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经》学的创建
梁敏娟
摘 要：现代《诗经》学的创建经历了一个从艰难起步到逐渐走向成熟的過程。这期间主要经历了对《诗经》经学的评判和对其文学性质的重新认识、创建现代《诗经》学的基础性建设、对西学的借鉴和对传统《诗经》学的借鉴过程几个阶段。
关键词：现代《诗经》学 创建过程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8）04-98-104
近现代《诗经》学经历了传统《诗经》学走向衰落和现代《诗经》学逐步创建的转型过程。关于现代《诗经》学创建的背景和原因，前人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研究1，但现代《诗经》学的创建过程还有待认真地梳理和分析，本文在对现代《诗经》学著述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现代《诗经》学的创建经历了艰难起步和逐步发展走向成熟两个阶段。
一、现代《诗经》学的艰难起步
现代《诗经》学是在对传统《诗经》学的质疑和批判中兴起的，故在新建初始，首先做的就是摆脱传统束缚，建立自己的独立根基，具体来说，主要是对《诗经》经学的评判和对其文学性质的重新认识，及对现代《诗经》学基础性建设的重视两大步。
（一）对《诗经》经学性质的评判和对其文学性质的重新认识
近现代《诗经》学的转型首先表现为对《诗经》性质认识的转化，传统《诗经》学是在对《诗经》经学定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此形成了以《毛序》和历代注疏为核心的经学话语体系，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作为其统治意识形态的经学也失去了以往神圣的光环，开始作为与其他学术平等的文化遗产被重新认识，在此大背景下，《诗经》作为诗歌的文学特性重新被重视，故现代《诗经》学重建的第一步即是在对以往经学话语的批判中，破旧立新，回归《诗经》歌谣的本来面目，探索其文学魅力。
较早对这一问题提出明确看法，并引起巨大影响的有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人。胡适说：“从前的人，把这部《诗经》看得非常神圣，说它是一部经典，我们现在要打破这个观念……因为《诗经》并不是一部圣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总集，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万不能说它是一部神圣经典。”2由于他当时的社会地位，这种观点很快流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另一位对《诗经》文学地位的确立做出巨大贡献的学者就是顾颉刚，作为历史学家的他，以严谨的态度、精密的考证撰写了《〈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3与《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两篇有重要影响的文章，指出《诗经》在产生之初本就是歌谣，它的种种关乎道德与治乱的解释，都是后人的比附，要想还归《诗经》的本来面目，必须将这些附着其上的障碍一一清除。在《〈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一文开头他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诗经》）譬如一座高碑，矗立在野里，日子久了，蔓草和葛藤盘满了。在蔓草和葛藤的感觉里，只知道它是一件可以附着蔓延的东西，决不知道是一座碑……我们若是讲金石学的，一定求知的欲望更迫切了，想立刻把这些纠缠不清的藤萝斩除了去。但这些藤萝已经过了很久的岁月，要斩除它，真是费事得很。等到斩除的工作做完了，这座碑的真面目就透露出来了。”1可以说一、二十年代这些人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清除“碑”上的蔓草，让这座“碑”能够显露真面目。
另外，钱玄同的《论诗经真相书》（与顾颉刚书）则简短集中地表达了对于《诗经》的研究，应该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将《诗经》“去经学化”；（二）用文学的观念品读《诗经》；（三）批判旧注，明确提出“《诗经》的真相——只是一部最古的‘总集”。2这基本上指出了当时《诗经》研究的方向，故一、二十年代无论是期刊文章还是专著，对以《毛序》为代表的传统经学的批判和对《诗经》文学性质的研究始终是当时学界最热的主题。
具体来说，在批判《毛序》和传统注疏方面，期刊类文章有郑振铎的《读毛诗序》，顾颉刚的《〈毛诗序〉之背景与旨趣》《论〈诗序〉附会史事的方法书》，杨鸿烈的《道学先生研究诗经的几个根本错误》等；专著类主要有陈延杰的《诗序解》，这些研究都旨在指出《毛序》之妄，以为后来的研究开辟道路。
在对《诗经》文学性质研究方面，当时主要集中在对《诗经》中情诗的关注和对《诗经》艺术特色特别是“赋比兴”手法的研究上。从《古史辨》第三册所收录的文章比例就可以看出当时情诗类研究的热度，该书共收录关于《诗经》的文章五十一篇，其中就有近二十篇文章在讨论这类诗歌，仅《静女》一首就有十一篇，此外《野有死麕》《野有蔓草》《褰裳》《鸡鸣》等也成为研究重点。关于《诗经》艺术特色的探讨，仅《古史辨》第三册收录的就有钟敬文的《关于〈诗经〉中章段复叠之诗篇的一点意见》《谈谈兴诗》，顾颉刚的《起兴》，朱自清的《关于兴诗的意见》，刘大白的《六义》，何定生的《关于诗的起兴》等几篇文章，更不用说散见于其他期刊上的其他文章。在这些文章的共同影响下，《诗经》作为文学总集的性质已基本成为共识，现代《诗经》学在此基础上开始了进一步的发展。
（二）对现代《诗经》学基础性建设的重视
在现代《诗经》学的初建阶段，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有关《诗经》基本介绍方面的文章非常多，有介绍《诗经》研究参考书目的，探讨《诗经》研究方法的，对《诗经》进行白话翻译的，对《诗经》研究传统问题如采诗、删诗、是否入乐等问题进行介绍的，对《诗经》学史进行有意识整理和介绍的等等，表现出现代《诗经》学重建初期经历了一个《诗经》学知识普及和方法论介绍的一个过程。
