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州杨氏历代遗存的发现与研究述评
李飞
摘 要：播州杨氏是唐宋元明时期在今贵州境内著名的土司家族，统领播州长达725年之久，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和文献记载。本文对相关遗存考古探索的历程进行了全面回顾，也对学者基于考古、历史、文学等不同取向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指出播州杨氏遗存发现越来越丰富，研究手段越来越多元，相关认识也越来越深入，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播州杨氏提供了极大便利。
关键词：播州 羁縻 土司 研究 述评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8）02-07-18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形成了现代国家形态、疆域和民族，并积淀了丰富的治边经验与理念。土司制度及其前身羁縻之治，就是这样一种制度文明，它曾在一定历史时期有效维护了中央政府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利益平衡与中华帝国的统一，也有效维护了文化的多样性。我们笼统称之为羁縻—土司制度，相关遗存则为羁縻·土司遗存。从唐末至明末，杨氏统领播州长达725年（876-1600），经历了羁縻之治到土司制度再到改土归流的完整变迁，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文献记载，是中国土司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已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文以考古发现为主线，对播州杨氏相关遗存发现和研究的历史予以梳理。
一、播州杨氏历代遗存的发现
播州杨氏的司治、山城、庄园等多已毁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平播之役1，但没有迹象表明其墓地曾遭到明军的发掘2。被焚毁的衙宇，一直有人祭拜的坟茔，在平播之役后均慢慢颓圯。由于因年代并不久远，且有的长期暴露于地表，故播州杨氏的部分遗存一直广为人知，在明清时期的方志、诗文中已有辑录或考辨。明人曹学佺《蜀中广记》记载了平播之后的海龙囤，引旧志称其为“杨酋穴垒，在治北三十里，四面斗绝，后有侧径，略一线，今居人尚不知通于何所。故老相传白龙太子据此，今为白龙寺”1。时人游曰教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客寓遵义时，杨氏庄园中的永安庄保存尚好，并未在平播之役中毁弃。“今去郡六十里曰永安庄，应龙故宅也。以都督刘公之意，幸为兵燹所存，宫院岿然”。又提到遵义府“府基即杨应龙废署”2。
相对于前人的零星记载，清代本土学者郑珍对杨氏遗存的收录堪称详备，他将文献记载与田野踏勘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多少带有一些现代考古学的意味。在氏著《遵义府志》3和《巢经巢文集》4里，记叙或考证了作为播州杨氏政治中心的白锦堡、宣慰司司治，山城中的海龙囤、养马城、青蛇囤、长坎囤、玛瑙囤、保子囤、水烟囤、沙旺囤等，田庄里的永安庄、桃溪庄、太平庄、茅衙等，墓地中的杨价墓、杨汉英墓、楊辉墓、杨烈墓、杨爱妻田氏墓等，以及文教与宗教遗存中的宣慰司旧学、玉皇观、鹤鸣洞等。这些遗存多数至今尚存，对它们的深入调查与发掘，构成了播州杨氏羁縻·土司遗存考古的重要内容。郑珍在《遵义府志》中多处引述了成书稍早的清代本土学者陈怀仁的《心斋随笔》，该书现已亡佚，但作者对部分杨氏墓葬实地考察的资料却因此保留了下来。《遵义府志》还收录了咏吟海龙囤、雷水堰等杨氏遗迹的诗词5，反映出明清时期文人对杨氏遗存的关注。
民国时期，高坪杨氏墓群、桃溪寺宋墓进入学者的视野，并被视作杨氏祖茔予以记录6。前者已经考古发掘证实确为杨氏祖茔，后者目前还缺乏更为有力的证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专业考古机构的建立，播州杨氏土司遗存科学探索的序幕就此拉开。1953年秋，贵州省博物馆在遵义皇坟嘴发现一座大型宋代石室墓。1957年春，贵州省博物馆对该墓进行了发掘，确认其为播州杨氏第十三世杨粲夫妇合葬墓7。这座墓葬文献无载，是目前经考古发掘确认的年代最早的播州杨氏墓葬，其周边尚有其他杨氏墓葬分布，但尚未进行清理。
