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与日本退出国联
[摘要]一战后，为了保全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已经攫取的各项利益，日本以求通过“协调外交”来变换在亚太地区的侵略扩张政策。但是，当日本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欲望无限膨胀时，这种同列强间的“协调侵略”政策必将被“强硬政策”所取代。于是，日本通过发动“九·一八”事变和退出国联，向“凡尔赛一华盛顿”体制发起严厉挑战，并最终退出世界裁军条约，一手造成了太平洋地区的“无条约时代”。
[关键词]日本，侵略扩张，九一八事变，“无条约时代”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2—0015—05
一战后，日本作为战胜国同英、美、法、意等一同作为五大国参加巴黎和会，随后又作为“国际联盟”的发起国成为常任理事国，国际地位得到蹿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战的结果使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苦苦追求的国际目标成为现实。另一方面，日本作为战胜国，攫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并以委任的形式获取了德国在太平洋地区诸岛屿和属地的领有权。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膨胀欲望暂时得到了满足。但是，日本的“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侵略扩张”政策并不仅仅满足于“协调招牌”下同英美等国进行竞争。在无限膨胀的扩张欲望驱使下，这种“协调外交”必然受到“强硬政策”的严厉挑战。于是，日本通过发动“九·一八”事变、退出国际联盟和世界裁军条约，向“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发起挑战，造成了太平洋地区“无条约时代”
一、由“竞争侵略”到“协调外交”：一战后日本与列强的新“角逐”
一战期间，由于日本对华侵略的扩大，导致了中国和日本民族矛盾不断激化，这从根本上威胁着日本在华统治。另外，由于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导致了日俄之间以侵华为支柱的“日俄协约”①的崩溃。同时，又由于德国的战败，使英国越来越感到“日英同盟”继续存在的价值也越来越小。再加之一战期间由于日本对华侵略的扩大和出兵干涉“苏俄战争”，日美关系已经开始发生深刻变化。1918年10月，美国成立一个以中国为对象的“国际借款团”，开始对日元在华势力发动攻势。在众多国际形势变化下，日本越来越感到靠“秘密结盟”为后盾，来推行侵略扩张的旧外交难以存续。在激烈动荡的一战后的国际环境中，日本为了保全已经获得的和即将获得的权益，不得不变换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于是，新体制和新形势下，日本开始了新的外交“图谋”。
为了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实现预期“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计划，从原敬内阁到加藤内阁都主张暂时适应一战后的国际形势，在外交上推行同英美“协调”的“新式外交”。1919年1月，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在巴黎和会上，毫无隐晦地提出日本要求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特权和利益。
在日本看来，攫取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是日本今后实现“独霸中国”和向太平洋地区进行扩张的关键步骤，同时也是同英美列强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进行新“角逐”的根本战略。为了在巴黎和会上达到上述目的，顺利攫取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和实现太平洋地区扩张计划，日本联合英法两国，最后迫使美国妥协，把德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岛屿和属地以委任形式，由日本接管。不久，日本便以这些岛屿为军事要塞，向太平洋地区进行扩张。后来，这些岛屿也就成了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重要战略据点。可以说，巴黎和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促生了日本“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的“触角”。
日本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侵略和扩张势头，引起了美国的极大不满。为了遏制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进一步扩张，确保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对日本军事力量进行压制。1921年8月，美国决定召开华盛顿会议，讨论裁军问题和远东问题。对日本来说，参加华盛顿会议事关日本今后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扩张利益。所以，通过与列强的“协调”来强化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和远东的军事防卫，这是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在华盛顿会议上实现日本的预期目标，1922年1月，原敬内阁在“关于限制军备问题之训令”中明确指出：“为维护限制太平洋地区永久和平而以防卫为宗旨的限制军备问题，帝国政府应当予以提倡。