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西湖》诗碑辨伪
计文渊
摘 要：通过对王阳明西湖养病进行考证，引出流传已久的所谓王阳明《西湖》诗碑问题，具体梳理三种拓本的流传过程，最后辨析《西湖》诗并非王阳明本人之作，推翻数百年来以为《西湖》诗碑就是王阳明真迹的误传。
关键词：王阳明 《西湖》诗碑 辨伪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8）03-84-92
明弘治十五年（1502）八月，王阳明疏请告归余姚老家养病1。明年（1503）又移疾杭州西湖休养，期间作有西湖相关诗文多篇，诗稿收录于《王文成公全书》及《西湖游览志》等志书。此外，其他虽有部分散佚诗，但有真伪之别。其中流传为王阳明七绝《西湖》诗碑一块，自清代中后期以来，就广为流传，原诗云：
画舫西湖载酒行，藕花风渡管弦声。
馀情未尽归来晚，杨柳池台月又生。2
迄今二百余年间，该《西湖》诗碑拓本流传国内多地，又传至海外，真伪问题尚未深入探究。
笔者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沿着王阳明遗迹，赴皖、赣、湘、黔四省追踪寻访，收获甚多。特别在贵阳阳明祠、修文古龙场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印象深刻。记得当年在贵阳扶风山阳明祠拜谒时，正适该祠大规模修缮，许多文物碑刻有待翻刻复制，有幸得到维修管理处一位老先生的友情支持，他提供了王阳明书迹相关照片，其中便有上述《西湖》诗碑拓本内容，来源为贵州省博物馆旧藏。当初自己因认定此碑笔法不类王阳明手书特征，故未收录于1996年出版的拙编《王阳明法书集》3一书。而该碑诗作是否出自王阳明，也未及考证。近三十年来，各地所出版王阳明遗迹及诗文研究专集，都将此碑作为王阳明诗和真迹加以著录。
近来，笔者从日本回流的书画中，相继得到了该碑旧拓两种，同时，又找出了诗碑原作者文献证据，可以确定《西湖》诗碑并非王阳明本人所作。有感于此，对以往对此碑混淆真伪的痕迹，现在可以还原真相。为解惑以上诸问题，特撰此文，以求教于海内外方家。
一、阳明西湖写怀
王阳明在《乞养病疏》（弘治十五年八月）自述：“切缘臣去岁三月忽患虚弱咳嗽之疾……入秋稍愈……旧患仍作……转增烦热，迁延三月，尪羸日甚……蝼蚁之私，期待暂离职任，投养幽闲，苟全馀生，庶申初志。伏望圣恩垂悯，乞敕吏部容臣暂归原籍就医调治。”1黄绾《阳明先生行伏》曾述先生得病之由：“日事案牍，夜归必燃灯读《五经》……必至夜分，因得呕血疾。”2由此可见王阳明公务累身，积劳成疾，遂有告病归养，筑室阳明洞之举。据《王文成公全书·年谱》载：“十五年（1502）壬戌，先生三十一岁……明年（1503）遂移疾钱塘西湖，复思用世。往来南屏、虎跑诸刹。”其他各类年谱记述大致类同，极其简略（见附一）。
王阳明在杭州西湖养病期间，曾遍访当地的古刹名寺，写了不少与西湖有关的诗文，其中题为《西湖醉中漫书二首》，有“好景恨无苏老笔，乞归徒有贺公情”“共君醉卧不须到，自有香风拂面来”，又有“南北双峰引高兴，醉携青竹不须扶”的诗句，赞美了西湖的景致。诸如对莲花的描写，王阳明说没有必要到莲池旁去赏花，醉卧岸边，微风一样会把莲花的芬芳送到你面前。
另外，王阳明还作有《南屏》《卧病静慈写怀》《移居胜果寺》三首，明田汝成撰《西湖游览志》1时，收录了以上诸诗（见附二）。田汝成，字叔禾，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官广西右参议，福建提学副使。所撰《西湖游览志》二十四卷，每篇因名胜而附以事，鸿纤巨细，一一兼该。他与王阳明为同时代人，所录诗文较为真实可信。
二、《西湖》诗碑拓本三种考论
所传王阳明《西湖》诗碑，目前有三种拓本流传于世：
第一，王阳明《西湖》诗碑旧拓本（传），纵167cm、横85cm，阳明书屋藏。据旧拓题跋为四川成都草堂寺碑刻，故简称“成都本”。
第二，王阳明《西湖》诗碑旧拓本（传），纵183cm、横91cm，阳明书屋藏。又贵州省博物馆藏，据传为贵阳阳明祠碑刻，故简称“贵阳本”。
第三，王阳明《西湖》诗碑新拓本（传），纵173 cm、横93 cm，菱池居藏。据旧拓本复刻，新碑现存贵阳阳明祠内，故简称“新刻本”。
现在对《西湖》诗碑三种拓本考论如下：
首先，“成都本”。笔者所藏“成都本”，旧有日本学者附题跋一则：
