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诗酒文化

贾长宝
摘 要:昆山大儒徐元文应长兄徐乾学之命而作的《斗酒诗》,以七绝组诗的形式评论了在长兄家中聚会时品尝的各类名酒,兼具文学与史学价值:它既还原了明清士人阶层“诗酒之会”的场景,又保留了为时人所钟爱的多达三十种酒的名目、产地、外观、口感、原料、酿法、口碑以及相关典故等形形色色的信息,称得上是一篇研究古代酒史的重要文献。现以徐元文笔下产自“北五省”的蓟酒、沧酒、潞酒、墨露和桑落酒为例,结合其他传世诗文,讨论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诗酒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物典故。
关键词:《斗酒诗》 明清时期 北五省 诗酒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8)02-49-59
古人很早就有“诗能存史”的观念。宋代学者计有功在《唐诗纪事》的自序中云:“唐人以诗名家,姓氏著于后世,殆不满百,其馀仅有闻焉,一时名辈,灭没失传,盖不可胜数。敏夫闲居寻访……取自唐初首尾,编次姓氏可纪,近一千一百五十家……庶读其诗,知其人。”1近人陈衍批评计氏的搜录“有名无实”,认为应该“以诗补史之未详”,即通过保存、研究诗人文献资料,来还原重大政治事件与当时的现实社会生活2。陈寅恪和洪业都专门阐释过清人“诗史互证”的观念和传统3。邓之诚尤其强调诗歌在保存史料方面的价值,在编撰《清诗纪事初编》时曾提出“以诗存人、以诗系事、以诗补史”的主旨和要求4。就邓氏“以诗补史”的意义而言,清初大儒徐元文(1634—1691)应长兄徐乾学(1631—1694)之命而作的《碧山堂元夕斗酒诗》(下简称《斗酒诗》)值得研究者的关注5。
对研究者而言,《斗酒诗》在“补史之未详”方面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它还原了在徐乾学家中举办的上元节晚宴的场景,使我们对明清士人阶层以酒会友的乐趣从细节上加深了解;同时,它也保留了徐乾学个人所藏的三十种名酒的名称、产地、质感、外观、口感、原料或配料之特殊、酿造方法、口碑以及相关典故等形形色色的信息,称得上是一篇研究古代酒史的重要文献。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乾学所藏以“北醖为多”(《斗酒诗·序》),所以元文所记之名酒有三分之二以上都产自北方;而眼下受关注较多的清代酒单资料(如袁枚的《随园食单·茶酒单》等)大多偏重南方1——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以“北酒”为中心的《斗酒诗》的价值,更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一、徐元文《斗酒诗》的创作过程及其价值
在自撰的序文中,徐元文詳述了他写《斗酒诗》的原因2:康熙二十六年(1687)的农历正月十五之夜,时任《明史》总裁的徐乾学与两位弟弟秉义(1633—1710)、元文,召集子侄门生、《明史》编修书局的同僚以及交往的寓京名士,在北京宣南绳匠胡同的“碧山堂”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开宴之前,主宾一起欣赏了碧山堂内布设的华丽灯展,“……诸君子未晡而集,散歩庭除徙倚栏槛虚堂之上,回廊之侧,华灯四垂,奇制巧绘,不待加烛而烂已夺目矣”。赏毕落座,乾学说:“胜友嘉夕无他乐,方尝蓄酒,得三十种,相与品量而赏之,以诗可乎?”