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现实意义
赵娟
摘 要： 历史虚无主义者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采取轻蔑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按照“美国模式”或“西方模式”来发展中国、建设中国才有出路。然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和平崛起，引起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深切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对中国模式的不同争论。中国改革开放所经历的独特历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构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其必将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以及全球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中国模式不仅是对西方普世价值和单一意识形态的有力挑战，也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回击。
关键词： 中国模式； 现实意义； 历史虚无主义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5.02.017
Abstract： People who hold the view of historical nihilism take a negative attitude despise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China. They believe that China should only adopt American Model or Western Model to develop in the future. However， the recent peaceful and rapid rising of China drew wide attention by western countries， which provoke different arguments about China Model. The unique experience of China's opening-up reform and the great achievements made up a unique Chinese Model， which must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pattern as well as in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world history. Thus， Chinese Model is not only a strong challenge to the western universal values， but also strongly fights back to the historical nihilism.
Key words： Chinese Model； realistic significance； historical nihilism
在近代中国，历史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的观点几乎同时出现，二者可谓难兄难弟。从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崇洋媚外”就一直体现在国人的举止言谈中。历史虚无主义者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采取轻蔑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按照“美国模式”或“西方模式”来发展中国、建设中国才有出路。弗朗西斯·福山有言，“我们可能正在目睹……这样的历史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的终结点和作为人类征服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 [1]9 而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出现，中国作为一个没有跟随西方道路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构建国际秩序方面逐渐有了话语权，进而有力地回击了这种意识形态终结论。因此，笔者先对中国模式的产生进行简单介绍，在此基础上认为，中国模式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且这种独特的中国模式是对社会发展唯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意识形态的有力挑战，是对广泛弥漫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的有力回击。
一、中国模式的由来
通常意义上认为，中国模式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形成的，但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就决定了中国发展的出发点——“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模式建立在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体，以及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的政体、国家所有制占绝对优势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主导的经济体制这三方面之上。因而不论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拉美国家，或是周边的东亚国家相比，中国这种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特性体现得尤为明显。专政体制与多党选举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使得中国处于天平的另一个极端。
从建国初期到1956年期间，“苏联模式”一直主导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并对后来政治和经济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之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改变以及“苏联模式”弊端逐步显现，中国开始了自主发展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但严格意义上来说，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发展仍未完全摆脱苏联模式，探索的脚步还是走了许多弯路。尽管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许多问题，最终在前苏联也因急于求成、消灭私有制和商品经济、无产阶级专政扩大化等问题，以失败告终，[2] 但是它却发展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理论前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起点。” [3]
在认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病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个现状之后，中国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踏上了政府指导下的改革之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90年代末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提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确立以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主要任务的基本经济制度；从确立对外开放方针到加入WTO；这一系列改革相继实现了农村的崛起和城市的发展，改革开放的中国像是坐上了神话中的“飞毯”，经济增长速度30年都基本保持在9%以上。[4]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彭斯所说：“虽然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过去亦曾经历高速且持续的经济增长，但从未见过像中国这样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在一段长时间内如此强劲增长，其发展规模和重要性之大，影响人口之多，都是空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独一无二。” [5]