同样是在1953年，今汇川区高坪镇官田坝一组石室墓遭人破坏，从中掘出一批金银器，后追回金冠、金鱼等遗物交遵义图书馆保存，后移交贵州省博物馆收藏。次年，贵州省博物馆罗会仁先生等赴实地调查，确认遗物出自一座五室并列的小型明代石墓内。据村民的回忆，金冠出在自西向东的第一室和第三室中，凡2件。金鱼亦出在第三室，共5组。墓葬所在的官田坝“在高坪粮食仓库后面，衙院的南面”。而“官田坝北面的衙院，也有一明墓群，很多都已开口，其中有一宣德七年墓，墓室比官田坝的墓大得多，墓壁上的盆栽牡丹浮雕，看去要浑厚一些，花间还有一些云气”8。1972年3月，贵州省博物馆对高坪衙院的杨氏祖茔进行清理，确认了杨氏第十五世杨文、第二十二世杨升、第二十四世杨纲、第二十六世杨爱四座夫妇合葬墓。在随后发表的资料中，简报的作者回应了1953年出土金银器的墓葬，称从杨文墓与杨纲墓之间的一座五间墓室的小型石墓中出土了一批金银器和玉器，其中有一顶完整的金凤冠。“根据这一地区的历史条件和器物的特点，似乎可以断定为‘播州土司杨氏家族的遗物”9。今杨文与杨纲墓之间确实残存小墓一座，但仅存一室，应即简报所认为的出金冠的小墓，但墓主身份已难确认。2015年6—8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衙院墓地东南数百米外的黄秧嘴清理了一座被严重盗扰的三室石墓（编号M2），发现残碑两通，居右（依墓主之左右为左右）一室前残碑上铭“明故仲女恭（音“两”）杨氏之墓”，立碑人为“孝父杨爱”，知墓主系杨氏第二十六世杨爱次女。居中一室前残碑上铭“明故播郡淑人田”1。左室未见标明墓主身份的材料，三室所葬可能均系杨氏女眷，这种情况并不见诸此前发掘的杨氏墓葬中。
1974年2月，四川美姑发现一处明万历十六年（1588）“播州营碑记”摩崖，反映了第三十世土司杨应龙参与明军征伐凉山彝族的史事2。
相对于墓葬，播州杨氏的遗址较晚才进入文物工作者的视野。1980年春，遵义县文化馆对海龙囤遗址进行调查，于荒草丛中重新发现《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1982年，该遗址被列为贵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同年，杨粲墓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杨烈墓公布为贵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85年3月，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对桃溪寺墓地中的M2进行了清理4。这组墓葬共有3座，散布在桃溪寺后的缓坡上，M2保存较好，M3早已被夷平5。也许因为元人袁桷在为杨汉英所撰的神道碑中提到汉英死后“葬于桃溪祖域之东”的缘故，该墓地一直被认为是杨氏祖茔，但墓主各为何人，则向无定说6。
1987年初，位于遵义县团溪的杨辉墓三次被盗。次年5月，贵州省博物馆等对该墓进行了清理。由于墓前3通石碑俱在，碑后的单室石墓（编号M10）便被理所当然地视作杨氏第二十五世杨辉墓7。但此后的发掘表明，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1989年10月，遵义县志办组队，对杨氏在播州的“首邑”白锦堡的诸疑似地点进行调查，重申了杨粲墓所在的皇坟嘴即白锦堡的主张8。
1998年1月，新蒲杨烈墓被盗，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清理。这座墓葬也因地表有墓碑，一直以来广为人知，系杨氏第二十九世杨烈夫妇合葬墓9。
1999年秋，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遵义县文化局等组建考察队，对海龙囤及其周边的养马城、养鸡城、养鹅池诸囤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调查，并对“新王宫”和“老王宫”遗址进行小规模试掘，对新发现的“龙虎大道”和“三十六步”进行清理10。这是海龙囤历史上的第一次考古试掘活动，也是针对播州杨氏土司遗址的首次科学的田野发掘。
