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与贵州实践
刘吉昌?吴钧
摘 要：文化不会因为年代久远而丧失其价值，它是从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并体现历史符号的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意义是一种更深层次更强大的精神动力。过去十余年贵州省苦干实干，后发赶超，在不断冲出经济洼地的过程中建构精神高地，用贵州实践、贵州精神树立起强有力的文化自信。笔者在历史的脉动中寻找贵州文化的基点，追问文化自信的源泉，并探讨新时代贵州精神和文化自信进一步发扬。
关键词：文化自信 贵州精神实践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8）04-79-83
贵州自1413年建立行省，2013年以来的五年是建省六百年之后的第一个五年，也是贵州文化自信彰显最为深刻的五年。这五年来贵州人民精神振奋，成绩斐然，被经济学家胡鞍钢定义为“新贵州现象”。一种将历史以来的文化蓄积、建设成就、精神风貌，以及各族人民群众的自信心、自豪感所涵盖的贵州精神高地崛起，成为强大的持久发展动力，融于民族精神之中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贵州正值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应不断拔高“精神高地”，弘扬好新时代贵州精神，在彰显贵州文化自信与文化个性中，书写更加光辉的贵州新历程。
一、贵州文化的历史变迁
处于亚热带的贵州，早在石器时代就出现了人类活动的踪迹，以黔西“观音洞文化”为代表的早期直立人为人类认识自己提供了新的线索。此外桐梓县岩灰洞的“桐梓人”拥有华南地区迄今为止已知的古人类最早用火的证明；水城硝灰洞、盘县大洞、毕节扁扁洞三处遗址留下了“锐棱砸击”和“人工取火”的痕迹；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遗址更是遍布贵州。其中普定“穿洞文化”骨器的数量为亚洲之冠，出土的骨针意味着人们开始缝制衣服，被誉为“亚洲文明之灯”。新石器时代贵州又有平坝飞虎山出土的磨制石器和彩纹陶片、息烽车田河的石斧、习水和赤水的磨制石斧和穿孔网坠、榕江出土磨光石斧和穿孔残器等等。这些考古实物表明，新石器时代人类足跡已从贵州走出高原，向各地迁徙。
先秦时期，随中原文明逐步之崛起，贵州高原文明逐渐式微，但依然有着诸夜郎、且兰、僰、鰼等这样的古代部落方国。东汉时期贵州高原上的文教开始兴起，出身于毌敛县（今贵州省正安县）的尹珍曾到中原求学，学成回乡兴教，成为一代巨儒，于是南域始有学兴；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贵州为蜀中大姓所盘踞，蜀汉政权对南中地区的开发促进了贵州高原的发展。至唐朝，黔州一带成为中央王朝“罪犯”逐放之地，如太子李承乾、丞相长孙无忌流徙黔州，王昌龄左迁龙标（今隆里），李白流放夜郎，刘禹锡被贬播州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贵州文化的发展。至宋代，公元974年，土著“普贵”领矩州归附，“贵州”一名词首见于文献。元朝统一中国后，创建行省制度，贵州地区分属四川、湖广、云南三省统辖。
明统一中国后，明太祖深知贵州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于是明朝中央决心军屯贵州，据贵州以守云南，守云南以保西南，保西南以卫中国。公元1413年（永乐十一年），贵州承宣布政使司建立，贵州作为省一级行政单位自此正式进入中国行省的行列中。这也印证了杨志强教授在其苗疆著作中“一国政府因保障交通线而专置一省级机构，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这一说法。这时期随着大量汉人以“军屯”“民屯”等组织化形式进入贵州，贵州文化事业开始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期，明代贵州省内先后共设立了十二个书院、各级官学四十七所。明正德年间，被贬斥到贵州的心学大师王阳明于修文龙场驿阳明洞悟道，形成“知行合一”的儒家阳明学说，由此“黔中王门”开始崛起，出现了孙应鳌、李渭等著名学者。
