史的研究领域，更给《中国思想史》的课程教学带来的许多麻烦，如该课程的界定问题、课程体系问题、内容取舍问题、教材编撰问题、教学目标问题等都是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
三、思想史学科定位问题对高校《中国思想史》课程教学的影响
思想史在学科层面定位不清的问题对高校《中国思想史》课程的开设有着直接的影响。如前所述，在学科层面，思想史与哲学史、学术史的关系至今缺乏明确的分界，三者在概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多有重合。与学界在此问题上的纠结不同，在高校课程设置上，却明确的将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及中国学术史作为泾渭分明的三门主要课程，当然，这种“分明”仅就课程名称而言，在课程内容、课程体系等方面，则同样纠结，从目前高校所开设的相关课程来看，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哲学史及中国学术史在教学内容上并没有多大的差别，总体上是按照“先秦诸子思想”“两汉经学思想”“隋唐佛学思想”“宋明理学思想”及“清代朴学思想”这条线讲下来的，如果稍微留意一下，不难看出，这些同样是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课程的核心内容。有学者指出：“中国哲学专指中国古哲对宇宙、人生、人心、知识的理论化思考和概念组织体系。”阿是，一门完整的思想史课同样避不开宇宙、人生、人心等貌似专属于哲学范畴的命题。而且张岂之讲到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关系时称：“哲学是不应排除在思想史范围之外，因为哲学是人类思维的精华……哲学是思想史的主干，丢掉哲学思想，就等于抽掉了思想史这座大厦的大梁。”正因为此，在他为高校历史专业编写的《中国思想史》教材中明确指出：哲学思想“是本书的重点”。可见，就课程内容而言，中国思想史与哲学史不可避免要发生冲突。
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学术史在授课内容上同样严重重叠，有人说中国思想史面对的是思想本身，而学术史则“直面已有的中国哲学家、思想家、学问家、科学家、宗教家、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等的学说和方法系统，并藉其文本和成果，通过考镜源流、分源别派，历史地呈现其学术延续的血脉和趋势”㈣。按此定义，则思想史面对的是思想内容本身，而学术史面对的是提供思想的人、学派及记录思想的著作。这种说法似乎有理，但正如韦政通所说：“思想史除了理论之外，还要了解哲学家这个人，将涉及他的具体生活、际遇、意识活动”，“一部接近理想的思想史，最好是做到内外兼顾，尽可能充分注意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里所说的“内外”，分别是思想理论本身与思想家生活的环境、学术宗派的分野及学术传承等，谁又能保证在讲中国思想史的时候纯粹不涉及学术流源问题呢?在此境况下，作为高校一门主要课程的中国思想史，如何在授课内容上与同样重要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课划清界限，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否则，中国思想史课程的独立性和开设的必要性都将被打上重重的问号。
以上是从授课内容方面来看思想史的学科定位问题对《中国思想史》课程的影响，下面再看其对教材编写的影响。由于思想史与哲学史、学术史关系的复杂性，导致至今其学科定位不准、学科边界不清、研究对象不定，在此情形下，如何编写相关的教材成为困扰学者们的主要难题，而如果没有合适的教材，中国思想史课程教学势必将受到极大的影响。对此，当代思想史学界的领军人物张岂之、葛兆光等都作了评述。葛在《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总序》中指出编写中国思想史或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的困难之一就在于：
思想史是一个学科边界至今也还不很清楚的领域。虽然它作为一种历史著述被欧美历史学界普遍接受和使用，从19世纪晚期已经开始，但是，尽管西方人对于如何是“观念史”、如何是“思想史”、如何是“哲学史”有过种种讨论，可它的领地边界至今也没有一个被共同认可的说法。而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中，它也很难和哲学史分清，所谓社会思想、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之类的词语，常常在哲学史和思想史中混用，特别是近年来思想史与社会史、思想史与知识史的互相结合，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史被普遍重视，更使得这种原来期待的学科边界被瓦解于无形。于是，这使得我们现在重新编撰一部《参考资料集》发生了很大的困难，如果我们不想漫无边际地扩张思想史的领地。以至于思想史本身都被瓦解，我们应当如何小心翼翼地、有节制地选择文献资料?