而对于我方有利之举措，即对属于日本本土岛屿之防卫而进行之限制，在此上对英美两国不予以满足。”1922年2月，英、法、美、日、意缔结了《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英、美、日、法、意五国的海军比例为5：5：3：1.75：1.75。同时，在该条约中又明确规定：“日本在太平洋中岛屿的领地和属地为千岛群岛、小笠原岛、奄美大岛、琉球群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以及日本在太平洋中将来取得的一切岛屿和属地”，“美国在接近日本海域的阿留神群岛、菲律宾和关岛等区域，英国在香港及东经110°以东地区不得建立海军基地。”华盛顿会议上，日本虽然在保有主力舰问题上受到了英、美等国的压制，但是，在太平洋地区防卫英国和美国军舰分布上却占据优势，这便为日本在南太平洋地区进一步扩张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可以说，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日本把在远东地区同西方列强之间的“竞争侵略”变成了“协调侵略”。但是，日本的“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势头并不仅仅满足在“协调招牌”下同英美等列强进行竞争。在日本陆军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日本实现“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的大好时机。所以，对原敬、加藤内阁所推行的“协调外交”表现了极大不满。正是日本这种对外积极推行的侵略扩张政策和不放弃c‘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计划，使日本最终向“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发起了挑战。
二、从对华“强硬政策”到九一八事变：日本挑战“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
可以说，日本所推行的“协调外交”政策是应对当时国际形势进行判断而采取的有效政策。但是，这种“协调外交”的有效性不久便受到了来自国内的攻击。1926年1月，加藤高明首相病故，宪政会的若槻礼次郎继任首相。1927年3月，在众议院中，许多议员开始猛烈地攻击“币原外交”为“软弱外交”。1927年4月，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㈣在该党总务会上发表演说，强烈地攻击“币原外交”。他首先批判币原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和“郭松龄叛乱”中的对策，认为这两个事件都是发生在日本帝国政府的“特殊地区”——满洲的叛乱，日本政府不应该对此反映如此冷淡，而应该进行武力干涉；他又否定了币原在“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下所坚持的“满洲是中国一部分，日本不具有在此特殊利益”的观点，而认为“满洲”是同日本具有特殊利害关系的地区。
面对各种压力，4月17日，若槻内阁总辞职。20日，田中义一组阁。田中上台后，便打出了对华“强硬外交论”。田中在施政演说中又进一步指出：“对日本和远东局势而言，中国局势发展是最迫切、最重大的问题。日本对维持东亚局势具有重大责任，从日本切身利益出发，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日本不能不置之不理。”从田中的演说，我们可以看出，在对华政策上，田中内阁在形式上表现出了与“币原外交”完全不同的政策。尤其是，田中认为“满蒙”地区不属于中国本土，是日本的“特殊地区”。这也标志着日本今后为了在“满蒙”地区的“特殊权益”，必将对华采取“强硬政策”。同时，这也预示着日本对华政策开始由“协调招牌”下的“隐蔽行动”变为明目张胆的“公开侵略”。
为了彻底获取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田中内阁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了如下步骤：第一，干涉中国“北伐”，出兵山东；第二，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侵略“满蒙”和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1927年7月，田中内阁制定了在对华政策上具有决定性的政策文件一《对华政策纲要》。该纲领中指出：“鉴于日本在远东地区的特殊地位，对中国本土及满蒙，不能有所不同，尤其是满蒙地区，由于在国防和国民生存上对日本具有重大利害关系，所以，日本对此不能不负有特殊责任，对于尊重我国在满蒙特殊地位者，日本给以大力支持，而因动乱波及满蒙，在日本特殊权益受到侵害之时，均决心为防卫而采取适当措施。”
田中内阁《对华政策纲要》的出台，标志着日本在对华政策上公开向“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挑战。此后，日本对华侵略政策就是围绕这个《对华政策纲要》而展开。可以说，田中内阁《对华政策纲要》的出笼，标志着日本在对华政策上将撕下同英、美等列强“协调”的面纱，将对中国内政采取以武力干涉的“强硬政策”。
田中内阁对华推行“强硬政策”，一方面在加大政治威逼的同时，另一方面又以武力干涉中国内政。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
田中内阁在对华政策上所表现的“强硬态度”，对日本以后对外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田中内阁在对华政策上所推行的“强硬政策”，标志着一战以来日本所标榜和推行的对英美等国的“协调外交”受到了极大挑战。一战后，日本为了实现“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计划，打出了“协调外交”的招牌，同企图阻遏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扩张的英美等国进行“协调”，并积极主张“不干涉中国内政”。但是，只要日本不放弃大陆扩张政策，不放弃称霸太平洋地区的计划，就无法真正做到同英美等列强进行“协调”。
