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魏拓跋遵之死
[摘要]拓跋遵是北魏开国军功集团的核心人物，在政权建立及巩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史记载，他于道武帝天赐四年以“醉乱失礼”的罪名被赐死。此案虽已尘封千年，然案情扑朔迷离，值得后世深究。实际上，拓跋遵之死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不仅是北魏早期政治斗争的缩影，也是当时宗室关系的集中写照。
[关键词]北魏，拓跋遵，宗室
[中图分类号]K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2—0026—06
拓跋遵，生活在距今1600多年前的十六国末叶、北魏初期，是拓跋鲜卑开国军功集团的核心成员。他在公元376年代国灭亡之后，曾追随拓跋珪流亡于草原诸部，并在艰苦的征服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史家纳入“元从二十一人”之列。北魏立国后，拓跋遵继续东征西讨，为巩固政权、拓展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本人也凭借不世之勋赐爵略阳公，晋常山王。但正是这位炙手可热的政坛精英，却在建国二十年后，被道武帝拓跋珪赐死，以悲剧的形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拓跋遵之死，在那个云谲波诡的时代背景下，显得错综复杂，它留给历史的不只是哀伤，还有悬疑。近来，学界倾向从拓跋鲜卑由游牧部落向文明国家演进的历程人手分析类似事件，代表性成果有田余庆先生的《拓跋史探》(三联书店，2003年)、李凭先生的《北魏平城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等，但对拓跋遵的死因，目前尚无新见，因而有进行探讨的必要。
拓跋遵死因的官方说法见于北朝正史，《北史》卷15《魏诸宗室·常山王遵传》载：“(拓跋)遵好酒色，天赐四年(407年)，坐醉乱，失礼于太原公主，赐死，葬以百姓礼。”今本《魏书》拓跋遵本传与之略同。拓跋遵是因为酒后无德，奸污太原公主而被赐死的。这位受侵犯的太原公主，史无明载，但据其公主名号，必为拓跋皇女或宗王之女。那么，拓跋遵是否一定要为自己的过失付出生命的代价呢?据学者研究，拓跋鲜卑很早便确立了同姓不婚的原则，献帝拓跋邻七分国人，规定帝室之内“百世不通婚”。与此同时，蒙昧时代氏族成员间的性行为也遭到排斥。昭成帝拓跋什翼犍于建国二年(339年)颁布法令：“男女不以礼交皆死。”同姓滥交作为非礼之举无疑是重点打击的对象。拓跋遵淫辱同族女子，依据先王的法令，的确罪不容恕。不过，应当注意到，拓跋民风粗犷，男女之间的交往极为开放，这种习俗带有强大的惯性，法令尽管昭示着文明的轨迹。但是很难将其猝然改变。事实上，北魏前期的司法实践对于人伦名教考虑较少，恣荡淫奸行为常被视为细微的琐事。即便是汉化程度加深，援礼入法的北魏中后期，宗室奸污同族也未必处以极刑。更有甚者，孝武帝元惰竟然堂而皇之地纳宗室元弼之妹。只有到了唐代，此类行为才升格为十恶不赦的头等重罪。由此看来，拓跋遵尽管罪行严重，但尚不至死。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道武帝对拓跋遵痛下杀手呢7
史载，道武帝晚年性情突变，暴虐无常，大肆屠戮朝臣，位高权重的宗室王公是其着力铲除的对象，遇害者中除常山王拓跋遵外，还有卫王拓跋仪、毗陵王拓跋顺、辽西公拓跋意烈、曲阳侯拓跋素延等。道武帝在皇族内部制造的恐怖气氛使得宗室人人自危，《魏书》卷15《昭成子孙·陈留王虔传附崇传》载：“初，卫王死后，太祖欲敦宗亲之义，诏引诸王子弟入宴。常山王素等三十余人咸谓与卫王相坐，疑惧，皆出逃遁，将奔蠕蠕，唯崇独至。”这虽然是较晚发生的事情，但皇帝与宗室之间的隔阂由此可见一斑。按照李凭先生的说法，道武帝此举是为消除部落时代兄终弟及制对君位继承的干扰，进而在皇朝阶段顺利实现父死子继的宗法制原则，拓跋遵等宗室正是被当做皇位的潜在竞争者而被有计划地杀害。罗新先生对北魏直勤制度的研究则将问题引向深入。他发现，在南朝正史和碑刻材料中，拓跋子弟皆冠以“直勤”称号，进而指出：
(直勤)不是政治组织中的一种官称，而是社会结构下的一种身份。这一身份所反映的内容，相当于汉文中的“宗室”，英文中的royal clan，是对血缘范围的界定和认可。从政治史的角度看，这种界定和认可，首先是对统治权继承权利的界定和认可。继承权利的实现要经由继承顺序的制约，而继承权利又是继承顺序的前提。
罗新先生深刻挖掘直勤称号的政治内涵，把直勤身份同君位继承权利结合起来，并分析了君位继承资格与继承顺序的关系。易言之，直勤身份赋予拓跋子弟对等的君位继承权，而这正是兄终弟及制得以实行的法理依据。不过，随着拓跋氏政治进程的加速与家庭分化的复杂，直勤所蕴含的继承权的指向范围也在不断地缩小。至代国时期，昭成帝一系拓跋大宗的地位业已巩固，对道武帝君位最严重的威胁就来自直勤中的昭成子孙。拓跋遵拥有直勤身份是毫无疑问的，他又是昭成帝之孙、寿鸠之子，与拓跋珪、仪、觚、烈、虔、顺、意烈等要员平辈，因而顺理成章地成为君位的候选人。于是，影响他竞逐君位的变数就只剩继承顺序问题了。《魏书》卷15《昭成子孙·陈留王虔传附悦传》保存一条重要的史料：
(拓跋虔阵亡后)追谥陈留桓王，配飨庙庭。封其子悦为朱提王。悦外和内佷。太祖常以桓王死王事，特加亲宠。为左将军，袭封，后为宗师。悦恃宠骄矜，每谓所亲王洛生之徒言日：“一旦宫车晏驾，吾止避卫公，除此谁在吾前?”
