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贵州土地清查及其对抗战的贡献
翁泽红
摘 要：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贵州凭其极为特殊的战略地位，成为支持八年抗日战争的战略基地和抗战大后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拱卫陪都重庆的重要前哨。为支持和支援抗战，人贫地瘠的贵州作为战时土地清查的重要省区，在抗战初期进行了土地清查，整理地籍，以求增加政府田赋收入，并取得较大成效，贵州赋额为当时全国增加最多的省份，对抗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关键词：抗战 贵州 土地清查 贡献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8）03-60-65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开始了长达八年之久的全民族抗战。抗战伊始，国民党军队便丧师失地。随着东部及中部大部分地区相继沦陷，南京国民政府为接受长期抗战的事实，同年11月始被迫向西部迁都重庆。“以四川为中心 ，以西南其他省区为重点包括西南与西北的抗战大后方成为支持八年抗日战争的战略基地”。1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部，东、南、西、北分别与湖南、广西、云南、四川等省毗连，为“西南三省中枢，又是陪都重庆联络华南及东南亚各国的国际交通线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2贵州凭其极为特殊的战略地位成为抗战大后方及战略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拱卫陪都重庆的重要前哨。为支持和支援抗战，人贫地瘠的贵州作为战时土地清查的重要省区，在抗战初期进行土地清查，整理地籍，以增加政府田赋收入，并取得较大成效，使贵州的赋额为当时全国增加最多的省份，对大后方抗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抗战初期贵州土地清查成因
（一）南京政府财政收入锐减
中国历来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占总人口的80%以上。农业国家的主要财源为土地税，其中以田赋最为悠久、普遍。历史上，相对其他税收而言，田赋长期成为历代中央政府比较稳定的最大财政来源。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为体现孙中山 “平均地权政策”，“使耕者有其田，劳者得食”的主张，同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将田赋由中央税转为地方税，田赋收入遂成为各省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我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直到民国时期，全国经济发展仍极不平衡。其主要表现为：较富裕的农业区域基本分布在中部和东部，且全国新式工业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沿江及东部重要铁路沿线城市。东部整体经济较为发达，而西部地区经济以农业为主，且甚为落后闭塞。西部各省绝大部分地区农业长期采用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且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土地贫瘠，耕地面积少。而西南各省中的贵州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全省绝大多数地区仍然处于‘刀耕火种‘轮歇丢荒‘广种薄收的原始型农业生产阶段”。1加之，西部“新式工业仅占全国总数的6%”。西南、西北地区工业生产能力十分薄弱，农业经济原始，西部整体经济极度滞后。
基于上述原因，抗战前夕，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并非田赋，而是主要来自于东部地区的关税、盐税、统税三项税收。“仅以1937年预算数来看，三项税收收入合计为7.72亿元，占财政收入的77.29%。沿海地区的三税收入又占总额的80%以上”。2然而，至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时，因日军占有了“中国土地的1/3，农业生产基地的40%，工业生产能力的92%”。东部及中部地区的沦陷，使中国工业集中区和农业富庶区被日军侵占，导致政府税源枯竭，收入骤减，国家陷入经济困境的局面，对于坚持长期抗战造成严重影响。
（二）确立战时土地政策，促进西南农业经济发展
面临战区不断扩大和日本对中国海陆交通封锁的严峻形势，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仅能依靠其所控制的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西部地区。又由于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长期以来对农业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致使1912-1937年间，全国农业的增长十分缓慢。为保证战时军民物资供应，增加抗战力量，以适应抗战需要，南京国民政府于1938年3月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戰时经济方针政策。此次会议决定，不仅要将经济建设重心向西部后方转移，以建立巩固的抗战后方基地；而且针对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所控制的西南、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状况，会议着重强调了抗战时期农业的重要性，把发展和建设西部后方农业经济纳入战时轨道。“采取以西南为中心，先西南后西北的经济发展战略，明确地把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西南地区”。3并把发展大后方的农业生产置诸工业、交通等各业之前，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当务之急。