其次，日本在对华政策上所表现出来的“武力侵略”行为，已经深刻地触动了英美等国在华利益。这已严重表明日本将陷入外交孤立境地。1928年7月，美国同南京政府缔结了关税协定，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英法等国相继也同中国缔结同样协定。11月，美国政府正式承认“南京国民”政府；12月，英国同南京政府建交。以上事实表明，由于“田中外交”把日本妄图“独霸中国”的形象赤裸裸地暴露于国际社会面前，这必然使日本陷入外交孤立境地。
再次，田中内阁对华政策中的“满蒙分裂”政策，实质是向一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发起的严厉挑战。这主要是由于日本对华侵略政策不断变换和升级的必然结果。一战后初期，日本为了在新国际体制下实现其“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战略，打出了同英美等列强“协调”的招牌。但是，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政策的不断升级和膨胀，日本必然要打破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并向该体制发起严厉挑战，由以往的“协调外交”转向以侵略扩张为目的的我行我素的“自主外交”。
总之，一战后，日本从田中内阁开始，在对华政策上所表现出来的“武力干涉”政策，说明日本已经不满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同英美等列强在“协调招牌”下的侵略扩张野心。所以，在无限膨胀的侵略扩张欲望的驱使下，日本军国主义无时无刻不在等待国内外新时机的到来，以便向“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发起更为严厉的挑战。
1929年10月，从美国开始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1930年春天，经济危机波及日本，1931年达到顶峰。由此，日本开始了自一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恐慌时期。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带来的严重后果，日本急于想通过对外侵略扩张来缓解国内矛盾。于是，以军部为首的对华“强硬论”再次抬头。其中，军部中的少壮军官极力主张继续推行田中内阁的“满蒙分离”政策“占领满蒙”，攫取中国东北乃至华北的资源，解决日本国内经济危机，以此来完成日本称霸东亚的梦想。满铁调查课长佐多弘治郎在关东军司令部发表演说中指出，“大日本帝国建设之所关键，必须是获取海外领土或资源，为了实现上述之目的，必须占据中国东北”。
到1931年春天，在日本军部中，叫嚣必须对华“强硬论”开始占据上风。当时日本驻中国东北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和作战部主任石原莞尔的积极扩张论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具有重要影响。石原莞尔认为，“‘满蒙对日本来说，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从日苏战争角度来说，满洲将是主要战场；从太平洋地区战略地位来说，满洲具有提供重要战略物资的基础地位”。
石原莞尔的“对满构想”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具有重大影响。他在《解决满蒙问题之计划大纲》中指出，“如果不从根本上破除一战后的国际‘霸权主义，必将引发新的世界大战，日美战争也不可避免。所以，对日本来说，解决‘满蒙问题的关键是必须占领满蒙，这不仅对日本在东亚的地位具有重要影响，其实还关系到日本今后的生存问题”。
1931年5月，他又在《满蒙问题之我见》中进一步强调，“为了实现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霸主地位，日本必须先占领满洲，使之成为日本在东洋的‘王道乐土，只要这样，才是日本兴国之一大上策”。石原莞尔的“满蒙政策论”实质就是要求日本最终通过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并将其变成日本在远东进行军事扩张的原料基地。这种通过“行使武力，维持日本在满蒙特殊权力”的论调，得到当时军部和关东军的极大支持。
于是，在日本军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人的秘密策划，关东军于1931年9月18日，炸毁位于中国沈阳北柳条湖的一段南满铁路，诬陷是中国军队所为，挑起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虽然多次重申“就地解决，不扩大”方针，但是，在陆军无限膨胀的侵略欲望下，日本政府并没有从根本上控制和阻止日军的侵华行为。10月，日军占领锦州，11月占领齐齐哈尔，1932年1月占领哈尔滨。日本占领东北以后，于1932年3月扶植清代末代皇帝溥仪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随后，日军又大举南下，入侵我国华北地区。
三、退出国际联盟：日本走向太平洋战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政府便向“国际联盟”提出公诉。10月，“国联”召开常务理事会，最后以3：1票通过决议，要求日本限期从中国撤兵，通过谈判方式解决中、日战争。可以说，“国联”此项决议，已标明日本开始在国际上陷入“孤立化”境地。
但是，日本并没有就此而罢手，而是不断地把
