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湮没了八十余年的争辩文献
李芳?厐思纯
摘 要：1934年3月，天津《大公报》刊登了梁思成《读乐嘉藻<中国建筑史>辟谬》一文，已收录入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等文献之中，流传于世。乐嘉藻随之而作的“答辩”，投书《大公报》而石沉大海，鲜为世人所知。乐老先生后裔将留置箧中辗转保存八十余年的遗稿，交给笔者整理出来，作为历史文献公诸于众，供广大文史学者及中国建筑史研究者参考。
关键词：乐嘉藻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辟谬 答辩
中图分类号：K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8）02-109-119
1933年6月，乐嘉藻先生所著的《中国建筑史》在杭州印刷面世，这是由中国人自己编著、自费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建筑史的开山之作。次年3月3日，天津《大公报》刊登了由美國哈佛研究生院学成归国，时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梁思成所撰的《读乐嘉藻<中国建筑史>辟谬》一文，成为东西方文化理念碰撞出的一朵“耀眼火花”而流行于世。而乐老先生随之而作的答辩状——《读〈梁思成《中国建筑史》辟谬〉之答辩》，投书《大公报》而石沉大海，鲜为世人所知。因此，人们只知梁的“辟谬”而不闻乐的“答辩”。后来，国内出版机构整理再版乐嘉藻《中国建筑史》时，均未将乐老先生的答辩收录其中，令人惋叹。
乐嘉藻先生（1867—1944年），字彩澄、采臣，晚号硁穸，贵州黄平人，清同治年间随家“避乱”移居贵阳。1893年中贵州乡试举人，后与贵州学政、天津人严修结识，而成为终生追随之师。1895年4月赴京会试，参加著名的“公车上书”，并分别向朝廷上书二份（一为设教部书，一为陈兵事书），由督察院代奏而未果。戊戌政变后回贵阳，先生以提倡新学为己任，1902年与李端棻、于德楷等人创办贵阳公立师范学堂。1909年9月当选为贵州省咨议局第一届议长及贵州教育总会会长，曾自费赴日本考察教育。先生是贵州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辛亥起义成功后，出任大汉贵州军政府枢密院枢密员。1912年3月，贵州“宪政党人”引滇军唐继尧入黔，颠覆贵州军政府，杀戮“自治学社”成员，先生愤然离黔，寓居北京、天津两地，历任天津商品陈列所所长、巴拿马赛会直隶筹备事务局干事等职。此前，先生侄子乐森璧（字伯恒）与黔人许先甲（字肇南，号石枬）、谌湛溪（谌立，字祖恩）在北京考取第二届庚款官费留学美国，学成回国后，成为一代黔籍欧美派学者。1915年5月，先生随巴拿马赛会直隶代表团赴美国旧金山参会，任调查员、直隶报告编辑主任，著有《大会参观日记》。先生后任农商部主事，遂定居北平，曾在商标局、平溪铁路局兼任职员。应北平京华美术专科学校（京华美专）之聘，先生在校专门教授中国建筑美学，后将其讲义结集成册，命名为《中国建筑史》。1944年3月27日，先生在北京大将坊胡同（现称大酱坊胡同）寓所病逝，葬于北京香山万安公墓。
据乐嘉藻先生在《中国建筑史》绪论中所言：“……民国四年，至美国旧金山，参观巴拿马赛会，因政府馆之建筑，无建筑学家为之计划，未能发挥其固有之精神，而潦草窳败之处，又时招外人之讥笑。至是始觉本国建筑学之整理，为不可缓之事。自念生性即喜为此，或亦可以尽一部份之力，于是以意创为研究之法，先从预备材料入手，如建筑物之观察，图画印片照片之收集，次则求之于简编……民国十八年，自计已年逾六十矣，始取零星散稿，著手整理，而精力衰退，屡作屡辍。三年以来，仅成历史两编，诚恐精力逾退，稿本未定，他人代为，更非易事，爰取既成两编，加以修正，附以杂文，合为三编，付之梓人。”该书的付梓面世过程，据《乐嘉藻日记》所载曰：1933年1月26日“前意若信言，《中国建筑史》由杭州长兴印刷公司排印。兰儿信，石印附图由兰儿油绘”。5月6日“著《中国建筑史后序》”。5月7日，“午刻，写致石枬信，附《建筑史后序》，由汉生（先生之孙乐光蔚，引者注）叫车送去”……5月27日“午后二时出，至上海银行取石枬助款四百元。”《中国建筑史》在其亲家漆运钧（字铸成，号松斋）、女婿漆士昌（字意若），同乡至友许先甲（字肇南）、甘凤章（字嘉仪）、乔运亨（字小渠）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于当年6月在武林（杭州）付印出版，线装面世。先生女森珉（又名令芬，即《日记》中所称之“兰儿”）的丈夫漆士昌，早年留学日本庆应大学，时为浙江省地方自治专修学校教授，婚后定居杭州，后任杭州之江大学日语教授、中国银行济南分行经理等职，为先生器重之爱婿。
先生在《中国建筑史》后序中说：“……顾余不善治家人生产，老而益困，书虽成而无资以付印也，又数年矣，余女令芬既于归之翌年，以其奁资之所馀，为余付印于杭州，便于为我绘图，且助校也。资力原薄，久而未竣，黔中友人之佽助者又以道阻，未能达。幸老友许君石枬，助余四百元，而功始成。许君之为我谋也，久矣。因其夫人久病，医药多费，未遑及也。夫人病终不起，弥留时，以其数年持家勤俭之所积者，还许君，且言，顾以此数助许君践助我之成诺，而余是书遂得就正于世人，贤哉夫人也。不以余之所识者小，而辛苦以成许君之美，而余毕生之所引为责任者，至是终获一结论，是可感也，乌可不志。夫人姓路，讳彬，字淑娟。路氏，吾黔毕节之著姓也。”据《乐嘉藻日记》所记：1933年4月15日“出往前王恭厂吊许石枬妻丧”，知为许夫人路氏亡故之日。许氏夫妇资助先生之义举，跃然纸上，令人感泣。许先甲早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学士学位及工程师职称，并担任中国留美学生会会长，回国后担任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校长。此时隐居北平，潜心研究中国古文字学，与先生交往甚密。许夫人路氏，系贵州毕节世家（有“一门五进士，三代三翰林”之誉，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系路朝霖妻侄）路幼清之女，贤淑而有见识。其夫妇鼎力资助先生出版《中国建筑史》，其功甚伟也。
乐老先生著作出版后，随即赠送给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天津严慈约（贵州学政严修之子）及旅京同乡艾一琴、邢端等亲友故交，并寄赠天津博物院、美术馆及中国营造学社等学术机构。《乐嘉藻日记》有：1934年1月8日“赠《建筑史》，天津博物院，美术馆；北平朱总长、营造学社”之记录。“北平朱总长”即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兼交通总长的黔人朱启钤先生。
先生在著作出版的欣喜之际，梁思成的《读乐嘉藻<中国建筑史>辟谬》在《大公报》上发表，先生阅报后随即愤而著文反驳。据《乐嘉藻日记》所载：3月25日“四时石太太来访，交来3月3日《大公报》，内有梁思成对于《中国建筑史》之驳议，肆意轻薄，思作答覆，遂辍画，夜作文”。3月26日“二时，答覆书脱稿，气始平”……4月10日“二时，发致天津《大公报》编辑处信，内附《答辩稿》二十叶”。5月11日“五时接兰儿信及辩答稿”。先生寄天津《大公报》的答辩文章石沉大海，但由其女婿漆士昌亲笔过录誊清的文稿（系用“浙江省地方自治专修学校讲义稿纸”誊写）却留置箧中，辗转保存至今。
乐嘉藻先生早年与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舅父李端棻均为支持维新变法之同仁，并有各种私交旧谊，先生属于梁思成父执之辈，两人都不可能陌生。梁思成由美学成归国，供职于中国营造学社，从事中国建筑学研究及旧籍整理。而中国营造学社的“掌门人”为黔人朱启钤先生。朱为当年的黔人显宦达人，因“门户之见”或“政治立场”诸方面与旅京黔人存在着诸多不一致，暗地里却互为蔑视与不屑。乐先生又曾礼节性赠书朱启钤和营造学社，梁思成是否受到某些“暗示”而作“辟谬”，或是“门户之见”而“党同伐异”，就不得而知了。否则梁虽“年轻气盛”，也不致于对父执辈的老人作此“肆意轻薄”的“过当”之语，后乃至天津《大公报》拒登先生“答辩”之文，乃为当世之“迷”也。可以说，这是一场一方“肆意攻击”，一方被“封口”，完全有悖于公平对等原则的学术争鸣。
先生及所著《中国建筑史》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正如现代学者崔勇教授在《论20世纪的中国建筑史学》一文所述：“中国人自己最早撰写的中国建筑史学著作，是乐嘉藻先生写就的线装本《中国建筑史（写于20世纪30年代），这是当时建筑史学界，因其首创性的历史功绩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正因为乐嘉藻先生的线装本《中国建筑史》，使中国人自此有了自己的建筑史专著，一改外国建筑史垄断建筑史学界的局面。乐嘉藻先生可谓是中国建筑史学的先驱，是中国建筑学科建设的拓荒者与探路人。”又如张帆《乐嘉藻〈中国建筑史〉评述》所言：“乐嘉藻的中国建筑研究在方法上从文字学、金石学、历史学、古文学及绘画艺术等方面研究中国建筑及其历史发展，在设计理论层面，善于从古代文献中整理出中国建筑设计原则（诸如‘观阙之制‘四向之说等），在具体论述层面，比较偏重于‘设计和‘评论的层面，对于‘庭园建筑的研究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以历史的眼光加以审视，我们可以认为，乐嘉藻的中国建筑研究带有明显的个人学术风格，且在当时不失为一种运用中国传统方法对中国建筑展开系统研究的有益尝试。”
梁思成系中国建筑界的一代宗师，其《读乐嘉藻<中国建筑史>辟谬》，已收录所著《中国建筑史》及各类民国文选之中，广为世人所知（详见附录）。近年来，乐老先生的重孙女乐慈、李建军夫妇由河北石家庄赴黔，委托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组织专家整理出版《乐嘉藻日记》，将乐嘉藻《读〈梁思成《中国建筑史》辟谬之答辩〉文稿扫描件随之带来，交给笔者整理，希望刊布面世，使这一留置箧中、湮没了八十余年的争辩文献得以重现天日。虽然梁文“辟谬”充盈着讽刺挖苦之语，对乐老先生的专著持否认诋毁之态，但乐老先生当年的“答辩”却娓娓道来，据理而辩，温柔敦厚而不失为长者风范。至于先生与梁思成就《中国建筑史》之间“辟谬”与“答辩”之是非曲直，由读者自己去对照分辨、见仁见智而作出公允评述。现将乐嘉藻《读〈梁思成《中国建筑史》辟谬〉之答辩》整理出来（为尊重原稿，整理稿几乎按原稿的断句而标点），供广大文史学者及中国建筑史研究者参考。
读《梁思成〈中国建筑史〉辟谬》之答辩
乐嘉藻
嘉藻新著《中国建筑史》印行后，闻天津《大公报》，登有梁思成之驳议。求之两星期，今始得之。题曰“辟谬”，细读一过，噫！何其语气之过当耶？
夫学问之事，宜有一定范围，任取一事一物，任由何方面研究之，皆学也。中国地大物博，历史久远，就建筑一事而言，其可研究之方面多矣。其研究之法，有须借助于外人者，则求学于国外，是也；有不须借助于外人者，则就国内之书籍与所有之事物，而自治其学，是也。此就事而言也。若就人而言，则有其力能求学国外者，则求学国外，返国工作，如先生之所为，是也；有不能求学于国外者，则就其性之所近，及其力所能致之参考资料，自尽其力，亦未尝不可也，如藻今日之所为，是也。言其究竟，不过各尽其国民之责任而已。取经虽不同，而其为治学则一也。成绩虽不同，而其为国民心力之所构成则一也。