在这里，他不仅认为学科边界模糊是教材编写的主要障碍，也承认自己所倡导的“一般思想史”的概念进一步加重了“边界危机”，导致教材编写困难重重。
边界的不确定必然会导致科林伍德式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思想史泛化问题，按科氏的观点，思想史等同于“人类全史”，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于是就出现了像英国学者昆廷·斯金纳所描述的思想史：即“研究过去那些主要的宗教和哲学
体系；研究普通人有关神圣与凡俗、过去与未来、形而上学与科学的信念；考察我们的祖先对长与幼、战争与和平、爱与恨、白菜与国王的态度；揭示他们在饮食、穿着、膜拜对象等方面的倾向；分析他们在健康与疾病、善恶、道德与政治：生殖、性以及死亡等方面的想法。所有这些以及大量类似的话题都可以被纳入思想史研究的广阔范畴，因为它们都属于思想史家最为关注的一般性论题，即研究以往的思想。由于思想史所涉及的论题纷繁芜杂，这无疑使该领域的研究变得非常宽泛”。如此宽泛的思想史，无疑相当于一部百科全书，不过，就一门大学的选修课程而言，思想史真的能容纳如此多的内容吗?对于由思想史边界问题而导致的教材内容庞杂、教学任务过重的问题，曾经为高校编写《中国思想史》教材的张岂之深有感触，他于上世纪80年代末编写的《中国思想史》教材多达70余万字，内容虽然丰富，但正如他所说：这本“《中国思想史》也有不足的一面，就是分量太大，70余万字，学生们是读不完的”。这样不仅学不好，反而成了学生的“负担”，应各方面的要求，再版时进行了压缩，但也有四五十万字。这对于目前屈居为选修课的中国思想史来说，其分量还是太大了，可以说这样的教材并不适合课堂教学之用。但目前除张氏的这本《中国思想史》外，相关的教材很少，仅有的几本也存在各种问题，如韩星的《中国古代思想简史》失于太简，张茂泽的《中国思想文化十八讲》偏重宗教。总之，教材问题成为困扰高校《中国思想史》课程教学的核心问题，如何编写一部适合目前高校《中国思想史》课程需求的教材，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学者们要重点突破的难题。
思想史学科定位问题除了对大学思想史课程内容、教材编写造成的消极影响外，对其课程体系、教学任务及教学方式等都产生了诸多不利的影响，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分析了。
本文对20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对思想史与哲学史、学术史关系的讨论做了全面对分析，并深入探讨了思想史学科定位问题及由此引发的高校《中国思想史》课程教学面临的困境。笔者认为，目前思想史与哲学史、学术史关系仍然处于纠结状态，思想史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其学科定位不明、学术边界模糊、研究对象与任务也不够清晰，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高校《中国思想史》课程的教学环节，具体表现为，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等课程难以兼容的问题；中国思想史教学内容繁杂、难以取舍的问题；中国思想史教材编写困难的问题等。如果学界不能理顺思想史与哲学史、学术史的关系，无法给思想史一个明确的定位，则高校《中国思想史》课程的教学将难以正常的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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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丹]
[摘要]学界目前对思想史的学科定位比较紊乱，思想史与哲学史、学术史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明确化，思想史的概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学科边界等根本性问题正处在探索之中。学界对于思想史学科定位的诸多不确定性，对高校的《中国思想史》课程教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些影响涉及《中国思想史》课程性质的界定、课程体系的设置、教学内容的取舍、教材的编写等诸多方面。这些问题能否解决，将直接关系到《中国思想史》课程存在的必要性及教学的效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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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2—0065—06
关于中国思想史的学科定位问题，有人曾指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研究者的学科定位上，中国思想史研究都显得不够成熟，比如，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应该是哲学诠释的，还是社会史抑或学术史的，仍在探索之中。正如所言，这些涉及思想史的根本性问题仍处于“探索之中”。学界对于思想史学科定位的乱象直接影响到高校《中国思想史》课程的教学。本文试图对学界关于思想史与哲学史、学术史关系讨论的考察，对当下思想史所面临的定位困境及其对高校《中国思想史》课程教学的影响加以分析，以期引起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
