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奉天同善堂救济事业述略(1881—1931)
荆杰
[摘要]奉天同善堂，近代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至东北沦陷前，已然成为近代东北地区善堂之首。综观其各项慈善事业，奉天同善堂的慈善救助事业广泛，主要由“恤贫济困、妇孺养济、施医给药以及工艺教养”四个方面构成，同时，在善堂执行其救助职能的过程中，救济体制、善源筹集以及救济模式等方面均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和时代属性。
[关键词]近代，东北，奉天，同善堂，救济院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2—0036—06
奉天同善堂，近代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以“善”为中心，以“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为理念，历经数百年沧桑的历史变迁，逐步成为集“恤贫济弱”与“教养兼施”于一体的综合性善堂。本文拟就奉天同善堂的演变、救助事业以及特征属性作一初步考察，借以探究近代东北地区的慈善事业。
一、清末民初的奉天同善堂
奉天同善堂创设于清光绪七年(1881)五月，知府徐本衡与总兵左宝贵在奉天筹设牛痘局，每年春秋两季免费为儿童施种牛痘，“普疗民病”，是为奉天同善堂的起源。光绪八年(1882)太子河、浑河泛滥成灾，无数贫民流离失所，左宝贵汇集奉天社会志同道合之士，相继设立惜字局、义学馆、栖流所、施粥厂以及育婴堂等五个部门，救济广大灾黎和贫苦百姓。各部创建伊始，“各自为计，不相统辖”，它既是未经变革的“奉天同善堂之雏型”，同时也是近代东北救济设施的起源。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即左宝贵在甲午战争中阵亡后的第二年，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将左宝贵生前创建的各种慈善机构“酌量变通，统归一处”，“咨部立案”，取“万善同归”之意，定名为“奉天同善堂”，堂址设于奉天怀远关外高台庙胡同(今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是为省城最大的慈善机构，下设施粥厂、栖流所、牛痘局、育婴堂、惜字局、义学馆等六部门，首任堂长桂云舫。
奉天同善堂定名后，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奉天同善堂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相继添设了施医院、贫民施疗所、男女小学校、济良所、贫民习艺所等机构。随着同善堂各项救助事业的发展，该堂逐步陷入善款支绌、经费不足的境地，幸好民国五年(1916)王永江就任警务处长，到差伊始，便着手积极筹措善款、谋划复兴同善堂。因此，王永江任职期间，同善堂财力充裕、转危为安，并得以兼筹并顾、快速发展。至民国十二年(1923)，同善堂共设立十八个部门，其中省会范围内者共计7部、全省范围内者共计9部。民国十四年(1925)以后，由于奉天同善堂体系庞大、机构繁多，同善堂不得不“化散为整，分别改组”。
根据内政部颁布的《各地方救济院规则》，奉天同善堂奉令改组为辽宁省救济院，下设养老所、残废所、孤儿所、育婴所、济良所、盲童学校、珠林寺、施医所、医科专门学校、达生女医学校、救产所、贫民工厂等十二个部门。此次改组，极大地提高了同善堂的行政效率和救助成效，其内部组织日趋完善，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救济机构。
二、奉天同善堂的社会救济事业
奉天同善堂的慈善救助事业广泛，内容繁多，综观其各项救助事业，主要由恤贫济困、妇孺养济、施医给药以及工艺教养4个方面构成，从而构筑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救助体系。
(一)贫民养济事业
奉天同善堂自创办之初，即奉行体恤贫弱理念，不断致力于救济贫病之民，通过“贫民组合”各项救济事业的开展，实现“养孤老，食常疾，收孤寡”的理想境界。
贫民栖流所，亦称冬生所，是专门在严冬酷寒时节收养“无依流民及街衙病人”的慈善机构，1906年并入奉天同善堂，1919年改建楼房，添设沐浴、养病等室，常年经费“奉币十四万六千二百元”。栖流所在其救助活动中体现出临时陛的特点，救济时间仅从每年11月1日开始，至次年4月底结止收容，而且完全按照定额来控制收容人数，每年春冬两季日以500人为限，夏秋两季以100人为限，因此救济人数十分有限，救济成效相对弱化。此外，栖流所的收养制度还具有浓厚的强制性和惩戒性，对收容对象的人身自由有着严格限制，因此多数收容对象在期满后，均会选择自谋生活，尽管如此，栖流所施粥以食、施营以宿，极大地救助了更多衣食无着的贫民。
然而，栖流所在机构设置上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每年严冬酷寒时期，正是饥寒交迫、滋生病患的最佳时节，若将各地送来的身染疥癣、花柳等传染病的贫民送入栖流所，则极易造成传染，例如鼠疫、霍乱等，缘于此，1921年4月，同善堂在玉皇阁特别创建病丐疗养所，专门收容奉天城内“身患疾病而无所依靠的贫民”，其经费来源除“奉天同善堂每年三千三百余元的拨款”外，还依赖于“玉皇阁的房屋租赁”，每年9月1日为正式开所。病丐疗养所的救济措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对于病患的善养与优待，例如病情轻者每天自己到诊疗室一次，对于病重患者则改予小米粥饭、优加调养的优待。该所成立2年来，多数病丐得到治愈，出所后即可自谋生路，然而，由于该所采取定额的方式收容病丐，暂定春秋夏3季40名，冬季70名，导致更多的病丐无法得到医治。此外，由于医疗设备的落后、医疗经费的缺乏以及管理制度的紊乱等因素，病丐疗养所始终都无法克服高死亡率、低治愈率的困境。