在座的不是宿儒就是青年才俊,自然都对主人“品酒作诗”的提议表示支持。于是乾学将自己平生所蓄的30种佳酿尽数取出,在壶上一一标注名称,然后命长子徐树榖、次子徐炯担任司酒3,要求在座宾客无论酒量大小,必须逐壶品尝,并点评各酒的特色;喝到一半之时,宾客出户赏灯以稍作歇息,此后再归席续饮,直至酒酣夜阑,尽兴而归。当年苏子瞻与朋友出游,各自携带不同的酒,等大家见面后则混合在一起共饮,“以和为义”,因此称为“义酒”;而乾学则认为应有所区择,不可“溷然而无别”,要求参与品酒的宾客为每一种酒作一首绝句,最大程度地描述该酒的特质,因此号曰“斗酒诗”。次日,才思敏捷、以诗文知名的元文率先完成了30首,合为一卷向长兄乾学交稿,并谦虚地表示,因水平所限,不一定每一种酒都描述得很准确。
完稿当日,元文将书稿拿给一同列席的慈溪书法大家姜宸英,并请其为之作跋;后者当时在碧山堂书局任《明史》纂修官,负责《刑法志》的编撰。姜宸英在跋文中说:“今总宪徐公碧山堂之宴,出所储酒三十种饮客,命客为斗酒诗,明日相继以诗来者若干人,而前总宪公先得绝句三十首,手书小帧示某,某谨受而读之,其体物精切,寄托深远,至于声调之谐美,按之皆可歌也”4——可知除了元文之外,也有其他宾客如命完成了诗作,可惜都未曾流传下来;徐乾学在碧山堂的这次品酒活动能被后人所知,很大程度上还是得益于其弟元文的诗名。事隔不久,徐元文的门生钮琇(1644—1704)将离京赴陕西白水任知县,元文又嘱咐他为《斗酒诗》再作一篇骈体跋文。钮琇是江苏吴江人,康熙十一年(1672)至京师入国子监,拜元文为师,并同乾学交往,当日他也参加了碧山堂的宴会。元文请他作跋,一是欣赏钮琇的文采,二是因为门生临时到京,刚相聚了片刻就要远行,有些不舍,想有个留别之念。钮琇在跋文中提到“近者北门休沐,东观成书……因偕乌府先生,共诣碧山别业……美有必章,何假伯伦之颂;类无不辨,还同季野之评。”5与钮琇一起赴碧山堂宴会的“乌府先生”指的是某位当朝御史,具体名谁已不可考6;“伯伦”指蓝瑛的弟子王奂,字伯伦,绍兴人,以善摹宋人及佛像人物而闻名京师1;“季野”则是万斯同的字,万氏1679年至京后,“请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以平民身份住进徐乾学的碧山堂宾馆,从事《明史》的编修工作2。值得一提的是,钮琇在给徐元文的跋文呈稿中将“滁”讹写作“涤”,元文“粉涂其上”,用细楷改正,然后才命其誊录于卷。“一字之微,敬慎若此”,这个细节对钮琇的触动很大,他在一篇晚年所写的回忆文章中还提及此事3。
在《斗酒诗》的序文中,徐元文对当晚所饮的三十种酒集中作了如下评价4:
维时酿之秘者出自尚方,远或千里而至,甚有隃岭越海者,其他则北醖为多;而乡邦之酿,箬下二泉、桂花竹叶之属,常所御者不与焉。昔人称“北酒以南茶比之”,北固未可少也!虽味异辛、甘,质殊清、酽,色分黄、碧、丹、白,杂然其不齐,要皆足以导和而释愠,会嘉侣,陶良辰,正如宫商迭奏,合为一成,黼黻有章,常兼数采,其得自致于斯筵者,非无故矣。
也就是说,除去少数大内御酒、以及不远万里而来的贡酒之外,乾学的藏酒大都是北方各地所产的佳酿,那些无特色的土酒,如各地均产的“桂花竹叶之属”,都被排除在外。元文对长兄的藏酒之丰称赞不已,认为从味道来看,有甘甜的也有辛辣的;从质地来看,有清澈的也有浓浊的;从颜色来看,则有黄、绿、红、白以及杂色等多种——种类如此丰富的酒在席上配合起来,妙不可言。
