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播州地区的改流、冲突与政区调整
张洪滨
摘 要：明万历年间明廷倾全国之力发动“播州之役”剿灭杨氏土司，而后又对播州地区进行改土归流，由此使得朝廷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得到加强。另一方面，播土内部及周边仍然罗列着诸多夷目、土司，这逐渐成为明后期的一大边患。随着明朝的衰亡及清的兴起，原播州地区一度成为西南战乱的导火索，甚至是冲突的中心。而长期的战乱则使得播州地区的改流成果一度中断。本文拟通过对播州地区改流、冲突、政区调整等三方面进行论述，力求以全新视角来解读播州改土归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明清之际 改流 动乱冲突 政区调整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8）02-34-40
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有着丰富的内涵，近年来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自2011年8月至2016年10月已连续召开了六次相关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促进了国内外学者对于相关问题的交流和讨论。1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6、7月间在德国波恩举行了第三十九届世界遗产大会，会上通过了“中国土司遗产”（包括湖南永顺土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和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提议，这有赖于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提议与积极争取。其中，以播州海龙屯遗址代表的杨氏土司文化能够成功入选则又一次将诸多学者的目光聚焦于遵义。近些年来，关于播州制度与文化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关于“后播州时期”，尤其是专门论述播州改土归流一题的文章却较少，2有待进一步深入突破。
关于播州改土归流一题的研究，林瑜《明代播州宣慰司的改土归流》一文重点分析了明代播州改流前后的社会变化，其研究时间尺度较短难以探究到播州改土归流的长远影响；陶军舟《播州之役后播州地区善后研究》一文对改流后播州地区的“遗留问题”及不足之处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但其关于播州善后政策的积极影响却认识不足；廖佳玲《论播州改土归流后的社会重构》一文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三个方面略述了播州改土归流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其研究的时间尺度一直延续至清前期。廖氏一文虽认识到了明代播州改土归流的长远影响和变化，但其论述简略只涉及到社会变革之表象，有待深入探讨。
明廷对平播后的善后事宜皆出自川贵总督李化龙、贵州巡抚郭子章等人的精心筹划，其具体措施既要服从明王朝的统治意识又需参照播州战后的社会现状。由于明代自建国之初即开始涉足贵州改流，至明后期已积累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因而明廷对播州的改流政策实较为成熟完善。但需要指出的是，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往往是依靠强大的国力为依托，特别是要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然而随着明后期国力的迅速衰竭，播州故地改流的成果不但未得到明显的体现，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复，这就为全面认识和评价播州改流增添了难度。为便于探讨，本文将播州改土归流的实质过程加以论述，力求还原播州改土归流的曲折过程。
一、明代播州改土归流的预案与实施
平播之役时明王朝国力强盛，明廷于短期内集结近三十万大军，耗时百余日攻占海龙屯剿灭杨氏土司，次年又对播州实施改土归流。从某一方面来讲，明廷对于播州的改流是一次成熟完善的改革，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其改革政策最为全面、力度最大，吸取了明代历次改流的经验；二是其改革策略切合播州实情，采取“土流并治”的方法，逐步瓦解土目势力以巩固和扩大流官政权；三是在改流中推行一些新举措，加速了播州地区的“汉化”速度。
按总督李化龙战后所奏《播州善后事宜疏》，其善后事宜包括：“复郡县、设屯卫、设兵备、设将领、急选调、丈田粮、限田制、设学校、复驿站、建城垣、顺夷情、正疆域”1等十二个方面的内容，可谓尽善尽美。另外，李化龙还提议：“四川、湖广协济与赈恤残民”2两项措施。贵州巡抚郭子章、监察御史李时华等人也向朝廷建言献策，上奏播州善后事宜。如贵阳人李时华提议“选留大帅、更置郡县、清理疆界、优恤驿站、修筑城池、府官稷镇、议归楚地”3七事。可以说，明王朝对于播州采取的一系列改流措施集合了当时川黔臣僚的集体智慧，是一个较为完美的改流方案。