此次会议，南京国民政府对土地政策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大会认为：“战事发生后，环境突变，生死存亡之间不容再循常规，循序渐进，故非另定战时土地政策，不能应时代之迫切要求”。通过了代表抗战初期国民党对于土地问题的基本主张和政策的《战时土地政策案》，列出了“战时土地政策大纲”九条。随后1939年1月、4月分别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及第一次全国生产会议，再次强调后方农业的重要性。提出：为弥补战区的损失，需积极发展后方生产；要增强战区抗战力量，必须力谋战区农业的复兴。
（三）整理地籍，增加田赋收入
1938年确立的战时土地政策的中心目的，以解决土地问题为前提，发展以西南为主的抗战大后方农业生产，“提高土地利用之精度，增加生产面积”，以“足食”；“增加人民之纳税能力，平均人民对义务之负担”，以“足财”。4即，增加田赋收入，使之成为抗战主要经济支撑力量，以保证军需民用，维护社会稳定。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以地籍整理为基础，进行土地清查。民国初期至抗战前夕，贵州征收田赋的依据仍沿袭明清旧制。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将田赋划为地方税，田赋成为各省主要财政收入。“田赋划归地方后，各省基本按土地肥瘠划等定率，按亩征收。征收期限仍分上忙下忙两期，统一折银元征收”。5但因无确切的土地册籍可查，全国普遍存在着土地实数不清，上田、下田不分，土地等则与纳赋等级不符，土地集中、隐匿现象严重，各地亩法十分混乱的现象。地籍不清使“赋税更无从稽核”。6加之，“军阀混战不息，更是赋敛无度，竭泽而渔。20年代后期30年代前期，繁杂、沉重的田赋已成为困扰中国农村的一个重要问题”。7当时田赋附加税不仅种类繁杂，而且在农村税捐中最为繁苛。附加税超过正税额至少一倍，甚而高达几十倍，田赋混乱的局面十分严峻。据1934年对全国30个省田赋附加税的调查，“共计有附加税673种，最多的江苏省竟达147种”。1
为了整顿田赋，南京国民政府首先不同程度地进行了地籍整理。1941年以前，整理地籍事宜是由各省自办，或侧重清丈，或采用航空测量，或采用土地陈报，实无定数。但因“土地测量，非长时巨费莫办”，2虽然土地陈报精确程度与土地测丈相比相差甚大，但鉴于其节省时间、经费，南京国民政府大规模地推行土地陈报方法，“即由土地所有者自行陈报土地亩数产量之意”。1931年，蒋介石曾指出：“办理土地陈报，为中央既定政策，不特藉以整理田赋平均人民负担，即凡土地与粮食政策之实施，亦赖于奠其初基，意义至为重大”。3直到抗战时期，除少数地区继续办理土地测量外，土地陈报已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普遍认可的整理地籍的重要途径。在此背景下，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西南大后方省区之一的贵州，便以土地陈报为土地清查之主要途径。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为了有效解决军粮民食问题，1941年4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为适应战时需要拟将各省田赋暂归中央接管以便统筹而资整理案》，贵州根据国民党中央政府精神加大以土地陈报为途径进行土地清查的力度。
二、抗战初期贵州土地清查的概况
（一） 贵州耕地面积状况
1939年，贵州“全省耕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之比例，所占百分率极低，最少者尚不及总面积百分之八”。4而在耕地面积中，贵州荒地面积在全国所占比例较大。根据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至1941年，“省内占总户数的67.5%忙忙碌碌地努力农耕。然而，其耕地面积尚未达到全面积的20%。其中已耕地占12%，未开垦约为8%，大部分属于荒地或森林”。5贵州每户、每个农民平均摊得耕地面积比全国较低，且相差甚大。如1945年，中国地政学会所编《中央日报·中国土地问题特辑》载：贵州与广东相比，贵州每人耕地亩数9.17亩，广东每人耕地亩数为1018亩，相差900余亩。
虽然有关文献记载难以全面、完整地反映出贵州全省耕地面积的实际情况。至解放前，贵州耕地面积统计多不统一、不准确，尚无可靠数据。但贵州耕地面积少，土地贫瘠，荒地面积比例较大，确为不争的事实。整理地籍，进行土地清查，增加田赋收入，成为抗战时期增加贵州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
（二） 抗战前贵州地籍状况
因贵州土地长期缺乏清查，即便有之，也因种种原因，导致地籍十分混乱，其主要表现为：亩法不一、耕地亩数不明、瞒报耕地面积、土地集中等。
亩法不一、耕地亩数不明。是因贵州岩溶地形十分发达，全境几乎都是山地丘陵，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山区农业省。贵州“跬步皆山，丈量不易”。就农业耕地面积而言，贵州民国初期至抗战前夕的地籍基本上沿袭明清旧制，“故无亩分，不足言亩法也。唯有少数县份，为课赋计值，亦有相沿之法：如以种，以稨，以出谷之挑数石数计”；6或以丘、块、幅、股、型计等等。到1927年出现了又一种计亩法，即：“升科计亩，系以营造尺丈量，六十方丈为一分，六十方尺为一厘”（修订升科章程第五条）。亩法不一，使田亩核算数不准确，甚至一些地区无法核算。