到了清代，贵州绝大部分地区纳入了府、州、县国家直接统治体系下；乾隆年间，大量内地汉人流入云贵地区，从此贵州文化进而更为繁荣，出现了“三状元、一探花、六百进士”的人才格局，如文豪郑珍、莫友芝二人并称西南巨儒，开创沙滩文化；海内诗人周起渭1；书法大师严寅亮2等。政治上有太子太傅丁宝桢3、驻日大使黎庶昌4、清末重臣张之洞、礼部尚书李端棻5等“贵州形象”闪烁清末政坛。尤其在维新派发起的“公车上书”中，贵州举人共九十五人参与，占上书人数的六分之一。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贵州人邓恩铭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此后王若飞、周逸群、周达文、龙大道、旷继勋等贵州籍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贵州也是中国早期实施民族政策和革命斗争的实践地之一，1934年12月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后，先后召开了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苟坝会议等重要的会议，被视为中国革命历程中最重要的转折时期。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从此贵州大地开启走向新生活、迎接新未来的新征程。
二、知行合一，对“文化包袱”说不
《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留下了一段西汉时期汉使与夜郎王“汉孰与我大？”之对话，从此“夜郎自大”就成为依附贵州这块地域身上的挥之不去的负面标识；中唐时期柳宗元被贬至湖南永州期间写下了《黔之驴》，从此“黔驴技穷”一词又成为依附在贵州身上的第二个沉甸甸的“文化包袱”。在2010年以前，大多数人对贵州的认知仅仅停留在“遵义、茅台、黄果树”这三个层面，以及“黔驴技穷”“夜郎自大”和“三无”等他们所认知的贵州“省情”。长期以来，两个饱含贬义色彩的成语成为我们始终甩不开、逃不掉的历史包袱，笔者称之为“文化包袱”。
外界对贵州的这种印象恰好反映了我们对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自觉不够、认识不够的事实。这些“历史包袱”并不都是我们的过去，我们应该在历史的追问中挖掘真相，勇敢地对“文化包袱”说不。事实上，柳宗元在《黔之驴》中陈述的是一个简单而又直白的道理，即驴是舶来品，虎才是主人翁。2010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同志提出“黔虎精神”才真正是贵州精神和贵州人的真实写照。因此，黔虎精神应是令贵州人感到骄傲自豪的，我们应该察其内涵，重视和发扬“黔虎精神”的真正价值。
有关贵州的印象除上述两个负面标识外，此外还有广为流传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之谚。这段话最初是出自明朝学者王士性在《广志绎》中，其载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其后好事者补续“人无三分银”，便形成了这段著名的“三无”之说。长期以来，贵州一直背着这样的历史标识负重而行，然而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无论是经济增速还是生态文明，一直名列前茅。贵州人民虽面临“八山一水一分田”等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却通过辛勤地劳动将农业生产的产值最大化，满足了贵州人自身的生活需求。因此，上述“三无”虽含贬义，但其中蕴含的“生态价值”“认识论价值”“情感价值”却是贵州人的骄傲和文化自信的源泉，真正值得我们珍视、传承和弘扬。2017年10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对贵州近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重新诠释了“三无”。“天无三日晴”证明贵州的空气好，经常下雨，把空气都洗干净了；“地无三里平”是因为贵州到处都是山山水水，风景秀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是搞旅游的好地方；“人无三分银”，这说明贵州的经济发展很好，早已告别贫穷的日子。看穿着盛装参加会议的少数民族代表，身上的银饰不要说三两，三斤都有1。
综上所述，在新发展时代，贵州人无须在“文化包袱”的阴霾下郁郁寡欢，而是要用贵州的文化、贵州的实践、贵州的成就、贵州的精神、贵州的担当来对“文化包袱”勇敢说不，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实现自信、自强。这也正是近年来贵州人自信的源泉和自信的动力。
三、新时代贵州精神的实践与弘扬
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速度、贵州成绩、贵州方案以及贵州现象大放异彩，贵州精神振奋人心。大数据高科技引领创新创造、超级工程扎根深山探索宇宙奥秘、生态文明理念化成青山绿水、经济快速增长助推弯道超车、基础设施建设快马加鞭西部领跑、脱贫攻坚扎实推进呈现乡村振兴。经济学家胡鞍钢将贵州这一摆脱绝对贫困，经济高速增长的现象定义为“新贵州现象”。由此可见近年来贵州所作出的努力和成绩是世所公认的，贵州人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践行知行合一、后发赶超的新时代贵州精神，讲述新时代贵州自信，彰显贵州文化个性，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为实现这个目标，一是主动作为，改写贵州交通史，从边缘走向中心；二是把握核心，开展文化强省战略，全面提升贵州人的精神风貌；三是苦干实干，决胜脱贫攻坚，涌现一批模范人物，建成一片小康新村。