现代《诗经》学的建立是在打破传统对于《诗经》经学地位的认识上建立起来的，但破坏虽易，建设实难，要想读懂二千多年前的古籍，一些必要的参考书目必不可少，但自汉以来，传统注疏又汗牛充栋，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不说，其中也不免重复和糟粕，故现代学人在着手研究《诗经》后，首先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需要给大家指定一些有价值的参考书目，关于这个问题，现代很多学者都有过这方面的关注，1922年《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研究〈诗经〉的参考书：答人问》，文章很简短地从校勘、训诂和见解三方面列举了一些基本的参考书目，是较早对这一问题进行关注的文章，从文章的题目可以看出，作者应该是在很多人追问的情况下，才有了这篇文章的回复，说明研究《诗经》从哪里入手，看哪些书应该是当时很多人的共同疑问。后来郑振铎在《关于〈诗经〉研究重要书籍介绍》中作了更为充分的介绍，他将这些书分为四类，标明作者、版本，并对有些书的观点进行了介绍，是比较完备和详细的参考性书目。再后来，1928年陆侃如在《国学月报汇刊》上连载《〈诗经〉参考书提要》（题下说共计120种，但并未连载完成）对汉以来的主要《诗经》学著作进行了更为详细的介绍，为广大《诗经》研究者提供了更充实的资料和更为广阔的选择空间。另外还有很多人在其著作中也会附带谈谈此类问题，如缪天授在其《诗经选读》的序言中就曾提到：“读诗的参考：关于训诂上的，看陈奂《诗毛氏传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通释》最好。关于诗旨上的，崔述的《读风偶识》、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可以备查，近人如顾颉刚《诗经的劫运与幸运》等很能做初读诗的指导。”1金公亮在其著作《诗经学ABC》的最后一节也附录了《诗经》参考书举要。对《诗经》参考书的需要，表明了当时《诗经》研究热情的高涨，也表明了现代《诗经》学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大家都还在寻找工具，正在为以后更加成熟的《诗经》研究做着重要准备。
其次，对《诗经》研究方法的关注，也表明现代《诗经》学创建初期经历了一个方法论上的摸索过程。传统《诗经》学在对《诗经》经学认识的基础上主要分为训诂和义理两大部分，现代《诗经》学是在抛弃经学定位的基础上展开的，故以什么样的方法研究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1925年9月胡适在武昌大学做了题为《谈谈〈诗经〉》的报告，最后他提出了对《诗经》进行现代研究的两条道路：“第一、训诂，用小心的精密的科学的方法，来做一种新的训诂功夫，对于《诗经》的文字和文法上都重新下注解；第二、解题，大胆地推翻二千年来积下的附会的见解，完全用社会学的、历史的、文学的眼光重新给每一首诗下个解释。”2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诗经》研究指明了方向，开辟了道路。
除胡适之外，很多文章也表现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表达自己的见解。1936年的一篇文章《如何指导学生读诗经》提出了读《诗》的四种方法：一、通论（从每一类入手，如《豳风》《秦风》等）；二、从《诗经》本文估定诗义；三、从时代背景认识诗义；四、从名物关系考证诗义。此外《读〈诗经〉的几个方法》（陈仲子、秀征，《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1934年）指出应该从《诗序》、训诂和音韵三方面着手；《读〈诗经〉研究法》（金受申，《新民报半月刊》，1940年）指出《诗经》研究应同时从经学和文学两方面入手：经学方面主要从名物训诂、诗音、诗旨（主要是关于年代、地域的考察）方面入手；文学方面，主要从修辞方面入手；《怎样去读〈诗经〉》（谭丕模，《自学》，1943年）主张应该以文学的眼光来读《诗经》，且强调要重视《诗经》内容与社会变动的关系；《怎样读〈诗经〉》（朱东润，《国文杂志》，1943年）主张《诗经》研究应该打破经文、文学壁垒，有一副“彻上彻下”的精神，以求得全书真相为目标；《怎样研究〈诗经〉：答某生问》（陆侃如，《读书通讯》，1944年）则主张将《诗经》当做汉乐府那样研究……一时间各抒己见，众说纷纭，这些方法各有侧重，为《诗经》研究指出了多种途径。
再次，《诗经》白话译本的大量出现，也是现代《诗经》学创建初期的一个重要过程。近代在《诗经》的文学性质得以确认之后，曾出现了一个《诗经》白话翻译的高潮，这一方面是近代平民文学运动、歌谣运动、白话文运动和启蒙思潮综合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摆脱传统经学话语体系之后，《诗经》学重获生机，蓬勃兴起的表现。两千年来关于《诗经》的注疏解释尽管有成百上千，但宗旨总不出伦理教化的范畴，晚清姚际恒、方玉润、崔述等人尽力摆脱传统注疏的束缚，以涵咏诗文以主，总算为《诗经》解释带来一些新鲜空气，但毕竟身处那样的时代和学术氛围中，完全摆脱经学束缚实不可能。而现代《诗经》学兴起之初，则主张完全摆脱经学束缚，直面《诗经》文本，以文学的眼光直面自己的真实感受，一时间报刊上充满了各种《诗经》选译类的文章，这些翻译尽管在学术价值上很值得商榷，但它们的出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诗经》话语权的绝对占有，从此《诗经》再也不是高不可攀、不能随便触碰的“圣物”了，这就为以后《诗经》研究的进一步推进解放了思想。另一方面，对《诗经》的白话翻译，也是揭示其文学特性，使其重现活力，重焕光彩的重要手段。郭沫若在《卷耳集》的序言中说：“我们的民族，原来是极自由极优美的民族。可惜束缚的几千年来礼教的桎梏之下，简直成了一头死象的木乃伊了。……可怜我们最古的优美的平民文学，也早变成了化石。我要向这化石中吹嘘些生命进去，我想把木乃伊的死象苏活转来。”3所以在《卷耳集》中他以一种纯文学的眼光和极自由的方式重新赋予这四十首诗新的生命。顾颉刚在为《〈诗经〉情诗今译》作的序中说“《国风》中的诗篇所以值得翻译，为的是有真性情……这些吐露真性情的诗篇，使人读了发生共鸣，感其可宝贵，从而想到自己性情的可宝贵。”4这一阶段除了报刊上的翻译文章，上边提到的两本著作外，还有洪子良的《新注诗经白话解》、纵白踪的《关雎集》、喻守真的《诗经童话》、江荫香的《诗经译注》，缪天授的《诗经选注》，陈子展的《诗经语译》等著作，这些成果为当时《诗经》文学性质的确立和《诗经》的大众化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是现代《诗经》学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
最后，对《诗经》基本内容和基本问题做综述性的介绍，也是现代《诗经》学起步阶段关注的一大重点。尽管作为“五经”之一，《诗经》是历代知识分子的必读书目，但由于教育的不普及，普通民众对《诗经》知之甚少，现代教育的普及虽使《诗经》学的研究者和接受者呈现出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但在《诗经》刚刚进入大众视野的初期，这些都需要大量的普及工作做基础，故在此阶段，期刊上出现了大量的基本介绍类文章，如《国学问答·经学问答·诗经》（曾文英，《文学丛报》，1923年）、《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诗经》（《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1924年）、《读诗经》（杨珍，《南中周刊》，1926年）、《诗经通论》（章熊，《弘毅》，1927年）等等，这些文章或许对于推动学术进步没有太大的价值，仅是对《诗经》问题作教科书式的介绍，但无论如何都为《诗经》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入门途径。不仅期刊类文章，很多专著也都专注于这方面的综述介绍，如谢无量《〈诗经〉研究》第一章的总论部分、胡樸安《〈诗经〉学》的大部分；此外，如张寿林的《论〈诗〉六稿》《〈三百篇〉研究》，朱东润的《读〈诗〉四论》，徐澄宇的《〈诗经〉学纂要》，金公亮的《〈诗经〉学ABC》，蒋善国的《〈三百篇〉演论》等著作基本上全书都是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蒋善国在《〈三百篇〉演论》自序中说：“本书系将《三百篇》各方面所属之问题，分成八篇，给以历史的和客观的序述”1基本代表了这类著作的写作宗旨，表现出明显的学术转型期特点：对未来方向的探索呼唤人们对以往学术史做出总结。
