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文化视野下清代湖南苗疆治理
周妮
摘 要：现代地名中历史地名可以反映一地历史发展轨迹，统计与分析湖南苗疆各市县地名，发现其历史地名中包含了众多与历史时期“民族治理”相关地名，以明清两朝苗疆治理地名尤甚，反映明清两朝苗疆治理具体措施与设置及其对于区域的影响，同时以地名形式表达了本土话语对于“苗民起义”的认识。比较这些地名，发现其在分布上存在较大空间差异，反映着不同时期王朝苗疆治理重心的转移，揭示了不同时期王朝边疆经营策略的变化过程。
关键词：清代 湖南苗疆 治理 地名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8）04-65-70
目前关于湖南苗疆1地名文化的研究多集中于综合性研究2，仅有极少数以单一对象为研究分析其地名文化3。而有关湖南苗疆尤其是湘西苗疆研究的累累成果大多以正史、地方志、文集等为主要史料参考，研究苗疆治理与社会生活等，忽略了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地名中所记录的信息。地名与基层民众生活最为亲近，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基层对于历史时期各重大历史事件及国家治理的认识，是“活”的历史再现。因此，以地名为媒介，探讨明清两朝影响湖南最深的苗疆治理活动对于苗疆研究与地名文化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地名所呈现：明清两朝湖南苗疆治理时空差异
以湖南苗疆之泸溪、溆浦、通道、靖州、辰溪、凤凰、古丈、吉首、花垣、保靖、永顺、芷江、麻阳、新晃、怀化、石门、慈利、桑植、龙山、沅陵等二十多个市县的八万余个地名为样本，从中得到与历史时期“民族治理”相关的地名共有三百左右，其中绝大多数皆以明清苗疆治理活动为命名，少部分以明以前“民族治理”活动为命名。具体到明清苗疆治理活动相关地名，又以清代苗疆治理活动命名地名数量远超明代。从其在各市县的分布看，清代苗疆治理活动相关地名在苗疆大多市县均有分布，但各有侧重。具体而言：
明代苗疆治理相关地名集中在今溆浦、靖州、石门、辰溪、桑植五县，其中溆浦、靖州、辰溪三地最多，又以有关“征苗”、军事防御体系设置、土司参与“征苗”等活动之地名为多。清代相关地名则集中在凤凰、保靖、花垣、古丈、吉首等市县，其总数占整个湖南苗疆治理活动相关地名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且在这几县苗疆治理活动相关地名中极少涉及明以前“民族治理”相关内容，凸显了清代苗疆治理活动对其区域的影响。
按此，从明清两代苗疆治理相关地名的分布地域而言存在明显的南北差异，即明时期苗疆治理相关地名主要分布在湘西苗疆以南的以“怀化市”为中心的湘西南地区，而清代苗疆治理相关地名则集中在以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中心的湘西苗疆，意味着明清两朝苗疆治理的重心存在一个由南至北的变化过程，这在目前苗疆研究中几乎没有引起注意。而分析这种差异与变化的原因，与明清两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策略以及所面临的具体形势密切相关。
首先，统计《明实录》1所记载湖南苗疆“苗乱”发生次数，并进行简单空间分布分析，结果显示有明一代“苗乱”主要集中在湘西南一带，尤其在明早、中时期，其“苗乱”生发主要集中在以“靖州”为中心的区域，直至明中、晚期，湘西苗疆“苗患”问题才开始凸显，成为明王朝重点关注区域。何以明早、中期湘西南一带“苗患”频发并成为明王朝在湖南苗疆治理的中心区域？这与明廷经营西南边疆密切相关：为控制西南边疆，征戍云南，先是设置贵州行省，然后广设卫所，开通和维护贵州“一线路”，保障经贵州进入云南之交通。与其他进入云南的两条线路相比较，此路是最为便捷也使用最多的驿道，因此维持此条驿道的通畅是明王朝经营西南邊疆中非常关键的方面。而伴随驿道的开通，“苗患”问题亦变得突出，明正统时期尚宝司司丞夏瑄言湖广、贵州“苗患”“始于频岁征伐云南，往来供役，不胜其苦。”2即从侧面反映这一问题。湘西南苗疆正处于湖广进入贵州的交通要道上，其“苗乱”频发与此密切相关，而其区域内社会稳定与否对于驿道的运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成为明代湖南苗疆治理的重心。传统所言湘西苗疆因处于驿道之外，对于王朝经营西南边疆亦无过多影响，在这一时期并非王朝经营西南边疆之重点。