侵略矛头指向中国华北地区。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国民政府多次向“国联”提出公诉。于是，“国联”组成“李顿调查团”，对日本侵华行为展开调查。1932年10月，“李顿调查团”向“国联”提交“李顿调查报告”。1933年2月，“国联”常务理事会根据“李顿调查报告”通过理事会决议，承认“伪满洲国”是中国领土，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及后期的军事行动是侵略行为，要求日本限期从中国撤兵。
对“国联”的决议，日本表现了极大的不满。2月17日，日本政府通过阁议，反对“国联”决议案，并决定以武力入侵热河。24日，“国联”举行总会，以42：1票通过上述决议案。对此，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当即发表反对意见，认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纯属自卫行为，扶植溥仪建立傀儡政权是当地民众之所愿，日本并无改变中国现状的企图，建设“满蒙”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势力的不断扩大，从远东的“防共”意识来说，“满洲国”可以起到阻止共产党势力进一步向外蔓延的屏障，并宣布退出“国联”大会。1933年3月27日，日本政府正式发表声明，宣布退出“国际联盟”。
关于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原因，我们必须客观地分析一下当时日本政局形势的变化，因为这一重要事件不单单是日本外交决策问题，它对当时国际政治和世界历史都产生极为深刻影响。日本最终之所以退出了“国际联盟”，主要是日本军部，尤其是陆军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探讨一下日本军部对“国际联盟”的看法。从华盛顿会议召开时起，日本军部就认为在英、美等国操纵下，在军备发展上日本受到了极大的不公正待遇，甚至绝大部分军部首脑认为，在华盛顿会议上，日本军舰的保有量仅为英、美两国的三成，日本受到了“奇耻大辱”。
当“国联”大会宣布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为侵略时，更触动了日本军部对“国联”的不满情绪。于是，日本通过决议，要求退出“国际联盟”。
另外，在日本外务省中，也有一部分“强硬派”支持军部的意见。其中，持强烈“退出论”者就是日本出席“国联”会议的全权代表松冈洋右和外相内田康哉。松冈洋右作为日本全权代表出席在日内瓦的“国联”大会，他极力叫嚣“国联”对日本的不公正待遇，这种论调同当时对“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深感不满的外相内田康哉的想法沆瀣一气，一拍即合。
日本近代所确立的“统帅权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二元制”外交路线，是日本陆军在对外决策中得以飞扬跋扈的根结之所在。在日本政府中，在对外政策中起到重大决策作用的是日本的五相(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会议，而在五相中，对外决策权基本都掌握在陆相和外相手中。所以，如果外相与陆相联手时，任何重要决策几乎没有被否决的可能。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就深刻地说明这个问题。
关于日本发动“九·—八”侵华和退出“国际联盟”，我们可以从以下r1介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首先，自明治维新后，日本为了实现“世界雄飞”的梦想，确立了称霸亚洲大陆的战略。而这种以武力为后盾的侵略扩张政策，最终是以夺取中国乃至亚洲的物资资源为最终目的。由于日本不断推进这一侵略扩张政策，必然导致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这是日本自近代以来追求以侵略和扩张为目的的称霸战略所决定的。
其次，通过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和退出“国际联盟”，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日本要实现“吞并满蒙、独霸中国、称霸亚洲”的野心，必然要打破一战后的国际体制，撕下“协调外交”这块“遮羞布”，走向独立自主的外交。
再次，日本之所以要发动“九·一八”事变，并扶植“伪满洲国”，主要是日本为了确保在中国“满蒙”(主要指中国东北)所获得的特殊权益。为了加大对华反日运动的压制，“伪满洲国”成了日本在中国东北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基地。日本最终要把“伪满洲国”建成所谓的东洋“王道乐土”，真正实现“日满一体”，这是近代日本大陆扩张政策的核心内容。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和退出“国际联盟”，这不是两个偶然的、没有必然联系的事件。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为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实现称霸亚洲战略的关键一环。而退出“国际联盟”则是日本为了向一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发起进攻的必然步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向一战后国际体制发起的严厉挑战，而退出“国际联盟”则是日本最终同德国、意大利这两个法西斯国家结成军事同盟的必然征兆。
可以说，日本率先发动“九—一八”事变和退出“国际联盟”，这就意味着日本向德、意法西斯国家发出“绿色信号弹”。因为日本在开了“武力侵略”的恶例之后，意大利不久也通过武力占领埃塞俄比亚。可以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和退出“国际联盟”，也就意味着日本必然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大步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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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柳文全]