现代《诗经》学的起步阶段基本包括了以上几方面内容，应当注意的是，对这些方面的关注，并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学派主观倡导的结果，而是学术发展所必须要经历的一个不自觉、无意识的过程，是整个社会思潮和学术自身演变规律综合作用的结果，而这几个方面蓬勃兴起、向前推进的过程就是现代《诗经》学这座大厦根基不断加固的过程。
二、现代《诗经》学的开拓发展阶段
以上关于《诗经》文学性认识的确立和一些基本问题的探讨，可以称之为现代《诗经》学发展的准备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对旧传统的清理和新见解、新方法的引入，《诗经》学的现代性特征还不明显，而当这些任务基本完成，建设真正不同于传统的、具有现代性的《诗经》学就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从现代《诗经》学的基本著述情况来看，现代《诗经》学的主体构建离不开对西学的借鉴和对传统旧学的扬弃。
（一）对西学的借鉴
现代社会的剧烈变动，西学的强势涌入，迫使传统《诗经》学不得不面临转型，而这转型的第一步就是以西学的观念和方法来重新观照《诗经》，总的来说，西学文学概念中对“情”的关注，二、三十年代传入中国并对现代学术产生重要影响的“唯物史观”和现代学术的分科体系都对现代《诗经》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诗经》被当做经学的时代，其中的“礼”是最受人们重视和关注的。近代以来，受个性解放和西方文论中对情感因素重视的影响，现代《诗经》学打开新局面的第一步即是对《诗经》中“情”的重视。顾颉刚说：
国风中的诗篇所以值得翻译，为的是有真性情。这些诗和唐人的绝句，宋人的词，近代的民间小曲，虽遣词有工拙的不同，而敢于赤裸裸地抒写情感则无异，中华民族的文化，苦于礼法的成分太重而輕视的成分太少，似乎中庸，而实是无非无刺的乡愿；似乎和平，而实是麻木不仁的病夫。我们要救起我们的民族，首须激起其情感，使在快乐时敢于快乐，悲哀时敢于悲哀，打破假中庸假和平等毒害我们的旧训。而情感最集中，最深入的是男女之情……2
这种对情感的重视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诗旨的理解，如《关雎》一篇，在以“礼”为核心的经学话语体系中是这样解释的：《毛诗序》：“《关雎》，后妃之德也。”1孔颖达《毛诗正义》：“此篇言后妃性行和谐，贞专化下，寤寐求贤，供奉职事，是后妃之德也。”2朱熹《诗集传》：“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3崔述《读风偶识》：“《关雎》三篇，立夫妇之准……细玩此篇，乃君子自求良配，而他人代写其哀乐之情耳。盖先儒误以夫妇之情为私，是以曲为之解，不知情之所发，五伦为最，五伦始于夫妇，故十五国风中，男女夫妇之言尤多。”4方玉润《诗经原始》：“乐得淑女以配君子也……此诗盖周邑之咏初婚者。”5整个以“礼”为核心，即使被后人推崇为“独立思考派”的崔述、方玉润等人，虽然关注到了男女之情，但又都归于夫妇之礼，总是不能从男女私情方面很坦率地予以分析。而在现代《诗经》学重情的背景下，人们就完全抛开夫妇之礼什么的，纯从男女之情的角度展开理解，《诗经情诗今译》第一篇即选录了储皖峰所译的《关雎》，淑琴按“《关雎》一篇，是一个男子片恋的恋歌”6。《关雎集》第一篇也选录此诗，解为“一位男子为怀想一位女子而作此诗。”7
除此之外，对情的重视，还影响了当时人们对《诗经》中篇目关注重点的选择，比较早的郭沫若的《卷耳集》选译四十首，“大概是限于男女间相爱恋的情歌”8；《诗经情诗今译》从题目中就可以看出标准仅限于情诗，且选译的情诗，有的并非只是一人的译作，如《静女》一篇就有顾颉刚、魏建功、刘大白、谢寒四人的译作，足见当时人对这类题材的关注；纵白踪的《关雎集》类似于郭沫若的《卷耳集》，选译情诗三十七首；缪天授的《诗经选注》按体裁分抒情诗、描写诗、讽刺诗和陈说诗四类，但全书共译六十七首，仅抒情诗就占四十六首。对《诗经》中“情”的关注，另一个反面表现就是这一阶段对《雅》和《颂》的忽视，《雅》中还有一些表现下层人民情感的诗受到关注，《颂》则完全被排挤到了边缘的位置，少人问津，只有王国维等少数学者还继续着相关方面的研究。
对现代《诗经》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个学术思潮则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认为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故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和解读，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存在状况，而对当时社会状况的了解，又能帮助我们“知人论世”，反过来促进文学作品的理解。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出现了大量通过《诗经》研究当时生产工具、土地制度、经济状况、婚姻制度等方面的文章。又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是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历史进化观在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很多历史学家开始用这种规律来对应和解释中国古代社会。人们以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为背景，结合这两种社会的特征，分析《诗经》中的妇女生活、农民生活、婚姻制度、阶级关系等等，文章中“贵族”“农奴”“地主”“农民”“剥削”“压迫”这类词汇开始大量出现。如《〈诗经〉时代的女性研究》一文认为“《诗经》是典型的封建社会的产物，《诗经》上所反映的女性生活是封建社会的女性生活”9。《〈诗经〉中描写劳动的作品与思想》认为“总之不问先是奴隶制后是封建制，或是全然相反，但是以文学的眼光来看，遗留在文学上的作品，是十分表现出有多数人受压迫，呐出劳苦的悲声”10。《〈诗经〉时代社会之变迁》中认为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政治的黑暗、长期的战争、封建制度之崩溃、贫富阶级的完成。