由此可见，北魏建国后仍然健在的昭成子孙中，卫王拓跋仪才是公认的第一皇位继承人，拓跋遵非但不能与之比肩，甚至还排在侄辈拓跋悦之后。当时，无论是在位的道武帝拓跋珪，还是等待继位的拓跋仪、拓跋悦，都正值壮年，拓跋遵的继承顺位并不靠前，通过直勤身份获得的继承权也就只能停留在理论上，无法生成实际效力。换言之，在游戏规则之内，拓跋遵尚不足以直接冲击皇位。况且，拓跋遵比拓跋仪早两年被赐死，更说明继承权利的拥有不完全是道武帝处心积虑置其于死地的缘由。
田余庆先生在研究拓跋早期历史时，注重挖掘拓跋人物的部落背景，深入分析母族、妻族等通婚部落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以此分析子贵母死、离散部落等特殊的历史现象。这个视角对本课题的研究极具启发意义，我们发现，拓跋遵的母族和妻族皆非同小可。《北魏元俟墓志》追述墓主先世日：
君六世祖昭成皇帝。五世祖第八皇子讳受久，献明皇帝之母弟。妃王氏，昭成之舅女。高祖右丞相常山王讳遵字勃兜。妃刘氏大宗明元皇帝之姨。
据墓志文，拓跋遵的母族也是昭成帝的舅家，史载，昭成生母、平文皇后王氏，广宁人也，姚薇元先生考证，此王氏出自代郡乌桓。代郡乌桓本属东胡，降附东汉后便一直盘踞在晋北高原，由于地缘因素，他们与拓跋鲜卑形成复杂的共生关系。广宁王氏乃乌桓强宗，是拓跋氏最坚强的盟友。王氏家族实力雄厚且长盛不衰，每每在拓跋的转折关头发挥作用，如平文帝皇后王氏，在内乱中保护幼子什翼犍即位，“兴复大业，后之力也”。后来，王氏子弟王建追
随道武帝平定中原，立有殊勋，进一步巩固了家族的地位。墓志又说，拓跋遵之妻是明元帝的姨母，这与史书记载正合，《魏书》卷15《昭成子孙·常山王遵传附素传》载：“(拓跋遵)子素，太宗从母所生。”明元帝的生母出自独孤氏，为独孤大人刘眷之女，和拓跋遵之妻是姊妹。拓跋遵的妻族独孤氏，属匈奴种，与拓跋累世联姻，是拓跋部盟的重要成员。独孤氏的势力在代国灭亡之后达到了顶点，独孤首领刘库仁接受前秦陵江将军、关内侯的封号，与铁弗部刘卫辰“分国部众而统之。自河以西属卫辰，自河以东属库仁”，后来独孤逐走铁弗，成为独霸草原的一方诸侯。独孤部对道武帝拓跋珪曾有庇护之功，并积极为其收拢部众，所以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年)定姓族，被钦定为“勋臣八姓”。围绕北魏建国，独孤氏屡遭磨难，势力衰微，然余威犹在。总括以上，拓跋遵的母亲和妻子均出自当时的强势部落，这为他平添了深厚的部落背景。我们知道，拓跋早期的君位争夺背后，时常晃动着亲族的阴影，直勤拉拢外亲争权夺利，外亲利用直勤扩张势力。可以说，直勤与姻戚遥相呼应，干乱政事是引发拓跋动荡的根源，道武帝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才强制推行子贵母死、离散部落等措施。所以，拓跋遵复杂的亲族背景势必会引起道武帝的警觉，而当这种威胁由潜在变为现实时，拓跋遵也就在劫难逃了。
以上论述了拓跋遵致死的外在因素，笔者认为，他个人势力的无限膨胀才是问题的根源。拓跋遵是北魏初期卓越的军事将领，道武帝登国十年(395年)，他率领七万骑兵迂回包抄，断敌归路，对参合陂战役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不久，他参加了消灭后燕的战争，战后镇戍冀州，一举荡平博陵、勃海、章武地区的叛乱；天兴年间(398—404年)，又率军北征，击溃高车、柔然诸部，战绩显赫。拓跋遵的军事生涯无比辉煌，在政坛上也是风生水起，官拜右丞相。其权势和声威与日俱增，终于成为皇权的祸患，而直接促使道武帝产生杀心的有两件事：
其一，道武帝时，后秦攻略东晋雍州地，东晋守将纷纷向北魏乞援。《魏书》卷33《张济传》载：“姚兴遣将攻洛阳，司马德宗雍州刺史杨俭期遣使乞师于常山王遵，遵以状闻，太祖遣(张)济为遵从事中郎报之。”同书卷32《崔逞传》载：“天兴初，姚兴侵司马德宗襄阳戍，戍将郗恢驰使乞师于常山王遵，遵以闻。太祖诏(崔)逞与张衮为遵书以答。”不难发现，他们求助的对象并非北魏皇帝，而是常山王拓跋遵，这个细节耐人寻味。据《资治通鉴》卷111《晋纪三三》晋安帝隆安三年(398年)，后秦的攻势发起于道武帝天兴元年(398年)七、八月间。当时，拓跋遵已取代入朝辅政的卫王拓跋仪，成为北魏在河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他的手中握有重兵，这可从张济回复道武帝其与杨俭期的对话中探寻端倪：
俭期问臣：“魏初伐中山几十万-众?”臣答：“三十余万。”俭期日：“魏国被甲戎马，可有几匹?”臣答：“中军精骑十有余万，外军无数。”