此碑在成都西方，距浣花溪半里之古寺（草堂寺）境内。书碑署为著名王阳明……往昔为唐诗圣杜子美所居之处，数年间构筑草庵，过着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后世为纪念杜子美，将草庵改建为草堂寺，结草为寺……今境内有杜子美祠，有梅数十株，此地满园梅花开放，观赏者甚多。1
关于成都草堂寺与浣花祠创建年代，得名之由，几经更迭，异说诸多，莫衷一是。如《文选·北山移文》李善注引梁简文帝《草堂传》云：“汝南周顒昔经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怀，乃于钟岭雷次宗学馆立寺，因名草堂，亦号山茨。”
清人赵熙则认为草堂寺创建于晋代，为蜀中佛寺之最古者。其所撰《草堂寺记》谓：“寺之名昉东汉，然汉元狩元年，张骞使大夏，见蜀布、邛竹来自东南身毒国，去邛西可二千里。姚秦法显求戒律至西域，悬絙过新头河。河上人言：古老传弥勒菩萨立像在佛泥洹后三百许年，当周平王时便有沙门赍经律东渡此河者。如若言邪，则汉明帝未梦金人，蜀早通天竺。蜀中流佛法亦远当蚕丛、开明，全支那学佛皆后蜀区，金行晋室奚以云。”2
唐卢求在《成都记》中称：“草堂寺在府西七里，浣花亭三里，寺極宏丽，有名僧履空居其中，杜员外居处逼近，常恣游焉。”记中杜员外居处即指当年杜甫所建之草堂。浣花溪在何处？唐人张周封的《华阳风俗录》中说：“浣花溪在州西南，有江流，至清之所也。”可见此亭距草堂寺三里之说可信。此亭因何而建？宋人葛琳《浣花亭》诗中说：“任氏载经纪”。据此推断，可能是为纪念任氏而建。至于草堂寺，距府西七里，和杜甫之草堂毗邻，仍是当年的格局。3
明冯任修、张世雍等编纂《四川成都府志》载草堂寺：“成都治西南五里，前代为尼居名桃花寺，隋文帝时易以僧。大历中崔宁镇蜀，以冀国夫人任氏本浣溪女，遂重修之，绘任氏真于其中。会昌中欲毁寺，夜闻女子泣之声，乃止，已而祷，两有验。本寺赐今名（梵安寺），欲呼草堂寺。”4“浣花溪，华阳治西南五里，名曰百花潭。按吴中复《冀国夫人任氏碑记》：夫人微时，见一僧坠污渠，为濯其衣，有花满潭水，造为十色笺”。5
清乾隆年间何礼明著《浣花草堂志》八卷，其中《胜概》篇载：“草堂寺旧传八景，曰梵安兰若、工部草堂、百花潭水、万竹山房、石桥通济、泉井源深、官庄柳荫、古道柏森。”6
民国吴鼎南著《工部浣花草堂考》则更为简明扼要，他认为“草堂寺在工部草堂东，一名梵安寺，堂与寺各别也。寺即周顒怀旧寺，见梁简文帝《草堂传》。寺虽在堂先，而堂则非因寺筑。惟名巧合，且同在溪畔，世多疑之。”1“此一千五百年之古寺不免为之湮没不彰，疑莫能定。寺以堂名，柳堂以寺名，聚讼亦最久，经此辨正，其争可以息矣。”2此外，还附录《草堂碑碣存目》：“……石刻二十有六……其他行草书又十有四，不悉记也。”“又草堂寺中尚有三碑。”3皆指草堂寺重修碑记，存目未提及有王阳明《西湖》诗碑，或未一一详录。
综上所述，草堂寺和杜甫草堂的命运始终连在一起。随着岁月更替，其建筑与碑刻传至明末，皆毁于兵燹。清代康熙年间，相继重建。民国时期，草堂寺和杜甫草堂都曾驻扎军队，文物等多被焚毁，散失殆尽，《西湖》诗碑或许毁于这段时间，幸“成都本”拓本尚存。
其次，“贵阳本”。“贵阳本”的出处与贵阳阳明祠有关。贵阳扶风山有阳明祠，目前我们可以见到在清代所绘较早的扶风山全景图，记载于清完颜麟庆撰的《鸿雪因缘图记》之中，这是一部论述他生平所见所闻的圖文之作。按：完颜麟庆，满洲镶黄旗人，清嘉庆进士，授中书，道光十二年（1832）任贵州布政使，护巡抚，未久离任。后官至江南河道总督，在任十年，著作《鸿雪因缘图记》影响最广。
《鸿雪因缘图记》共三集，每集分上、下两卷，一事一图，刻画逼肖，纤毫备具，笔触细腻，此书在史料价值之外，还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其中贵阳部分内容八种，尤其是《扶风春饯》图，写扶风山全景图，其文记载：“山本荒僻，慧先自川中来，经营三十年，楼殿台榭，因山取势，杂种花木，工于位置而妙于掩映，竟成巨观。且建塔以收遗骸作冢，而受字纸，更得大慈氏精意。”4当时《扶风春饯》图的场景描写，还未提及阳明祠的情况。
扶风山在贵阳城东里许，山形绝似螺，山半有佛寺曰“扶风寺”，正殿祀关壮缪，上为奎阁，祀魁星，左为王阳明祠，右为尹道真祠，苍松翠柏，风景清幽。清代城中文人，常以此间为修禊吟眺之所，建有惜字院、字冢等，至今尚存。据考古学家、书家陈恒安（1910—1986）记载：“阳明祠内有阳明衣冠像石刻，廊间有阳明手迹石刻，附跋语甚多，均嵌在壁上。院中有赑负大石碑，刻《阳明祠记》。”5这些记载与清代贵州著名学者郑珍记述相吻合，其谓：