一、西方“思想史”的传人及面临的困惑
尽管中国思想史历来被视为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校历史教育的主要内容，不过在文史不分的中国传统学术术语中，并没有“思想”或者“思想史”这样的提法，“思想史”是近代学者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正如学术大师钱穆先生所说的：“在中国学术史上，可谓并无纯粹之思想家或哲学家。‘思想二字，实近代中国接触西方以后所兴起之一新名词，中国旧传统只言‘学术，或言‘学问，不言‘思想。”钱穆的说法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如华裔学者汪荣祖就说：“史家以思想史为研究对象，以及思想史成为具有系统而自主之学门，为较近代之事。”另外，《中国古代思想简史》的作者韩星在该书的“绪论”中也对“思想史”一词源自西方予以认同，他说：“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这三个名称严格地说都是‘舶来品，在中国历史上只有诸子学、经学、玄学、佛学、理学等名称，并没有哲学史、思想史这样的称呼，与今天哲学史类似的在中国古代如玄学和理学、与今天思想史类似的在中国古代如经学。哲学史、思想史与学术史这些内容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是浑然一体的，近代以来受西学影响，渐渐分化，成为人们进行研究的不同范式。”在这里，他不仅指出思想史和哲学史、学术史等是外来词，而且还与传统学术的主要内容做了一一对应。
从这些学者的口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门学科的思想史的大致发展历程，即中国原无“思想史”之说，是近代学者从西方译介过来的，思想史进入中国学界后，面对文史不分的传统学术，开始与大致同时进入中国的哲学史、学术史划分研究领域，被学者对号入座，逐渐形成了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尽管思想史自进入中国后就成为广受追捧的显学，但面对文史哲不分的学术传统，思想史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学术边界等问题上始终含混不清，更难与同样以中国传统学术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史、学术史等学科厘清关系。近年来，随着葛兆光等人倡导的“一般思想史”概念的流行，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学术边界更加模糊，甚至直接威胁其学科地位，正如葛氏本人所说的：“思想史是一个学科边界至今也还不很清楚的领域。……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中，它也很难和哲学史分清，……特别是近年来思想史与社会史、思想史与知识史的互相结合，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史被普遍重视，更使得这种原来期待的学科边界被瓦解于无形。”所有这些纠结不清的矛盾共同构成了中国思想史学科定位的问题，而学术界对于思想史学科定位的乱象，也对高校中国思想史课堂教学产生了诸多不利的影响，如思想史到底讲什么?怎么讲?如何处理中国思想史与哲学史、学术史甚至文化史在教学目标和内容上的重叠与冲突问题?如果学界不能很好解决思想史学科定位的问题，则教学中存在的这样问题也势必继续存在。
二、学界关于思想史与哲学史、学术史关系的讨论
上面说了，纠结思想史学科定位的主要问题即是如何处理它与哲学史、学术史等学科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一点，自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思想史刚刚进入中国就引发了学界的热议，这种学术边界的讨论到今天仍在继续。下面，我将重点介绍学界对于思想史与哲学史、思想史与学术史关系的讨论，并作出自己的评析。
1，关于思想史与哲学史关系的讨论
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关系是学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焦点问题，虽然经过了多次的讨论，提出了许多观点，但由于二者在研究内容上的严重层叠，使得这种讨论往往无功而返，甚至出现了斩不断理还乱的后果。正如张岂之所说的：“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是，中国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仍然有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没有解决，即它与哲学史的关系问题，包括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方法等问题。有一种看法认为，思想史与哲学史大同小异，两者所研究的内容，范围基本相同。”如口张所言，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思想史与哲学史关系十分含糊，在当时学者看来，这是两个“基本相同”的范畴，称思想史也可，称哲学史也行。