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戡研究述评
摘 要：戴戡出身贫寒，得塾师培养成才，留学日本后追随梁启超等。辛亥革命爆发后介入政局，是民国初年诸多重要事件的亲历者、参与者与推动者，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目前，对戴戡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三个方面：肯定戴戡在护国运动中的貢献；批判戴戡在滇军入黔等事件中的行为；全面客观评价。目前研究的不足主要有，一是研究工作薄弱、成果数量不足；二是基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戴戡应当重新审视。今后研究工作应注意：戴戡属于梁启超进步党势力的重要成员，这对于深入推进戴戡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线索。其次，戴戡的个人经历具有旧式文人的显著特点，具有“士”之研究的个案价值。
主题词：戴戡 梁启超 士 中国近代史 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8）04-58-64
戴戡，字循若，原名登荣，字锡九1，贵州贵定人，生于清光绪六年八月二十七日（1880年10月1日）2，幼年丧母，家贫，十三岁入乡塾，得到塾师郎先锦赏识和用心培养，苦学三年，考中秀才，“三年通经史，……寻补县庠，食廪饩”3。清光绪三十年（1904），戴戡与郎先锦之子郎德馨至贵阳投名师徐天叙，随即获得留学日本的资格。据戴戡《在照片上的自题文》所述，1904至1907年间，戴戡留学日本4，与贵州籍同时期留日学生熊范舆、陈国祥、姚华等结下深厚情谊，又与当时的政治风云人物梁启超结缘，从而加入了资产阶级宪政派的行列，以此奠定其一生事业的基础。
1907年归国后，戴戡先后在河南、云南担任学校教员、企业管理人员5。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戴戡介入政局，直到1917年阵亡于四川。短短五、六年，他亲身参与了滇军入黔，改组贵州军政府，反对袁世凯称帝，发动护国战争，与川、滇军阀争夺四川统治权等在西南地区乃至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建立其功业。曾历任贵州军政府左参赞、黔中观察使、贵州民政长、贵州省长、参政院参政、云南军政府都督府左参赞、护国军右翼军总司令、中华民国军务院抚军、四川省长、四川督军、四川军务会办等职，数年之间由一介布衣而成为地方要员，为历史留下一段传奇。
戴戡是民国初年诸多重要事件的亲历者、推动者，是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对象。本文旨在通过对戴戡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阐述其中之不足及其原因，最后提出对戴戡的事业成就、理想追求、人生轨迹、师友情谊等再作新的考察研究的思路想法，以期加深对清末民初这一历史时期内，贵州、西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政治社会变迁和历史人物的认识和理解。
一、研究现状
戴戡的研究成果包括传记资料、论文、著作等几类。目前可检索到的截止于2017年底的成果如下叙列：
（一）传记资料类：戴戡《在照片上的自题文》，戴戡《辛亥革命、民国成立、贵州光复奏凯词》，戴戡《在贵州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说词》，戴戡《讨袁胜利奏凯词》，戴戡《挽蔡松坡联》，《戴戡通告接贵州民政长电》，《黎元洪复贵阳戴民政长电》，《戴戡在贵阳出师前致各处电》，《护国第一军右翼总司令官告示》，《护国第一军右翼总司令官劝告北军将士书》，《致贵州征兵抚恤会电》，《川人欢迎戴戡省长电》，《北京政府追赠戴戡为陆军上将从优议恤令》，梁启超《贵定戴公略传》，姚华《挽戴戡诗》，梁启超、刘显世等《挽戴戡联》，《贵州旅京同乡公祭戴戡文》，《〈铎报馆〉同人挽戴公循若哀辞》，雷渝《祭戴戡文》，陈旭麓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词典·戴戡》，陈旭麓等主编的《中华民国史词典·戴戡》，卞孝萱、唐文权：《辛亥人物碑传集·先府君（戴戡）行述》，冯祖贻、曹维琼、敖以深的《辛亥革命贵州事典·辛亥革命前后的重要人物·戴戡》，《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林建曾、肖先治等编著的《贵州著名历史人物传·戴戡》，朱崇演著《黔彦写真·贵州护国起义领导层人物简介·戴戡》，戴聚懿撰《戴戡事略》《再述戴戡事略》《戴戡在照片上亲笔文字一则》《姚华挽戴戡诗》，何祚伦撰《戴戡之死》，凌虹撰《戴戡传略》，胡端楷撰《戴戡》，胡端楷撰《戴戡先生事略》，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戴戡》，杨惠兰撰《护国运动中的风云人物——戴戡》，邓庆棠撰《戴戡事略》，刘毅翔撰《贵州辛亥人物传稿·戴戡》，李远撰《黔南名人传·戴戡》，易舜恺撰《戴戡事略》，王尧礼撰《护国三杰：蔡戴陈》。
（二）研究论文类：龙之鸿的《戴戡的一生》，李远祥的《戴戡与护国战争》，黄发政的《护国战争时期的戴戡》，戴聚懿的《戴戡与护国起义》，李中的《戴戡试评》，厐思纯的《政坛奇士戴戡》，刘毅翔的《戴戡、任可澄与护国运动》，徐适的《郎先锦与戴戡师生行谊考述》。
（三）著作类：李恭忠、苟晨曦的《戴戡与护国运动》。
（四）有相关述论的重要研究著作：《护国运动史》，《西南军阀史》第一卷，《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二辑）》，《梁启超与护国战争》，《黔军史略》，《梁启超传》，《末科进士与世纪风云——熊范舆传》，《蔡锷大传》，《护国元勋蔡锷传》，《中华民国史（第二卷）》，《贵州六百年史事纵览》等，这些著作站位高，影响大，其中对于戴戡及相关事件的观点和提法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