嘉藻自成童之年，即知研究建筑，每有感触，辄自为之计画，然始以此为职业也。旧式读书人，作八股，应科举，戊戍会试，时值政变，始与同人，研究当时所谓新学者。政变失败后，走还故乡，仍与故乡人士，研究新学，创办学校。其后革命成功，而为滇军所迫，乃去故乡，走都下，以至今日。在此三十年间，建筑之改良计划，仍时时为之不厌，而尚未见有所谓建筑学者。民国二年在津，始于公园图书馆，见东西人士建筑学之书，至此始有意为学。四年至美国巴博观会，因政府馆建筑之争议，颇受激刺，至是始知治此学之已不可缓矣。五年归国，开始收集图书标本，自为研究，其时已四十八岁矣。博微禄以资生，就公余以读书，处此境遇，安能求学国外？又生性酷好艺术，而于语言学则绝对不能，二三十岁时，屡为之而皆失败，故至今不识一外国文字，故虽收集图书，亦只限于国文。然藻之对于建筑，其最感兴味，亦只在形式方面，故收集资料，虽不限于此一方面。而所研究者，则但在此一方面，就此一方面言，则中国旧籍，及现代印刷物中，可资应用者亦不少，此藻之书所以竟撰成也。
先生驳议，谓今日之建筑，须具有合用坚固美观三要素，此其言谁能否认？然此乃西人多年研究之所得也，亦先生多年留学之所得也。藻即不识西文，又未留学外国，何从而知之？即令知之，而對于工程方面，并不感兴味。所谓研究建筑者，始终只在形式（美观）一方面，其所撰述，亦但在形式一方面，今将本书概略，列举如下：
本书分三编，以第二编上下，为中国建筑史正文，两编之中，又以编上为正文，盖本人专研究中国建筑形式，故就形式分类。如编上之平屋等九章，编下城市等五章，则系就实用分类，故非此书正文也。屋盖原在编上之末，庭园原在苑囿园林之次，整理时，因其在分类上性质不合（平屋等等，皆一个建筑物，屋盖为一个之一部份；庭园，则因其计划处太多而考证处又太少之故），故分出列为首编。第三编，则所附建筑之杂文也。此等分配之原因，在绪论中已自言之。先生谓不当，可也。谓其不可触，则或者，因绪论中之所言不甚明了之故耶！此两编中，计分平屋等九式之九章，及城市等五类之五章，虽寥寥不及七十页，然每一章之中，莫不根据旧籍，审查标本图，有所考证，有所论断，此实可称臣力已竭者也。虽其所据之标本图，有不足据之处，然以藻之环境，与其力量之所能致，其所有者，仅能如是，且本人又焉知其不足据耶？知其不足据，则早已不用，此类亦多矣。欧人治此学之程序，藻虽不能彻底了解，但据早年东友之所言，大约须将本国建筑遗物，用欧人之学说，与其方法，全行调查，绘成详图。一方面，整理旧日文献，然后合两者，而求其历史上之真象。日本此事，在其维新三十年内外，已经完成，然日本之致力于此者在何时？致力于此事者若干人？而其国土及其历史又不过如此，然亦须三四十年而始告成功。若我国者，幅员大于日本，历史长过日本，时至今日，国内如先生之工作者，能有几人？而先生每年之中所成就者，能得若干？由此推之，则中国何时，始能有据精确报告而研究之之时，此在先生不知如何？若如藻者，即再活十几年，八十老翁，亦将不及见矣。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而藻之平生，又颇以研究中国建筑学，引为责任，在此时期，能坐待调查报告之完成耶（况且那时并未有人做此种工作）？不然，则将弃去不顾耶？抑又思之，中国建筑学，必皆须待西法调查成功，始能研究耶？或者尚有不须借助西学，但用本国书籍与图画，亦可以研究之之处，如其有也，我又何必定待河清难俟之完成，我何不但就我心之所能到，与力之所能及，取其可以研究之处而研究之。我心之所能到者为形式，我力之所能及者，为所有之书籍与图画，我亦即有之矣，安敢不自引为责任？此藻之所以不识一个西文，不藉一分补助，而孜孜以从事于此之故也。至其成绩，则藻读书五十年，亦自有所见矣。世之人，有能坚忍耐苦以成一学者，无论如何，亦必有其不可尽废之处。昔人言：一举手之劳，亦能令空气动荡。而况以半生之精力，指定一目的以进行，其将终无一可获耶？故凡一种创作，其中有错误处，亦必有精当处；有可笑处，亦必有可取处。此正如一个出来的做事的人，有赞成之者，亦必有反对之者，固不能认为悲观也。
此种常识，亦普通人所能解者，不识学人何以反会茫然。譬如农业，自当用西法改良，但当改良设备尚未完成之前，就不当用中国老法耕种耶？用老法耕种，便是大损中国人脸面耶？至于用老法之成绩，不及用西法者之有利，自然难免，然亦不是该骂的。
吾书的两册，除先生所见许两章，及所批评者若干条外，岂遂无可观者乎？古人曰：“大雅所嗤，末学所资”，此正言人之立言，虽浅近，亦应有其相当之用处，以中国文明发生之早，历史如是之长，而建筑界中，形式繁多，名称歧异，从古无人焉为之厘定者。早年向东友问日本建筑，则写几种书名见示。数年前，严慈约先生向言，有欧人问中国园林建筑法，因问是有何书，可以答问？藻瞠然无以应也。又侄伯恒先生向问，有西人问：中国亭之一物，究有若干式样？各式始于何时？藻亦无以应也。夫以中国今日，亦有号称治学者矣！北京号文化区域，而此种浅近之图籍，欲求可以答外人之问者，竟无一种，岂非中国学界之缺点？平心论之，此种书，不应由中国人自著耶？岂亦须仰给外人耶？以中国人之心思才力，新旧学人如此之众，岂并此种应用之书，亦不配作耶？国内之专门建筑学者几人？先生又名家之子，学成归国，亦已有年，亦未闻有何种解决法。古人云：“紫衣和尚不言，故野和尚言之”，藻一待死之老人尔，平生研究学术，本无争名于市之心，晚年整理旧稿，亦不过爱惜羽毛之意，自经两君下问，而始有发表之计画。其书虽不足重，亦曾自两千年以来纷乱之中，提出头绪，按部整理，使之秩然有序，为此学创立一骨干，即至不济，亦未尝不可作检查工作，并藉以答西人之问，使外来之人，对于斯事，有分别之认识，是亦中国人应有之努力也。寄书学社，乃赠答之行为（屡蒙赠书，理应作答，极寻常事），并非向先生挑战，不识先生果何以故，色然而怒，尽其丑诋之能事，一至于此，何耶？观西人叶慈博士之论中国建筑，一塔也。而时碑时匣，时楼时观，其支离之程度，较中国人之不了解尤甚。虽然，是定西人之咎耶？西人之研究中国事物，亦只能用其固有之眼光方法，至于此特殊之纷乱，完全应由中国人自已整理。藻之为此，亦正欲自尽其责任，而先生乃虑及损及先生之脸面，窃恐自西人眼光观之，正未必如此也。夫先生之成绩，在今日中国，固可谓難能可贵矣。然自日本维新后所完成者观之，亦不过专门学生毕业后应有之工作，在西人眼中观之，亦恰是学界普通之工作，且所用者，明明是西人之学术与方法，又安望西人认此为中国治学人之脸面，然则除去西洋学术之外，先生之所挟持以代表中国学人者，为何……[原手稿缺第六页，原稿纸页630字格]种学术，若其未也。则先生之所谓治学之人，果何人耶？所谓脸面，果何物耶？
吾家亦有子弟，毕业专门，以其所学，在国内工作，从不致自称曰中国治学人。盖所谓中国治学人者，必其所治为中国固有之学，或由西学而得新发明，以贡献于世界，斯可谓中国治学人矣。其脸面，亦中国学人之脸面矣。如先生所为者，不过建筑学材料之搜求耳。以此自负曰中国治学人，谬哉！
且先生篇首，表明今日中国学人之态度，其中尤有可议者，其言曰：“外国人讲我们的东西，而没有讲到家者，我们都不应该放松，应该起来辩驳他，或是自已捲起袖子来做他们所未能做到的”。乍乍看去，似乎梁先生的责任心，可谓十足。然再看去，竟可以说不是中国人说的话。不然，何以一点不负责任。夫所谓外国人讲不到家者，其咎果在外国人耶？或者是因本国人整理之工作，未曾做到，致使外国人到中国来，找不着相当合用之书耶？由后言之，则其咎不在外国人也，果能辩驳他或纠正他了，则何不在人家未曾错误之前，自已整理自已的文化，让自已人明白。一方，也可使外人得到应用的书（如果叶慈博士曾经见过我的《中国建筑史》，我可以保他不会把塔同楼观，弄得一塌糊涂，甚至牵扯到埃及金字塔去）。尤其可怪的，是“捲起袖子来做他们所未能做到的”，这真可算是比“东车栈鲸鱼”还要大的笑语了。请问先生：“中国人的事，应该中国人做吗，或是应该外国人做吗？”若是应该中国人做的话，则先生要是能做，为何不自动的去做？必等他外国人未能做到，才“捲起袖子来做”，若先生尚未能做，则外国人未能做到之时，莫说先生捲起袖子，就是脱下衣服，又何能勉强得来呢？由前之言，是之谓惰，由后之言，是之谓妄。总而言之，是崇拜外人太过。由崇拜心理，变为依赖心理，遂不觉将中国人的责任，都卸在外国人身上了，自已反转过来站在监督地位。嘻！怪哉！青年的中国治学人的态度。
虽然，此种心理，并不自梁先生始，盖其来已久矣。民国元年，我在东城苏州胡同一个日本铺子，买建筑杂志，见一个学生，向日本人买中国地图，嫌他太略，呶呶的责备他，“为什么没有再详细的？”那日人只笑着谢罪，说“不对住！对不住！将来一定还有更详细的。”中国人听者“这是甚么话？中国人用的中国地图，是该督责着日本人预备的？”与梁先生心理，真可说是后先辉映。
伊东耶！关野耶！鲍希曼耶！是何人哉？与我有甚么关系？我以中国人做中国建筑史，爱怎么就怎么做了，岂必须向日本人、西洋人面前请示，求他指派，得他许可，方敢做耶？做成之后，在国内发行，他爱看，请他看。他爱批评，请他批评。他不爱看，不过不理罢了。他焉能说：“你们中国人，做你们建筑史，不合我的口味，我是不答应的么？”照先生意思，就是在说：“现在日本人西洋人都有的在研究中国建筑了，你们切不可乱研究乱著书，谨防让人家见着笑话啊！人家是如何的伟大”。然依我的见闻说：“东西学人的心眼，象先生这样偏私隘陋的，从来没见过”。单看东西人，对于中国旧籍，是如何的搜求，就可想见。如说我的书不够格么？请试找找几种关于艺术方面的旧书，看看他的内容，看看他的名称，再来批评好了。著书本是个人心思材力的表现，岂能尽合他人的意思？岂特外人，就是本国政府，亦不能定出格式，缚束国人思想，干涉国人言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先生何人，乃有如是威权？任何人的批评，我都应当接受，但先生是如何态度，何况又加以编造事实。（例一）改窜文字，（例二）肆意污蔑，公然侮辱。先生知道批评是甚么，若未知道，不防在原版（即登《辟谬》的一版）的反面看看，此处亦有批评，看人家是如何的身份，如何的语气。尤其可笑的，是随便就请出外国人来，这又何必，难道梁先生所说的话都不算话吗？
例一：关野贞等的书，我并未看过，也未引用过，先生却说看不清楚，浮躁。
例二：我说老人妇孺、青年男女。先生却改成老太太、青年人，以为可笑，其实照先生所改，也不见得可笑。此处是说庭，老太太、年青人，就是庭的主人，有何可笑。若说可笑，则孟子的墙下树桑、五母鸡、二母彘，那不更成了笑话吗？这样躁动，是不对的，谨向阅报诸君谢过，如今静默五分钟，平平气，还是来说正经话，正当的商榷（虽然前后不是商榷的态度），我自应当答复，驳文中第五段，那么我们至少要读到他云云。所说的那种史体，似乎西人的史体，如教科书所用的那些某某之时代等，然此不过书体之商榷耳！中国人向来就不用此体，我自然未尝不可用西人史体，然亦不得说非用不可。况且原是创作，我原可以自创一体。我就形式研究，虽然每式各自成章，但每章之中，又何尝不是依时代说来，难道就不是史吗？凡人读书，不可挟有成见。先生心目中，只知道有西洋人，自然只知道有西洋史体。清季学人，曾有说中国历代之史书皆不能称史者，甚至《资治通鉴》，亦只能叫做史料。若果如是，则我之不配称史，又何必辩。
西人那种史体，吾人呼之曰幌子式的史体，就象商家挂的幌子一样，叫人家一见了然。中国史书，何尝不注重时代上的特殊性，不过不把幌子挂出来罢了。幌子史体，便于教科书。中书则并不提出，让读者自去探讨，此是史学，今姑不论。要照梁先生所说，那又何难？即如首章平屋，我何难挂出几个幌子来。上古之时代，商代之回嚮式，周代的推进式，周季的两重式，再在史书上，抄些废话下来，那就是背景了，再把宗教科学都写上去，那叫做著书，简直抄书罢了。莫说两编，就是二十编也说不完，那方是“指鹿为马”呢！
一部份者，建筑物之一部份也。一种建筑物有史，建筑物之一部份亦有史。屋盖为建筑物之一部份，故屋盖有屋盖之史，自然值得研究。建筑的本身是甚么？答曰：二编上平屋等九章，是建筑的本身，二编下即不是本身，是各种建筑物集合成的。