2000年7月，遵义县文物管理所对高坪杨氏墓群周边展开调查，在笔架山发现墓碑3通，对应已经被毁的两座双石室墓，分别系第二十一世杨铿的祖父杨如祖及铿父杨城的夫妇合葬墓11。这是杨氏支系墓地的首次发现。
2000年11月，在对杨粲墓进行维修时，于女室西北角掘出一件内藏买地券的石龟。经考，地券应是杨氏第二十七世杨斌之妻的葬墓券1。
2003年，早年发掘的高坪楊文墓被盗，从杨文及其妻田氏的棺床下腰坑中各掘出镇墓券一方2。镇墓券的发现，解决了杨文的生年问题，其上的河图数象，是目前黔北地区出土的年代最早的此类图案。
2012年春，为配合土司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启动了海龙囤历时三年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基本厘清了全囤的格局，并重点对其中的“新王宫”遗址展开了大规模揭露，取得了一系列超越前人的认识3。
海龙囤的发掘，开启了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探索的新纪元。2013年，在海龙囤发掘的基础上编制的《海龙囤与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工作规划（2013—2015）》获国家文物局批准，对杨氏土司遗存的全面梳理就此展开。
2013年4月至2014年11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结合考古工作规划，对已知的新蒲杨烈墓及其周边墓葬展开发掘，由于恰处在建设中的中桥水库水淹区内，为墓地的大规模揭露提供了条件。此次发掘取得了三项重要收获，一是确认墓地内所谓的“挨河宋墓”实为杨氏第二十一世杨铿夫妇合葬墓。二是根据杨铿墓志线索，找到了第十四世杨价的墓葬，该墓从未经盗扰。三是清理出杨价墓与杨烈墓较为完整的墓园格局4。墓园的发现尤为重要，提示杨氏其他墓葬亦可能存有此类设施。以此为鉴，2014年3月起，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团溪杨辉墓进行系统勘探，果然发现了墓园遗迹，该墓还存有规模不凡的墓祠遗址。更为重要的是，接下来的发掘显示，此前所认为的杨辉墓（M10）前不远处的一座三室石墓（M11）才是杨辉及其夫人俞氏、田氏合葬墓5。处在同一中轴线上的M10可能为风水冢。
2017年3月起，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皇坟嘴、赵家坝两处墓地进行了再清理，并有了一系列重要的发现。一是发现皇坟嘴杨粲墓周边，尚葬有十八世杨嘉贞、二十三世杨炯和二十七世杨斌三代土司的墓葬。二是新确认隔河相望的赵家坝墓地，也是杨氏土司墓地，内中至少葬有十九世杨忠彦、二十世杨元鼎两代土司6。
2013年开始实施的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工作规划，将杨氏的遗存视作一个整体，有计划开展调查、勘探和发掘。2014年5—10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作为海龙囤“羽翼”的养马城遗址展开调查与试掘，基本确定其始建于南宋时期7。同年10月—12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四川大学考古系对遵义县、汇川区、红花岗区、新蒲新区等四区县展开调查，共发现宋明时期遗存100余处，包括墓葬、庄田、营盘等。其中播州宣慰使同知罗氏家族墓地、永安庄、茅衙遗址、遵义老城城垣等较为重要8。
不断扩充的遗存，有些是已知的存在，有些是无意中的偶然发现，有些则是有目的的探索，持续深化着后人对播州杨氏及羁縻—土司制度的认识。回顾这段历程，可以将其分成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明代晚期至民国时期）：旧文人的主动寻访期。以本土学者陈怀仁、郑珍等为代表，对杨氏的相关遗存进行主动寻访，或吊古寻幽，或加以考证，为播州杨氏羁縻—土司遗存的研究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材料。
