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20世纪30年代浙江农村的副业合作
余涛
[摘要]20世纪30年代浙江的主要农村副业蚕、棉、桐因市场萎缩处于衰落状态，使浙江农民收入减少，生活恶化。浙江政府推进副业合作以挽救这几种产业。如在实验区组织行业合作社，在合作区实施专业指导，合作贷款，合作研究良种与合作社社员训练等。副业合作是政府对农民由单纯救济到发展生产的一种思路转变，是复兴农村经济若干措施中的一种，在实施过程中既有成效也有阻力，处于不断的探索中，客观上代表了经济现代化的方向。
[关键词]浙江，农村，副业，合作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2—0048—07
浙江经济的基础在农村，农村产业除了作为主业的稻麦等粮食作物外，大部分属于农村副业的范畴。其中蚕、棉、桐是农民容纳过剩劳力增加收入的主要副业，在农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浙江为蚕丝出产地，全省75县中，产蚕丝者达58县，完全以种桑养蚕为专业者，亦不下30余县。每年计产生茧百余万担，生丝8、9万担，占全国丝茧总数1／3。“浙省棉产，昔负盛名，在棉业市场中，颇有相当之地位，运销各地，为数甚巨，市上所称之‘姚花‘绍花即浙棉之统称也。”“浙省为桐油主要产区之一。该省产桐区计有36县，分布于金衢严温等处，每年产量，约15万担至20万担之谱，约值450万元目。这几种产业与市场联系密切，是浙江农村的主要“富源”。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于内外市场的丧失，农民收入锐减，生活恶化。浙江省政府通过合作徐图挽救这几种副业进而复兴农村经济。近年学界对农村合作的研究，有从宏观上探讨合作运动的政府行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有对合作制度变迁的探讨，但从行业切入以经济视角对地方政府用合作发展生产复兴农村经济的行为，取得的成效及阻力，鲜有关注。合作从信用到生产，是浙江省政府建设农村思路的转变。笔者在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以丰富民国时期农村合作制度的研究，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浙江农村副业的衰落及影响
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浙江蚕、棉等主要农村副业因内外市场丢失而衰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从外部看，国外市场丧失，日本加紧侵夺我国产品海外销售市场。以前海外蚕丝市场，几为中国独占，自日本蚕丝业发达，规模膨胀，而华丝反受排挤。“我国销售美国之生丝，不到五万包，而日本竟销去五十余万包，尚不及十与一之比。日本节节进逼，连此五万包之销路，尚用种种倾销方法，思根本铲除，以图独占世界之蚕丝市场。”浙江为华丝出口重要基地，受其影响，出口锐减。“本年浙属各地夏茧……计有春茧，共计五万余包，连夏茧在内，不过六万包，较之往年，减去十分之六。”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劫夺我东北市场，“一·二八”事变破坏江浙市场的正常秩序。湖州“在民国二十年前北方绸销尚佳，故农民之茧均制丝织绸，推行全国。不料‘九·一八事变后，北方及东三省绸销大减，绸价日落，于是湖地之丝绸收入遂大为减少”。“一·二八”淞沪战事发生，“丝市几至完全停顿，濮镇绸销益为阻滞，存货囤积，以致机织停歇，丝行绸庄亏蚀，相继停闭者过半”。基于以上因素，产品价格遽跌。如“至二十一年，(吴兴)桑叶价只自八角至二元八角不等……至二十三年叶价愈跌，高自一元至一元二角，低至三角至五角”。蚕茧价格，“最高时每担可卖八十元，在四五年前每担尚值四五十元，今则仅售二三十元，说到丝价……现在是一跌再跌为五百两，前年最低时尚不满四百两……每担约八九百两的茧本，再加加工费用，成本已在千两以上，今所值仅及成本之半”。由此看出主要是日本倾销和武力劫夺，华丝逐渐丧失了国际国内市场。
从内部看，产品质量低劣，缺乏市场竞争力。蚕丝衰落固然由于日本丝竞争与世界经济不景气，但农民不知运用科学方法改良产品也是重要原因。日本蚕丝不仅成本低廉，且丝的品质亦较能适合中外人士需要。因此复兴蚕业只有改良品质，减轻成本，才能畅销海外。要有良好丝质，须先有良好蚕种。浙棉过去在上海市场上向负盛名，现今物质文明日臻进步，纱厂为适应社会需要，纺纱支数由粗而精，行销市场的浙棉，大都为大簇棉种，此棉种纤维粗短，品质低下，不合各纱厂需求，“以去年十一月上旬棉花市价为例，则长绒细棉之灵宝花，每担皮棉价格值五十四元左右，而余姚棉则只值三十二元左右，相差竟达二十二元之多，于此即可概见”。余姚为浙江省产棉最多地区“徒以纤维粗短，品质未纯，以致价格低落，销路迟钝”。品质不合市场需要是产品逐渐丧失市场的内部原因。
此外商人剥削加重了这种危机。商人利用生产者对市场行情的隔膜，或者他们对现金的急切需要而进行不等价交换，生产这种商品的农民抵抗能力十分薄弱，如桐油的辗转运销就是层层剥削，农民将所产桐子售于油坊，油坊榨油后出售当地油行，由当地油行运销外埠油行，再由外埠油行转售于洋庄再运销外洋，在此过程中又有桐子桐油之小贩掮客及过塘行等中间人，运销步骤十分复杂，“更有预卖制度，即俗所称‘桐子批或‘桐油批，农民在未收获时，即将产品预先贱价出卖，所受剥削更甚”。嘉兴农民出售绸匹，并非直接售于绸行，盛泽镇上另有所谓“领头”(掮客之一种)272家，专以代替农民脱售绸匹为业，从中赚取佣金，甚至揩油中饱。此“人祸”无形之中也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副业衰败，导致农民收入锐减，生活急剧恶化。崇德和临近的桐乡、德清、海宁、吴兴诸县，都是以蚕桑业著称的。1930年以前，一般农民都还靠着蚕桑的收入来维持他们的生活；这几年丝绸业急剧衰落，已迫使他们走向悲惨的境地。从崇德280户蚕桑业平均收入5年中锐减57％这事实上，可窥见一斑。
副产价格低落，农民收入锐减，只有铲除桑树，改种他物，使浙江副业规模萎缩。“唯养蚕因近年丝价狂跌，农民得不偿失，桑树全数砍去，养蚕一业已不占重要”。平湖“多数农户将桑树伐去，改成竹园，以致全县桑叶产量较从前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左右”。减少养蚕直接影响浙江全省收入。浙江1932年蚕丝事业衰落严重，全省产量不及全盛时代三分之一，而全部丝茧价格之收入仅及往年十分之一，由一万万元而降至一千万元以下。1930年以前，由于农村副业繁盛，农民在茧、桐等季节开始时，经常典当大量押款，用于生产事业，在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以后，不但可以收回投资，而且还有大量的盈余，所以归还典当押款的现象非常普遍，典当收回本息十分容易。30年代以后，农村破产，副业凋零。农民往往无力赎回典押物品，典当行也常常为架满所苦。“据统计，由于回赎率下降，1935年，浙江全省典当亏损总额达223万余元。”昔日嘉兴农民，无论大农小农，多有盈余；今则全然相反，大多负债累累，其能勉强收支相抵者，已不可多得；茧业失败实为其主要原因。仅有少数田地的人家，因为不够一家的开支，