屋面曲线，由于病象，此藻之创解，安能引论？若能引证，又不是创解了。先生若有反证，尽可提出，若是没有，只是不信罢了，我亦何能勉强。若问我何所見而云然，则上面所说的草屋平屋，就是我的所见。但是虽无引证，却有例证，因病象而成美，其例亦甚多矣。西子捧心而东施效颦，后世的啼妆堕马妆，及女子的病态之美，如此岂非证据，好恶本是情感上的事。西人对于中国事物，说好说坏，不一定是研究的结果，一半也是一时高兴，而一般惟西人马首是瞻者，见西人说好，便生方设法，替他证明“实在是好”，见西人说不好，也就生方设法，替他下注脚“实在不好”。此种现象，亦是社会心理中一种病态。中国人是中国主人，中国文化是中国人文化，对于本国文化，是可自由研究，自由批评的，难道先要看看外人脸色么？中国人总是偏于消极的，嗜好也是如此。如病态之美缠脚等等皆是。屋面曲线，在北方的，因为运用得法，还有他的美处。若在南方，则因曲得太过，且有些曲得不一致。我是生长南方的人，所以见到的曲线，觉得有好的，有不好的，就是北方工师，也常说南方曲度太大，看去觉得薄削，所以就我所见，屋面曲线，及女子病态之美，及缠脚，都是一种病象。既是病象，如何会发生出来，因推求他来源，方发见他是由于技术与材料上之弱点来的，缠脚将要打倒了，女子病美，也大家觉得了，只有屋面曲线是病态，那或者可以说是我的新发现，我并不想打倒他，不过说他是病象，并指出他的来源罢了。“自然结果”四字，一点也不哲学。屋面既用曲线，则檐角不能不随着曲上去，不过在边角则曰翘耳。此寻常匠人所知者，先生岂真不解耶？如果屋面都是曲线，临到檐边檐角，又忽改用直线，岂不免不调和耶？
尤有一事须声明者：我的历史观，是根据进化论来的，所以说中国建筑，都是随时代自然发生，由是自简而繁自粗而精的（当然有时例外，若屋盖即不免）。中国自夏桀以前，都是草屋，草屋极易成曲线，我想屋面曲线，那时就有，后来改用瓦屋，就承用以为美。在商代虽无明文，而就周代翘角观之，亦自有痕迹可寻，由此相沿下来，遂有如宋代之可观了。岂特建筑，世上事物，由自然的现象而发生的，其例又甚多矣。同先生说中国的事，又说我神乎其神。如今就说欧人的事吧，牛顿重学，又由萍果坠地现象利用来的；瓦特汽机，是由水壶喷气现象利用来的，这话要出在中国人书上，又不知是如何的神乎其神了。照先生论屋面那几句话，简直是屋面哲学，就好象先有哲学后有屋面一样。由此推之，应当是先有如今的汽机学后有瓦特了。
“读书不慎”四字，恐先生亦正难免，即如此段关野贞等《支那建筑照片》云云，下即断定我是看不清楚，不慎、浮躁，此又是一个笑话。实告先生，我根本就未见过此照片，先生何所见而遂说我看不清楚？先生说我浮躁，由此看来，恐先生眼中，简直有了幻觉了，因为脑中只有关野贞，所以不问何人，他所看的，一定是关野贞的照片。
我的标本图，多自杂志及报端收来。其中时代，亦皆用原来说明书，并未一一详考，以之与须数百人数十年始能完成之材料比较，当然相差甚远。古人曰：“巧迟不如拙速”，我之此书，即为今日中国建筑上急需之一部书，中外人士见之，可以知道中国建筑物，共分若干种。其状如何？其名为何？每种之历史如何？如此已足，并非为考证一塔而设，谁又向此寻考证去？古人曰：“大辂椎轮”，社会是进步的，我的书不好，将来中国建筑好书，自然接踵而起，我不过象发明汽机的人罢了。若据今日之汽机，责备当年瓦特之粗疏，岂非过论。
此并非我自怒之解，盖以一人之心思材力，所能成就亦必有限也。若说他无用吧，则如前所言。如某某外国人，见过此书，必不会若此错误。他人若研究此学，至少也可助他一些材料。即或不然，有人以为我书不好，再著一部好的，不也是抛砖引玉吗？在中国学界冷落，一年一年的消沉下去之时，正宜使国内之人，无论他是新的旧的、老的少的，都应该一切解放，让他能就他自已的思想能力，尽他自已的责任，此方是中国人应有的态度。至于发表出来的书，社会中人，自应该考核纠正，作善意的批评，也决不能借此来开玩笑。若谓我“指鹿为马”，我绪论上说得甚明（精力衰减，屡作屡辍，恐精力愈退，稿本未定，故取既成两编（历史）加以修正，附以杂文，合为三编。……求之纸面，合之简编，凭藉终嫌太薄，故以十年辛苦，仅能得种种概念，至于竖古横今，以求一精确之结论，则未能也）。由是言之，我之书，就是中国建筑史中种种概念。至于先生所说如何如何方够得上中国建筑史上的那一部书，即我所谓竖古横今精确之结论，我明说是未能，说得明明白白（伊东亦说此事前途甚为远道）。所以我的书，说是鹿就是鹿，说是马就是马。若说“指鹿为马”，又有甚么凭据？要说指的是屋盖庭园两章，屋盖由周说到现在，庭园中史的痕迹在总论中，且又由历史两编中提出编入杂文中矣，亦何曾指鹿为马？
建筑史，亦不过建筑之史耳。由先生笔下写来，便不知其中有如何神秘，真所谓神乎其神矣。照先生报告看来，梁架斗栱，皆是建筑，岂一亭一阁，及不能称建筑耶？譬如有人讲人体生理学，一根骨头，一条肌肉，皆算是人，而一个生人，反不能称人，有是理乎？若说到史，又岂有一定之体制，前说幌子式的史体，如今又借中村之《中国美术史》来谈谈，此书以时代为经，以各种美术为纬，内容程度，或合先生之所谓史。我之不用此体，因我之立场，与我之希望，与中村不同。中国美术各种之分别，向来都是很明了的，无论如何分配，读者皆易了解。至于建筑，但就形式名称两方面说，已就够混乱的，一式可有数名，一名可包数式，加以时代地方之不同，更令读者茫然。所以我的研究，即注重此两方面，先就一定名称，求出他一定形式，一式各为一章，叙述他的经过，即是各成一史，集合下来，即称曰建筑史，此又有何名实不符之处？中国之史，从来即分为正史与编年史两种。中村之书，属于编年一类，我书属于正史一类，此体创于司马迁之《史记》，分本纪世家传书等类。所以史书中分类，原是中国老例，且司马氏之对于《史记》，与我之对于《建筑》，亦有相同之处，皆是对于面前一大堆的材料，要想法将他整理出来。整理之方法，第一步即是分类，此体之史，持与编年之史相较，或者反不如他的统一，然却比他系统分明。但就我之书说，各式的建筑，单简明了的陈例在面前，深求者可以知道各式之历史，随便看看，也可以认识各式之真象，不至于见着实物，定不出名字，也不至于见着名字，想象不出形式，此是我书之效用，亦是建筑学中第一次著书人之责任。以上所引，为政治史。今更接近一步说艺术史，我所知者，有米芾《书史》《画史》、陈继儒《书画史》、郭宗昌《金石史》、文彭《印史》、梁同书《笔史》、米芾《砚史》、袁宏道《瓶史》等，此等旧书，不易流传，艺术家偶然发见一个名字，搜求不遗余力，一旦寻得，如获至宝，替他校订，替他流传。先生试取观之，看他体例如何？内容如何？就知我的拙著，不至于值得这样的大惊小怪了，也就知道这个史字，是中国人随便可用的了。
我说康熙有畅春园，先生说畅春园乃明李伟清华园故址，康熙并未营清华园。这两句话，说得支离含糊，令人捉摸不定。先生即是未闹清楚，何必就信笔雌黄。就照先生说的：“畅春园乃明清华园故址”，是承认有畅春园了。究竟甚么叫园？甚么叫故址？这两个名词，先生是否弄清，由一个故址，变到一个园，中间不经过一番营的工作，就会平地涌现了吗？我著此书，所凭据的材料，多是民国九十年住在天津公园之时，收集来的，紧邻就是图书馆，得暇就借书来考查。所以此时要我答复，多半是答不出来的。但是畅春园还答得出。我所据，是雍正著的《圆明园记》，上说：“圣祖仁皇帝，就明戚废墅，节缩其址，筑畅春园”。我是一向浮躁，也不管他父子相承，本园业主说的话，靠得住，靠不住，就不慎的用上了。清华园，现在却无证据，但是明朝故址，到康熙时会变成园，不营一下子成嗎？况且我并未说他营，仅是说他有啊！我说圆明园内小有天，先生说小有天在圆明园北路武凌春色。先生此言，是驳我吗？或是证明我的？真令人莫名其妙了。岂圆明园北路，即不是圆明园耶？譬如我说，北京有白塔，先生说错了，白塔在北京西城，岂西城即不是北京耶？此段争来争去，并无异同，全是废话罢了。
“鉏麑触槐”一事，说赵家庭中有树，有啥希奇？这也是一个笑语。著书求证据，是问他确实不确实？不是问他希奇不希奇？此段是说庭，引此以证明周时庭中亦有树，在考证上说，此是确实的证据，也就是珍奇的证据。先生说他不希奇，请试举几条来。若举得出，那“有啥希奇”四字，也就无大误了。然而例可以替我多添些证据，我是欢迎的。不然的话，那四个字，也就下得太浮躁点。尤其可笑的，是不问时代，不问地域，拿今日北京来比，虽然，就算放开时代地域，就说今日北京罢，北京人家庭中无无槐树者（前以人手为比，人无无手者，就是说庭中无无槐树者），这个断定，请先生自已去证实罢了。闻先生居于人家园中，或者就认定北京人都是住在园中了。
人各有能有不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那是读书人光明态度。用不着遮揜的，工程作法之有无，与图之画得好不好，不过金钱问题罢了。买一部工程作法，需三十元钱，雇一个画图助手，花四十元钱，又有啥希奇？挑剔至此，真太无聊，先生休矣。
附录：《读乐嘉藻<中国建筑史>辟谬》
梁思成
回忆十年前在费城彭大建筑学院初始研究中国建筑以来，我对于中国建筑的史料，尤其是以中国建筑命题的专著，搜求的结果，是如何的失望；后来在欧美许多大图书馆，继续的搜求，却是关于中国建筑的著作究如凤毛麟角，而以“史”命题的，更未得见。近二三年间，伊东忠太在东洋史讲座中所讲的《支那建筑史》，和喜瑞仁（Osvald Siren）中国古代美术史中第四册《建筑》，可以说是中国建筑史之最初出现于世者。伊东的书止于六朝，是间接由关于建筑的文字或绘刻一类的材料中考证出来的，还未讲到真正中国建筑实物的研究，可以说精彩部分还未出来。喜瑞仁虽有简略的史录，有许多地方的确能令洋人中之没有建筑智识者开广见闻，但是他既非建筑家，又非汉学家，所以对于中国建筑的结构制度和历史演变，都缺乏深切了解。現在洋人们谈起中国建筑来，都还不免隔靴搔痒。
十年了，整整十年，我每日所寻觅的中国学者所著的中国建筑史，竟无音信。数月前忽得一部题名《中国建筑史》的专书，乐嘉藻先生新近出版的三册，这无疑的是中国学术界空前的创举。以研究中国建筑为终身志愿的人，等了十年之久，忽然得到这样一部书，那不得像饿虎得了麋鹿一般，狂喜的大嚼。岂知……
我希望我只须客客气气的说声失望，这篇书评也就省了。但是我不能如此简单的办，因为对于专门的著作，尤其是标题如此严重的《中国建筑史》，感到有良心上的责任。
外国人讲我们的东西而没有讲到家的，我们都不应该放松，应该起来辩驳它或纠正它，或是自己卷起袖子来做他们所未能做到的。现在无端来一部如此标题的专著，而由专门眼光看去，连一部专书最低的几个条件都没有做到。在这东西学者众目昭彰之下，我们不能不费些时间来批评他，不然却太损中国人治学的脸面。
最简单的讲来，这部书既称为“‘中国‘建筑‘史”了，那么我们至少要读到他用若干中国各处现存的实物材料，和文籍中记载，专述中国建筑事项循年代次序赓续的活动，标明或分析各地方时代的特征，相当的给我们每时代其他历史背景，如政治，宗教，经济，科学等等所以影响这时代建筑造成其特征的。然后或比较各时代的总成绩，或以现代眼光察其部分结构上演变，论其强弱优劣。然后庶几可名称其实。
乐先生这部书非但不是这么一回事，并且有几章根本就没有“史”的痕迹，而是他个人对于建筑上各种设计的意见。如第一章后半“庭园”，他并没有叙述由文献或实例上所得知道的古今庭园是若何，却只说老太太爱在院内种葵花，玉米，黄瓜，蚕豆……年青人爱种花，谁有金鱼缸……等等，又说“庭园应以……，宜有……，可以……，须较……”整整三十八页，而在绪论中却再三声明其为“属历史一方面”，这岂非指鹿为马？绪论中同时又说这是“专取一部分研究”，“一部分”是“一部分”，“研究”是“研究”，何能谓之“史”？
更有令人不解的，除去是否“史”的问题外，就是乐先生章节之分配。为什么把屋盖与庭园放在一章？如屋盖是中国建筑之一部分，为什么乐老先生只研究屋盖部分而不研究其他部分如梁，柱，台基，墙，斗拱，门窗装修等等？而庭园，据乐先生自己说，是一种“特别之建筑装饰”（这是什么意思先不讲），又为何与建筑“一部分”——屋盖——同一章呢？
如果庭园是特别之建筑“装饰”，依此原则，则宫苑，民居，官衙，寺观，城市，都成为“特别之建筑装饰”，那么请问建筑之本身又是什么呢？
名称与章节既如上述的令人不解，现在我们单取其中几个普通的例，一探书的本质。
第一编第七页论屋盖之曲线，先生说，“清代曲线，应载于‘工部工程作法中，余现手底无是书，故不能举”。请问这是正正经经说的还是当笑话说的？中国四千年遗留下来的古籍中，关于建筑术的专书，只有宋《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两书存在；而研究四十余年，著中国建筑史的人，竟能“手底无是书”，已属奇怪，因此“故不能举”，更属奇怪；这岂是著书立说的人所应有的态度？何不一张白纸，正中间一行楷书，“中国建筑史”，下写“现因手底无参考书，故不能举”，最为简洁了当？