第二阶段（1953—2012）：利用考古学新手段的偶然发现期。1953年杨粲墓和高坪杨氏墓群的发现以及随即展开的杨粲墓的发掘，开启了利用考古学手段科学探索杨氏相关遗存的历史。这一时期的工作以墓葬为重点，但多数墓葬是偶然的发现，鲜有主动性的探索。此时，杨粲（十三世）墓、杨文（十五世）墓、杨升（二十二世）墓、杨纲（二十四世）、杨辉（二十五世）墓、杨爱（二十六世）墓和杨烈（二十九世）墓先后被发掘确认，部分家族墓葬被发现，这当中的相当一部分墓葬是此前的文献无载的。与多数墓葬的偶然发现相比，对遗址的工作却都是主动性的带有学术目的的探索，比如对白锦堡的调查和海龙囤的首次考古试掘以及周边诸城的调查等。
第三阶段（2012—今）：全面探索的新时期。2012年贵州省文物局启动了海龙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步伐，对海龙囤展开了历时数年的大规模科学发掘，为其在2015年7月成功跻身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科学支撑。以此为契机，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制了对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进行系统探索的考古工作规划，对杨氏的相关遗存展开有计划的考古工作，包括了海龙囤、养马城等遗址的发掘，新蒲杨氏墓地、团溪杨辉墓与墓祠、皇坟嘴墓地、赵家坝墓地的发掘，其他相关遗存的系统调查等。除了一系列重要新发现外，其中几个新的变化，将播州杨氏羁縻—土司遗存的探索推向了全新的时期。第一是首次将包括墓葬、遗址等在内的播州杨氏羁縻—土司遗存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考察。第二是遗址得到重视，并逐渐在杨氏羁縻—土司遗存的探索中占据了其应有的位置。第三是针对墓葬的考古工作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实现了从挖墓葬到挖墓地的转变，墓室以外的墓园、墓上建筑、墓祠等遗存得到重视并有了新的发现。
二、播州楊氏研究述评
既往对播州杨氏及其相关遗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杨氏的族属，杨氏统领时期播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及社会关系，以及杨氏的墓葬、遗址等方面。概括起来有基于文献的研究和基于考古遗存的研究两种取向，彼此之间又互有交叉。前者论著数量不菲，但有影响的高水准作品不多。在不能用新的理论有效解读有限文献记载的前提下，毋庸讳言，是相关考古发现，将播州杨氏土司的研究一步步推向深入。
1.关于播州杨氏族属的讨论
谭其骧先生于1940年在遵义作有《播州杨保考》一文，迄今仍是利用文献研究播州杨氏的代表性作品。文章以明宋濂《杨氏家传》为本，参证正史、方志及舆地杂记，质疑了杨氏祖先来自太原的成说，认为杨氏本杨保，而杨保是唐末从泸（治今泸州）叙（治今宜宾）二州的边徼羁縻州地区迁来播州的少数民族。至于杨保为何族，文章提出应为罗族（今彝族）的一支。1982年该文重新发表时，谭氏又在后记中表达了杨保可能为古僰人后裔一支的意见，但未具体论述1。文章引发了对播州杨氏族属的讨论，意见纷呈，但无外乎汉与非汉两说。“非汉”说，认为杨氏乃当地少数民族，但到底是哪个民族，则有不同意见。除谭其骧罗族—彝族说、僰人说外，王兴骥提出僚人—杨保—仡佬说2，田玉隆等主苗族说3，章光恺持僰人—白人—白族说4。而杨氏是来自山西太原的“汉人”说，至迟在元人程钜夫受杨汉英之托所撰的《忠烈庙碑》中已有清晰表述5，明初宋濂在《元史·杨赛因不花》和《杨氏家传》中进一步予以强调，并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针对杨氏“非汉”诸说，罗宏梅等认为现有资料尚无法支撑新论，杨氏的族属与籍贯因此仍应“沿袭传统记载，定为山西太原汉人”6。但目前“非汉”说逐渐占据主流。
谭其骧先生的文章也引发了播州“杨保”的讨论，亦关乎杨氏的族属。谭文认为“杨保”是播州以杨氏为代表的居于统治地位的族群。王兴骥承此观点，并加以延伸，认为杨氏及文献记载中与之一同入播的令狐、成、赵、犹、韦、梁、娄、谢等八姓，均为杨保。杨保是播州的主体民族，而杨氏在杨保中居于主体地位。杨保之得名，与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二“惟豪家能服僚者名为保主”之说有关。杨氏为当地僚人之统帅，故其族称“杨保主”，又称“杨保子”，久之成“杨保”1。周必素则认为“杨保主”与“杨保子”是两回事。“杨保主”是就播州统治者杨氏而言，“杨保子”则是杨氏统治范围内的广大土民，二者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杨保”指的是“杨保子”2。曾超在周必素意见的基础上提出，“杨保”包括“杨保主”和“杨保子”，在“蛮夷互化”的过程中可能包含多种民族属性。“杨保”一名与唐代中晚期边地军事设施“堡”相关，由“杨堡主”演化为“杨保主”，明王朝将播州一地民众笼统称为“杨保”3。