《斗酒诗》的正文由30首以酒名为题的七绝组成,分别为:《万寿酒》《内醖》《葡萄酒》《荔子酒》《紫阳酒(朱尚书家所酿)》《太和春》《墨露》《贺兰酒》《养荣酒》《乳酒》《桑落酒》《玉酒》《秋露白》《金茎露》《羊叶酒》《莲叶露》《房山酒》《蓟酒》《沧酒》《浭酒》《易酒》《瓮头春》《潞酒》《罗家黄》《菊酒》《橘酒》《豆酒》《苦蒿酒》《章丘酒》和《涞酒》5。30种酒可粗略分为3类,即据原产地命名的“地名酒”,以花果为原料、或是浸泡取其风味的“花果酒”,及对其特征进行雅化、或涉及人文典故的“雅名酒”。酒名的排序,应当就是徐树榖与徐炯奉父命为宾客呈献的顺序,即自最为珍贵的大内御酒“万寿酒”和“内醖”始,续以“逾岭越海”的珍奇贡酒“葡萄酒”、“荔子酒”,以及前兵部尚书朱之弼(1621-1687)自家酿的“紫阳酒”等6,最后以各类地方酒收尾;同时,也呈现出一个从度数较低的酿造酒起,逐渐向酒精含量高的蒸馏酒过渡的次序。现选择诗中记录的五种“北五省”名酒7,即蓟酒、沧酒、潞酒、墨露和桑落酒,结合明清时代文人诗文、笔记、地方史志、奏折档案等资料,对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诗酒文化进行考察。
二、《斗酒诗》所载北五省产“地名酒”例析
用酒的产地为其命名,是古今中外均常见的做法之一。《斗酒诗》所载的“地名酒”中,蓟酒、沧酒、房山酒、浭酒、易酒、潞酒、章丘酒和涞酒等均产自“北五省”地区,其中又以直隶地区出产最多。通过查阅史料,选取在明清时期声名最著的蓟酒、沧酒与潞酒(分别产自今天津、河北与山西)进行讨论:
1. 《蓟酒》原诗为:“频向渔阳泃水去,携壶直自上盘山。临觞试得兼清味,忆取峰阴紫盖间。”“渔阳”之名始于隋代,多见于唐诗,明洪武初年,撤渔阳县入蓟州,属顺天府。泃水源出蓟州北,《水经注》载其“东南迳平谷县故城,东南与洳河会”。盘山在蓟州境内,《水经注》云“(盘山)水出山上,其山峻险,人迹罕交。去山三十许里,望山上水,可高二十馀里,素湍皓然,颓波历溪,沿流而下,自西北转注于泃水”1,唐以后寺庙、道馆云集,明清时期更是成为大量文人墨客登临游览的名胜。徐元文在诗中列举了四项与蓟酒出产有关的地名,并结合自己多次携蓟酒、登盘山、观胜景、发幽情的经历,强化了蓟酒“文人酒”的特征。
据传世诗文,蓟酒作为一种高品质的地方特产,明代中后期就已在士人阶层中获得了全国性的美誉。“公安三袁”很推崇蓟酒,其中又以袁宏道(1568—1610)为甚,其《吴人求别诗》云:“乐事尽输吴,蓟酒独难舍。空囊何所恋?身轻等飞瓦。夜雨潞河风,秋郊吴苑马”2。宏道任职县令两年的吴县治所在今日的苏州市,他所嗜的蓟酒却产自千里之外的北地3;在已经决心称病辞官、闲游四方之时,他最难割舍的便是这两年来日日得以饮用的蓟酒。数年后,他又在答复吴化的问安信中宽慰友人说:“往曾附字潘景升问讯,不觉又易春夏矣……近颇有一二相知可得快语者。又衙斋与城东北湖水近,多大刹,蓟酒虽贵,时亦有见饷者,观此数事,弟之情景岂不百倍吴令也?”4其弟袁中道(1570—1623)更是以蓟酒为例,发表过一段关于酒事、酒风、酒品、酒友、酒害等问题的精彩议论:
生平飲酒……明知其为苦趣,然居人世,亲友以此为礼,见予素有酒名,一席不饮,则主人讶之。不得已强为之饮,饮至渐多,则已先欲饮,又不待主人劝矣,俗所云“下坡酒”也。予不幸有此病。性既择酒,而酒不堪饮者最多,然不容不饮,勉强吞噬,有如服药。……往事无论,丁未居渔阳府署中……读书至二更则饮……其寂寞如此。然半醉后,拍拍满怀,酣舒不可言喻。大都渔阳密迩蓟镇,蓟酒与易酒皆佳,可饮也。惟与蹇大司马饮,则常不支。蹇全不择酒,酒或遇暑而败者都不择,一吸而尽。每饮止一吸,即以杯向下曰:“干!”颇为其速所困……次日,蹇公苦头眩不能起,延医视之,然予知是病酒,私谓其令公子曰:“尊大人病,至午后即愈矣。”已而果愈。追思此老之兴致,与其怜才,何可得也。今亦化去矣。嗣后,予以老人不宜过饮,密令所亲止之,不复出。予每夜但小饮以为常。5