明廷对播州的这次改流不同于以往，有着很大的进步和改观。如明代自立国初便在贵州等地实施诸多改流，但由于边疆地区“夷多汉少”，缺乏改流之基础，往往导致改流的不彻底性或反复性。关于明代贵州的改土归流一题，日本学者道上峰史所作《明代贵州における改土归流》一文有过专门的论述。4文中重点对明永乐年间和成化年间贵州东、中部地区的改流展开了详细论述。永乐十一年（1413）明廷因思南、思州田氏土司内乱而趁势弹压改流，其改流措施仅限于重整疆界、设置府县、改派少量流官等内容，由于“布政司官属俱用流官，府以下参用土官”5，其改流并未触动土司制度的根本。成化年间（1465-1487）明廷对贵州中部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的改流措施，其内容不但涉及到置府县、派流官等内容，还“置官属学校如制”6，这标志着明廷改流措施的变革逐步深入。明代播州虽属四川，但其地深入贵州腹地，近黔而远蜀，其利益关系与贵州更为紧密。至播州改流时，又增加了“丈田粮、限田制”等新内容，这标志着明廷正式将播州地区纳入直接统治范畴。所谓“今既改流，自当仍用汉法”，“今仿之以清播田，定为等则，务令均平，二年之后方起科征收”7。基于播州地区“汉化”程度较深，明廷上下对播州的改流也同样抱以很高的期望。
播州改土归流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顺夷情”。所谓“顺夷情”是指充分考虑到播州境内土民的利益。播州境内的土民并非全为“夷民”，主要包括大量汉化程度较深的“夷民”、少量汉移民和部分“土人”、“生苗”等。时播州境内又存有诸多大小土目，除原播州宣慰同知罗氏外，还有与杨氏先祖同时入播者八姓1，外加各里之土豪势力。他们作为当地豪强，不但掌握有大量土地、人口，还拥有一定规模的私人武装。战后播境内诸豪强虽献土归顺，但仍握有一定权力，对流官政权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如改流之初的“仁怀设县风波”2，即为土城里袁氏豪强的阻挠而被迫将仁怀县城设于县边境的四塞之地。见右图所示仁懷县治的位置。
对原播境内的土目豪强，明王朝依其功绩授以他们官职和土地，并将其族众安置于新设威远卫辖下，以便加强掌控和利用。时“播州平后建设屯卫，以土官舍军功及献土一事，分别改授职级，填补新卫”3。威远卫的设置，既可以安置当地土民、土目，又能起到保境护民之效，在播州改流后起到了良好的过渡作用。龚荫先生认为：“在西南边疆地区和中南山岳地带，少数民族土兵的作用主要是保境、轮戍、征讨三个方面。”4明廷设威远卫安置播境原土目，确实体现出了此方面的作用。
右图中遵义府、遵义县、威远卫属同城，相当于三个不同的政治中心。关于播州辖地的归隶问题，川黔两省历来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平播之前，播州宣慰司隶四川都指挥使司，由重庆府负责监管。平播后播州一分为二，设遵义、平越二府，并置二州、七县，分隶川、黔两省。此堪称川黔政区的首次大调整。
此次政区调整，对于贵州来讲，播州虽未全部划归该省，但能够分得平越府之地实受益最大。首先，平越府之地临近黔省城贵阳，加强了对政治中心的拱卫；其次，遵义府辖地是杨应龙腹地，受战争摧残极为严重，且土目众多难以管理，贵州积贫积弱难以承担起遵义改流的任务；再者，永宁、水西两大土司觊觎播州土地日久，将遵义府地留于四川管辖，便于两省分而治之。
总体来讲，明廷对播州地区实施的改流计划几无瑕疵，甚至堪称完美，然而随着明王朝国力的急剧衰败，该方案并未顺利演绎下去，而是产生了许多波折。
二、播州改流后的冲突与动乱
播州的改流看似非常成功，但却暗藏有隐患，此即是播州与水西、永宁的边地争议问题。土地对于任何一方来说都是最货真价实的“战利品”，谁都不愿割让半寸。对此李化龙主张：“儒溪、沙溪、水烟、天旺，皆播州五十四里之数，见有《黄册》可考。缉麻山、李博垭、仁怀、石宝、瓮平等处，亦皆播州世业，只缘先年杨氏中衰时，曾为永宁、水西侵占，后应龙当事，治兵相攻，恢复故业。……应行播州该道会同邻近道分，清查一切相邻地方，如原系播州者归之播州，原系永宁、水西者归之奢、安二氏，刻石立碑，永为遵守。”1随后，明廷很快通过了李化龙的方案，旋即令兵部复奏：“一正疆域，播州左连水西，右通永宁，地址虽若犬牙，彼此原有疆界，但夷性犬羊，互相雄长，侵克无常，既改土為流，当清查疆域，永杜争端，原系播州者归我版图，原系永宁、水西者归之奢、安二氏，勒碑立界，永为遵守。”2明廷为永杜争端，希望彻底解决三者之间的边界纠纷问题，自然合情合理，但若没有相互之间的让步，其争议土地很难勘定。明廷在土地争议问题上的强硬姿态虽然有理有据，并坚持“原系播者归我版图，原系永宁、水西者归之奢、安二氏”，其失误在于低估了事态的复杂性：第一，杨、奢、安三土司临界土地之争历来已久，三方互相争雄，难有常势，《黄册》虽可作为参考，但其主要反映的是明初的政区格局，对于二百年后的土司边界划分欠缺说服力；第二，平播之役期间，“当贵州危于垒卵之时，无兵无饷，不得不倚藉疆臣，抚按曾与之盟，许其擒酋裂地”3。平播后各路军士论功行赏，而奢、安二土司却没能如愿收回争议土地，这为后来奢、安二土司的反叛埋下了“祸根”。
奢安之乱自天启元年（1621）爆发一直持续到崇祯三年（1630）才完全平息，此可谓对西南地区的一次大洗劫。原播州之地在经过近20年的休养生息后又遭劫难，致使改流成果遭到中断。战乱期间，遵义全境几尽入奢、安之手，遵义府城亦三次遭到奢、安大军的洗劫。4关于奢安之乱期间播州地区受到的影响可从以下两方面来评价。
1.战争洗劫下改流成果的得失
奢安叛乱后，遵义府城曾多次被其攻陷，之后府城虽又先后为明军克复，但“既复之后，城郭郊野，荡然一空”5，其军田民地废弛令改流成果付之一炬。此外，遵义府西陲之地与永宁奢氏辖地隔河相邻，战乱发生后，亦成为奢军攻占的目标。史载：“泸、合、仁怀、纳谿、隆昌皆贼豕突之冲，而傍省诸县又贼蠭扰之地。”6
