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俄战争时期的袁世凯
朱昭华
[摘要]日俄战争期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从“局外中立”的政策倡议到中立旗帜下采取的暗中亲日行动，再到中日北京会谈的辩驳力争，一直是目俄战争过程中火跃的核心人物，但我们并不能因日俄战争对中国带来的灾难与屈辱而将其责任归咎于袁世凯，因为其政策或行为本身并无可指摘。清政府的失败在于中国的积弱以及东北边疆政策的失误。
[关键词]袁世凯，日俄战争，“局外中立”，中日谈判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2—0042—06
日俄战争是20世纪初日本与俄国为了争夺在中国东北及朝鲜的利益而在中国领土上展开的一场争夺战。战争从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4年2月8日)开始，一直延续到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七日(1905年9月5日)日俄《朴茨茅斯条约》的签订。目前国内学界关于日俄战争与中国关系的研究中，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日、俄的对华政策、战争对中国权益的损害和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以及中国民众的反侵略运动等几个方面，对于战争时期的袁世凯研究，只见到一篇专文——廖一中的《袁世凯与日俄战争》，余则散见于一些关于袁世凯生平或北洋集团研究著作中，且多是从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来看待袁世凯此间的行动的，评价较低。长期以来，我们在革命史观的影响下将当时清政府采取的“局外中立”政策斥之为“可耻的中立”，而“中立政策”的提出与实施又与当时身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密切相关，因此，袁世凯在日俄战争中的作为，被大打折扣。近几年，随着我们对晚清“中立政策”的重新理性思考，对袁世凯在其间的作用也应重新做出考量。
一、袁世凯与中立政策的提出
义和团运动期间，排外运动波及关外，盛京副都统晋昌率领“拳民”拆毁铁路、攻击俄侨，俄国政府遂以此为借口，占领了东三省全境，同时迫使盛京将军增祺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对此，清政府不予承认，一面以增祺始终未将此章程奏明，将其“交部严加议处”，一面任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国外交部交涉东三省交还事宜。中俄经过多次交涉，于1902年4月8日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据此，俄军应在一年半内分三期撤出中国东北。1902年10月8日，第一期到期时，俄国交还了奉天辽河以西，军队退集到了中东铁路沿线。1903年4月第二期到期时，俄国节外生枝，向清政府递交照会，提出在中国东北享有特殊利益的七项无理要求，在遭到清政府拒绝后，沙俄政府即决定推迟撤军，并开始作积极的军事准备。1903年10月，沙俄第三期撤兵之期时，中美签订了《通商行船续订条约》，条约规定俟条约批准互换后，中国政府应将盛京省的奉天府和安东县两处由中国自行开埠通商，此二处通商场订定外国人公共居住合宜地界并一切章程，将来由中、美两国政府会同商定。沙俄政府以这些条款与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相违背，提出抗议，因《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以“再无变乱，并他国之举动亦无牵制”作为俄国陆续撤兵之条件，所以，在1904年1月13日中美续订商约在华盛顿交换批准后，俄国不仅不再撤军，并将奉天省已撤之兵撤回，重新占领了奉天。俄军的行动不仅激起了中国的拒俄运动，也使日俄矛盾急剧尖锐，自1903年夏以来的日俄谈判难以为继，战争已经迫在眉睫。通过当时盛京将军、奉天交涉局等关于俄军在东北购运草料、踩勘形势，以及日、俄军在东边道一带加紧战备的来往信函可以看出，清廷对日俄战争的爆发是有所预计的。