万历三十一年(1607),37岁的袁中道考进士不第,在渔阳司马蹇公的府上寄居数月始归。中道对酒甚为挑剔,但极为欣赏附近出产的蓟酒与易酒,除每夜独饮外,还常与东道主对饮。蹇公既不讲求酒的好坏,又经常过速、过量,颇受其害。中道为老人的健康考虑,便不再与其共饮,而是继续自饮自乐。除袁氏兄弟外,好饮蓟酒的明代知名文人还有生于广东顺德,历仕于扬州、南京等地的欧大任(1516—1596),他曾有诗云“严霜醒蓟酒,落月引吴舲。稻熟荆溪馆,鲈肥笠泽亭”6。秋深月落,蓟酒终而宴席散,微醺的大任陪伴好友行至江边,目送其登上前往晋陵的夜船。
到了清代,蓟酒尤其受到上层社会的推重,以宗室文昭(1680—1732)为代表。文昭对蓟酒的喜爱至老不改,一日其长子自蓟门带着当地的干醡酒来看他,他欣喜不已,立刻涤杯开饮的同时,还口占二绝句:“老夫户小易为酣,蓟酒生平最所耽。恰怪曾元飬口体,归装载得曲盈甔”。“催办盘餐涤酒杯,红泥小印拂尘开。照人浅浅新波绿,春色今朝入手来。”7在一首忆旧游的诗中,文昭描述了当年祭拜清东陵归来,与朋友相聚对饮蓟酒、共话心迹的情形:“拜陵归后无公事,迟日招邀坐竹间。小榼解泥分蓟酒,幽窗剪烛话盘山。讵辞直禁为身累,闻道栖田羡我闲。何日追陪偿夙愿,万松深处一跻攀”1。“万松”指的盘山的万松寺。另一宗室允禧(1711—1758)有诗云:“山窗磨隃縻,蓟酒酌山蕙。小纸聊述游,挑灯夜迢递”2,把指代名墨的“隃縻”和蓟酒都作为其书房生活的一部分。
对于客居北方、尤其是京师的江南士人来说,蓟酒作为“文人酒”的属性体现得更明显。在京城的宣南地区,专营蓟酒的酒馆“顶泉居”深受文人喜爱。戴璐《藤阴杂记》引毛奇龄《诗话》:“宣武门竹林寺傍,有酒家,名顶泉居,酒名蓟酒。尝骑马诣益都相公第,必造饮。”3通过阅读著名学者的诗文,还能获知蓟酒乃“知交送别酒”的印象。以浙江嘉兴人、长年于京师担任要职的大学者朱彝尊(1629-1709)为例,《送郑培南还》有:“五里亭边倾蓟酒,一帆风末挂吴船”;《送曹郡丞贞吉之官徽州》又有“暇有怀人作,知同惜别情。十年呼蓟酒,双调谱秦筝”4。江苏太仓嘉定县的大史学家王鸣盛(1722—1797)《送曾谦益先生之官郴州二首》也有:“牛腰诗卷压装轻,蓟酒才倾问去程。千骑共看迎父老,双旌岂为厌承明。”5
此外,寄情于蓟酒的清代文人还有很多。嘉兴府崇德县人郭濬除夕客居京邸不得归,便以蓟酒助其纾解思乡之情:“蝶缕燕台胜,椒盘蓟酒浓。他乡暂为乐,赖尔放眉容。”6康熙时的诗词名家纪映锺《寄塞上人》云:“蓟酒天下劲,赵女天下白。英雄虽失意,割肉颇自得。边草色萎枯,胡笳气萧瑟。凭吊古战场,千秋动魂魄。”7生于山东莱阳的宋琬(1614—1674)与王玉铭交好,后者以蓟酒赠送,宋琬连作六绝句以表感谢之情,其中佳句颇多,如“虚名甘露数陈家,近日青州亦漫夸”,讥讽当时名声在外的一些言过其实的名酒,言下之意是“蓟酒乃真佳酿”;“忽发新醅香满座,渴喉不复羡郫筒”,更是直抒能喝到蓟酒的快慰之情8。江苏青浦人王昶(1724—1806)有诗云:“一樽竹叶真如梦,曾记僧廊解珮环”,自注“甲申随辇过此,与张侍郞怀月饮长廊下,今侍郞下世久矣,‘竹叶青盖蓟酒之佳者”9,亦为其认可蓟酒品质的明证。
2.《沧酒》原诗为:“清风楼阁尚存无,渤海烟云醉不孤。岂是仙家传旧醖,汉皇曾此祀麻姑。”汉武帝以沧酒祭“麻姑”的典故,虽是一种文学上的夸张,也反映了关键的信息:在清初文人看来,沧酒作为一种顶级佳酿,有着深厚的历史传承。祖籍江苏淮阴、久居北京的阮葵生(1727-1789)在《茶余客话》卷二十“名酒”中记载了沧酒的起源和酿造:
沧州酒止吳氏、刘氏、戴氏诸家,馀不尽佳,盖藏至十年者味始清冽,市中安可得耶。沧州城外酒楼背城面河,列屋而居。崇祯间,有三老人至楼上剧饮,不与直。次日复来醉,酒家不问也。三老复醉,临行以馀酒沥阑干外河中,水色变,以之酿酒,味芳冽。仅数武地耳,过此,南北水皆不佳。刘紫庭凤翔为予言之甚确。予在京师,紫庭岁致沧酒数瓮,非市中物可同日语也。1