面对奢兵的大肆攻掠，各地军民难以组织有效抵抗，一遇战警，便四散逃溃，以致“逆贼拥众势同席卷，而城中空无一人”7。播地本有诸多土豪武装可与奢军相抗，但其受改流之风影响，其民渐去蛮气，军队战斗力亦大不如前。另外，遵义府因长期财政紧张，导致兵备短缺战力不足。时“蜀自遵义郡县以来，不以得土为利，反以养兵为累，故谈及改流，辄多蹙额。”8平播后虽在遵义府辖下设一威远卫，但其主要目的是安置土民和地方守御，其战力逐渐弱化。奢、安叛乱期间，威远卫辖下原土目势力，无论是降或战，其实力均遭受严重削弱，这又在某种程度上间接地促进了播州地区的改流。
需要指出的是，在奢安之乱平定后，又接连有大西政权、永历政权、清政权、吴三桂大周政权等相继染指西南，致使播州辖境战乱不止。尽管如此，这并不代表播州改流成果的终结，许多居民为避战乱而隐匿于深山，这在某种意义上又促进了山地资源的开发。明末起义军张献忠部曾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全蜀大部地区被其控制，但唯有遵义府境未被占领。时“流寇入川，屠戮生民殆尽，惟遵义远在荒徼，幸免毒手，附近之人以为乐土。惊魂丧魄者络绎不绝，蜂屯蚁聚于斯，而遵义藉有起色。”1这使遵义一度成为战时的“避难所”而吸收了大量外地难民，此为清初播地的复兴积聚了力量。
总之，明清之际，西南虽战事不休，但播州故地之改流并未破产。战乱与冲突虽延缓了播州改流的进程，但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山地资源的开发，这就为清代遵义地区的进一步改流创造了条件。
2.遵义府归隶问题的重新认识
平播后明廷将播地一分为二，留遵义府四县一州之地隶蜀，分平越府三县一州之地隶黔。以此折中之法调整播州版图对贵州最为有利，前文已有论述。然而随着时局的发展，遵义府的尴尬处境逐渐表现出来，这在“奢安之乱”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天启五年（1625），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无论是明军还是奢、安方面，都因长期争斗而筋疲力竭。对此兵科给事中陈维新指出：“自王伦叛逆，遵义破残，奢日纠五姓之民以翼逆彦，万一乘残猝据，西南半壁可奈何？合无如按臣温皋谟所议，遵义距蜀窎远难及，割付贵州以一事权，此急著也。”2之后，兵部复议黔省节制事权，称“朱燮元宜移驻遵义，节制四省。”3随即明廷“赐川、湖、云、贵、广西总督朱燮元敕书，仍颁尚方剑，自大将以下不用命者以赐剑从事。”4通过此次权力重置，确定了遵义作为军事战略中心的地位，而将令一统也解决了战时指挥不灵的问题，明廷通过此次战略调整使得战局优势即刻得以扭转。
在此之前，黔抚王三善率兵讨水西，最后兵败身死，5其原因即在于战略失误。时人毛羽健言：“贼巢在大方，黔其前门，蜀、遵、永其后户。由黔进兵，必渡陆广奇险，七昼夜抵大方，一夫当关，千人自废，王三善、蔡复一所以屡败也。遵义距大方三日程，而毕节止百余里平衍，从此进兵，何患不克？”6遵义之重要，还在于“夫扼遵义以断水蔺之交，必不可易之著也。”7朱燮元在战争初期即指出：“蜀之救黔必须由遵义，盖遵义距平越不过三站，实水之左肘，蔺之后户，即断其交通之路，又阻其冲出之念。”8由此可看出，遵义作为战略核心之地，牵一发而动全身，只有将遵义与贵州“绑定”在一起，才能把握战局的主动并化劣势为优势。
反观于川省而言，遵义划入蜀地则多有不便。其一，遵义府近黔而远蜀，划归川省难以直接管控。其二，“遵义咽喉之地，黔督节制所不能及，是川黔分而水蔺合也。”9其三，遵义府辖地自平播改流以来耗银费饷，蜀地官员多有怨言。贵州境内山多地少且仲苗遍布，此为黔省积贫积弱之根本原因，而遵义府相比于黔地其他各府县，实为富庶之地，是黔省求之而不得也。简而言之，遵义对于黔省是“聚宝盆”，对于川省则是“累赘”。以此来看，将遵义府划归黔省是大势所趋。然而由于明王朝的迅速崩溃，这项历史任务就落到了清廷的肩上。
三、清代播州地区的革新与政区调整
入清以后，西南战乱逐渐平息，政局亦渐明朗，播州故地改流之新貌更加明显，在此基础上清廷又对西南地区作出了较大的改革。而单就遵义府来讲，此实为明代播州改流之后续。清廷自顺治末年占据遵义之后，实施了诸多变革，主要是实行了急选调、开言路、正疆界、筑城池、招流民、修武备等举措。
清代勘定西南后，边疆官员空缺严重，为此康、雍二帝多次命令吏部选派官员赴边地就职，“凡候选人员内有愿往效者，递呈之后，令彼掣签”1。雍正帝则令“如有戢盗安民，刑清政简之能员，该抚量才题请，何待三年五载，亦不须大计甄别之岁，随时举荐，以示鼓励”。2相比于明代，清廷选派了更多流官前往西南边疆任职，渐渐在地方府县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流官体系，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
清前期政治清明，许多下级官吏敢于直言劝谏，将各地之实情一一呈报上级。如，雍正时期云贵总督鄂尔泰体察民情熟知西南边事，这与下级官员的据实奏报不无关系。鄂尔泰为雍正帝心腹重臣，他的许多想法和提议都得到了雍正帝的支持。鄂尔泰主政西南时期，贵州疆域迎来第二次大调整，这其中就包括对遵义府辖地归隶问题的重大调整。雍正六年（1728）“改四川遵义、桐梓、绥阳、仁怀四县，正安一州及遵义协官兵，俱隶贵州管辖，从云贵总督鄂尔泰请也”3。遵义府辖地归属一案，川黔两省历来争执不下，鄂尔泰大权在握且熟知黔事，遂能成为一锤定音之人。
除此之外，遵义府辖地内部亦发生了重大变革，这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鄂尔泰对贵州的经营和治理。“雍正八年（1730）移贵州遵义府粮捕通判驻仁怀县旧城，其仁怀县署改驻生界地方，拨把总一员、兵五十名驻防，从云贵总督鄂尔泰请也。”4此次调整意义尤为重大，因为其解决了仁怀县近百年来县治选址不当的难题，是明代播州改土归流的深入和完善。