由此可知，北魏天兴年间的总兵力约三十万人，其中卫戍京师的中军有十余万，去除防御边境的部队，常驻河北的人马就应在十万以上。拓跋遵的河北军团又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驻防各地的守备部队，据《魏书》卷58《杨播传附杨椿传》：“自太祖平中山，多置军府，以相威摄。凡有八军，军各配兵五千，食禄主帅军各四十六人。”此类部队共八军，合计四万人，其余的则是集中部署的机动部队，数量可达六万余。根据何兹全先生对北魏前期兵制的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拓跋遵麾下以剽悍的游牧骑兵为主体。这是中原地区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将它投入战场足以改变东晋与后秦的战场态势。而且，由于河北行台尚书和跋攻陷重镇滑台，使得北魏的战略前沿向中原腹地大大伸展，以此为基地进击洛阳、襄阳便游刃有余。东晋对此有清楚的认识，杨俭期分析道：“蛮贼互起，水行甚难。魏之军马，已据滑台，于此而还，从北道东下，乃更便直。”特别是，拓跋遵作为行台长官，特授“都督中外诸军事、得铜虎符”，可全权节制、调动河北兵马。综合上述因素，东晋才径直向拓跋遵求援。
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拓跋遵并未独断专行，而是谨守臣职，如实地奏报皇帝裁处。道武帝似乎并未计较此事，甚至极力维护拓跋遵的颜面，不仅以其名义回信，还委派朝臣以拓跋遵僚佐的身份出使东晋。然而，君臣间表面的和谐不能掩饰皇帝单方面的疑忌，因为通过此事，拓跋遵的锋芒已经显露无遗，而这正是执着于专制皇权的道武帝所无法容忍的。当时北魏、东晋间的外交信函引发的风波足以说明问题。《魏书》卷32《崔逞传》载：
天兴初，姚兴侵司马德宗襄阳戍，戍将郗恢驰使乞师于常山王遵，遵以闻。太祖诏(崔)逞与张衮为遵书以答。初，恢与遵书云，“贤兄虎步中原”，太祖以言悖君臣之体，敕逞、衮亦贬其主号以报之。逞、衮乃云“贵主”。太祖怒曰：“使汝贬其主以答，乃称贵主，何若贤兄也!”遂赐死。
郗恢信中的“贤兄”，无疑是指拓跋遵，“虎步中原”是说拓跋遵雄踞河北，具备直捣中原的实力和机遇。道武帝认为此信的称谓不合君臣礼法，故在回信中有意贬低对方作为回应。既然信是写给拓跋遵的，又是以拓跋遵的名义回复的，并未涉及道武帝本人，他又何必因为“贤兄”“贵主”之别而不悦，并迁怒于草拟信件的崔逞和张衮。其实，在道武帝看来，真正有悖“君臣之体”的并非往复信件中的称谓，而是东晋无视北魏皇权，将拓跋遵凌驾于己身之上的态度。道武帝冲冲大怒，表面上针对东晋，实则暗指拓跋遵。笔者以为，此事是拓跋遵生命进入倒计时的开始。
其二，拓跋遵与朝臣和跋一族结党，不利于道武帝的统治。据考证，和跋原姓素和氏，属白部鲜卑。《魏书》卷28《和跋传》载：“和跋，代人也，世领部落，为国附臣。跋以才辩知名，太祖擢为外朝大人，参军国大谋，雅有智算。”可见，他也是代人军功集团的重要人物。前文已述，拓跋遵执掌河北行台之际，和跋就在其治下任行台尚书，镇守邺城。天兴二年(399年)，拓跋遵入朝，此后双方的活动轨迹出现了太多的交汇点，以至笔者作出这样大胆的推断。双方关系紧密，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拓跋遵此间的征战地域与和氏的聚居区重叠。《魏书》卷2《道武帝纪》：“(天兴五年十二月辛亥，402年)蠕蠕社仑犯塞。诏常山王遵追之，不及而还。”同书卷103《蠕蠕传》记载此事更详：“天兴五年(402年)，社仑闻太祖征姚兴，遂犯塞，人参合陂，南至豺山及善无北泽。时遣常山王遵以万骑追之，不及。”据学者研究，文中的“豺山”就是参合陂(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凉城县岱海东南天成乡)以南的马头山。豺山是柔然南侵的突破点，拓跋遵策动反击，势必会于此地实施战术集结并展开。无独有偶，这里也正是和跋之族居住的地区。史载，太武帝“西巡五原，回幸豺山校猎，忽遇暴风，云雾四塞。世祖怪而问之，群下佥言(和)跋世居此土，祠冢犹存，其或者能致斯变。帝遣建兴
公古弼祭以三牲，雾即除散”。那么，在同一地域，基于保卫家园的目的，和氏家族同拓跋遵取得联系是完全可能的事。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案《魏书》卷2《道武帝纪》，从天兴六年(403年)至天赐五年(408年)，围绕拓跋遵、和跋之死，道武帝驾临参合陂、豺山一带多达九次，并频繁举行校猎活动。这种校猎除狩猎外，还具有检阅军队、演武之功能，道武帝借此向盘踞当地的势力进行示威，而矛头显而易见是指向拓跋遵与和跋的。这就从侧面证明，这二人以参合、豺山为中心建立了牢固的根据地。