中国在积极实行对外开放的同时，始终保持本国经济体系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正是因为坚持独立自主的“中国式”道路，而不是接受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中国才能够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面前保持较大了主动性。[4]中国的经济崛起，使得其对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由此，中国自身的发展模式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深切关注。乔舒亚·库珀·雷默在2004年5月于伦敦举办论坛时提出了“北京共识”，① 他说“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②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诸如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华盛顿共识的忠实追随者却付出了社会和经济代价！” [6] 同时他指出，这个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中国，正在引导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在这个具有强大中心的世界上保护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治选择和生活方式。这些国家不仅在努力弄清如何使自己的国家不断发展和壮大，而且还想搞清楚如何使其与国际秩序有效接轨，同时又实现真正的独立。他把这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称为“北京共识”。从此引发了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热议。确实，中国在多年经济高增长的过程中，国家始终保持对市场的干预，既没有没有采用“休克疗法”大规模调整体制结构，也没有像跟随“华盛顿共识”的国家那样完全市场化、自由化，而是走上了一条独立的、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路向，形成了自己一套独有的发展模式。
二、不能否定中国模式的独特性
学者们对于所谓的“中国模式”存在着认同上的分歧与争论。有些人并不认为有所谓的“中国模式”，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在方向上和本质上与西方国家没有明显的区别，也符合经济规律，讲中国具有自己的独特模式，有定型之嫌，且会有自我满足、盲目乐观，甚至转移改革方向的危险。另外多数否定观点都认为，之所以无法称之为“模式”， 主要是因为：中国是为数不多的大型同盟体，有着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巨大的市场潜力等独特的客观条件；其发展是在实践中摸索而出，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衍生出了很多严重的社会弊病；因而认为中国的这些经验并不足以被当作一种“模式”借鉴和复制。
可以看出学界对模式的争论，多是集中在对“模式”一词的理解上。我们可以用一种更积极的眼光扩大对“模式”的界定范围来理解，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在其著作《当中国统治世界中》所言，现代性模式并非仅仅只有一种，不能仅将其建立在北美和欧洲的经验基础上。随着东亚国家在经济领域的持续增长和发展出来的新型政治治理模式，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也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和扩展。 [7]83-90
这种对除西方模式之外其他模式的认可，与邓小平的“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这一方针不谋而合。中国长期以来坚决执行和贯彻这一方针。而其制定，正是建立在对中国固有的独特性的认识之上。确实，“东亚地区的国家在文化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国家的角色、家庭及其伦理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影响等”，“但要把中国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放在同一个模式下来讨论，未必准确”，这样“容易忽略甚至抹杀了这些国家和地区走过的不同道路”， [8] 中国处于东亚文化圈的共有特点的影响之下，经历了自己独特的改革发展历程和道路。
三、中国模式是对社会发展唯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意识形态的有力挑战
作为一个处于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同时具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因此，作为如此庞大的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模式无疑对人类文明进程具有积极的影响，是具有现代意义和历史价值的。
自苏东剧变之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遭到了空前的质疑，国内也悲观失望，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行性。然而，苏联模式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其失败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尝试全部破产。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的历史条件下，不仅自己坚持和发展、创新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还以中国独具特色的成功经验告诉向世人展示：“社会主义并没有也不会由于苏东剧变而成为历史的终结，不仅继续发展着，而且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 [9]
在寻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很多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仿效美国的发展模式，没有考虑本国的具体国情和时代条件，结果不仅没有成功，反而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巨大衰退。历史表明，要找到适合一个国家发展的模式，是一件不易之事。中国模式的产生，对于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来说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探索并实现国家和社会现代化的战略选择，使其在渐进的改革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治理模式和发展策略。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美中关系变得越来越具有对抗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和平演变作为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主要战略。在中国领导人和学者之间据说有一种颇为广泛的观点：美国一直企图“在领土上分裂中国，在政治上颠覆中国，在战略上遏制中国，在经济上挫败中国”。而所有这些指控都是有证据的。[1]199从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国内还是有人对全盘西化抱有幻想，认为中国应该走西方化的道路，才能搭上现代化的快车，迈向发达国家，“国外的月亮比国内圆”，什么东西都是国外的好。然而，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西方国家逐渐衰落，各国趋之若鹜地学习中国、研究中国，中国正在逐渐成长为世界政治秩序中的主导者。在此情形下，中国模式成为除唯西方模式之外的成功范例，提供了除西方模式之外的另外一种意识形态选择。