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不仅负责京畿之区的军政要务，而且由于兼摄通商事务大臣，必然在对外关系决策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面对在中国领土上即将打响的日俄战争，袁世凯成为清政府采取“局外中立”方针的倡导者。1903年12月22和27日，袁世凯两次致电外务部，表示日俄果决裂，我应守局外中立。“附俄则日以海军扰我东南，附日则俄分陆军扰我西北，不但中国立危，且恐牵动全球。日俄果决裂，我当守局外”。1904年1月19日，袁世凯“密陈遵照传谕统筹布置防守情形折”，再次呈明“就我现在情势而论，不得不谨守局外”，主张采取“局外中立”之策。同时，他把国际公法有关战争“中立”规定的内容，摘要翻译上呈。
1904年2月8日，日军突袭俄国驻旅顺港的军舰，挑起战争，清政府于2月12日发布上谕，宣布“局外中立”，并相继颁布《日俄战争中国严守局外中立条规》《奉天交涉局议定两国战地及中立地条章》，划定了交战区域和中立区域的界限。
面对列强在自己领土、领海上的厮杀而保持“中立”，对于任何主权国家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我们通常也归咎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袁世凯的卖国利己。但事实上，这种评价多出于情感层面，而不是理性认知。
首先，清政府当时没有力量能阻止这场战争在中国东北进行。日俄战争的爆发是日本与俄国长期争夺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的结果，是日本大陆政策与沙俄远东扩张政策碰撞的结果。当时，东北三省主权虽然为清政府所有，实际情况是黑龙江与吉林两省完全在俄国军队占领之下，奉天省除了俄军已撤退的地区外，也是在其军事占据之下。日俄战争爆发后，双方在中国东北各自投入的兵力达百余万，进行海陆军协同作战，战争耗费和伤亡巨大，俄国花费了65亿卢布，伤亡达14万余人之多，日本付出了19亿日元战费和阵亡8.44万人、伤14.3万人的巨大代价。清政府要想阻止这场战争于国门之外，谈何容易。袁世凯对此深有感触，“日本以协约龃龉早修战备，俄人初意不愿用武。近因相持日急，乃在东三省日夜运兵，探闻已增至八万，合旧驻兵数共计十八万七千余人”，“俄方占据东省，将来资为战场，计东北边防及海疆各口不下三千数百里，如欲慎固封守，计非数十万人不克周密……唯我方饷绌械乏，断难集此重兵，然详察形势，扼要设防，至少亦须六万人”，他认为甲午之役，关内外各军不下二十万，仍每以兵单为忧。现在“提此二万余众之卒，布置防守，实有不能不为锶锶过虑者也”。凭借此种实力，要实现粤督岑春煊等倡导的趁势收回东三省主权的意见无疑是不现实的。
其次，当时的中国没有同日、俄任何一方结盟的可能性。依据1896年李鸿章签订的中俄密约，中俄之间还具有军事同盟关系，但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并没有侵占俄国的亚洲领土，也没有侵占中国的土地，因为他是同俄国开战，因此无法援引此约。更何况，俄国强租旅顺、大连以来的背信弃义，已使实行多年的联俄外交受到极大质疑。与此同时，虽然联日主张不乏其人，1903年11月4日清政府将亲俄的外务部会办大臣王文韶调离，而由亲日的户部尚书那桐补缺，“人们认为这调动意味深长，等于是一种亲日的表示”。但日本政府却不需要中国的加盟。1904年1月9日，驻日公使杨枢向外务部转达了日本希望清政府采取中立政策的愿望：对俄谈判“万一决裂，不愿
他国掺入，并愿贵国中立，以免他国借口，横生枝节”。
再次，英美等国反对俄国独占东北的政策是一致的，战争爆发前他们就给予日本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的支持，目的是想借助日本的军力阻挡俄国南下，使日俄两败俱伤，为英美资本伸人中国东北创造条件。因此，他们不仅自身宣布“中立”立场，而且对于日本要求中国“中立”的政策也给予了支持，积极推动清政府采取中立立场。日俄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明确告知杨枢：“日前，我政府曾嘱我驻英驻美公使，各向英美政府问明，谓日与俄如果宣战，拟请中国中立。英、美政府均以为然，已有答词认可。”