其次，清初剿灭农民起义军与南明政权、平定“三藩之乱”，湖南苗疆几乎成为主要战场，区域内土司与民众面对政权纷争与替换表现出左右摇摆，至清中期仍有部分地方保留有这些动乱政权所颁发的印契。湘西南与湘南苗疆经过前代的治理，“苗患”问题已不再是区域内主要问题，伴随清王朝剿灭农民起义军与南明政权，并平定“三藩之乱”，区域社会纳入清王朝稳定的统治秩序之中。与湘西南与湘南的相对稳定相反，湘西苗疆的“苗患”问题日渐变得突出与尖锐，对其境土司的治理与“生苗”的控制遂成为清王朝边疆治理的主要任务，尤其在清中期与晚期，伴随流官与客民的进入，以“土地”为中心的“苗”“客”矛盾频发，加之客观自然环境影响与朝廷税收政策影响，导致大规模“苗民起义”爆发，以致有“苗疆五年一小乱，十年一大乱”3谚语流行。因此，清代湖南苗疆治理的重心由明代的湘西南地区转移至“湘西苗疆”，即由今湖南省怀化市为中心的湘西南区域转移至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所在湘西地区。
综上，经过地名统计与分析所呈现的湖南苗疆治理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这种差异性由不同时期国家边疆经营策略以及具体社会环境所决定，直观突出地反映国家西南边疆经营过程的历史与变化。
二、地名视阈下“苗民起义”的本土话语
明清苗疆治理缘起于苗疆之“苗患”，在正史与汉族官员所记文献中对于“苗患”及治理措施多从王朝角度出发进行叙述，较少关注和记述本土对于“苗民起义”或“苗患”的看法，仅一些苗疆地区所流传之诗歌中包含有本土人对“苗民起义”进行歌颂的话语。然而，经过对湖南苗疆地名梳理发现，湖南苗疆地名中存在不少直接以 “苗民起义”或“苗反”命名的地名，这些地名既反映本土对于“苗民起义”的认识，又反映“汉族”对于“苗民起义”的认识，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不同群体对“苗民起义”的不同认识。
凤凰县铁马坨，“传说清朝苗民起义，清兵败退，有一将领骑马跑到坨里的竹林躲藏，得名躲马坨，后因一铁匠迁居此地打铁，改名铁马坨。”1得胜坡“据传说，苗民起义军在此村打了胜仗，故取名得胜坡”2，禾库公社“传说清朝嘉庆年间，苗族起义领袖吴八月在这里指挥义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将清军官兵打得落花流水，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天星山，至今还引以苗民传诵。”3这是从苗民角度以“苗民起义”为线索进行命名的地名，侧重于“苗民起义”中清王朝“征苗”活动失败的书写，有对“苗民起义”取得胜利的歌颂，属于明显的本土话语。
都里“清末，苗民起义赶走汉族地主之后，陆续迁来此地居住，苗语都里意为大家都要来住，故名都里。”4表面上记述苗民通过起义赶走汉族地主，实质上反映了“苗民起义”发生的原因与汉族进入并占其耕地相关，也反映赶走汉族之后苗民的喜悦。
都首“清末苗民造反，围攻此寨三天三夜，全寨人都来守寨，此后称为都守；因‘都守含义不好，1956年成立初级社时改为都首。”5吉信，“‘吉信早期地名叫水门河，因产油麻，又叫油麻坨。乾隆六十年间，清军镇压苗族人民起义，在此打了一仗并获胜，后在此地建立兵营，取名得胜营。解放后，为体现民族团结，建镇时命名为团结镇，1958年撤镇，改用吉信。”6叭固，“清朝乾隆年间，清军镇压苗民起义，曾在此地设过总兵营，故又叫做总兵营。”7千门哨，“清同治年间，清兵镇压湘西苗民起义，清将福康安派一支千余人的部队在此设营哨，取名千门哨。”8这些地名则明显表现为王朝话语，从王朝的角度或“汉族”角度书写与认识“苗民起义”，认为其为“苗反”，清则充当镇压的角色，在地名中强调清王朝“征苗”活动所取得胜利，及其在“征苗”过程中以及完成后所设置的防御措施。
因此，地名对于历史事情的记载包括本土话语与王朝话语两个方面，一方面反映出王朝活动对于地方基层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凸显地方对于本土话语的坚持，通过地名的形式来歌颂属于自身的“起义”活动，保靖县黄瓜寨、下金牛、安岗寨、龙门寨、干溪等地皆属此类地名。这些地名在反映不同话语的同时，也反映出这一区域“民”“苗”矛盾与“苗患”问题的突出，因而苗疆治理成为伴随区域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成为区域历史地名命名的主要方面。
三、以“湘西”为中心的清代湖南苗疆治理
前言地名统计中，清代苗疆治理地名占有关苗疆治理地名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突出了清廷苗疆治理活动对地域社会的影响。以地名为载体反映地方基层对苗疆治理活动的认识与看法，同时反映清廷治理苗疆过程中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与战略设置，赋予清代苗疆地名文化特殊性与典型性。相关地名集中在凤凰、保靖、花垣、吉首等市县，皆属传统所言“湘西苗疆”，因而本文以传统所言“湘西苗疆”所存苗疆治理相关地名为例，探讨其所涵括的清代湘西苗疆治理的主要内容。