贫民收容所是同善堂贫民救济事业的另外一个设施，该所原系警察厅设立的临时性收容机构，至1916年同善堂奉令监管贫民收容所，专门收容“机构函送”以及“自投”的强壮贫民，以400人为限，常年经费全部由同善堂支付，即每年以“九门外的建筑及钻井得到的收入，扣除小洋四千多元”来充当其经费。为确保收容所内部管理规范，该所制定了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所内每10人编成一个班，每班有班长1人负责监管，所内禁止各班贫民超出自由活动的范围，若有不遵守所内规定者，马上将其送往省立教养工厂进行教养。对于天性懒惰者，虽受惩戒仍不知悔改，则强留所内使其劳役，足见其强制性的管理特点。尽管如此，收容所自创建以来，依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每年平均收容贫民近千人。
至此，上述3个机构完全归入同善堂后，即完全演变为官办性质的组织，济贫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及至1930年，根据《各地方救济院改组》，奉天同善堂奉令改组为辽宁省救济院，“贫民组合”改组为养老院以及残废院，分别收养生活无着的残、老贫民，恤贫事业依然不断向前发展，成为政府赈灾济贫、稳定社会的有利补充。
(二)妇孺养济事业
奉天同善堂非常重视妇孺养济事业的发展，专门设立“孤苦组合”来开展救济妇孺工作，不仅对慈幼事业极为重视，亦使众多不幸妇女得到救助，以致众多妇孺均能“分业操作，各得其所”㈣㈣。
孤儿院原系民国元年(1912)绅士赵荣纶创办的民办慈善机构，专门收容“贫苦及遗弃之男女婴
孩"[1lJ(p，S44),以实现“养幼小，存诸孤”，后因经营困难和债务负担，1916年并入奉天同善堂，从此有了稳定的经费来源。为确保所内孤儿在卫生、健康、快乐的环境下成长，孤儿院内部设置齐全、设备完备，设有各种玩具、游艺场、浴盆，所有食宿衣服，均由院方供给。至于婴孩的喂养与生活，孤儿院雇佣育英之乳媪若干名，视“婴孩多寡增减乳母人数”，如有困难情形时，改用代乳物品哺养，并由经办人随时考查、“督饬”乳媪“启发”男女婴孩，充分体现出同善堂的慈幼育孤职能。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至1922年3年间，孤儿院共收养孤儿228人，其中，领养孤儿21人，工艺学习者61人，死亡婴孩仅15人，死亡率仅为6.6％，同善堂的孤儿院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成绩已经非常难得。
至于济良所，乃救助不幸妇女之慈善机构，原系1908年吕玉书禀请设立，以“维持风化”为宗旨，“由所择配，出彼水火，化贱为良”，1909年归入奉天同善堂办理。济良所最主要的职能即为“遵照章程妥善择配”，为了实现所女的最佳安置，同善堂制定了详尽的择配方案，若有“以妻作妾或作奴婢或转卖为娼者”，立即追究“原领人送交法厅科已应得之罪”，足见同善堂为切实保障妇女的权益，考虑周全、认真负责，解救了部分妓女脱离苦海，极大地实现了慈善机构“养”的社会功能。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至1926年7年间，济良所共收容210人，其中择配为妻者52人，为妾者21人。由此可见，济良所各项惠政，为近代东北的妇女救济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对于众多急于救助的底层妇女来说，济良所的救济规模仍然非常有限，要想彻底改善其困境及社会地位，单纯依靠济良所这类慈善机构是远远不够的。
奉天同善堂“孤苦组合”坚持慈爱幼童与恤养妇女、慈善教育与妥善择配相结合的策略，救济措施得力、效果甚佳，广泛获得官方及社会各界的赞许，成为奉天同善堂救济事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医疗救济事业
施医给药是奉天同善堂的传统救助项目，附设于施医院内的牛痘局，是为同善堂之起源，此后，同善堂相继整合施医院，接管奉天中国红十字会病院，从而共同构筑了奉天同善堂的“医务组合”。
牛痘局，同善堂之滥觞，创设于清光绪年间，鉴于当时东北疾病肆虐、天花盛行，“不种痘者，易得天花，易传染他人，不但一己危险，尚有害于众人”，为了“保赤济生”，1881年5月左宝贵筹设牛痘局，免费为儿童施种天花痘苗，近代东北医疗免疫事业由此开端。1896年牛痘局并入同善堂，经费由同善堂拨给常年490元。牛痘局在创建初期施种“人痘”疫苗，1919年以后，由于奉天省城花柳病盛行，人血疫苗存在极大的危险陛，故用“牛痘”代替“人痘”实施免疫工作，进而保证了施痘工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随着新型的牛痘术的传播，施痘工作得到广泛的认可与推广，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至1922年3年间，牛痘局共施痘6380人，其中，定期接种5093人，占接种人数的79.8％、临时接种1287人。牛痘局施痘工作的顺利开展一方面得益于新型牛痘术的可靠性，另一方面更依赖于牛痘局全部免费、强行施种的推广和普济。
同善堂施医院，创建于1901年俄国境内疫情爆发之际，为防止俄国疫情传至中国境内，同善堂禀请盛京将军衙门设立施医院，专门医治“贫苦无力医病者”，其经费由“城内官有土地所建的街角房屋租金中，每间扣除的两角五分”来充当。创建伊始，施医院最初仅设内科，任何病症均依靠中药疗法，1925年添设西医科和制药部，开始了外科治疗。为确保施医诊量、施药成效，施医院规定每日限额500人，患者仅限于贫民，且诊疗费、药剂费、处方费等全部免费，充分彰显其体恤贫病的态度及其慈善职能。至1925年7月1日，施医院奉令接管奉天中国红十字会病院，改组施医院并沿用奉天中国红十字会病院之名。该院院内医疗设备完备，各科分工明确，西医为主，中医补助，每年义务诊治约计二万二千余名，常年经费开支约计五千六百余元。至此，改组后的红十字会病院已然成为集施医院、牛痘局、原红十字会病院于一身的综合性医院，其疗效亦有了前所未有的新突破，医疗救济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医务组合”以其专业化的医疗技术以及人性化的医疗救助，不但救治了更多岌岌可危的贫病之民，而且对近代东北医疗防疫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近代东北由传统医学向现代医学的转变。