瞒报耕地面积、土地集中。为逃避赋税，瞒报耕地面积时常发生，人为地使耕地面积数减少的现象十分严重。据1939年《贵州省农业概况调查》载：乾隆至光绪一百多年间，田亩数几无多大增加，大致在260万亩左右，至1915年反而减少，计130余万亩，其实恐相差甚远。1此外，土地高度集中。至抗战时期“尽管贵州社会经济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农村的生产关系基本未受触动。据各地调查资料，占农村人口4—5%的地主，通常占有全部耕地的50—80%。占农村人口一半以上的贫雇农，只占有全部耕地的7—8%”。2据统计，1937年，广大农民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土地，地主采取物租、力租、钱租等地租形态对佃农进行剥削，佃农50%以上的劳动果实落入地主手中。这不仅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并导致其生活进一步贫困化，减少政府田赋收入，还阻碍了“增加人民之纳税能力，平均人民对义务之负担”。
（三） 抗战前贵州田赋状况
“清末贵州田赋收入在全省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仅次于协款而占第二位。民国初期，也仅列于盐税收入之后居第二。至民国七年鸦片开禁后，田赋收入才退至鸦片、盐税、厘金等税收之后，但仍不失为省财政一大收入。尤其是征收粮米实物，供应军需民食所起的作用，更非任何其他税收所能替代”。3作为中国田赋史上的一次大变化，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将中央税转为地方税。为保证田赋收入的正常进行，1928年修正公布了《划分国家收支地方收支标准案》《限制田赋附加八项办法》，1933年制定了《整理田赋附加办法十一条》，1934年制定了田赋税则及附加章程6项。但由于长期以来贵州地籍混乱，田赋积弊深重，军阀统治的23年间，政府政令更多有不达，从清末到1935年国民党中央政府接管贵州，乃至抗战前夕，田赋征收制度紊乱纷繁。田赋出现短征，每年逐减现象，且各县拖欠田赋的情形极为严重。
1937年以前，贵州田赋包括地丁、秋粮、官租、杂课四种，其中田赋正额只有地丁、秋粮两种。长期以来，贵州田赋“均是摊派认纳，久未整理，飞洒隐匿，处处皆是，有粮无田，有田无粮，粮少田多，粮多田少，科则复杂，册籍失散”，导致田赋收入较少。清末贵州田赋收入虽在全省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仅次于协款而居第二位，但仅占全省财政年岁收入的20.63%。4其间，贵州全省田赋粮额收入虽曾高达过70多万元，但此现象实为罕见。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全省每年最低尚缺粮食三个月”。5如何进行田赋整理，增加贵州田赋收入，以保证军粮民食和社会稳定，成为贵州农业中心工作的最重要问题。
（四） 贵州的土地陈报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制定《整理全国土地计划》，要求各地对土地进行陈报，整理田赋以增加收入。1930年，作为贵州地方税的厘金被政府明令撤消，贵州财政收入明显减少。为增加地方收入，在全国整理地籍、推行土地陈报的背景下，贵州自1930年到1932年，以土地陈报的方式对全省81个县同时进行了土地清查，其可谓是抗战以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贵州一次较大规模的土地清查。此次土地清查“由于重在自报，实际升科者寥寥无几。当年实收556839元，仅占原额的76%，为历年收入之最高额”，6然“犹不及江浙一县之收入”。7由于地籍混乱、征收制度腐败，制赋摊派随意性强、轻重不均，或局势动荡、尚无秩序，或一些县份少数民族较多填报困难等诸多原因，没有达到实际效果。到1931年，实收田赋560727.69元，亦未收足。此次清查田亩行动历经14个月，虽耗资巨款，而实际推行的县份為数不过十之五、六。8因收效甚微，1932年4月被下令裁撤，贵州田赋仍旧混乱，田赋实际收入逐年总计减少。
1934年，国民政府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通过了《办理土地陈报纲要草案》。此次会议后，土地陈报进入了省自为政的阶段，并强调土地陈报必须因地制宜。1935年国民政府接管贵州，面临着民国建立后，北洋政府废除调剂给贵州的邻省协银，及南京国民政府取消贵州财政税收中的厘金，田赋成为贵州最为可靠、最为重要税源。1936年秋，国民党中央财政部派员到贵州，催促以土地陈报方式首先整理地籍，以达到田赋整理的目的。贵州根据国民党中央土地陈报纲要精神，制定贵州省土地陈报各项章则，拟定贵州各县厘清田赋暂行办法19条，设立各级土地陈报处，并于1936年12月通过《贵州省财政厅土地陈报处组织规程》17条，以推进土地陈报工作的开展。为慎重起见，全省81个县分期陆续进行陈报，决定以贵阳县为第一期作为试点进行。并按照实施准备（包括人事配备、宣传及训练、通知业户插牌）、划界分段、土地编查等程序和办法进行操作。陈报后比陈报前全省土地面积几乎增加3倍。1
当贵阳土地陈报工作进行到4个月左右，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贵州土地陈报进入到抗战时期的土地陈报。随着抗战爆发，贵州人口从1936至1937年增加了38.37万人，至1938年增加了40.75万人。随着贵州人口巨增，造成粮食供应紧张。根据国民政府相关精神，贵州采取以扩大耕地面积、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为主要措施，以解决难民及前线军用食粮问题。抗战初期，从政府层面来讲，贵州扩大耕地面积仍以陈报已开垦的土地为主要手段进行土地清查，同时加快了土地陈报工作的步伐。
在以贵阳县为试点举行土地陈报取得成功的基础上，贵州其余各县按照贵阳县的实施程序与办法先后分期陆续举办。到1938年8月，第二期、第三期共有7个县份完成土地陈报工作，赋额最低增加二倍，最少也增加一倍以上。2此后至1940年有39个县开展了该项工作。从1936年起，历经4年零5个月，到1941年，贵州全省82个县（1941年增加金沙县）土地陈报工作全部完成。
三、抗战初期贵州土地清查对抗战的贡献