具体而言，湘西苗疆中苗疆治理相关地名凤凰县有五十八个，花垣县四十五个，吉首市十九个，保靖县六个，明显集中在凤凰县与花垣县，根据其命名具体原则，可以将苗疆治理相关地名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烽火台地名。烽火台是历史时期所设用以传递信息最早的设置，在交通不便、山川阻碍地区曾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即时性。至明清时期，驿站的开通与塘汛的设置使信息传递变得快捷，以文书形式进行上传下达成为主要信息传递手段，烽火台作为传统的信息传递手段仅零星存在，或为地方防盗所用。其设置在地名中的留存较少，湘西苗疆中仅花垣县有烽火屯、烽火场，烽火屯“清朝时期，此地设烽火报警屯，故名。”烽火场，“清朝时期，在此地设烽火报警，故名烽火场。”1湘西苗疆外围之靖县烟墩边 “清代村旁山上设有一信号烽火台，群众称之为烟墩。村处山下，故名烟墩边。”2从地名所描绘看，烽火台又名烟墩，主要功能为传递信号与报警。
第二，塘汛地名。塘、汛是清代绿营制度的基本组成单位，其设置广泛，是清王朝控制地方的基础力量。據清代湖南省各市县地方志记载，湖南全省塘汛系统完善，设置众多。但在湘西苗疆现存地名中与此相关的地名留存却不多，古丈县的老塘坊，“位于县城南郊。古时三里设一碉，十里设一塘，此地设塘时间久，故名老塘坊。”3并记载了设塘之规则。保靖县的龙溪塘“境内有一山岭似龙，岭下有溪，清朝时曾在此设置汛塘（驻兵和传送公文的地方），故名”4，反映了塘汛的主要职责为驻兵维护地方安全与传送公文，又以维护地方安全为主要职责。
第三，关卡、哨卡、碉卡地名，即地名直接包含或以其为命名的地名，透过这类地名，可以分析一地军事形势与地势。凤凰县有二十二个，约占其苗疆治理地名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八，具有典型性。关卡如亭子关“过去为湖南通往贵州之要道，建有一座路亭，并设有关卡，故名亭子关。”5安井关“此村与贵州接壤，解放前设有关卡，守卫较严，安定无事，俗称安静关，后习惯写成安井关。”6均以曾设关卡为名。据《苗防备览》险要考载，亭子关，在“城西南七十里。山势峻嶒，接贵州铜仁，明时边墙从此筑起，亦苗疆要地。中营民要。”7安靖关在“城西南六十五里”8，应即为地名释义中所言“安静关”。两关仅相距五里，皆位于湖广通贵州之要道上，在距离五里范围内设置两关，凸显了这一区域的重要军事战略价值。
哨卡，如高楼哨，地名释义言其村“地势较高，解放前设有炮楼哨卡，故名高楼哨。”9《苗防备览》将其记为险要，言其“城北三十七里。在高山脚下，负山而立，颇为雄峻，前临数峰，可设卡助声势，新添官弁防守。民险民要。”10而据地名统计，在高楼哨附近还有新梁子、坪坡卡、大坡卡、拜亭卡、长炮卡等地名均以其地曾在清时设有哨卡而得名11，反映这一区域哨卡设置集中，也突出高楼哨一带险要地势与重要性。碉卡与关卡、哨卡类似，皆设于险要之处，如靠近高楼哨有地名碉上，即因“解放前设有碉卡得名” 。12
第四，营汛地名，即地名直接包含或以清所置“营”为命名的地名。凤凰县有二十个，约占其苗疆治理地名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四；古丈县有两个；花垣县有四个；吉首市有八个。考这些与营汛相关地名，在《苗防备览》中多有记载，如黄合营，地名释义为“清末，有两个土皇（土司）在此会盟，取名皇合，后清兵在此设兵营，取名黄合营。”13《苗防备览》记为王会营，在“城西南七十里。旧名火草营，地势险峻，在楚疆绝徼，为两省要隘之区。东与永宁小凤凰比邻，西与黔省民苗接壤，南抵铜仁，北通中营苗巢。附近之栗树坪、皮冲、江口等处为苗人出入要路，其天星塘高峻可作炮台，旧设小汛。中营民险。”14据前所言，亭子关亦在“城西南七十里”，则知黄合营所置位置与亭子关大致相同。
又有靖疆营，地名释义言其“地住过清兵，原名林哨，后一清朝官员嫌此名不好，改为靖疆营（取绥靖苗疆之意）”15，《苗防备览》记其在“城北三十里。高山峡中，地势平敞，往时结营善地，扼太平广苗路附近之油草塘、罗平各处，俱可设立炮台，新添官防守。前营民要。”16高楼哨，据前所言，位于“城北三十七里”，则两者仅相距七里，与周边新梁子、坪坡卡、大坡卡、拜亭卡、碉上、长炮卡、高坡营等地名中所反映的哨卡、碉卡设置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对这一区域进行防御控制。因此可以说营汛的设置与关卡、哨卡、碉卡的设置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将几者结合分析，可以确定清时湘西苗疆主要防御与治理重点，甚至分析其区域变化过程与轨迹。
第五，炮台，即地名直接包含“炮台”或与炮台设置相关的地名。如凤凰县境内有高楼哨，地名释义言“地势较高，解放前设有炮楼哨卡，故名。”1长炮卡，“解放前，官府在村后长岭上设立哨卡，配有小炮，取名长炮卡”。2反映哨卡所置之地配有炮楼或炮装置，但是与《苗疆屯防实录》所言五厅县共有“炮台十座”3明显不同，一为单独设置，一为附庸设置。