首先是要主动作为，锁定西南交通枢纽的战略布局。2006年8月18日，贵州联合广西、广东两省区向国务院上报《关于加快建设贵阳至广州快速铁路有关问题的请示》。这一行动不仅能够加强我国西南地区与华南地区的联系，为贵州找到最快的出海口，并且使贵州避免了2007年铁路事业第六次大面积提速进程中被边缘化的危机。2008年10月1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新建贵阳至广州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同意新建贵阳至广州铁路，速度目标值为200公里/小时，适当预留进一步提速条件”2。建成后时速为250公里/小时，这样便确定了重庆、成都到广州出海必经贵阳的事实。2015年12月，贵州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5128公里，88个县市全线贯通，成为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县县通高速”的省份。2016年8月，贵阳被国家发改委定位为“全国综合性铁路枢纽”，高铁与高速成为贵州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发动机”和“加速器”，反映了贵州交通事业的砥砺前行，更反映了苦干实干，后发赶超的新时代贵州精神。
其次是要把握核心，大力实施文化强省战略。在文化强省的路上，贵州主要围绕贵阳孔学堂和阳明文化、遵义长征文化、黔南好花红文化、黔东南民族生态文化、黔西南山地文化、毕节市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六盘水三线文化、安顺屯堡文化、铜仁梵净山佛教文化、贵安新区科技生态文化等十个方面展开，打造十大文化品牌，实现贵州文化全域的和系统的提升。并且将文化作为扶贫攻坚的一项重要内容，使文化提升人民自信，增加人民经济收入。
第三是要勇于担当，在脱贫攻坚工作战场上取得辉煌成就。贵州省作为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覆盖率最广，以及贫困发生率最高的省份，在脱贫攻坚与全面坚持小康事业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脱贫的实践中，贵州围绕产业脱贫、易地脱贫搬迁、教育医疗住房“三保障”和以农村“组组通”公路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四个方面，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经过五年的苦干實干，减少农村贫困人口670.8万人，易地脱贫搬迁173.6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6.8%下降到8%以下，减贫和搬迁人数全国最多，创造了全国脱贫攻坚“省级样板”1。交出100%的建制村、76%以上的村民组实现交通硬化、5911个自然村寨实现整体搬迁、扶贫产业实现“强龙头、创品牌、带农户”，带动466万贫困人口脱贫等贵州“成绩单”。除以上这些现实成就之外，一批批模范人物，一种种精神力量，在贵州脱贫攻坚战场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代贵州精神的脊梁和支柱。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吹响了“新时代”的号角。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贵州不仅仅要狠抓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更要超前的意识到贵州社会还需要更多更好更丰富的“文化面包”。实现这一需求的供给，笔者以为应当继续推进文化强省战略，扩大“多彩贵州民族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根脉”的影响力；建设“西南儒学文化高峰”，增强国学感染力；加强《贵州文库》的挖掘以助推“贵州地方优秀文化”的传播力；做大做强贵州酒文化、茶文化。
第一，扩大“多彩贵州民族文化”影响力。民族文化作为人类文明中差异性的闪光点，在工业化的同一性进程中为人们提供了多元的艺术盛宴。历史以来，十七个世居少数民族，在贵州十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交相辉映。当下对民族文化和多彩贵州民族品牌的打造、宣传、加工、传承以及创新，已经在2018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黔东南黎平分会场”得到全方位的诠释和好评，当然要想在更多人们心中形成更加深刻的印象，还需要继续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个性彰显、优势做大，唱响“我在贵州等你”。当下需要“深入实施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强省建设工程”。组织好、开展好一年一届的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中国（贵州）国际民族民间文化旅游产品博览会、中国传统村落论坛· 黔东南峰会等。