对杨氏族属的讨论仍在继续，拙作《夷夏之辨：播州杨氏的家世疑云》提出“不论出身何处，杨氏心慕华夏及其对华夏的认同在各种表述中已流露至明。在这样的祖源追认中，边地人群的心理和文化与华夏核心渐趋一体，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国渐渐凝聚。”4裴一璞、张文亦跳出夷夏的争辩，着眼于杨氏通过寻求华夏祖先以证明自己亦为华夏、内部塑造、强化与中央王朝的互动及区分更边缘的“异己”等种种努力，使其华夏身份逐渐得到认同5。
2.关于播州杨氏羁縻与土司制度的探索
杨氏的历史，小而言之是一部家族史，但事不孤起，其与上（中央政权）下（治内各族）左右（周边土司与政府组织）的关系决定了家族的命运，家族的历史因此折射出宏大的社会背景，见证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政策从羁縻之治到土司制度再到改土归流的完整变迁。不同学者从播州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地理、社会关系及国家认同等角度作过探讨。择其要者，略述如次。
郑珍、莫友芝在道光《遵义府志》中综合各种文献，将杨氏历代土官作了传略式扫描，并考订了其中舛误6。罗克彬的《杨氏史籍编年》用“大事编年”的方式较为全面的勾勒了播州及杨氏从唐贞观十三年（639）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间的历史轨迹7。罗宏梅、徐钰梳理了杨氏在播州的发展历程，将之分为与土著融合、规范家族权位继承方法，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与中央政权关系逐渐密切，以及与汉文化和中央政权渐生罅隙乃至排斥、对抗等三个历史时期8。陈季君比较了羁縻之治与土司制度的不同，讨论了土司制度在播州逐步深化的历史进程，指出杨氏的兴衰是随着土司制度的出现、发展、衰落而变化的，土司制度对播州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9。王君义讨论了播州杨氏土司的承袭制度，有父死子继、孙袭爷职、族人袭替等承袭方式，也有代职、越职袭替等特例10。其实，关于官位的承袭，杨氏在遵从中央相关制度的同时，也自有“家法”。据《勘处播州事情疏》，成化年间，第二十五世土司杨辉欲立非嫡出的长子杨友为嗣时，遭到众人的反对，原因是“杨氏家法，立嗣以嫡”1。张文等较为全面地梳理了统领播州的杨氏诸土官及其职官体系，同时关注到辖境内的其他土司家族及播州土兵状况2。
王兴骥考释了《元史·地理》所载播州下辖的三十三处地方，由唐及宋，播州势力逐步加强，并在元代达到高峰3。杨斌等结合文献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绘制了播州唐、宋、元、明不同时期的辖境地图，使播州版图的变迁一目了然4。马国君等揭示了播州辖区变迁背后中央王朝对西南土司经营政策的变化。元时，朝廷委托播州传统势力杨氏经营播州，开辟南部的平越地区，疆域趋于鼎盛。明初亦施以绥抚之策，并不急于将南部辖区划入贵州。万历时，蒙古诸部突破西南边疆，杨氏恰在此时叛乱，改土归流势在必行。播州被一分为二，南部平越属贵州，北部遵义则属四川。清雍正时，遵义入黔，原播州地域悉数归入贵州5。陈季君从地缘政治学的视角考察了明王朝与播州土司的关系。在二者的博弈中，当国家在空间视觉平衡时，采取恩惠安抚政策；而当这种空间平衡关系被打破时，战争就不可避免6。
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播州之役史称“万历三大征”之一，终结了杨氏一族在播州的统治，开启了流官治理的新时代。此役的实质是改土归流，相关研究颇多，并曾召开过专门的学术研讨会7。张文以播州之役为例，强调火器的使用是明清两代改土归流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8。刘利平考辨了播州之役所花军费，提出共筹措449万余两，花于战事252万余两，善后开支110万两以上的新说9。此外，相关研究还涉及了杨氏的军制、军事征调、成化播州内乱等10。