与《苗疆屯防实录》所言炮台相同的，应为凤凰县炮台坡，“此村居于坡顶上，清兵曾在村内修筑炮台，故名”4。三炮台“清朝军队在此地设炮台，此处排为第三，故名三炮台。”5吉首市头炮台“清朝在此设立第一炮台，故名。”二炮台，“清朝于此设立第二炮台，故名”。炮路坡，“清代于此坡设有炮台，并修有大路通往，故名炮台坡”6，皆以炮台作为直接命名，《苗防备览》言“二炮台、三炮台，城南五里。软坳上下，不甚险峻，为往镇筸要路。”7说明炮台亦设置于险要之地。
分析炮台地名的分布，炮台坡与前所言高楼哨、新梁子、坪坡卡、大坡卡、拜亭卡、靖疆营、碉上、长炮卡、高坡营近，即其所处区域哨卡、营汛均有设置；头炮台、二炮台与仙镇营近，炮路坡与喜鹊营近，仙镇营、喜鹊营，据《苗防备览》记载均为险要，喜鹊营“重冈复嶂，径路诘曲，与永顺之龙鼻岩，保靖之乱岩溪接界，往时边墙加筑至此止，极为要隘，近加设大营防守。民险民要。”仙镇营“在高岩河西岸，山峻路仄，亦为险要。”8则炮台所置原则与营汛、哨卡所置原则明显一致。
第六，军屯地名。“乾嘉之乱”结束后，清王朝在湘西苗疆划分“‘民‘苗界限”，重修边墙，建设严密的屯防系统，军事屯田制度即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9据《苗疆屯防实录》记载，今凤凰县得胜坡（清得胜营）、黄合营（清黄会营）、安井关（清安靖关）、亭子关等地均设有屯卡，但地名释义中未提及，说明地名的命名与流传是经过选择的结果，具有科学性与可信性。
这类地名以花垣县为代表，流传最多。至今仍有地名太平屯、小溪屯、长新、洞口屯、永丰、清平屯、木山屯、玉落屯、杨家屯，均以清时所置军屯命名，且其屯基本为嘉庆年间所置。10与《苗疆屯防实录》所载清时永绥厅境内裕饶、禾山、长庆、小溪、永丰、太平、洞口、清平均设有屯卡一座一致。11
第七，堂坊、官堂地名。古丈县有堂上、堂西岐、万官堂三地名均以官堂命名，堂上、堂西岐地名释义均言“五里为一堡，十里为一堂”12，万官堂地名释义则言其为“设官堂，理民事”13，另桑植县有堂房“早年官府便于统治人民，每隔二十五里设一堂。”塘坊坪“清朝，从官坪至此曾设一堂坊，统制该区民众。后变堂坊为塘坊”14从几个地名可知官堂的主要职能为管理民事，统治其堂所辖民众。检索湖南苗疆各县地方志与正史，未发现有关堂坊与官堂的设置。而不同县域内均有此地名记载，认为其在基层中确实存在，从两县所载设置里程的不同，又可见其具有特殊性与灵活性，应为治理苗疆的临时管理组织。
综合以上湘西苗疆治理地名，主要包括烽火台、塘汛、关卡、哨卡、碉卡、营汛、炮台、军屯、堂坊（官堂）几方面，皆为治理苗疆所设，除堂坊属政治管理范畴外，其余皆为军事设置。烽火台与塘汛均有传递信息之功能，关卡、哨卡、碉卡、炮台、营汛则以军事防御功能为主，军屯则为军事防御提供保障，堂坊则管理基层民事，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又通过分析以上几类地名分布发现，塘汛、关卡、哨卡、碉卡、营汛、炮台、军屯地名大多相近或相邻，反映其设置原则的一致性，凸显区域性军事战略之重要性与险要形势。与《苗防备览》《苗疆屯防实录》两大专门记述湘西苗疆的专著相比较，有共同的记载，也有互相补充的地方，说明地名一方面是有据可查，另一方面又可以作为史料补充，具有重要价值。
四、小结
从地名所包含的明清苗疆治理线索，可得出，明清两代湖南苗疆治理存在时空差异，其重心存在由南至北的转换过程，即由明代湘西南区域转至清代湘西苗疆，这种差异与转换过程反映不同时期王朝边疆经略的政策与所面对的形势具有差异性。而以清代湖南苗疆为中心，探索地名文化视野下清代湖南苗疆的治理，发现其包含丰富。一方面，与正史以王朝话语为中心不同，地名包含与表现了本土对于“苗民起义”的认识与感受；另一方面，地名描绘了苗疆治理过程中所形成的较为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与正史、专门文献等相互补充。这是湖南苗疆地名所凸显的特色，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与历史时期皆曾属苗疆的渝东南、鄂西南、黔东北地区所存历史地名相比较，湖南苗疆在苗疆治理地名文化方面具有自身的特殊性。首先，统计渝东南、鄂西南、黔东北地区各市县地名，渝东南与鄂西南地区基本没有以“苗民起义”“苗反”进行命名的地名，但渝东南有以“赶苗”为命名的地名，两者相比较，反映两地苗民在两个区域的势力强弱以及明清时期“向化”程度的不同。其次，在军事防御系统方面，相比以上地区，湖南苗疆地名所包含的信息更为系统与完善，表现出明显的针对性，且与方志、文集等记载都十分吻合。最后，在土司参与苗疆治理方面，湖南苗疆所存土司地名较之以上区域则相对较少，尤其在土司糾纷问题上基本没有涉及，这应与其地处苗疆腹地相关。因此，湖南苗疆尤其是湘西苗疆的地名文化因“苗患”问题而产生的苗疆治理地名文化与其周边地区地名文化相比较而言存在较大差异性，具有明显的特点与特殊性。