其次，拓跋遵多次与和氏人物协同作战。《魏书》卷2《道武帝纪》又载：“(天兴四年，401年)冬十二月辛亥，诏征西大将军、常山王遵等，率众五万讨破多兰部帅木易于……(天兴五年，402年)二月癸丑，征西大将军、常山王遵等至安定之高平，木易于率数千骑与卫辰、屈丐弃国遁走，追至陇西瓦亭，不及而还。”和跋亦随军出征，协助拓跋遵指挥。同书卷28《和跋传》载：“(和跋)与常山王遵率众五万，讨贺兰部别帅木易于，破之。”此外，还有和氏人物引偏师配合作战，“材官将军和突率骑六千袭黜弗、素古延等诸部”。拓跋遵讨伐的破多兰，又称破多罗，后改姓潘氏，乃西部鲜卑。据《魏书》卷103《高车传》，破多兰世居牵屯山，即高平川(宁夏清水河河谷平原)的西山。和突攻打的黜弗与素古延，俱高车别种，他们与破多兰一道长期与北魏为敌。史载，素古延及其柔然援军被击溃于“山南水曲”，其确切位置实难断定，估计在六盘山与清水河之间，这里或许就是他们的居所。此地距牵屯山不远，故和突的行动可以解除拓跋遵侧翼的威胁。拓跋遵与和氏密切协同，并肩战斗，长此以往难免会产生深厚的感情。
再次，拓跋遵的母族、妻族在他与和跋中间起到联络作用。如前所述，拓跋遵的母族是广宁乌桓王氏，妻族为匈奴独孤氏，皆代北强宗，他们同和跋也存在紧密联系。王氏的代表人物王建，“登国初(386年)，为外朝大人，与和跋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参与计谋”。王建是和跋的同僚，二人在处理政务、出谋划策的过程中有过合作，关系莫逆。独孤氏则是和氏的姻戚，《魏书》卷28《和跋传》载：“后(道武帝)车驾北狩豺山，收(和)跋，刑之路侧。妻刘氏自杀以从。”这位殉夫的刘氏必定出自独孤，与拓跋遵之妻为姊妹亦未可知。这样，以王氏、独孤氏为媒介，拓跋遵与和跋的关系更近一步。北魏前期，政局动荡，代北诸部为维护自身利益，纵横捭阖、各显神通，王氏和独孤氏都竭尽所能寻求稳固的靠山，而这或许就是他们促成拓跋遵与和跋联合的根本动因。
第四，拓跋遵与和跋的死亡时间相近。据《魏书》卷105《天象志二》，二人同死于天赐四年(407年)五月。结合前面的论述，笔者认为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必定是道武帝经过周密的筹划而将其一网打尽。如此说来，这也可算作拓跋遵、和跋结党的佐证。
以上，我们围绕天兴二年(399年)至天赐四年(407年)这个特定的时段，对拓跋遵的政治交往进行了分析，他与朝中重臣和跋的联结深为道武帝所忌惮，也就加速了自身灭亡的进程。研读今本《魏书》《北史》拓跋遵本传会发现，他在此期间的事迹是片空白，只得勾连其他史料予以还原。史家整齐地阉割这段历史，很可能是有意为之。这是因为拓跋遵一门在太武帝时家业重振，其子素复封袭爵，从此子孙兴旺，身份贵重者比比皆是，如拓跋忠，“高祖时，累迁右仆射，赐爵城阳公，加侍中、镇西将军，有翼赞之勤，百僚咸敬之”。又黄门郎元昭，攀附权臣于忠，“忠专权擅威，枉陷忠贤，多昭所指导也”。再有元晖，迁侍中、领右卫将军，“由是万机巨细，咸相委仗，军国谋猷，靡不必综”。修史者慑于拓跋遵后裔的权势，只得隐去他拥兵自重、结党篡权等事实，草草地将其死因归结为伦常问题，尽管后者也并不光彩，但总比触犯皇权的政治罪行轻微许多，不至于拖累后世。然欲盖弥彰，这番良苦用心还是不免露出了马脚，为后人提供了求索的方向。
综上所述，拓跋遵之死，归根结底是因为势力坐大，威胁到皇权的稳固，至于正史所谓“醉乱失礼”，不过是个掩人耳目的借口罢了。拓跋遵力量，的基础是其长期统领的鲜卑铁骑、深厚的部落背景以及广泛的人脉关系。当然，令道武帝难以释怀的还有他源自直勤传统，但仅存理论意义的君位继承资格。拓跋遵的势力盘根错节，彻底根除绝非朝夕可就之事。北魏时人曾把天赐二年(405年)四月发生的“月犯镇星，在东壁”的天文现象作为拓跋遵之死的先兆。此说固然牵强附会，但也暗示出道武帝与拓跋遵冲突的长期性、曲折性。我们试将拓跋遵的个案推而广之，联系道武帝苛禁宗室的政策，发现相继遇害的昭成子孙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拥有传统上的君位继承权，二是自身实力雄厚。当前的研究大多偏重前者，对后者的分析则稍显不足。如果把北魏早期的君位继承视作竞争的话，那么直勤赋予的继承权只是个人围资格，能否在残酷的角逐中独占鳌头，终究还要靠实力说话。拓跋遵等昭成子孙正是凭借强大的实力，将与生俱来的继承权彻底激活，才与皇权发生猛烈的碰撞。反之，如无实力做后盾，继承权就成了空话，最典型的事例莫过道武帝同母异父的兄弟阴平公拓跋烈，他的生平异常平淡，既无功绩，也无声望，因此幸免于难。北魏初期祸起萧墙，纷繁复杂的宗室内争其实都遵循着这样的线索。作为事件的另一主角，道武帝为配合皇权政治的建立，力图对宗室的身份结构进行深度整合，变平等无别的竞争关系为尊卑有序的君臣体制，拓跋遵无疑就是新旧时代过渡的牺牲品。从这个意义上说，拓跋遵之死，不单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拓跋社会迈向王朝阶段必须承受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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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遵，生活在距今1600多年前的十六国末叶、北魏初期，是拓跋鲜卑开国军功集团的核心成员。