四、中国模式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回击
一般来说，历史虚无主义就是从历史领域入手，通过对国家历史和文化的否定、丑化和蔑视，摧毁我国对四项基本原则这一历史依据的坚持，否定作为不同于西方国家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制度选择，从而达到其深层的现实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虚无主义就是一种对中国到底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一选择的回答。可是，随着西方对中国和平演变的程度愈演愈烈、手段越来越多变，中国国内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在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和思想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加入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愤懑和不满情绪，潜移默化地受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荼毒。任何社会的发展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问题，只是阶段不同，对问题的注意力和政策选择不同。不能出现问题，就否定中国文化、否定中国历史，否定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走历史虚无主义的道路。
（一）否定中国文化，就是否定中国五千年文明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认为，“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文化可以改变，它们的性质对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可能随时期的不同而不同。但是，文明之间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重大差异显然根植于它们不同的文化之中。” [1]7 因此，一个国家的文化对于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亨廷顿将现代世界存在的文明分为以下七种：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和非洲文明。就全球只有一个世界（西方世界）、两个世界（富裕的国家和贫穷的国家）或完全混乱的世界形象（即无政府状态下的世界）等等这些彼此之间范式互不相容的情况来看，世界不可能既视为是一个整体，又从根本上分裂成东方和西方。就当前阶段来说，最好的办法是从七八个文明来看待世界和理解世界，这样可以避免许多冲突和问题，同时，为我们提供一个易于把握和理解的框架，进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指导路线。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这其中以儒家文化最具代表性。儒家文化实际上是一种追求稳定、发展的文化，同西方开拓性的、殖民性的文化有很大的不同。这一点可以清晰地从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看出。但儒家文化并非中国独有，它对周边地区有着广泛的影响，从这一点考虑，不难理解“中国模式”与日本的发展，与“东亚模式”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仅此而论，还不足以说明中国社会文化的独特性。
然而，近代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历史巨变，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传统文化，进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元素就是“红色文化”。它从新中国的萌芽阶段开始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前达到顶峰。这种文化因公有制和平均分配的制度，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社会文化的集体主义性，降低了中国文化中个人主义的色彩。实际上，雷默所提出的“北京共识”中的“艰苦努力”即是从文化角度文考虑的因素，是红色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一种延续。这种儒家文化与红色文化的结合，使中国内地的文化同周边儒家文化圈地区（包括台湾）而有所区别。
（二）否定中国历史，就是否定中国现在的改革成就
过去，在社会主义运动低潮的历史阶段，国人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坚定、不自信，持一种消极、怀疑的态度，当时中国的各方面也确实落后。然而，中国目前取得的改革成就举世瞩目。正如奇索马赫布巴尼所指出的，英国和美国分别花了58年和47年的时间才使其人均产值翻了一番，而日本做到这一点用了33年的时间，印度尼西亚用了17年，韩国用了11年，中国用了10年。[1]84除此以外，中国在东亚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中的卓越表现，不能不说部分是源于中国的制度优越性。
“制度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连接在一起，从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渐进的制度演化过程。” [10]162只有正视历史，才能理解在历史演变下的现在所取得的成绩，也才能在历史和现在的基础上预测未来的发展。改革开放35年来的政治稳定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从在体制上选择渐进式的改革，在政治上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权威政府，到在经济上遵循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正是这些中国特色的制度才使中国在改革三十多年之后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金融危机中中国的表现，把世界各国的目光都聚焦到中国，研究中国何以在金融海啸中依然可以保持高昂的姿态稳步前进。诚然，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环境下，不管是否对其他国家有借鉴作用，至少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认识到，不是只有西方化，才能现代化。在西方趋之若鹜研究中国的现在，国人更应该保持一种制度自信，而不应否定过去，蔑视黄土文化。
当然，在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成就的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西方国家对中国模式的热捧，除了一部分是真实的原因以外，还有政治上的意图。作为全球唯一一个拥有五千年悠悠历史的大国，应理性地认识到，现有成就只是改革发展实践中所取得的成绩，而不是已经定型的、不再发展的、可以宣传复制的模式；应认识到，这些成就是以巨大的社会成本为代价换来的，是在仍然存在很多矛盾的发展中所取得的。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警惕西方反共势力利用我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而进行和平演变的召唤。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没有社会问题、没有社会矛盾。因此，我们要正视历史、谨防历史虚无主义，同时，也要正视我们自身发展的不足，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坚定地走下去。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P·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
[2]郝遥.苏联模式与中国的改革开放[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2）：175-179.
[3]刘书林.连续性稳定性原则是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基本规律[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9，（10）：92-97
[4]李传兵.“中国模式”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J].学习与探索，2011，（2）：59-61.