二、主要观点
（一）肯定和赞誉戴戡在护国运动中的贡献。
护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梁启超的立宪派进步党与孙中山的共和派革命党第三次团结合作，共同努力，终于阻止了袁世凯帝制复辟，这是近代中国民主立宪势力共同团结反对专制独裁的巨大胜利，再创了共和”1。“护国战争是民主共和与封建专制矛盾发展日益尖锐的必然结果。矢志追求民主宪政的梁启超，在孙中山、黄兴侨居海外无法继续领导反对封建复辟斗争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勇敢地发动和领导了这场维护民主制度、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武装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又一壮举。……（梁启超）他绝不是投机取巧地抢夺了护国战争的领导权，而是不顾生死、当仁不让、勇敢地承担了领导护国战争的义务。”2
护国运动的旗手和主将是梁启超和蔡锷，戴戡是他们旗下的重要成员。在戴戡的事业历程中，参与策划、组织、推动护国运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其功绩勋劳至今尤能被人广泛称许的最重要缘由。
梁启超先生在他的《护国战役回顾谈》中说到：“蔡公（蔡锷）在北京时候找出来商量大事的人，除了云南军官外，最重要的是前任贵州省长戴公循若。戴公本来是一位学师范的文人，辛亥革命时在贵州起义，后来做了省长，是一位极有肝胆极有才略的人。他从十月间就到北京，受了蔡公命令回贵州布置，云南起义后二十多天，他就把贵州响应起来。他带着一支军队出到綦江，和蔡公掎角，当时和他相持者就是吴佩孚，像他这样一位文弱书生，用些残兵弱卒和现代的第一流军人能相持许久，我们可以想象他的人才和人格了。”1
《护国运动史》谈到：“戴戡……留学日本，……在日本与梁启超接近，……辛亥革命后……先后任都督府左参赞、民政长和巡按使，参加进步党为理事。后去北京任参政院参政，与蔡锷、梁启超关系更加密切，是进步党的活跃分子。由于戴与云、贵上层关系密切，护国战争爆发前，他是梁启超、蔡锷与云、贵方面的重要联系人。”2该书叙述云南独立，护国军政府的成立，护国军的编组和出师，贵州独立，北路黔军进攻綦江等许多内容时均阐述了戴戡的参与情况，指出在运动之初，发动贵州起义时，“戴戡抵筑，进一步鼓舞了贵州人民反袁斗争的决心”，发挥了积极作用3。
黄发政在《护国战争时期的戴戡》一文中提出：“（戴戡）在护国运动发生后，在反对帝制，再造共和的历程中，写下了自己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一页。”“戴戡参与谋划、组织、发动和领导了护国战争，‘厥功尤伟，‘懋著勋劳，是永远不会泯灭的”。4
李远祥在《戴戡与护国战争》中，从三个方面总结了戴戡为护国战争的胜利作出的贡献：“一、为拥护共和、反对帝制积极奔走，在护国战争的发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二、积极策动贵州独立，稳定了四川前线护国军的士气，奠定了西南护国战争大业，推动了各省反袁护国运动的蓬勃发展。三、率领黔军北伐，与蔡锷一起在四川前线重创北洋军，推动了其他各省的独立，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美梦，加速了袁世凯统治的灭亡。”因此赞扬戴戡“作为一文弱书生，竟率军入川，与蔡锷一起，互为掎角，抗衡北洋军，并取得重大胜利，名震一时，成为护国战争的策划者、组织者、领导者之一，为护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5
刘毅翔在《戴戡、任可澄与护国运动》中考述了戴戡在护国运动中的具体作用和贡献，认为“戴戡……对护国运动是有贡献的。”6
厐思纯提出“戴戡……奔走天下，反袁护国的高尚情怀，将永留史册。”7
这些论文以及相关的著作成果对戴戡参与护国运动的因緣、活动轨迹等进行了梳理论述。但是研究数量少，宣传更是薄弱。所以，深谙贵州历史的王尧礼先生不由得感叹，“蔡锷是护国英雄，大名鼎鼎，家喻户晓，戴戡、陈国祥也参加了护国之役，尤其是戴戡，也可说是护国英雄，却少为人知。”8
（二）否定和批判戴戡在滇军入黔、改组贵州军政府、争战四川等事件中的行为和表现。
目前的研究比较普遍地将滇军入黔、改组贵州军政府视为对贵州革命的摧残，并认为戴戡在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西南军阀史》说：“滇军于2月27日抵贵阳，……与贵州宪政派、地方团练和封建官绅勾连一气，……演出了一省军政府去颠覆另一省军政府的悲剧。”9“刘（显世）、任（可澄）等……决心彻底消灭革命势力，但自身力量又不够，于是派戴戡赴云南，……将蔡锷说动，戴戡等更与唐继尧‘结约五条，请滇军代黔组织军政府另举都督，……残酷屠杀贵州革命派和革命人民”。1
谢本书先生论述滇军唐继尧入黔，称“唐继尧出兵贵州，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问题。其实滇军入黔最初的合理性，大体上是可以肯定的，问题是滇军入黔后唐继尧的作为。”又说“滇军北伐及其入黔决定的本身，从蔡锷方面来看，其失误是很难否定的。问题在于唐继尧率滇军入黔，插手黔局，实行大屠杀，事实上开创了民国以来以武力夺取邻省政权的恶劣先例。这一点蔡锷虽无直接责任，却也不能推卸他对唐继尧支持所应承担的领导责任或部分责任。”2基于这样的认识定性，对戴戡在此事件中的推动作用，所用词语如“煽动”“别有用心”，都有明显的否定倾向。
龙之鸿在其文章中，以“（一）引滇军祸黔，（二）窃取贵州巡按使，（三）参加护国战争，（四）挑起滇川军战争，（五）刘戴战争发生与黔军覆灭”为线索，描述戴戡生平。他论述滇军入黔事说：“唐继尧统治贵州二十个月，……滇军借机烧杀掳抢，勒索奸淫，黔人困于水火，至今犹有遗恨。……自此以后，滇军多次祸黔，推源祸首，戴戡不能辞其责。”3