(四)工艺教养事业
近代东北“无业游民生计日绌，苟不早为之所，则民不聊生，人心思变”奉天同善堂设立“工艺组合”，以期教养并重、扩大就业，振兴实业。
施粥厂是晚清中国赈济穷黎的传统手段，东北当局为稳定社会、安定民生亦采取开厂设粥的方式救济广大的贫苦百姓，每年冬季提发官款三万两作为粥厂经费。至民国前夕，奉天地区时现“民生凋敝，盗匪充斥”的境况，由于开设粥厂“只救饥饿于一时，实非教养兼施之道”，因此，1909年2月12日，奉天民政司停办奉天省城八关粥厂，以其“每年停办粥厂的费用白银三万两”作为基金，正式设立贫民习艺所，以期艺徒“艺成出所，籍谋生理”。至1916年冬天，该所奉令并入奉天同善堂。贫民习艺所自创办以来，收益可观，习艺人数稳步提高，据不完全统计，1926年贫民习艺所共有艺徒300余名，获利53000多元，全部用于同善堂的各项慈善支出。由此可见，贫民习艺所的创设及其推广不但解决了广大贫苦百姓的生计问题，而且为当时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支持和安定的社会保障，积极促进了当局政府“厚民生而谋富庶”政策的实施。
同善堂“工艺教养”事业的另外一个执行机构就是省立教养工厂，又名游民工厂，乃系“个人之经营”，创建于1911年，以“无职业、无家属及素行不正之游民”为收容对象，教以浅显工艺，以期“化莠为良”、“收储游荡”，故而是为“以工代赈救济社会者”。1919年依据《省立教养工厂令》，教养工厂改组为省立教养工厂，并将其委托于同善堂经营。省立教养工厂科目的设置上采取立足社会、种类繁多、易于谋生的原则，按照其产品的原料、种类及其成本，最初仅设袜子科、洗涤科、以及纺麻科三科，随着社会的需求以及游民的增多，教养工厂增设织布科、烧窑科、印刷科三科。科目种类的齐全指引着工厂扩大收容规模、增进救济成效，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至1922年3年间，省立教养工厂共收容工徒1204人，其中822人“艺成出所”自谋生计。教养工厂“以教代养”的方针，使更多游民获得了更多的技能培训及就业机会，这对于促进近代东北地区的社会进步、推广实业技术都是至关重要的。
“工艺组合”最主要的职能就是收储游民、教以工艺，各个部门均以传授工艺为己任，不断致力于各科工艺的培训和生产，不仅促进艺徒不断习
艺、增强谋生技能，而且对当时东北社会的实业振兴、扩大就业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三、奉天同善堂救济事业的属性特征
奉天同善堂在执行其救济职能的过程中，随着各项救济事业的广泛开展，不断变革其自身的行政体制和运营制度，在西方先进慈善思想的影响下，救济体制、善源筹集以及救济模式等方面均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和时代属性。
(一)救济体制的制度化
救济体制是奉天同善堂各项救济事业的制度保障，善堂在不断的扩充与整合的过程中，运营体制也在不断完善，在组织结构、行政制度等方面，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规范的体系，有效制约并积极引导同善堂健康发展。
一是组织结构的规范化。奉天同善堂救济事业广泛、组织机构繁多，为实现社会救助的最大收益，善堂在其行政体系上进行了系统改组。根据民国十二年(1925)修正的《奉天同善堂本部组建章程》，同善堂分设内部三科以及外部四部，内部与外部分工明确、统筹协调。其中，内部各科分别下设三股，第一科下设庶务股、工程股、租赋股三股，第二科下设文牍股、卷档股、收发股三股，第三科下设收支股、簿记股、统计股，具体负责善堂的行政性工作；外部四部分别下设贫民组合、孤苦组合、医务组合以及工艺组合4个组合部门，具体负责善堂的各项事务性工作。系统化的组织机构，将各个分散的部门有机协调起来，提高整个机构的效率，促使同善堂有效配合与沟通，保证善堂各项具体事务的顺利开展，为同善堂慈善活动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组织保障。
二是行政职能的具体化。同善堂构架有序、职责明确，为确保整个善堂的行政效率以及救济成效，同善堂至上而下设立起科学有序的层级构架，以实现“部分虽多而各有统系，事务虽繁而则有专归”的理想境界。根据《章程》，奉天同善堂实行堂长责任制的行政管理体制，同善堂承省长任命设堂长1名，督理全堂一切事务，内部各科设科长1名，秘书1员，科员2员，分别处理各科事宜，外部各部设主任1名，各小部设管理或学监1员至2员，分司各部事务。科层化的管理模式将同善堂整合协调起来，自上而下从堂长到办事员，从决策的制定到各项具体救济工作的实施，均有层层的隶属关系以及管理对象，以致决策能够上行下达、节约资源，部门能够高效运转、协调沟通，救助活动能够分工协作、广泛开展。当然，这种科层化的管理体制也有其相应的弊端，例如堂长责任制必然会导致权利集中、腐败滋生，因此堂长侵吞善堂资产、克扣职员工薪、虐待贫民的情况层出不穷。然而在当时东北社会，奉天同善堂规范化的管理体制以及运营机制还是较为先进的，为善堂实施各项救助提供了有利的制度保障。
(二)筹资渠道的多样化
慈善经费的充足、稳定是社会和谐、民生安定、善堂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奉天同善堂的经费多采取政府拨款、社会捐款以及本堂自有资产的营业收入等3种方式进行筹集，以实现其救济效能的最大化。
一是政府拨款。奉天同善堂作为近代东北地区最大的官办救济机构，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是单纯的慈善机构，已然承担起政府民政部门的职能，因此，为东北当局定期拨款资助同善堂，以确保善堂善源的充足、稳定。以1912年至1928年的16年间为例，奉天政府平均每年拨绐奉天省所属济良所、栖流所、贫民习艺所、贫民教养厂等单位经费大洋9.8万余元、银1.48万两(大洋1元折银7.2钱)。张学良主政后，非常重视社会救助事业的发展，先将同善堂改组为辽宁省救济院，1930年以后，奉天省政府都会定期拨款经费资助辽宁救济院，然而，政府的财政拨款金额甚少、比重甚小，杯水车薪，根本不能满足当时社会广大弱势群体的需要，要维持同善堂的正常运转、实现救济成效的最大化，单靠政府的财政拨款是远远不够的。