第一编后半关于庭园的历史或与史微有关系的纪录，则有第十页“周制，皋门之内，应门之外，有三槐”一段；有“鉏麑触槐而死”的故事，和其它两三处类似的史料。应门外的三槐，固然是当时的制度。至于赵盾院内有一株槐树，有甚稀奇？何必大惊小怪引为史证？北方的槐树比北平街上的野狗还多；赵宅院内有一株槐树，不要说不足为史证，况且何必要证？证又何益？若连这都要大书特书，则我可以告诉乐先生，晋灵公家里有女人，有厨子，厨子有手，因为“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如此做法，则全部四库全书，都成了建筑史了。
乐先生对于史料之选择及应用是如此。至于他对于中国建筑之构造术之了解，则又何如？再举屋盖为例：他说“……屋盖上之曲线，其初乃原因于技术与材料上之弱点而成之病象，……其后乃将错就错，利用之以为美，而翘边与翘角，则又其自然之结果耳”。这是乐先生对中国屋顶之演变唯一的解释，若是先生必作如是见解，至少也请老先生拿出一点有力的证据来。翘边翘角又怎么“是其自然之结果”，我们也愿意明白。无论它是结构上有许多极巧合的牵制所使然的，抑或是因美观上或实用上所需要，在合乎结构原则之下而成功的，它绝对不是如乐先生所说那样神乎其神的“将错就错”哲学的“自然结果”。
第二编十四页说，“斗即斗拱（栱？）在檐下者也，此亭上装饰之可考者也……。”凡是对中国建筑术稍有认识的人，都知道斗拱是中国宫室构架中最重要的有机能部分，而不是装饰；凡是对于中国建筑在史的方面稍有认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各代建筑不同之特征，在斗拱之构造，大小，及权衡上最为显著。斗拱在中国建筑上所占的位置，尤其是研究各时代结构演变经过和形成外观特征上，如此重要，而乐老先生对它，只有不满一行的论说，其书之价值亦可想见矣。
建筑是一种造型美术（Plastic Art），所以研究建筑的人，对于它形状的观审，必须精慎。第二编中一大部分是塔之讨论；按其形状，乐先生将塔分为许多种，并举实物为例，这是很好的态度。但是乐先生的观察，似乎尚欠准确。例如嵩山嵩岳寺塔，乐先生说是圆的，图也画成圆的；但是关野贞等《支那建筑史》内照片极清楚是多角的，而评解中也说是十二角的。这是因为看不清楚所致的错误，难道老先生的眼镜须要重配了吗？
锦县的古塔，老先生也说是圆的；假使这“古塔”是指城内广济寺的塔说，则其平面是八角的。我自己去摄影并写生过。但是这塔的上部，因为檐层已毁，棱角消失，看来确是不规则的圆锥一个。若称此为圆塔，则几千年后，全中国的塔，无论八角，四角，五角，三角的，都要变成圆塔了。在这里我想责备先生的眼镜也不能了。
至于乐先生对于古建筑年代之鉴别力，即就塔中取一个例，第一条：
北魏兴和时建，今之真定临济寺青塔，六方直筒形，狭檐密层。临济宗尚在后，寺名当是后世所改。
在这寥寥数字中，除去可证明先生对建筑年代之无鉴别力外，更暴露两个大弱点，（一）读书不慎，（二）观察不慎；换言之——浮躁。县志卷十五第四页说：
“临济寺，北魏兴和二年建，在城东南二里许临济村。唐咸通八年，寺僧义元有道行，圆寂后，建塔葬之，遂移寺建于城内。金大定二十五年，元至正三年重修……”
北魏之寺在城外，今之寺在城内，今寺之非魏寺，固甚明显。且塔之建既在咸通八年，又哪得来魏塔？即使有魏塔，也只应在城外，不应在城内。志既有金元重修的记录，在形制方面看来，其清秀的轮廓，和斗拱之分部，雕饰之配置，命题，和雕法，与其它金代砖塔极相似。我自己详细研究过的，临济寺青塔外（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四卷二期），尚有赵县柏林寺真际禅师塔，也是金大定间建，形制差不多完全相同，其为金建无疑。这还是由学问方面着眼；在常识方面，则塔乃临济宗始祖义元禅师的墓塔；“北魏的义元塔”，直是一部宋版康熙字典，岂止“寺名当在后世所改”哉？至于八角看成六角，独其余事耳。
此外所举多条的塔的年代，我未得逐条去校查，以我所知约有三分之一以上已是的确错误的。假使老先生对于建筑的年代稍识之无，就是读书时更忽略一点，也不至有这种的错误。
关于桥的历史，尚没有多少人研究過。但是武断如第二编二十七页所说“唐时巨川，虽无起拱之桥……”一类的话，是须有证据才可说的。鼎鼎大名的赵州大石桥，乃隋匠李春所造。一个单券长四十公尺（约十二丈），正可以证明乐老先生这句话，如同他许多别的话一样，是无所根据，不负责任的。
至于“北海叠翠桥建于辽，卢沟桥建于金，玉蝀桥建于元”，若就桥初建的年代说，的确不错，但若谓为“古代之桥今可得见者”，则完全错误。北海两桥，不要说明清修改已有详细的记录，单就形制而论，其券面之砌法，券顶兽面之刀法，桥檐的枭混，栏杆之雕刻，无一而非明以后的标准“官式”做法。著中国建筑史的人岂可连这一点的认识都没有？至于鼎鼎大名的卢沟桥，则：
康熙元年，桥圯东西十二丈，重修。……雍正十年重修桥面。乾隆十七年，重修券面， 狮柱，石栏。五十年重修桥面东西两陲，加长石道。……
请问经过这种重修之后，“古代之桥，今可得见”的部分，还有多少？
第二编下，是“仿欧人就用途上分类”的：城市，宫殿，明堂，园林，庙寺观，是老先生分的类。这里所谓“欧人”，不知是欧洲的哪一个人？什么是“城市”？城市就是若干“宫殿、明堂，园林，庙寺观”等等合起来而成的。乐老先生说，“世界所谓建筑，皆就一所建筑物而言，然论中国建筑，则有时须合城市论之……”请问这“世界”是谁的世界？“世界”现代的建筑家，和现在的建筑学校，有只“就一所建筑物而言”，而不“合城市而论之”的吗？古代的雅典，罗马，帕尔密拉，斯帕拉陀等等等等；近代大火后之伦敦，巴黎之若干部分，新大陆整个的大都市如华盛顿，纽约，费城，及其他，其他，“皆选定区域，合城市宫室作大规模之计划，而卒依其计划而实现者也。”若要畅谈“世界”，至少也须知晓世界大势，不然则其世界，只是他一个人的世界罢了。
论完世界大势之后，乐老先生将“都城之规制”，自“周之东都”，以至“清人入关，都于北京”，数千年的沿革，一气呵成。宫室制度，亦自周始至清，赓续的叙述，在此书中的确是罕贵的几段“史”。然而自周初至今，三千余年，仅仅二三千字，先生虽自谓为“大略”，不怕读者嫌其“太略”？
苑囿园林一节，未能将历代之苑囿园林，如城市宫室之叙述出来。其中一段只将汉唐以来的苑囿名称罗列，而未能记其历代活动之体相，尤嫌其太略，尚不如“都城”“官室”两节。对于清代园囿建造之年代，老先生也如对于塔的年代一样的不清楚。例如“康熙有畅春园，清华园……”之句，不知乐先生何所据而作此论？近数月来专心研究圆明园史料的刘敦桢先生说，畅春园乃明李伟清华园故址，康熙并未另营清华园。又如“圆明园内之小有天，仿西湖汪氏”，案小有天在圆明园北路武陵春色，乐先生的话，出处不详，恐怕尚待考罢。这不过是一两个例而已。
中国历代建筑遗物，以祠庙寺观为最多；古代建筑之精华，多赖寺观得以保存下来。在这调查工作刚刚开始，遗物实例极端稀少的时候，在一部《中国建筑史》中，现在已经学者们测绘研究过有限的几处辽宋金元遗物，每处至少也值得一页半页的篇幅；庙寺观全节，至少也须享受数十页，乃至更多的记述，才算对得住我们手造这些杰作的先哲。而此书之对庙寺观，只是寥寥数语，不满两页，将古代实物十分之九，如此轻轻撇开，还讲什么中国建筑史！
第三编则为“关于建筑之文”三篇，分论中国建筑之美，仿古，及保存三问题。关于建筑的哲学，犹其他抽象问题，辩论是无止境的。但是在“美”和“仿古”两问题上，有几句不能不说的话，现在合在一起讨论。
建筑之三要素：合用，坚固，美观，已是现代建筑界所公认。三者之中，美的问题，最难下定论。不过合用而且坚固，我们可以说是一座美好的建筑所必须有的先决条件。要创造新的中国建筑，若不从实用和坚固上下手，而徒事于“轮廓，装饰，色彩”的摹仿——盲从，则中国建筑的前途，岂堪设想！
“北平舊建筑保存意见书”是第三篇中最后一文。文中提议将北平古建筑若干部分拆毁。建设新都市，诚然有时不能不牺牲多少的古物。但是都市设计中的杰作如地安门，西安门，中华门及各牌楼等，乐先生竟说“皆宜撤去，以求交通上之便利”。北平道路宽大，房舍稀松，大街均整齐的通南北东西，极少有不便交通的地方，须要撤去极堂皇的大座建筑物的。更不用说那地安门，西安门等本身便是都市中不可少的点缀。假使法国有个老头子，提议把巴黎的凯旋门，圣典尼斯门，刚哥广场水池等等，一概“撤去，以求交通上之便利”，那老头子脑部的健康，恐怕就有问题了。
第三册整本是图，在今日制建筑图，丁字尺和鸭嘴笔较毛笔方便。即使用毛笔，亦须准确，不能徒然写意，尤其是建筑的部分。如二编上附图三十，平坐斗拱，竟用皱笔涂绘如同团絮；又如图三十一，檐及屋顶，竟放在鸟巢上，原来也算是斗拱；图三十二，却又将檐下斗拱画成曲纹，如折扇联置，其与实物之肖似程度，还远不如一张最劣的界画。至于平面图，只能算许多方格。现代工程界有几种公认的方法，符号，和标识，制图人应先稍事认识，以便采用。不然，中国旧法木匠们，也有他们的符号标识，也可采用的。
总而言之，此书的著者，既不知建筑，又不知史，著成多篇无系统的散文，而名之曰“建筑史”。假若其书名为“某某建筑笔记”，或“某某建筑论文集”，则无论他说什么，也与任何人无关。但是正在这东西许多学者，如伊东，关野，鲍希曼等人，正竭其毕生精力来研究中国建筑的时候，国内多少新起的建筑师正在建造“国式”建筑的时候，忽然出现了这样一部东西，至自标为“中国建筑‘史”，诚如先生自己所虑，“招外人之讥笑”，所以不能不说这一篇话。
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北平
An argument of Bi bliography Deeply Submerged for more than 80 years
—— Reading Yue Jia Zaos Defensive Argument while Reading Liang sichengs History of Chinese Construction
Li Fang Pang sicun
Abstract： In March 1934， Tian Jings Dagong Newspaper issued Liang Sicuis article， which was Reading Yue Jia Zaos Defensive Argument while Reading Liang sichengs History of Chinese Construction. It was accepted in the bibliographer in Liangsichengs Chinese Construction， which is wildely Circulated in the world now. Yue Jiazao latter on wrote his Argument ，and it was enrolled in Da gong Newspaper， which was not published and disappeared until now. It was unknown to the world . His later generation got his works out to me for adjustment and revising， which was put into the box and the posthumous manuscript stayed there for more than 80 years.And I published it as the historical bibliographer， which can be referred to for the numerous literal and historic scholars or Chinese researchers of Constructional history nowadays.