在遵义府辖境内同时作出调整变动的还有正安州和绥阳县，时雍正十年（1732）户部议复：
“云貴广西总督今升大学士鄂尔泰疏言：‘黔省遵义府属之正安州，现在州治地僻人稀，并无城郭，其土坪旧治，地势宽阔，编民亦众，请将正安治移驻土坪。又，绥阳县旺草里离县遥远，接壤土坪，请将旺草里改归正安州管辖。俱应如所请。”从之。5
如果说仁怀县治在明清之际是屡议不迁，那么正安州州治则是迁徙无常，这也与战乱有关。平播改流后，正安州治原设在潏水园，万历四十八年（1620）因土寇攻掠而迁到三江里务本堂，南明永历时期又迁至古凤山麓，清康熙十二年（1673）又迁到德溪里之土坪，三年后（1676）又为避兵乱而复迁至古凤山麓。“雍正八年知州张元钰详请建城土坪，后查土坪水泉不继，止。乾隆三年知州娄启高详请即建在古凤。”6自此，正安州治落定于古凤山，此后再无变动。由此看来，正安州迁治一事并未真正成功，而旺草里改归正安州管辖一议也未能达成。以正安州为例，自明万历二十九年改流以来流官统治力量薄弱，对全州难以形成有效之管理，此亦是播州改流之缩影。入清以后社会逐渐安定，土目势力渐趋瓦解，正安、仁怀等州县政治中心渐趋稳定，播州改流之路才真正落幕。
地方流官政权的稳定与有效管理是实施王朝统治的基础，随着时局的逐渐稳定，遵义各州县采取招抚流亡、鼓励开垦等措施恢复社会生产。同时，得益于黔北良好的自然条件与安定的社会环境，至乾隆时期遵义府的人口数量得以显著提升，7其赋税收入占到黔省三分之一，其田地面积较康熙前期增加了近三十五万亩，1实现了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如果说政治上的改流是王朝加强边疆统治的手段，那么改流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则是改流成果的具体体现。
四、结论
历史发展有其偶然因素亦有其必然因素，播州为西南咽喉，地理位置尤其重要，播平则西南平，播安则西南安，以播州的改流促进了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统治和地区开发的速率，此为播州改流的最大意义。其具体表现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从全局来看，播州的改流是中央王朝势力入主西南边疆的前奏，因为它彻底瓦解了播州、永宁、水西三大土司的统治，为后来清代在西南地区的全面改流创造了条件。
第二，播州改土归流虽历经明、清两代，但实为明代改流政策之具体演绎，代表了明代改流政策的最高水平。明代在贵州地区的历次改流由表及里逐渐深入，明廷在积累改流经验的同时亦加强了对土目势力的控制和利用，这与后来清代在西南地区的全面改流有所不同。
第三，明、清之际西南边疆战乱不断，既有土司间的争斗，又有土司、割据政权与王朝间的政治博弈，归根到底都是为缓解内部危机而向外寻求发展空间。这些战争看似是改流的“插曲”，实质上是王朝开拓疆土所必须面临的挑战。
第四，清代對原播州地区既有进一步改流又有新的革新调整，体现出了更为成熟的治理手段，这有赖于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明清之际，播州地区既有动乱又有变革，其最终结果是促进了西南边疆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The Reformation， Conflict and Political Areas Adjustment in Bozhou Between Ming and Qing
Zhang Hongbin
Abstract： In order to wipe out Yang regime， Ming ruler exerted itself to launch a war in Wanli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then it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reforms in Bozhou area so that the center government strengthened its rule over the southwest frontier. on the other hand， a few of local forces existed in southwest area， which posed a serious threat to Ming court.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rise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old Bozhou area became the blasting fuse and key of warfare and conflicts.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interpret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reform of Bozhou with a new perspective significance through discussing the reforms， conflicts and adjustment of Bozhou area.