[5]黄平，崔之元.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6]黄平.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7]〔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M].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8]汪辉.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与普遍性（下）[J].社会观察，2011，（5）：10-13.
[9]张森林.国家软实力视角下的“中国模式”[J].理论探讨，2011，（6）：5-9.
[10]〔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校对： 叶慧娟]
摘 要： 历史虚无主义者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采取轻蔑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按照“美国模式”或“西方模式”来发展中国、建设中国才有出路。然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和平崛起，引起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深切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对中国模式的不同争论。中国改革开放所经历的独特历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构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其必将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以及全球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中国模式不仅是对西方普世价值和单一意识形态的有力挑战，也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回击。
关键词： 中国模式； 现实意义； 历史虚无主义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5.02.017
Abstract： People who hold the view of historical nihilism take a negative attitude despise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China. They believe that China should only adopt American Model or Western Model to develop in the future. However， the recent peaceful and rapid rising of China drew wide attention by western countries， which provoke different arguments about China Model. The unique experience of China's opening-up reform and the great achievements made up a unique Chinese Model， which must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pattern as well as in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world history. Thus， Chinese Model is not only a strong challenge to the western universal values， but also strongly fights back to the historical nihilism.
Key words： Chinese Model； realistic significance； historical nihilism
在近代中国，历史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的观点几乎同时出现，二者可谓难兄难弟。从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崇洋媚外”就一直体现在国人的举止言谈中。历史虚无主义者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采取轻蔑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按照“美国模式”或“西方模式”来发展中国、建设中国才有出路。弗朗西斯·福山有言，“我们可能正在目睹……这样的历史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的终结点和作为人类征服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 [1]9 而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出现，中国作为一个没有跟随西方道路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构建国际秩序方面逐渐有了话语权，进而有力地回击了这种意识形态终结论。因此，笔者先对中国模式的产生进行简单介绍，在此基础上认为，中国模式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且这种独特的中国模式是对社会发展唯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意识形态的有力挑战，是对广泛弥漫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的有力回击。
一、中国模式的由来
通常意义上认为，中国模式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形成的，但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就决定了中国发展的出发点——“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模式建立在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体，以及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的政体、国家所有制占绝对优势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主导的经济体制这三方面之上。因而不论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拉美国家，或是周边的东亚国家相比，中国这种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特性体现得尤为明显。专政体制与多党选举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使得中国处于天平的另一个极端。
从建国初期到1956年期间，“苏联模式”一直主导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并对后来政治和经济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之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改变以及“苏联模式”弊端逐步显现，中国开始了自主发展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但严格意义上来说，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发展仍未完全摆脱苏联模式，探索的脚步还是走了许多弯路。尽管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许多问题，最终在前苏联也因急于求成、消灭私有制和商品经济、无产阶级专政扩大化等问题，以失败告终，[2] 但是它却发展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理论前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起点。” [3]