（一）取得的成效
1. 在全国土地陈报中占有重要地位。从1934年根据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行政院颁布 《办理土地陈报纲要》，在全国举行土地陈报开始，到1941年止，各省遵照举办者先后有14省297县，还有正在办理的30县，共327县。3从举行土地陈报的各省来看，贵州全省不仅各县都完成了这一任务，而且数量巨大，在全国办理土地陈报的县数中比例最高，占36.2%。据《贵州财经资料汇编》载：贵州陈报后耕地面积共有1821.6万亩，比陈报前增加了0.8倍，赋额为全国增加最多的省份。贵州土地陈报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展开大规模的土地陈报工作中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
2. 節省时间，节约经费。土地陈报在整理地籍方法中的程序虽为简易，但在战争情况下，贵州仍对整理地籍极为重视。抗战时期贵州土地陈报从1937年以贵阳为试点开始，到1941年82个县全部陈报完毕，仅用了4年有余的时间。所用全部经费“共支1688065.48元，共计土地18216313亩，平均每亩费用不及一角”。4贵州积极使用土地陈报的手段进行地籍整理，不仅节省时间，而且节约经费。
3. 亩分有数，大致弄清了全省各县地籍的基本情况。贵州田地原无亩分，各县完成土地陈报后，大致弄清了地籍的基本情况，各县田地有了亩分，使田赋征收有据可依。
4. 田额显著增加。抗战初期，贵州土地陈报从1937年起到1941年止，在耕地面积比陈报前增加0.8倍的基础上，田赋收入得到显著增加。田赋数额由“陈报前的73.2万元，增加到516.5万元，增加了7倍”5。根据1943贵州省政府编《黔政五年》统计：“全省增加数最多的是都江县，陈报后较陈报前增加了168倍；增加最少的紫云县，仅增加1倍；超过全省平均增长数的有36县，占全省总县数的43.4%；达不到平均数的有33县，占全省总县数的39.6%；越过平均数的县多于达不到平均数的县”。1随着耕地面积大幅度的增加，贵州的赋额为全国增加最多之省份。2
（二）对抗战的贡献
在抗战爆发的最初的一年里，全国“因农业收成不错，粮价并不高……粮食问题并不突显。但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农业生产停滞，粮食短缺，投机商人乘机囤积居奇，引起食价物价高涨，社会心理恐慌，对于军民粮食的供应及社会秩序的稳定造成严重威胁。中央政府需要直接掌握实物（粮食），才能解决军需民食，平稳物价，安定民生”3。鉴于这一情况，1941年4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各省田赋暂归中央接管以便统筹而资整理案》，决定由国民政府直接掌握田赋征收，并实行田赋征实政策。在这一背景下，贵州土地陈报虽然存在着众多的不足之处，但却利大于弊，为田赋征实在贵州的实行奠定了较好的基础。自1941年度全国各省田赋改征实物，截至1942年2月15日止，贵州成为征收实物达九成以上的三个省份之一，与浙江、江西、绥远、云南、福建、湖南、河南、湖北、江苏等9省，因“征收数额均在八成以上，成绩优秀，10省财政厅长兼省田赋处处长均由财政部颁给财政奖章，副处长记大功一次”。4据统计，“八年抗战中，贵州全省负担的战费，总数为609000000元。按当时全省人口总数1050万计，每人平均负担战费为58元”，5为全国抗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贵州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统治控制得最为严密的极少数省区，对役政高度重视的贵州省政府既严格奉行了中央政府的政策旨意，又采取了一些适合于省情的其他措施”6，使以土地陈报为途径的土地清查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并取得较大的成效。
Abstract：In July 1937，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broke out in an all-round way. Guizhou， with its extremely special strategic position，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trategic base which supported the eight-year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large rear part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It was an important outpost for the southeastern side of the capital of Chongqing.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war of resistance， Guizhou， as an impoverished mankind and an important province of wartime land surveys， which carried out land inspection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sorted out cad astrals to increase the revenue of the governments land taxation， and achieved great achievements. All of these have made Guizhou become the province， whose tax rate has increased most. Moreove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has benefited a lot from this province.