基于以上客观现实，有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清政府的“局外中立”政策，认为中立是屈辱的，但考虑到中俄实力对比的悬殊和国际列强的态度，则应承认这一外交政策，避免了战争扩大化的可能，它既是清政府国家利益与列强在华利益相互调和的结果，也是其为争取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最大化不得已的选择，该政策符合了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换句话说，袁世凯所倡议的局外中立不乏其合理性。
二、袁世凯与中立政策的实施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4年2月12日)，中国曾宣布严守局外中立条规，其中规定“战国不得稍犯中国作为局外之疆界”，那么什么是“中国作为局外之疆界”，条规里没有明确指出。当时，由于黑龙江、吉林两省全为俄国人占领，奉天大部也在俄军的掌控下，因而战地的划定非常困难，最后由奉天交涉局议定了一个《两国战地及中立地条章》，详尽划定日俄两国在奉天省的战争区域，以及双方应该尊重的中立国权利，有清政府颁行。
然而，对于此条章，日俄两国都不加以理会。日本外务部在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照会大清公使杨枢：“查日本国政府并无扰乱妨害贵国平和之意，除俄国占据地方外，所有贵国疆域，本国必与俄国同一尊敬贵国之中立。”这一外交辞令无非表明，凡俄军所到之处都不是中立地带。俄国的态度更加蛮横，同日驻俄公使胡惟德报告：“据称中国恪守局外，俄绝不侵越。唯东三省及蒙古东北隅，铁路所经，为运兵用兵要地，势难认为局外，须与兵部阿列商定界限再复云。”这个界限后来始终谈判不清。事实上，从战争一开始，清政府的划定的交战区域及其有关章程都对日俄都没有约束力。
即便如此，清政府仍公开维护着自己的中立立场。一方面命令各省将军督抚要“加意严防”，不许匪徒造谣闹事，保护各国人民财产和教堂，通饬所属文武官员、绅商旗民不得干预军务、以固邦交。据当时在奉天行医的英国传教士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回忆：“整个日俄战争期间，中国人无疑是同情日本的……但同时，中国人在战争中采取中立态度，没有偏袒任何一方。村民被迫收集情报，担任向导，侦查敌情等等，但他们对日俄双方都是如此”，“他们既不想让日本人，也不想让俄国人来统治自己，而是希望继续做清王朝的臣民。尽管许多人抱怨俄国人的军事统治，期望日本人取而代之，并错误地认为那会给他们带来自由，但在这次战争中却没有支持任何一方。”
另一方面，面对日、俄两军深入上海、蒙古采买军需，在东北招匪编伍等多种侍强破坏、违背中立条规的行为，清政府虽无力禁止，但在外交姿态上，依据国际法，对日俄执约辩论，切实查禁，“总须恪抱中立宗旨，以免责言”。如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一，一艘由旅顺口驶出的俄国鱼雷艇因途中机器毁坏，驶入“中立”的烟台港，经中国海军饬令缴械，具结不预战争，不挂俄旗。尽管如此，次日凌晨，日本军舰仍驶入烟台将俄艇“瑞齐台尔尼号”劫走，并开枪击伤俄国管带。由此，外务部向日本公使提出了诘问，袁世凯也以“于遵守中立之战国船只保护不力”为由，奏请将代统北洋海军、广东南澳镇总兵萨镇冰等人惩办。袁世凯之所以要这么做表面文章，是想借此表明清政府的中立立场与职责，不予日俄之口实。
清政府虽然力求保持“中立”的外交形象，但事实上并不是没有偏向，完全地恪守中立，其中，袁世凯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根据日本国内出版的有关日俄战争的回忆录，可以看到在日俄战争信息方面，袁世凯的功劳最大。当时，袁世凯手下有坂西大尉作为军事顾问，每天满洲各地的清国谍报员给直隶总督府的情报，马上就被送给坂西顾问，坂西则将其翻译成日文并交给当时天津驻屯军司令官仙波少将。再由仙波少将用电报送到大本营。比如日俄沙河会战前，清朝驻俄公使馆武官将俄军的攻势企图汇报给了北京，然后又转达给了日本军部。日本参谋本部，“表面上保持了支那严正中立的体面，而实际上则以日清合作的方式，令其对我多做友好事情”。袁世凯给日军提供的帮助，引起了俄国的不满。据日俄战争的直接参加者谷寿夫回忆，俄国军方曾试图对袁世凯进行暗杀。大约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末，日本驻天津军部司令官通过谍报，获悉了俄国方面的暗杀计划，经派人调查证实。于是，日本方面向袁世凯提出警告，最终使俄国的暗杀计划化为泡影叫。1905年1月13日，俄国政府通告各国，谓“中国未能恪守中立，屡次违背，偏袒日本”。