基于此，早期学者多将思想史或哲学史等同于中国传统学术的总和，认为它们是可以包容各种学问的概念，如冯友兰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中称：“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无独有偶，后来侯外庐在由他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序》中称：“这部中国思想通史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在一起编著的，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它论述的内容，由于着重了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说明，又比较复杂。”同样是一个大而全的范畴。对于早期学者划定的范围，葛兆光表示质疑，他认为冯氏夸大了哲学史的范畴，认为与哲学史相比，思想史“在描述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学问时更显得从容和适当，因为‘思想这个词语比‘哲学富有包孕性质”。尽管葛认为思想史是一个比哲学史更大的范畴，不过他并不认同侯氏囊括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的思想史定义，他说“思想史真的是可以包容哲学、意识形态、逻辑学说乃至政治、法律、科学的一个‘大历史吗?”在此，他认为这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原因则在于“思想史与哲学史、意识形态史、逻辑学说史等等的界分不明”。
然而，不管葛兆光后来是怎么样看的，总之，早期学者的确将思想史与哲学史等同了起来，韩星称：“20世纪以来，学者们出版了为数不少的哲学史和思想史的著作……但实际上人们往往把二者混同起来，撰‘中国哲学史者，内容宽于‘哲学
史而略同于‘中国思想史，撰‘中国思想史者，内容大都局限于‘中国哲学史的范围。”这种情况直接反映在学者们的研究实践中，如侯外庐在60年代初曾出版过《中国哲学简史》一书，到80年代再版时，则更名为《中国思想史纲》，但在内容上并无大的变化，仍然以哲学思想为主线。对此，长期关注这一问题的李锦全也深有感触，他说：“同样是一部书，既可以称为《中国哲学简史》，后又题《中国思想史纲》，说明哲学史与思想史并无明确的分界。”其实李锦全本人也曾出现过一书两名的情况，他在一篇讨论思想史与哲学史关系的文章中说：“在1962年我们几个人合写出版过一部《简明中国思想史》，到1973年补充修改后又易名为《简明中国哲学史》，而基本内容和观点却没有多少变化，也没有明确意识到这是两门学科，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应该有些什么联系和区别。”
将思想史等同于哲学史的情况到80年代以后逐渐有所改观，这主要源自学界的集体反思，如1983年《哲学研究》组织了一次关于“思想史与哲学史关系”的专题笔谈，在“编者按”中，组织者说：“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决。这与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以及哲学与伦理、哲学与政治密切联系等传统有关。哲学史研究的基本内容是什么?思想史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哲学史与思想史有些什么联系与区别?如何正确解决这些问题，关系到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从中不难看出当时学界对解决此一问题的迫切性与必要性，经过参加笔谈的汤一介、周继旨、张岂之等学者的集中讨论及同一年在西安举行的规模更大的中国思想史学术研讨会上的大讨论，思想史与哲学史的界限趋于明晰化了。学界基本达成如下共识：认为哲学史与思想史是相互独立的学科，二者在研究对象与范围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如汤一介认为：哲学史与思想史是内在逻辑与外在理论之间的区别。张岂之认为：哲学史是研究人类对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其包括一般规律的认识史和现实社会具体问题的认识史。李锦全则认为是“理论思维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思想流变发展规律的历史进程”之别。另外，台湾学者韦政通谈的更直白一些，他在《中国思想史·绪论》中说：“思想史也不比专业哲学的研究，后者可只讨论理论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仅为少数哲学专业者所关心；思想史除了理论之外，还要了解哲学家这个人，将涉及他的具体生活、际遇、意识活动。”在这里，他实际上已经指出了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区别，前者是思想活动与外界环境综合研究的历史，后者则只是思想本身的研究史。
虽然学界的讨论大致指出了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区别，即思想史是比哲学史更为广大的范畴；哲学史属于纯理论的研究，思想史则更贴近现实生活。但仅此而已，由于学者在此问题上或语焉不详，或高度概括，因此一些具体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如：如何处理两者在史料占有上的冲突问题?在涉及同一命题时，如何取舍的问题?思想史是否应该涉及哲学思想，哲学史又是否应该探讨具体问题?