对于戴戡担任四川省长、卷入四川混战的事件，许多研究者是从反动军阀谋求个人权利的视角来展开。
如“戴戡入成都后，处于滇、川军事争斗的夹缝之中，又面对四川天灾流行，……各地流民遍地，匪患猖獗，成都市内‘饥民满街，为往年所无。……同时，纸币贬值，银根短缺，商人怨愤，责难纷纷。舆论普遍以安顿流民，整顿吏治为治川急务。但‘军民两政仍不能相谋，长官既失统治之能，调处复绝和衷之望，百端未理，猜忌横生。”接着，文章称：“戴戡处此混乱与灾难之中，只以固位为要图。他所允诺的‘安民，只停留在向北京政府乞款办理善后；而他宣示的‘整顿吏治，却变成了处置私党。……戴戡的治匪，一反以剿为主的办法，通令于匪自新，规劝‘素行不义者，亦宜趁此时机，改过迁善，……这种所谓‘自新，反使各地匪患丛生。”此外，还有更严厉的批评说，“戴戡省长后……利令智昏，‘不仅不与四川进步党人合作，反而筹立机构，要彻查四川进步党人侵蚀川人铁路股款和盐税两方面的旧账，引起四川进步党人的老大不满等”。“在刘罗成都之战中，戴戡点火在前，作壁上观于后，唾手而得四川督军印信”。4
对于刘罗战争、刘戴战争，研究者提出，“1917年4月至7月发生的刘罗战争和刘戴战争，不仅对西南地区，而且对全国政局都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在这以前，西南各派系的军事头目们尽管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的态度不尽一致，但在这些历史事件中，他们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参加过的战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尚有某种正义性，其战争的客观后果与广大人民的利益和历史前进的方向还有某种一致性的地方。到刘罗战争和刘戴战争时期，交战各方的目的都是为了争权夺利，都没有丝毫的正义性可言。战争的结果完全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意愿，给当地人民造成了空前的灾难，是对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反动。其次，辛亥革命以后，尽管西南各省军事头目们向封建军阀演变和堕落的过程不尽一致，但到刘罗战争和刘戴战争时，不仅交战三方都完成了向军阀的蜕变……从此，以滇、桂两系为主，包括川、滇、湘、粤四系在内的西南军阀已形成。”5
在做出了反动军阀这样的定位后，一些研究者为了加大批判性，甚至做出一些缺乏实据的评议，或者刻意的歪曲。如称“戴戡是一个争功好利，不择手段的政客。”6戴戡在滇军入黔、改组贵州军政府的事件中“鼓吹”“煽动”“争功好利”，谋个人权利。在任贵州巡按使时离间刘显世与王文华关系，任职四川省长时期又不择手段，挑拨川滇军混战，谋夺四川督军职位等。“戴戡与罗佩金一样怀抱野心，担任军务会办时，他便在黔军的势力范围内，‘擅用官吏，擅提盐款，擅加粮赋，擅编警团。当上省长以后，更以权位罗致羽翼，同罗佩金争权。”1
（三）要求摆脱极‘左思想的影响，全面客观地评价戴戡的观点。
李中认为，“多年来，涉及戴戡的回忆及研究对其多持否定态度，甚至将滇军颠覆贵州大汉军政府也归咎于戴戡效哭秦廷。究其实，造成对戴戡这样的评价，一是因为与戴戡同时代而又处于敌对阵营人士带有强烈党派色彩的评价；二是新中国建国后历史研究工作因受极‘左思想的影响，简单地以革命派和反动派品评历史人物。故而难以得出公允结论。”“数十年来，对戴戡的评价有欠公允，甚至肆意编造丑化”。
他提出，“戴戡自幼勤勉，从一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留学生，在历史关键时刻，立场正确而坚定，大节铮铮。”“把戴戡的一言一行都视为阴谋，并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2因此，他围绕滇军入黔和川中混战两件大事进行了分析和新的阐述。李中认为：“辛亥革命前，贵州（自治学社和宪政派）这两大政治派别，都是主流改良主义，无本质上的差别。”而在革命后成立的军政府中则因先天不足，存在几大隐患：“（一）软弱无力的军事领导；（二）企图依靠公口维护权力；（三）自治学社主要领导人临危胆怯，缺乏革命勇气。”因此，“把贵州辛亥革命失败归咎于戴戡引滇军祸黔缺乏说服力。”
对川中乱局，李中从“（一）与罗佩金的矛盾；（二）四川进步党人的矛盾；（三）‘刘罗之战与‘刘戴之战”三点展开详细论述，提出了新的观点。主要有：
1、戴戡任省长后面临赈济灾民、抑制通胀、澄清吏治、消灭匪患的要务，因此其彻查四川进步党人经济旧账的做法是不为一党之私的证明。而重用黄大暹、周恭寿、熊其勋等杰出人才，也不能称为“位置私党”。
2、刘存厚、罗佩金之战是从中央到地方多种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岂是戴戡点火能致？”并引杜绍甫《旅川日记》证明戴戡出面调停刘罗双方停战的举措，認为“以现有史料而论，戴戡对刘罗之战的态度和处置并无不当。”
3、关于刘戴之战，李中认为，“刘存厚兵力数倍于黔军，兵种齐全，武器亦优，戴戡、熊其勋即使利令智昏也不至于以卵击石，黔军不辞一战，实为势之所迫。”3并对相关著述中的一些细节说法进行了考证。如《西南军阀史》中说：“戴戡、熊其勋也丧失了控制部下的能力。”“走投无路，接受劝降条件”等，李中引用杜绍甫《旅川日记》的记录作了反驳。
李恭忠、苟晨曦合著的《戴戡与护国运动》是第一部戴戡研究的专题著述。它从戴戡的个人命运与时代潮流变幻之间的互动联系这一角度进行解析，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视野。在全面描述戴戡生平事迹的同时，联系了国家转型与地方脉动、革命之后的派系纷争与地方秩序等重要议题，作者提出，“戴戡……从边远地区下层社会的普通一份子，逐步成长为新时代精英群体中的一员。”“贵州光复之后，派系纷争成为影响地方政局的关键因素。……在此过程中，戴戡也逐步卷入了贵州的派系政治。”随后，“戴戡对政治生活的参与越来越深。……在贵州政坛的实际影响愈发迅速上升，逐渐从幕后的角色转变为台前的主角。”“在区域混争过程中，戴戡……的一段个人传奇至此落幕。”至此，作者顺势提出“一个时代难题，即如何在革命、战争之后实现真正的国家统一和制度重构。”4引领读者对戴戡身处的历史局面和情势缘由进行深入思考。