在认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病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个现状之后，中国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踏上了政府指导下的改革之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90年代末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提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确立以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主要任务的基本经济制度；从确立对外开放方针到加入WTO；这一系列改革相继实现了农村的崛起和城市的发展，改革开放的中国像是坐上了神话中的“飞毯”，经济增长速度30年都基本保持在9%以上。[4]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彭斯所说：“虽然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过去亦曾经历高速且持续的经济增长，但从未见过像中国这样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在一段长时间内如此强劲增长，其发展规模和重要性之大，影响人口之多，都是空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独一无二。” [5]
中国在积极实行对外开放的同时，始终保持本国经济体系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正是因为坚持独立自主的“中国式”道路，而不是接受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中国才能够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面前保持较大了主动性。[4]中国的经济崛起，使得其对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由此，中国自身的发展模式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深切关注。乔舒亚·库珀·雷默在2004年5月于伦敦举办论坛时提出了“北京共识”，① 他说“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②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诸如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华盛顿共识的忠实追随者却付出了社会和经济代价！” [6] 同时他指出，这个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中国，正在引导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在这个具有强大中心的世界上保护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治选择和生活方式。这些国家不仅在努力弄清如何使自己的国家不断发展和壮大，而且还想搞清楚如何使其与国际秩序有效接轨，同时又实现真正的独立。他把这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称为“北京共识”。从此引发了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热议。确实，中国在多年经济高增长的过程中，国家始终保持对市场的干预，既没有没有采用“休克疗法”大规模调整体制结构，也没有像跟随“华盛顿共识”的国家那样完全市场化、自由化，而是走上了一条独立的、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路向，形成了自己一套独有的发展模式。
二、不能否定中国模式的独特性
学者们对于所谓的“中国模式”存在着认同上的分歧与争论。有些人并不认为有所谓的“中国模式”，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在方向上和本质上与西方国家没有明显的区别，也符合经济规律，讲中国具有自己的独特模式，有定型之嫌，且会有自我满足、盲目乐观，甚至转移改革方向的危险。另外多数否定观点都认为，之所以无法称之为“模式”， 主要是因为：中国是为数不多的大型同盟体，有着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巨大的市场潜力等独特的客观条件；其发展是在实践中摸索而出，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衍生出了很多严重的社会弊病；因而认为中国的这些经验并不足以被当作一种“模式”借鉴和复制。
可以看出学界对模式的争论，多是集中在对“模式”一词的理解上。我们可以用一种更积极的眼光扩大对“模式”的界定范围来理解，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在其著作《当中国统治世界中》所言，现代性模式并非仅仅只有一种，不能仅将其建立在北美和欧洲的经验基础上。随着东亚国家在经济领域的持续增长和发展出来的新型政治治理模式，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也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和扩展。 [7]83-90
这种对除西方模式之外其他模式的认可，与邓小平的“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这一方针不谋而合。中国长期以来坚决执行和贯彻这一方针。而其制定，正是建立在对中国固有的独特性的认识之上。确实，“东亚地区的国家在文化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国家的角色、家庭及其伦理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影响等”，“但要把中国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放在同一个模式下来讨论，未必准确”，这样“容易忽略甚至抹杀了这些国家和地区走过的不同道路”， [8] 中国处于东亚文化圈的共有特点的影响之下，经历了自己独特的改革发展历程和道路。
三、中国模式是对社会发展唯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意识形态的有力挑战
作为一个处于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同时具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因此，作为如此庞大的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模式无疑对人类文明进程具有积极的影响，是具有现代意义和历史价值的。
自苏东剧变之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遭到了空前的质疑，国内也悲观失望，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行性。然而，苏联模式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其失败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尝试全部破产。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的历史条件下，不仅自己坚持和发展、创新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还以中国独具特色的成功经验告诉向世人展示：“社会主义并没有也不会由于苏东剧变而成为历史的终结，不仅继续发展着，而且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 [9]
在寻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很多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仿效美国的发展模式，没有考虑本国的具体国情和时代条件，结果不仅没有成功，反而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巨大衰退。历史表明，要找到适合一个国家发展的模式，是一件不易之事。中国模式的产生，对于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来说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探索并实现国家和社会现代化的战略选择，使其在渐进的改革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治理模式和发展策略。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美中关系变得越来越具有对抗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和平演变作为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主要战略。在中国领导人和学者之间据说有一种颇为广泛的观点：美国一直企图“在领土上分裂中国，在政治上颠覆中国，在战略上遏制中国，在经济上挫败中国”。而所有这些指控都是有证据的。[1]199从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国内还是有人对全盘西化抱有幻想，认为中国应该走西方化的道路，才能搭上现代化的快车，迈向发达国家，“国外的月亮比国内圆”，什么东西都是国外的好。然而，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西方国家逐渐衰落，各国趋之若鹜地学习中国、研究中国，中国正在逐渐成长为世界政治秩序中的主导者。在此情形下，中国模式成为除唯西方模式之外的成功范例，提供了除西方模式之外的另外一种意识形态选择。