寺右有阳明祠，祀明王守仁，《府志》失载……待至嘉庆二十四年（1819），张輶督黔学，始与三书院长完成之，有石碑记嵌祠壁。祠中黄辅辰刻石亦谓“祠为嘉庆戊寅、己卯（1818-1819）间，傅小泉、李他山建”。己卯即二十四年也。祠中有阳明像二，题咏甚多，其始末《巢经巢集·游芙峰山观阳明像诗自注》颇详。光绪五年（1879），唐炯、罗文彬重修祠宇，并摹遗像及题刻佳者镌诸石，砌置壁间，二人各为之记。近见阳明遗像册，前为阳明晏坐小像，莫友芝书额，并有四赞：乃门生王畿、邹守益、钱德洪及其侄正思作，又一赞张岱作。次为郑珍跋……祠中别藏侯服大像，幅高大七尺许，上书封新建侯敕，亦不能详其传授。 6
结合上述《衣冠像》石刻，别称为“侯服大像”，即今《王阳明谪黔遗迹》所刊之线刻“阳明先生朝服大像”（贵阳阳明祠）和《贵阳阳明祠·阳明洞碑刻拓片集》之“王阳明先生朝服大像”。此外，陈恒安所述“廊间有阳明手迹石刻，附跋语甚多，均嵌在壁上”，即今所传之王阳明《家书》《复罗整庵书》手迹刻石是也。据以上史料，均未提及有王阳明（款）《西湖》诗碑刻存于阳明祠的相关记载。
其三，贵阳“新刻本”。以陈恒安“院中有赑负大石碑，刻《阳明祠记》”记述，不外乎限于张輶《阳明祠记》、唐炯《重修王阳明先生祠堂记》《阳明先生祠碑碑阴记》三种碑刻。碑文上溯扶风山阳明祠创建始于嘉庆中，规模狭隘，岁久倾圯。后于光绪年间集资缮修，建有长廊，曾将旧藏王阳明《家书》《复罗整庵书》及《王阳明小像》等勾摹上石，嵌于壁间。笔者对陈恒安所述“院中有赑负大石碑”一言，颇为关注，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石赑仅存底坐而已。上说原《阳明祠记》的碑石已荡然无存。八十年代末，当地文保部门考虑“文革”期间阳明祠内文物受损严重，由书画专家代觅苏州石刻高手，按原拓重刻碑石，今立在赑负之上的《西湖》诗碑即是当时的新刻，此即“新刻本”，但与上述“石赑负大碑为阳明祠碑记”明显作了替代。问题是扶风山的阳明祠当时是否有《西湖》诗碑，目前缺少明确记载。假如贵州省博物馆所存旧拓本为阳明祠原拓，再根据成都草堂寺的拓本分析，“贵阳本”的时间不会早于光绪年之前。另外，重庆合川铜梁洞也有《西湖》诗摩岩石刻，为民国初年道人谭遁九重建二仙观时据以上拓本摹刻。
现存“成都本”“贵阳本”“新刻本”三种拓本，字面内容大致相同，而在细微处可以管窥碑石的制作时间。诸如所刻两枚印章，“成都本”镌刻相对随意而质朴，“贵阳本”略显规整，“新刻本”刻者不理解印面文字，依样画符，明显粗糙。
三、《西湖》碑刻诗文真伪
以上所述王阳明《西湖》诗碑三种，近来出版各类著述均作为王阳明佚诗真迹，如束景南《阳明佚文辑考编年》，并附考述：
诗有阳明手迹刻石碑在贵阳扶风山阳明祠，《王阳明谪黔遗迹》著录。此为夏游钱塘西湖诗，当作在阳明移疾钱塘西湖时。今有以为此诗作为弘治十五年，乃误。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弘治十五年八月，疏请告……遂告病归越，筑室阳明洞中……明年，遂移疾钱塘西湖……是阳明弘治十六年春乃移疾钱塘西湖，阳明此诗作在弘治十六年夏。《王阳明全集》卷十九有《西湖醉中漫书二首》，即阳明移疾钱塘西湖作，其二云：‘掩映红妆莫谩猜，隔林知是藕花开。共君醉卧不须到，自有香风拂面来。意境与此诗相类，诗咏净慈寺前之藕花居（见《西湖览胜诗》及《西湖游览志》），当作在同时。1
此番论述，经笔者考究，与真实情况大相径庭。此诗与王阳明西湖诗作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穿凿附会，令人费思而不解！现对《西湖》诗原作者和《西湖》诗碑手迹问题进行考证如下：
（一）《西湖》诗原作者贺甫
事实上，所传此《西湖》诗稿并非王阳明所作，原作者另有其人，清钱谦益撰《列朝诗集》将此《西湖》诗辑入，并明确注明原作者为明人贺甫，原题为《题画次矫以明韵》。今存有清顺治九年（1652）毛晋刻本，收录于《历朝诗集》第二册乙编七。该集收贺甫诗作八首，又附有贺甫小传云：
贺居士甫，字美之，吴中耆旧。刚明介特，有通变之才，以老儒致产千金。持邦人风俗之柄数十年。有《感楼诗集》千篇，杨君谦选得数十首，序而刻之。2