虽然田价暴跌，仍纷纷将田地出卖。农家的耕地，也因归并或转让而起重大变化，结果是增加地主田产的数量。无路可退的农民只有卖儿鬻女或走向极端。“浙省年来因蚕丝业之衰落，农村经济频于破产，一般贫民，无以谋食，因之，遂发生抢米及吃大户风潮，日前海宁县，德清县，已发生事端，兹吴兴之双林镇地方又有男女七八十人，蜂拥至各米铺抢米，卒经每人给米三升而散。”浙西以蚕桑衰落，“去年也曾设有人市，夫携其妻，夫带其女，辗转呼号，论斤出售，与大旱时之西北，情形固无或异!”在杭县“新桥附近，已有一家五口，因为无法过活，全家服毒自杀”。
二、浙江省政府的副业合作措施
副业衰落，农村危机加重，不仅使政府赋税减少，而且危及社会稳定。如何复兴副业挽救农村危机是政府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实行合作是复兴农村经济的一条途径。因为小而分散是中国农民的特点，且主要农村副业，向无组织，各自经营，对于生产改进毫无帮助，在某种场合下，反妨碍生产的发展。要推进农村副业，首先要健全农村副业的生产组织，只有组织健全后，改进农村副业的计划才可以顺利实施；同时组织健全后，农村副业的生产可以走上合理化和标准化的道路。将蚕、棉、桐业用合作的方式组织起来，这种组织直接在经济统制机关帮助和指导下进行生产。
农村副业衰落的内外因素表明，只有向农民推广良种，传授先进技术及免除商人剥削才能切实增加农民收入，这是浙省政府组织副业合作的初衷。浙江省建设厅多次发文督促各地应结合当地实际筹建蚕、棉、桐等合作社。建设厅电饬杭县等县长，转饬各该县合作事业指导员，会同蚕业指导员，设法指导组织蚕业生产合作社。再通饬萧山、临安、杭县、吴兴、嘉兴、海宁、海盐、长兴、嵊县、诸暨、武康、德清、余杭等县遵照，并转饬该县合作事业指导员切实协助各该县蚕桑模范区改良区人员，设法多组织蚕业生产合作社，并将办理情形，随时具报察核。为促进浙江的桐油生产暨改善桐油运销方法，省建厅又令饬金华等县，调查境内桐油产销情况，并附改进计划，呈报查核。遂安、昌化、青田、武义、汤溪、龙泉等六县，也是出产桐油县份，即经令饬该县长将境内每年桐油产量、品质、等级、榨油方法运销情形，及有无桐油合作社组织等，详细调查，并附改进计划，于半月内呈报查核；并就该县产桐最多之区域，斟酌情形，积极指导组织桐油生产合作社，兼营运销供给等业务，俾便改良生产联合运销。
组织合作社
浙江各地遵照省厅决议，结合当地实际设立合作区，在合作实验区组织合作社。设立农村合作事业实验区目的就是集中一部分专门人才于一个区域，利用他们的学识和经验，指导组织各种合作社或整顿原有的合作社，使合作社组织健全，合作事业得以充分发展，他们取得成绩，可以给其他地区带来示范效应。到1936年，浙江已有三个农村合作实验区，其中王店镇实验区与技术、教育、金融三机关切实配合，提倡副业合作，以先进技术改良农作物，除与嘉兴蚕业改良区切实合作外，又请浙江省第二区区农场派技术人员常驻王店镇，负责指导。嘉兴蚕业改良区主要工作为组织蚕业生产合作社，“在合作区有郁家桥、正阳二村合作社办理蚕业业务”。平湖“合作社组织大概以每村为单位二十人为一社，共组区县联合社，在棉花区——乍浦及新仓区，多棉花运销合作社，蚕桑区——乍浦区，多蚕业生产合作社。”杭县各区农民生活困苦，改良区办事处协助其分别组织合作社，以资救济。于1934年4月27日成立合兴园合作社，5月3日成立感化园宏海园两合作社，5月4日成立学稼园合作社，各该园内种植百万棉的棉农都是该园合作社社员，“计连去年兑园合作社一并计算在内，共成立合作社5处，社员460人”。
兰溪桐油生产合作社，在1933年9月成立，是由地方上绅士及熟悉桐油贸易经验的人共同组织，政府派员加以指导，他们的区域，以整个旧行政区第N(北乡全区)为范围，社员21人，分做3个工场，经营桐油生产业务。嘉兴泰石乡绸业生产合作社，为谋联络织户，改进生产，融通资金。征得社员73人，于1935年2月1日正式成立。社内职员设理事五人，总理社务业务，监事三人，负监察之责。在政府倡导，各地响应下，浙江省蚕、棉、桐等合作社发展迅速。截至1937年10月底，计已核准登记的蚕业生产合作社有223社，社员5734人，股金11956元，桐油生产合作社有56社，社员1265人，股金15487元，棉业生产合作社有21社，社员1715人，股金6702元。
合作指导
组织合作社使农民由分散到集中，但合作社社员大都知识浅薄，墨守旧法，必须给予技术指导，才能取得良好效果。1933年浙江省建设厅管理改良蚕桑事业委员会裁撤改良蚕桑模范区与蚕业改良区，凡发种各县市一律成立蚕业改进区。指导方式，1935年春采取集中指导，以茧行为实施指导中心地点，恢复指导所制度，每一指导人员须组织养蚕合作社2所或3所为原则，并规定所有蚕种必须共同催青，尽量稚蚕共育。嘉兴已设立蚕业改良区，其目的专为改良蚕业，以求质优量增，成本减轻，改良区指导，也是以合作社为主体。据1934年统计：分发种量春期为41948张，秋期为5874张，指导张数春期为10962张，秋期为13281张，巡回指导区春期共有6区，秋期7区，指导员数春期22人，秋期26人，受指导蚕户春期2160户，秋期3867户。平湖蚕业指导工作以前为普遍指导，每人在500户以上，实际无效果。现在用养蚕合作社指导，指导分示范、合作社、普通三种，示范户为随时指定或蚕户请求，每指导所有50户至100户，每指导所以一乡镇为单位。城区蚕桑区域，在当湖、东湖、永来、启元、汉塘五镇，以土种居多，“指导方针以合作社为中心工作，春秋二季指导，指导工作为催青共育消毒，茧行亦在统制之列，指导时间春四个月，秋三个月”。就全省范围来看，在1935年浙江省蚕丝统制会于春季办理指导范围29县合作社326所，指导所169所，指导人员550余名，指导总量38万张，消毒户数44000户，结果收成平均每张27斤，秋季指导范围24县，办理指导所164所，指导员229人，指导总量30万张，消毒户数37000户，收成每张19斤余。在杭县棉区合作社，“本年五六月间，区内发现棉花害虫地蚕甚多，棉苗根茎多被咬断，一般棉农咸叫苦不绝。指导所派见习指导员分赴各园指导棉农实行捕杀。又江边一带，本年发现蝗蝻，事务所派员劝导棉农竭力参加捕蝗，一面派见习指导员轮赴捕蝗地点，协助捕蝗，为时约亦在一星期以上”。合作组织克服了农民散处四乡，指导不便的缺点，既减轻了每个指导员的负担，又提高了指导效率。
合作贷款
在农村推行副业合作除了政府机构外，农民经营蚕、棉、桐副业资本不足，应给予资金支持，因此也需要得到金融机构援助。省建设厅与中国农