二是社会募捐。除军政资助外，奉天同善堂的经费还依赖社会各界的募捐，包括商会、农会、青年会及其他社会团体的募集基金和土地、房产等，以及政府要员、社会名流和普通民众的捐献等。据《东北年鉴》关于奉天同善堂的统计，该堂多数部门的筹办经费，除政府补贴即由四厘船捐项的支付外，约有70％来源于募集的捐款。此外，为了促进社会各界积极捐款，省政府专门颁布《捐资兴办救济事业褒奖条例》，鼓励社会各界积极捐款资助各项救济事业，在政府和舆论的号召下，社会各界纷纷慷慨解囊，捐资捐物。如奉天华俄道胜银行1901—1907年的6年间，捐助兴办慈善事业和抚恤银共107万两、小洋325.4万元(小洋1元折银6钱)。当然，随着募捐活动的积极开展，出现假借捐助而从事不法活动的个体，为有效提高捐赠积极性、减少捐助纠纷，1925年7月奉天省长公署特别制定《报捐产业章程》，责令同善堂遵照该令规范和接收捐赠。以上规章和制度的完善，不但保证同善堂接收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还极大地扩充了慈善基金，促进其快捷、顺利地接收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捐资。
三是善堂的自营收入。奉天同善堂自有资产的经营性收入也是该堂善款的来源之一，主要包括土地、房产的租赁以及发商生息等投资方式，随着同善堂救济事业的扩大，其经营收入亦不断增加，财政越来越充裕，自有资产呈现出大幅增加的趋势。据相关资料统计，至1929年，同善堂对外租赁宅地总面积达到216.296亩，房屋总数为21030.5间，各类宅地主要包括瓦房、地皮、平瓦房、楼房、平房、瓦楼房等。同时，同善堂还拥有大量的土地对外租赁，耕地面积达17117.387亩，均收其租金作为该堂经费，其中，奉天地区有耕地467.787亩，占所有耕地面积的2.7％。此外，其他经营性收入例如发商生息，作为奉天同善堂善源的有力补充，随着救济事业的开展，亦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据奉天财政厅统计，同善堂自1923年始购工商储备会股500股，至1925年止，共入股三期计小洋六千一百五十元零四角六分，人股后便自动生息，获取余利。综上所述，奉天同善堂依据其自有资产的经营性收入，极大地补充了善堂的经费开支，支撑了善堂各项救济事业的发展与壮大。
(三)救济模式的近代化
奉天同善堂创设之初，救济活动一直采取以“养”为主的消极救济模式，在近代慈善思想的影响下，同善堂开始重视“教养兼施”先进理念，积极变革传统救济措施，实现从传统的“施善救济”逐步向“教育救济”、“工艺教养”的转变，进而推动其社会救助近代化进程的历史演变。
一是从“施善救济”到“教育救济”的转变。“施善救济”历来是传统慈善机构的主要救济方式，奉天同善堂在执行其救助职能的过程中，不断致力于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的收养工作，施粥以食、施营以宿，以致实现“养”的最大成效。然而随着西方先进慈善理念的传播，愈来愈多的慈善人士普遍认为，“属于积极之充实者，最要为教育；属于消极之救济者，最要为慈善。”奉天同善堂
在近代慈善思潮的影响下，善堂开始重视“慈善教育”理念，积极传授近代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开始由传统的“施善救济”模式逐步向“教育救济”模式转变。与善堂传统教学方法不同，同善堂采取“中西兼备”的课程设置方式，在原有修身、经学、国文、道德、家政等传统科目的基础上，增加算术、理科、手工、图画、体操、唱歌、游戏、作文等近代意义的课程，将自然科学知识注入同善堂的教育体系中，充分体现出慈善救助活动的教育化趋势。当然，传统与先进教学内容的并存，充分体现了“中学”与“西学”的对立与融合，极大地影响了同善堂教育救济功能的发挥。
二是从“劳动教养”到“32艺教养”的转变。“劳动教养”是奉天同善堂慈善救助的另外一种方式，根据不同的收养对象，善堂提供不同的劳动方式加以供养，收容人员通过劳动来获得工资和赏钱，作为将来谋生的资本，或者归乡旅费。例如强壮、有自制能力的贫民，善堂将其送至收容所收养，并为其提供体力劳动的机会，如清洁、除雪，或者为各机关和商民服务等。“劳动教养”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施善救济”以“养”为主收养救济方式的不足，贫民通过简单或者体力劳动，获得出所自谋生路的资本，因此该举措不但圆满地完成了善堂的救助职能，还为善堂的其他救助活动节约了大量的救济经费。然而，“劳动教养”只是单纯为贫民提供简单或体力劳动，并无技能或实业培训，贫民出所后仍然贫困潦倒、无法生存。随着实业救国思潮的兴起，善堂逐步意识到单纯“劳动教养”的局限性，开始向“工艺教养”救济模式的转变，极大地弥补传统消极的救济模式，为更多的弱势群体提供了接受培训、扩大就业的机会，不仅提高了同善堂的社会救济功能，同时为当时东北社会实业振兴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民国九年至民国十年，“工艺组合”各科营业总额累计达18261733.32元，利润总额累计达10946328.48元。至此奉天同善堂实现了慈善救助近代化进程质的飞跃，救济事业朝着更为先进、更为高效的领域发展。
奉天同善堂作为近代东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善堂，在其近代化转型的过程中，突破传统以“养”为主的消极救济模式，采取“养”与“教”相结合的积极救济方式，对赈灾恤贫、普济民生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的一些经验对于今天的慈善事业，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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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编辑：李婷轩]