Key words：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Guizhou； Land inspection ； Contribution
（责任编辑：林建曾）
摘 要：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贵州凭其极为特殊的战略地位，成为支持八年抗日战争的战略基地和抗战大后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拱卫陪都重庆的重要前哨。为支持和支援抗战，人贫地瘠的贵州作为战时土地清查的重要省区，在抗战初期进行了土地清查，整理地籍，以求增加政府田赋收入，并取得较大成效，贵州赋额为当时全国增加最多的省份，对抗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关键词：抗战 贵州 土地清查 贡献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8）03-60-65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开始了长达八年之久的全民族抗战。抗战伊始，国民党军队便丧师失地。随着东部及中部大部分地区相继沦陷，南京国民政府为接受长期抗战的事实，同年11月始被迫向西部迁都重庆。“以四川为中心 ，以西南其他省区为重点包括西南与西北的抗战大后方成为支持八年抗日战争的战略基地”。1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部，东、南、西、北分别与湖南、广西、云南、四川等省毗连，为“西南三省中枢，又是陪都重庆联络华南及东南亚各国的国际交通线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2贵州凭其极为特殊的战略地位成为抗战大后方及战略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拱卫陪都重庆的重要前哨。为支持和支援抗战，人贫地瘠的贵州作为战时土地清查的重要省区，在抗战初期进行土地清查，整理地籍，以增加政府田赋收入，并取得较大成效，使贵州的赋额为当时全国增加最多的省份，对大后方抗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抗战初期贵州土地清查成因
（一）南京政府财政收入锐减
中国历来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占总人口的80%以上。农业国家的主要财源为土地税，其中以田赋最为悠久、普遍。历史上，相对其他税收而言，田赋长期成为历代中央政府比较稳定的最大财政来源。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为体现孙中山 “平均地权政策”，“使耕者有其田，劳者得食”的主张，同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将田赋由中央税转为地方税，田赋收入遂成为各省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我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直到民国时期，全国经济发展仍极不平衡。其主要表现为：较富裕的农业区域基本分布在中部和东部，且全国新式工业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沿江及东部重要铁路沿线城市。东部整体经济较为发达，而西部地区经济以农业为主，且甚为落后闭塞。西部各省绝大部分地区农业长期采用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且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土地贫瘠，耕地面积少。而西南各省中的贵州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全省绝大多数地区仍然处于‘刀耕火种‘轮歇丢荒‘广种薄收的原始型农业生产阶段”。1加之，西部“新式工业仅占全国总数的6%”。西南、西北地区工业生产能力十分薄弱，农业经济原始，西部整体经济极度滞后。
基于上述原因，抗战前夕，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并非田赋，而是主要来自于东部地区的关税、盐税、统税三项税收。“仅以1937年预算数来看，三项税收收入合计为7.72亿元，占财政收入的77.29%。沿海地区的三税收入又占总额的80%以上”。2然而，至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时，因日军占有了“中国土地的1/3，农业生产基地的40%，工业生产能力的92%”。东部及中部地区的沦陷，使中国工业集中区和农业富庶区被日军侵占，导致政府税源枯竭，收入骤减，国家陷入经济困境的局面，对于坚持长期抗战造成严重影响。
（二）确立战时土地政策，促进西南农业经济发展
面临战区不断扩大和日本对中国海陆交通封锁的严峻形势，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仅能依靠其所控制的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西部地区。又由于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长期以来对农业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致使1912-1937年间，全国农业的增长十分缓慢。为保证战时军民物资供应，增加抗战力量，以适应抗战需要，南京国民政府于1938年3月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戰时经济方针政策。此次会议决定，不仅要将经济建设重心向西部后方转移，以建立巩固的抗战后方基地；而且针对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所控制的西南、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状况，会议着重强调了抗战时期农业的重要性，把发展和建设西部后方农业经济纳入战时轨道。“采取以西南为中心，先西南后西北的经济发展战略，明确地把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西南地区”。3并把发展大后方的农业生产置诸工业、交通等各业之前，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当务之急。