Key words：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the Reform； the Turmoil and Conflict； Administrative Regions Adjustment
摘 要：明万历年间明廷倾全国之力发动“播州之役”剿灭杨氏土司，而后又对播州地区进行改土归流，由此使得朝廷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得到加强。另一方面，播土内部及周边仍然罗列着诸多夷目、土司，这逐渐成为明后期的一大边患。随着明朝的衰亡及清的兴起，原播州地区一度成为西南战乱的导火索，甚至是冲突的中心。而长期的战乱则使得播州地区的改流成果一度中断。本文拟通过对播州地区改流、冲突、政区调整等三方面进行论述，力求以全新视角来解读播州改土归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明清之际 改流 动乱冲突 政区调整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8）02-34-40
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有着丰富的内涵，近年来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自2011年8月至2016年10月已连续召开了六次相关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促进了国内外学者对于相关问题的交流和讨论。1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6、7月间在德国波恩举行了第三十九届世界遗产大会，会上通过了“中国土司遗产”（包括湖南永顺土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和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提议，这有赖于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提议与积极争取。其中，以播州海龙屯遗址代表的杨氏土司文化能够成功入选则又一次将诸多学者的目光聚焦于遵义。近些年来，关于播州制度与文化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关于“后播州时期”，尤其是专门论述播州改土归流一题的文章却较少，2有待进一步深入突破。
关于播州改土归流一题的研究，林瑜《明代播州宣慰司的改土归流》一文重点分析了明代播州改流前后的社会变化，其研究时间尺度较短难以探究到播州改土归流的长远影响；陶军舟《播州之役后播州地区善后研究》一文对改流后播州地区的“遗留问题”及不足之处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但其关于播州善后政策的积极影响却认识不足；廖佳玲《论播州改土归流后的社会重构》一文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三个方面略述了播州改土归流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其研究的时间尺度一直延续至清前期。廖氏一文虽认识到了明代播州改土归流的长远影响和变化，但其论述简略只涉及到社会变革之表象，有待深入探讨。
明廷对平播后的善后事宜皆出自川贵总督李化龙、贵州巡抚郭子章等人的精心筹划，其具体措施既要服从明王朝的统治意识又需参照播州战后的社会现状。由于明代自建国之初即开始涉足贵州改流，至明后期已积累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因而明廷对播州的改流政策实较为成熟完善。但需要指出的是，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往往是依靠强大的国力为依托，特别是要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然而随着明后期国力的迅速衰竭，播州故地改流的成果不但未得到明显的体现，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复，这就为全面认识和评价播州改流增添了难度。为便于探讨，本文将播州改土归流的实质过程加以论述，力求还原播州改土归流的曲折过程。
一、明代播州改土归流的预案与实施
平播之役时明王朝国力强盛，明廷于短期内集结近三十万大军，耗时百余日攻占海龙屯剿灭杨氏土司，次年又对播州实施改土归流。从某一方面来讲，明廷对于播州的改流是一次成熟完善的改革，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其改革政策最为全面、力度最大，吸取了明代历次改流的经验；二是其改革策略切合播州实情，采取“土流并治”的方法，逐步瓦解土目势力以巩固和扩大流官政权；三是在改流中推行一些新举措，加速了播州地区的“汉化”速度。
按总督李化龙战后所奏《播州善后事宜疏》，其善后事宜包括：“复郡县、设屯卫、设兵备、设将领、急选调、丈田粮、限田制、设学校、复驿站、建城垣、顺夷情、正疆域”1等十二个方面的内容，可谓尽善尽美。另外，李化龙还提议：“四川、湖广协济与赈恤残民”2两项措施。贵州巡抚郭子章、监察御史李时华等人也向朝廷建言献策，上奏播州善后事宜。如贵阳人李时华提议“选留大帅、更置郡县、清理疆界、优恤驿站、修筑城池、府官稷镇、议归楚地”3七事。可以说，明王朝对于播州采取的一系列改流措施集合了当时川黔臣僚的集体智慧，是一个较为完美的改流方案。