徐适的《郎先锦与戴戡师生行谊考述》则尝试从家国命运与士人担当这一角度切入进行研究，提出“郎先锦与戴戡初结缘于学问相授，继而同心协力于在乡间利济桑梓；于乱局中劝勉忠义、笃行救时；多年间‘共济艰难，既效于乡，犹施于国。他们身处‘冰山骤倾鼎沸方始之际，也未曾置身事外，体现出传统士人的志节风骨，以及深厚的师生情谊，值得后人尊敬。”5
三、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对戴戡的生平事迹重要部分已有较为清晰的认识。然而问题与不足还较多较明显。
一是研究工作薄弱、成果数量不足，对其人其事的关注、挖掘还很欠缺。戴戡的个人情况仍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对戴戡参与诸多重大事件的内外因缘发掘不够，郎先锦、梁启超、熊范舆、陈国祥、任可澄、姚华等一批当时的精英之士与戴戡的关系和影响如何？戴戡留学日本情况，担任贵州民政长情况，与梁启超、蔡锷、任可澄、熊范舆等师友交往情况等都罕见论及。
二是基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立场观点方法的不断创新，对戴戡的评价应当重新审视。过去的不少研究者受到特定历史时期史观的影响，对戴戡其人其事的评论不考虑历史事件的复杂性，简单将之视为敌对革命的反动分子进行抨击，甚至于歪曲捏造，这种情况应当予以明确的修正。
四、新时代历史条件下推进戴戡研究的思考
（一）戴戡属于梁启超进步党势力的重要成员。这个历史事实是清晰的，有充分的佐证材料。要深入推进戴戡研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线索，也是一个重要而基本的判断。
孟祥才先生指出，“梁启超……是矢志忠贞、热情奔放的伟大的爱国者。……他对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上如何摆脱落后、黑暗、贫穷和愚昧从而走向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追求，留下了许多至今仍然发人深省的思想遗产。”1
董方奎先生提出：“其实，冯自由在《革命逸事》中，从来就将梁启超列为革命派。……郭沫若回忆说，梁启超是那个时代民主革命的代言人，没有一个知识分子未受过梁的精神洗礼的。在那个时代的青年无不崇拜梁启超，人人以读到《饮冰室文集》为乐事。”2
既然梁启超是革命的、爱国的，戴戡作为其忠诚的追随者，得到梁启超的充分肯定，称之为“一位极有肝胆极有才略的人”3，又岂会是反革命和不爱国的。
我们应当承认，在中国近代漫长曲折的救亡历程中，在正确的思想道路出现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理念、观点的学习和宣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进步的主流，引领了时代前进的方向，具有历史的合理性。陈旭麓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一文提出：“面对极端反动腐朽的统治，许多知识分子还没有找到或不认识马克思主义，从爱国出发，囿于自己的经历，……想在黑暗中以爝火荧光探照自己的去路，终究比安于现状、无所用心要好。科学发明是通过试验取得的，社会改造也有待于试验来推广。”“资产阶级的改良活动，……曾经被‘立足于批的革命辭藻横扫过，大大地被歪曲了。理应掸去横扫的辞藻，还其本来面目，还改良和改良派自己历史的本来面目。”4
戴戡在民国成立后参与到地方政治乃至于国家政治中，一方面是代表了当时贵州社会精英阶层的愿望，二是追随着梁启超等知识阶层领袖的理想。可以说，戴戡的行为就是当时社会主流意识的一个具现。戴戡参与的引滇入黔、改组贵州军政府、争战四川等事件都应当从这个角度进行解读。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到1917年护国运动胜利后政局变化，正是近代中国政治格局演变的一个重要阶段，主要包括了地方政局重组动荡、袁世凯统治、北洋军阀上台三大变化。这个时期，也恰是戴戡参与政治，扮演梁启超系统重要角色，具体展现进步党政治诉求的一个阶段。通过研究戴戡，也打开了研究梁启超等重要人物在民国初年政治动荡不安期间其思想、活动的一扇窗户。
戴戡从政短短数年，迭经重大政治军事行动。可以看出，他不是在追求个人私利，而是尽力追随、融入为国为民奋斗的时代激流。虽然他选择的理念道路没有取得成功，但无损他奉献和牺牲的崇高价值。戴戡之死，是为救国家。戴戡的行为，是相信梁启超等领袖的救国理想而追随之的救国行为。戴戡短暂而传奇的一生，可以说代表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救国救民而牺牲奉献的无数烈士的历程，在一片黑暗和未知中，不断地奔走探索，前仆后继，在无数人的牺牲后，才找到一条可堪前行的道路。
（二）戴戡的个人经历具有旧式文人的显著特点。他长于微末，迭经恩遇而汇入士人群体，以忠义自持，勇于担当，不惜牺牲。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不绝的民族精神的传承，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演变得尤其斑斓醒目。在东西文明对撞的大潮中，旧式文人的理念诉求、行为方式等每遭风雨摧折，冲刷淘汰，最终获得涅槃与新生，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历史研究者关注和阐发的历程。《末科进士与世纪风云——熊范舆传》就提到：“综观1916-1917年的两年间，以梁启超为核心、以原进步党——研究系为纽带的政治圈子曾经一度兴旺，但随着蔡锷、戴戡相继离世，他们失掉了在西南地区的‘势力范围和军事力量，在中央层面的议会政治中又历经挫折。在文武关系已经易位、法制宪政基础尚未牢固的民初政治格局中，文人精英既失去了传统政治体制下的那种主导地位，也难以通过现代的专家治国模式影响国政。之后梁启超远游、汤化龙被刺，这一本就松散的政治圈子更是名存实亡，日渐衰微。”1由此思路观察，戴戡还可以具有“士”之研究的案例价值，值得深入思考。