他在公元376年代国灭亡之后，曾追随拓跋珪流亡于草原诸部，并在艰苦的征服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史家纳入“元从二十一人”之列。北魏立国后，拓跋遵继续东征西讨，为巩固政权、拓展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本人也凭借不世之勋赐爵略阳公，晋常山王。但正是这位炙手可热的政坛精英，却在建国二十年后，被道武帝拓跋珪赐死，以悲剧的形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拓跋遵之死，在那个云谲波诡的时代背景下，显得错综复杂，它留给历史的不只是哀伤，还有悬疑。近来，学界倾向从拓跋鲜卑由游牧部落向文明国家演进的历程人手分析类似事件，代表性成果有田余庆先生的《拓跋史探》(三联书店，2003年)、李凭先生的《北魏平城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等，但对拓跋遵的死因，目前尚无新见，因而有进行探讨的必要。
拓跋遵死因的官方说法见于北朝正史，《北史》卷15《魏诸宗室·常山王遵传》载：“(拓跋)遵好酒色，天赐四年(407年)，坐醉乱，失礼于太原公主，赐死，葬以百姓礼。”今本《魏书》拓跋遵本传与之略同。拓跋遵是因为酒后无德，奸污太原公主而被赐死的。这位受侵犯的太原公主，史无明载，但据其公主名号，必为拓跋皇女或宗王之女。那么，拓跋遵是否一定要为自己的过失付出生命的代价呢?据学者研究，拓跋鲜卑很早便确立了同姓不婚的原则，献帝拓跋邻七分国人，规定帝室之内“百世不通婚”。与此同时，蒙昧时代氏族成员间的性行为也遭到排斥。昭成帝拓跋什翼犍于建国二年(339年)颁布法令：“男女不以礼交皆死。”同姓滥交作为非礼之举无疑是重点打击的对象。拓跋遵淫辱同族女子，依据先王的法令，的确罪不容恕。不过，应当注意到，拓跋民风粗犷，男女之间的交往极为开放，这种习俗带有强大的惯性，法令尽管昭示着文明的轨迹。但是很难将其猝然改变。事实上，北魏前期的司法实践对于人伦名教考虑较少，恣荡淫奸行为常被视为细微的琐事。即便是汉化程度加深，援礼入法的北魏中后期，宗室奸污同族也未必处以极刑。更有甚者，孝武帝元惰竟然堂而皇之地纳宗室元弼之妹。只有到了唐代，此类行为才升格为十恶不赦的头等重罪。由此看来，拓跋遵尽管罪行严重，但尚不至死。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道武帝对拓跋遵痛下杀手呢7
史载，道武帝晚年性情突变，暴虐无常，大肆屠戮朝臣，位高权重的宗室王公是其着力铲除的对象，遇害者中除常山王拓跋遵外，还有卫王拓跋仪、毗陵王拓跋顺、辽西公拓跋意烈、曲阳侯拓跋素延等。道武帝在皇族内部制造的恐怖气氛使得宗室人人自危，《魏书》卷15《昭成子孙·陈留王虔传附崇传》载：“初，卫王死后，太祖欲敦宗亲之义，诏引诸王子弟入宴。常山王素等三十余人咸谓与卫王相坐，疑惧，皆出逃遁，将奔蠕蠕，唯崇独至。”这虽然是较晚发生的事情，但皇帝与宗室之间的隔阂由此可见一斑。按照李凭先生的说法，道武帝此举是为消除部落时代兄终弟及制对君位继承的干扰，进而在皇朝阶段顺利实现父死子继的宗法制原则，拓跋遵等宗室正是被当做皇位的潜在竞争者而被有计划地杀害。罗新先生对北魏直勤制度的研究则将问题引向深入。他发现，在南朝正史和碑刻材料中，拓跋子弟皆冠以“直勤”称号，进而指出：
(直勤)不是政治组织中的一种官称，而是社会结构下的一种身份。这一身份所反映的内容，相当于汉文中的“宗室”，英文中的royal clan，是对血缘范围的界定和认可。从政治史的角度看，这种界定和认可，首先是对统治权继承权利的界定和认可。继承权利的实现要经由继承顺序的制约，而继承权利又是继承顺序的前提。
罗新先生深刻挖掘直勤称号的政治内涵，把直勤身份同君位继承权利结合起来，并分析了君位继承资格与继承顺序的关系。易言之，直勤身份赋予拓跋子弟对等的君位继承权，而这正是兄终弟及制得以实行的法理依据。不过，随着拓跋氏政治进程的加速与家庭分化的复杂，直勤所蕴含的继承权的指向范围也在不断地缩小。至代国时期，昭成帝一系拓跋大宗的地位业已巩固，对道武帝君位最严重的威胁就来自直勤中的昭成子孙。拓跋遵拥有直勤身份是毫无疑问的，他又是昭成帝之孙、寿鸠之子，与拓跋珪、仪、觚、烈、虔、顺、意烈等要员平辈，因而顺理成章地成为君位的候选人。于是，影响他竞逐君位的变数就只剩继承顺序问题了。《魏书》卷15《昭成子孙·陈留王虔传附悦传》保存一条重要的史料：
(拓跋虔阵亡后)追谥陈留桓王，配飨庙庭。封其子悦为朱提王。悦外和内佷。太祖常以桓王死王事，特加亲宠。为左将军，袭封，后为宗师。悦恃宠骄矜，每谓所亲王洛生之徒言日：“一旦宫车晏驾，吾止避卫公，除此谁在吾前?”