摘 要：现代地名中历史地名可以反映一地历史发展轨迹，统计与分析湖南苗疆各市县地名，发现其历史地名中包含了众多与历史时期“民族治理”相关地名，以明清两朝苗疆治理地名尤甚，反映明清两朝苗疆治理具体措施与设置及其对于区域的影响，同时以地名形式表达了本土话语对于“苗民起义”的认识。比较这些地名，发现其在分布上存在较大空间差异，反映着不同时期王朝苗疆治理重心的转移，揭示了不同时期王朝边疆经营策略的变化过程。
关键词：清代 湖南苗疆 治理 地名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8）04-65-70
目前关于湖南苗疆1地名文化的研究多集中于综合性研究2，仅有极少数以单一对象为研究分析其地名文化3。而有关湖南苗疆尤其是湘西苗疆研究的累累成果大多以正史、地方志、文集等为主要史料参考，研究苗疆治理与社会生活等，忽略了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地名中所记录的信息。地名与基层民众生活最为亲近，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基层对于历史时期各重大历史事件及国家治理的认识，是“活”的历史再现。因此，以地名为媒介，探讨明清两朝影响湖南最深的苗疆治理活动对于苗疆研究与地名文化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地名所呈现：明清两朝湖南苗疆治理时空差异
以湖南苗疆之泸溪、溆浦、通道、靖州、辰溪、凤凰、古丈、吉首、花垣、保靖、永顺、芷江、麻阳、新晃、怀化、石门、慈利、桑植、龙山、沅陵等二十多个市县的八万余个地名为样本，从中得到与历史时期“民族治理”相关的地名共有三百左右，其中绝大多数皆以明清苗疆治理活动为命名，少部分以明以前“民族治理”活动为命名。具体到明清苗疆治理活动相关地名，又以清代苗疆治理活动命名地名数量远超明代。从其在各市县的分布看，清代苗疆治理活动相关地名在苗疆大多市县均有分布，但各有侧重。具体而言：
明代苗疆治理相关地名集中在今溆浦、靖州、石门、辰溪、桑植五县，其中溆浦、靖州、辰溪三地最多，又以有关“征苗”、军事防御体系设置、土司参与“征苗”等活动之地名为多。清代相关地名则集中在凤凰、保靖、花垣、古丈、吉首等市县，其总数占整个湖南苗疆治理活动相关地名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且在这几县苗疆治理活动相关地名中极少涉及明以前“民族治理”相关内容，凸显了清代苗疆治理活动对其区域的影响。
按此，从明清两代苗疆治理相关地名的分布地域而言存在明显的南北差异，即明时期苗疆治理相关地名主要分布在湘西苗疆以南的以“怀化市”为中心的湘西南地区，而清代苗疆治理相关地名则集中在以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中心的湘西苗疆，意味着明清两朝苗疆治理的重心存在一个由南至北的变化过程，这在目前苗疆研究中几乎没有引起注意。而分析这种差异与变化的原因，与明清两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策略以及所面临的具体形势密切相关。
首先，统计《明实录》1所记载湖南苗疆“苗乱”发生次数，并进行简单空间分布分析，结果显示有明一代“苗乱”主要集中在湘西南一带，尤其在明早、中时期，其“苗乱”生发主要集中在以“靖州”为中心的区域，直至明中、晚期，湘西苗疆“苗患”问题才开始凸显，成为明王朝重点关注区域。何以明早、中期湘西南一带“苗患”频发并成为明王朝在湖南苗疆治理的中心区域？这与明廷经营西南边疆密切相关：为控制西南边疆，征戍云南，先是设置贵州行省，然后广设卫所，开通和维护贵州“一线路”，保障经贵州进入云南之交通。与其他进入云南的两条线路相比较，此路是最为便捷也使用最多的驿道，因此维持此条驿道的通畅是明王朝经营西南邊疆中非常关键的方面。而伴随驿道的开通，“苗患”问题亦变得突出，明正统时期尚宝司司丞夏瑄言湖广、贵州“苗患”“始于频岁征伐云南，往来供役，不胜其苦。”2即从侧面反映这一问题。湘西南苗疆正处于湖广进入贵州的交通要道上，其“苗乱”频发与此密切相关，而其区域内社会稳定与否对于驿道的运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成为明代湖南苗疆治理的重心。传统所言湘西苗疆因处于驿道之外，对于王朝经营西南边疆亦无过多影响，在这一时期并非王朝经营西南边疆之重点。