对《诗经》时代背景的认识，直接影响了人们对具体诗篇的理解，如《豳风·七月》，《毛诗序》认为它的主题是“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王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1朱熹《诗集传》：“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穑之艰难，故陈后稷、公刘风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讽诵以教之。”2方玉润《诗经原始》：“陈王业所自始也。”3而在唯物史观影响下，对这首诗的解读一般为：“它反映了当时奴隶们一年到头的繁重劳动和无衣无食的悲惨境遇。”4这种角度和这种话语体系是传统《诗经》学中根本不可能出现的。
使现代《诗经》学呈现全新面貌的另一个西学因素是现代学术分科体系。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教育体制的引入，现代学术分科体系也被广泛接受，在此种背景下，《诗经》在性质上被定性为文学，在研究模式上也开始新的探索。传统《诗经》学研究主要采取以经带注的模式，以经为本，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如《豳风·七月》，姚际恒《诗经通论》评价道：“鸟语虫鸣，草荣木实，似《月令》；妇子入室，茅绹升屋，似《风俗书》；流火寒风，似《五行志》；养老慈幼，跻堂称觥，似庠序礼；田官染职，狩猎藏冰，祭献执宫，似国家典制书。其中又有似《采桑图》《田家乐图》《食谱》《谷谱》《酒经》，一诗之中，无不具备，洵天下之至文也！”5《七月》一篇可谓内容丰富，但却很难通过《七月》比较详细地了解当时社会各方面的状况，如当时的历法、风俗、植物等，而要想了解这些情况则需要在另一篇经文中碰到时才有可能实现。
现代学术分科的概念引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对《七月》的解释不需要每个人都做到面面俱到，只需要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出发，提出自己的见解即可，并且研究者因为有深厚的专业背景，可以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地带动相关方面的研究，在促进本学科发展的同时，使《诗经》时代的背景也更加明朗清楚，反过来又促进诗意的理解和诗旨的把握。传统《诗经》学在某些方面由于长期的积累虽然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专门研究，如在音韵、历法、名物等方面已经比较地成熟，但这种专门研究基本还是以经为本，如三国陆玑的《草木鸟兽虫鱼疏》、宋王应麟的《诗地理考》、明陈第的《毛诗古音考》、清顾炎武的《诗本音》等等，多数还是以经中提到的内容为限，并没有自觉地形成独立学科专业化的研究。
总之，现代《诗经》学研究不再是一篇之中各学科整体推移的模式，而是各学科在各自的方向努力推进，最终形成合力以推动《诗经》学发展的模式。在这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現代《诗经》研究不仅包含了传统《诗经》学中涉及到的各科因素，一些新学科视角的引入更是给《诗经》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活力，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引入，这一阶段这种研究视角虽然刚刚起步，但因其全新的视角，极大地启发了大家对《诗经》的独特理解，为《诗经》研究开辟了广大天地，后来在闻一多及其学生的大力推进中走向成熟，成为《诗经》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
（二）对传统《诗经》学的借鉴
传统《诗经》学虽然在近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攻击，但传统《诗经》学毕竟凝结着两千年来一大批读书人的心血，且传统《诗经》学形成的一套话语体系和观念系统，很多已经内化为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故在现代《诗经》学走出初期的狂暴和极端之后，传统《诗经》学的一些精华也开始受到重新重视，成为现代《诗经》学的走向成熟的重要力量。
由于传统经学的长期束缚和禁锢，现代《诗经》学创建初期，很多人主张要完全抛弃传统注释，直面文本，在这种观念指导下也确实产生了一大批不限于一字一句之意，只求理解文章大意的翻译和解释，如郭沫若的《卷耳集》。但随着《诗经》学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单凭己意臆断的、空疏的、不求甚解的理解模式便很难再继续维持下去。从三十年代开始，就有人对空疏自由之风提出严厉批评：“其解《关雎》各篇，完全用己意揣度，妄改经义，迎合潮流，图取悦现代青年，诬讥中国文化，遗害社会，非小可也。”6在这种情况下，传统训诂学又重新受到重视，如1931年的一篇文章《诗经的一斑·关雎篇》，作者是当时的一位老师，在文章开头他就说：“我指不出一部可为中等学生研究《诗经》的参考书，我又不敢教他们效法那些‘不求甚解而能懂得文中真趣的天生圣哲者流去看《诗经》的白文，因为青年但凭直觉，一遇古字，好像碰到‘拦路虎一般，立刻掩卷，断不会参入主观成见，看出滋味来。”1故在此篇对《关雎》的解释中他花费了大量功夫解释文意，既引用前人如《说文》《毛传》的解释，也引经、史给予旁证，还用现代语言学的一些方法，表现出一种比较全面、成熟的解释方法。
现代学者中，闻一多是对传统训诂精神和方法继承比较多的一位，他的《〈诗经〉通义》从具体诗篇的关键字和关键句入手，将古代典籍中的相关内容旁搜罗列，融会贯通，认真考辨，是对清代朴学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此外，在一些旧派学者的著作中训诂也仍然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如焦琳的《诗蠲》、黄节的《诗旨纂词》、马其昶的《诗毛氏学》等等，一些学者更是利用新时期考古学的发展，结合传统注疏成果，对一些字及字义进行更加详实的考证，如罗振玉的《敦煌古写本毛诗校记》、于省吾的《双剑誃〈诗经〉新证》等等。需要指出的是现代《诗经》学所提倡的训诂，虽然继承了传统训诂学的一些成果和考据方法，但也融入了现代语言学的一些知识，二十年代胡适在《谈谈〈诗经〉》中提出《诗经》研究的两种方法：一、训诂；二、题解，他的这个训诂就明显地带有现代语言学的特性，其相关文章《〈诗经〉言字解》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综上，现代《诗经》学新局面的开拓，离不开对西学和传统《诗经》学的借鉴，结合现代《诗经》学起步阶段的情况，可以看出现代《诗经》学基本经历了一个去经学、立文学，进行基础性建设，吸收西学和旧学精华的一个过程，它也经历了一个从前期激情“呐喊”到后来“彷徨”抉择的过程，它并非简单地对以往《诗经》学彻底抛弃和对西学盲目崇拜，而是有着一个逐步发展、辩证取舍的过程。故近现代《诗经》学转型虽然是在对《诗经》由经学到文学认识转变的基础上展开的，但现代《诗经》学的全部内容并非文学所能涵盖，与传统《诗经》学相比，现代《诗经》学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新局面，而这种新局面中既有西学的新的成分，也有传统的旧的成分。