当哲学史下延至某个具体的社会问题，或思想史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二者又该如何划界?毕竟哲学史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社会，而思想史势必会涉及纯理论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思想史与哲学史之间仍然缺乏明确的分界，直到去年，张荣明还在一篇文章中将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关系问题作为“思想史研究的三个根本问题”之一提出：“中国思想史学科是从中国哲学史学科脱胎而来的，因而或多或少仍带有哲学学科的痕迹。在中国，思想史研究若要独立于学术之林，就要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学术阵地，就需要为自己划界……否则，思想史研究与哲学研究纠结在一起，不利于思想史的健康发展。”很显然，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还会继续下去。
2，关于思想史与学术史关系的讨论
思想史与学术史的关系同样很纠结，尤其在近代学者那里更是如此，早期学者往往将“思想”与“学术”两词并用，如早在1902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就在自己创办的《新民丛报》上以《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为题发表了评论传统学术的系列文章。后来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同样将“思想”与“学术”一起讲。对此，葛兆光说：“如果我们熟悉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术界，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的‘学术史和‘思想史常常缺乏明确的边界，1929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的梁启超那部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实是学术史也是思想史。”梁启超如此，钱穆同样如此，上世纪70年代后期，钱老集六十年来关于传统学术的论文为煌煌八卷本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该书名正是老辈学者将“思想”与“学术”熔于一炉的最好写照。对于老辈学者将思想史、学术史甚至哲学史合在一起来讲的原因，刘曙光做了如下解答：“在中国，西学东渐之前，文史不分家，做学问也不重分类，一个学者治学可能涉及诸多领域。如，梁启超自言于文史两样都有兴趣，而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留下了厚重的一笔。这种传统影响至今，很多学者涉猎仍然很广泛，如，季羡林、李锦全等一些老一辈的学者，他们都谦称自己为‘杂家。”
尽管“思想”与“学术”不分家成为衬托老辈学者们学识的渊博，但从现代学科体系来看，思想史与学术史俨然成为两个相互独立的学科门类，如果“思想”与“学术”再不分家，则学者们正努力构建的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框架势必将瓦解于无形。因此，在当下，仍然有必要来探讨二者的边界问题。其实，早在梁启超活跃的时代，堪称当时“杂家”的常乃患就已经在自觉地探讨思想史与学术史的异同问题了，他在《中国思想小史·导言》中说：“思想史与学术史同呢?不同呢?说不同，所采的材料，所用的方法，未尝不大同小异；说同呢，内容所讲的确乎彼此两样。学术史——或者哲学史——所注重的是学说的内容，师徒传授的门户派别，以个人为中心的学者传记等等——思想史对于这些却全不注重，它所注重的乃是一时代思想递嬗的源流大概，及于当时及后世的波动影响。讲学术史尽可以个人为中心，多少忽略时代和地域等背景，讲思想史却完全不能不注意到时代、地域等等交互的影响。”对于常的观点，葛兆光大为赞赏，他认为常氏在“历史与地理中寻找(思想史)发生的背景与意义”，“这种关于学术史和思想史的看法，至今也还有它的价值”。常氏的观点对于划分思想史与学术史的边界自然意义非凡，但其将学术史与哲学史同等起来的说法也值得商榷，同时其区别思想史与学术史的标准——即是否以“师徒传授的门户派别，以个人为中心的学者传记”为内容的观点也未必准确，思想史又未尝不以学派谱系为主要内容?因此，虽然常氏首倡思想与学术之分野，但由于其观点本身存在缺陷，加上其学术影响有限，故他所倡导的思想与学术分野的主张实际上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同。他之后思想史与学术史长期处于“无边界”的状态，直到90年代初，随
着现代学科分界越来越严格，学者们才旧话重提，自觉加入思想史与学术史边界问题的讨论。90年代初，葛兆光发专文探讨思想史与学术史的关系，认为学术史与思想史在研究目标与任务上存在差异彻。后来他又在《中国思想史·导论》中重申了这一观点，称“我相信学术与思想有一定的区别”，但又说：“我并不相信离开知识性的学术，思想可以独立存在，也不相信没有思想，而学术可以确立知识的秩序。”葛氏既承认二者存在区别，又认为不可完全隔绝，总之，在这个问题上，他并未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稍后，张岂之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同样承认思想史与学术史之间存在联系，“在思想史中含有一定学术史的内容，同样，在学术史中也含有一定思想史素材”，但同时又认为思想史与学术史研究的侧重不同，故二者“不能等同”而视之。葛、张等人对思想史与学术史关系的分析不无道理，作为从传统学术析出的两个学科，思想史与学术史之间本来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样模棱两可的表述对于严格的学科定位而言是不够的，故虽然他们已经指出了二者的不同，但作为两个独立的学科，思想史与学术史的关系并未就此厘清，正如张立文在2004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在中国近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哲学、思想、学术及其史的论述，往往出现不需‘难得糊涂而糊涂的情境，比如，什么是哲学、思想、学术?什么是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若连此都模糊不清，则研究对象、范围何以明?研究对象、范围尚不确定，又何以进行研究或诠释?”并指出，如果搞不清三者之间的关系，则思想史、哲学史、学术史都将面临“合法性危机”。看来，与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关系一样，其与学术史关系的讨论也会继续下去。