[关键词]日本，侵略扩张，九一八事变，“无条约时代”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2—0015—05
一战后，日本作为战胜国同英、美、法、意等一同作为五大国参加巴黎和会，随后又作为“国际联盟”的发起国成为常任理事国，国际地位得到蹿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战的结果使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苦苦追求的国际目标成为现实。另一方面，日本作为战胜国，攫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并以委任的形式获取了德国在太平洋地区诸岛屿和属地的领有权。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膨胀欲望暂时得到了满足。但是，日本的“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侵略扩张”政策并不仅仅满足于“协调招牌”下同英美等国进行竞争。在无限膨胀的扩张欲望驱使下，这种“协调外交”必然受到“强硬政策”的严厉挑战。于是，日本通过发动“九·一八”事变、退出国际联盟和世界裁军条约，向“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发起挑战，造成了太平洋地区“无条约时代”
一、由“竞争侵略”到“协调外交”：一战后日本与列强的新“角逐”
一战期间，由于日本对华侵略的扩大，导致了中国和日本民族矛盾不断激化，这从根本上威胁着日本在华统治。另外，由于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导致了日俄之间以侵华为支柱的“日俄协约”①的崩溃。同时，又由于德国的战败，使英国越来越感到“日英同盟”继续存在的价值也越来越小。再加之一战期间由于日本对华侵略的扩大和出兵干涉“苏俄战争”，日美关系已经开始发生深刻变化。1918年10月，美国成立一个以中国为对象的“国际借款团”，开始对日元在华势力发动攻势。在众多国际形势变化下，日本越来越感到靠“秘密结盟”为后盾，来推行侵略扩张的旧外交难以存续。在激烈动荡的一战后的国际环境中，日本为了保全已经获得的和即将获得的权益，不得不变换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于是，新体制和新形势下，日本开始了新的外交“图谋”。
为了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实现预期“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计划，从原敬内阁到加藤内阁都主张暂时适应一战后的国际形势，在外交上推行同英美“协调”的“新式外交”。1919年1月，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在巴黎和会上，毫无隐晦地提出日本要求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特权和利益。
在日本看来，攫取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是日本今后实现“独霸中国”和向太平洋地区进行扩张的关键步骤，同时也是同英美列强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进行新“角逐”的根本战略。为了在巴黎和会上达到上述目的，顺利攫取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和实现太平洋地区扩张计划，日本联合英法两国，最后迫使美国妥协，把德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岛屿和属地以委任形式，由日本接管。不久，日本便以这些岛屿为军事要塞，向太平洋地区进行扩张。后来，这些岛屿也就成了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重要战略据点。可以说，巴黎和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促生了日本“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的“触角”。
日本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侵略和扩张势头，引起了美国的极大不满。为了遏制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进一步扩张，确保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对日本军事力量进行压制。1921年8月，美国决定召开华盛顿会议，讨论裁军问题和远东问题。对日本来说，参加华盛顿会议事关日本今后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扩张利益。所以，通过与列强的“协调”来强化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和远东的军事防卫，这是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在华盛顿会议上实现日本的预期目标，1922年1月，原敬内阁在“关于限制军备问题之训令”中明确指出：“为维护限制太平洋地区永久和平而以防卫为宗旨的限制军备问题，帝国政府应当予以提倡。而对于我方有利之举措，即对属于日本本土岛屿之防卫而进行之限制，在此上对英美两国不予以满足。”1922年2月，英、法、美、日、意缔结了《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英、美、日、法、意五国的海军比例为5：5：3：1.75：1.75。