主题词：戴戡 梁启超 士 中国近代史 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8）04-58-64
戴戡，字循若，原名登荣，字锡九1，贵州贵定人，生于清光绪六年八月二十七日（1880年10月1日）2，幼年丧母，家贫，十三岁入乡塾，得到塾师郎先锦赏识和用心培养，苦学三年，考中秀才，“三年通经史，……寻补县庠，食廪饩”3。清光绪三十年（1904），戴戡与郎先锦之子郎德馨至贵阳投名师徐天叙，随即获得留学日本的资格。据戴戡《在照片上的自题文》所述，1904至1907年间，戴戡留学日本4，与贵州籍同时期留日学生熊范舆、陈国祥、姚华等结下深厚情谊，又与当时的政治风云人物梁启超结缘，从而加入了资产阶级宪政派的行列，以此奠定其一生事业的基础。
1907年归国后，戴戡先后在河南、云南担任学校教员、企业管理人员5。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戴戡介入政局，直到1917年阵亡于四川。短短五、六年，他亲身参与了滇军入黔，改组贵州军政府，反对袁世凯称帝，发动护国战争，与川、滇军阀争夺四川统治权等在西南地区乃至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建立其功业。曾历任贵州军政府左参赞、黔中观察使、贵州民政长、贵州省长、参政院参政、云南军政府都督府左参赞、护国军右翼军总司令、中华民国军务院抚军、四川省长、四川督军、四川军务会办等职，数年之间由一介布衣而成为地方要员，为历史留下一段传奇。
戴戡是民国初年诸多重要事件的亲历者、推动者，是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对象。本文旨在通过对戴戡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阐述其中之不足及其原因，最后提出对戴戡的事业成就、理想追求、人生轨迹、师友情谊等再作新的考察研究的思路想法，以期加深对清末民初这一历史时期内，贵州、西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政治社会变迁和历史人物的认识和理解。
一、研究现状
戴戡的研究成果包括传记资料、论文、著作等几类。目前可检索到的截止于2017年底的成果如下叙列：
（一）传记资料类：戴戡《在照片上的自题文》，戴戡《辛亥革命、民国成立、贵州光复奏凯词》，戴戡《在贵州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说词》，戴戡《讨袁胜利奏凯词》，戴戡《挽蔡松坡联》，《戴戡通告接贵州民政长电》，《黎元洪复贵阳戴民政长电》，《戴戡在贵阳出师前致各处电》，《护国第一军右翼总司令官告示》，《护国第一军右翼总司令官劝告北军将士书》，《致贵州征兵抚恤会电》，《川人欢迎戴戡省长电》，《北京政府追赠戴戡为陆军上将从优议恤令》，梁启超《贵定戴公略传》，姚华《挽戴戡诗》，梁启超、刘显世等《挽戴戡联》，《贵州旅京同乡公祭戴戡文》，《〈铎报馆〉同人挽戴公循若哀辞》，雷渝《祭戴戡文》，陈旭麓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词典·戴戡》，陈旭麓等主编的《中华民国史词典·戴戡》，卞孝萱、唐文权：《辛亥人物碑传集·先府君（戴戡）行述》，冯祖贻、曹维琼、敖以深的《辛亥革命贵州事典·辛亥革命前后的重要人物·戴戡》，《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林建曾、肖先治等编著的《贵州著名历史人物传·戴戡》，朱崇演著《黔彦写真·贵州护国起义领导层人物简介·戴戡》，戴聚懿撰《戴戡事略》《再述戴戡事略》《戴戡在照片上亲笔文字一则》《姚华挽戴戡诗》，何祚伦撰《戴戡之死》，凌虹撰《戴戡传略》，胡端楷撰《戴戡》，胡端楷撰《戴戡先生事略》，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戴戡》，杨惠兰撰《护国运动中的风云人物——戴戡》，邓庆棠撰《戴戡事略》，刘毅翔撰《贵州辛亥人物传稿·戴戡》，李远撰《黔南名人传·戴戡》，易舜恺撰《戴戡事略》，王尧礼撰《护国三杰：蔡戴陈》。
（二）研究论文类：龙之鸿的《戴戡的一生》，李远祥的《戴戡与护国战争》，黄发政的《护国战争时期的戴戡》，戴聚懿的《戴戡与护国起义》，李中的《戴戡试评》，厐思纯的《政坛奇士戴戡》，刘毅翔的《戴戡、任可澄与护国运动》，徐适的《郎先锦与戴戡师生行谊考述》。
（三）著作类：李恭忠、苟晨曦的《戴戡与护国运动》。
（四）有相关述论的重要研究著作：《护国运动史》，《西南军阀史》第一卷，《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二辑）》，《梁启超与护国战争》，《黔军史略》，《梁启超传》，《末科进士与世纪风云——熊范舆传》，《蔡锷大传》，《护国元勋蔡锷传》，《中华民国史（第二卷）》，《贵州六百年史事纵览》等，这些著作站位高，影响大，其中对于戴戡及相关事件的观点和提法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
二、主要观点
（一）肯定和赞誉戴戡在护国运动中的贡献。