由此可见，北魏建国后仍然健在的昭成子孙中，卫王拓跋仪才是公认的第一皇位继承人，拓跋遵非但不能与之比肩，甚至还排在侄辈拓跋悦之后。当时，无论是在位的道武帝拓跋珪，还是等待继位的拓跋仪、拓跋悦，都正值壮年，拓跋遵的继承顺位并不靠前，通过直勤身份获得的继承权也就只能停留在理论上，无法生成实际效力。换言之，在游戏规则之内，拓跋遵尚不足以直接冲击皇位。况且，拓跋遵比拓跋仪早两年被赐死，更说明继承权利的拥有不完全是道武帝处心积虑置其于死地的缘由。
田余庆先生在研究拓跋早期历史时，注重挖掘拓跋人物的部落背景，深入分析母族、妻族等通婚部落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以此分析子贵母死、离散部落等特殊的历史现象。这个视角对本课题的研究极具启发意义，我们发现，拓跋遵的母族和妻族皆非同小可。《北魏元俟墓志》追述墓主先世日：
君六世祖昭成皇帝。五世祖第八皇子讳受久，献明皇帝之母弟。妃王氏，昭成之舅女。高祖右丞相常山王讳遵字勃兜。妃刘氏大宗明元皇帝之姨。
据墓志文，拓跋遵的母族也是昭成帝的舅家，史载，昭成生母、平文皇后王氏，广宁人也，姚薇元先生考证，此王氏出自代郡乌桓。代郡乌桓本属东胡，降附东汉后便一直盘踞在晋北高原，由于地缘因素，他们与拓跋鲜卑形成复杂的共生关系。广宁王氏乃乌桓强宗，是拓跋氏最坚强的盟友。王氏家族实力雄厚且长盛不衰，每每在拓跋的转折关头发挥作用，如平文帝皇后王氏，在内乱中保护幼子什翼犍即位，“兴复大业，后之力也”。后来，王氏子弟王建追
随道武帝平定中原，立有殊勋，进一步巩固了家族的地位。墓志又说，拓跋遵之妻是明元帝的姨母，这与史书记载正合，《魏书》卷15《昭成子孙·常山王遵传附素传》载：“(拓跋遵)子素，太宗从母所生。”明元帝的生母出自独孤氏，为独孤大人刘眷之女，和拓跋遵之妻是姊妹。拓跋遵的妻族独孤氏，属匈奴种，与拓跋累世联姻，是拓跋部盟的重要成员。独孤氏的势力在代国灭亡之后达到了顶点，独孤首领刘库仁接受前秦陵江将军、关内侯的封号，与铁弗部刘卫辰“分国部众而统之。自河以西属卫辰，自河以东属库仁”，后来独孤逐走铁弗，成为独霸草原的一方诸侯。独孤部对道武帝拓跋珪曾有庇护之功，并积极为其收拢部众，所以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年)定姓族，被钦定为“勋臣八姓”。围绕北魏建国，独孤氏屡遭磨难，势力衰微，然余威犹在。总括以上，拓跋遵的母亲和妻子均出自当时的强势部落，这为他平添了深厚的部落背景。我们知道，拓跋早期的君位争夺背后，时常晃动着亲族的阴影，直勤拉拢外亲争权夺利，外亲利用直勤扩张势力。可以说，直勤与姻戚遥相呼应，干乱政事是引发拓跋动荡的根源，道武帝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才强制推行子贵母死、离散部落等措施。所以，拓跋遵复杂的亲族背景势必会引起道武帝的警觉，而当这种威胁由潜在变为现实时，拓跋遵也就在劫难逃了。
以上论述了拓跋遵致死的外在因素，笔者认为，他个人势力的无限膨胀才是问题的根源。拓跋遵是北魏初期卓越的军事将领，道武帝登国十年(395年)，他率领七万骑兵迂回包抄，断敌归路，对参合陂战役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不久，他参加了消灭后燕的战争，战后镇戍冀州，一举荡平博陵、勃海、章武地区的叛乱；天兴年间(398—404年)，又率军北征，击溃高车、柔然诸部，战绩显赫。拓跋遵的军事生涯无比辉煌，在政坛上也是风生水起，官拜右丞相。其权势和声威与日俱增，终于成为皇权的祸患，而直接促使道武帝产生杀心的有两件事：
其一，道武帝时，后秦攻略东晋雍州地，东晋守将纷纷向北魏乞援。《魏书》卷33《张济传》载：“姚兴遣将攻洛阳，司马德宗雍州刺史杨俭期遣使乞师于常山王遵，遵以状闻，太祖遣(张)济为遵从事中郎报之。”同书卷32《崔逞传》载：“天兴初，姚兴侵司马德宗襄阳戍，戍将郗恢驰使乞师于常山王遵，遵以闻。太祖诏(崔)逞与张衮为遵书以答。”不难发现，他们求助的对象并非北魏皇帝，而是常山王拓跋遵，这个细节耐人寻味。据《资治通鉴》卷111《晋纪三三》晋安帝隆安三年(398年)，后秦的攻势发起于道武帝天兴元年(398年)七、八月间。当时，拓跋遵已取代入朝辅政的卫王拓跋仪，成为北魏在河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他的手中握有重兵，这可从张济回复道武帝其与杨俭期的对话中探寻端倪：
俭期问臣：“魏初伐中山几十万-众?”臣答：“三十余万。”俭期日：“魏国被甲戎马，可有几匹?”臣答：“中军精骑十有余万，外军无数。”