此次会议，南京国民政府对土地政策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大会认为：“战事发生后，环境突变，生死存亡之间不容再循常规，循序渐进，故非另定战时土地政策，不能应时代之迫切要求”。通过了代表抗战初期国民党对于土地问题的基本主张和政策的《战时土地政策案》，列出了“战时土地政策大纲”九条。随后1939年1月、4月分别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及第一次全国生产会议，再次强调后方农业的重要性。提出：为弥补战区的损失，需积极发展后方生产；要增强战区抗战力量，必须力谋战区农业的复兴。
（三）整理地籍，增加田赋收入
1938年确立的战时土地政策的中心目的，以解决土地问题为前提，发展以西南为主的抗战大后方农业生产，“提高土地利用之精度，增加生产面积”，以“足食”；“增加人民之纳税能力，平均人民对义务之负担”，以“足财”。4即，增加田赋收入，使之成为抗战主要经济支撑力量，以保证军需民用，维护社会稳定。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以地籍整理为基础，进行土地清查。民国初期至抗战前夕，贵州征收田赋的依据仍沿袭明清旧制。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将田赋划为地方税，田赋成为各省主要财政收入。“田赋划归地方后，各省基本按土地肥瘠划等定率，按亩征收。征收期限仍分上忙下忙两期，统一折银元征收”。5但因无确切的土地册籍可查，全国普遍存在着土地实数不清，上田、下田不分，土地等则与纳赋等级不符，土地集中、隐匿现象严重，各地亩法十分混乱的现象。地籍不清使“赋税更无从稽核”。6加之，“军阀混战不息，更是赋敛无度，竭泽而渔。20年代后期30年代前期，繁杂、沉重的田赋已成为困扰中国农村的一个重要问题”。7当时田赋附加税不仅种类繁杂，而且在农村税捐中最为繁苛。附加税超过正税额至少一倍，甚而高达几十倍，田赋混乱的局面十分严峻。据1934年对全国30个省田赋附加税的调查，“共计有附加税673种，最多的江苏省竟达147种”。1
为了整顿田赋，南京国民政府首先不同程度地进行了地籍整理。1941年以前，整理地籍事宜是由各省自办，或侧重清丈，或采用航空测量，或采用土地陈报，实无定数。但因“土地测量，非长时巨费莫办”，2虽然土地陈报精确程度与土地测丈相比相差甚大，但鉴于其节省时间、经费，南京国民政府大规模地推行土地陈报方法，“即由土地所有者自行陈报土地亩数产量之意”。1931年，蒋介石曾指出：“办理土地陈报，为中央既定政策，不特藉以整理田赋平均人民负担，即凡土地与粮食政策之实施，亦赖于奠其初基，意义至为重大”。3直到抗战时期，除少数地区继续办理土地测量外，土地陈报已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普遍认可的整理地籍的重要途径。在此背景下，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西南大后方省区之一的贵州，便以土地陈报为土地清查之主要途径。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为了有效解决军粮民食问题，1941年4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为适应战时需要拟将各省田赋暂归中央接管以便统筹而资整理案》，贵州根据国民党中央政府精神加大以土地陈报为途径进行土地清查的力度。
二、抗战初期贵州土地清查的概况
（一） 贵州耕地面积状况
1939年，贵州“全省耕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之比例，所占百分率极低，最少者尚不及总面积百分之八”。4而在耕地面积中，贵州荒地面积在全国所占比例较大。根据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至1941年，“省内占总户数的67.5%忙忙碌碌地努力农耕。然而，其耕地面积尚未达到全面积的20%。其中已耕地占12%，未开垦约为8%，大部分属于荒地或森林”。5贵州每户、每个农民平均摊得耕地面积比全国较低，且相差甚大。如1945年，中国地政学会所编《中央日报·中国土地问题特辑》载：贵州与广东相比，贵州每人耕地亩数9.17亩，广东每人耕地亩数为1018亩，相差900余亩。
虽然有关文献记载难以全面、完整地反映出贵州全省耕地面积的实际情况。至解放前，贵州耕地面积统计多不统一、不准确，尚无可靠数据。但贵州耕地面积少，土地贫瘠，荒地面积比例较大，确为不争的事实。整理地籍，进行土地清查，增加田赋收入，成为抗战时期增加贵州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
（二） 抗战前贵州地籍状况
因贵州土地长期缺乏清查，即便有之，也因种种原因，导致地籍十分混乱，其主要表现为：亩法不一、耕地亩数不明、瞒报耕地面积、土地集中等。
亩法不一、耕地亩数不明。是因贵州岩溶地形十分发达，全境几乎都是山地丘陵，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山区农业省。贵州“跬步皆山，丈量不易”。就农业耕地面积而言，贵州民国初期至抗战前夕的地籍基本上沿袭明清旧制，“故无亩分，不足言亩法也。唯有少数县份，为课赋计值，亦有相沿之法：如以种，以稨，以出谷之挑数石数计”；6或以丘、块、幅、股、型计等等。到1927年出现了又一种计亩法，即：“升科计亩，系以营造尺丈量，六十方丈为一分，六十方尺为一厘”（修订升科章程第五条）。亩法不一，使田亩核算数不准确，甚至一些地区无法核算。