正如张立文所言，如果不能厘清思想史与哲学史、学术史的关系，则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将不得不面临是否具备学科上的“合法性”，直接影响思想史到底该如何定位的问题。如前所述，由于思想史与哲学史、学术史关系的复杂性，导致作为一门学科的思想史存在概念不明、学科边界不定、研究对象与内容模糊等问题。而由这些问题共同构成的思想史学科定位问题不仅影响到思想史的研究领域，更给《中国思想史》的课程教学带来的许多麻烦，如该课程的界定问题、课程体系问题、内容取舍问题、教材编撰问题、教学目标问题等都是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
三、思想史学科定位问题对高校《中国思想史》课程教学的影响
思想史在学科层面定位不清的问题对高校《中国思想史》课程的开设有着直接的影响。如前所述，在学科层面，思想史与哲学史、学术史的关系至今缺乏明确的分界，三者在概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多有重合。与学界在此问题上的纠结不同，在高校课程设置上，却明确的将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及中国学术史作为泾渭分明的三门主要课程，当然，这种“分明”仅就课程名称而言，在课程内容、课程体系等方面，则同样纠结，从目前高校所开设的相关课程来看，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哲学史及中国学术史在教学内容上并没有多大的差别，总体上是按照“先秦诸子思想”“两汉经学思想”“隋唐佛学思想”“宋明理学思想”及“清代朴学思想”这条线讲下来的，如果稍微留意一下，不难看出，这些同样是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课程的核心内容。有学者指出：“中国哲学专指中国古哲对宇宙、人生、人心、知识的理论化思考和概念组织体系。”阿是，一门完整的思想史课同样避不开宇宙、人生、人心等貌似专属于哲学范畴的命题。而且张岂之讲到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关系时称：“哲学是不应排除在思想史范围之外，因为哲学是人类思维的精华……哲学是思想史的主干，丢掉哲学思想，就等于抽掉了思想史这座大厦的大梁。”正因为此，在他为高校历史专业编写的《中国思想史》教材中明确指出：哲学思想“是本书的重点”。可见，就课程内容而言，中国思想史与哲学史不可避免要发生冲突。
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学术史在授课内容上同样严重重叠，有人说中国思想史面对的是思想本身，而学术史则“直面已有的中国哲学家、思想家、学问家、科学家、宗教家、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等的学说和方法系统，并藉其文本和成果，通过考镜源流、分源别派，历史地呈现其学术延续的血脉和趋势”㈣。按此定义，则思想史面对的是思想内容本身，而学术史面对的是提供思想的人、学派及记录思想的著作。这种说法似乎有理，但正如韦政通所说：“思想史除了理论之外，还要了解哲学家这个人，将涉及他的具体生活、际遇、意识活动”，“一部接近理想的思想史，最好是做到内外兼顾，尽可能充分注意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里所说的“内外”，分别是思想理论本身与思想家生活的环境、学术宗派的分野及学术传承等，谁又能保证在讲中国思想史的时候纯粹不涉及学术流源问题呢?在此境况下，作为高校一门主要课程的中国思想史，如何在授课内容上与同样重要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课划清界限，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否则，中国思想史课程的独立性和开设的必要性都将被打上重重的问号。
以上是从授课内容方面来看思想史的学科定位问题对《中国思想史》课程的影响，下面再看其对教材编写的影响。由于思想史与哲学史、学术史关系的复杂性，导致至今其学科定位不准、学科边界不清、研究对象不定，在此情形下，如何编写相关的教材成为困扰学者们的主要难题，而如果没有合适的教材，中国思想史课程教学势必将受到极大的影响。对此，当代思想史学界的领军人物张岂之、葛兆光等都作了评述。葛在《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总序》中指出编写中国思想史或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的困难之一就在于：
思想史是一个学科边界至今也还不很清楚的领域。虽然它作为一种历史著述被欧美历史学界普遍接受和使用，从19世纪晚期已经开始，但是，尽管西方人对于如何是“观念史”、如何是“思想史”、如何是“哲学史”有过种种讨论，可它的领地边界至今也没有一个被共同认可的说法。而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中，它也很难和哲学史分清，所谓社会思想、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之类的词语，常常在哲学史和思想史中混用，特别是近年来思想史与社会史、思想史与知识史的互相结合，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史被普遍重视，更使得这种原来期待的学科边界被瓦解于无形。于是，这使得我们现在重新编撰一部《参考资料集》发生了很大的困难，如果我们不想漫无边际地扩张思想史的领地。以至于思想史本身都被瓦解，我们应当如何小心翼翼地、有节制地选择文献资料?