第二，传承贵州红色革命文化根脉。1935年，中国三大红军主力在贵州省的长征路径涉及六十余个县。在贵州召开了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苟坝会议等重要会议，发起了乌江战役、娄山战役、土城战役，四渡赤水、巧夺娄山关、佯攻贵阳等一系列军事行动。其中，遵义会议不仅是我们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更标志着我们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走向成熟。红军在贵州播种下了革命种子和坚定信念是历史赋予贵州的宝贵精神财富，更是我们党与贵州的血肉联系。贵州在“新长征”路上，要建设好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等会议会址，讲述好长征历史，传承好红色文化基因，弘扬好长征精神，激励贵州干部不忘初心，感召贵州青年发愤图强，使之成为贵州各族人民不忘本来的源泉动力。
第三，建设好孔学堂与阳明文化园，推出沙滩文化新平台，打造中国西部儒学文化高峰。如果说王阳明龙场悟道与心学在贵州的广泛传播是历史的被动选择，那么新时代贵州人打造孔学堂与阳明文化园便是继承、弘扬、创新传统国学文化的主动担当。孔学堂在坚持推陈出新、服务现实、教育引导、社会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精神引领等方面都发挥了良好的辐射、示范作用，成为贵州重要的文化名片。
第四，以《贵州文库》出版为契机，挖掘好传承好贵州地方文化。2017年12月27日，贵州省重大出版工程《贵州文库》首批图书首发仪式在贵阳举行，首批图书包括《碧山堂诗钞》《贵州苗夷社会研究》等十种五十三册，填补了贵州文化发展史上古籍文献经典集成出版的空白。应借此良机，形成挖掘贵州本土优秀文化的学术氛围，丰富贵州本土优秀文化和文化家底，并探究“黔学”发展的历史轨迹，追寻贵州文化脉络，提高贵州本土文化的自信心，以此启迪黔地学人与大众对地域文化传统的自觉，努力将“多彩贵州”从一个单薄、平面的形象塑造成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贵州、有文化纵深的贵州、有内在人文精神支撑的“立体贵州、文化贵州、个性贵州”。
第五，以白酒产业和茶产业为基础，挖掘、根植酒文化、茶文化内涵，实现文化兴盛与经济繁荣。2017年，貴州省白酒产业实现利润总额420.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9%，利润约占全国总利润的35%。贵州各地均有酿造产业分布，其中以赤水河流域一带最为集中，且代表了我国酱香型白酒酿造工艺的最高水平。与酒相同，贵州高原的茶叶产量高、质量优、无污染。2016年，贵州省茶园面积696万亩，产量28.4万吨，综合产值502.2亿元，茶叶产量、销量均实现20%以上的增长。全省因种茶解决300多万人就业，增收30多亿元，有470万农民因茶脱贫致富。由此可见酒产业、茶产业对贵州经济的贡献。不仅如此，酒文化、茶文化还具有较高文化价值，包括它们的制作工艺、品法、作用和历史等文化现象。贵州应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雄厚的酒工业基础和茶产业积淀中根植文化土壤，创新文化产业，开发文化价值。借机一年一届的中国（贵州）酒博会、茶博会，做到以酒结缘、以茶会友。让四方宾客，云集贵州、品味贵州、认知贵州，爱上贵州，提升贵州品牌知名度、美誉度，不断增强贵州前行发展的竞争力、自信力。
自觉是实现自信的基础，自强是自信升华的体现，个性是自信彰显的要素。贵州人民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展示的“贵州自信”，创造的“新贵州现象”，体现的“新贵州精神”，选择当“贵漂一族”，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无基之业。而是源自于贵州人在历史上的艰难跋涉，实践中的苦干实干；源自于贵州文化的源头活水，民族和谐的本位价值；源自于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物质与精神的齐头并进。贵州人通过团结奋进、拼搏创新，改变了“三无”历史，否定了“文化包袱”，彰显了文化个性，走向了“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相信，在新时代的小康路上，知行合一，协力争先，将不断凝聚起贵州前行的动力。