由此可知，北魏天兴年间的总兵力约三十万人，其中卫戍京师的中军有十余万，去除防御边境的部队，常驻河北的人马就应在十万以上。拓跋遵的河北军团又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驻防各地的守备部队，据《魏书》卷58《杨播传附杨椿传》：“自太祖平中山，多置军府，以相威摄。凡有八军，军各配兵五千，食禄主帅军各四十六人。”此类部队共八军，合计四万人，其余的则是集中部署的机动部队，数量可达六万余。根据何兹全先生对北魏前期兵制的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拓跋遵麾下以剽悍的游牧骑兵为主体。这是中原地区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将它投入战场足以改变东晋与后秦的战场态势。而且，由于河北行台尚书和跋攻陷重镇滑台，使得北魏的战略前沿向中原腹地大大伸展，以此为基地进击洛阳、襄阳便游刃有余。东晋对此有清楚的认识，杨俭期分析道：“蛮贼互起，水行甚难。魏之军马，已据滑台，于此而还，从北道东下，乃更便直。”特别是，拓跋遵作为行台长官，特授“都督中外诸军事、得铜虎符”，可全权节制、调动河北兵马。综合上述因素，东晋才径直向拓跋遵求援。
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拓跋遵并未独断专行，而是谨守臣职，如实地奏报皇帝裁处。道武帝似乎并未计较此事，甚至极力维护拓跋遵的颜面，不仅以其名义回信，还委派朝臣以拓跋遵僚佐的身份出使东晋。然而，君臣间表面的和谐不能掩饰皇帝单方面的疑忌，因为通过此事，拓跋遵的锋芒已经显露无遗，而这正是执着于专制皇权的道武帝所无法容忍的。当时北魏、东晋间的外交信函引发的风波足以说明问题。《魏书》卷32《崔逞传》载：
天兴初，姚兴侵司马德宗襄阳戍，戍将郗恢驰使乞师于常山王遵，遵以闻。太祖诏(崔)逞与张衮为遵书以答。初，恢与遵书云，“贤兄虎步中原”，太祖以言悖君臣之体，敕逞、衮亦贬其主号以报之。逞、衮乃云“贵主”。太祖怒曰：“使汝贬其主以答，乃称贵主，何若贤兄也!”遂赐死。
郗恢信中的“贤兄”，无疑是指拓跋遵，“虎步中原”是说拓跋遵雄踞河北，具备直捣中原的实力和机遇。道武帝认为此信的称谓不合君臣礼法，故在回信中有意贬低对方作为回应。既然信是写给拓跋遵的，又是以拓跋遵的名义回复的，并未涉及道武帝本人，他又何必因为“贤兄”“贵主”之别而不悦，并迁怒于草拟信件的崔逞和张衮。其实，在道武帝看来，真正有悖“君臣之体”的并非往复信件中的称谓，而是东晋无视北魏皇权，将拓跋遵凌驾于己身之上的态度。道武帝冲冲大怒，表面上针对东晋，实则暗指拓跋遵。笔者以为，此事是拓跋遵生命进入倒计时的开始。
其二，拓跋遵与朝臣和跋一族结党，不利于道武帝的统治。据考证，和跋原姓素和氏，属白部鲜卑。《魏书》卷28《和跋传》载：“和跋，代人也，世领部落，为国附臣。跋以才辩知名，太祖擢为外朝大人，参军国大谋，雅有智算。”可见，他也是代人军功集团的重要人物。前文已述，拓跋遵执掌河北行台之际，和跋就在其治下任行台尚书，镇守邺城。天兴二年(399年)，拓跋遵入朝，此后双方的活动轨迹出现了太多的交汇点，以至笔者作出这样大胆的推断。双方关系紧密，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拓跋遵此间的征战地域与和氏的聚居区重叠。《魏书》卷2《道武帝纪》：“(天兴五年十二月辛亥，402年)蠕蠕社仑犯塞。诏常山王遵追之，不及而还。”同书卷103《蠕蠕传》记载此事更详：“天兴五年(402年)，社仑闻太祖征姚兴，遂犯塞，人参合陂，南至豺山及善无北泽。时遣常山王遵以万骑追之，不及。”据学者研究，文中的“豺山”就是参合陂(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凉城县岱海东南天成乡)以南的马头山。豺山是柔然南侵的突破点，拓跋遵策动反击，势必会于此地实施战术集结并展开。无独有偶，这里也正是和跋之族居住的地区。史载，太武帝“西巡五原，回幸豺山校猎，忽遇暴风，云雾四塞。世祖怪而问之，群下佥言(和)跋世居此土，祠冢犹存，其或者能致斯变。帝遣建兴
公古弼祭以三牲，雾即除散”。那么，在同一地域，基于保卫家园的目的，和氏家族同拓跋遵取得联系是完全可能的事。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案《魏书》卷2《道武帝纪》，从天兴六年(403年)至天赐五年(408年)，围绕拓跋遵、和跋之死，道武帝驾临参合陂、豺山一带多达九次，并频繁举行校猎活动。这种校猎除狩猎外，还具有检阅军队、演武之功能，道武帝借此向盘踞当地的势力进行示威，而矛头显而易见是指向拓跋遵与和跋的。这就从侧面证明，这二人以参合、豺山为中心建立了牢固的根据地。
