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仕而优则学”

    说起“仕而优则学”鲜为人知；反之，提到“学而优则仕”家喻户晓。其实两句話皆出自《论语》。全句为“子夏日：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句中的“仕”有“仕途”、“做官”之意；句中的“学”则有“学习”、“学者”、“学业”、“做学问”等多重意思；句中的“优”，或解释为“优秀”，或解释为“优裕”，都说得通。全句之意是：为官者，若政绩优秀或精力优裕，可为学做学问；而为学者，若学业优秀或者精力优裕，也可为官从政。“学而优则仕”在文革中，曾被上纲上线为“读书做官论”，受到批判；如今，历史又被颠倒过来，“学而优则仕”已成众多学子热捧的一种选择。君不见热火朝天的公务员考试，不乏硕士、博士参加，甚至百里挑一。比起“学而优则仕”的大起大落、大红大紫，“仕而优则学”绝少被人提起，更不像“学而优则仕”受到人们的空前青睐。而当年孔子的弟子子夏在说这番话时，却是把“仕而优则学”放在了“学而优则仕”的前面。可见用心良苦。笔者亦觉得推崇“仕而优则学”甚至比倡导“学而优则仕”，在今天更有现实意义。

    其一，“仕而优则学”是档案部门的优良传统。

    司马迁就是个典型，他任太史令期间，除做好收集和保管档案史料的工作，还编纂了《史记》，被鲁迅称为“无韵之离骚”，成为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是故周总理号召今天的档案人要“学习司马迁”。档案事业发展至今，仍然既需要“学而优则仕”的人才不断充实到档案部门，也需要现有的档案人做到“仕而优则学”。在这方面，较早有王德俊教授曾出任国家档案局教育培训中心主任、中国档案报总编，近有冯惠玲教授出任人大副校长，都属“学而优则仕”的样板；而新中国档案事业的领导人、奠基人曾三以及他的助手裴桐等，则是靠实践中勤奋学习成为新中国的档案学家，双双被授予“档案学研究荣誉奖”，他们则属“仕而优则学”的典范。市档案系统也不乏这两类人才，他们分别以其特长为北京市的档案事业作出了贡献。

    其二，“仕而优则学”是提高档案队伍素质的需要。

    提高档案队伍素质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条是引进学业有成的本科生、研究生乃至教授、专家、学者、科研人员，即“学而优则仕”；一条是鼓励现有的档案人，或边工作边学习，包括考研读博，或边工作边做学问，从事档案科研、编纂著述等，即“仕而优则学”。

    首先，“仕而优则学”是一种奋进向上的不懈追求。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论点，档案事业要不断发展，档案工作要不断创新，档案人自身也要不断进步。这对档案人是一个更高要求，而达此要求就需要档案人有一种“仕而优则学”的不懈追求，追求知识的不断扩展，追求能力的持续提高，追求档案事业发展和自身进步的双赢。

    其次，“仕而优则学”又是一种如饥似渴的求知态度。构建和谐社会，开辟了档案利用的新天地，拉近了档案部门与普通民众的距离，提出了新时期档案工作更好地为公众服务的新课题。这是档案人尚不熟悉的新课题，完成这个课题十分需要档案人有一种“仕而优则学”的求知态度，虚心向各行各业的民众请教，向文博、图书等相近的文化事业学习，并通过学习不断拓展视野，与时俱进。

    再次，“仕而优则学”还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可贵品格。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抵御各种诱惑、防腐戒贪、勤政廉政的任务十分艰巨，需要档案人不断加强修养，不为名利所动。而“仕而优则学”作为一种可贵的品格，可以修身养性抵制诱惑，可以陶冶情操摒弃邪念，可以理气静心去掉浮躁。人世如江河，无处不覆舟。要保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不能有一刻放松学习。

    其三，“仕而优则学”是学习型社会的题中之义。

    当今世界已进入学习型社会。它要求无论是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档案局，还是作为文化事业单位的档案馆，都要率先构建学习型机关，这就必然要求每个档案人首先成为学习型员工。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尽管“学而优则仕”带来了档案队伍整体文化业务素质越来越高，但随着现代知识爆炸引发的知识更新速度也不断加快，致使档案人的原有知识迅速老化，甚至过时。对此，档案人如不懂得“仕而优则学”的道理，不善于在工作中继续学习、及时充电，就会在不知不觉中陷于被动。一是面对日常工作，难免会有江郎才尽、力不从心、疲惫应战之感，导致事倍功半，效率低下；二是面对重大机遇，必然无缘担纲主角，难被委以重任，久而久之就会落伍；三是面对人才竞争，必将处于劣势，甚至成为下岗的首选，最终被档案管理现代化的飞速发展所淘汰。

    古人讲“仕而优则学”，今人讲终身学习，二者异曲同工。胡锦涛总书记说：“不学习、不坚持学习、不刻苦学习，势必会落伍，势必难以胜任我们所肩负的重大职责。”愿“仕而优则学”成为档案人的自觉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