同时，在该条约中又明确规定：“日本在太平洋中岛屿的领地和属地为千岛群岛、小笠原岛、奄美大岛、琉球群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以及日本在太平洋中将来取得的一切岛屿和属地”，“美国在接近日本海域的阿留神群岛、菲律宾和关岛等区域，英国在香港及东经110°以东地区不得建立海军基地。”华盛顿会议上，日本虽然在保有主力舰问题上受到了英、美等国的压制，但是，在太平洋地区防卫英国和美国军舰分布上却占据优势，这便为日本在南太平洋地区进一步扩张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可以说，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日本把在远东地区同西方列强之间的“竞争侵略”变成了“协调侵略”。但是，日本的“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势头并不仅仅满足在“协调招牌”下同英美等列强进行竞争。在日本陆军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日本实现“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的大好时机。所以，对原敬、加藤内阁所推行的“协调外交”表现了极大不满。正是日本这种对外积极推行的侵略扩张政策和不放弃c‘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计划，使日本最终向“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发起了挑战。
二、从对华“强硬政策”到九一八事变：日本挑战“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
可以说，日本所推行的“协调外交”政策是应对当时国际形势进行判断而采取的有效政策。但是，这种“协调外交”的有效性不久便受到了来自国内的攻击。1926年1月，加藤高明首相病故，宪政会的若槻礼次郎继任首相。1927年3月，在众议院中，许多议员开始猛烈地攻击“币原外交”为“软弱外交”。1927年4月，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㈣在该党总务会上发表演说，强烈地攻击“币原外交”。他首先批判币原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和“郭松龄叛乱”中的对策，认为这两个事件都是发生在日本帝国政府的“特殊地区”——满洲的叛乱，日本政府不应该对此反映如此冷淡，而应该进行武力干涉；他又否定了币原在“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下所坚持的“满洲是中国一部分，日本不具有在此特殊利益”的观点，而认为“满洲”是同日本具有特殊利害关系的地区。
面对各种压力，4月17日，若槻内阁总辞职。20日，田中义一组阁。田中上台后，便打出了对华“强硬外交论”。田中在施政演说中又进一步指出：“对日本和远东局势而言，中国局势发展是最迫切、最重大的问题。日本对维持东亚局势具有重大责任，从日本切身利益出发，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日本不能不置之不理。”从田中的演说，我们可以看出，在对华政策上，田中内阁在形式上表现出了与“币原外交”完全不同的政策。尤其是，田中认为“满蒙”地区不属于中国本土，是日本的“特殊地区”。这也标志着日本今后为了在“满蒙”地区的“特殊权益”，必将对华采取“强硬政策”。同时，这也预示着日本对华政策开始由“协调招牌”下的“隐蔽行动”变为明目张胆的“公开侵略”。
为了彻底获取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田中内阁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了如下步骤：第一，干涉中国“北伐”，出兵山东；第二，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侵略“满蒙”和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1927年7月，田中内阁制定了在对华政策上具有决定性的政策文件一《对华政策纲要》。该纲领中指出：“鉴于日本在远东地区的特殊地位，对中国本土及满蒙，不能有所不同，尤其是满蒙地区，由于在国防和国民生存上对日本具有重大利害关系，所以，日本对此不能不负有特殊责任，对于尊重我国在满蒙特殊地位者，日本给以大力支持，而因动乱波及满蒙，在日本特殊权益受到侵害之时，均决心为防卫而采取适当措施。”
田中内阁《对华政策纲要》的出台，标志着日本在对华政策上公开向“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挑战。此后，日本对华侵略政策就是围绕这个《对华政策纲要》而展开。可以说，田中内阁《对华政策纲要》的出笼，标志着日本在对华政策上将撕下同英、美等列强“协调”的面纱，将对中国内政采取以武力干涉的“强硬政策”。
田中内阁对华推行“强硬政策”，一方面在加大政治威逼的同时，另一方面又以武力干涉中国内政。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
田中内阁在对华政策上所表现的“强硬态度”，对日本以后对外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田中内阁在对华政策上所推行的“强硬政策”，标志着一战以来日本所标榜和推行的对英美等国的“协调外交”受到了极大挑战。一战后，日本为了实现“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计划，打出了“协调外交”的招牌，同企图阻遏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扩张的英美等国进行“协调”，并积极主张“不干涉中国内政”。但是，只要日本不放弃大陆扩张政策，不放弃称霸太平洋地区的计划，就无法真正做到同英美等列强进行“协调”。