摘 要：文化不会因为年代久远而丧失其价值，它是从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并体现历史符号的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意义是一种更深层次更强大的精神动力。过去十余年贵州省苦干实干，后发赶超，在不断冲出经济洼地的过程中建构精神高地，用贵州实践、贵州精神树立起强有力的文化自信。笔者在历史的脉动中寻找贵州文化的基点，追问文化自信的源泉，并探讨新时代贵州精神和文化自信进一步发扬。
关键词：文化自信 贵州精神实践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8）04-79-83
贵州自1413年建立行省，2013年以来的五年是建省六百年之后的第一个五年，也是贵州文化自信彰显最为深刻的五年。这五年来贵州人民精神振奋，成绩斐然，被经济学家胡鞍钢定义为“新贵州现象”。一种将历史以来的文化蓄积、建设成就、精神风貌，以及各族人民群众的自信心、自豪感所涵盖的贵州精神高地崛起，成为强大的持久发展动力，融于民族精神之中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贵州正值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应不断拔高“精神高地”，弘扬好新时代贵州精神，在彰显贵州文化自信与文化个性中，书写更加光辉的贵州新历程。
一、贵州文化的历史变迁
处于亚热带的贵州，早在石器时代就出现了人类活动的踪迹，以黔西“观音洞文化”为代表的早期直立人为人类认识自己提供了新的线索。此外桐梓县岩灰洞的“桐梓人”拥有华南地区迄今为止已知的古人类最早用火的证明；水城硝灰洞、盘县大洞、毕节扁扁洞三处遗址留下了“锐棱砸击”和“人工取火”的痕迹；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遗址更是遍布贵州。其中普定“穿洞文化”骨器的数量为亚洲之冠，出土的骨针意味着人们开始缝制衣服，被誉为“亚洲文明之灯”。新石器时代贵州又有平坝飞虎山出土的磨制石器和彩纹陶片、息烽车田河的石斧、习水和赤水的磨制石斧和穿孔网坠、榕江出土磨光石斧和穿孔残器等等。这些考古实物表明，新石器时代人类足跡已从贵州走出高原，向各地迁徙。
先秦时期，随中原文明逐步之崛起，贵州高原文明逐渐式微，但依然有着诸夜郎、且兰、僰、鰼等这样的古代部落方国。东汉时期贵州高原上的文教开始兴起，出身于毌敛县（今贵州省正安县）的尹珍曾到中原求学，学成回乡兴教，成为一代巨儒，于是南域始有学兴；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贵州为蜀中大姓所盘踞，蜀汉政权对南中地区的开发促进了贵州高原的发展。至唐朝，黔州一带成为中央王朝“罪犯”逐放之地，如太子李承乾、丞相长孙无忌流徙黔州，王昌龄左迁龙标（今隆里），李白流放夜郎，刘禹锡被贬播州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贵州文化的发展。至宋代，公元974年，土著“普贵”领矩州归附，“贵州”一名词首见于文献。元朝统一中国后，创建行省制度，贵州地区分属四川、湖广、云南三省统辖。
明统一中国后，明太祖深知贵州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于是明朝中央决心军屯贵州，据贵州以守云南，守云南以保西南，保西南以卫中国。公元1413年（永乐十一年），贵州承宣布政使司建立，贵州作为省一级行政单位自此正式进入中国行省的行列中。这也印证了杨志强教授在其苗疆著作中“一国政府因保障交通线而专置一省级机构，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这一说法。这时期随着大量汉人以“军屯”“民屯”等组织化形式进入贵州，贵州文化事业开始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期，明代贵州省内先后共设立了十二个书院、各级官学四十七所。明正德年间，被贬斥到贵州的心学大师王阳明于修文龙场驿阳明洞悟道，形成“知行合一”的儒家阳明学说，由此“黔中王门”开始崛起，出现了孙应鳌、李渭等著名学者。
到了清代，贵州绝大部分地区纳入了府、州、县国家直接统治体系下；乾隆年间，大量内地汉人流入云贵地区，从此贵州文化进而更为繁荣，出现了“三状元、一探花、六百进士”的人才格局，如文豪郑珍、莫友芝二人并称西南巨儒，开创沙滩文化；海内诗人周起渭1；书法大师严寅亮2等。政治上有太子太傅丁宝桢3、驻日大使黎庶昌4、清末重臣张之洞、礼部尚书李端棻5等“贵州形象”闪烁清末政坛。尤其在维新派发起的“公车上书”中，贵州举人共九十五人参与，占上书人数的六分之一。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贵州人邓恩铭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此后王若飞、周逸群、周达文、龙大道、旷继勋等贵州籍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贵州也是中国早期实施民族政策和革命斗争的实践地之一，1934年12月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后，先后召开了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苟坝会议等重要的会议，被视为中国革命历程中最重要的转折时期。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从此贵州大地开启走向新生活、迎接新未来的新征程。