Key words： Yue JiaZao；Liang sichengs Argument on Chinese Construction History；Argument and Response
摘 要：1934年3月，天津《大公报》刊登了梁思成《读乐嘉藻<中国建筑史>辟谬》一文，已收录入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等文献之中，流传于世。乐嘉藻随之而作的“答辩”，投书《大公报》而石沉大海，鲜为世人所知。乐老先生后裔将留置箧中辗转保存八十余年的遗稿，交给笔者整理出来，作为历史文献公诸于众，供广大文史学者及中国建筑史研究者参考。
关键词：乐嘉藻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辟谬 答辩
中图分类号：K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8）02-109-119
1933年6月，乐嘉藻先生所著的《中国建筑史》在杭州印刷面世，这是由中国人自己编著、自费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建筑史的开山之作。次年3月3日，天津《大公报》刊登了由美國哈佛研究生院学成归国，时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梁思成所撰的《读乐嘉藻<中国建筑史>辟谬》一文，成为东西方文化理念碰撞出的一朵“耀眼火花”而流行于世。而乐老先生随之而作的答辩状——《读〈梁思成《中国建筑史》辟谬〉之答辩》，投书《大公报》而石沉大海，鲜为世人所知。因此，人们只知梁的“辟谬”而不闻乐的“答辩”。后来，国内出版机构整理再版乐嘉藻《中国建筑史》时，均未将乐老先生的答辩收录其中，令人惋叹。
乐嘉藻先生（1867—1944年），字彩澄、采臣，晚号硁穸，贵州黄平人，清同治年间随家“避乱”移居贵阳。1893年中贵州乡试举人，后与贵州学政、天津人严修结识，而成为终生追随之师。1895年4月赴京会试，参加著名的“公车上书”，并分别向朝廷上书二份（一为设教部书，一为陈兵事书），由督察院代奏而未果。戊戌政变后回贵阳，先生以提倡新学为己任，1902年与李端棻、于德楷等人创办贵阳公立师范学堂。1909年9月当选为贵州省咨议局第一届议长及贵州教育总会会长，曾自费赴日本考察教育。先生是贵州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辛亥起义成功后，出任大汉贵州军政府枢密院枢密员。1912年3月，贵州“宪政党人”引滇军唐继尧入黔，颠覆贵州军政府，杀戮“自治学社”成员，先生愤然离黔，寓居北京、天津两地，历任天津商品陈列所所长、巴拿马赛会直隶筹备事务局干事等职。此前，先生侄子乐森璧（字伯恒）与黔人许先甲（字肇南，号石枬）、谌湛溪（谌立，字祖恩）在北京考取第二届庚款官费留学美国，学成回国后，成为一代黔籍欧美派学者。1915年5月，先生随巴拿马赛会直隶代表团赴美国旧金山参会，任调查员、直隶报告编辑主任，著有《大会参观日记》。先生后任农商部主事，遂定居北平，曾在商标局、平溪铁路局兼任职员。应北平京华美术专科学校（京华美专）之聘，先生在校专门教授中国建筑美学，后将其讲义结集成册，命名为《中国建筑史》。1944年3月27日，先生在北京大将坊胡同（现称大酱坊胡同）寓所病逝，葬于北京香山万安公墓。
据乐嘉藻先生在《中国建筑史》绪论中所言：“……民国四年，至美国旧金山，参观巴拿马赛会，因政府馆之建筑，无建筑学家为之计划，未能发挥其固有之精神，而潦草窳败之处，又时招外人之讥笑。至是始觉本国建筑学之整理，为不可缓之事。自念生性即喜为此，或亦可以尽一部份之力，于是以意创为研究之法，先从预备材料入手，如建筑物之观察，图画印片照片之收集，次则求之于简编……民国十八年，自计已年逾六十矣，始取零星散稿，著手整理，而精力衰退，屡作屡辍。三年以来，仅成历史两编，诚恐精力逾退，稿本未定，他人代为，更非易事，爰取既成两编，加以修正，附以杂文，合为三编，付之梓人。”该书的付梓面世过程，据《乐嘉藻日记》所载曰：1933年1月26日“前意若信言，《中国建筑史》由杭州长兴印刷公司排印。兰儿信，石印附图由兰儿油绘”。5月6日“著《中国建筑史后序》”。5月7日，“午刻，写致石枬信，附《建筑史后序》，由汉生（先生之孙乐光蔚，引者注）叫车送去”……5月27日“午后二时出，至上海银行取石枬助款四百元。”《中国建筑史》在其亲家漆运钧（字铸成，号松斋）、女婿漆士昌（字意若），同乡至友许先甲（字肇南）、甘凤章（字嘉仪）、乔运亨（字小渠）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于当年6月在武林（杭州）付印出版，线装面世。先生女森珉（又名令芬，即《日记》中所称之“兰儿”）的丈夫漆士昌，早年留学日本庆应大学，时为浙江省地方自治专修学校教授，婚后定居杭州，后任杭州之江大学日语教授、中国银行济南分行经理等职，为先生器重之爱婿。
先生在《中国建筑史》后序中说：“……顾余不善治家人生产，老而益困，书虽成而无资以付印也，又数年矣，余女令芬既于归之翌年，以其奁资之所馀，为余付印于杭州，便于为我绘图，且助校也。资力原薄，久而未竣，黔中友人之佽助者又以道阻，未能达。幸老友许君石枬，助余四百元，而功始成。许君之为我谋也，久矣。因其夫人久病，医药多费，未遑及也。夫人病终不起，弥留时，以其数年持家勤俭之所积者，还许君，且言，顾以此数助许君践助我之成诺，而余是书遂得就正于世人，贤哉夫人也。不以余之所识者小，而辛苦以成许君之美，而余毕生之所引为责任者，至是终获一结论，是可感也，乌可不志。夫人姓路，讳彬，字淑娟。路氏，吾黔毕节之著姓也。”据《乐嘉藻日记》所记：1933年4月15日“出往前王恭厂吊许石枬妻丧”，知为许夫人路氏亡故之日。许氏夫妇资助先生之义举，跃然纸上，令人感泣。许先甲早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学士学位及工程师职称，并担任中国留美学生会会长，回国后担任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校长。此时隐居北平，潜心研究中国古文字学，与先生交往甚密。许夫人路氏，系贵州毕节世家（有“一门五进士，三代三翰林”之誉，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系路朝霖妻侄）路幼清之女，贤淑而有见识。其夫妇鼎力资助先生出版《中国建筑史》，其功甚伟也。
乐老先生著作出版后，随即赠送给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天津严慈约（贵州学政严修之子）及旅京同乡艾一琴、邢端等亲友故交，并寄赠天津博物院、美术馆及中国营造学社等学术机构。《乐嘉藻日记》有：1934年1月8日“赠《建筑史》，天津博物院，美术馆；北平朱总长、营造学社”之记录。“北平朱总长”即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兼交通总长的黔人朱启钤先生。
先生在著作出版的欣喜之际，梁思成的《读乐嘉藻<中国建筑史>辟谬》在《大公报》上发表，先生阅报后随即愤而著文反驳。据《乐嘉藻日记》所载：3月25日“四时石太太来访，交来3月3日《大公报》，内有梁思成对于《中国建筑史》之驳议，肆意轻薄，思作答覆，遂辍画，夜作文”。3月26日“二时，答覆书脱稿，气始平”……4月10日“二时，发致天津《大公报》编辑处信，内附《答辩稿》二十叶”。5月11日“五时接兰儿信及辩答稿”。先生寄天津《大公报》的答辩文章石沉大海，但由其女婿漆士昌亲笔过录誊清的文稿（系用“浙江省地方自治专修学校讲义稿纸”誊写）却留置箧中，辗转保存至今。
乐嘉藻先生早年与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舅父李端棻均为支持维新变法之同仁，并有各种私交旧谊，先生属于梁思成父执之辈，两人都不可能陌生。梁思成由美学成归国，供职于中国营造学社，从事中国建筑学研究及旧籍整理。而中国营造学社的“掌门人”为黔人朱启钤先生。朱为当年的黔人显宦达人，因“门户之见”或“政治立场”诸方面与旅京黔人存在着诸多不一致，暗地里却互为蔑视与不屑。乐先生又曾礼节性赠书朱启钤和营造学社，梁思成是否受到某些“暗示”而作“辟谬”，或是“门户之见”而“党同伐异”，就不得而知了。否则梁虽“年轻气盛”，也不致于对父执辈的老人作此“肆意轻薄”的“过当”之语，后乃至天津《大公报》拒登先生“答辩”之文，乃为当世之“迷”也。可以说，这是一场一方“肆意攻击”，一方被“封口”，完全有悖于公平对等原则的学术争鸣。
先生及所著《中国建筑史》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正如现代学者崔勇教授在《论20世纪的中国建筑史学》一文所述：“中国人自己最早撰写的中国建筑史学著作，是乐嘉藻先生写就的线装本《中国建筑史（写于20世纪30年代），这是当时建筑史学界，因其首创性的历史功绩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正因为乐嘉藻先生的线装本《中国建筑史》，使中国人自此有了自己的建筑史专著，一改外国建筑史垄断建筑史学界的局面。乐嘉藻先生可谓是中国建筑史学的先驱，是中国建筑学科建设的拓荒者与探路人。”又如张帆《乐嘉藻〈中国建筑史〉评述》所言：“乐嘉藻的中国建筑研究在方法上从文字学、金石学、历史学、古文学及绘画艺术等方面研究中国建筑及其历史发展，在设计理论层面，善于从古代文献中整理出中国建筑设计原则（诸如‘观阙之制‘四向之说等），在具体论述层面，比较偏重于‘设计和‘评论的层面，对于‘庭园建筑的研究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以历史的眼光加以审视，我们可以认为，乐嘉藻的中国建筑研究带有明显的个人学术风格，且在当时不失为一种运用中国传统方法对中国建筑展开系统研究的有益尝试。”
梁思成系中国建筑界的一代宗师，其《读乐嘉藻<中国建筑史>辟谬》，已收录所著《中国建筑史》及各类民国文选之中，广为世人所知（详见附录）。近年来，乐老先生的重孙女乐慈、李建军夫妇由河北石家庄赴黔，委托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组织专家整理出版《乐嘉藻日记》，将乐嘉藻《读〈梁思成《中国建筑史》辟谬之答辩〉文稿扫描件随之带来，交给笔者整理，希望刊布面世，使这一留置箧中、湮没了八十余年的争辩文献得以重现天日。虽然梁文“辟谬”充盈着讽刺挖苦之语，对乐老先生的专著持否认诋毁之态，但乐老先生当年的“答辩”却娓娓道来，据理而辩，温柔敦厚而不失为长者风范。至于先生与梁思成就《中国建筑史》之间“辟谬”与“答辩”之是非曲直，由读者自己去对照分辨、见仁见智而作出公允评述。现将乐嘉藻《读〈梁思成《中国建筑史》辟谬〉之答辩》整理出来（为尊重原稿，整理稿几乎按原稿的断句而标点），供广大文史学者及中国建筑史研究者参考。
读《梁思成〈中国建筑史〉辟谬》之答辩
乐嘉藻
嘉藻新著《中国建筑史》印行后，闻天津《大公报》，登有梁思成之驳议。求之两星期，今始得之。题曰“辟谬”，细读一过，噫！何其语气之过当耶？
夫学问之事，宜有一定范围，任取一事一物，任由何方面研究之，皆学也。中国地大物博，历史久远，就建筑一事而言，其可研究之方面多矣。其研究之法，有须借助于外人者，则求学于国外，是也；有不须借助于外人者，则就国内之书籍与所有之事物，而自治其学，是也。此就事而言也。若就人而言，则有其力能求学国外者，则求学国外，返国工作，如先生之所为，是也；有不能求学于国外者，则就其性之所近，及其力所能致之参考资料，自尽其力，亦未尝不可也，如藻今日之所为，是也。言其究竟，不过各尽其国民之责任而已。取经虽不同，而其为治学则一也。成绩虽不同，而其为国民心力之所构成则一也。