工银行商议，订定透支款36000元，与当地农民银行三七搭放桐油贷款。现有桐油生产合作社50余社，社员1200余人，分布于金华、丽水、仙居、缙云、江山、常山、龙游、遂安、永康等县，并指定金武永农民银行负责办理全区桐油运销事宜。合作烘茧放款，则由浙江省励志信用合作社，中国农工银行，中国银行暨各县农民银行分别合作贷款，总额为30余万元；贷放区域，“计萧山50000元，海宁50000元，诸暨50000元，崇德50000元，吴兴40000元，新昌20000元”。
以往农民散处四方，银行贷款不易。现在组织合作社，由合作社代表农民向银行借贷，再转发社员。合作社成为连接单个农民与金融机构的纽带。杭县棉业改良区自各园合作社成立以后，即由县政府会同省棉场商洽杭州中国农工银行发放借款，经三方同意，乃订立合力扶助杭县棉业改良合同，采取经济、政治、技术三种力量结合，以达到棉业改良效果。借款办法，由合作社向农工银行申请，银行依社员植棉亩数多寡为标准，以每亩暂借3元为透支额度，订有往来透支契约为证，利息按月1分，约7个月为期，以社员本年所收全部棉花及开荒永佃权为抵押品，再由县长场长保证。各合作社转放社员，更斟酌社员需要情形，分现金及油饼两种借款，现金每亩发放2元，油饼则每亩均借1元。计“合兴园共借2875.5元，感化园3139元，宏海园1950元，学稼园1480元，兑园2281.5元，总计11726元。”由政府担保，银行提供资金，通过合作社将资金注入农民手中发展生产，以增强自身造血功能。泰石乡丝绸合作社为发展生产向嘉兴县地方农民银行申请，承允借给贷款2000元。由此可见，金融机构将有限的资金通过合作社贷放到农民手中，尽可能增强农村信贷资本与生产过程联系，不仅使自身业务得到拓展，而且促进了农业生产。据杭州中国农工银行农民放款第一期报告所载：“1932—1933年共放款项477100元，其中以丝茧押款者最多，计153241元，占放款总数的32％，用来购买蚕种者66841元，占总数的14％。
研究与训练
1932年省政府将副业改进与推广工作并重，使试验研究化，推广合理化。“马堰棉业改良总场，则改为余姚合作棉场，慈溪、平湖两分场，则改为慈溪合作棉场、平湖合作棉场，萧山、上虞育种场，亦改为萧山合作棉场、上虞合作棉场，共成立五个合作棉场”。合作棉场的设立一方面在增进棉绒品质，改良栽培方法，并将试验结果，推广于棉农，另一方面推广棉区面积，使本省棉产增加，增加棉农收入。合作社社员素质高低，对于合作社的组织健全与否，关系甚大，故对社员训练不可缺少。第二改良蚕桑模范区“由该社负责指导员随时授以蚕业上之技术，并教以合作之意义及效用等。现拟于来期再行设法组织社员训练班，且重加训练”。为普及养蚕知识及改进养蚕技术，海盐县集合各指导员分赴沈荡、玉出、金昆、丽结等乡，每社宣讲二日。至社听讲者，除社员外，参与的非社员也很多。指导员担心口头讲演不太清楚且不能引起农民兴趣，就改为化装演讲，编入养蚕新旧观念的事实表现，“不仅增加听众兴趣，即宣传的意义也易于明了，似有相当之效果”。浙江政府通过副业合作切人，从组织上、金融上、教育培训等方面扶持农民的蚕、棉、桐生产，措施全面具体。
三、副业合作的成效及其掣肘
到抗战前，浙江的副业合作已历时多年，这种着力于生产合作的成效和作用，只有从合作对农村蚕、棉、桐等行业生产影响及其在地区农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一综合考察，才能更为准确的评价。
1.成效
浙江蚕丝事业兴衰，与浙江省国民经济关系甚大，政府除力谋技术改进外，认为合作组织为统制改良最有效的工具。在合作区蚕事指导新法养蚕效果明显，数年来蚕农育蠢技术与经营方式，均已有相当改进。海宁永安乡为蚕事合作区，实行共同催青，稚蚕饲养，派指导员巡回指导农民养蚕新法，“计蚕事合作区内之农家，共有28户，每户平均养蚕10张，每张平均可收茧12斤半，视普通农家养蚕一败涂地者，实不可以道里计，故合作区内之农民，对于此种合作办法，及养蚕新法，均甚信仰”。
合作烘茧对于节省成本，减少浪费，提高质量，增加收益效果尚佳。第一实验区自1933年成立，于去今两年合作养蚕及共同烘茧，尤著成效。去年在育蚕期，各社员养成通力合作习惯，收茧之后再共同出卖，“每张平均收茧达31.28斤，售价平均每张11元2角6分，为近年各地稀有的成绩，又如今年在育蚕时期，聘请蚕桑指导员，训练社员妻女科学养蚕常识，共同出售生茧，虽受茧价影响，但他们仍能获利”。其他市县因合作烘茧也获利良多。1935年各县市试办合作烘茧，计有萧山、诸暨、海宁三县及第一合作实验区。萧山参加合作社79社，烘成干茧530担，净获纯利4260元。海宁参加合作社16社，烘成干茧310担，净获纯利2217元。诸暨参加合作社62社，烘成干茧447担，净获纯利5300元。第一合作实验区参加合作社17社，烘成干茧650担，净获纯利4168元。1936年起，萧山、海宁、嘉兴三县之县联合社已在进行机器烘茧，准备大规模烘制，诸暨、杭县等处亦增设茧窑，尽量增加收烘数量，在政府主导下，烘茧由作坊到机器不仅是生产工具的改良，而且是生产技术的革新，不但能保证蚕茧质量，还反映出乡村副业生产逐步工业化的端倪。1936年春期萧山县蚕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试办合作烘茧两处，约收鲜茧1402担，烘成千茧521担4斤，试缫缫折362斤，以每担144元之价，就地交货脱售予上海经佐记丝厂，计得纯益4260元，除遵章提公积金公益金酬劳金外，六成红利，按斤分派，每担鲜茧可得红利1元8角2分。“可谓获得相当之成功”。可见，这种生产合作不仅确实给农民带来实惠，而且政府组织这种生产合作社的出发点就是想借助外部力量，以现代新型的专业组织来恢复乡村经济，整合农村，以实现农村社会的重组，其所蕴含的积极意义值得肯定。
棉花合作运销不仅可以杜绝中间商人的剥削，而且可以提高产品价格，增加农民收益。改良棉由合作社组织运销，由政府监督指导“绝少作伪行弊等情，价格较土棉提高一成至二成，成效殊佳，棉农信仰，所有皮棉，概由三友，和丰，申新等厂收用，品质优良，均认满意”。“政府＋合作”模式使种植优质棉的利益农工均沾。近年浙棉在市场上逐渐恢复信誉，表现如下：“(a)浙棉(姚花)以前本为上海纱布交易所所摒弃，今则已准予在所交易，(b)以前浙棉在市场价格最低，今则已在汉口、天津、山东粗绒之上，据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本年二月一日所定棉衣等级表，天津粗绒定价，较标准价减四两七钱五分，汉口与山东粗绒均减四两五钱，而浙江余姚粗绒，则只减三两二钱五分，相差一两有余，(c)以前日本横滨长崎棉商，颇有向上海采购姚花者，因姚花花身日趋恶劣，该地销
路亦渐断绝，今则以花身之改良，日渐恢复该地销路。”余姚棉花运销合作社自营业以来，业务甚为发达，总计收进籽花净重45万斤，轧出皮花1500担，均直接由宁波出口运至上海销售。而实施区棉农半数以上均为合作社员，总结“此次区内棉农百万棉售价，较小树棉有高出两成之多，殊可庆慰!”