二、知行合一，对“文化包袱”说不
《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留下了一段西汉时期汉使与夜郎王“汉孰与我大？”之对话，从此“夜郎自大”就成为依附贵州这块地域身上的挥之不去的负面标识；中唐时期柳宗元被贬至湖南永州期间写下了《黔之驴》，从此“黔驴技穷”一词又成为依附在贵州身上的第二个沉甸甸的“文化包袱”。在2010年以前，大多数人对贵州的认知仅仅停留在“遵义、茅台、黄果树”这三个层面，以及“黔驴技穷”“夜郎自大”和“三无”等他们所认知的贵州“省情”。长期以来，两个饱含贬义色彩的成语成为我们始终甩不开、逃不掉的历史包袱，笔者称之为“文化包袱”。
外界对贵州的这种印象恰好反映了我们对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自觉不够、认识不够的事实。这些“历史包袱”并不都是我们的过去，我们应该在历史的追问中挖掘真相，勇敢地对“文化包袱”说不。事实上，柳宗元在《黔之驴》中陈述的是一个简单而又直白的道理，即驴是舶来品，虎才是主人翁。2010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同志提出“黔虎精神”才真正是贵州精神和贵州人的真实写照。因此，黔虎精神应是令贵州人感到骄傲自豪的，我们应该察其内涵，重视和发扬“黔虎精神”的真正价值。
有关贵州的印象除上述两个负面标识外，此外还有广为流传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之谚。这段话最初是出自明朝学者王士性在《广志绎》中，其载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其后好事者补续“人无三分银”，便形成了这段著名的“三无”之说。长期以来，贵州一直背着这样的历史标识负重而行，然而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无论是经济增速还是生态文明，一直名列前茅。贵州人民虽面临“八山一水一分田”等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却通过辛勤地劳动将农业生产的产值最大化，满足了贵州人自身的生活需求。因此，上述“三无”虽含贬义，但其中蕴含的“生态价值”“认识论价值”“情感价值”却是贵州人的骄傲和文化自信的源泉，真正值得我们珍视、传承和弘扬。2017年10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对贵州近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重新诠释了“三无”。“天无三日晴”证明贵州的空气好，经常下雨，把空气都洗干净了；“地无三里平”是因为贵州到处都是山山水水，风景秀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是搞旅游的好地方；“人无三分银”，这说明贵州的经济发展很好，早已告别贫穷的日子。看穿着盛装参加会议的少数民族代表，身上的银饰不要说三两，三斤都有1。
综上所述，在新发展时代，贵州人无须在“文化包袱”的阴霾下郁郁寡欢，而是要用贵州的文化、贵州的实践、贵州的成就、贵州的精神、贵州的担当来对“文化包袱”勇敢说不，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实现自信、自强。这也正是近年来贵州人自信的源泉和自信的动力。
三、新时代贵州精神的实践与弘扬
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速度、贵州成绩、贵州方案以及贵州现象大放异彩，贵州精神振奋人心。大数据高科技引领创新创造、超级工程扎根深山探索宇宙奥秘、生态文明理念化成青山绿水、经济快速增长助推弯道超车、基础设施建设快马加鞭西部领跑、脱贫攻坚扎实推进呈现乡村振兴。经济学家胡鞍钢将贵州这一摆脱绝对贫困，经济高速增长的现象定义为“新贵州现象”。由此可见近年来贵州所作出的努力和成绩是世所公认的，贵州人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践行知行合一、后发赶超的新时代贵州精神，讲述新时代贵州自信，彰显贵州文化个性，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为实现这个目标，一是主动作为，改写贵州交通史，从边缘走向中心；二是把握核心，开展文化强省战略，全面提升贵州人的精神风貌；三是苦干实干，决胜脱贫攻坚，涌现一批模范人物，建成一片小康新村。