护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梁启超的立宪派进步党与孙中山的共和派革命党第三次团结合作，共同努力，终于阻止了袁世凯帝制复辟，这是近代中国民主立宪势力共同团结反对专制独裁的巨大胜利，再创了共和”1。“护国战争是民主共和与封建专制矛盾发展日益尖锐的必然结果。矢志追求民主宪政的梁启超，在孙中山、黄兴侨居海外无法继续领导反对封建复辟斗争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勇敢地发动和领导了这场维护民主制度、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武装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又一壮举。……（梁启超）他绝不是投机取巧地抢夺了护国战争的领导权，而是不顾生死、当仁不让、勇敢地承担了领导护国战争的义务。”2
护国运动的旗手和主将是梁启超和蔡锷，戴戡是他们旗下的重要成员。在戴戡的事业历程中，参与策划、组织、推动护国运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其功绩勋劳至今尤能被人广泛称许的最重要缘由。
梁启超先生在他的《护国战役回顾谈》中说到：“蔡公（蔡锷）在北京时候找出来商量大事的人，除了云南军官外，最重要的是前任贵州省长戴公循若。戴公本来是一位学师范的文人，辛亥革命时在贵州起义，后来做了省长，是一位极有肝胆极有才略的人。他从十月间就到北京，受了蔡公命令回贵州布置，云南起义后二十多天，他就把贵州响应起来。他带着一支军队出到綦江，和蔡公掎角，当时和他相持者就是吴佩孚，像他这样一位文弱书生，用些残兵弱卒和现代的第一流军人能相持许久，我们可以想象他的人才和人格了。”1
《护国运动史》谈到：“戴戡……留学日本，……在日本与梁启超接近，……辛亥革命后……先后任都督府左参赞、民政长和巡按使，参加进步党为理事。后去北京任参政院参政，与蔡锷、梁启超关系更加密切，是进步党的活跃分子。由于戴与云、贵上层关系密切，护国战争爆发前，他是梁启超、蔡锷与云、贵方面的重要联系人。”2该书叙述云南独立，护国军政府的成立，护国军的编组和出师，贵州独立，北路黔军进攻綦江等许多内容时均阐述了戴戡的参与情况，指出在运动之初，发动贵州起义时，“戴戡抵筑，进一步鼓舞了贵州人民反袁斗争的决心”，发挥了积极作用3。
黄发政在《护国战争时期的戴戡》一文中提出：“（戴戡）在护国运动发生后，在反对帝制，再造共和的历程中，写下了自己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一页。”“戴戡参与谋划、组织、发动和领导了护国战争，‘厥功尤伟，‘懋著勋劳，是永远不会泯灭的”。4
李远祥在《戴戡与护国战争》中，从三个方面总结了戴戡为护国战争的胜利作出的贡献：“一、为拥护共和、反对帝制积极奔走，在护国战争的发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二、积极策动贵州独立，稳定了四川前线护国军的士气，奠定了西南护国战争大业，推动了各省反袁护国运动的蓬勃发展。三、率领黔军北伐，与蔡锷一起在四川前线重创北洋军，推动了其他各省的独立，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美梦，加速了袁世凯统治的灭亡。”因此赞扬戴戡“作为一文弱书生，竟率军入川，与蔡锷一起，互为掎角，抗衡北洋军，并取得重大胜利，名震一时，成为护国战争的策划者、组织者、领导者之一，为护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5
刘毅翔在《戴戡、任可澄与护国运动》中考述了戴戡在护国运动中的具体作用和贡献，认为“戴戡……对护国运动是有贡献的。”6
厐思纯提出“戴戡……奔走天下，反袁护国的高尚情怀，将永留史册。”7
这些论文以及相关的著作成果对戴戡参与护国运动的因緣、活动轨迹等进行了梳理论述。但是研究数量少，宣传更是薄弱。所以，深谙贵州历史的王尧礼先生不由得感叹，“蔡锷是护国英雄，大名鼎鼎，家喻户晓，戴戡、陈国祥也参加了护国之役，尤其是戴戡，也可说是护国英雄，却少为人知。”8
（二）否定和批判戴戡在滇军入黔、改组贵州军政府、争战四川等事件中的行为和表现。
目前的研究比较普遍地将滇军入黔、改组贵州军政府视为对贵州革命的摧残，并认为戴戡在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西南军阀史》说：“滇军于2月27日抵贵阳，……与贵州宪政派、地方团练和封建官绅勾连一气，……演出了一省军政府去颠覆另一省军政府的悲剧。”9“刘（显世）、任（可澄）等……决心彻底消灭革命势力，但自身力量又不够，于是派戴戡赴云南，……将蔡锷说动，戴戡等更与唐继尧‘结约五条，请滇军代黔组织军政府另举都督，……残酷屠杀贵州革命派和革命人民”。1
谢本书先生论述滇军唐继尧入黔，称“唐继尧出兵贵州，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问题。其实滇军入黔最初的合理性，大体上是可以肯定的，问题是滇军入黔后唐继尧的作为。”又说“滇军北伐及其入黔决定的本身，从蔡锷方面来看，其失误是很难否定的。问题在于唐继尧率滇军入黔，插手黔局，实行大屠杀，事实上开创了民国以来以武力夺取邻省政权的恶劣先例。这一点蔡锷虽无直接责任，却也不能推卸他对唐继尧支持所应承担的领导责任或部分责任。”2基于这样的认识定性，对戴戡在此事件中的推动作用，所用词语如“煽动”“别有用心”，都有明显的否定倾向。
龙之鸿在其文章中，以“（一）引滇军祸黔，（二）窃取贵州巡按使，（三）参加护国战争，（四）挑起滇川军战争，（五）刘戴战争发生与黔军覆灭”为线索，描述戴戡生平。他论述滇军入黔事说：“唐继尧统治贵州二十个月，……滇军借机烧杀掳抢，勒索奸淫，黔人困于水火，至今犹有遗恨。……自此以后，滇军多次祸黔，推源祸首，戴戡不能辞其责。”3
对于戴戡担任四川省长、卷入四川混战的事件，许多研究者是从反动军阀谋求个人权利的视角来展开。