摘 要：现代《诗经》学的创建经历了一个从艰难起步到逐渐走向成熟的過程。这期间主要经历了对《诗经》经学的评判和对其文学性质的重新认识、创建现代《诗经》学的基础性建设、对西学的借鉴和对传统《诗经》学的借鉴过程几个阶段。
关键词：现代《诗经》学 创建过程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8）04-98-104
近现代《诗经》学经历了传统《诗经》学走向衰落和现代《诗经》学逐步创建的转型过程。关于现代《诗经》学创建的背景和原因，前人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研究1，但现代《诗经》学的创建过程还有待认真地梳理和分析，本文在对现代《诗经》学著述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现代《诗经》学的创建经历了艰难起步和逐步发展走向成熟两个阶段。
一、现代《诗经》学的艰难起步
现代《诗经》学是在对传统《诗经》学的质疑和批判中兴起的，故在新建初始，首先做的就是摆脱传统束缚，建立自己的独立根基，具体来说，主要是对《诗经》经学的评判和对其文学性质的重新认识，及对现代《诗经》学基础性建设的重视两大步。
（一）对《诗经》经学性质的评判和对其文学性质的重新认识
近现代《诗经》学的转型首先表现为对《诗经》性质认识的转化，传统《诗经》学是在对《诗经》经学定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此形成了以《毛序》和历代注疏为核心的经学话语体系，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作为其统治意识形态的经学也失去了以往神圣的光环，开始作为与其他学术平等的文化遗产被重新认识，在此大背景下，《诗经》作为诗歌的文学特性重新被重视，故现代《诗经》学重建的第一步即是在对以往经学话语的批判中，破旧立新，回归《诗经》歌谣的本来面目，探索其文学魅力。
较早对这一问题提出明确看法，并引起巨大影响的有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人。胡适说：“从前的人，把这部《诗经》看得非常神圣，说它是一部经典，我们现在要打破这个观念……因为《诗经》并不是一部圣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总集，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万不能说它是一部神圣经典。”2由于他当时的社会地位，这种观点很快流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另一位对《诗经》文学地位的确立做出巨大贡献的学者就是顾颉刚，作为历史学家的他，以严谨的态度、精密的考证撰写了《〈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3与《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两篇有重要影响的文章，指出《诗经》在产生之初本就是歌谣，它的种种关乎道德与治乱的解释，都是后人的比附，要想还归《诗经》的本来面目，必须将这些附着其上的障碍一一清除。在《〈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一文开头他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诗经》）譬如一座高碑，矗立在野里，日子久了，蔓草和葛藤盘满了。在蔓草和葛藤的感觉里，只知道它是一件可以附着蔓延的东西，决不知道是一座碑……我们若是讲金石学的，一定求知的欲望更迫切了，想立刻把这些纠缠不清的藤萝斩除了去。但这些藤萝已经过了很久的岁月，要斩除它，真是费事得很。等到斩除的工作做完了，这座碑的真面目就透露出来了。”1可以说一、二十年代这些人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清除“碑”上的蔓草，让这座“碑”能够显露真面目。
另外，钱玄同的《论诗经真相书》（与顾颉刚书）则简短集中地表达了对于《诗经》的研究，应该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将《诗经》“去经学化”；（二）用文学的观念品读《诗经》；（三）批判旧注，明确提出“《诗经》的真相——只是一部最古的‘总集”。2这基本上指出了当时《诗经》研究的方向，故一、二十年代无论是期刊文章还是专著，对以《毛序》为代表的传统经学的批判和对《诗经》文学性质的研究始终是当时学界最热的主题。
具体来说，在批判《毛序》和传统注疏方面，期刊类文章有郑振铎的《读毛诗序》，顾颉刚的《〈毛诗序〉之背景与旨趣》《论〈诗序〉附会史事的方法书》，杨鸿烈的《道学先生研究诗经的几个根本错误》等；专著类主要有陈延杰的《诗序解》，这些研究都旨在指出《毛序》之妄，以为后来的研究开辟道路。
在对《诗经》文学性质研究方面，当时主要集中在对《诗经》中情诗的关注和对《诗经》艺术特色特别是“赋比兴”手法的研究上。从《古史辨》第三册所收录的文章比例就可以看出当时情诗类研究的热度，该书共收录关于《诗经》的文章五十一篇，其中就有近二十篇文章在讨论这类诗歌，仅《静女》一首就有十一篇，此外《野有死麕》《野有蔓草》《褰裳》《鸡鸣》等也成为研究重点。关于《诗经》艺术特色的探讨，仅《古史辨》第三册收录的就有钟敬文的《关于〈诗经〉中章段复叠之诗篇的一点意见》《谈谈兴诗》，顾颉刚的《起兴》，朱自清的《关于兴诗的意见》，刘大白的《六义》，何定生的《关于诗的起兴》等几篇文章，更不用说散见于其他期刊上的其他文章。在这些文章的共同影响下，《诗经》作为文学总集的性质已基本成为共识，现代《诗经》学在此基础上开始了进一步的发展。
（二）对现代《诗经》学基础性建设的重视
在现代《诗经》学的初建阶段，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有关《诗经》基本介绍方面的文章非常多，有介绍《诗经》研究参考书目的，探讨《诗经》研究方法的，对《诗经》进行白话翻译的，对《诗经》研究传统问题如采诗、删诗、是否入乐等问题进行介绍的，对《诗经》学史进行有意识整理和介绍的等等，表现出现代《诗经》学重建初期经历了一个《诗经》学知识普及和方法论介绍的一个过程。