明廷对播州的这次改流不同于以往，有着很大的进步和改观。如明代自立国初便在贵州等地实施诸多改流，但由于边疆地区“夷多汉少”，缺乏改流之基础，往往导致改流的不彻底性或反复性。关于明代贵州的改土归流一题，日本学者道上峰史所作《明代贵州における改土归流》一文有过专门的论述。4文中重点对明永乐年间和成化年间贵州东、中部地区的改流展开了详细论述。永乐十一年（1413）明廷因思南、思州田氏土司内乱而趁势弹压改流，其改流措施仅限于重整疆界、设置府县、改派少量流官等内容，由于“布政司官属俱用流官，府以下参用土官”5，其改流并未触动土司制度的根本。成化年间（1465-1487）明廷对贵州中部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的改流措施，其内容不但涉及到置府县、派流官等内容，还“置官属学校如制”6，这标志着明廷改流措施的变革逐步深入。明代播州虽属四川，但其地深入贵州腹地，近黔而远蜀，其利益关系与贵州更为紧密。至播州改流时，又增加了“丈田粮、限田制”等新内容，这标志着明廷正式将播州地区纳入直接统治范畴。所谓“今既改流，自当仍用汉法”，“今仿之以清播田，定为等则，务令均平，二年之后方起科征收”7。基于播州地区“汉化”程度较深，明廷上下对播州的改流也同样抱以很高的期望。
播州改土归流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顺夷情”。所谓“顺夷情”是指充分考虑到播州境内土民的利益。播州境内的土民并非全为“夷民”，主要包括大量汉化程度较深的“夷民”、少量汉移民和部分“土人”、“生苗”等。时播州境内又存有诸多大小土目，除原播州宣慰同知罗氏外，还有与杨氏先祖同时入播者八姓1，外加各里之土豪势力。他们作为当地豪强，不但掌握有大量土地、人口，还拥有一定规模的私人武装。战后播境内诸豪强虽献土归顺，但仍握有一定权力，对流官政权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如改流之初的“仁怀设县风波”2，即为土城里袁氏豪强的阻挠而被迫将仁怀县城设于县边境的四塞之地。见右图所示仁懷县治的位置。
对原播境内的土目豪强，明王朝依其功绩授以他们官职和土地，并将其族众安置于新设威远卫辖下，以便加强掌控和利用。时“播州平后建设屯卫，以土官舍军功及献土一事，分别改授职级，填补新卫”3。威远卫的设置，既可以安置当地土民、土目，又能起到保境护民之效，在播州改流后起到了良好的过渡作用。龚荫先生认为：“在西南边疆地区和中南山岳地带，少数民族土兵的作用主要是保境、轮戍、征讨三个方面。”4明廷设威远卫安置播境原土目，确实体现出了此方面的作用。
右图中遵义府、遵义县、威远卫属同城，相当于三个不同的政治中心。关于播州辖地的归隶问题，川黔两省历来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平播之前，播州宣慰司隶四川都指挥使司，由重庆府负责监管。平播后播州一分为二，设遵义、平越二府，并置二州、七县，分隶川、黔两省。此堪称川黔政区的首次大调整。
此次政区调整，对于贵州来讲，播州虽未全部划归该省，但能够分得平越府之地实受益最大。首先，平越府之地临近黔省城贵阳，加强了对政治中心的拱卫；其次，遵义府辖地是杨应龙腹地，受战争摧残极为严重，且土目众多难以管理，贵州积贫积弱难以承担起遵义改流的任务；再者，永宁、水西两大土司觊觎播州土地日久，将遵义府地留于四川管辖，便于两省分而治之。
总体来讲，明廷对播州地区实施的改流计划几无瑕疵，甚至堪称完美，然而随着明王朝国力的急剧衰败，该方案并未顺利演绎下去，而是产生了许多波折。
二、播州改流后的冲突与动乱
播州的改流看似非常成功，但却暗藏有隐患，此即是播州与水西、永宁的边地争议问题。土地对于任何一方来说都是最货真价实的“战利品”，谁都不愿割让半寸。对此李化龙主张：“儒溪、沙溪、水烟、天旺，皆播州五十四里之数，见有《黄册》可考。缉麻山、李博垭、仁怀、石宝、瓮平等处，亦皆播州世业，只缘先年杨氏中衰时，曾为永宁、水西侵占，后应龙当事，治兵相攻，恢复故业。……应行播州该道会同邻近道分，清查一切相邻地方，如原系播州者归之播州，原系永宁、水西者归之奢、安二氏，刻石立碑，永为遵守。”1随后，明廷很快通过了李化龙的方案，旋即令兵部复奏：“一正疆域，播州左连水西，右通永宁，地址虽若犬牙，彼此原有疆界，但夷性犬羊，互相雄长，侵克无常，既改土為流，当清查疆域，永杜争端，原系播州者归我版图，原系永宁、水西者归之奢、安二氏，勒碑立界，永为遵守。”2明廷为永杜争端，希望彻底解决三者之间的边界纠纷问题，自然合情合理，但若没有相互之间的让步，其争议土地很难勘定。明廷在土地争议问题上的强硬姿态虽然有理有据，并坚持“原系播者归我版图，原系永宁、水西者归之奢、安二氏”，其失误在于低估了事态的复杂性：第一，杨、奢、安三土司临界土地之争历来已久，三方互相争雄，难有常势，《黄册》虽可作为参考，但其主要反映的是明初的政区格局，对于二百年后的土司边界划分欠缺说服力；第二，平播之役期间，“当贵州危于垒卵之时，无兵无饷，不得不倚藉疆臣，抚按曾与之盟，许其擒酋裂地”3。平播后各路军士论功行赏，而奢、安二土司却没能如愿收回争议土地，这为后来奢、安二土司的反叛埋下了“祸根”。
奢安之乱自天启元年（1621）爆发一直持续到崇祯三年（1630）才完全平息，此可谓对西南地区的一次大洗劫。原播州之地在经过近20年的休养生息后又遭劫难，致使改流成果遭到中断。战乱期间，遵义全境几尽入奢、安之手，遵义府城亦三次遭到奢、安大军的洗劫。4关于奢安之乱期间播州地区受到的影响可从以下两方面来评价。
1.战争洗劫下改流成果的得失
奢安叛乱后，遵义府城曾多次被其攻陷，之后府城虽又先后为明军克复，但“既复之后，城郭郊野，荡然一空”5，其军田民地废弛令改流成果付之一炬。此外，遵义府西陲之地与永宁奢氏辖地隔河相邻，战乱发生后，亦成为奢军攻占的目标。史载：“泸、合、仁怀、纳谿、隆昌皆贼豕突之冲，而傍省诸县又贼蠭扰之地。”6