此外，明代祝允明《祝子志怪录》卷四也载有贺甫逸闻故事一则，也云：
贺解元之父甫，字美之，世儒也。为予言解元得第时，不特有螯祥。予亦梦一翡翠自天而下，坠吾家庭中，遂死。未卜何兆也？先生言时解元固无恙，今而已矣！予追思之，岂翠鸟为文明之象，而其死乃卒于一举之应乎！3
又清康熙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也辑入贺甫此首题画诗作，该诗集共486卷，所录上古到明代咏物诗八十六类，由张玉书编。此后乾隆时陈邦彦编《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同样也收录该诗。以上所谓《西湖》诗的原作者贺甫史料皆凿凿可据，毋庸置疑！下面再就诗碑手迹问题展开考论。
（二）《西湖》诗碑手迹问题
论书画作伪，自古已然，不胜枚举。尤其名人書画，皆可获利。明清之际，苏州、扬州地区坊间专仿宋、元、明各代名画墨迹，俗称“苏州片”。清钱泳《履园画学》称：“作伪书画者，自古有之，如唐之程修己伪王右军（羲之），宋之米元章伪褚河南（遂良），不过以此游戏，未必以此射利也。”4当然也有书画家才情横溢，又玩世不恭，其逸趣故事，往往传为美谈。
比如明代草书大家祝允明，其书“风骨烂漫，天真纵逸”，名动海内。他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并称为“吴中四才子”，早年师法虞世南又直追“二王”，草书师法李北海、黄山谷等，称其草书为“明朝第一”。因此，明代专仿祝氏之书已不足为怪，祝允明外孙吴应卯，习祝书辄可乱真，传世伪祝氏书作不少。另文葆光为文徵明五世孙，也专门伪造祝允明草书，流传很广。
此外，还有一位专仿祝允明书的作者，正是伪造以上王阳明《西湖》诗碑者，其姓名无考，传世伪祝氏书迹多件，据笔者目前所能看到的，例举二件：
烟迷杨柳洲，水泊芙蓉岸。
我忆南湖秋，西山暮云乱。1
雨歇杨林东渡头，永和三日荡轻舟。
故人家住桃花岸，直到门前溪水流。2
以上二件诗轴墨迹，第一首为明董其昌题《登翠微亭》诗作。第二首为唐常建《三日寻李九庄》诗。然二件书迹落款为“枝山”，即指祝允明（枝山）书录，这样一来，这位作伪者给我们留下了明显的把柄，同样，又可以确认作伪者的大致年代。把柄是指：其一，祝允明不可能去书录明代晚期董其昌的诗作。因祝允明去世时，董其昌还未出生；其次，作伪者的生活年代上限至晚明或清初。那么以上二诗轴与《西湖》诗碑又有何关系？笔者认为《西湖》诗碑的手迹与二件诗轴墨迹为同一人手笔，根据笔迹鉴定分析，可以确定此一结论。
如选取《西湖》诗碑的个别草字，与二件诗轴墨迹进行比较，可谓玄珠在握，成竹在胸，又增添了彼此之间的佐证。以下列举数例以作比较，其中诗碑“西”“花”“渡”“杨柳”等字，与二件诗轴墨迹相对应的“西”“花”“渡”“杨柳”等字的笔法习性，无不一一吻合。反之，选诗碑中的如“声”字与王阳明手迹“声”字写法相比对，则相去甚远；又诗碑“馀”字与王阳明《龙江留别诗卷》中的“馀”字相较，前者软弱圆钝，无阳明清劲坚挺的笔法；又诗碑“来”字的草书写法则完全误笔，圆熟而生俗态，全然无阳明师法晋人的笔意。
上述种种，不一而足，此类传世书迹，是真是假，孰是孰非，终究会水落石出，还事物一个本来面目。致使后人将伪书《诗碑》误为阳明真迹，必有其历史原因，通过上述考证，可以鉴别其伪迹无疑。
Abstract： Through textual criticism on Wang Yangmings recuperation in the West Lake， this paper firstly leads to a long-lasting problem about Wangs tablet poem the West Lake. It then hackles the spreading process of three rubbings of this poem. Lastly， the paper discriminates and clears that the West Lake is not Wang Yangmings own work. Thus， it overturns the misinformation of the West Lake as Wangs authentic work， which has been lasting for hundreds of years.