瞒报耕地面积、土地集中。为逃避赋税，瞒报耕地面积时常发生，人为地使耕地面积数减少的现象十分严重。据1939年《贵州省农业概况调查》载：乾隆至光绪一百多年间，田亩数几无多大增加，大致在260万亩左右，至1915年反而减少，计130余万亩，其实恐相差甚远。1此外，土地高度集中。至抗战时期“尽管贵州社会经济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农村的生产关系基本未受触动。据各地调查资料，占农村人口4—5%的地主，通常占有全部耕地的50—80%。占农村人口一半以上的贫雇农，只占有全部耕地的7—8%”。2据统计，1937年，广大农民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土地，地主采取物租、力租、钱租等地租形态对佃农进行剥削，佃农50%以上的劳动果实落入地主手中。这不仅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并导致其生活进一步贫困化，减少政府田赋收入，还阻碍了“增加人民之纳税能力，平均人民对义务之负担”。
（三） 抗战前贵州田赋状况
“清末贵州田赋收入在全省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仅次于协款而占第二位。民国初期，也仅列于盐税收入之后居第二。至民国七年鸦片开禁后，田赋收入才退至鸦片、盐税、厘金等税收之后，但仍不失为省财政一大收入。尤其是征收粮米实物，供应军需民食所起的作用，更非任何其他税收所能替代”。3作为中国田赋史上的一次大变化，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将中央税转为地方税。为保证田赋收入的正常进行，1928年修正公布了《划分国家收支地方收支标准案》《限制田赋附加八项办法》，1933年制定了《整理田赋附加办法十一条》，1934年制定了田赋税则及附加章程6项。但由于长期以来贵州地籍混乱，田赋积弊深重，军阀统治的23年间，政府政令更多有不达，从清末到1935年国民党中央政府接管贵州，乃至抗战前夕，田赋征收制度紊乱纷繁。田赋出现短征，每年逐减现象，且各县拖欠田赋的情形极为严重。
1937年以前，贵州田赋包括地丁、秋粮、官租、杂课四种，其中田赋正额只有地丁、秋粮两种。长期以来，贵州田赋“均是摊派认纳，久未整理，飞洒隐匿，处处皆是，有粮无田，有田无粮，粮少田多，粮多田少，科则复杂，册籍失散”，导致田赋收入较少。清末贵州田赋收入虽在全省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仅次于协款而居第二位，但仅占全省财政年岁收入的20.63%。4其间，贵州全省田赋粮额收入虽曾高达过70多万元，但此现象实为罕见。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全省每年最低尚缺粮食三个月”。5如何进行田赋整理，增加贵州田赋收入，以保证军粮民食和社会稳定，成为贵州农业中心工作的最重要问题。
（四） 贵州的土地陈报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制定《整理全国土地计划》，要求各地对土地进行陈报，整理田赋以增加收入。1930年，作为贵州地方税的厘金被政府明令撤消，贵州财政收入明显减少。为增加地方收入，在全国整理地籍、推行土地陈报的背景下，贵州自1930年到1932年，以土地陈报的方式对全省81个县同时进行了土地清查，其可谓是抗战以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贵州一次较大规模的土地清查。此次土地清查“由于重在自报，实际升科者寥寥无几。当年实收556839元，仅占原额的76%，为历年收入之最高额”，6然“犹不及江浙一县之收入”。7由于地籍混乱、征收制度腐败，制赋摊派随意性强、轻重不均，或局势动荡、尚无秩序，或一些县份少数民族较多填报困难等诸多原因，没有达到实际效果。到1931年，实收田赋560727.69元，亦未收足。此次清查田亩行动历经14个月，虽耗资巨款，而实际推行的县份為数不过十之五、六。8因收效甚微，1932年4月被下令裁撤，贵州田赋仍旧混乱，田赋实际收入逐年总计减少。
1934年，国民政府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通过了《办理土地陈报纲要草案》。此次会议后，土地陈报进入了省自为政的阶段，并强调土地陈报必须因地制宜。1935年国民政府接管贵州，面临着民国建立后，北洋政府废除调剂给贵州的邻省协银，及南京国民政府取消贵州财政税收中的厘金，田赋成为贵州最为可靠、最为重要税源。1936年秋，国民党中央财政部派员到贵州，催促以土地陈报方式首先整理地籍，以达到田赋整理的目的。贵州根据国民党中央土地陈报纲要精神，制定贵州省土地陈报各项章则，拟定贵州各县厘清田赋暂行办法19条，设立各级土地陈报处，并于1936年12月通过《贵州省财政厅土地陈报处组织规程》17条，以推进土地陈报工作的开展。为慎重起见，全省81个县分期陆续进行陈报，决定以贵阳县为第一期作为试点进行。并按照实施准备（包括人事配备、宣传及训练、通知业户插牌）、划界分段、土地编查等程序和办法进行操作。陈报后比陈报前全省土地面积几乎增加3倍。1
当贵阳土地陈报工作进行到4个月左右，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贵州土地陈报进入到抗战时期的土地陈报。随着抗战爆发，贵州人口从1936至1937年增加了38.37万人，至1938年增加了40.75万人。随着贵州人口巨增，造成粮食供应紧张。根据国民政府相关精神，贵州采取以扩大耕地面积、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为主要措施，以解决难民及前线军用食粮问题。抗战初期，从政府层面来讲，贵州扩大耕地面积仍以陈报已开垦的土地为主要手段进行土地清查，同时加快了土地陈报工作的步伐。
在以贵阳县为试点举行土地陈报取得成功的基础上，贵州其余各县按照贵阳县的实施程序与办法先后分期陆续举办。到1938年8月，第二期、第三期共有7个县份完成土地陈报工作，赋额最低增加二倍，最少也增加一倍以上。2此后至1940年有39个县开展了该项工作。从1936年起，历经4年零5个月，到1941年，贵州全省82个县（1941年增加金沙县）土地陈报工作全部完成。
三、抗战初期贵州土地清查对抗战的贡献
（一）取得的成效