面对奢兵的大肆攻掠，各地军民难以组织有效抵抗，一遇战警，便四散逃溃，以致“逆贼拥众势同席卷，而城中空无一人”7。播地本有诸多土豪武装可与奢军相抗，但其受改流之风影响，其民渐去蛮气，军队战斗力亦大不如前。另外，遵义府因长期财政紧张，导致兵备短缺战力不足。时“蜀自遵义郡县以来，不以得土为利，反以养兵为累，故谈及改流，辄多蹙额。”8平播后虽在遵义府辖下设一威远卫，但其主要目的是安置土民和地方守御，其战力逐渐弱化。奢、安叛乱期间，威远卫辖下原土目势力，无论是降或战，其实力均遭受严重削弱，这又在某种程度上间接地促进了播州地区的改流。
需要指出的是，在奢安之乱平定后，又接连有大西政权、永历政权、清政权、吴三桂大周政权等相继染指西南，致使播州辖境战乱不止。尽管如此，这并不代表播州改流成果的终结，许多居民为避战乱而隐匿于深山，这在某种意义上又促进了山地资源的开发。明末起义军张献忠部曾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全蜀大部地区被其控制，但唯有遵义府境未被占领。时“流寇入川，屠戮生民殆尽，惟遵义远在荒徼，幸免毒手，附近之人以为乐土。惊魂丧魄者络绎不绝，蜂屯蚁聚于斯，而遵义藉有起色。”1这使遵义一度成为战时的“避难所”而吸收了大量外地难民，此为清初播地的复兴积聚了力量。
总之，明清之际，西南虽战事不休，但播州故地之改流并未破产。战乱与冲突虽延缓了播州改流的进程，但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山地资源的开发，这就为清代遵义地区的进一步改流创造了条件。
2.遵义府归隶问题的重新认识
平播后明廷将播地一分为二，留遵义府四县一州之地隶蜀，分平越府三县一州之地隶黔。以此折中之法调整播州版图对贵州最为有利，前文已有论述。然而随着时局的发展，遵义府的尴尬处境逐渐表现出来，这在“奢安之乱”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天启五年（1625），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无论是明军还是奢、安方面，都因长期争斗而筋疲力竭。对此兵科给事中陈维新指出：“自王伦叛逆，遵义破残，奢日纠五姓之民以翼逆彦，万一乘残猝据，西南半壁可奈何？合无如按臣温皋谟所议，遵义距蜀窎远难及，割付贵州以一事权，此急著也。”2之后，兵部复议黔省节制事权，称“朱燮元宜移驻遵义，节制四省。”3随即明廷“赐川、湖、云、贵、广西总督朱燮元敕书，仍颁尚方剑，自大将以下不用命者以赐剑从事。”4通过此次权力重置，确定了遵义作为军事战略中心的地位，而将令一统也解决了战时指挥不灵的问题，明廷通过此次战略调整使得战局优势即刻得以扭转。
在此之前，黔抚王三善率兵讨水西，最后兵败身死，5其原因即在于战略失误。时人毛羽健言：“贼巢在大方，黔其前门，蜀、遵、永其后户。由黔进兵，必渡陆广奇险，七昼夜抵大方，一夫当关，千人自废，王三善、蔡复一所以屡败也。遵义距大方三日程，而毕节止百余里平衍，从此进兵，何患不克？”6遵义之重要，还在于“夫扼遵义以断水蔺之交，必不可易之著也。”7朱燮元在战争初期即指出：“蜀之救黔必须由遵义，盖遵义距平越不过三站，实水之左肘，蔺之后户，即断其交通之路，又阻其冲出之念。”8由此可看出，遵义作为战略核心之地，牵一发而动全身，只有将遵义与贵州“绑定”在一起，才能把握战局的主动并化劣势为优势。
反观于川省而言，遵义划入蜀地则多有不便。其一，遵义府近黔而远蜀，划归川省难以直接管控。其二，“遵义咽喉之地，黔督节制所不能及，是川黔分而水蔺合也。”9其三，遵义府辖地自平播改流以来耗银费饷，蜀地官员多有怨言。贵州境内山多地少且仲苗遍布，此为黔省积贫积弱之根本原因，而遵义府相比于黔地其他各府县，实为富庶之地，是黔省求之而不得也。简而言之，遵义对于黔省是“聚宝盆”，对于川省则是“累赘”。以此来看，将遵义府划归黔省是大势所趋。然而由于明王朝的迅速崩溃，这项历史任务就落到了清廷的肩上。
三、清代播州地区的革新与政区调整
入清以后，西南战乱逐渐平息，政局亦渐明朗，播州故地改流之新貌更加明显，在此基础上清廷又对西南地区作出了较大的改革。而单就遵义府来讲，此实为明代播州改流之后续。清廷自顺治末年占据遵义之后，实施了诸多变革，主要是实行了急选调、开言路、正疆界、筑城池、招流民、修武备等举措。
清代勘定西南后，边疆官员空缺严重，为此康、雍二帝多次命令吏部选派官员赴边地就职，“凡候选人员内有愿往效者，递呈之后，令彼掣签”1。雍正帝则令“如有戢盗安民，刑清政简之能员，该抚量才题请，何待三年五载，亦不须大计甄别之岁，随时举荐，以示鼓励”。2相比于明代，清廷选派了更多流官前往西南边疆任职，渐渐在地方府县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流官体系，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
清前期政治清明，许多下级官吏敢于直言劝谏，将各地之实情一一呈报上级。如，雍正时期云贵总督鄂尔泰体察民情熟知西南边事，这与下级官员的据实奏报不无关系。鄂尔泰为雍正帝心腹重臣，他的许多想法和提议都得到了雍正帝的支持。鄂尔泰主政西南时期，贵州疆域迎来第二次大调整，这其中就包括对遵义府辖地归隶问题的重大调整。雍正六年（1728）“改四川遵义、桐梓、绥阳、仁怀四县，正安一州及遵义协官兵，俱隶贵州管辖，从云贵总督鄂尔泰请也”3。遵义府辖地归属一案，川黔两省历来争执不下，鄂尔泰大权在握且熟知黔事，遂能成为一锤定音之人。
除此之外，遵义府辖地内部亦发生了重大变革，这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鄂尔泰对贵州的经营和治理。“雍正八年（1730）移贵州遵义府粮捕通判驻仁怀县旧城，其仁怀县署改驻生界地方，拨把总一员、兵五十名驻防，从云贵总督鄂尔泰请也。”4此次调整意义尤为重大，因为其解决了仁怀县近百年来县治选址不当的难题，是明代播州改土归流的深入和完善。
在遵义府辖境内同时作出调整变动的还有正安州和绥阳县，时雍正十年（1732）户部议复：