兰溪桐油生产合作社以直接运销之故“每桶增加3元，共计增加10000元，是则每人每年增加500元收入”。对农民收入增益不浅。衰落的农村，缺少生产经营成本，每致货弃其利，无法运用，所以在农村金融枯竭时，高利贷者利用农民穷困加以盘剥，普通农民油桐资金借款，利率在3分以上，自合作社组织后，农民银行给予1分的低利借款，农村受此金融调剂，无须向高利借贷，“当地的利率，降至月息，最高为一分五厘，使高利盘剥者，无形受影响，农民得益实非浅鲜”。农民用此种放款抵偿旧债，农民有可能摆脱高利贷对乡民的盘剥和人身束缚。过去因桐油资本不够周转，在桐油未出产前，空盘收买，这也是商人利用农“困”图利的一种办法，农民因一时手中拮据，不得不低价预卖，其中损失甚大，自推行合作制以来，因为农民银行供给资金，无需空盘出售，如果因货多未销，可向仓库储押，故空盘收买弊端逐渐消除。合作社的低利贷款正逐渐改变传统农村的借贷格局，打破了高利贷和典当独大的局面。农民经济逐步改善，兰溪北乡多山之地，遍植桐林，为农民生活资源，因农村金融受生产衰落的影响，无从发展，故农民生活不佳，近因桐油价高，并有合作组织为其指导经营，农行金融流通。金融的宽裕，人民生计遂有活跃气象，“如马涧及柏树社两镇商业情况，日趋繁荣，普通山农以玉蜀黍等充饥者，今都改用粮食矣，过去每逢时节，提灯演戏陋俗，已在经济困难中，无形停止，今又重演故态”。由于合作的提倡使农村部分地区经济恢复，农民生活好转。
2.掣肘
农村教育不普及，农民知识浅薄，对合作思想不甚明了，在杭州农村合作社“因社员多数为农民，对于合作学识，尚属浅缺”。对新事物不愿也不敢去冒险，目光短浅，重视眼前的实际利益。农民的这种“天性”给合作事业带来困难。杭县的蚕丝事业，客观环境需要从蚕丝生产合作着手改良，组织特约合作养蚕，先避免纳股入社手续，一面再给予相当的生产保障，因为农民最担心的是一办合作就要他们出钱，并且他们的知识有限，合作的益处无论讲得如何透彻，终究难消他们怀疑筹办人设法敛钱的疑虑，这是农村的事实。“在开始组织的时候，很困难才集合到十户左右；关于养蚕的改良，终因稚蚕共育和消毒准备两个问题发生了许多麻烦，结果这十余家的特约蚕户终于剥蚀零落了七八家，残余只剩三户”。
造成农民这种社会心理的原因是多重的，但主要的根源在于农民的谋生方式单一，在自然和社会力量面前普遍感到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具有十分强烈的乏力感，他们对未来不敢也不可能抱有太多、太高的奢望，因此极其看重眼前的既得利益。同样，合作社棉农对改良棉种推广之初，每多存怀疑之心，观望而不敢试用。“杭县合兴公司感化习艺所棉农二百余人，齐集事务所要求不种百万棉之举，来势汹汹，不可理喻”。再如棉花的发种，自合兴公司及感化习艺所之小部棉农领去棉种以后，他如宏海草堂感化习艺所之大部及各老园圃之棉农领种者，忽告裹足不前，迭经催促，亦属罔效。经调查，知系宏海草堂潘瑞兴及感化习艺所王锦龙从中煽惑，当电请县长饬公安分局传送县政府侯讯。副业合作从开始就是一种政府行为，依靠政治、金融力量自上而下推行，蒙上一层政治色彩，给合作社带来弊端，政府“热”，农民“冷”，而且合作虽然将农民组织起来，但并不能祛除农民的谨小慎微，墨守旧习的特性，需要依靠“组织＋政治”手段推进，也反映出合作制的局限以及改进农村的艰难。
“市场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并不是(或并非完全是)农民或手艺人的产物，而是商人和后来是金融家的产物”。在市场体系中，商人作为农民与市场的联系者，从农民那里获得颇多利益。组织专业运销合作社就是对商人这种功能的代替，因此他们往往联合抵制。如兰溪桐油的统制运销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合作联合会作桐油的初步联合运销，就是想不经中间行商，直接运往需要市场——上海推销，不料货品尚未到达杭州，兰溪的油行，已有电话通知杭州油行，拒绝货品，捺底价格，同时由杭州的行家通知沪上油商，给予同样的应对。所以运货的人到了杭州打电话到上海探听市价的消息，一问之下，上海的市价反不如杭州高，因此，直接运销就此作罢。因此，在推行合作过程中如何处理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协调各利益团体之间的关系，也是政府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经济凋敝，浙江农村同样如此。社会各界不少人士提出各种挽救农村经济的主张。但农村建设千头万绪，从何开始一直是一个难题。农村合作作为西方的“舶来品”，在欧美国家如丹麦、美国都取得较好的效果，浙江省政府用合作的方法挽救蚕、棉、桐主要农村副业，就是在寻找一把如何开启复兴农村经济这扇门的“钥匙”。从开始以信用合作为主到注重行业合作，对农民由单纯救济的第一阶段到发展生产的第二阶段，不仅是要调剂农民的金融，而且要改进农业的生产，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是一种建设思路的转变。农村经济的复兴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推行副业合作过程中，必须对农村其他方面：诸如农民教育、各利益团体间的协调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并做出改变，这都不是在短期能一蹴而就的。浙江省政府在这些方面着力不够，削弱副业建设的效果，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不小的阻力，但其推广合作、发展生产、复兴农村经济所付出的努力和尝试是值得肯定的。短短的数年，在局部地区也取得一定效果，这种尝试是一种结合中国农村实际不断扬弃的探索过程，以合作作为一种新模式从外部植入农村社区来整合农村推进生产，客观上代表了经济现代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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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雅贞]
[摘要]20世纪30年代浙江的主要农村副业蚕、棉、桐因市场萎缩处于衰落状态，使浙江农民收入减少，生活恶化。浙江政府推进副业合作以挽救这几种产业。如在实验区组织行业合作社，在合作区实施专业指导，合作贷款，合作研究良种与合作社社员训练等。副业合作是政府对农民由单纯救济到发展生产的一种思路转变，是复兴农村经济若干措施中的一种，在实施过程中既有成效也有阻力，处于不断的探索中，客观上代表了经济现代化的方向。