现代《诗经》学的建立是在打破传统对于《诗经》经学地位的认识上建立起来的，但破坏虽易，建设实难，要想读懂二千多年前的古籍，一些必要的参考书目必不可少，但自汉以来，传统注疏又汗牛充栋，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不说，其中也不免重复和糟粕，故现代学人在着手研究《诗经》后，首先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需要给大家指定一些有价值的参考书目，关于这个问题，现代很多学者都有过这方面的关注，1922年《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研究〈诗经〉的参考书：答人问》，文章很简短地从校勘、训诂和见解三方面列举了一些基本的参考书目，是较早对这一问题进行关注的文章，从文章的题目可以看出，作者应该是在很多人追问的情况下，才有了这篇文章的回复，说明研究《诗经》从哪里入手，看哪些书应该是当时很多人的共同疑问。后来郑振铎在《关于〈诗经〉研究重要书籍介绍》中作了更为充分的介绍，他将这些书分为四类，标明作者、版本，并对有些书的观点进行了介绍，是比较完备和详细的参考性书目。再后来，1928年陆侃如在《国学月报汇刊》上连载《〈诗经〉参考书提要》（题下说共计120种，但并未连载完成）对汉以来的主要《诗经》学著作进行了更为详细的介绍，为广大《诗经》研究者提供了更充实的资料和更为广阔的选择空间。另外还有很多人在其著作中也会附带谈谈此类问题，如缪天授在其《诗经选读》的序言中就曾提到：“读诗的参考：关于训诂上的，看陈奂《诗毛氏传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通释》最好。关于诗旨上的，崔述的《读风偶识》、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可以备查，近人如顾颉刚《诗经的劫运与幸运》等很能做初读诗的指导。”1金公亮在其著作《诗经学ABC》的最后一节也附录了《诗经》参考书举要。对《诗经》参考书的需要，表明了当时《诗经》研究热情的高涨，也表明了现代《诗经》学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大家都还在寻找工具，正在为以后更加成熟的《诗经》研究做着重要准备。
其次，对《诗经》研究方法的关注，也表明现代《诗经》学创建初期经历了一个方法论上的摸索过程。传统《诗经》学在对《诗经》经学认识的基础上主要分为训诂和义理两大部分，现代《诗经》学是在抛弃经学定位的基础上展开的，故以什么样的方法研究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1925年9月胡适在武昌大学做了题为《谈谈〈诗经〉》的报告，最后他提出了对《诗经》进行现代研究的两条道路：“第一、训诂，用小心的精密的科学的方法，来做一种新的训诂功夫，对于《诗经》的文字和文法上都重新下注解；第二、解题，大胆地推翻二千年来积下的附会的见解，完全用社会学的、历史的、文学的眼光重新给每一首诗下个解释。”2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诗经》研究指明了方向，开辟了道路。
除胡适之外，很多文章也表现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表达自己的见解。1936年的一篇文章《如何指导学生读诗经》提出了读《诗》的四种方法：一、通论（从每一类入手，如《豳风》《秦风》等）；二、从《诗经》本文估定诗义；三、从时代背景认识诗义；四、从名物关系考证诗义。此外《读〈诗经〉的几个方法》（陈仲子、秀征，《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1934年）指出应该从《诗序》、训诂和音韵三方面着手；《读〈诗经〉研究法》（金受申，《新民报半月刊》，1940年）指出《诗经》研究应同时从经学和文学两方面入手：经学方面主要从名物训诂、诗音、诗旨（主要是关于年代、地域的考察）方面入手；文学方面，主要从修辞方面入手；《怎样去读〈诗经〉》（谭丕模，《自学》，1943年）主张应该以文学的眼光来读《诗经》，且强调要重视《诗经》内容与社会变动的关系；《怎样读〈诗经〉》（朱东润，《国文杂志》，1943年）主张《诗经》研究应该打破经文、文学壁垒，有一副“彻上彻下”的精神，以求得全书真相为目标；《怎样研究〈诗经〉：答某生问》（陆侃如，《读书通讯》，1944年）则主张将《诗经》当做汉乐府那样研究……一时间各抒己见，众说纷纭，这些方法各有侧重，为《诗经》研究指出了多种途径。
再次，《诗经》白话译本的大量出现，也是现代《诗经》学创建初期的一个重要过程。近代在《诗经》的文学性质得以确认之后，曾出现了一个《诗经》白话翻译的高潮，这一方面是近代平民文学运动、歌谣运动、白话文运动和启蒙思潮综合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摆脱传统经学话语体系之后，《诗经》学重获生机，蓬勃兴起的表现。两千年来关于《诗经》的注疏解释尽管有成百上千，但宗旨总不出伦理教化的范畴，晚清姚际恒、方玉润、崔述等人尽力摆脱传统注疏的束缚，以涵咏诗文以主，总算为《诗经》解释带来一些新鲜空气，但毕竟身处那样的时代和学术氛围中，完全摆脱经学束缚实不可能。而现代《诗经》学兴起之初，则主张完全摆脱经学束缚，直面《诗经》文本，以文学的眼光直面自己的真实感受，一时间报刊上充满了各种《诗经》选译类的文章，这些翻译尽管在学术价值上很值得商榷，但它们的出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诗经》话语权的绝对占有，从此《诗经》再也不是高不可攀、不能随便触碰的“圣物”了，这就为以后《诗经》研究的进一步推进解放了思想。另一方面，对《诗经》的白话翻译，也是揭示其文学特性，使其重现活力，重焕光彩的重要手段。郭沫若在《卷耳集》的序言中说：“我们的民族，原来是极自由极优美的民族。可惜束缚的几千年来礼教的桎梏之下，简直成了一头死象的木乃伊了。……可怜我们最古的优美的平民文学，也早变成了化石。我要向这化石中吹嘘些生命进去，我想把木乃伊的死象苏活转来。”3所以在《卷耳集》中他以一种纯文学的眼光和极自由的方式重新赋予这四十首诗新的生命。顾颉刚在为《〈诗经〉情诗今译》作的序中说“《国风》中的诗篇所以值得翻译，为的是有真性情……这些吐露真性情的诗篇，使人读了发生共鸣，感其可宝贵，从而想到自己性情的可宝贵。”4这一阶段除了报刊上的翻译文章，上边提到的两本著作外，还有洪子良的《新注诗经白话解》、纵白踪的《关雎集》、喻守真的《诗经童话》、江荫香的《诗经译注》，缪天授的《诗经选注》，陈子展的《诗经语译》等著作，这些成果为当时《诗经》文学性质的确立和《诗经》的大众化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是现代《诗经》学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
最后，对《诗经》基本内容和基本问题做综述性的介绍，也是现代《诗经》学起步阶段关注的一大重点。尽管作为“五经”之一，《诗经》是历代知识分子的必读书目，但由于教育的不普及，普通民众对《诗经》知之甚少，现代教育的普及虽使《诗经》学的研究者和接受者呈现出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但在《诗经》刚刚进入大众视野的初期，这些都需要大量的普及工作做基础，故在此阶段，期刊上出现了大量的基本介绍类文章，如《国学问答·经学问答·诗经》（曾文英，《文学丛报》，1923年）、《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诗经》（《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1924年）、《读诗经》（杨珍，《南中周刊》，1926年）、《诗经通论》（章熊，《弘毅》，1927年）等等，这些文章或许对于推动学术进步没有太大的价值，仅是对《诗经》问题作教科书式的介绍，但无论如何都为《诗经》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入门途径。不仅期刊类文章，很多专著也都专注于这方面的综述介绍，如谢无量《〈诗经〉研究》第一章的总论部分、胡樸安《〈诗经〉学》的大部分；此外，如张寿林的《论〈诗〉六稿》《〈三百篇〉研究》，朱东润的《读〈诗〉四论》，徐澄宇的《〈诗经〉学纂要》，金公亮的《〈诗经〉学ABC》，蒋善国的《〈三百篇〉演论》等著作基本上全书都是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蒋善国在《〈三百篇〉演论》自序中说：“本书系将《三百篇》各方面所属之问题，分成八篇，给以历史的和客观的序述”1基本代表了这类著作的写作宗旨，表现出明显的学术转型期特点：对未来方向的探索呼唤人们对以往学术史做出总结。