1. 在全国土地陈报中占有重要地位。从1934年根据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行政院颁布 《办理土地陈报纲要》，在全国举行土地陈报开始，到1941年止，各省遵照举办者先后有14省297县，还有正在办理的30县，共327县。3从举行土地陈报的各省来看，贵州全省不仅各县都完成了这一任务，而且数量巨大，在全国办理土地陈报的县数中比例最高，占36.2%。据《贵州财经资料汇编》载：贵州陈报后耕地面积共有1821.6万亩，比陈报前增加了0.8倍，赋额为全国增加最多的省份。贵州土地陈报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展开大规模的土地陈报工作中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
2. 節省时间，节约经费。土地陈报在整理地籍方法中的程序虽为简易，但在战争情况下，贵州仍对整理地籍极为重视。抗战时期贵州土地陈报从1937年以贵阳为试点开始，到1941年82个县全部陈报完毕，仅用了4年有余的时间。所用全部经费“共支1688065.48元，共计土地18216313亩，平均每亩费用不及一角”。4贵州积极使用土地陈报的手段进行地籍整理，不仅节省时间，而且节约经费。
3. 亩分有数，大致弄清了全省各县地籍的基本情况。贵州田地原无亩分，各县完成土地陈报后，大致弄清了地籍的基本情况，各县田地有了亩分，使田赋征收有据可依。
4. 田额显著增加。抗战初期，贵州土地陈报从1937年起到1941年止，在耕地面积比陈报前增加0.8倍的基础上，田赋收入得到显著增加。田赋数额由“陈报前的73.2万元，增加到516.5万元，增加了7倍”5。根据1943贵州省政府编《黔政五年》统计：“全省增加数最多的是都江县，陈报后较陈报前增加了168倍；增加最少的紫云县，仅增加1倍；超过全省平均增长数的有36县，占全省总县数的43.4%；达不到平均数的有33县，占全省总县数的39.6%；越过平均数的县多于达不到平均数的县”。1随着耕地面积大幅度的增加，贵州的赋额为全国增加最多之省份。2
（二）对抗战的贡献
在抗战爆发的最初的一年里，全国“因农业收成不错，粮价并不高……粮食问题并不突显。但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农业生产停滞，粮食短缺，投机商人乘机囤积居奇，引起食价物价高涨，社会心理恐慌，对于军民粮食的供应及社会秩序的稳定造成严重威胁。中央政府需要直接掌握实物（粮食），才能解决军需民食，平稳物价，安定民生”3。鉴于这一情况，1941年4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各省田赋暂归中央接管以便统筹而资整理案》，决定由国民政府直接掌握田赋征收，并实行田赋征实政策。在这一背景下，贵州土地陈报虽然存在着众多的不足之处，但却利大于弊，为田赋征实在贵州的实行奠定了较好的基础。自1941年度全国各省田赋改征实物，截至1942年2月15日止，贵州成为征收实物达九成以上的三个省份之一，与浙江、江西、绥远、云南、福建、湖南、河南、湖北、江苏等9省，因“征收数额均在八成以上，成绩优秀，10省财政厅长兼省田赋处处长均由财政部颁给财政奖章，副处长记大功一次”。4据统计，“八年抗战中，贵州全省负担的战费，总数为609000000元。按当时全省人口总数1050万计，每人平均负担战费为58元”，5为全国抗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贵州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统治控制得最为严密的极少数省区，对役政高度重视的贵州省政府既严格奉行了中央政府的政策旨意，又采取了一些适合于省情的其他措施”6，使以土地陈报为途径的土地清查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并取得较大的成效。
Abstract：In July 1937，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broke out in an all-round way. Guizhou， with its extremely special strategic position，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trategic base which supported the eight-year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large rear part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It was an important outpost for the southeastern side of the capital of Chongqing.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war of resistance， Guizhou， as an impoverished mankind and an important province of wartime land surveys， which carried out land inspection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sorted out cad astrals to increase the revenue of the governments land taxation， and achieved great achievements. All of these have made Guizhou become the province， whose tax rate has increased most. Moreove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has benefited a lot from this province.
Key words：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Guizhou； Land inspection ； Contribution
（责任编辑：林建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