这则近乎神话的记录,首先指出了沧酒之口碑确立的时代,即崇祯前后——这在其他史料中也得到佐证。万历四十五年(1617)成书的《客座赘语》中,沧酒已经被列入“色味冠绝”之类2;万历二十九年(1601)中进士的南昌人熊明遇(1579-1649),留有《沧州沽酒》诗:“南皮称胜地,沧酒复陶真。月下青帘夜,风前白堕春。自宽频独酌,求醉反劳神。杯影乾坤狭,悠悠何处论?”3终于得饮传闻已久的沧酒,熊明遇用了《洛阳伽蓝记》里提到的河东人刘白堕善酿美酒“春醪”的典故,来对其进行赞美。陈梦龙所编的《甲申纪事》卷五《再生纪略(下)》中,收有一篇明军军官、长洲(属今苏州市)人陈济生的自述:旧历1644年4月25日军队行至沧州,知州罗爌已“骂贼而死”;入城之后,济生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命童子觅沧酒”,谁知“竟不可得”,惋惜万分4。
阮葵生强调了沧酒乃“世家酿造”,佳者不易购得。事实上,明清北方酿酒业的一大特征,便是豪门大户自设烧锅,自产自用,多余者出售牟利;但制得的上品只留作自饮、宴客或赠友,既不交官府,也不上市贩卖5。纪昀结合沧酒,对此有过生动的记载:
沧州酒……著名已久……相戒不以真酒应官,虽笞捶不肯出,十倍其价亦不肯出……其酒非市井所能酿,必旧家世族,代相授受,始能得其水火之节候……然互相馈赠者多,耻于贩鬻……董曲江前辈之叔名思任,最嗜饮,牧沧州时,知佳酒不应官,百计劝谕,人终不肯破禁约。罢官后,再至沧州,寓李进士锐巅家,乃尽倾其家酿。语锐巅曰:“吾深悔不早罢官。”此一时之戏谑,亦足见沧酒之佳者不易得矣。6
正是因为优质沧酒极为难得,才导致大批文人墨客对其追捧不已。钱谦益(1582-1664)有《后饮酒》一诗,描述了孙家沧酒制成上市,立刻被抢购一空;后来孙家将自存的佳品相赠,钱谦益如获至宝,欣喜万分的情形:“停桡买沧酒,但说孙家好。酒媪为我言,君来苦不早。今年酒倍售,酒库已如扫。但馀六长瓶,味甘色复缥。储以嫁娇女,买羊会邻保。不惜持赠君,君无苦相找。涂潦泥活活,僮仆手持抱。郑重贮船仓,暴富似得宝。”7
从明后期起,有许多学者试图从酿造原料和工艺上对沧酒的独特品质作出解释。崇祯七年(1634)进士及第的陈龙正,在阐释“沧蓟之酒妙天下”之说并非虚妄时,提出“用黄小米造成”和“沧俗造酒用菊花”是两个最重要的原因8。纪昀载“水虽取于卫河,而黄流不可以为酒,必于南川楼下”9,强调水质的重要,也与乾隆八年(1743)出版《沧州志》的记录相互印证:“沧酒,酿用黍米,曲用麦面,水以南川楼前者为上。”10
沧州世家大族对沧酒酿造技术的垄断与非市场化,虽然招徕了文人阶层的追捧,但却也导致其随着时代变化而逐渐式微。道光年间,福州人梁章钜(1775—1849)发出这样的感慨:“沧酒之著名尚在绍酒之前,而今人则但知有绍酒,而鲜言及沧酒者,盖末流之酿法渐不如其初耳……余初次由运河舟旋,过沧州,至村中极意访之,始购得一壶,归饮之,果佳。此后屡过其地,则皆饬仆往沽,无一如前味者矣!”11
3.《潞酒》原诗为:“干酢驰从上党来,轻瓶窄口蜡封开。倾时的的成丹露,不用还浮琥珀杯。”潞州始设于北周宣政元年(578),治所在山西襄垣县,唐代时移置上党县,辖境大致相当于今日的长治市,并一直延续下来。万历《山西通志·物产》称“汾、潞之火酒盛行于世”。钱塘人梁绍壬(1792—?)称“……不得不推山西之汾酒、潞酒,然禀性刚烈,弱者恧焉,故南人勿尚也”1。这都说明,明清时期上党地区所产的潞酒可与汾阳地区所产的汾酒并称,两者均是全国知名的高度烧酒。梁章钜在《浪迹续谈》卷四中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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