[关键词]浙江，农村，副业，合作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2—0048—07
浙江经济的基础在农村，农村产业除了作为主业的稻麦等粮食作物外，大部分属于农村副业的范畴。其中蚕、棉、桐是农民容纳过剩劳力增加收入的主要副业，在农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浙江为蚕丝出产地，全省75县中，产蚕丝者达58县，完全以种桑养蚕为专业者，亦不下30余县。每年计产生茧百余万担，生丝8、9万担，占全国丝茧总数1／3。“浙省棉产，昔负盛名，在棉业市场中，颇有相当之地位，运销各地，为数甚巨，市上所称之‘姚花‘绍花即浙棉之统称也。”“浙省为桐油主要产区之一。该省产桐区计有36县，分布于金衢严温等处，每年产量，约15万担至20万担之谱，约值450万元目。这几种产业与市场联系密切，是浙江农村的主要“富源”。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于内外市场的丧失，农民收入锐减，生活恶化。浙江省政府通过合作徐图挽救这几种副业进而复兴农村经济。近年学界对农村合作的研究，有从宏观上探讨合作运动的政府行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有对合作制度变迁的探讨，但从行业切入以经济视角对地方政府用合作发展生产复兴农村经济的行为，取得的成效及阻力，鲜有关注。合作从信用到生产，是浙江省政府建设农村思路的转变。笔者在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以丰富民国时期农村合作制度的研究，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浙江农村副业的衰落及影响
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浙江蚕、棉等主要农村副业因内外市场丢失而衰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从外部看，国外市场丧失，日本加紧侵夺我国产品海外销售市场。以前海外蚕丝市场，几为中国独占，自日本蚕丝业发达，规模膨胀，而华丝反受排挤。“我国销售美国之生丝，不到五万包，而日本竟销去五十余万包，尚不及十与一之比。日本节节进逼，连此五万包之销路，尚用种种倾销方法，思根本铲除，以图独占世界之蚕丝市场。”浙江为华丝出口重要基地，受其影响，出口锐减。“本年浙属各地夏茧……计有春茧，共计五万余包，连夏茧在内，不过六万包，较之往年，减去十分之六。”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劫夺我东北市场，“一·二八”事变破坏江浙市场的正常秩序。湖州“在民国二十年前北方绸销尚佳，故农民之茧均制丝织绸，推行全国。不料‘九·一八事变后，北方及东三省绸销大减，绸价日落，于是湖地之丝绸收入遂大为减少”。“一·二八”淞沪战事发生，“丝市几至完全停顿，濮镇绸销益为阻滞，存货囤积，以致机织停歇，丝行绸庄亏蚀，相继停闭者过半”。基于以上因素，产品价格遽跌。如“至二十一年，(吴兴)桑叶价只自八角至二元八角不等……至二十三年叶价愈跌，高自一元至一元二角，低至三角至五角”。蚕茧价格，“最高时每担可卖八十元，在四五年前每担尚值四五十元，今则仅售二三十元，说到丝价……现在是一跌再跌为五百两，前年最低时尚不满四百两……每担约八九百两的茧本，再加加工费用，成本已在千两以上，今所值仅及成本之半”。由此看出主要是日本倾销和武力劫夺，华丝逐渐丧失了国际国内市场。
从内部看，产品质量低劣，缺乏市场竞争力。蚕丝衰落固然由于日本丝竞争与世界经济不景气，但农民不知运用科学方法改良产品也是重要原因。日本蚕丝不仅成本低廉，且丝的品质亦较能适合中外人士需要。因此复兴蚕业只有改良品质，减轻成本，才能畅销海外。要有良好丝质，须先有良好蚕种。浙棉过去在上海市场上向负盛名，现今物质文明日臻进步，纱厂为适应社会需要，纺纱支数由粗而精，行销市场的浙棉，大都为大簇棉种，此棉种纤维粗短，品质低下，不合各纱厂需求，“以去年十一月上旬棉花市价为例，则长绒细棉之灵宝花，每担皮棉价格值五十四元左右，而余姚棉则只值三十二元左右，相差竟达二十二元之多，于此即可概见”。余姚为浙江省产棉最多地区“徒以纤维粗短，品质未纯，以致价格低落，销路迟钝”。品质不合市场需要是产品逐渐丧失市场的内部原因。
此外商人剥削加重了这种危机。商人利用生产者对市场行情的隔膜，或者他们对现金的急切需要而进行不等价交换，生产这种商品的农民抵抗能力十分薄弱，如桐油的辗转运销就是层层剥削，农民将所产桐子售于油坊，油坊榨油后出售当地油行，由当地油行运销外埠油行，再由外埠油行转售于洋庄再运销外洋，在此过程中又有桐子桐油之小贩掮客及过塘行等中间人，运销步骤十分复杂，“更有预卖制度，即俗所称‘桐子批或‘桐油批，农民在未收获时，即将产品预先贱价出卖，所受剥削更甚”。嘉兴农民出售绸匹，并非直接售于绸行，盛泽镇上另有所谓“领头”(掮客之一种)272家，专以代替农民脱售绸匹为业，从中赚取佣金，甚至揩油中饱。此“人祸”无形之中也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副业衰败，导致农民收入锐减，生活急剧恶化。崇德和临近的桐乡、德清、海宁、吴兴诸县，都是以蚕桑业著称的。1930年以前，一般农民都还靠着蚕桑的收入来维持他们的生活；这几年丝绸业急剧衰落，已迫使他们走向悲惨的境地。从崇德280户蚕桑业平均收入5年中锐减57％这事实上，可窥见一斑。
副产价格低落，农民收入锐减，只有铲除桑树，改种他物，使浙江副业规模萎缩。“唯养蚕因近年丝价狂跌，农民得不偿失，桑树全数砍去，养蚕一业已不占重要”。平湖“多数农户将桑树伐去，改成竹园，以致全县桑叶产量较从前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左右”。减少养蚕直接影响浙江全省收入。浙江1932年蚕丝事业衰落严重，全省产量不及全盛时代三分之一，而全部丝茧价格之收入仅及往年十分之一，由一万万元而降至一千万元以下。1930年以前，由于农村副业繁盛，农民在茧、桐等季节开始时，经常典当大量押款，用于生产事业，在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以后，不但可以收回投资，而且还有大量的盈余，所以归还典当押款的现象非常普遍，典当收回本息十分容易。30年代以后，农村破产，副业凋零。农民往往无力赎回典押物品，典当行也常常为架满所苦。“据统计，由于回赎率下降，1935年，浙江全省典当亏损总额达223万余元。”昔日嘉兴农民，无论大农小农，多有盈余；今则全然相反，大多负债累累，其能勉强收支相抵者，已不可多得；茧业失败实为其主要原因。仅有少数田地的人家，因为不够一家的开支，