其次，清初剿灭农民起义军与南明政权、平定“三藩之乱”，湖南苗疆几乎成为主要战场，区域内土司与民众面对政权纷争与替换表现出左右摇摆，至清中期仍有部分地方保留有这些动乱政权所颁发的印契。湘西南与湘南苗疆经过前代的治理，“苗患”问题已不再是区域内主要问题，伴随清王朝剿灭农民起义军与南明政权，并平定“三藩之乱”，区域社会纳入清王朝稳定的统治秩序之中。与湘西南与湘南的相对稳定相反，湘西苗疆的“苗患”问题日渐变得突出与尖锐，对其境土司的治理与“生苗”的控制遂成为清王朝边疆治理的主要任务，尤其在清中期与晚期，伴随流官与客民的进入，以“土地”为中心的“苗”“客”矛盾频发，加之客观自然环境影响与朝廷税收政策影响，导致大规模“苗民起义”爆发，以致有“苗疆五年一小乱，十年一大乱”3谚语流行。因此，清代湖南苗疆治理的重心由明代的湘西南地区转移至“湘西苗疆”，即由今湖南省怀化市为中心的湘西南区域转移至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所在湘西地区。
综上，经过地名统计与分析所呈现的湖南苗疆治理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这种差异性由不同时期国家边疆经营策略以及具体社会环境所决定，直观突出地反映国家西南边疆经营过程的历史与变化。
二、地名视阈下“苗民起义”的本土话语
明清苗疆治理缘起于苗疆之“苗患”，在正史与汉族官员所记文献中对于“苗患”及治理措施多从王朝角度出发进行叙述，较少关注和记述本土对于“苗民起义”或“苗患”的看法，仅一些苗疆地区所流传之诗歌中包含有本土人对“苗民起义”进行歌颂的话语。然而，经过对湖南苗疆地名梳理发现，湖南苗疆地名中存在不少直接以 “苗民起义”或“苗反”命名的地名，这些地名既反映本土对于“苗民起义”的认识，又反映“汉族”对于“苗民起义”的认识，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不同群体对“苗民起义”的不同认识。
凤凰县铁马坨，“传说清朝苗民起义，清兵败退，有一将领骑马跑到坨里的竹林躲藏，得名躲马坨，后因一铁匠迁居此地打铁，改名铁马坨。”1得胜坡“据传说，苗民起义军在此村打了胜仗，故取名得胜坡”2，禾库公社“传说清朝嘉庆年间，苗族起义领袖吴八月在这里指挥义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将清军官兵打得落花流水，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天星山，至今还引以苗民传诵。”3这是从苗民角度以“苗民起义”为线索进行命名的地名，侧重于“苗民起义”中清王朝“征苗”活动失败的书写，有对“苗民起义”取得胜利的歌颂，属于明显的本土话语。
都里“清末，苗民起义赶走汉族地主之后，陆续迁来此地居住，苗语都里意为大家都要来住，故名都里。”4表面上记述苗民通过起义赶走汉族地主，实质上反映了“苗民起义”发生的原因与汉族进入并占其耕地相关，也反映赶走汉族之后苗民的喜悦。
都首“清末苗民造反，围攻此寨三天三夜，全寨人都来守寨，此后称为都守；因‘都守含义不好，1956年成立初级社时改为都首。”5吉信，“‘吉信早期地名叫水门河，因产油麻，又叫油麻坨。乾隆六十年间，清军镇压苗族人民起义，在此打了一仗并获胜，后在此地建立兵营，取名得胜营。解放后，为体现民族团结，建镇时命名为团结镇，1958年撤镇，改用吉信。”6叭固，“清朝乾隆年间，清军镇压苗民起义，曾在此地设过总兵营，故又叫做总兵营。”7千门哨，“清同治年间，清兵镇压湘西苗民起义，清将福康安派一支千余人的部队在此设营哨，取名千门哨。”8这些地名则明显表现为王朝话语，从王朝的角度或“汉族”角度书写与认识“苗民起义”，认为其为“苗反”，清则充当镇压的角色，在地名中强调清王朝“征苗”活动所取得胜利，及其在“征苗”过程中以及完成后所设置的防御措施。
因此，地名对于历史事情的记载包括本土话语与王朝话语两个方面，一方面反映出王朝活动对于地方基层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凸显地方对于本土话语的坚持，通过地名的形式来歌颂属于自身的“起义”活动，保靖县黄瓜寨、下金牛、安岗寨、龙门寨、干溪等地皆属此类地名。这些地名在反映不同话语的同时，也反映出这一区域“民”“苗”矛盾与“苗患”问题的突出，因而苗疆治理成为伴随区域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成为区域历史地名命名的主要方面。
三、以“湘西”为中心的清代湖南苗疆治理
前言地名统计中，清代苗疆治理地名占有关苗疆治理地名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突出了清廷苗疆治理活动对地域社会的影响。以地名为载体反映地方基层对苗疆治理活动的认识与看法，同时反映清廷治理苗疆过程中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与战略设置，赋予清代苗疆地名文化特殊性与典型性。相关地名集中在凤凰、保靖、花垣、吉首等市县，皆属传统所言“湘西苗疆”，因而本文以传统所言“湘西苗疆”所存苗疆治理相关地名为例，探讨其所涵括的清代湘西苗疆治理的主要内容。