首先是要主动作为，锁定西南交通枢纽的战略布局。2006年8月18日，贵州联合广西、广东两省区向国务院上报《关于加快建设贵阳至广州快速铁路有关问题的请示》。这一行动不仅能够加强我国西南地区与华南地区的联系，为贵州找到最快的出海口，并且使贵州避免了2007年铁路事业第六次大面积提速进程中被边缘化的危机。2008年10月1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新建贵阳至广州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同意新建贵阳至广州铁路，速度目标值为200公里/小时，适当预留进一步提速条件”2。建成后时速为250公里/小时，这样便确定了重庆、成都到广州出海必经贵阳的事实。2015年12月，贵州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5128公里，88个县市全线贯通，成为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县县通高速”的省份。2016年8月，贵阳被国家发改委定位为“全国综合性铁路枢纽”，高铁与高速成为贵州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发动机”和“加速器”，反映了贵州交通事业的砥砺前行，更反映了苦干实干，后发赶超的新时代贵州精神。
其次是要把握核心，大力实施文化强省战略。在文化强省的路上，贵州主要围绕贵阳孔学堂和阳明文化、遵义长征文化、黔南好花红文化、黔东南民族生态文化、黔西南山地文化、毕节市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六盘水三线文化、安顺屯堡文化、铜仁梵净山佛教文化、贵安新区科技生态文化等十个方面展开，打造十大文化品牌，实现贵州文化全域的和系统的提升。并且将文化作为扶贫攻坚的一项重要内容，使文化提升人民自信，增加人民经济收入。
第三是要勇于担当，在脱贫攻坚工作战场上取得辉煌成就。贵州省作为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覆盖率最广，以及贫困发生率最高的省份，在脱贫攻坚与全面坚持小康事业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脱贫的实践中，贵州围绕产业脱贫、易地脱贫搬迁、教育医疗住房“三保障”和以农村“组组通”公路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四个方面，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经过五年的苦干實干，减少农村贫困人口670.8万人，易地脱贫搬迁173.6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6.8%下降到8%以下，减贫和搬迁人数全国最多，创造了全国脱贫攻坚“省级样板”1。交出100%的建制村、76%以上的村民组实现交通硬化、5911个自然村寨实现整体搬迁、扶贫产业实现“强龙头、创品牌、带农户”，带动466万贫困人口脱贫等贵州“成绩单”。除以上这些现实成就之外，一批批模范人物，一种种精神力量，在贵州脱贫攻坚战场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代贵州精神的脊梁和支柱。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吹响了“新时代”的号角。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贵州不仅仅要狠抓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更要超前的意识到贵州社会还需要更多更好更丰富的“文化面包”。实现这一需求的供给，笔者以为应当继续推进文化强省战略，扩大“多彩贵州民族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根脉”的影响力；建设“西南儒学文化高峰”，增强国学感染力；加强《贵州文库》的挖掘以助推“贵州地方优秀文化”的传播力；做大做强贵州酒文化、茶文化。
第一，扩大“多彩贵州民族文化”影响力。民族文化作为人类文明中差异性的闪光点，在工业化的同一性进程中为人们提供了多元的艺术盛宴。历史以来，十七个世居少数民族，在贵州十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交相辉映。当下对民族文化和多彩贵州民族品牌的打造、宣传、加工、传承以及创新，已经在2018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黔东南黎平分会场”得到全方位的诠释和好评，当然要想在更多人们心中形成更加深刻的印象，还需要继续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个性彰显、优势做大，唱响“我在贵州等你”。当下需要“深入实施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强省建设工程”。组织好、开展好一年一届的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中国（贵州）国际民族民间文化旅游产品博览会、中国传统村落论坛· 黔东南峰会等。