虽然田价暴跌，仍纷纷将田地出卖。农家的耕地，也因归并或转让而起重大变化，结果是增加地主田产的数量。无路可退的农民只有卖儿鬻女或走向极端。“浙省年来因蚕丝业之衰落，农村经济频于破产，一般贫民，无以谋食，因之，遂发生抢米及吃大户风潮，日前海宁县，德清县，已发生事端，兹吴兴之双林镇地方又有男女七八十人，蜂拥至各米铺抢米，卒经每人给米三升而散。”浙西以蚕桑衰落，“去年也曾设有人市，夫携其妻，夫带其女，辗转呼号，论斤出售，与大旱时之西北，情形固无或异!”在杭县“新桥附近，已有一家五口，因为无法过活，全家服毒自杀”。
二、浙江省政府的副业合作措施
副业衰落，农村危机加重，不仅使政府赋税减少，而且危及社会稳定。如何复兴副业挽救农村危机是政府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实行合作是复兴农村经济的一条途径。因为小而分散是中国农民的特点，且主要农村副业，向无组织，各自经营，对于生产改进毫无帮助，在某种场合下，反妨碍生产的发展。要推进农村副业，首先要健全农村副业的生产组织，只有组织健全后，改进农村副业的计划才可以顺利实施；同时组织健全后，农村副业的生产可以走上合理化和标准化的道路。将蚕、棉、桐业用合作的方式组织起来，这种组织直接在经济统制机关帮助和指导下进行生产。
农村副业衰落的内外因素表明，只有向农民推广良种，传授先进技术及免除商人剥削才能切实增加农民收入，这是浙省政府组织副业合作的初衷。浙江省建设厅多次发文督促各地应结合当地实际筹建蚕、棉、桐等合作社。建设厅电饬杭县等县长，转饬各该县合作事业指导员，会同蚕业指导员，设法指导组织蚕业生产合作社。再通饬萧山、临安、杭县、吴兴、嘉兴、海宁、海盐、长兴、嵊县、诸暨、武康、德清、余杭等县遵照，并转饬该县合作事业指导员切实协助各该县蚕桑模范区改良区人员，设法多组织蚕业生产合作社，并将办理情形，随时具报察核。为促进浙江的桐油生产暨改善桐油运销方法，省建厅又令饬金华等县，调查境内桐油产销情况，并附改进计划，呈报查核。遂安、昌化、青田、武义、汤溪、龙泉等六县，也是出产桐油县份，即经令饬该县长将境内每年桐油产量、品质、等级、榨油方法运销情形，及有无桐油合作社组织等，详细调查，并附改进计划，于半月内呈报查核；并就该县产桐最多之区域，斟酌情形，积极指导组织桐油生产合作社，兼营运销供给等业务，俾便改良生产联合运销。
组织合作社
浙江各地遵照省厅决议，结合当地实际设立合作区，在合作实验区组织合作社。设立农村合作事业实验区目的就是集中一部分专门人才于一个区域，利用他们的学识和经验，指导组织各种合作社或整顿原有的合作社，使合作社组织健全，合作事业得以充分发展，他们取得成绩，可以给其他地区带来示范效应。到1936年，浙江已有三个农村合作实验区，其中王店镇实验区与技术、教育、金融三机关切实配合，提倡副业合作，以先进技术改良农作物，除与嘉兴蚕业改良区切实合作外，又请浙江省第二区区农场派技术人员常驻王店镇，负责指导。嘉兴蚕业改良区主要工作为组织蚕业生产合作社，“在合作区有郁家桥、正阳二村合作社办理蚕业业务”。平湖“合作社组织大概以每村为单位二十人为一社，共组区县联合社，在棉花区——乍浦及新仓区，多棉花运销合作社，蚕桑区——乍浦区，多蚕业生产合作社。”杭县各区农民生活困苦，改良区办事处协助其分别组织合作社，以资救济。于1934年4月27日成立合兴园合作社，5月3日成立感化园宏海园两合作社，5月4日成立学稼园合作社，各该园内种植百万棉的棉农都是该园合作社社员，“计连去年兑园合作社一并计算在内，共成立合作社5处，社员460人”。
兰溪桐油生产合作社，在1933年9月成立，是由地方上绅士及熟悉桐油贸易经验的人共同组织，政府派员加以指导，他们的区域，以整个旧行政区第N(北乡全区)为范围，社员21人，分做3个工场，经营桐油生产业务。嘉兴泰石乡绸业生产合作社，为谋联络织户，改进生产，融通资金。征得社员73人，于1935年2月1日正式成立。社内职员设理事五人，总理社务业务，监事三人，负监察之责。在政府倡导，各地响应下，浙江省蚕、棉、桐等合作社发展迅速。截至1937年10月底，计已核准登记的蚕业生产合作社有223社，社员5734人，股金11956元，桐油生产合作社有56社，社员1265人，股金15487元，棉业生产合作社有21社，社员1715人，股金6702元。
合作指导
组织合作社使农民由分散到集中，但合作社社员大都知识浅薄，墨守旧法，必须给予技术指导，才能取得良好效果。1933年浙江省建设厅管理改良蚕桑事业委员会裁撤改良蚕桑模范区与蚕业改良区，凡发种各县市一律成立蚕业改进区。指导方式，1935年春采取集中指导，以茧行为实施指导中心地点，恢复指导所制度，每一指导人员须组织养蚕合作社2所或3所为原则，并规定所有蚕种必须共同催青，尽量稚蚕共育。嘉兴已设立蚕业改良区，其目的专为改良蚕业，以求质优量增，成本减轻，改良区指导，也是以合作社为主体。据1934年统计：分发种量春期为41948张，秋期为5874张，指导张数春期为10962张，秋期为13281张，巡回指导区春期共有6区，秋期7区，指导员数春期22人，秋期26人，受指导蚕户春期2160户，秋期3867户。平湖蚕业指导工作以前为普遍指导，每人在500户以上，实际无效果。现在用养蚕合作社指导，指导分示范、合作社、普通三种，示范户为随时指定或蚕户请求，每指导所有50户至100户，每指导所以一乡镇为单位。城区蚕桑区域，在当湖、东湖、永来、启元、汉塘五镇，以土种居多，“指导方针以合作社为中心工作，春秋二季指导，指导工作为催青共育消毒，茧行亦在统制之列，指导时间春四个月，秋三个月”。就全省范围来看，在1935年浙江省蚕丝统制会于春季办理指导范围29县合作社326所，指导所169所，指导人员550余名，指导总量38万张，消毒户数44000户，结果收成平均每张27斤，秋季指导范围24县，办理指导所164所，指导员229人，指导总量30万张，消毒户数37000户，收成每张19斤余。在杭县棉区合作社，“本年五六月间，区内发现棉花害虫地蚕甚多，棉苗根茎多被咬断，一般棉农咸叫苦不绝。指导所派见习指导员分赴各园指导棉农实行捕杀。又江边一带，本年发现蝗蝻，事务所派员劝导棉农竭力参加捕蝗，一面派见习指导员轮赴捕蝗地点，协助捕蝗，为时约亦在一星期以上”。合作组织克服了农民散处四乡，指导不便的缺点，既减轻了每个指导员的负担，又提高了指导效率。
合作贷款
在农村推行副业合作除了政府机构外，农民经营蚕、棉、桐副业资本不足，应给予资金支持，因此也需要得到金融机构援助。省建设厅与中国农