具体而言，湘西苗疆中苗疆治理相关地名凤凰县有五十八个，花垣县四十五个，吉首市十九个，保靖县六个，明显集中在凤凰县与花垣县，根据其命名具体原则，可以将苗疆治理相关地名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烽火台地名。烽火台是历史时期所设用以传递信息最早的设置，在交通不便、山川阻碍地区曾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即时性。至明清时期，驿站的开通与塘汛的设置使信息传递变得快捷，以文书形式进行上传下达成为主要信息传递手段，烽火台作为传统的信息传递手段仅零星存在，或为地方防盗所用。其设置在地名中的留存较少，湘西苗疆中仅花垣县有烽火屯、烽火场，烽火屯“清朝时期，此地设烽火报警屯，故名。”烽火场，“清朝时期，在此地设烽火报警，故名烽火场。”1湘西苗疆外围之靖县烟墩边 “清代村旁山上设有一信号烽火台，群众称之为烟墩。村处山下，故名烟墩边。”2从地名所描绘看，烽火台又名烟墩，主要功能为传递信号与报警。
第二，塘汛地名。塘、汛是清代绿营制度的基本组成单位，其设置广泛，是清王朝控制地方的基础力量。據清代湖南省各市县地方志记载，湖南全省塘汛系统完善，设置众多。但在湘西苗疆现存地名中与此相关的地名留存却不多，古丈县的老塘坊，“位于县城南郊。古时三里设一碉，十里设一塘，此地设塘时间久，故名老塘坊。”3并记载了设塘之规则。保靖县的龙溪塘“境内有一山岭似龙，岭下有溪，清朝时曾在此设置汛塘（驻兵和传送公文的地方），故名”4，反映了塘汛的主要职责为驻兵维护地方安全与传送公文，又以维护地方安全为主要职责。
第三，关卡、哨卡、碉卡地名，即地名直接包含或以其为命名的地名，透过这类地名，可以分析一地军事形势与地势。凤凰县有二十二个，约占其苗疆治理地名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八，具有典型性。关卡如亭子关“过去为湖南通往贵州之要道，建有一座路亭，并设有关卡，故名亭子关。”5安井关“此村与贵州接壤，解放前设有关卡，守卫较严，安定无事，俗称安静关，后习惯写成安井关。”6均以曾设关卡为名。据《苗防备览》险要考载，亭子关，在“城西南七十里。山势峻嶒，接贵州铜仁，明时边墙从此筑起，亦苗疆要地。中营民要。”7安靖关在“城西南六十五里”8，应即为地名释义中所言“安静关”。两关仅相距五里，皆位于湖广通贵州之要道上，在距离五里范围内设置两关，凸显了这一区域的重要军事战略价值。
哨卡，如高楼哨，地名释义言其村“地势较高，解放前设有炮楼哨卡，故名高楼哨。”9《苗防备览》将其记为险要，言其“城北三十七里。在高山脚下，负山而立，颇为雄峻，前临数峰，可设卡助声势，新添官弁防守。民险民要。”10而据地名统计，在高楼哨附近还有新梁子、坪坡卡、大坡卡、拜亭卡、长炮卡等地名均以其地曾在清时设有哨卡而得名11，反映这一区域哨卡设置集中，也突出高楼哨一带险要地势与重要性。碉卡与关卡、哨卡类似，皆设于险要之处，如靠近高楼哨有地名碉上，即因“解放前设有碉卡得名” 。12
第四，营汛地名，即地名直接包含或以清所置“营”为命名的地名。凤凰县有二十个，约占其苗疆治理地名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四；古丈县有两个；花垣县有四个；吉首市有八个。考这些与营汛相关地名，在《苗防备览》中多有记载，如黄合营，地名释义为“清末，有两个土皇（土司）在此会盟，取名皇合，后清兵在此设兵营，取名黄合营。”13《苗防备览》记为王会营，在“城西南七十里。旧名火草营，地势险峻，在楚疆绝徼，为两省要隘之区。东与永宁小凤凰比邻，西与黔省民苗接壤，南抵铜仁，北通中营苗巢。附近之栗树坪、皮冲、江口等处为苗人出入要路，其天星塘高峻可作炮台，旧设小汛。中营民险。”14据前所言，亭子关亦在“城西南七十里”，则知黄合营所置位置与亭子关大致相同。
又有靖疆营，地名释义言其“地住过清兵，原名林哨，后一清朝官员嫌此名不好，改为靖疆营（取绥靖苗疆之意）”15，《苗防备览》记其在“城北三十里。高山峡中，地势平敞，往时结营善地，扼太平广苗路附近之油草塘、罗平各处，俱可设立炮台，新添官防守。前营民要。”16高楼哨，据前所言，位于“城北三十七里”，则两者仅相距七里，与周边新梁子、坪坡卡、大坡卡、拜亭卡、碉上、长炮卡、高坡营等地名中所反映的哨卡、碉卡设置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对这一区域进行防御控制。因此可以说营汛的设置与关卡、哨卡、碉卡的设置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将几者结合分析，可以确定清时湘西苗疆主要防御与治理重点，甚至分析其区域变化过程与轨迹。
第五，炮台，即地名直接包含“炮台”或与炮台设置相关的地名。如凤凰县境内有高楼哨，地名释义言“地势较高，解放前设有炮楼哨卡，故名。”1长炮卡，“解放前，官府在村后长岭上设立哨卡，配有小炮，取名长炮卡”。2反映哨卡所置之地配有炮楼或炮装置，但是与《苗疆屯防实录》所言五厅县共有“炮台十座”3明显不同，一为单独设置，一为附庸设置。