其次，拓跋遵多次与和氏人物协同作战。《魏书》卷2《道武帝纪》又载：“(天兴四年，401年)冬十二月辛亥，诏征西大将军、常山王遵等，率众五万讨破多兰部帅木易于……(天兴五年，402年)二月癸丑，征西大将军、常山王遵等至安定之高平，木易于率数千骑与卫辰、屈丐弃国遁走，追至陇西瓦亭，不及而还。”和跋亦随军出征，协助拓跋遵指挥。同书卷28《和跋传》载：“(和跋)与常山王遵率众五万，讨贺兰部别帅木易于，破之。”此外，还有和氏人物引偏师配合作战，“材官将军和突率骑六千袭黜弗、素古延等诸部”。拓跋遵讨伐的破多兰，又称破多罗，后改姓潘氏，乃西部鲜卑。据《魏书》卷103《高车传》，破多兰世居牵屯山，即高平川(宁夏清水河河谷平原)的西山。和突攻打的黜弗与素古延，俱高车别种，他们与破多兰一道长期与北魏为敌。史载，素古延及其柔然援军被击溃于“山南水曲”，其确切位置实难断定，估计在六盘山与清水河之间，这里或许就是他们的居所。此地距牵屯山不远，故和突的行动可以解除拓跋遵侧翼的威胁。拓跋遵与和氏密切协同，并肩战斗，长此以往难免会产生深厚的感情。
再次，拓跋遵的母族、妻族在他与和跋中间起到联络作用。如前所述，拓跋遵的母族是广宁乌桓王氏，妻族为匈奴独孤氏，皆代北强宗，他们同和跋也存在紧密联系。王氏的代表人物王建，“登国初(386年)，为外朝大人，与和跋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参与计谋”。王建是和跋的同僚，二人在处理政务、出谋划策的过程中有过合作，关系莫逆。独孤氏则是和氏的姻戚，《魏书》卷28《和跋传》载：“后(道武帝)车驾北狩豺山，收(和)跋，刑之路侧。妻刘氏自杀以从。”这位殉夫的刘氏必定出自独孤，与拓跋遵之妻为姊妹亦未可知。这样，以王氏、独孤氏为媒介，拓跋遵与和跋的关系更近一步。北魏前期，政局动荡，代北诸部为维护自身利益，纵横捭阖、各显神通，王氏和独孤氏都竭尽所能寻求稳固的靠山，而这或许就是他们促成拓跋遵与和跋联合的根本动因。
第四，拓跋遵与和跋的死亡时间相近。据《魏书》卷105《天象志二》，二人同死于天赐四年(407年)五月。结合前面的论述，笔者认为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必定是道武帝经过周密的筹划而将其一网打尽。如此说来，这也可算作拓跋遵、和跋结党的佐证。
以上，我们围绕天兴二年(399年)至天赐四年(407年)这个特定的时段，对拓跋遵的政治交往进行了分析，他与朝中重臣和跋的联结深为道武帝所忌惮，也就加速了自身灭亡的进程。研读今本《魏书》《北史》拓跋遵本传会发现，他在此期间的事迹是片空白，只得勾连其他史料予以还原。史家整齐地阉割这段历史，很可能是有意为之。这是因为拓跋遵一门在太武帝时家业重振，其子素复封袭爵，从此子孙兴旺，身份贵重者比比皆是，如拓跋忠，“高祖时，累迁右仆射，赐爵城阳公，加侍中、镇西将军，有翼赞之勤，百僚咸敬之”。又黄门郎元昭，攀附权臣于忠，“忠专权擅威，枉陷忠贤，多昭所指导也”。再有元晖，迁侍中、领右卫将军，“由是万机巨细，咸相委仗，军国谋猷，靡不必综”。修史者慑于拓跋遵后裔的权势，只得隐去他拥兵自重、结党篡权等事实，草草地将其死因归结为伦常问题，尽管后者也并不光彩，但总比触犯皇权的政治罪行轻微许多，不至于拖累后世。然欲盖弥彰，这番良苦用心还是不免露出了马脚，为后人提供了求索的方向。
综上所述，拓跋遵之死，归根结底是因为势力坐大，威胁到皇权的稳固，至于正史所谓“醉乱失礼”，不过是个掩人耳目的借口罢了。拓跋遵力量，的基础是其长期统领的鲜卑铁骑、深厚的部落背景以及广泛的人脉关系。当然，令道武帝难以释怀的还有他源自直勤传统，但仅存理论意义的君位继承资格。拓跋遵的势力盘根错节，彻底根除绝非朝夕可就之事。北魏时人曾把天赐二年(405年)四月发生的“月犯镇星，在东壁”的天文现象作为拓跋遵之死的先兆。此说固然牵强附会，但也暗示出道武帝与拓跋遵冲突的长期性、曲折性。我们试将拓跋遵的个案推而广之，联系道武帝苛禁宗室的政策，发现相继遇害的昭成子孙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拥有传统上的君位继承权，二是自身实力雄厚。当前的研究大多偏重前者，对后者的分析则稍显不足。如果把北魏早期的君位继承视作竞争的话，那么直勤赋予的继承权只是个人围资格，能否在残酷的角逐中独占鳌头，终究还要靠实力说话。拓跋遵等昭成子孙正是凭借强大的实力，将与生俱来的继承权彻底激活，才与皇权发生猛烈的碰撞。反之，如无实力做后盾，继承权就成了空话，最典型的事例莫过道武帝同母异父的兄弟阴平公拓跋烈，他的生平异常平淡，既无功绩，也无声望，因此幸免于难。北魏初期祸起萧墙，纷繁复杂的宗室内争其实都遵循着这样的线索。作为事件的另一主角，道武帝为配合皇权政治的建立，力图对宗室的身份结构进行深度整合，变平等无别的竞争关系为尊卑有序的君臣体制，拓跋遵无疑就是新旧时代过渡的牺牲品。从这个意义上说，拓跋遵之死，不单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拓跋社会迈向王朝阶段必须承受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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