[摘要]奉天同善堂，近代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至东北沦陷前，已然成为近代东北地区善堂之首。综观其各项慈善事业，奉天同善堂的慈善救助事业广泛，主要由“恤贫济困、妇孺养济、施医给药以及工艺教养”四个方面构成，同时，在善堂执行其救助职能的过程中，救济体制、善源筹集以及救济模式等方面均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和时代属性。
[关键词]近代，东北，奉天，同善堂，救济院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2—0036—06
奉天同善堂，近代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以“善”为中心，以“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为理念，历经数百年沧桑的历史变迁，逐步成为集“恤贫济弱”与“教养兼施”于一体的综合性善堂。本文拟就奉天同善堂的演变、救助事业以及特征属性作一初步考察，借以探究近代东北地区的慈善事业。
一、清末民初的奉天同善堂
奉天同善堂创设于清光绪七年(1881)五月，知府徐本衡与总兵左宝贵在奉天筹设牛痘局，每年春秋两季免费为儿童施种牛痘，“普疗民病”，是为奉天同善堂的起源。光绪八年(1882)太子河、浑河泛滥成灾，无数贫民流离失所，左宝贵汇集奉天社会志同道合之士，相继设立惜字局、义学馆、栖流所、施粥厂以及育婴堂等五个部门，救济广大灾黎和贫苦百姓。各部创建伊始，“各自为计，不相统辖”，它既是未经变革的“奉天同善堂之雏型”，同时也是近代东北救济设施的起源。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即左宝贵在甲午战争中阵亡后的第二年，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将左宝贵生前创建的各种慈善机构“酌量变通，统归一处”，“咨部立案”，取“万善同归”之意，定名为“奉天同善堂”，堂址设于奉天怀远关外高台庙胡同(今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是为省城最大的慈善机构，下设施粥厂、栖流所、牛痘局、育婴堂、惜字局、义学馆等六部门，首任堂长桂云舫。
奉天同善堂定名后，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奉天同善堂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相继添设了施医院、贫民施疗所、男女小学校、济良所、贫民习艺所等机构。随着同善堂各项救助事业的发展，该堂逐步陷入善款支绌、经费不足的境地，幸好民国五年(1916)王永江就任警务处长，到差伊始，便着手积极筹措善款、谋划复兴同善堂。因此，王永江任职期间，同善堂财力充裕、转危为安，并得以兼筹并顾、快速发展。至民国十二年(1923)，同善堂共设立十八个部门，其中省会范围内者共计7部、全省范围内者共计9部。民国十四年(1925)以后，由于奉天同善堂体系庞大、机构繁多，同善堂不得不“化散为整，分别改组”。
根据内政部颁布的《各地方救济院规则》，奉天同善堂奉令改组为辽宁省救济院，下设养老所、残废所、孤儿所、育婴所、济良所、盲童学校、珠林寺、施医所、医科专门学校、达生女医学校、救产所、贫民工厂等十二个部门。此次改组，极大地提高了同善堂的行政效率和救助成效，其内部组织日趋完善，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救济机构。
二、奉天同善堂的社会救济事业
奉天同善堂的慈善救助事业广泛，内容繁多，综观其各项救助事业，主要由恤贫济困、妇孺养济、施医给药以及工艺教养4个方面构成，从而构筑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救助体系。
(一)贫民养济事业
奉天同善堂自创办之初，即奉行体恤贫弱理念，不断致力于救济贫病之民，通过“贫民组合”各项救济事业的开展，实现“养孤老，食常疾，收孤寡”的理想境界。
贫民栖流所，亦称冬生所，是专门在严冬酷寒时节收养“无依流民及街衙病人”的慈善机构，1906年并入奉天同善堂，1919年改建楼房，添设沐浴、养病等室，常年经费“奉币十四万六千二百元”。栖流所在其救助活动中体现出临时陛的特点，救济时间仅从每年11月1日开始，至次年4月底结止收容，而且完全按照定额来控制收容人数，每年春冬两季日以500人为限，夏秋两季以100人为限，因此救济人数十分有限，救济成效相对弱化。此外，栖流所的收养制度还具有浓厚的强制性和惩戒性，对收容对象的人身自由有着严格限制，因此多数收容对象在期满后，均会选择自谋生活，尽管如此，栖流所施粥以食、施营以宿，极大地救助了更多衣食无着的贫民。
然而，栖流所在机构设置上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每年严冬酷寒时期，正是饥寒交迫、滋生病患的最佳时节，若将各地送来的身染疥癣、花柳等传染病的贫民送入栖流所，则极易造成传染，例如鼠疫、霍乱等，缘于此，1921年4月，同善堂在玉皇阁特别创建病丐疗养所，专门收容奉天城内“身患疾病而无所依靠的贫民”，其经费来源除“奉天同善堂每年三千三百余元的拨款”外，还依赖于“玉皇阁的房屋租赁”，每年9月1日为正式开所。病丐疗养所的救济措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对于病患的善养与优待，例如病情轻者每天自己到诊疗室一次，对于病重患者则改予小米粥饭、优加调养的优待。该所成立2年来，多数病丐得到治愈，出所后即可自谋生路，然而，由于该所采取定额的方式收容病丐，暂定春秋夏3季40名，冬季70名，导致更多的病丐无法得到医治。此外，由于医疗设备的落后、医疗经费的缺乏以及管理制度的紊乱等因素，病丐疗养所始终都无法克服高死亡率、低治愈率的困境。