嘉藻自成童之年，即知研究建筑，每有感触，辄自为之计画，然始以此为职业也。旧式读书人，作八股，应科举，戊戍会试，时值政变，始与同人，研究当时所谓新学者。政变失败后，走还故乡，仍与故乡人士，研究新学，创办学校。其后革命成功，而为滇军所迫，乃去故乡，走都下，以至今日。在此三十年间，建筑之改良计划，仍时时为之不厌，而尚未见有所谓建筑学者。民国二年在津，始于公园图书馆，见东西人士建筑学之书，至此始有意为学。四年至美国巴博观会，因政府馆建筑之争议，颇受激刺，至是始知治此学之已不可缓矣。五年归国，开始收集图书标本，自为研究，其时已四十八岁矣。博微禄以资生，就公余以读书，处此境遇，安能求学国外？又生性酷好艺术，而于语言学则绝对不能，二三十岁时，屡为之而皆失败，故至今不识一外国文字，故虽收集图书，亦只限于国文。然藻之对于建筑，其最感兴味，亦只在形式方面，故收集资料，虽不限于此一方面。而所研究者，则但在此一方面，就此一方面言，则中国旧籍，及现代印刷物中，可资应用者亦不少，此藻之书所以竟撰成也。
先生驳议，谓今日之建筑，须具有合用坚固美观三要素，此其言谁能否认？然此乃西人多年研究之所得也，亦先生多年留学之所得也。藻即不识西文，又未留学外国，何从而知之？即令知之，而對于工程方面，并不感兴味。所谓研究建筑者，始终只在形式（美观）一方面，其所撰述，亦但在形式一方面，今将本书概略，列举如下：
本书分三编，以第二编上下，为中国建筑史正文，两编之中，又以编上为正文，盖本人专研究中国建筑形式，故就形式分类。如编上之平屋等九章，编下城市等五章，则系就实用分类，故非此书正文也。屋盖原在编上之末，庭园原在苑囿园林之次，整理时，因其在分类上性质不合（平屋等等，皆一个建筑物，屋盖为一个之一部份；庭园，则因其计划处太多而考证处又太少之故），故分出列为首编。第三编，则所附建筑之杂文也。此等分配之原因，在绪论中已自言之。先生谓不当，可也。谓其不可触，则或者，因绪论中之所言不甚明了之故耶！此两编中，计分平屋等九式之九章，及城市等五类之五章，虽寥寥不及七十页，然每一章之中，莫不根据旧籍，审查标本图，有所考证，有所论断，此实可称臣力已竭者也。虽其所据之标本图，有不足据之处，然以藻之环境，与其力量之所能致，其所有者，仅能如是，且本人又焉知其不足据耶？知其不足据，则早已不用，此类亦多矣。欧人治此学之程序，藻虽不能彻底了解，但据早年东友之所言，大约须将本国建筑遗物，用欧人之学说，与其方法，全行调查，绘成详图。一方面，整理旧日文献，然后合两者，而求其历史上之真象。日本此事，在其维新三十年内外，已经完成，然日本之致力于此者在何时？致力于此事者若干人？而其国土及其历史又不过如此，然亦须三四十年而始告成功。若我国者，幅员大于日本，历史长过日本，时至今日，国内如先生之工作者，能有几人？而先生每年之中所成就者，能得若干？由此推之，则中国何时，始能有据精确报告而研究之之时，此在先生不知如何？若如藻者，即再活十几年，八十老翁，亦将不及见矣。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而藻之平生，又颇以研究中国建筑学，引为责任，在此时期，能坐待调查报告之完成耶（况且那时并未有人做此种工作）？不然，则将弃去不顾耶？抑又思之，中国建筑学，必皆须待西法调查成功，始能研究耶？或者尚有不须借助西学，但用本国书籍与图画，亦可以研究之之处，如其有也，我又何必定待河清难俟之完成，我何不但就我心之所能到，与力之所能及，取其可以研究之处而研究之。我心之所能到者为形式，我力之所能及者，为所有之书籍与图画，我亦即有之矣，安敢不自引为责任？此藻之所以不识一个西文，不藉一分补助，而孜孜以从事于此之故也。至其成绩，则藻读书五十年，亦自有所见矣。世之人，有能坚忍耐苦以成一学者，无论如何，亦必有其不可尽废之处。昔人言：一举手之劳，亦能令空气动荡。而况以半生之精力，指定一目的以进行，其将终无一可获耶？故凡一种创作，其中有错误处，亦必有精当处；有可笑处，亦必有可取处。此正如一个出来的做事的人，有赞成之者，亦必有反对之者，固不能认为悲观也。
此种常识，亦普通人所能解者，不识学人何以反会茫然。譬如农业，自当用西法改良，但当改良设备尚未完成之前，就不当用中国老法耕种耶？用老法耕种，便是大损中国人脸面耶？至于用老法之成绩，不及用西法者之有利，自然难免，然亦不是该骂的。
吾书的两册，除先生所见许两章，及所批评者若干条外，岂遂无可观者乎？古人曰：“大雅所嗤，末学所资”，此正言人之立言，虽浅近，亦应有其相当之用处，以中国文明发生之早，历史如是之长，而建筑界中，形式繁多，名称歧异，从古无人焉为之厘定者。早年向东友问日本建筑，则写几种书名见示。数年前，严慈约先生向言，有欧人问中国园林建筑法，因问是有何书，可以答问？藻瞠然无以应也。又侄伯恒先生向问，有西人问：中国亭之一物，究有若干式样？各式始于何时？藻亦无以应也。夫以中国今日，亦有号称治学者矣！北京号文化区域，而此种浅近之图籍，欲求可以答外人之问者，竟无一种，岂非中国学界之缺点？平心论之，此种书，不应由中国人自著耶？岂亦须仰给外人耶？以中国人之心思才力，新旧学人如此之众，岂并此种应用之书，亦不配作耶？国内之专门建筑学者几人？先生又名家之子，学成归国，亦已有年，亦未闻有何种解决法。古人云：“紫衣和尚不言，故野和尚言之”，藻一待死之老人尔，平生研究学术，本无争名于市之心，晚年整理旧稿，亦不过爱惜羽毛之意，自经两君下问，而始有发表之计画。其书虽不足重，亦曾自两千年以来纷乱之中，提出头绪，按部整理，使之秩然有序，为此学创立一骨干，即至不济，亦未尝不可作检查工作，并藉以答西人之问，使外来之人，对于斯事，有分别之认识，是亦中国人应有之努力也。寄书学社，乃赠答之行为（屡蒙赠书，理应作答，极寻常事），并非向先生挑战，不识先生果何以故，色然而怒，尽其丑诋之能事，一至于此，何耶？观西人叶慈博士之论中国建筑，一塔也。而时碑时匣，时楼时观，其支离之程度，较中国人之不了解尤甚。虽然，是定西人之咎耶？西人之研究中国事物，亦只能用其固有之眼光方法，至于此特殊之纷乱，完全应由中国人自已整理。藻之为此，亦正欲自尽其责任，而先生乃虑及损及先生之脸面，窃恐自西人眼光观之，正未必如此也。夫先生之成绩，在今日中国，固可谓難能可贵矣。然自日本维新后所完成者观之，亦不过专门学生毕业后应有之工作，在西人眼中观之，亦恰是学界普通之工作，且所用者，明明是西人之学术与方法，又安望西人认此为中国治学人之脸面，然则除去西洋学术之外，先生之所挟持以代表中国学人者，为何……[原手稿缺第六页，原稿纸页630字格]种学术，若其未也。则先生之所谓治学之人，果何人耶？所谓脸面，果何物耶？
吾家亦有子弟，毕业专门，以其所学，在国内工作，从不致自称曰中国治学人。盖所谓中国治学人者，必其所治为中国固有之学，或由西学而得新发明，以贡献于世界，斯可谓中国治学人矣。其脸面，亦中国学人之脸面矣。如先生所为者，不过建筑学材料之搜求耳。以此自负曰中国治学人，谬哉！
且先生篇首，表明今日中国学人之态度，其中尤有可议者，其言曰：“外国人讲我们的东西，而没有讲到家者，我们都不应该放松，应该起来辩驳他，或是自已捲起袖子来做他们所未能做到的”。乍乍看去，似乎梁先生的责任心，可谓十足。然再看去，竟可以说不是中国人说的话。不然，何以一点不负责任。夫所谓外国人讲不到家者，其咎果在外国人耶？或者是因本国人整理之工作，未曾做到，致使外国人到中国来，找不着相当合用之书耶？由后言之，则其咎不在外国人也，果能辩驳他或纠正他了，则何不在人家未曾错误之前，自已整理自已的文化，让自已人明白。一方，也可使外人得到应用的书（如果叶慈博士曾经见过我的《中国建筑史》，我可以保他不会把塔同楼观，弄得一塌糊涂，甚至牵扯到埃及金字塔去）。尤其可怪的，是“捲起袖子来做他们所未能做到的”，这真可算是比“东车栈鲸鱼”还要大的笑语了。请问先生：“中国人的事，应该中国人做吗，或是应该外国人做吗？”若是应该中国人做的话，则先生要是能做，为何不自动的去做？必等他外国人未能做到，才“捲起袖子来做”，若先生尚未能做，则外国人未能做到之时，莫说先生捲起袖子，就是脱下衣服，又何能勉强得来呢？由前之言，是之谓惰，由后之言，是之谓妄。总而言之，是崇拜外人太过。由崇拜心理，变为依赖心理，遂不觉将中国人的责任，都卸在外国人身上了，自已反转过来站在监督地位。嘻！怪哉！青年的中国治学人的态度。
虽然，此种心理，并不自梁先生始，盖其来已久矣。民国元年，我在东城苏州胡同一个日本铺子，买建筑杂志，见一个学生，向日本人买中国地图，嫌他太略，呶呶的责备他，“为什么没有再详细的？”那日人只笑着谢罪，说“不对住！对不住！将来一定还有更详细的。”中国人听者“这是甚么话？中国人用的中国地图，是该督责着日本人预备的？”与梁先生心理，真可说是后先辉映。
伊东耶！关野耶！鲍希曼耶！是何人哉？与我有甚么关系？我以中国人做中国建筑史，爱怎么就怎么做了，岂必须向日本人、西洋人面前请示，求他指派，得他许可，方敢做耶？做成之后，在国内发行，他爱看，请他看。他爱批评，请他批评。他不爱看，不过不理罢了。他焉能说：“你们中国人，做你们建筑史，不合我的口味，我是不答应的么？”照先生意思，就是在说：“现在日本人西洋人都有的在研究中国建筑了，你们切不可乱研究乱著书，谨防让人家见着笑话啊！人家是如何的伟大”。然依我的见闻说：“东西学人的心眼，象先生这样偏私隘陋的，从来没见过”。单看东西人，对于中国旧籍，是如何的搜求，就可想见。如说我的书不够格么？请试找找几种关于艺术方面的旧书，看看他的内容，看看他的名称，再来批评好了。著书本是个人心思材力的表现，岂能尽合他人的意思？岂特外人，就是本国政府，亦不能定出格式，缚束国人思想，干涉国人言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先生何人，乃有如是威权？任何人的批评，我都应当接受，但先生是如何态度，何况又加以编造事实。（例一）改窜文字，（例二）肆意污蔑，公然侮辱。先生知道批评是甚么，若未知道，不防在原版（即登《辟谬》的一版）的反面看看，此处亦有批评，看人家是如何的身份，如何的语气。尤其可笑的，是随便就请出外国人来，这又何必，难道梁先生所说的话都不算话吗？
例一：关野贞等的书，我并未看过，也未引用过，先生却说看不清楚，浮躁。
例二：我说老人妇孺、青年男女。先生却改成老太太、青年人，以为可笑，其实照先生所改，也不见得可笑。此处是说庭，老太太、年青人，就是庭的主人，有何可笑。若说可笑，则孟子的墙下树桑、五母鸡、二母彘，那不更成了笑话吗？这样躁动，是不对的，谨向阅报诸君谢过，如今静默五分钟，平平气，还是来说正经话，正当的商榷（虽然前后不是商榷的态度），我自应当答复，驳文中第五段，那么我们至少要读到他云云。所说的那种史体，似乎西人的史体，如教科书所用的那些某某之时代等，然此不过书体之商榷耳！中国人向来就不用此体，我自然未尝不可用西人史体，然亦不得说非用不可。况且原是创作，我原可以自创一体。我就形式研究，虽然每式各自成章，但每章之中，又何尝不是依时代说来，难道就不是史吗？凡人读书，不可挟有成见。先生心目中，只知道有西洋人，自然只知道有西洋史体。清季学人，曾有说中国历代之史书皆不能称史者，甚至《资治通鉴》，亦只能叫做史料。若果如是，则我之不配称史，又何必辩。
西人那种史体，吾人呼之曰幌子式的史体，就象商家挂的幌子一样，叫人家一见了然。中国史书，何尝不注重时代上的特殊性，不过不把幌子挂出来罢了。幌子史体，便于教科书。中书则并不提出，让读者自去探讨，此是史学，今姑不论。要照梁先生所说，那又何难？即如首章平屋，我何难挂出几个幌子来。上古之时代，商代之回嚮式，周代的推进式，周季的两重式，再在史书上，抄些废话下来，那就是背景了，再把宗教科学都写上去，那叫做著书，简直抄书罢了。莫说两编，就是二十编也说不完，那方是“指鹿为马”呢！
一部份者，建筑物之一部份也。一种建筑物有史，建筑物之一部份亦有史。屋盖为建筑物之一部份，故屋盖有屋盖之史，自然值得研究。建筑的本身是甚么？答曰：二编上平屋等九章，是建筑的本身，二编下即不是本身，是各种建筑物集合成的。