袁世凯之所以采取暗中亲日的方针，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分析，首先，清政府虽然权衡利弊，采纳了袁世凯的“局外中立”之策，声明无论两国胜负如何，东三省主权均属中国，但假如俄国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要再想俄国退兵，归还东三省主权就难乎其难了，这也是清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战争爆发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仍上奏表示，“东联日、西联英，虽两国必欲要索利益，然总远胜于俄国之信义全无，公然吞噬者”。据德龄公主回忆，(1904年)十一月底，直隶总督袁世凯在一次觐见太后的会谈中，谈到了当时正在进行的日俄战争。太后询问最后谁能获胜，袁世凯说还很难判断，不过他认为日本胜的希望更大些。太后则表示日本获胜对中国比较好。不光清朝统治者如此，普通民众也是同情日本的，据当时留学日本的吴玉章回忆，日俄战争开始后，人们由于对沙俄的痛恨，把同情寄予日本方面，听见日本打了胜仗，大家都很高兴。海关总署务司赫德也曾表示“许多中国人对日本胜利的前景感到高兴”。在这样一种氛围下，袁氏的亲日态度也属自然。其次，袁氏有12年的朝鲜经历，当时的朝鲜正为列强激烈争衡的据点，国际关系尤为复杂。袁氏由此博得了“非唯知兵，且谙外交”的好名声。在对俄外交上他有一番自己的认识。胶州湾危机期间，许多京官在中俄密约的余音下纷纷上书，请坚俄助以制德，当时的袁世凯就特别反对联俄路线。不久，俄国果然自食前言，不仅强租旅大，并借口保护中东铁路，占领东三省。为保存清政府在东北的主权，势必要与俄国抗争，但是面对强大的俄国，新兴的日本是否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还是一个未知数，即便在辽阳决战，日军取得胜利后，中国最高层的人士仍怀疑日本能否坚持下去。因此，在中立政策之下，暗助日本击败俄军当为最妥当的办法。
[摘要]日俄战争期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从“局外中立”的政策倡议到中立旗帜下采取的暗中亲日行动，再到中日北京会谈的辩驳力争，一直是目俄战争过程中火跃的核心人物，但我们并不能因日俄战争对中国带来的灾难与屈辱而将其责任归咎于袁世凯，因为其政策或行为本身并无可指摘。清政府的失败在于中国的积弱以及东北边疆政策的失误。
[关键词]袁世凯，日俄战争，“局外中立”，中日谈判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2—0042—06
日俄战争是20世纪初日本与俄国为了争夺在中国东北及朝鲜的利益而在中国领土上展开的一场争夺战。战争从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4年2月8日)开始，一直延续到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七日(1905年9月5日)日俄《朴茨茅斯条约》的签订。目前国内学界关于日俄战争与中国关系的研究中，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日、俄的对华政策、战争对中国权益的损害和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以及中国民众的反侵略运动等几个方面，对于战争时期的袁世凯研究，只见到一篇专文——廖一中的《袁世凯与日俄战争》，余则散见于一些关于袁世凯生平或北洋集团研究著作中，且多是从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来看待袁世凯此间的行动的，评价较低。长期以来，我们在革命史观的影响下将当时清政府采取的“局外中立”政策斥之为“可耻的中立”，而“中立政策”的提出与实施又与当时身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密切相关，因此，袁世凯在日俄战争中的作为，被大打折扣。近几年，随着我们对晚清“中立政策”的重新理性思考，对袁世凯在其间的作用也应重新做出考量。
一、袁世凯与中立政策的提出