贫民收容所是同善堂贫民救济事业的另外一个设施，该所原系警察厅设立的临时性收容机构，至1916年同善堂奉令监管贫民收容所，专门收容“机构函送”以及“自投”的强壮贫民，以400人为限，常年经费全部由同善堂支付，即每年以“九门外的建筑及钻井得到的收入，扣除小洋四千多元”来充当其经费。为确保收容所内部管理规范，该所制定了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所内每10人编成一个班，每班有班长1人负责监管，所内禁止各班贫民超出自由活动的范围，若有不遵守所内规定者，马上将其送往省立教养工厂进行教养。对于天性懒惰者，虽受惩戒仍不知悔改，则强留所内使其劳役，足见其强制性的管理特点。尽管如此，收容所自创建以来，依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每年平均收容贫民近千人。
至此，上述3个机构完全归入同善堂后，即完全演变为官办性质的组织，济贫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及至1930年，根据《各地方救济院改组》，奉天同善堂奉令改组为辽宁省救济院，“贫民组合”改组为养老院以及残废院，分别收养生活无着的残、老贫民，恤贫事业依然不断向前发展，成为政府赈灾济贫、稳定社会的有利补充。
(二)妇孺养济事业
奉天同善堂非常重视妇孺养济事业的发展，专门设立“孤苦组合”来开展救济妇孺工作，不仅对慈幼事业极为重视，亦使众多不幸妇女得到救助，以致众多妇孺均能“分业操作，各得其所”㈣㈣。
孤儿院原系民国元年(1912)绅士赵荣纶创办的民办慈善机构，专门收容“贫苦及遗弃之男女婴
孩"[1lJ(p，S44),以实现“养幼小，存诸孤”，后因经营困难和债务负担，1916年并入奉天同善堂，从此有了稳定的经费来源。为确保所内孤儿在卫生、健康、快乐的环境下成长，孤儿院内部设置齐全、设备完备，设有各种玩具、游艺场、浴盆，所有食宿衣服，均由院方供给。至于婴孩的喂养与生活，孤儿院雇佣育英之乳媪若干名，视“婴孩多寡增减乳母人数”，如有困难情形时，改用代乳物品哺养，并由经办人随时考查、“督饬”乳媪“启发”男女婴孩，充分体现出同善堂的慈幼育孤职能。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至1922年3年间，孤儿院共收养孤儿228人，其中，领养孤儿21人，工艺学习者61人，死亡婴孩仅15人，死亡率仅为6.6％，同善堂的孤儿院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成绩已经非常难得。
至于济良所，乃救助不幸妇女之慈善机构，原系1908年吕玉书禀请设立，以“维持风化”为宗旨，“由所择配，出彼水火，化贱为良”，1909年归入奉天同善堂办理。济良所最主要的职能即为“遵照章程妥善择配”，为了实现所女的最佳安置，同善堂制定了详尽的择配方案，若有“以妻作妾或作奴婢或转卖为娼者”，立即追究“原领人送交法厅科已应得之罪”，足见同善堂为切实保障妇女的权益，考虑周全、认真负责，解救了部分妓女脱离苦海，极大地实现了慈善机构“养”的社会功能。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至1926年7年间，济良所共收容210人，其中择配为妻者52人，为妾者21人。由此可见，济良所各项惠政，为近代东北的妇女救济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对于众多急于救助的底层妇女来说，济良所的救济规模仍然非常有限，要想彻底改善其困境及社会地位，单纯依靠济良所这类慈善机构是远远不够的。
奉天同善堂“孤苦组合”坚持慈爱幼童与恤养妇女、慈善教育与妥善择配相结合的策略，救济措施得力、效果甚佳，广泛获得官方及社会各界的赞许，成为奉天同善堂救济事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医疗救济事业
施医给药是奉天同善堂的传统救助项目，附设于施医院内的牛痘局，是为同善堂之起源，此后，同善堂相继整合施医院，接管奉天中国红十字会病院，从而共同构筑了奉天同善堂的“医务组合”。
牛痘局，同善堂之滥觞，创设于清光绪年间，鉴于当时东北疾病肆虐、天花盛行，“不种痘者，易得天花，易传染他人，不但一己危险，尚有害于众人”，为了“保赤济生”，1881年5月左宝贵筹设牛痘局，免费为儿童施种天花痘苗，近代东北医疗免疫事业由此开端。1896年牛痘局并入同善堂，经费由同善堂拨给常年490元。牛痘局在创建初期施种“人痘”疫苗，1919年以后，由于奉天省城花柳病盛行，人血疫苗存在极大的危险陛，故用“牛痘”代替“人痘”实施免疫工作，进而保证了施痘工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随着新型的牛痘术的传播，施痘工作得到广泛的认可与推广，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至1922年3年间，牛痘局共施痘6380人，其中，定期接种5093人，占接种人数的79.8％、临时接种1287人。牛痘局施痘工作的顺利开展一方面得益于新型牛痘术的可靠性，另一方面更依赖于牛痘局全部免费、强行施种的推广和普济。
同善堂施医院，创建于1901年俄国境内疫情爆发之际，为防止俄国疫情传至中国境内，同善堂禀请盛京将军衙门设立施医院，专门医治“贫苦无力医病者”，其经费由“城内官有土地所建的街角房屋租金中，每间扣除的两角五分”来充当。创建伊始，施医院最初仅设内科，任何病症均依靠中药疗法，1925年添设西医科和制药部，开始了外科治疗。为确保施医诊量、施药成效，施医院规定每日限额500人，患者仅限于贫民，且诊疗费、药剂费、处方费等全部免费，充分彰显其体恤贫病的态度及其慈善职能。至1925年7月1日，施医院奉令接管奉天中国红十字会病院，改组施医院并沿用奉天中国红十字会病院之名。该院院内医疗设备完备，各科分工明确，西医为主，中医补助，每年义务诊治约计二万二千余名，常年经费开支约计五千六百余元。至此，改组后的红十字会病院已然成为集施医院、牛痘局、原红十字会病院于一身的综合性医院，其疗效亦有了前所未有的新突破，医疗救济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医务组合”以其专业化的医疗技术以及人性化的医疗救助，不但救治了更多岌岌可危的贫病之民，而且对近代东北医疗防疫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近代东北由传统医学向现代医学的转变。