其次，日本在对华政策上所表现出来的“武力侵略”行为，已经深刻地触动了英美等国在华利益。这已严重表明日本将陷入外交孤立境地。1928年7月，美国同南京政府缔结了关税协定，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英法等国相继也同中国缔结同样协定。11月，美国政府正式承认“南京国民”政府；12月，英国同南京政府建交。以上事实表明，由于“田中外交”把日本妄图“独霸中国”的形象赤裸裸地暴露于国际社会面前，这必然使日本陷入外交孤立境地。
再次，田中内阁对华政策中的“满蒙分裂”政策，实质是向一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发起的严厉挑战。这主要是由于日本对华侵略政策不断变换和升级的必然结果。一战后初期，日本为了在新国际体制下实现其“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战略，打出了同英美等列强“协调”的招牌。但是，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政策的不断升级和膨胀，日本必然要打破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并向该体制发起严厉挑战，由以往的“协调外交”转向以侵略扩张为目的的我行我素的“自主外交”。
总之，一战后，日本从田中内阁开始，在对华政策上所表现出来的“武力干涉”政策，说明日本已经不满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同英美等列强在“协调招牌”下的侵略扩张野心。所以，在无限膨胀的侵略扩张欲望的驱使下，日本军国主义无时无刻不在等待国内外新时机的到来，以便向“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发起更为严厉的挑战。
1929年10月，从美国开始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1930年春天，经济危机波及日本，1931年达到顶峰。由此，日本开始了自一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恐慌时期。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带来的严重后果，日本急于想通过对外侵略扩张来缓解国内矛盾。于是，以军部为首的对华“强硬论”再次抬头。其中，军部中的少壮军官极力主张继续推行田中内阁的“满蒙分离”政策“占领满蒙”，攫取中国东北乃至华北的资源，解决日本国内经济危机，以此来完成日本称霸东亚的梦想。满铁调查课长佐多弘治郎在关东军司令部发表演说中指出，“大日本帝国建设之所关键，必须是获取海外领土或资源，为了实现上述之目的，必须占据中国东北”。
到1931年春天，在日本军部中，叫嚣必须对华“强硬论”开始占据上风。当时日本驻中国东北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和作战部主任石原莞尔的积极扩张论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具有重要影响。石原莞尔认为，“‘满蒙对日本来说，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从日苏战争角度来说，满洲将是主要战场；从太平洋地区战略地位来说，满洲具有提供重要战略物资的基础地位”。
石原莞尔的“对满构想”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具有重大影响。他在《解决满蒙问题之计划大纲》中指出，“如果不从根本上破除一战后的国际‘霸权主义，必将引发新的世界大战，日美战争也不可避免。所以，对日本来说，解决‘满蒙问题的关键是必须占领满蒙，这不仅对日本在东亚的地位具有重要影响，其实还关系到日本今后的生存问题”。
1931年5月，他又在《满蒙问题之我见》中进一步强调，“为了实现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霸主地位，日本必须先占领满洲，使之成为日本在东洋的‘王道乐土，只要这样，才是日本兴国之一大上策”。石原莞尔的“满蒙政策论”实质就是要求日本最终通过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并将其变成日本在远东进行军事扩张的原料基地。这种通过“行使武力，维持日本在满蒙特殊权力”的论调，得到当时军部和关东军的极大支持。
于是，在日本军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人的秘密策划，关东军于1931年9月18日，炸毁位于中国沈阳北柳条湖的一段南满铁路，诬陷是中国军队所为，挑起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虽然多次重申“就地解决，不扩大”方针，但是，在陆军无限膨胀的侵略欲望下，日本政府并没有从根本上控制和阻止日军的侵华行为。10月，日军占领锦州，11月占领齐齐哈尔，1932年1月占领哈尔滨。日本占领东北以后，于1932年3月扶植清代末代皇帝溥仪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随后，日军又大举南下，入侵我国华北地区。
三、退出国际联盟：日本走向太平洋战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政府便向“国际联盟”提出公诉。10月，“国联”召开常务理事会，最后以3：1票通过决议，要求日本限期从中国撤兵，通过谈判方式解决中、日战争。可以说，“国联”此项决议，已标明日本开始在国际上陷入“孤立化”境地。
但是，日本并没有就此而罢手，而是不断地把
侵略矛头指向中国华北地区。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国民政府多次向“国联”提出公诉。于是，“国联”组成“李顿调查团”，对日本侵华行为展开调查。1932年10月，“李顿调查团”向“国联”提交“李顿调查报告”。1933年2月，“国联”常务理事会根据“李顿调查报告”通过理事会决议，承认“伪满洲国”是中国领土，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及后期的军事行动是侵略行为，要求日本限期从中国撤兵。