四、中国模式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回击
一般来说，历史虚无主义就是从历史领域入手，通过对国家历史和文化的否定、丑化和蔑视，摧毁我国对四项基本原则这一历史依据的坚持，否定作为不同于西方国家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制度选择，从而达到其深层的现实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虚无主义就是一种对中国到底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一选择的回答。可是，随着西方对中国和平演变的程度愈演愈烈、手段越来越多变，中国国内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在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和思想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加入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愤懑和不满情绪，潜移默化地受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荼毒。任何社会的发展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问题，只是阶段不同，对问题的注意力和政策选择不同。不能出现问题，就否定中国文化、否定中国历史，否定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走历史虚无主义的道路。
（一）否定中国文化，就是否定中国五千年文明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认为，“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文化可以改变，它们的性质对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可能随时期的不同而不同。但是，文明之间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重大差异显然根植于它们不同的文化之中。” [1]7 因此，一个国家的文化对于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亨廷顿将现代世界存在的文明分为以下七种：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和非洲文明。就全球只有一个世界（西方世界）、两个世界（富裕的国家和贫穷的国家）或完全混乱的世界形象（即无政府状态下的世界）等等这些彼此之间范式互不相容的情况来看，世界不可能既视为是一个整体，又从根本上分裂成东方和西方。就当前阶段来说，最好的办法是从七八个文明来看待世界和理解世界，这样可以避免许多冲突和问题，同时，为我们提供一个易于把握和理解的框架，进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指导路线。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这其中以儒家文化最具代表性。儒家文化实际上是一种追求稳定、发展的文化，同西方开拓性的、殖民性的文化有很大的不同。这一点可以清晰地从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看出。但儒家文化并非中国独有，它对周边地区有着广泛的影响，从这一点考虑，不难理解“中国模式”与日本的发展，与“东亚模式”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仅此而论，还不足以说明中国社会文化的独特性。
然而，近代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历史巨变，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传统文化，进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元素就是“红色文化”。它从新中国的萌芽阶段开始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前达到顶峰。这种文化因公有制和平均分配的制度，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社会文化的集体主义性，降低了中国文化中个人主义的色彩。实际上，雷默所提出的“北京共识”中的“艰苦努力”即是从文化角度文考虑的因素，是红色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一种延续。这种儒家文化与红色文化的结合，使中国内地的文化同周边儒家文化圈地区（包括台湾）而有所区别。
（二）否定中国历史，就是否定中国现在的改革成就
过去，在社会主义运动低潮的历史阶段，国人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坚定、不自信，持一种消极、怀疑的态度，当时中国的各方面也确实落后。然而，中国目前取得的改革成就举世瞩目。正如奇索马赫布巴尼所指出的，英国和美国分别花了58年和47年的时间才使其人均产值翻了一番，而日本做到这一点用了33年的时间，印度尼西亚用了17年，韩国用了11年，中国用了10年。[1]84除此以外，中国在东亚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中的卓越表现，不能不说部分是源于中国的制度优越性。
“制度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连接在一起，从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渐进的制度演化过程。” [10]162只有正视历史，才能理解在历史演变下的现在所取得的成绩，也才能在历史和现在的基础上预测未来的发展。改革开放35年来的政治稳定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从在体制上选择渐进式的改革，在政治上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权威政府，到在经济上遵循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正是这些中国特色的制度才使中国在改革三十多年之后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金融危机中中国的表现，把世界各国的目光都聚焦到中国，研究中国何以在金融海啸中依然可以保持高昂的姿态稳步前进。诚然，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环境下，不管是否对其他国家有借鉴作用，至少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认识到，不是只有西方化，才能现代化。在西方趋之若鹜研究中国的现在，国人更应该保持一种制度自信，而不应否定过去，蔑视黄土文化。
当然，在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成就的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西方国家对中国模式的热捧，除了一部分是真实的原因以外，还有政治上的意图。作为全球唯一一个拥有五千年悠悠历史的大国，应理性地认识到，现有成就只是改革发展实践中所取得的成绩，而不是已经定型的、不再发展的、可以宣传复制的模式；应认识到，这些成就是以巨大的社会成本为代价换来的，是在仍然存在很多矛盾的发展中所取得的。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警惕西方反共势力利用我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而进行和平演变的召唤。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没有社会问题、没有社会矛盾。因此，我们要正视历史、谨防历史虚无主义，同时，也要正视我们自身发展的不足，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坚定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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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 叶慧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