义和团运动期间，排外运动波及关外，盛京副都统晋昌率领“拳民”拆毁铁路、攻击俄侨，俄国政府遂以此为借口，占领了东三省全境，同时迫使盛京将军增祺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对此，清政府不予承认，一面以增祺始终未将此章程奏明，将其“交部严加议处”，一面任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国外交部交涉东三省交还事宜。中俄经过多次交涉，于1902年4月8日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据此，俄军应在一年半内分三期撤出中国东北。1902年10月8日，第一期到期时，俄国交还了奉天辽河以西，军队退集到了中东铁路沿线。1903年4月第二期到期时，俄国节外生枝，向清政府递交照会，提出在中国东北享有特殊利益的七项无理要求，在遭到清政府拒绝后，沙俄政府即决定推迟撤军，并开始作积极的军事准备。1903年10月，沙俄第三期撤兵之期时，中美签订了《通商行船续订条约》，条约规定俟条约批准互换后，中国政府应将盛京省的奉天府和安东县两处由中国自行开埠通商，此二处通商场订定外国人公共居住合宜地界并一切章程，将来由中、美两国政府会同商定。沙俄政府以这些条款与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相违背，提出抗议，因《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以“再无变乱，并他国之举动亦无牵制”作为俄国陆续撤兵之条件，所以，在1904年1月13日中美续订商约在华盛顿交换批准后，俄国不仅不再撤军，并将奉天省已撤之兵撤回，重新占领了奉天。俄军的行动不仅激起了中国的拒俄运动，也使日俄矛盾急剧尖锐，自1903年夏以来的日俄谈判难以为继，战争已经迫在眉睫。通过当时盛京将军、奉天交涉局等关于俄军在东北购运草料、踩勘形势，以及日、俄军在东边道一带加紧战备的来往信函可以看出，清廷对日俄战争的爆发是有所预计的。
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不仅负责京畿之区的军政要务，而且由于兼摄通商事务大臣，必然在对外关系决策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面对在中国领土上即将打响的日俄战争，袁世凯成为清政府采取“局外中立”方针的倡导者。1903年12月22和27日，袁世凯两次致电外务部，表示日俄果决裂，我应守局外中立。“附俄则日以海军扰我东南，附日则俄分陆军扰我西北，不但中国立危，且恐牵动全球。日俄果决裂，我当守局外”。1904年1月19日，袁世凯“密陈遵照传谕统筹布置防守情形折”，再次呈明“就我现在情势而论，不得不谨守局外”，主张采取“局外中立”之策。同时，他把国际公法有关战争“中立”规定的内容，摘要翻译上呈。
1904年2月8日，日军突袭俄国驻旅顺港的军舰，挑起战争，清政府于2月12日发布上谕，宣布“局外中立”，并相继颁布《日俄战争中国严守局外中立条规》《奉天交涉局议定两国战地及中立地条章》，划定了交战区域和中立区域的界限。
面对列强在自己领土、领海上的厮杀而保持“中立”，对于任何主权国家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我们通常也归咎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袁世凯的卖国利己。但事实上，这种评价多出于情感层面，而不是理性认知。
首先，清政府当时没有力量能阻止这场战争在中国东北进行。日俄战争的爆发是日本与俄国长期争夺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的结果，是日本大陆政策与沙俄远东扩张政策碰撞的结果。当时，东北三省主权虽然为清政府所有，实际情况是黑龙江与吉林两省完全在俄国军队占领之下，奉天省除了俄军已撤退的地区外，也是在其军事占据之下。日俄战争爆发后，双方在中国东北各自投入的兵力达百余万，进行海陆军协同作战，战争耗费和伤亡巨大，俄国花费了65亿卢布，伤亡达14万余人之多，日本付出了19亿日元战费和阵亡8.44万人、伤14.3万人的巨大代价。清政府要想阻止这场战争于国门之外，谈何容易。袁世凯对此深有感触，“日本以协约龃龉早修战备，俄人初意不愿用武。近因相持日急，乃在东三省日夜运兵，探闻已增至八万，合旧驻兵数共计十八万七千余人”，“俄方占据东省，将来资为战场，计东北边防及海疆各口不下三千数百里，如欲慎固封守，计非数十万人不克周密……唯我方饷绌械乏，断难集此重兵，然详察形势，扼要设防，至少亦须六万人”，他认为甲午之役，关内外各军不下二十万，仍每以兵单为忧。现在“提此二万余众之卒，布置防守，实有不能不为锶锶过虑者也”。凭借此种实力，要实现粤督岑春煊等倡导的趁势收回东三省主权的意见无疑是不现实的。