Key words： Wang Yangming； the poem tablet； the West Lake； discrimination
（责任编辑：张 明）
摘 要：通过对王阳明西湖养病进行考证，引出流传已久的所谓王阳明《西湖》诗碑问题，具体梳理三种拓本的流传过程，最后辨析《西湖》诗并非王阳明本人之作，推翻数百年来以为《西湖》诗碑就是王阳明真迹的误传。
关键词：王阳明 《西湖》诗碑 辨伪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8）03-84-92
明弘治十五年（1502）八月，王阳明疏请告归余姚老家养病1。明年（1503）又移疾杭州西湖休养，期间作有西湖相关诗文多篇，诗稿收录于《王文成公全书》及《西湖游览志》等志书。此外，其他虽有部分散佚诗，但有真伪之别。其中流传为王阳明七绝《西湖》诗碑一块，自清代中后期以来，就广为流传，原诗云：
画舫西湖载酒行，藕花风渡管弦声。
馀情未尽归来晚，杨柳池台月又生。2
迄今二百余年间，该《西湖》诗碑拓本流传国内多地，又传至海外，真伪问题尚未深入探究。
笔者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沿着王阳明遗迹，赴皖、赣、湘、黔四省追踪寻访，收获甚多。特别在贵阳阳明祠、修文古龙场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印象深刻。记得当年在贵阳扶风山阳明祠拜谒时，正适该祠大规模修缮，许多文物碑刻有待翻刻复制，有幸得到维修管理处一位老先生的友情支持，他提供了王阳明书迹相关照片，其中便有上述《西湖》诗碑拓本内容，来源为贵州省博物馆旧藏。当初自己因认定此碑笔法不类王阳明手书特征，故未收录于1996年出版的拙编《王阳明法书集》3一书。而该碑诗作是否出自王阳明，也未及考证。近三十年来，各地所出版王阳明遗迹及诗文研究专集，都将此碑作为王阳明诗和真迹加以著录。
近来，笔者从日本回流的书画中，相继得到了该碑旧拓两种，同时，又找出了诗碑原作者文献证据，可以确定《西湖》诗碑并非王阳明本人所作。有感于此，对以往对此碑混淆真伪的痕迹，现在可以还原真相。为解惑以上诸问题，特撰此文，以求教于海内外方家。
一、阳明西湖写怀
王阳明在《乞养病疏》（弘治十五年八月）自述：“切缘臣去岁三月忽患虚弱咳嗽之疾……入秋稍愈……旧患仍作……转增烦热，迁延三月，尪羸日甚……蝼蚁之私，期待暂离职任，投养幽闲，苟全馀生，庶申初志。伏望圣恩垂悯，乞敕吏部容臣暂归原籍就医调治。”1黄绾《阳明先生行伏》曾述先生得病之由：“日事案牍，夜归必燃灯读《五经》……必至夜分，因得呕血疾。”2由此可见王阳明公务累身，积劳成疾，遂有告病归养，筑室阳明洞之举。据《王文成公全书·年谱》载：“十五年（1502）壬戌，先生三十一岁……明年（1503）遂移疾钱塘西湖，复思用世。往来南屏、虎跑诸刹。”其他各类年谱记述大致类同，极其简略（见附一）。
王阳明在杭州西湖养病期间，曾遍访当地的古刹名寺，写了不少与西湖有关的诗文，其中题为《西湖醉中漫书二首》，有“好景恨无苏老笔，乞归徒有贺公情”“共君醉卧不须到，自有香风拂面来”，又有“南北双峰引高兴，醉携青竹不须扶”的诗句，赞美了西湖的景致。诸如对莲花的描写，王阳明说没有必要到莲池旁去赏花，醉卧岸边，微风一样会把莲花的芬芳送到你面前。
另外，王阳明还作有《南屏》《卧病静慈写怀》《移居胜果寺》三首，明田汝成撰《西湖游览志》1时，收录了以上诸诗（见附二）。田汝成，字叔禾，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官广西右参议，福建提学副使。所撰《西湖游览志》二十四卷，每篇因名胜而附以事，鸿纤巨细，一一兼该。他与王阳明为同时代人，所录诗文较为真实可信。
二、《西湖》诗碑拓本三种考论
所传王阳明《西湖》诗碑，目前有三种拓本流传于世：
第一，王阳明《西湖》诗碑旧拓本（传），纵167cm、横85cm，阳明书屋藏。据旧拓题跋为四川成都草堂寺碑刻，故简称“成都本”。
第二，王阳明《西湖》诗碑旧拓本（传），纵183cm、横91cm，阳明书屋藏。又贵州省博物馆藏，据传为贵阳阳明祠碑刻，故简称“贵阳本”。
第三，王阳明《西湖》诗碑新拓本（传），纵173 cm、横93 cm，菱池居藏。据旧拓本复刻，新碑现存贵阳阳明祠内，故简称“新刻本”。
现在对《西湖》诗碑三种拓本考论如下：
首先，“成都本”。笔者所藏“成都本”，旧有日本学者附题跋一则：