与《苗疆屯防实录》所言炮台相同的，应为凤凰县炮台坡，“此村居于坡顶上，清兵曾在村内修筑炮台，故名”4。三炮台“清朝军队在此地设炮台，此处排为第三，故名三炮台。”5吉首市头炮台“清朝在此设立第一炮台，故名。”二炮台，“清朝于此设立第二炮台，故名”。炮路坡，“清代于此坡设有炮台，并修有大路通往，故名炮台坡”6，皆以炮台作为直接命名，《苗防备览》言“二炮台、三炮台，城南五里。软坳上下，不甚险峻，为往镇筸要路。”7说明炮台亦设置于险要之地。
分析炮台地名的分布，炮台坡与前所言高楼哨、新梁子、坪坡卡、大坡卡、拜亭卡、靖疆营、碉上、长炮卡、高坡营近，即其所处区域哨卡、营汛均有设置；头炮台、二炮台与仙镇营近，炮路坡与喜鹊营近，仙镇营、喜鹊营，据《苗防备览》记载均为险要，喜鹊营“重冈复嶂，径路诘曲，与永顺之龙鼻岩，保靖之乱岩溪接界，往时边墙加筑至此止，极为要隘，近加设大营防守。民险民要。”仙镇营“在高岩河西岸，山峻路仄，亦为险要。”8则炮台所置原则与营汛、哨卡所置原则明显一致。
第六，军屯地名。“乾嘉之乱”结束后，清王朝在湘西苗疆划分“‘民‘苗界限”，重修边墙，建设严密的屯防系统，军事屯田制度即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9据《苗疆屯防实录》记载，今凤凰县得胜坡（清得胜营）、黄合营（清黄会营）、安井关（清安靖关）、亭子关等地均设有屯卡，但地名释义中未提及，说明地名的命名与流传是经过选择的结果，具有科学性与可信性。
这类地名以花垣县为代表，流传最多。至今仍有地名太平屯、小溪屯、长新、洞口屯、永丰、清平屯、木山屯、玉落屯、杨家屯，均以清时所置军屯命名，且其屯基本为嘉庆年间所置。10与《苗疆屯防实录》所载清时永绥厅境内裕饶、禾山、长庆、小溪、永丰、太平、洞口、清平均设有屯卡一座一致。11
第七，堂坊、官堂地名。古丈县有堂上、堂西岐、万官堂三地名均以官堂命名，堂上、堂西岐地名释义均言“五里为一堡，十里为一堂”12，万官堂地名释义则言其为“设官堂，理民事”13，另桑植县有堂房“早年官府便于统治人民，每隔二十五里设一堂。”塘坊坪“清朝，从官坪至此曾设一堂坊，统制该区民众。后变堂坊为塘坊”14从几个地名可知官堂的主要职能为管理民事，统治其堂所辖民众。检索湖南苗疆各县地方志与正史，未发现有关堂坊与官堂的设置。而不同县域内均有此地名记载，认为其在基层中确实存在，从两县所载设置里程的不同，又可见其具有特殊性与灵活性，应为治理苗疆的临时管理组织。
综合以上湘西苗疆治理地名，主要包括烽火台、塘汛、关卡、哨卡、碉卡、营汛、炮台、军屯、堂坊（官堂）几方面，皆为治理苗疆所设，除堂坊属政治管理范畴外，其余皆为军事设置。烽火台与塘汛均有传递信息之功能，关卡、哨卡、碉卡、炮台、营汛则以军事防御功能为主，军屯则为军事防御提供保障，堂坊则管理基层民事，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又通过分析以上几类地名分布发现，塘汛、关卡、哨卡、碉卡、营汛、炮台、军屯地名大多相近或相邻，反映其设置原则的一致性，凸显区域性军事战略之重要性与险要形势。与《苗防备览》《苗疆屯防实录》两大专门记述湘西苗疆的专著相比较，有共同的记载，也有互相补充的地方，说明地名一方面是有据可查，另一方面又可以作为史料补充，具有重要价值。
四、小结
从地名所包含的明清苗疆治理线索，可得出，明清两代湖南苗疆治理存在时空差异，其重心存在由南至北的转换过程，即由明代湘西南区域转至清代湘西苗疆，这种差异与转换过程反映不同时期王朝边疆经略的政策与所面对的形势具有差异性。而以清代湖南苗疆为中心，探索地名文化视野下清代湖南苗疆的治理，发现其包含丰富。一方面，与正史以王朝话语为中心不同，地名包含与表现了本土对于“苗民起义”的认识与感受；另一方面，地名描绘了苗疆治理过程中所形成的较为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与正史、专门文献等相互补充。这是湖南苗疆地名所凸显的特色，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与历史时期皆曾属苗疆的渝东南、鄂西南、黔东北地区所存历史地名相比较，湖南苗疆在苗疆治理地名文化方面具有自身的特殊性。首先，统计渝东南、鄂西南、黔东北地区各市县地名，渝东南与鄂西南地区基本没有以“苗民起义”“苗反”进行命名的地名，但渝东南有以“赶苗”为命名的地名，两者相比较，反映两地苗民在两个区域的势力强弱以及明清时期“向化”程度的不同。其次，在军事防御系统方面，相比以上地区，湖南苗疆地名所包含的信息更为系统与完善，表现出明显的针对性，且与方志、文集等记载都十分吻合。最后，在土司参与苗疆治理方面，湖南苗疆所存土司地名较之以上区域则相对较少，尤其在土司糾纷问题上基本没有涉及，这应与其地处苗疆腹地相关。因此，湖南苗疆尤其是湘西苗疆的地名文化因“苗患”问题而产生的苗疆治理地名文化与其周边地区地名文化相比较而言存在较大差异性，具有明显的特点与特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