工银行商议，订定透支款36000元，与当地农民银行三七搭放桐油贷款。现有桐油生产合作社50余社，社员1200余人，分布于金华、丽水、仙居、缙云、江山、常山、龙游、遂安、永康等县，并指定金武永农民银行负责办理全区桐油运销事宜。合作烘茧放款，则由浙江省励志信用合作社，中国农工银行，中国银行暨各县农民银行分别合作贷款，总额为30余万元；贷放区域，“计萧山50000元，海宁50000元，诸暨50000元，崇德50000元，吴兴40000元，新昌20000元”。
以往农民散处四方，银行贷款不易。现在组织合作社，由合作社代表农民向银行借贷，再转发社员。合作社成为连接单个农民与金融机构的纽带。杭县棉业改良区自各园合作社成立以后，即由县政府会同省棉场商洽杭州中国农工银行发放借款，经三方同意，乃订立合力扶助杭县棉业改良合同，采取经济、政治、技术三种力量结合，以达到棉业改良效果。借款办法，由合作社向农工银行申请，银行依社员植棉亩数多寡为标准，以每亩暂借3元为透支额度，订有往来透支契约为证，利息按月1分，约7个月为期，以社员本年所收全部棉花及开荒永佃权为抵押品，再由县长场长保证。各合作社转放社员，更斟酌社员需要情形，分现金及油饼两种借款，现金每亩发放2元，油饼则每亩均借1元。计“合兴园共借2875.5元，感化园3139元，宏海园1950元，学稼园1480元，兑园2281.5元，总计11726元。”由政府担保，银行提供资金，通过合作社将资金注入农民手中发展生产，以增强自身造血功能。泰石乡丝绸合作社为发展生产向嘉兴县地方农民银行申请，承允借给贷款2000元。由此可见，金融机构将有限的资金通过合作社贷放到农民手中，尽可能增强农村信贷资本与生产过程联系，不仅使自身业务得到拓展，而且促进了农业生产。据杭州中国农工银行农民放款第一期报告所载：“1932—1933年共放款项477100元，其中以丝茧押款者最多，计153241元，占放款总数的32％，用来购买蚕种者66841元，占总数的14％。
研究与训练
1932年省政府将副业改进与推广工作并重，使试验研究化，推广合理化。“马堰棉业改良总场，则改为余姚合作棉场，慈溪、平湖两分场，则改为慈溪合作棉场、平湖合作棉场，萧山、上虞育种场，亦改为萧山合作棉场、上虞合作棉场，共成立五个合作棉场”。合作棉场的设立一方面在增进棉绒品质，改良栽培方法，并将试验结果，推广于棉农，另一方面推广棉区面积，使本省棉产增加，增加棉农收入。合作社社员素质高低，对于合作社的组织健全与否，关系甚大，故对社员训练不可缺少。第二改良蚕桑模范区“由该社负责指导员随时授以蚕业上之技术，并教以合作之意义及效用等。现拟于来期再行设法组织社员训练班，且重加训练”。为普及养蚕知识及改进养蚕技术，海盐县集合各指导员分赴沈荡、玉出、金昆、丽结等乡，每社宣讲二日。至社听讲者，除社员外，参与的非社员也很多。指导员担心口头讲演不太清楚且不能引起农民兴趣，就改为化装演讲，编入养蚕新旧观念的事实表现，“不仅增加听众兴趣，即宣传的意义也易于明了，似有相当之效果”。浙江政府通过副业合作切人，从组织上、金融上、教育培训等方面扶持农民的蚕、棉、桐生产，措施全面具体。
三、副业合作的成效及其掣肘
到抗战前，浙江的副业合作已历时多年，这种着力于生产合作的成效和作用，只有从合作对农村蚕、棉、桐等行业生产影响及其在地区农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一综合考察，才能更为准确的评价。
1.成效
浙江蚕丝事业兴衰，与浙江省国民经济关系甚大，政府除力谋技术改进外，认为合作组织为统制改良最有效的工具。在合作区蚕事指导新法养蚕效果明显，数年来蚕农育蠢技术与经营方式，均已有相当改进。海宁永安乡为蚕事合作区，实行共同催青，稚蚕饲养，派指导员巡回指导农民养蚕新法，“计蚕事合作区内之农家，共有28户，每户平均养蚕10张，每张平均可收茧12斤半，视普通农家养蚕一败涂地者，实不可以道里计，故合作区内之农民，对于此种合作办法，及养蚕新法，均甚信仰”。
合作烘茧对于节省成本，减少浪费，提高质量，增加收益效果尚佳。第一实验区自1933年成立，于去今两年合作养蚕及共同烘茧，尤著成效。去年在育蚕期，各社员养成通力合作习惯，收茧之后再共同出卖，“每张平均收茧达31.28斤，售价平均每张11元2角6分，为近年各地稀有的成绩，又如今年在育蚕时期，聘请蚕桑指导员，训练社员妻女科学养蚕常识，共同出售生茧，虽受茧价影响，但他们仍能获利”。其他市县因合作烘茧也获利良多。1935年各县市试办合作烘茧，计有萧山、诸暨、海宁三县及第一合作实验区。萧山参加合作社79社，烘成干茧530担，净获纯利4260元。海宁参加合作社16社，烘成干茧310担，净获纯利2217元。诸暨参加合作社62社，烘成干茧447担，净获纯利5300元。第一合作实验区参加合作社17社，烘成干茧650担，净获纯利4168元。1936年起，萧山、海宁、嘉兴三县之县联合社已在进行机器烘茧，准备大规模烘制，诸暨、杭县等处亦增设茧窑，尽量增加收烘数量，在政府主导下，烘茧由作坊到机器不仅是生产工具的改良，而且是生产技术的革新，不但能保证蚕茧质量，还反映出乡村副业生产逐步工业化的端倪。1936年春期萧山县蚕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试办合作烘茧两处，约收鲜茧1402担，烘成千茧521担4斤，试缫缫折362斤，以每担144元之价，就地交货脱售予上海经佐记丝厂，计得纯益4260元，除遵章提公积金公益金酬劳金外，六成红利，按斤分派，每担鲜茧可得红利1元8角2分。“可谓获得相当之成功”。可见，这种生产合作不仅确实给农民带来实惠，而且政府组织这种生产合作社的出发点就是想借助外部力量，以现代新型的专业组织来恢复乡村经济，整合农村，以实现农村社会的重组，其所蕴含的积极意义值得肯定。
棉花合作运销不仅可以杜绝中间商人的剥削，而且可以提高产品价格，增加农民收益。改良棉由合作社组织运销，由政府监督指导“绝少作伪行弊等情，价格较土棉提高一成至二成，成效殊佳，棉农信仰，所有皮棉，概由三友，和丰，申新等厂收用，品质优良，均认满意”。“政府＋合作”模式使种植优质棉的利益农工均沾。近年浙棉在市场上逐渐恢复信誉，表现如下：“(a)浙棉(姚花)以前本为上海纱布交易所所摒弃，今则已准予在所交易，(b)以前浙棉在市场价格最低，今则已在汉口、天津、山东粗绒之上，据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本年二月一日所定棉衣等级表，天津粗绒定价，较标准价减四两七钱五分，汉口与山东粗绒均减四两五钱，而浙江余姚粗绒，则只减三两二钱五分，相差一两有余，(c)以前日本横滨长崎棉商，颇有向上海采购姚花者，因姚花花身日趋恶劣，该地销
路亦渐断绝，今则以花身之改良，日渐恢复该地销路。”余姚棉花运销合作社自营业以来，业务甚为发达，总计收进籽花净重45万斤，轧出皮花1500担，均直接由宁波出口运至上海销售。而实施区棉农半数以上均为合作社员，总结“此次区内棉农百万棉售价，较小树棉有高出两成之多，殊可庆慰!”