此碑在成都西方，距浣花溪半里之古寺（草堂寺）境内。书碑署为著名王阳明……往昔为唐诗圣杜子美所居之处，数年间构筑草庵，过着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后世为纪念杜子美，将草庵改建为草堂寺，结草为寺……今境内有杜子美祠，有梅数十株，此地满园梅花开放，观赏者甚多。1
关于成都草堂寺与浣花祠创建年代，得名之由，几经更迭，异说诸多，莫衷一是。如《文选·北山移文》李善注引梁简文帝《草堂传》云：“汝南周顒昔经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怀，乃于钟岭雷次宗学馆立寺，因名草堂，亦号山茨。”
清人赵熙则认为草堂寺创建于晋代，为蜀中佛寺之最古者。其所撰《草堂寺记》谓：“寺之名昉东汉，然汉元狩元年，张骞使大夏，见蜀布、邛竹来自东南身毒国，去邛西可二千里。姚秦法显求戒律至西域，悬絙过新头河。河上人言：古老传弥勒菩萨立像在佛泥洹后三百许年，当周平王时便有沙门赍经律东渡此河者。如若言邪，则汉明帝未梦金人，蜀早通天竺。蜀中流佛法亦远当蚕丛、开明，全支那学佛皆后蜀区，金行晋室奚以云。”2
唐卢求在《成都记》中称：“草堂寺在府西七里，浣花亭三里，寺極宏丽，有名僧履空居其中，杜员外居处逼近，常恣游焉。”记中杜员外居处即指当年杜甫所建之草堂。浣花溪在何处？唐人张周封的《华阳风俗录》中说：“浣花溪在州西南，有江流，至清之所也。”可见此亭距草堂寺三里之说可信。此亭因何而建？宋人葛琳《浣花亭》诗中说：“任氏载经纪”。据此推断，可能是为纪念任氏而建。至于草堂寺，距府西七里，和杜甫之草堂毗邻，仍是当年的格局。3
明冯任修、张世雍等编纂《四川成都府志》载草堂寺：“成都治西南五里，前代为尼居名桃花寺，隋文帝时易以僧。大历中崔宁镇蜀，以冀国夫人任氏本浣溪女，遂重修之，绘任氏真于其中。会昌中欲毁寺，夜闻女子泣之声，乃止，已而祷，两有验。本寺赐今名（梵安寺），欲呼草堂寺。”4“浣花溪，华阳治西南五里，名曰百花潭。按吴中复《冀国夫人任氏碑记》：夫人微时，见一僧坠污渠，为濯其衣，有花满潭水，造为十色笺”。5
清乾隆年间何礼明著《浣花草堂志》八卷，其中《胜概》篇载：“草堂寺旧传八景，曰梵安兰若、工部草堂、百花潭水、万竹山房、石桥通济、泉井源深、官庄柳荫、古道柏森。”6
民国吴鼎南著《工部浣花草堂考》则更为简明扼要，他认为“草堂寺在工部草堂东，一名梵安寺，堂与寺各别也。寺即周顒怀旧寺，见梁简文帝《草堂传》。寺虽在堂先，而堂则非因寺筑。惟名巧合，且同在溪畔，世多疑之。”1“此一千五百年之古寺不免为之湮没不彰，疑莫能定。寺以堂名，柳堂以寺名，聚讼亦最久，经此辨正，其争可以息矣。”2此外，还附录《草堂碑碣存目》：“……石刻二十有六……其他行草书又十有四，不悉记也。”“又草堂寺中尚有三碑。”3皆指草堂寺重修碑记，存目未提及有王阳明《西湖》诗碑，或未一一详录。
综上所述，草堂寺和杜甫草堂的命运始终连在一起。随着岁月更替，其建筑与碑刻传至明末，皆毁于兵燹。清代康熙年间，相继重建。民国时期，草堂寺和杜甫草堂都曾驻扎军队，文物等多被焚毁，散失殆尽，《西湖》诗碑或许毁于这段时间，幸“成都本”拓本尚存。
其次，“贵阳本”。“贵阳本”的出处与贵阳阳明祠有关。贵阳扶风山有阳明祠，目前我们可以见到在清代所绘较早的扶风山全景图，记载于清完颜麟庆撰的《鸿雪因缘图记》之中，这是一部论述他生平所见所闻的圖文之作。按：完颜麟庆，满洲镶黄旗人，清嘉庆进士，授中书，道光十二年（1832）任贵州布政使，护巡抚，未久离任。后官至江南河道总督，在任十年，著作《鸿雪因缘图记》影响最广。
《鸿雪因缘图记》共三集，每集分上、下两卷，一事一图，刻画逼肖，纤毫备具，笔触细腻，此书在史料价值之外，还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其中贵阳部分内容八种，尤其是《扶风春饯》图，写扶风山全景图，其文记载：“山本荒僻，慧先自川中来，经营三十年，楼殿台榭，因山取势，杂种花木，工于位置而妙于掩映，竟成巨观。且建塔以收遗骸作冢，而受字纸，更得大慈氏精意。”4当时《扶风春饯》图的场景描写，还未提及阳明祠的情况。
扶风山在贵阳城东里许，山形绝似螺，山半有佛寺曰“扶风寺”，正殿祀关壮缪，上为奎阁，祀魁星，左为王阳明祠，右为尹道真祠，苍松翠柏，风景清幽。清代城中文人，常以此间为修禊吟眺之所，建有惜字院、字冢等，至今尚存。据考古学家、书家陈恒安（1910—1986）记载：“阳明祠内有阳明衣冠像石刻，廊间有阳明手迹石刻，附跋语甚多，均嵌在壁上。院中有赑负大石碑，刻《阳明祠记》。”5这些记载与清代贵州著名学者郑珍记述相吻合，其谓：