(四)工艺教养事业
近代东北“无业游民生计日绌，苟不早为之所，则民不聊生，人心思变”奉天同善堂设立“工艺组合”，以期教养并重、扩大就业，振兴实业。
施粥厂是晚清中国赈济穷黎的传统手段，东北当局为稳定社会、安定民生亦采取开厂设粥的方式救济广大的贫苦百姓，每年冬季提发官款三万两作为粥厂经费。至民国前夕，奉天地区时现“民生凋敝，盗匪充斥”的境况，由于开设粥厂“只救饥饿于一时，实非教养兼施之道”，因此，1909年2月12日，奉天民政司停办奉天省城八关粥厂，以其“每年停办粥厂的费用白银三万两”作为基金，正式设立贫民习艺所，以期艺徒“艺成出所，籍谋生理”。至1916年冬天，该所奉令并入奉天同善堂。贫民习艺所自创办以来，收益可观，习艺人数稳步提高，据不完全统计，1926年贫民习艺所共有艺徒300余名，获利53000多元，全部用于同善堂的各项慈善支出。由此可见，贫民习艺所的创设及其推广不但解决了广大贫苦百姓的生计问题，而且为当时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支持和安定的社会保障，积极促进了当局政府“厚民生而谋富庶”政策的实施。
同善堂“工艺教养”事业的另外一个执行机构就是省立教养工厂，又名游民工厂，乃系“个人之经营”，创建于1911年，以“无职业、无家属及素行不正之游民”为收容对象，教以浅显工艺，以期“化莠为良”、“收储游荡”，故而是为“以工代赈救济社会者”。1919年依据《省立教养工厂令》，教养工厂改组为省立教养工厂，并将其委托于同善堂经营。省立教养工厂科目的设置上采取立足社会、种类繁多、易于谋生的原则，按照其产品的原料、种类及其成本，最初仅设袜子科、洗涤科、以及纺麻科三科，随着社会的需求以及游民的增多，教养工厂增设织布科、烧窑科、印刷科三科。科目种类的齐全指引着工厂扩大收容规模、增进救济成效，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至1922年3年间，省立教养工厂共收容工徒1204人，其中822人“艺成出所”自谋生计。教养工厂“以教代养”的方针，使更多游民获得了更多的技能培训及就业机会，这对于促进近代东北地区的社会进步、推广实业技术都是至关重要的。
“工艺组合”最主要的职能就是收储游民、教以工艺，各个部门均以传授工艺为己任，不断致力于各科工艺的培训和生产，不仅促进艺徒不断习
艺、增强谋生技能，而且对当时东北社会的实业振兴、扩大就业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三、奉天同善堂救济事业的属性特征
奉天同善堂在执行其救济职能的过程中，随着各项救济事业的广泛开展，不断变革其自身的行政体制和运营制度，在西方先进慈善思想的影响下，救济体制、善源筹集以及救济模式等方面均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和时代属性。
(一)救济体制的制度化
救济体制是奉天同善堂各项救济事业的制度保障，善堂在不断的扩充与整合的过程中，运营体制也在不断完善，在组织结构、行政制度等方面，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规范的体系，有效制约并积极引导同善堂健康发展。
一是组织结构的规范化。奉天同善堂救济事业广泛、组织机构繁多，为实现社会救助的最大收益，善堂在其行政体系上进行了系统改组。根据民国十二年(1925)修正的《奉天同善堂本部组建章程》，同善堂分设内部三科以及外部四部，内部与外部分工明确、统筹协调。其中，内部各科分别下设三股，第一科下设庶务股、工程股、租赋股三股，第二科下设文牍股、卷档股、收发股三股，第三科下设收支股、簿记股、统计股，具体负责善堂的行政性工作；外部四部分别下设贫民组合、孤苦组合、医务组合以及工艺组合4个组合部门，具体负责善堂的各项事务性工作。系统化的组织机构，将各个分散的部门有机协调起来，提高整个机构的效率，促使同善堂有效配合与沟通，保证善堂各项具体事务的顺利开展，为同善堂慈善活动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组织保障。
二是行政职能的具体化。同善堂构架有序、职责明确，为确保整个善堂的行政效率以及救济成效，同善堂至上而下设立起科学有序的层级构架，以实现“部分虽多而各有统系，事务虽繁而则有专归”的理想境界。根据《章程》，奉天同善堂实行堂长责任制的行政管理体制，同善堂承省长任命设堂长1名，督理全堂一切事务，内部各科设科长1名，秘书1员，科员2员，分别处理各科事宜，外部各部设主任1名，各小部设管理或学监1员至2员，分司各部事务。科层化的管理模式将同善堂整合协调起来，自上而下从堂长到办事员，从决策的制定到各项具体救济工作的实施，均有层层的隶属关系以及管理对象，以致决策能够上行下达、节约资源，部门能够高效运转、协调沟通，救助活动能够分工协作、广泛开展。当然，这种科层化的管理体制也有其相应的弊端，例如堂长责任制必然会导致权利集中、腐败滋生，因此堂长侵吞善堂资产、克扣职员工薪、虐待贫民的情况层出不穷。然而在当时东北社会，奉天同善堂规范化的管理体制以及运营机制还是较为先进的，为善堂实施各项救助提供了有利的制度保障。
(二)筹资渠道的多样化
慈善经费的充足、稳定是社会和谐、民生安定、善堂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奉天同善堂的经费多采取政府拨款、社会捐款以及本堂自有资产的营业收入等3种方式进行筹集，以实现其救济效能的最大化。
一是政府拨款。奉天同善堂作为近代东北地区最大的官办救济机构，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是单纯的慈善机构，已然承担起政府民政部门的职能，因此，为东北当局定期拨款资助同善堂，以确保善堂善源的充足、稳定。以1912年至1928年的16年间为例，奉天政府平均每年拨绐奉天省所属济良所、栖流所、贫民习艺所、贫民教养厂等单位经费大洋9.8万余元、银1.48万两(大洋1元折银7.2钱)。张学良主政后，非常重视社会救助事业的发展，先将同善堂改组为辽宁省救济院，1930年以后，奉天省政府都会定期拨款经费资助辽宁救济院，然而，政府的财政拨款金额甚少、比重甚小，杯水车薪，根本不能满足当时社会广大弱势群体的需要，要维持同善堂的正常运转、实现救济成效的最大化，单靠政府的财政拨款是远远不够的。