其次，当时的中国没有同日、俄任何一方结盟的可能性。依据1896年李鸿章签订的中俄密约，中俄之间还具有军事同盟关系，但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并没有侵占俄国的亚洲领土，也没有侵占中国的土地，因为他是同俄国开战，因此无法援引此约。更何况，俄国强租旅顺、大连以来的背信弃义，已使实行多年的联俄外交受到极大质疑。与此同时，虽然联日主张不乏其人，1903年11月4日清政府将亲俄的外务部会办大臣王文韶调离，而由亲日的户部尚书那桐补缺，“人们认为这调动意味深长，等于是一种亲日的表示”。但日本政府却不需要中国的加盟。1904年1月9日，驻日公使杨枢向外务部转达了日本希望清政府采取中立政策的愿望：对俄谈判“万一决裂，不愿
他国掺入，并愿贵国中立，以免他国借口，横生枝节”。
再次，英美等国反对俄国独占东北的政策是一致的，战争爆发前他们就给予日本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的支持，目的是想借助日本的军力阻挡俄国南下，使日俄两败俱伤，为英美资本伸人中国东北创造条件。因此，他们不仅自身宣布“中立”立场，而且对于日本要求中国“中立”的政策也给予了支持，积极推动清政府采取中立立场。日俄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明确告知杨枢：“日前，我政府曾嘱我驻英驻美公使，各向英美政府问明，谓日与俄如果宣战，拟请中国中立。英、美政府均以为然，已有答词认可。”
基于以上客观现实，有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清政府的“局外中立”政策，认为中立是屈辱的，但考虑到中俄实力对比的悬殊和国际列强的态度，则应承认这一外交政策，避免了战争扩大化的可能，它既是清政府国家利益与列强在华利益相互调和的结果，也是其为争取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最大化不得已的选择，该政策符合了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换句话说，袁世凯所倡议的局外中立不乏其合理性。
二、袁世凯与中立政策的实施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4年2月12日)，中国曾宣布严守局外中立条规，其中规定“战国不得稍犯中国作为局外之疆界”，那么什么是“中国作为局外之疆界”，条规里没有明确指出。当时，由于黑龙江、吉林两省全为俄国人占领，奉天大部也在俄军的掌控下，因而战地的划定非常困难，最后由奉天交涉局议定了一个《两国战地及中立地条章》，详尽划定日俄两国在奉天省的战争区域，以及双方应该尊重的中立国权利，有清政府颁行。
然而，对于此条章，日俄两国都不加以理会。日本外务部在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照会大清公使杨枢：“查日本国政府并无扰乱妨害贵国平和之意，除俄国占据地方外，所有贵国疆域，本国必与俄国同一尊敬贵国之中立。”这一外交辞令无非表明，凡俄军所到之处都不是中立地带。俄国的态度更加蛮横，同日驻俄公使胡惟德报告：“据称中国恪守局外，俄绝不侵越。唯东三省及蒙古东北隅，铁路所经，为运兵用兵要地，势难认为局外，须与兵部阿列商定界限再复云。”这个界限后来始终谈判不清。事实上，从战争一开始，清政府的划定的交战区域及其有关章程都对日俄都没有约束力。
即便如此，清政府仍公开维护着自己的中立立场。一方面命令各省将军督抚要“加意严防”，不许匪徒造谣闹事，保护各国人民财产和教堂，通饬所属文武官员、绅商旗民不得干预军务、以固邦交。据当时在奉天行医的英国传教士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回忆：“整个日俄战争期间，中国人无疑是同情日本的……但同时，中国人在战争中采取中立态度，没有偏袒任何一方。村民被迫收集情报，担任向导，侦查敌情等等，但他们对日俄双方都是如此”，“他们既不想让日本人，也不想让俄国人来统治自己，而是希望继续做清王朝的臣民。尽管许多人抱怨俄国人的军事统治，期望日本人取而代之，并错误地认为那会给他们带来自由，但在这次战争中却没有支持任何一方。”