如“戴戡入成都后，处于滇、川军事争斗的夹缝之中，又面对四川天灾流行，……各地流民遍地，匪患猖獗，成都市内‘饥民满街，为往年所无。……同时，纸币贬值，银根短缺，商人怨愤，责难纷纷。舆论普遍以安顿流民，整顿吏治为治川急务。但‘军民两政仍不能相谋，长官既失统治之能，调处复绝和衷之望，百端未理，猜忌横生。”接着，文章称：“戴戡处此混乱与灾难之中，只以固位为要图。他所允诺的‘安民，只停留在向北京政府乞款办理善后；而他宣示的‘整顿吏治，却变成了处置私党。……戴戡的治匪，一反以剿为主的办法，通令于匪自新，规劝‘素行不义者，亦宜趁此时机，改过迁善，……这种所谓‘自新，反使各地匪患丛生。”此外，还有更严厉的批评说，“戴戡省长后……利令智昏，‘不仅不与四川进步党人合作，反而筹立机构，要彻查四川进步党人侵蚀川人铁路股款和盐税两方面的旧账，引起四川进步党人的老大不满等”。“在刘罗成都之战中，戴戡点火在前，作壁上观于后，唾手而得四川督军印信”。4
对于刘罗战争、刘戴战争，研究者提出，“1917年4月至7月发生的刘罗战争和刘戴战争，不仅对西南地区，而且对全国政局都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在这以前，西南各派系的军事头目们尽管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的态度不尽一致，但在这些历史事件中，他们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参加过的战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尚有某种正义性，其战争的客观后果与广大人民的利益和历史前进的方向还有某种一致性的地方。到刘罗战争和刘戴战争时期，交战各方的目的都是为了争权夺利，都没有丝毫的正义性可言。战争的结果完全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意愿，给当地人民造成了空前的灾难，是对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反动。其次，辛亥革命以后，尽管西南各省军事头目们向封建军阀演变和堕落的过程不尽一致，但到刘罗战争和刘戴战争时，不仅交战三方都完成了向军阀的蜕变……从此，以滇、桂两系为主，包括川、滇、湘、粤四系在内的西南军阀已形成。”5
在做出了反动军阀这样的定位后，一些研究者为了加大批判性，甚至做出一些缺乏实据的评议，或者刻意的歪曲。如称“戴戡是一个争功好利，不择手段的政客。”6戴戡在滇军入黔、改组贵州军政府的事件中“鼓吹”“煽动”“争功好利”，谋个人权利。在任贵州巡按使时离间刘显世与王文华关系，任职四川省长时期又不择手段，挑拨川滇军混战，谋夺四川督军职位等。“戴戡与罗佩金一样怀抱野心，担任军务会办时，他便在黔军的势力范围内，‘擅用官吏，擅提盐款，擅加粮赋，擅编警团。当上省长以后，更以权位罗致羽翼，同罗佩金争权。”1
（三）要求摆脱极‘左思想的影响，全面客观地评价戴戡的观点。
李中认为，“多年来，涉及戴戡的回忆及研究对其多持否定态度，甚至将滇军颠覆贵州大汉军政府也归咎于戴戡效哭秦廷。究其实，造成对戴戡这样的评价，一是因为与戴戡同时代而又处于敌对阵营人士带有强烈党派色彩的评价；二是新中国建国后历史研究工作因受极‘左思想的影响，简单地以革命派和反动派品评历史人物。故而难以得出公允结论。”“数十年来，对戴戡的评价有欠公允，甚至肆意编造丑化”。
他提出，“戴戡自幼勤勉，从一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留学生，在历史关键时刻，立场正确而坚定，大节铮铮。”“把戴戡的一言一行都视为阴谋，并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2因此，他围绕滇军入黔和川中混战两件大事进行了分析和新的阐述。李中认为：“辛亥革命前，贵州（自治学社和宪政派）这两大政治派别，都是主流改良主义，无本质上的差别。”而在革命后成立的军政府中则因先天不足，存在几大隐患：“（一）软弱无力的军事领导；（二）企图依靠公口维护权力；（三）自治学社主要领导人临危胆怯，缺乏革命勇气。”因此，“把贵州辛亥革命失败归咎于戴戡引滇军祸黔缺乏说服力。”
对川中乱局，李中从“（一）与罗佩金的矛盾；（二）四川进步党人的矛盾；（三）‘刘罗之战与‘刘戴之战”三点展开详细论述，提出了新的观点。主要有：
1、戴戡任省长后面临赈济灾民、抑制通胀、澄清吏治、消灭匪患的要务，因此其彻查四川进步党人经济旧账的做法是不为一党之私的证明。而重用黄大暹、周恭寿、熊其勋等杰出人才，也不能称为“位置私党”。
2、刘存厚、罗佩金之战是从中央到地方多种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岂是戴戡点火能致？”并引杜绍甫《旅川日记》证明戴戡出面调停刘罗双方停战的举措，認为“以现有史料而论，戴戡对刘罗之战的态度和处置并无不当。”
3、关于刘戴之战，李中认为，“刘存厚兵力数倍于黔军，兵种齐全，武器亦优，戴戡、熊其勋即使利令智昏也不至于以卵击石，黔军不辞一战，实为势之所迫。”3并对相关著述中的一些细节说法进行了考证。如《西南军阀史》中说：“戴戡、熊其勋也丧失了控制部下的能力。”“走投无路，接受劝降条件”等，李中引用杜绍甫《旅川日记》的记录作了反驳。
李恭忠、苟晨曦合著的《戴戡与护国运动》是第一部戴戡研究的专题著述。它从戴戡的个人命运与时代潮流变幻之间的互动联系这一角度进行解析，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视野。在全面描述戴戡生平事迹的同时，联系了国家转型与地方脉动、革命之后的派系纷争与地方秩序等重要议题，作者提出，“戴戡……从边远地区下层社会的普通一份子，逐步成长为新时代精英群体中的一员。”“贵州光复之后，派系纷争成为影响地方政局的关键因素。……在此过程中，戴戡也逐步卷入了贵州的派系政治。”随后，“戴戡对政治生活的参与越来越深。……在贵州政坛的实际影响愈发迅速上升，逐渐从幕后的角色转变为台前的主角。”“在区域混争过程中，戴戡……的一段个人传奇至此落幕。”至此，作者顺势提出“一个时代难题，即如何在革命、战争之后实现真正的国家统一和制度重构。”4引领读者对戴戡身处的历史局面和情势缘由进行深入思考。
徐适的《郎先锦与戴戡师生行谊考述》则尝试从家国命运与士人担当这一角度切入进行研究，提出“郎先锦与戴戡初结缘于学问相授，继而同心协力于在乡间利济桑梓；于乱局中劝勉忠义、笃行救时；多年间‘共济艰难，既效于乡，犹施于国。他们身处‘冰山骤倾鼎沸方始之际，也未曾置身事外，体现出传统士人的志节风骨，以及深厚的师生情谊，值得后人尊敬。”5