现代《诗经》学的起步阶段基本包括了以上几方面内容，应当注意的是，对这些方面的关注，并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学派主观倡导的结果，而是学术发展所必须要经历的一个不自觉、无意识的过程，是整个社会思潮和学术自身演变规律综合作用的结果，而这几个方面蓬勃兴起、向前推进的过程就是现代《诗经》学这座大厦根基不断加固的过程。
二、现代《诗经》学的开拓发展阶段
以上关于《诗经》文学性认识的确立和一些基本问题的探讨，可以称之为现代《诗经》学发展的准备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对旧传统的清理和新见解、新方法的引入，《诗经》学的现代性特征还不明显，而当这些任务基本完成，建设真正不同于传统的、具有现代性的《诗经》学就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从现代《诗经》学的基本著述情况来看，现代《诗经》学的主体构建离不开对西学的借鉴和对传统旧学的扬弃。
（一）对西学的借鉴
现代社会的剧烈变动，西学的强势涌入，迫使传统《诗经》学不得不面临转型，而这转型的第一步就是以西学的观念和方法来重新观照《诗经》，总的来说，西学文学概念中对“情”的关注，二、三十年代传入中国并对现代学术产生重要影响的“唯物史观”和现代学术的分科体系都对现代《诗经》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诗经》被当做经学的时代，其中的“礼”是最受人们重视和关注的。近代以来，受个性解放和西方文论中对情感因素重视的影响，现代《诗经》学打开新局面的第一步即是对《诗经》中“情”的重视。顾颉刚说：
国风中的诗篇所以值得翻译，为的是有真性情。这些诗和唐人的绝句，宋人的词，近代的民间小曲，虽遣词有工拙的不同，而敢于赤裸裸地抒写情感则无异，中华民族的文化，苦于礼法的成分太重而輕视的成分太少，似乎中庸，而实是无非无刺的乡愿；似乎和平，而实是麻木不仁的病夫。我们要救起我们的民族，首须激起其情感，使在快乐时敢于快乐，悲哀时敢于悲哀，打破假中庸假和平等毒害我们的旧训。而情感最集中，最深入的是男女之情……2
这种对情感的重视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诗旨的理解，如《关雎》一篇，在以“礼”为核心的经学话语体系中是这样解释的：《毛诗序》：“《关雎》，后妃之德也。”1孔颖达《毛诗正义》：“此篇言后妃性行和谐，贞专化下，寤寐求贤，供奉职事，是后妃之德也。”2朱熹《诗集传》：“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3崔述《读风偶识》：“《关雎》三篇，立夫妇之准……细玩此篇，乃君子自求良配，而他人代写其哀乐之情耳。盖先儒误以夫妇之情为私，是以曲为之解，不知情之所发，五伦为最，五伦始于夫妇，故十五国风中，男女夫妇之言尤多。”4方玉润《诗经原始》：“乐得淑女以配君子也……此诗盖周邑之咏初婚者。”5整个以“礼”为核心，即使被后人推崇为“独立思考派”的崔述、方玉润等人，虽然关注到了男女之情，但又都归于夫妇之礼，总是不能从男女私情方面很坦率地予以分析。而在现代《诗经》学重情的背景下，人们就完全抛开夫妇之礼什么的，纯从男女之情的角度展开理解，《诗经情诗今译》第一篇即选录了储皖峰所译的《关雎》，淑琴按“《关雎》一篇，是一个男子片恋的恋歌”6。《关雎集》第一篇也选录此诗，解为“一位男子为怀想一位女子而作此诗。”7
除此之外，对情的重视，还影响了当时人们对《诗经》中篇目关注重点的选择，比较早的郭沫若的《卷耳集》选译四十首，“大概是限于男女间相爱恋的情歌”8；《诗经情诗今译》从题目中就可以看出标准仅限于情诗，且选译的情诗，有的并非只是一人的译作，如《静女》一篇就有顾颉刚、魏建功、刘大白、谢寒四人的译作，足见当时人对这类题材的关注；纵白踪的《关雎集》类似于郭沫若的《卷耳集》，选译情诗三十七首；缪天授的《诗经选注》按体裁分抒情诗、描写诗、讽刺诗和陈说诗四类，但全书共译六十七首，仅抒情诗就占四十六首。对《诗经》中“情”的关注，另一个反面表现就是这一阶段对《雅》和《颂》的忽视，《雅》中还有一些表现下层人民情感的诗受到关注，《颂》则完全被排挤到了边缘的位置，少人问津，只有王国维等少数学者还继续着相关方面的研究。
对现代《诗经》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个学术思潮则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认为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故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和解读，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存在状况，而对当时社会状况的了解，又能帮助我们“知人论世”，反过来促进文学作品的理解。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出现了大量通过《诗经》研究当时生产工具、土地制度、经济状况、婚姻制度等方面的文章。又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是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历史进化观在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很多历史学家开始用这种规律来对应和解释中国古代社会。人们以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为背景，结合这两种社会的特征，分析《诗经》中的妇女生活、农民生活、婚姻制度、阶级关系等等，文章中“贵族”“农奴”“地主”“农民”“剥削”“压迫”这类词汇开始大量出现。如《〈诗经〉时代的女性研究》一文认为“《诗经》是典型的封建社会的产物，《诗经》上所反映的女性生活是封建社会的女性生活”9。《〈诗经〉中描写劳动的作品与思想》认为“总之不问先是奴隶制后是封建制，或是全然相反，但是以文学的眼光来看，遗留在文学上的作品，是十分表现出有多数人受压迫，呐出劳苦的悲声”10。《〈诗经〉时代社会之变迁》中认为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政治的黑暗、长期的战争、封建制度之崩溃、贫富阶级的完成。