二是社会募捐。除军政资助外，奉天同善堂的经费还依赖社会各界的募捐，包括商会、农会、青年会及其他社会团体的募集基金和土地、房产等，以及政府要员、社会名流和普通民众的捐献等。据《东北年鉴》关于奉天同善堂的统计，该堂多数部门的筹办经费，除政府补贴即由四厘船捐项的支付外，约有70％来源于募集的捐款。此外，为了促进社会各界积极捐款，省政府专门颁布《捐资兴办救济事业褒奖条例》，鼓励社会各界积极捐款资助各项救济事业，在政府和舆论的号召下，社会各界纷纷慷慨解囊，捐资捐物。如奉天华俄道胜银行1901—1907年的6年间，捐助兴办慈善事业和抚恤银共107万两、小洋325.4万元(小洋1元折银6钱)。当然，随着募捐活动的积极开展，出现假借捐助而从事不法活动的个体，为有效提高捐赠积极性、减少捐助纠纷，1925年7月奉天省长公署特别制定《报捐产业章程》，责令同善堂遵照该令规范和接收捐赠。以上规章和制度的完善，不但保证同善堂接收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还极大地扩充了慈善基金，促进其快捷、顺利地接收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捐资。
三是善堂的自营收入。奉天同善堂自有资产的经营性收入也是该堂善款的来源之一，主要包括土地、房产的租赁以及发商生息等投资方式，随着同善堂救济事业的扩大，其经营收入亦不断增加，财政越来越充裕，自有资产呈现出大幅增加的趋势。据相关资料统计，至1929年，同善堂对外租赁宅地总面积达到216.296亩，房屋总数为21030.5间，各类宅地主要包括瓦房、地皮、平瓦房、楼房、平房、瓦楼房等。同时，同善堂还拥有大量的土地对外租赁，耕地面积达17117.387亩，均收其租金作为该堂经费，其中，奉天地区有耕地467.787亩，占所有耕地面积的2.7％。此外，其他经营性收入例如发商生息，作为奉天同善堂善源的有力补充，随着救济事业的开展，亦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据奉天财政厅统计，同善堂自1923年始购工商储备会股500股，至1925年止，共入股三期计小洋六千一百五十元零四角六分，人股后便自动生息，获取余利。综上所述，奉天同善堂依据其自有资产的经营性收入，极大地补充了善堂的经费开支，支撑了善堂各项救济事业的发展与壮大。
(三)救济模式的近代化
奉天同善堂创设之初，救济活动一直采取以“养”为主的消极救济模式，在近代慈善思想的影响下，同善堂开始重视“教养兼施”先进理念，积极变革传统救济措施，实现从传统的“施善救济”逐步向“教育救济”、“工艺教养”的转变，进而推动其社会救助近代化进程的历史演变。
一是从“施善救济”到“教育救济”的转变。“施善救济”历来是传统慈善机构的主要救济方式，奉天同善堂在执行其救助职能的过程中，不断致力于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的收养工作，施粥以食、施营以宿，以致实现“养”的最大成效。然而随着西方先进慈善理念的传播，愈来愈多的慈善人士普遍认为，“属于积极之充实者，最要为教育；属于消极之救济者，最要为慈善。”奉天同善堂
在近代慈善思潮的影响下，善堂开始重视“慈善教育”理念，积极传授近代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开始由传统的“施善救济”模式逐步向“教育救济”模式转变。与善堂传统教学方法不同，同善堂采取“中西兼备”的课程设置方式，在原有修身、经学、国文、道德、家政等传统科目的基础上，增加算术、理科、手工、图画、体操、唱歌、游戏、作文等近代意义的课程，将自然科学知识注入同善堂的教育体系中，充分体现出慈善救助活动的教育化趋势。当然，传统与先进教学内容的并存，充分体现了“中学”与“西学”的对立与融合，极大地影响了同善堂教育救济功能的发挥。
二是从“劳动教养”到“32艺教养”的转变。“劳动教养”是奉天同善堂慈善救助的另外一种方式，根据不同的收养对象，善堂提供不同的劳动方式加以供养，收容人员通过劳动来获得工资和赏钱，作为将来谋生的资本，或者归乡旅费。例如强壮、有自制能力的贫民，善堂将其送至收容所收养，并为其提供体力劳动的机会，如清洁、除雪，或者为各机关和商民服务等。“劳动教养”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施善救济”以“养”为主收养救济方式的不足，贫民通过简单或者体力劳动，获得出所自谋生路的资本，因此该举措不但圆满地完成了善堂的救助职能，还为善堂的其他救助活动节约了大量的救济经费。然而，“劳动教养”只是单纯为贫民提供简单或体力劳动，并无技能或实业培训，贫民出所后仍然贫困潦倒、无法生存。随着实业救国思潮的兴起，善堂逐步意识到单纯“劳动教养”的局限性，开始向“工艺教养”救济模式的转变，极大地弥补传统消极的救济模式，为更多的弱势群体提供了接受培训、扩大就业的机会，不仅提高了同善堂的社会救济功能，同时为当时东北社会实业振兴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民国九年至民国十年，“工艺组合”各科营业总额累计达18261733.32元，利润总额累计达10946328.48元。至此奉天同善堂实现了慈善救助近代化进程质的飞跃，救济事业朝着更为先进、更为高效的领域发展。
奉天同善堂作为近代东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善堂，在其近代化转型的过程中，突破传统以“养”为主的消极救济模式，采取“养”与“教”相结合的积极救济方式，对赈灾恤贫、普济民生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的一些经验对于今天的慈善事业，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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