三、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对戴戡的生平事迹重要部分已有较为清晰的认识。然而问题与不足还较多较明显。
一是研究工作薄弱、成果数量不足，对其人其事的关注、挖掘还很欠缺。戴戡的个人情况仍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对戴戡参与诸多重大事件的内外因缘发掘不够，郎先锦、梁启超、熊范舆、陈国祥、任可澄、姚华等一批当时的精英之士与戴戡的关系和影响如何？戴戡留学日本情况，担任贵州民政长情况，与梁启超、蔡锷、任可澄、熊范舆等师友交往情况等都罕见论及。
二是基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立场观点方法的不断创新，对戴戡的评价应当重新审视。过去的不少研究者受到特定历史时期史观的影响，对戴戡其人其事的评论不考虑历史事件的复杂性，简单将之视为敌对革命的反动分子进行抨击，甚至于歪曲捏造，这种情况应当予以明确的修正。
四、新时代历史条件下推进戴戡研究的思考
（一）戴戡属于梁启超进步党势力的重要成员。这个历史事实是清晰的，有充分的佐证材料。要深入推进戴戡研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线索，也是一个重要而基本的判断。
孟祥才先生指出，“梁启超……是矢志忠贞、热情奔放的伟大的爱国者。……他对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上如何摆脱落后、黑暗、贫穷和愚昧从而走向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追求，留下了许多至今仍然发人深省的思想遗产。”1
董方奎先生提出：“其实，冯自由在《革命逸事》中，从来就将梁启超列为革命派。……郭沫若回忆说，梁启超是那个时代民主革命的代言人，没有一个知识分子未受过梁的精神洗礼的。在那个时代的青年无不崇拜梁启超，人人以读到《饮冰室文集》为乐事。”2
既然梁启超是革命的、爱国的，戴戡作为其忠诚的追随者，得到梁启超的充分肯定，称之为“一位极有肝胆极有才略的人”3，又岂会是反革命和不爱国的。
我们应当承认，在中国近代漫长曲折的救亡历程中，在正确的思想道路出现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理念、观点的学习和宣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进步的主流，引领了时代前进的方向，具有历史的合理性。陈旭麓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一文提出：“面对极端反动腐朽的统治，许多知识分子还没有找到或不认识马克思主义，从爱国出发，囿于自己的经历，……想在黑暗中以爝火荧光探照自己的去路，终究比安于现状、无所用心要好。科学发明是通过试验取得的，社会改造也有待于试验来推广。”“资产阶级的改良活动，……曾经被‘立足于批的革命辭藻横扫过，大大地被歪曲了。理应掸去横扫的辞藻，还其本来面目，还改良和改良派自己历史的本来面目。”4
戴戡在民国成立后参与到地方政治乃至于国家政治中，一方面是代表了当时贵州社会精英阶层的愿望，二是追随着梁启超等知识阶层领袖的理想。可以说，戴戡的行为就是当时社会主流意识的一个具现。戴戡参与的引滇入黔、改组贵州军政府、争战四川等事件都应当从这个角度进行解读。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到1917年护国运动胜利后政局变化，正是近代中国政治格局演变的一个重要阶段，主要包括了地方政局重组动荡、袁世凯统治、北洋军阀上台三大变化。这个时期，也恰是戴戡参与政治，扮演梁启超系统重要角色，具体展现进步党政治诉求的一个阶段。通过研究戴戡，也打开了研究梁启超等重要人物在民国初年政治动荡不安期间其思想、活动的一扇窗户。
戴戡从政短短数年，迭经重大政治军事行动。可以看出，他不是在追求个人私利，而是尽力追随、融入为国为民奋斗的时代激流。虽然他选择的理念道路没有取得成功，但无损他奉献和牺牲的崇高价值。戴戡之死，是为救国家。戴戡的行为，是相信梁启超等领袖的救国理想而追随之的救国行为。戴戡短暂而传奇的一生，可以说代表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救国救民而牺牲奉献的无数烈士的历程，在一片黑暗和未知中，不断地奔走探索，前仆后继，在无数人的牺牲后，才找到一条可堪前行的道路。
（二）戴戡的个人经历具有旧式文人的显著特点。他长于微末，迭经恩遇而汇入士人群体，以忠义自持，勇于担当，不惜牺牲。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不绝的民族精神的传承，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演变得尤其斑斓醒目。在东西文明对撞的大潮中，旧式文人的理念诉求、行为方式等每遭风雨摧折，冲刷淘汰，最终获得涅槃与新生，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历史研究者关注和阐发的历程。《末科进士与世纪风云——熊范舆传》就提到：“综观1916-1917年的两年间，以梁启超为核心、以原进步党——研究系为纽带的政治圈子曾经一度兴旺，但随着蔡锷、戴戡相继离世，他们失掉了在西南地区的‘势力范围和军事力量，在中央层面的议会政治中又历经挫折。在文武关系已经易位、法制宪政基础尚未牢固的民初政治格局中，文人精英既失去了传统政治体制下的那种主导地位，也难以通过现代的专家治国模式影响国政。之后梁启超远游、汤化龙被刺，这一本就松散的政治圈子更是名存实亡，日渐衰微。”1由此思路观察，戴戡还可以具有“士”之研究的案例价值，值得深入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