兰溪桐油生产合作社以直接运销之故“每桶增加3元，共计增加10000元，是则每人每年增加500元收入”。对农民收入增益不浅。衰落的农村，缺少生产经营成本，每致货弃其利，无法运用，所以在农村金融枯竭时，高利贷者利用农民穷困加以盘剥，普通农民油桐资金借款，利率在3分以上，自合作社组织后，农民银行给予1分的低利借款，农村受此金融调剂，无须向高利借贷，“当地的利率，降至月息，最高为一分五厘，使高利盘剥者，无形受影响，农民得益实非浅鲜”。农民用此种放款抵偿旧债，农民有可能摆脱高利贷对乡民的盘剥和人身束缚。过去因桐油资本不够周转，在桐油未出产前，空盘收买，这也是商人利用农“困”图利的一种办法，农民因一时手中拮据，不得不低价预卖，其中损失甚大，自推行合作制以来，因为农民银行供给资金，无需空盘出售，如果因货多未销，可向仓库储押，故空盘收买弊端逐渐消除。合作社的低利贷款正逐渐改变传统农村的借贷格局，打破了高利贷和典当独大的局面。农民经济逐步改善，兰溪北乡多山之地，遍植桐林，为农民生活资源，因农村金融受生产衰落的影响，无从发展，故农民生活不佳，近因桐油价高，并有合作组织为其指导经营，农行金融流通。金融的宽裕，人民生计遂有活跃气象，“如马涧及柏树社两镇商业情况，日趋繁荣，普通山农以玉蜀黍等充饥者，今都改用粮食矣，过去每逢时节，提灯演戏陋俗，已在经济困难中，无形停止，今又重演故态”。由于合作的提倡使农村部分地区经济恢复，农民生活好转。
2.掣肘
农村教育不普及，农民知识浅薄，对合作思想不甚明了，在杭州农村合作社“因社员多数为农民，对于合作学识，尚属浅缺”。对新事物不愿也不敢去冒险，目光短浅，重视眼前的实际利益。农民的这种“天性”给合作事业带来困难。杭县的蚕丝事业，客观环境需要从蚕丝生产合作着手改良，组织特约合作养蚕，先避免纳股入社手续，一面再给予相当的生产保障，因为农民最担心的是一办合作就要他们出钱，并且他们的知识有限，合作的益处无论讲得如何透彻，终究难消他们怀疑筹办人设法敛钱的疑虑，这是农村的事实。“在开始组织的时候，很困难才集合到十户左右；关于养蚕的改良，终因稚蚕共育和消毒准备两个问题发生了许多麻烦，结果这十余家的特约蚕户终于剥蚀零落了七八家，残余只剩三户”。
造成农民这种社会心理的原因是多重的，但主要的根源在于农民的谋生方式单一，在自然和社会力量面前普遍感到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具有十分强烈的乏力感，他们对未来不敢也不可能抱有太多、太高的奢望，因此极其看重眼前的既得利益。同样，合作社棉农对改良棉种推广之初，每多存怀疑之心，观望而不敢试用。“杭县合兴公司感化习艺所棉农二百余人，齐集事务所要求不种百万棉之举，来势汹汹，不可理喻”。再如棉花的发种，自合兴公司及感化习艺所之小部棉农领去棉种以后，他如宏海草堂感化习艺所之大部及各老园圃之棉农领种者，忽告裹足不前，迭经催促，亦属罔效。经调查，知系宏海草堂潘瑞兴及感化习艺所王锦龙从中煽惑，当电请县长饬公安分局传送县政府侯讯。副业合作从开始就是一种政府行为，依靠政治、金融力量自上而下推行，蒙上一层政治色彩，给合作社带来弊端，政府“热”，农民“冷”，而且合作虽然将农民组织起来，但并不能祛除农民的谨小慎微，墨守旧习的特性，需要依靠“组织＋政治”手段推进，也反映出合作制的局限以及改进农村的艰难。
“市场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并不是(或并非完全是)农民或手艺人的产物，而是商人和后来是金融家的产物”。在市场体系中，商人作为农民与市场的联系者，从农民那里获得颇多利益。组织专业运销合作社就是对商人这种功能的代替，因此他们往往联合抵制。如兰溪桐油的统制运销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合作联合会作桐油的初步联合运销，就是想不经中间行商，直接运往需要市场——上海推销，不料货品尚未到达杭州，兰溪的油行，已有电话通知杭州油行，拒绝货品，捺底价格，同时由杭州的行家通知沪上油商，给予同样的应对。所以运货的人到了杭州打电话到上海探听市价的消息，一问之下，上海的市价反不如杭州高，因此，直接运销就此作罢。因此，在推行合作过程中如何处理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协调各利益团体之间的关系，也是政府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经济凋敝，浙江农村同样如此。社会各界不少人士提出各种挽救农村经济的主张。但农村建设千头万绪，从何开始一直是一个难题。农村合作作为西方的“舶来品”，在欧美国家如丹麦、美国都取得较好的效果，浙江省政府用合作的方法挽救蚕、棉、桐主要农村副业，就是在寻找一把如何开启复兴农村经济这扇门的“钥匙”。从开始以信用合作为主到注重行业合作，对农民由单纯救济的第一阶段到发展生产的第二阶段，不仅是要调剂农民的金融，而且要改进农业的生产，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是一种建设思路的转变。农村经济的复兴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推行副业合作过程中，必须对农村其他方面：诸如农民教育、各利益团体间的协调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并做出改变，这都不是在短期能一蹴而就的。浙江省政府在这些方面着力不够，削弱副业建设的效果，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不小的阻力，但其推广合作、发展生产、复兴农村经济所付出的努力和尝试是值得肯定的。短短的数年，在局部地区也取得一定效果，这种尝试是一种结合中国农村实际不断扬弃的探索过程，以合作作为一种新模式从外部植入农村社区来整合农村推进生产，客观上代表了经济现代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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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雅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