在这里，他不仅认为学科边界模糊是教材编写的主要障碍，也承认自己所倡导的“一般思想史”的概念进一步加重了“边界危机”，导致教材编写困难重重。
边界的不确定必然会导致科林伍德式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思想史泛化问题，按科氏的观点，思想史等同于“人类全史”，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于是就出现了像英国学者昆廷·斯金纳所描述的思想史：即“研究过去那些主要的宗教和哲学
体系；研究普通人有关神圣与凡俗、过去与未来、形而上学与科学的信念；考察我们的祖先对长与幼、战争与和平、爱与恨、白菜与国王的态度；揭示他们在饮食、穿着、膜拜对象等方面的倾向；分析他们在健康与疾病、善恶、道德与政治：生殖、性以及死亡等方面的想法。所有这些以及大量类似的话题都可以被纳入思想史研究的广阔范畴，因为它们都属于思想史家最为关注的一般性论题，即研究以往的思想。由于思想史所涉及的论题纷繁芜杂，这无疑使该领域的研究变得非常宽泛”。如此宽泛的思想史，无疑相当于一部百科全书，不过，就一门大学的选修课程而言，思想史真的能容纳如此多的内容吗?对于由思想史边界问题而导致的教材内容庞杂、教学任务过重的问题，曾经为高校编写《中国思想史》教材的张岂之深有感触，他于上世纪80年代末编写的《中国思想史》教材多达70余万字，内容虽然丰富，但正如他所说：这本“《中国思想史》也有不足的一面，就是分量太大，70余万字，学生们是读不完的”。这样不仅学不好，反而成了学生的“负担”，应各方面的要求，再版时进行了压缩，但也有四五十万字。这对于目前屈居为选修课的中国思想史来说，其分量还是太大了，可以说这样的教材并不适合课堂教学之用。但目前除张氏的这本《中国思想史》外，相关的教材很少，仅有的几本也存在各种问题，如韩星的《中国古代思想简史》失于太简，张茂泽的《中国思想文化十八讲》偏重宗教。总之，教材问题成为困扰高校《中国思想史》课程教学的核心问题，如何编写一部适合目前高校《中国思想史》课程需求的教材，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学者们要重点突破的难题。
思想史学科定位问题除了对大学思想史课程内容、教材编写造成的消极影响外，对其课程体系、教学任务及教学方式等都产生了诸多不利的影响，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分析了。
本文对20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对思想史与哲学史、学术史关系的讨论做了全面对分析，并深入探讨了思想史学科定位问题及由此引发的高校《中国思想史》课程教学面临的困境。笔者认为，目前思想史与哲学史、学术史关系仍然处于纠结状态，思想史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其学科定位不明、学术边界模糊、研究对象与任务也不够清晰，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高校《中国思想史》课程的教学环节，具体表现为，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等课程难以兼容的问题；中国思想史教学内容繁杂、难以取舍的问题；中国思想史教材编写困难的问题等。如果学界不能理顺思想史与哲学史、学术史的关系，无法给思想史一个明确的定位，则高校《中国思想史》课程的教学将难以正常的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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