第二，传承贵州红色革命文化根脉。1935年，中国三大红军主力在贵州省的长征路径涉及六十余个县。在贵州召开了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苟坝会议等重要会议，发起了乌江战役、娄山战役、土城战役，四渡赤水、巧夺娄山关、佯攻贵阳等一系列军事行动。其中，遵义会议不仅是我们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更标志着我们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走向成熟。红军在贵州播种下了革命种子和坚定信念是历史赋予贵州的宝贵精神财富，更是我们党与贵州的血肉联系。贵州在“新长征”路上，要建设好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等会议会址，讲述好长征历史，传承好红色文化基因，弘扬好长征精神，激励贵州干部不忘初心，感召贵州青年发愤图强，使之成为贵州各族人民不忘本来的源泉动力。
第三，建设好孔学堂与阳明文化园，推出沙滩文化新平台，打造中国西部儒学文化高峰。如果说王阳明龙场悟道与心学在贵州的广泛传播是历史的被动选择，那么新时代贵州人打造孔学堂与阳明文化园便是继承、弘扬、创新传统国学文化的主动担当。孔学堂在坚持推陈出新、服务现实、教育引导、社会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精神引领等方面都发挥了良好的辐射、示范作用，成为贵州重要的文化名片。
第四，以《贵州文库》出版为契机，挖掘好传承好贵州地方文化。2017年12月27日，贵州省重大出版工程《贵州文库》首批图书首发仪式在贵阳举行，首批图书包括《碧山堂诗钞》《贵州苗夷社会研究》等十种五十三册，填补了贵州文化发展史上古籍文献经典集成出版的空白。应借此良机，形成挖掘贵州本土优秀文化的学术氛围，丰富贵州本土优秀文化和文化家底，并探究“黔学”发展的历史轨迹，追寻贵州文化脉络，提高贵州本土文化的自信心，以此启迪黔地学人与大众对地域文化传统的自觉，努力将“多彩贵州”从一个单薄、平面的形象塑造成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贵州、有文化纵深的贵州、有内在人文精神支撑的“立体贵州、文化贵州、个性贵州”。
第五，以白酒产业和茶产业为基础，挖掘、根植酒文化、茶文化内涵，实现文化兴盛与经济繁荣。2017年，貴州省白酒产业实现利润总额420.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9%，利润约占全国总利润的35%。贵州各地均有酿造产业分布，其中以赤水河流域一带最为集中，且代表了我国酱香型白酒酿造工艺的最高水平。与酒相同，贵州高原的茶叶产量高、质量优、无污染。2016年，贵州省茶园面积696万亩，产量28.4万吨，综合产值502.2亿元，茶叶产量、销量均实现20%以上的增长。全省因种茶解决300多万人就业，增收30多亿元，有470万农民因茶脱贫致富。由此可见酒产业、茶产业对贵州经济的贡献。不仅如此，酒文化、茶文化还具有较高文化价值，包括它们的制作工艺、品法、作用和历史等文化现象。贵州应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雄厚的酒工业基础和茶产业积淀中根植文化土壤，创新文化产业，开发文化价值。借机一年一届的中国（贵州）酒博会、茶博会，做到以酒结缘、以茶会友。让四方宾客，云集贵州、品味贵州、认知贵州，爱上贵州，提升贵州品牌知名度、美誉度，不断增强贵州前行发展的竞争力、自信力。
自觉是实现自信的基础，自强是自信升华的体现，个性是自信彰显的要素。贵州人民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展示的“贵州自信”，创造的“新贵州现象”，体现的“新贵州精神”，选择当“贵漂一族”，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无基之业。而是源自于贵州人在历史上的艰难跋涉，实践中的苦干实干；源自于贵州文化的源头活水，民族和谐的本位价值；源自于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物质与精神的齐头并进。贵州人通过团结奋进、拼搏创新，改变了“三无”历史，否定了“文化包袱”，彰显了文化个性，走向了“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相信，在新时代的小康路上，知行合一，协力争先，将不断凝聚起贵州前行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