另一方面，面对日、俄两军深入上海、蒙古采买军需，在东北招匪编伍等多种侍强破坏、违背中立条规的行为，清政府虽无力禁止，但在外交姿态上，依据国际法，对日俄执约辩论，切实查禁，“总须恪抱中立宗旨，以免责言”。如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一，一艘由旅顺口驶出的俄国鱼雷艇因途中机器毁坏，驶入“中立”的烟台港，经中国海军饬令缴械，具结不预战争，不挂俄旗。尽管如此，次日凌晨，日本军舰仍驶入烟台将俄艇“瑞齐台尔尼号”劫走，并开枪击伤俄国管带。由此，外务部向日本公使提出了诘问，袁世凯也以“于遵守中立之战国船只保护不力”为由，奏请将代统北洋海军、广东南澳镇总兵萨镇冰等人惩办。袁世凯之所以要这么做表面文章，是想借此表明清政府的中立立场与职责，不予日俄之口实。
清政府虽然力求保持“中立”的外交形象，但事实上并不是没有偏向，完全地恪守中立，其中，袁世凯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根据日本国内出版的有关日俄战争的回忆录，可以看到在日俄战争信息方面，袁世凯的功劳最大。当时，袁世凯手下有坂西大尉作为军事顾问，每天满洲各地的清国谍报员给直隶总督府的情报，马上就被送给坂西顾问，坂西则将其翻译成日文并交给当时天津驻屯军司令官仙波少将。再由仙波少将用电报送到大本营。比如日俄沙河会战前，清朝驻俄公使馆武官将俄军的攻势企图汇报给了北京，然后又转达给了日本军部。日本参谋本部，“表面上保持了支那严正中立的体面，而实际上则以日清合作的方式，令其对我多做友好事情”。袁世凯给日军提供的帮助，引起了俄国的不满。据日俄战争的直接参加者谷寿夫回忆，俄国军方曾试图对袁世凯进行暗杀。大约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末，日本驻天津军部司令官通过谍报，获悉了俄国方面的暗杀计划，经派人调查证实。于是，日本方面向袁世凯提出警告，最终使俄国的暗杀计划化为泡影叫。1905年1月13日，俄国政府通告各国，谓“中国未能恪守中立，屡次违背，偏袒日本”。
袁世凯之所以采取暗中亲日的方针，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分析，首先，清政府虽然权衡利弊，采纳了袁世凯的“局外中立”之策，声明无论两国胜负如何，东三省主权均属中国，但假如俄国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要再想俄国退兵，归还东三省主权就难乎其难了，这也是清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战争爆发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仍上奏表示，“东联日、西联英，虽两国必欲要索利益，然总远胜于俄国之信义全无，公然吞噬者”。据德龄公主回忆，(1904年)十一月底，直隶总督袁世凯在一次觐见太后的会谈中，谈到了当时正在进行的日俄战争。太后询问最后谁能获胜，袁世凯说还很难判断，不过他认为日本胜的希望更大些。太后则表示日本获胜对中国比较好。不光清朝统治者如此，普通民众也是同情日本的，据当时留学日本的吴玉章回忆，日俄战争开始后，人们由于对沙俄的痛恨，把同情寄予日本方面，听见日本打了胜仗，大家都很高兴。海关总署务司赫德也曾表示“许多中国人对日本胜利的前景感到高兴”。在这样一种氛围下，袁氏的亲日态度也属自然。其次，袁氏有12年的朝鲜经历，当时的朝鲜正为列强激烈争衡的据点，国际关系尤为复杂。袁氏由此博得了“非唯知兵，且谙外交”的好名声。在对俄外交上他有一番自己的认识。胶州湾危机期间，许多京官在中俄密约的余音下纷纷上书，请坚俄助以制德，当时的袁世凯就特别反对联俄路线。不久，俄国果然自食前言，不仅强租旅大，并借口保护中东铁路，占领东三省。为保存清政府在东北的主权，势必要与俄国抗争，但是面对强大的俄国，新兴的日本是否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还是一个未知数，即便在辽阳决战，日军取得胜利后，中国最高层的人士仍怀疑日本能否坚持下去。因此，在中立政策之下，暗助日本击败俄军当为最妥当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