屋面曲线，由于病象，此藻之创解，安能引论？若能引证，又不是创解了。先生若有反证，尽可提出，若是没有，只是不信罢了，我亦何能勉强。若问我何所見而云然，则上面所说的草屋平屋，就是我的所见。但是虽无引证，却有例证，因病象而成美，其例亦甚多矣。西子捧心而东施效颦，后世的啼妆堕马妆，及女子的病态之美，如此岂非证据，好恶本是情感上的事。西人对于中国事物，说好说坏，不一定是研究的结果，一半也是一时高兴，而一般惟西人马首是瞻者，见西人说好，便生方设法，替他证明“实在是好”，见西人说不好，也就生方设法，替他下注脚“实在不好”。此种现象，亦是社会心理中一种病态。中国人是中国主人，中国文化是中国人文化，对于本国文化，是可自由研究，自由批评的，难道先要看看外人脸色么？中国人总是偏于消极的，嗜好也是如此。如病态之美缠脚等等皆是。屋面曲线，在北方的，因为运用得法，还有他的美处。若在南方，则因曲得太过，且有些曲得不一致。我是生长南方的人，所以见到的曲线，觉得有好的，有不好的，就是北方工师，也常说南方曲度太大，看去觉得薄削，所以就我所见，屋面曲线，及女子病态之美，及缠脚，都是一种病象。既是病象，如何会发生出来，因推求他来源，方发见他是由于技术与材料上之弱点来的，缠脚将要打倒了，女子病美，也大家觉得了，只有屋面曲线是病态，那或者可以说是我的新发现，我并不想打倒他，不过说他是病象，并指出他的来源罢了。“自然结果”四字，一点也不哲学。屋面既用曲线，则檐角不能不随着曲上去，不过在边角则曰翘耳。此寻常匠人所知者，先生岂真不解耶？如果屋面都是曲线，临到檐边檐角，又忽改用直线，岂不免不调和耶？
尤有一事须声明者：我的历史观，是根据进化论来的，所以说中国建筑，都是随时代自然发生，由是自简而繁自粗而精的（当然有时例外，若屋盖即不免）。中国自夏桀以前，都是草屋，草屋极易成曲线，我想屋面曲线，那时就有，后来改用瓦屋，就承用以为美。在商代虽无明文，而就周代翘角观之，亦自有痕迹可寻，由此相沿下来，遂有如宋代之可观了。岂特建筑，世上事物，由自然的现象而发生的，其例又甚多矣。同先生说中国的事，又说我神乎其神。如今就说欧人的事吧，牛顿重学，又由萍果坠地现象利用来的；瓦特汽机，是由水壶喷气现象利用来的，这话要出在中国人书上，又不知是如何的神乎其神了。照先生论屋面那几句话，简直是屋面哲学，就好象先有哲学后有屋面一样。由此推之，应当是先有如今的汽机学后有瓦特了。
“读书不慎”四字，恐先生亦正难免，即如此段关野贞等《支那建筑照片》云云，下即断定我是看不清楚，不慎、浮躁，此又是一个笑话。实告先生，我根本就未见过此照片，先生何所见而遂说我看不清楚？先生说我浮躁，由此看来，恐先生眼中，简直有了幻觉了，因为脑中只有关野贞，所以不问何人，他所看的，一定是关野贞的照片。
我的标本图，多自杂志及报端收来。其中时代，亦皆用原来说明书，并未一一详考，以之与须数百人数十年始能完成之材料比较，当然相差甚远。古人曰：“巧迟不如拙速”，我之此书，即为今日中国建筑上急需之一部书，中外人士见之，可以知道中国建筑物，共分若干种。其状如何？其名为何？每种之历史如何？如此已足，并非为考证一塔而设，谁又向此寻考证去？古人曰：“大辂椎轮”，社会是进步的，我的书不好，将来中国建筑好书，自然接踵而起，我不过象发明汽机的人罢了。若据今日之汽机，责备当年瓦特之粗疏，岂非过论。
此并非我自怒之解，盖以一人之心思材力，所能成就亦必有限也。若说他无用吧，则如前所言。如某某外国人，见过此书，必不会若此错误。他人若研究此学，至少也可助他一些材料。即或不然，有人以为我书不好，再著一部好的，不也是抛砖引玉吗？在中国学界冷落，一年一年的消沉下去之时，正宜使国内之人，无论他是新的旧的、老的少的，都应该一切解放，让他能就他自已的思想能力，尽他自已的责任，此方是中国人应有的态度。至于发表出来的书，社会中人，自应该考核纠正，作善意的批评，也决不能借此来开玩笑。若谓我“指鹿为马”，我绪论上说得甚明（精力衰减，屡作屡辍，恐精力愈退，稿本未定，故取既成两编（历史）加以修正，附以杂文，合为三编。……求之纸面，合之简编，凭藉终嫌太薄，故以十年辛苦，仅能得种种概念，至于竖古横今，以求一精确之结论，则未能也）。由是言之，我之书，就是中国建筑史中种种概念。至于先生所说如何如何方够得上中国建筑史上的那一部书，即我所谓竖古横今精确之结论，我明说是未能，说得明明白白（伊东亦说此事前途甚为远道）。所以我的书，说是鹿就是鹿，说是马就是马。若说“指鹿为马”，又有甚么凭据？要说指的是屋盖庭园两章，屋盖由周说到现在，庭园中史的痕迹在总论中，且又由历史两编中提出编入杂文中矣，亦何曾指鹿为马？
建筑史，亦不过建筑之史耳。由先生笔下写来，便不知其中有如何神秘，真所谓神乎其神矣。照先生报告看来，梁架斗栱，皆是建筑，岂一亭一阁，及不能称建筑耶？譬如有人讲人体生理学，一根骨头，一条肌肉，皆算是人，而一个生人，反不能称人，有是理乎？若说到史，又岂有一定之体制，前说幌子式的史体，如今又借中村之《中国美术史》来谈谈，此书以时代为经，以各种美术为纬，内容程度，或合先生之所谓史。我之不用此体，因我之立场，与我之希望，与中村不同。中国美术各种之分别，向来都是很明了的，无论如何分配，读者皆易了解。至于建筑，但就形式名称两方面说，已就够混乱的，一式可有数名，一名可包数式，加以时代地方之不同，更令读者茫然。所以我的研究，即注重此两方面，先就一定名称，求出他一定形式，一式各为一章，叙述他的经过，即是各成一史，集合下来，即称曰建筑史，此又有何名实不符之处？中国之史，从来即分为正史与编年史两种。中村之书，属于编年一类，我书属于正史一类，此体创于司马迁之《史记》，分本纪世家传书等类。所以史书中分类，原是中国老例，且司马氏之对于《史记》，与我之对于《建筑》，亦有相同之处，皆是对于面前一大堆的材料，要想法将他整理出来。整理之方法，第一步即是分类，此体之史，持与编年之史相较，或者反不如他的统一，然却比他系统分明。但就我之书说，各式的建筑，单简明了的陈例在面前，深求者可以知道各式之历史，随便看看，也可以认识各式之真象，不至于见着实物，定不出名字，也不至于见着名字，想象不出形式，此是我书之效用，亦是建筑学中第一次著书人之责任。以上所引，为政治史。今更接近一步说艺术史，我所知者，有米芾《书史》《画史》、陈继儒《书画史》、郭宗昌《金石史》、文彭《印史》、梁同书《笔史》、米芾《砚史》、袁宏道《瓶史》等，此等旧书，不易流传，艺术家偶然发见一个名字，搜求不遗余力，一旦寻得，如获至宝，替他校订，替他流传。先生试取观之，看他体例如何？内容如何？就知我的拙著，不至于值得这样的大惊小怪了，也就知道这个史字，是中国人随便可用的了。
我说康熙有畅春园，先生说畅春园乃明李伟清华园故址，康熙并未营清华园。这两句话，说得支离含糊，令人捉摸不定。先生即是未闹清楚，何必就信笔雌黄。就照先生说的：“畅春园乃明清华园故址”，是承认有畅春园了。究竟甚么叫园？甚么叫故址？这两个名词，先生是否弄清，由一个故址，变到一个园，中间不经过一番营的工作，就会平地涌现了吗？我著此书，所凭据的材料，多是民国九十年住在天津公园之时，收集来的，紧邻就是图书馆，得暇就借书来考查。所以此时要我答复，多半是答不出来的。但是畅春园还答得出。我所据，是雍正著的《圆明园记》，上说：“圣祖仁皇帝，就明戚废墅，节缩其址，筑畅春园”。我是一向浮躁，也不管他父子相承，本园业主说的话，靠得住，靠不住，就不慎的用上了。清华园，现在却无证据，但是明朝故址，到康熙时会变成园，不营一下子成嗎？况且我并未说他营，仅是说他有啊！我说圆明园内小有天，先生说小有天在圆明园北路武凌春色。先生此言，是驳我吗？或是证明我的？真令人莫名其妙了。岂圆明园北路，即不是圆明园耶？譬如我说，北京有白塔，先生说错了，白塔在北京西城，岂西城即不是北京耶？此段争来争去，并无异同，全是废话罢了。
“鉏麑触槐”一事，说赵家庭中有树，有啥希奇？这也是一个笑语。著书求证据，是问他确实不确实？不是问他希奇不希奇？此段是说庭，引此以证明周时庭中亦有树，在考证上说，此是确实的证据，也就是珍奇的证据。先生说他不希奇，请试举几条来。若举得出，那“有啥希奇”四字，也就无大误了。然而例可以替我多添些证据，我是欢迎的。不然的话，那四个字，也就下得太浮躁点。尤其可笑的，是不问时代，不问地域，拿今日北京来比，虽然，就算放开时代地域，就说今日北京罢，北京人家庭中无无槐树者（前以人手为比，人无无手者，就是说庭中无无槐树者），这个断定，请先生自已去证实罢了。闻先生居于人家园中，或者就认定北京人都是住在园中了。
人各有能有不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那是读书人光明态度。用不着遮揜的，工程作法之有无，与图之画得好不好，不过金钱问题罢了。买一部工程作法，需三十元钱，雇一个画图助手，花四十元钱，又有啥希奇？挑剔至此，真太无聊，先生休矣。
附录：《读乐嘉藻<中国建筑史>辟谬》
梁思成
回忆十年前在费城彭大建筑学院初始研究中国建筑以来，我对于中国建筑的史料，尤其是以中国建筑命题的专著，搜求的结果，是如何的失望；后来在欧美许多大图书馆，继续的搜求，却是关于中国建筑的著作究如凤毛麟角，而以“史”命题的，更未得见。近二三年间，伊东忠太在东洋史讲座中所讲的《支那建筑史》，和喜瑞仁（Osvald Siren）中国古代美术史中第四册《建筑》，可以说是中国建筑史之最初出现于世者。伊东的书止于六朝，是间接由关于建筑的文字或绘刻一类的材料中考证出来的，还未讲到真正中国建筑实物的研究，可以说精彩部分还未出来。喜瑞仁虽有简略的史录，有许多地方的确能令洋人中之没有建筑智识者开广见闻，但是他既非建筑家，又非汉学家，所以对于中国建筑的结构制度和历史演变，都缺乏深切了解。現在洋人们谈起中国建筑来，都还不免隔靴搔痒。
十年了，整整十年，我每日所寻觅的中国学者所著的中国建筑史，竟无音信。数月前忽得一部题名《中国建筑史》的专书，乐嘉藻先生新近出版的三册，这无疑的是中国学术界空前的创举。以研究中国建筑为终身志愿的人，等了十年之久，忽然得到这样一部书，那不得像饿虎得了麋鹿一般，狂喜的大嚼。岂知……
我希望我只须客客气气的说声失望，这篇书评也就省了。但是我不能如此简单的办，因为对于专门的著作，尤其是标题如此严重的《中国建筑史》，感到有良心上的责任。
外国人讲我们的东西而没有讲到家的，我们都不应该放松，应该起来辩驳它或纠正它，或是自己卷起袖子来做他们所未能做到的。现在无端来一部如此标题的专著，而由专门眼光看去，连一部专书最低的几个条件都没有做到。在这东西学者众目昭彰之下，我们不能不费些时间来批评他，不然却太损中国人治学的脸面。
最简单的讲来，这部书既称为“‘中国‘建筑‘史”了，那么我们至少要读到他用若干中国各处现存的实物材料，和文籍中记载，专述中国建筑事项循年代次序赓续的活动，标明或分析各地方时代的特征，相当的给我们每时代其他历史背景，如政治，宗教，经济，科学等等所以影响这时代建筑造成其特征的。然后或比较各时代的总成绩，或以现代眼光察其部分结构上演变，论其强弱优劣。然后庶几可名称其实。
乐先生这部书非但不是这么一回事，并且有几章根本就没有“史”的痕迹，而是他个人对于建筑上各种设计的意见。如第一章后半“庭园”，他并没有叙述由文献或实例上所得知道的古今庭园是若何，却只说老太太爱在院内种葵花，玉米，黄瓜，蚕豆……年青人爱种花，谁有金鱼缸……等等，又说“庭园应以……，宜有……，可以……，须较……”整整三十八页，而在绪论中却再三声明其为“属历史一方面”，这岂非指鹿为马？绪论中同时又说这是“专取一部分研究”，“一部分”是“一部分”，“研究”是“研究”，何能谓之“史”？
更有令人不解的，除去是否“史”的问题外，就是乐先生章节之分配。为什么把屋盖与庭园放在一章？如屋盖是中国建筑之一部分，为什么乐老先生只研究屋盖部分而不研究其他部分如梁，柱，台基，墙，斗拱，门窗装修等等？而庭园，据乐先生自己说，是一种“特别之建筑装饰”（这是什么意思先不讲），又为何与建筑“一部分”——屋盖——同一章呢？
如果庭园是特别之建筑“装饰”，依此原则，则宫苑，民居，官衙，寺观，城市，都成为“特别之建筑装饰”，那么请问建筑之本身又是什么呢？
名称与章节既如上述的令人不解，现在我们单取其中几个普通的例，一探书的本质。
第一编第七页论屋盖之曲线，先生说，“清代曲线，应载于‘工部工程作法中，余现手底无是书，故不能举”。请问这是正正经经说的还是当笑话说的？中国四千年遗留下来的古籍中，关于建筑术的专书，只有宋《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两书存在；而研究四十余年，著中国建筑史的人，竟能“手底无是书”，已属奇怪，因此“故不能举”，更属奇怪；这岂是著书立说的人所应有的态度？何不一张白纸，正中间一行楷书，“中国建筑史”，下写“现因手底无参考书，故不能举”，最为简洁了当？