对《诗经》时代背景的认识，直接影响了人们对具体诗篇的理解，如《豳风·七月》，《毛诗序》认为它的主题是“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王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1朱熹《诗集传》：“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穑之艰难，故陈后稷、公刘风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讽诵以教之。”2方玉润《诗经原始》：“陈王业所自始也。”3而在唯物史观影响下，对这首诗的解读一般为：“它反映了当时奴隶们一年到头的繁重劳动和无衣无食的悲惨境遇。”4这种角度和这种话语体系是传统《诗经》学中根本不可能出现的。
使现代《诗经》学呈现全新面貌的另一个西学因素是现代学术分科体系。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教育体制的引入，现代学术分科体系也被广泛接受，在此种背景下，《诗经》在性质上被定性为文学，在研究模式上也开始新的探索。传统《诗经》学研究主要采取以经带注的模式，以经为本，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如《豳风·七月》，姚际恒《诗经通论》评价道：“鸟语虫鸣，草荣木实，似《月令》；妇子入室，茅绹升屋，似《风俗书》；流火寒风，似《五行志》；养老慈幼，跻堂称觥，似庠序礼；田官染职，狩猎藏冰，祭献执宫，似国家典制书。其中又有似《采桑图》《田家乐图》《食谱》《谷谱》《酒经》，一诗之中，无不具备，洵天下之至文也！”5《七月》一篇可谓内容丰富，但却很难通过《七月》比较详细地了解当时社会各方面的状况，如当时的历法、风俗、植物等，而要想了解这些情况则需要在另一篇经文中碰到时才有可能实现。
现代学术分科的概念引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对《七月》的解释不需要每个人都做到面面俱到，只需要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出发，提出自己的见解即可，并且研究者因为有深厚的专业背景，可以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地带动相关方面的研究，在促进本学科发展的同时，使《诗经》时代的背景也更加明朗清楚，反过来又促进诗意的理解和诗旨的把握。传统《诗经》学在某些方面由于长期的积累虽然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专门研究，如在音韵、历法、名物等方面已经比较地成熟，但这种专门研究基本还是以经为本，如三国陆玑的《草木鸟兽虫鱼疏》、宋王应麟的《诗地理考》、明陈第的《毛诗古音考》、清顾炎武的《诗本音》等等，多数还是以经中提到的内容为限，并没有自觉地形成独立学科专业化的研究。
总之，现代《诗经》学研究不再是一篇之中各学科整体推移的模式，而是各学科在各自的方向努力推进，最终形成合力以推动《诗经》学发展的模式。在这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現代《诗经》研究不仅包含了传统《诗经》学中涉及到的各科因素，一些新学科视角的引入更是给《诗经》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活力，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引入，这一阶段这种研究视角虽然刚刚起步，但因其全新的视角，极大地启发了大家对《诗经》的独特理解，为《诗经》研究开辟了广大天地，后来在闻一多及其学生的大力推进中走向成熟，成为《诗经》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
（二）对传统《诗经》学的借鉴
传统《诗经》学虽然在近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攻击，但传统《诗经》学毕竟凝结着两千年来一大批读书人的心血，且传统《诗经》学形成的一套话语体系和观念系统，很多已经内化为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故在现代《诗经》学走出初期的狂暴和极端之后，传统《诗经》学的一些精华也开始受到重新重视，成为现代《诗经》学的走向成熟的重要力量。
由于传统经学的长期束缚和禁锢，现代《诗经》学创建初期，很多人主张要完全抛弃传统注释，直面文本，在这种观念指导下也确实产生了一大批不限于一字一句之意，只求理解文章大意的翻译和解释，如郭沫若的《卷耳集》。但随着《诗经》学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单凭己意臆断的、空疏的、不求甚解的理解模式便很难再继续维持下去。从三十年代开始，就有人对空疏自由之风提出严厉批评：“其解《关雎》各篇，完全用己意揣度，妄改经义，迎合潮流，图取悦现代青年，诬讥中国文化，遗害社会，非小可也。”6在这种情况下，传统训诂学又重新受到重视，如1931年的一篇文章《诗经的一斑·关雎篇》，作者是当时的一位老师，在文章开头他就说：“我指不出一部可为中等学生研究《诗经》的参考书，我又不敢教他们效法那些‘不求甚解而能懂得文中真趣的天生圣哲者流去看《诗经》的白文，因为青年但凭直觉，一遇古字，好像碰到‘拦路虎一般，立刻掩卷，断不会参入主观成见，看出滋味来。”1故在此篇对《关雎》的解释中他花费了大量功夫解释文意，既引用前人如《说文》《毛传》的解释，也引经、史给予旁证，还用现代语言学的一些方法，表现出一种比较全面、成熟的解释方法。
现代学者中，闻一多是对传统训诂精神和方法继承比较多的一位，他的《〈诗经〉通义》从具体诗篇的关键字和关键句入手，将古代典籍中的相关内容旁搜罗列，融会贯通，认真考辨，是对清代朴学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此外，在一些旧派学者的著作中训诂也仍然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如焦琳的《诗蠲》、黄节的《诗旨纂词》、马其昶的《诗毛氏学》等等，一些学者更是利用新时期考古学的发展，结合传统注疏成果，对一些字及字义进行更加详实的考证，如罗振玉的《敦煌古写本毛诗校记》、于省吾的《双剑誃〈诗经〉新证》等等。需要指出的是现代《诗经》学所提倡的训诂，虽然继承了传统训诂学的一些成果和考据方法，但也融入了现代语言学的一些知识，二十年代胡适在《谈谈〈诗经〉》中提出《诗经》研究的两种方法：一、训诂；二、题解，他的这个训诂就明显地带有现代语言学的特性，其相关文章《〈诗经〉言字解》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综上，现代《诗经》学新局面的开拓，离不开对西学和传统《诗经》学的借鉴，结合现代《诗经》学起步阶段的情况，可以看出现代《诗经》学基本经历了一个去经学、立文学，进行基础性建设，吸收西学和旧学精华的一个过程，它也经历了一个从前期激情“呐喊”到后来“彷徨”抉择的过程，它并非简单地对以往《诗经》学彻底抛弃和对西学盲目崇拜，而是有着一个逐步发展、辩证取舍的过程。故近现代《诗经》学转型虽然是在对《诗经》由经学到文学认识转变的基础上展开的，但现代《诗经》学的全部内容并非文学所能涵盖，与传统《诗经》学相比，现代《诗经》学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新局面，而这种新局面中既有西学的新的成分，也有传统的旧的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