对“国联”的决议，日本表现了极大的不满。2月17日，日本政府通过阁议，反对“国联”决议案，并决定以武力入侵热河。24日，“国联”举行总会，以42：1票通过上述决议案。对此，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当即发表反对意见，认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纯属自卫行为，扶植溥仪建立傀儡政权是当地民众之所愿，日本并无改变中国现状的企图，建设“满蒙”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势力的不断扩大，从远东的“防共”意识来说，“满洲国”可以起到阻止共产党势力进一步向外蔓延的屏障，并宣布退出“国联”大会。1933年3月27日，日本政府正式发表声明，宣布退出“国际联盟”。
关于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原因，我们必须客观地分析一下当时日本政局形势的变化，因为这一重要事件不单单是日本外交决策问题，它对当时国际政治和世界历史都产生极为深刻影响。日本最终之所以退出了“国际联盟”，主要是日本军部，尤其是陆军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探讨一下日本军部对“国际联盟”的看法。从华盛顿会议召开时起，日本军部就认为在英、美等国操纵下，在军备发展上日本受到了极大的不公正待遇，甚至绝大部分军部首脑认为，在华盛顿会议上，日本军舰的保有量仅为英、美两国的三成，日本受到了“奇耻大辱”。
当“国联”大会宣布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为侵略时，更触动了日本军部对“国联”的不满情绪。于是，日本通过决议，要求退出“国际联盟”。
另外，在日本外务省中，也有一部分“强硬派”支持军部的意见。其中，持强烈“退出论”者就是日本出席“国联”会议的全权代表松冈洋右和外相内田康哉。松冈洋右作为日本全权代表出席在日内瓦的“国联”大会，他极力叫嚣“国联”对日本的不公正待遇，这种论调同当时对“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深感不满的外相内田康哉的想法沆瀣一气，一拍即合。
日本近代所确立的“统帅权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二元制”外交路线，是日本陆军在对外决策中得以飞扬跋扈的根结之所在。在日本政府中，在对外政策中起到重大决策作用的是日本的五相(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会议，而在五相中，对外决策权基本都掌握在陆相和外相手中。所以，如果外相与陆相联手时，任何重要决策几乎没有被否决的可能。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就深刻地说明这个问题。
关于日本发动“九·—八”侵华和退出“国际联盟”，我们可以从以下r1介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首先，自明治维新后，日本为了实现“世界雄飞”的梦想，确立了称霸亚洲大陆的战略。而这种以武力为后盾的侵略扩张政策，最终是以夺取中国乃至亚洲的物资资源为最终目的。由于日本不断推进这一侵略扩张政策，必然导致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这是日本自近代以来追求以侵略和扩张为目的的称霸战略所决定的。
其次，通过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和退出“国际联盟”，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日本要实现“吞并满蒙、独霸中国、称霸亚洲”的野心，必然要打破一战后的国际体制，撕下“协调外交”这块“遮羞布”，走向独立自主的外交。
再次，日本之所以要发动“九·一八”事变，并扶植“伪满洲国”，主要是日本为了确保在中国“满蒙”(主要指中国东北)所获得的特殊权益。为了加大对华反日运动的压制，“伪满洲国”成了日本在中国东北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基地。日本最终要把“伪满洲国”建成所谓的东洋“王道乐土”，真正实现“日满一体”，这是近代日本大陆扩张政策的核心内容。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和退出“国际联盟”，这不是两个偶然的、没有必然联系的事件。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为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实现称霸亚洲战略的关键一环。而退出“国际联盟”则是日本为了向一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发起进攻的必然步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向一战后国际体制发起的严厉挑战，而退出“国际联盟”则是日本最终同德国、意大利这两个法西斯国家结成军事同盟的必然征兆。
可以说，日本率先发动“九—一八”事变和退出“国际联盟”，这就意味着日本向德、意法西斯国家发出“绿色信号弹”。因为日本在开了“武力侵略”的恶例之后，意大利不久也通过武力占领埃塞俄比亚。可以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和退出“国际联盟”，也就意味着日本必然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大步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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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柳文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