第一编后半关于庭园的历史或与史微有关系的纪录，则有第十页“周制，皋门之内，应门之外，有三槐”一段；有“鉏麑触槐而死”的故事，和其它两三处类似的史料。应门外的三槐，固然是当时的制度。至于赵盾院内有一株槐树，有甚稀奇？何必大惊小怪引为史证？北方的槐树比北平街上的野狗还多；赵宅院内有一株槐树，不要说不足为史证，况且何必要证？证又何益？若连这都要大书特书，则我可以告诉乐先生，晋灵公家里有女人，有厨子，厨子有手，因为“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如此做法，则全部四库全书，都成了建筑史了。
乐先生对于史料之选择及应用是如此。至于他对于中国建筑之构造术之了解，则又何如？再举屋盖为例：他说“……屋盖上之曲线，其初乃原因于技术与材料上之弱点而成之病象，……其后乃将错就错，利用之以为美，而翘边与翘角，则又其自然之结果耳”。这是乐先生对中国屋顶之演变唯一的解释，若是先生必作如是见解，至少也请老先生拿出一点有力的证据来。翘边翘角又怎么“是其自然之结果”，我们也愿意明白。无论它是结构上有许多极巧合的牵制所使然的，抑或是因美观上或实用上所需要，在合乎结构原则之下而成功的，它绝对不是如乐先生所说那样神乎其神的“将错就错”哲学的“自然结果”。
第二编十四页说，“斗即斗拱（栱？）在檐下者也，此亭上装饰之可考者也……。”凡是对中国建筑术稍有认识的人，都知道斗拱是中国宫室构架中最重要的有机能部分，而不是装饰；凡是对于中国建筑在史的方面稍有认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各代建筑不同之特征，在斗拱之构造，大小，及权衡上最为显著。斗拱在中国建筑上所占的位置，尤其是研究各时代结构演变经过和形成外观特征上，如此重要，而乐老先生对它，只有不满一行的论说，其书之价值亦可想见矣。
建筑是一种造型美术（Plastic Art），所以研究建筑的人，对于它形状的观审，必须精慎。第二编中一大部分是塔之讨论；按其形状，乐先生将塔分为许多种，并举实物为例，这是很好的态度。但是乐先生的观察，似乎尚欠准确。例如嵩山嵩岳寺塔，乐先生说是圆的，图也画成圆的；但是关野贞等《支那建筑史》内照片极清楚是多角的，而评解中也说是十二角的。这是因为看不清楚所致的错误，难道老先生的眼镜须要重配了吗？
锦县的古塔，老先生也说是圆的；假使这“古塔”是指城内广济寺的塔说，则其平面是八角的。我自己去摄影并写生过。但是这塔的上部，因为檐层已毁，棱角消失，看来确是不规则的圆锥一个。若称此为圆塔，则几千年后，全中国的塔，无论八角，四角，五角，三角的，都要变成圆塔了。在这里我想责备先生的眼镜也不能了。
至于乐先生对于古建筑年代之鉴别力，即就塔中取一个例，第一条：
北魏兴和时建，今之真定临济寺青塔，六方直筒形，狭檐密层。临济宗尚在后，寺名当是后世所改。
在这寥寥数字中，除去可证明先生对建筑年代之无鉴别力外，更暴露两个大弱点，（一）读书不慎，（二）观察不慎；换言之——浮躁。县志卷十五第四页说：
“临济寺，北魏兴和二年建，在城东南二里许临济村。唐咸通八年，寺僧义元有道行，圆寂后，建塔葬之，遂移寺建于城内。金大定二十五年，元至正三年重修……”
北魏之寺在城外，今之寺在城内，今寺之非魏寺，固甚明显。且塔之建既在咸通八年，又哪得来魏塔？即使有魏塔，也只应在城外，不应在城内。志既有金元重修的记录，在形制方面看来，其清秀的轮廓，和斗拱之分部，雕饰之配置，命题，和雕法，与其它金代砖塔极相似。我自己详细研究过的，临济寺青塔外（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四卷二期），尚有赵县柏林寺真际禅师塔，也是金大定间建，形制差不多完全相同，其为金建无疑。这还是由学问方面着眼；在常识方面，则塔乃临济宗始祖义元禅师的墓塔；“北魏的义元塔”，直是一部宋版康熙字典，岂止“寺名当在后世所改”哉？至于八角看成六角，独其余事耳。
此外所举多条的塔的年代，我未得逐条去校查，以我所知约有三分之一以上已是的确错误的。假使老先生对于建筑的年代稍识之无，就是读书时更忽略一点，也不至有这种的错误。
关于桥的历史，尚没有多少人研究過。但是武断如第二编二十七页所说“唐时巨川，虽无起拱之桥……”一类的话，是须有证据才可说的。鼎鼎大名的赵州大石桥，乃隋匠李春所造。一个单券长四十公尺（约十二丈），正可以证明乐老先生这句话，如同他许多别的话一样，是无所根据，不负责任的。
至于“北海叠翠桥建于辽，卢沟桥建于金，玉蝀桥建于元”，若就桥初建的年代说，的确不错，但若谓为“古代之桥今可得见者”，则完全错误。北海两桥，不要说明清修改已有详细的记录，单就形制而论，其券面之砌法，券顶兽面之刀法，桥檐的枭混，栏杆之雕刻，无一而非明以后的标准“官式”做法。著中国建筑史的人岂可连这一点的认识都没有？至于鼎鼎大名的卢沟桥，则：
康熙元年，桥圯东西十二丈，重修。……雍正十年重修桥面。乾隆十七年，重修券面， 狮柱，石栏。五十年重修桥面东西两陲，加长石道。……
请问经过这种重修之后，“古代之桥，今可得见”的部分，还有多少？
第二编下，是“仿欧人就用途上分类”的：城市，宫殿，明堂，园林，庙寺观，是老先生分的类。这里所谓“欧人”，不知是欧洲的哪一个人？什么是“城市”？城市就是若干“宫殿、明堂，园林，庙寺观”等等合起来而成的。乐老先生说，“世界所谓建筑，皆就一所建筑物而言，然论中国建筑，则有时须合城市论之……”请问这“世界”是谁的世界？“世界”现代的建筑家，和现在的建筑学校，有只“就一所建筑物而言”，而不“合城市而论之”的吗？古代的雅典，罗马，帕尔密拉，斯帕拉陀等等等等；近代大火后之伦敦，巴黎之若干部分，新大陆整个的大都市如华盛顿，纽约，费城，及其他，其他，“皆选定区域，合城市宫室作大规模之计划，而卒依其计划而实现者也。”若要畅谈“世界”，至少也须知晓世界大势，不然则其世界，只是他一个人的世界罢了。
论完世界大势之后，乐老先生将“都城之规制”，自“周之东都”，以至“清人入关，都于北京”，数千年的沿革，一气呵成。宫室制度，亦自周始至清，赓续的叙述，在此书中的确是罕贵的几段“史”。然而自周初至今，三千余年，仅仅二三千字，先生虽自谓为“大略”，不怕读者嫌其“太略”？
苑囿园林一节，未能将历代之苑囿园林，如城市宫室之叙述出来。其中一段只将汉唐以来的苑囿名称罗列，而未能记其历代活动之体相，尤嫌其太略，尚不如“都城”“官室”两节。对于清代园囿建造之年代，老先生也如对于塔的年代一样的不清楚。例如“康熙有畅春园，清华园……”之句，不知乐先生何所据而作此论？近数月来专心研究圆明园史料的刘敦桢先生说，畅春园乃明李伟清华园故址，康熙并未另营清华园。又如“圆明园内之小有天，仿西湖汪氏”，案小有天在圆明园北路武陵春色，乐先生的话，出处不详，恐怕尚待考罢。这不过是一两个例而已。
中国历代建筑遗物，以祠庙寺观为最多；古代建筑之精华，多赖寺观得以保存下来。在这调查工作刚刚开始，遗物实例极端稀少的时候，在一部《中国建筑史》中，现在已经学者们测绘研究过有限的几处辽宋金元遗物，每处至少也值得一页半页的篇幅；庙寺观全节，至少也须享受数十页，乃至更多的记述，才算对得住我们手造这些杰作的先哲。而此书之对庙寺观，只是寥寥数语，不满两页，将古代实物十分之九，如此轻轻撇开，还讲什么中国建筑史！
第三编则为“关于建筑之文”三篇，分论中国建筑之美，仿古，及保存三问题。关于建筑的哲学，犹其他抽象问题，辩论是无止境的。但是在“美”和“仿古”两问题上，有几句不能不说的话，现在合在一起讨论。
建筑之三要素：合用，坚固，美观，已是现代建筑界所公认。三者之中，美的问题，最难下定论。不过合用而且坚固，我们可以说是一座美好的建筑所必须有的先决条件。要创造新的中国建筑，若不从实用和坚固上下手，而徒事于“轮廓，装饰，色彩”的摹仿——盲从，则中国建筑的前途，岂堪设想！
“北平舊建筑保存意见书”是第三篇中最后一文。文中提议将北平古建筑若干部分拆毁。建设新都市，诚然有时不能不牺牲多少的古物。但是都市设计中的杰作如地安门，西安门，中华门及各牌楼等，乐先生竟说“皆宜撤去，以求交通上之便利”。北平道路宽大，房舍稀松，大街均整齐的通南北东西，极少有不便交通的地方，须要撤去极堂皇的大座建筑物的。更不用说那地安门，西安门等本身便是都市中不可少的点缀。假使法国有个老头子，提议把巴黎的凯旋门，圣典尼斯门，刚哥广场水池等等，一概“撤去，以求交通上之便利”，那老头子脑部的健康，恐怕就有问题了。
第三册整本是图，在今日制建筑图，丁字尺和鸭嘴笔较毛笔方便。即使用毛笔，亦须准确，不能徒然写意，尤其是建筑的部分。如二编上附图三十，平坐斗拱，竟用皱笔涂绘如同团絮；又如图三十一，檐及屋顶，竟放在鸟巢上，原来也算是斗拱；图三十二，却又将檐下斗拱画成曲纹，如折扇联置，其与实物之肖似程度，还远不如一张最劣的界画。至于平面图，只能算许多方格。现代工程界有几种公认的方法，符号，和标识，制图人应先稍事认识，以便采用。不然，中国旧法木匠们，也有他们的符号标识，也可采用的。
总而言之，此书的著者，既不知建筑，又不知史，著成多篇无系统的散文，而名之曰“建筑史”。假若其书名为“某某建筑笔记”，或“某某建筑论文集”，则无论他说什么，也与任何人无关。但是正在这东西许多学者，如伊东，关野，鲍希曼等人，正竭其毕生精力来研究中国建筑的时候，国内多少新起的建筑师正在建造“国式”建筑的时候，忽然出现了这样一部东西，至自标为“中国建筑‘史”，诚如先生自己所虑，“招外人之讥笑”，所以不能不说这一篇话。
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北平
An argument of Bi bliography Deeply Submerged for more than 80 years
—— Reading Yue Jia Zaos Defensive Argument while Reading Liang sichengs History of Chinese Construction
Li Fang Pang sicun
Abstract： In March 1934， Tian Jings Dagong Newspaper issued Liang Sicuis article， which was Reading Yue Jia Zaos Defensive Argument while Reading Liang sichengs History of Chinese Construction. It was accepted in the bibliographer in Liangsichengs Chinese Construction， which is wildely Circulated in the world now. Yue Jiazao latter on wrote his Argument ，and it was enrolled in Da gong Newspaper， which was not published and disappeared until now. It was unknown to the world . His later generation got his works out to me for adjustment and revising， which was put into the box and the posthumous manuscript stayed there for more than 80 years.And I published it as the historical bibliographer， which can be referred to for the numerous literal and historic scholars or Chinese researchers of Constructional history nowadays.
Key words： Yue JiaZao；Liang sichengs Argument on Chinese Construction History；Argument and Respon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