寺右有阳明祠，祀明王守仁，《府志》失载……待至嘉庆二十四年（1819），张輶督黔学，始与三书院长完成之，有石碑记嵌祠壁。祠中黄辅辰刻石亦谓“祠为嘉庆戊寅、己卯（1818-1819）间，傅小泉、李他山建”。己卯即二十四年也。祠中有阳明像二，题咏甚多，其始末《巢经巢集·游芙峰山观阳明像诗自注》颇详。光绪五年（1879），唐炯、罗文彬重修祠宇，并摹遗像及题刻佳者镌诸石，砌置壁间，二人各为之记。近见阳明遗像册，前为阳明晏坐小像，莫友芝书额，并有四赞：乃门生王畿、邹守益、钱德洪及其侄正思作，又一赞张岱作。次为郑珍跋……祠中别藏侯服大像，幅高大七尺许，上书封新建侯敕，亦不能详其传授。 6
结合上述《衣冠像》石刻，别称为“侯服大像”，即今《王阳明谪黔遗迹》所刊之线刻“阳明先生朝服大像”（贵阳阳明祠）和《贵阳阳明祠·阳明洞碑刻拓片集》之“王阳明先生朝服大像”。此外，陈恒安所述“廊间有阳明手迹石刻，附跋语甚多，均嵌在壁上”，即今所传之王阳明《家书》《复罗整庵书》手迹刻石是也。据以上史料，均未提及有王阳明（款）《西湖》诗碑刻存于阳明祠的相关记载。
其三，贵阳“新刻本”。以陈恒安“院中有赑负大石碑，刻《阳明祠记》”记述，不外乎限于张輶《阳明祠记》、唐炯《重修王阳明先生祠堂记》《阳明先生祠碑碑阴记》三种碑刻。碑文上溯扶风山阳明祠创建始于嘉庆中，规模狭隘，岁久倾圯。后于光绪年间集资缮修，建有长廊，曾将旧藏王阳明《家书》《复罗整庵书》及《王阳明小像》等勾摹上石，嵌于壁间。笔者对陈恒安所述“院中有赑负大石碑”一言，颇为关注，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石赑仅存底坐而已。上说原《阳明祠记》的碑石已荡然无存。八十年代末，当地文保部门考虑“文革”期间阳明祠内文物受损严重，由书画专家代觅苏州石刻高手，按原拓重刻碑石，今立在赑负之上的《西湖》诗碑即是当时的新刻，此即“新刻本”，但与上述“石赑负大碑为阳明祠碑记”明显作了替代。问题是扶风山的阳明祠当时是否有《西湖》诗碑，目前缺少明确记载。假如贵州省博物馆所存旧拓本为阳明祠原拓，再根据成都草堂寺的拓本分析，“贵阳本”的时间不会早于光绪年之前。另外，重庆合川铜梁洞也有《西湖》诗摩岩石刻，为民国初年道人谭遁九重建二仙观时据以上拓本摹刻。
现存“成都本”“贵阳本”“新刻本”三种拓本，字面内容大致相同，而在细微处可以管窥碑石的制作时间。诸如所刻两枚印章，“成都本”镌刻相对随意而质朴，“贵阳本”略显规整，“新刻本”刻者不理解印面文字，依样画符，明显粗糙。
三、《西湖》碑刻诗文真伪
以上所述王阳明《西湖》诗碑三种，近来出版各类著述均作为王阳明佚诗真迹，如束景南《阳明佚文辑考编年》，并附考述：
诗有阳明手迹刻石碑在贵阳扶风山阳明祠，《王阳明谪黔遗迹》著录。此为夏游钱塘西湖诗，当作在阳明移疾钱塘西湖时。今有以为此诗作为弘治十五年，乃误。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弘治十五年八月，疏请告……遂告病归越，筑室阳明洞中……明年，遂移疾钱塘西湖……是阳明弘治十六年春乃移疾钱塘西湖，阳明此诗作在弘治十六年夏。《王阳明全集》卷十九有《西湖醉中漫书二首》，即阳明移疾钱塘西湖作，其二云：‘掩映红妆莫谩猜，隔林知是藕花开。共君醉卧不须到，自有香风拂面来。意境与此诗相类，诗咏净慈寺前之藕花居（见《西湖览胜诗》及《西湖游览志》），当作在同时。1
此番论述，经笔者考究，与真实情况大相径庭。此诗与王阳明西湖诗作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穿凿附会，令人费思而不解！现对《西湖》诗原作者和《西湖》诗碑手迹问题进行考证如下：
（一）《西湖》诗原作者贺甫
事实上，所传此《西湖》诗稿并非王阳明所作，原作者另有其人，清钱谦益撰《列朝诗集》将此《西湖》诗辑入，并明确注明原作者为明人贺甫，原题为《题画次矫以明韵》。今存有清顺治九年（1652）毛晋刻本，收录于《历朝诗集》第二册乙编七。该集收贺甫诗作八首，又附有贺甫小传云：
贺居士甫，字美之，吴中耆旧。刚明介特，有通变之才，以老儒致产千金。持邦人风俗之柄数十年。有《感楼诗集》千篇，杨君谦选得数十首，序而刻之。2
此外，明代祝允明《祝子志怪录》卷四也载有贺甫逸闻故事一则，也云：
贺解元之父甫，字美之，世儒也。为予言解元得第时，不特有螯祥。予亦梦一翡翠自天而下，坠吾家庭中，遂死。未卜何兆也？先生言时解元固无恙，今而已矣！予追思之，岂翠鸟为文明之象，而其死乃卒于一举之应乎！3