“云貴广西总督今升大学士鄂尔泰疏言：‘黔省遵义府属之正安州，现在州治地僻人稀，并无城郭，其土坪旧治，地势宽阔，编民亦众，请将正安治移驻土坪。又，绥阳县旺草里离县遥远，接壤土坪，请将旺草里改归正安州管辖。俱应如所请。”从之。5
如果说仁怀县治在明清之际是屡议不迁，那么正安州州治则是迁徙无常，这也与战乱有关。平播改流后，正安州治原设在潏水园，万历四十八年（1620）因土寇攻掠而迁到三江里务本堂，南明永历时期又迁至古凤山麓，清康熙十二年（1673）又迁到德溪里之土坪，三年后（1676）又为避兵乱而复迁至古凤山麓。“雍正八年知州张元钰详请建城土坪，后查土坪水泉不继，止。乾隆三年知州娄启高详请即建在古凤。”6自此，正安州治落定于古凤山，此后再无变动。由此看来，正安州迁治一事并未真正成功，而旺草里改归正安州管辖一议也未能达成。以正安州为例，自明万历二十九年改流以来流官统治力量薄弱，对全州难以形成有效之管理，此亦是播州改流之缩影。入清以后社会逐渐安定，土目势力渐趋瓦解，正安、仁怀等州县政治中心渐趋稳定，播州改流之路才真正落幕。
地方流官政权的稳定与有效管理是实施王朝统治的基础，随着时局的逐渐稳定，遵义各州县采取招抚流亡、鼓励开垦等措施恢复社会生产。同时，得益于黔北良好的自然条件与安定的社会环境，至乾隆时期遵义府的人口数量得以显著提升，7其赋税收入占到黔省三分之一，其田地面积较康熙前期增加了近三十五万亩，1实现了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如果说政治上的改流是王朝加强边疆统治的手段，那么改流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则是改流成果的具体体现。
四、结论
历史发展有其偶然因素亦有其必然因素，播州为西南咽喉，地理位置尤其重要，播平则西南平，播安则西南安，以播州的改流促进了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统治和地区开发的速率，此为播州改流的最大意义。其具体表现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从全局来看，播州的改流是中央王朝势力入主西南边疆的前奏，因为它彻底瓦解了播州、永宁、水西三大土司的统治，为后来清代在西南地区的全面改流创造了条件。
第二，播州改土归流虽历经明、清两代，但实为明代改流政策之具体演绎，代表了明代改流政策的最高水平。明代在贵州地区的历次改流由表及里逐渐深入，明廷在积累改流经验的同时亦加强了对土目势力的控制和利用，这与后来清代在西南地区的全面改流有所不同。
第三，明、清之际西南边疆战乱不断，既有土司间的争斗，又有土司、割据政权与王朝间的政治博弈，归根到底都是为缓解内部危机而向外寻求发展空间。这些战争看似是改流的“插曲”，实质上是王朝开拓疆土所必须面临的挑战。
第四，清代對原播州地区既有进一步改流又有新的革新调整，体现出了更为成熟的治理手段，这有赖于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明清之际，播州地区既有动乱又有变革，其最终结果是促进了西南边疆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The Reformation， Conflict and Political Areas Adjustment in Bozhou Between Ming and Qing
Zhang Hongbin
Abstract： In order to wipe out Yang regime， Ming ruler exerted itself to launch a war in Wanli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then it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reforms in Bozhou area so that the center government strengthened its rule over the southwest frontier. on the other hand， a few of local forces existed in southwest area， which posed a serious threat to Ming court.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rise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old Bozhou area became the blasting fuse and key of warfare and conflicts.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interpret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reform of Bozhou with a new perspective significance through discussing the reforms， conflicts and adjustment of Bozhou area.
Key words：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the Reform； the Turmoil and Conflict； Administrative Regions Adjust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