又清康熙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也辑入贺甫此首题画诗作，该诗集共486卷，所录上古到明代咏物诗八十六类，由张玉书编。此后乾隆时陈邦彦编《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同样也收录该诗。以上所谓《西湖》诗的原作者贺甫史料皆凿凿可据，毋庸置疑！下面再就诗碑手迹问题展开考论。
（二）《西湖》诗碑手迹问题
论书画作伪，自古已然，不胜枚举。尤其名人書画，皆可获利。明清之际，苏州、扬州地区坊间专仿宋、元、明各代名画墨迹，俗称“苏州片”。清钱泳《履园画学》称：“作伪书画者，自古有之，如唐之程修己伪王右军（羲之），宋之米元章伪褚河南（遂良），不过以此游戏，未必以此射利也。”4当然也有书画家才情横溢，又玩世不恭，其逸趣故事，往往传为美谈。
比如明代草书大家祝允明，其书“风骨烂漫，天真纵逸”，名动海内。他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并称为“吴中四才子”，早年师法虞世南又直追“二王”，草书师法李北海、黄山谷等，称其草书为“明朝第一”。因此，明代专仿祝氏之书已不足为怪，祝允明外孙吴应卯，习祝书辄可乱真，传世伪祝氏书作不少。另文葆光为文徵明五世孙，也专门伪造祝允明草书，流传很广。
此外，还有一位专仿祝允明书的作者，正是伪造以上王阳明《西湖》诗碑者，其姓名无考，传世伪祝氏书迹多件，据笔者目前所能看到的，例举二件：
烟迷杨柳洲，水泊芙蓉岸。
我忆南湖秋，西山暮云乱。1
雨歇杨林东渡头，永和三日荡轻舟。
故人家住桃花岸，直到门前溪水流。2
以上二件诗轴墨迹，第一首为明董其昌题《登翠微亭》诗作。第二首为唐常建《三日寻李九庄》诗。然二件书迹落款为“枝山”，即指祝允明（枝山）书录，这样一来，这位作伪者给我们留下了明显的把柄，同样，又可以确认作伪者的大致年代。把柄是指：其一，祝允明不可能去书录明代晚期董其昌的诗作。因祝允明去世时，董其昌还未出生；其次，作伪者的生活年代上限至晚明或清初。那么以上二诗轴与《西湖》诗碑又有何关系？笔者认为《西湖》诗碑的手迹与二件诗轴墨迹为同一人手笔，根据笔迹鉴定分析，可以确定此一结论。
如选取《西湖》诗碑的个别草字，与二件诗轴墨迹进行比较，可谓玄珠在握，成竹在胸，又增添了彼此之间的佐证。以下列举数例以作比较，其中诗碑“西”“花”“渡”“杨柳”等字，与二件诗轴墨迹相对应的“西”“花”“渡”“杨柳”等字的笔法习性，无不一一吻合。反之，选诗碑中的如“声”字与王阳明手迹“声”字写法相比对，则相去甚远；又诗碑“馀”字与王阳明《龙江留别诗卷》中的“馀”字相较，前者软弱圆钝，无阳明清劲坚挺的笔法；又诗碑“来”字的草书写法则完全误笔，圆熟而生俗态，全然无阳明师法晋人的笔意。
上述种种，不一而足，此类传世书迹，是真是假，孰是孰非，终究会水落石出，还事物一个本来面目。致使后人将伪书《诗碑》误为阳明真迹，必有其历史原因，通过上述考证，可以鉴别其伪迹无疑。
Abstract： Through textual criticism on Wang Yangmings recuperation in the West Lake， this paper firstly leads to a long-lasting problem about Wangs tablet poem the West Lake. It then hackles the spreading process of three rubbings of this poem. Lastly， the paper discriminates and clears that the West Lake is not Wang Yangmings own work. Thus， it overturns the misinformation of the West Lake as Wangs authentic work， which has been lasting for hundreds of years.
Key words： Wang Yangming； the poem tablet； the West Lake； discrimination
（责任编辑：张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