摘 要：播州杨氏是唐宋元明时期在今贵州境内著名的土司家族，统领播州长达725年之久，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和文献记载。本文对相关遗存考古探索的历程进行了全面回顾，也对学者基于考古、历史、文学等不同取向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指出播州杨氏遗存发现越来越丰富，研究手段越来越多元，相关认识也越来越深入，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播州杨氏提供了极大便利。
关键词：播州 羁縻 土司 研究 述评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8）02-07-18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形成了现代国家形态、疆域和民族，并积淀了丰富的治边经验与理念。土司制度及其前身羁縻之治，就是这样一种制度文明，它曾在一定历史时期有效维护了中央政府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利益平衡与中华帝国的统一，也有效维护了文化的多样性。我们笼统称之为羁縻—土司制度，相关遗存则为羁縻·土司遗存。从唐末至明末，杨氏统领播州长达725年（876-1600），经历了羁縻之治到土司制度再到改土归流的完整变迁，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文献记载，是中国土司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已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文以考古发现为主线，对播州杨氏相关遗存发现和研究的历史予以梳理。
一、播州杨氏历代遗存的发现
播州杨氏的司治、山城、庄园等多已毁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平播之役1，但没有迹象表明其墓地曾遭到明军的发掘2。被焚毁的衙宇，一直有人祭拜的坟茔，在平播之役后均慢慢颓圯。由于因年代并不久远，且有的长期暴露于地表，故播州杨氏的部分遗存一直广为人知，在明清时期的方志、诗文中已有辑录或考辨。明人曹学佺《蜀中广记》记载了平播之后的海龙囤，引旧志称其为“杨酋穴垒，在治北三十里，四面斗绝，后有侧径，略一线，今居人尚不知通于何所。故老相传白龙太子据此，今为白龙寺”1。时人游曰教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客寓遵义时，杨氏庄园中的永安庄保存尚好，并未在平播之役中毁弃。“今去郡六十里曰永安庄，应龙故宅也。以都督刘公之意，幸为兵燹所存，宫院岿然”。又提到遵义府“府基即杨应龙废署”2。
相对于前人的零星记载，清代本土学者郑珍对杨氏遗存的收录堪称详备，他将文献记载与田野踏勘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多少带有一些现代考古学的意味。在氏著《遵义府志》3和《巢经巢文集》4里，记叙或考证了作为播州杨氏政治中心的白锦堡、宣慰司司治，山城中的海龙囤、养马城、青蛇囤、长坎囤、玛瑙囤、保子囤、水烟囤、沙旺囤等，田庄里的永安庄、桃溪庄、太平庄、茅衙等，墓地中的杨价墓、杨汉英墓、楊辉墓、杨烈墓、杨爱妻田氏墓等，以及文教与宗教遗存中的宣慰司旧学、玉皇观、鹤鸣洞等。这些遗存多数至今尚存，对它们的深入调查与发掘，构成了播州杨氏羁縻·土司遗存考古的重要内容。郑珍在《遵义府志》中多处引述了成书稍早的清代本土学者陈怀仁的《心斋随笔》，该书现已亡佚，但作者对部分杨氏墓葬实地考察的资料却因此保留了下来。《遵义府志》还收录了咏吟海龙囤、雷水堰等杨氏遗迹的诗词5，反映出明清时期文人对杨氏遗存的关注。
民国时期，高坪杨氏墓群、桃溪寺宋墓进入学者的视野，并被视作杨氏祖茔予以记录6。前者已经考古发掘证实确为杨氏祖茔，后者目前还缺乏更为有力的证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专业考古机构的建立，播州杨氏土司遗存科学探索的序幕就此拉开。1953年秋，贵州省博物馆在遵义皇坟嘴发现一座大型宋代石室墓。1957年春，贵州省博物馆对该墓进行了发掘，确认其为播州杨氏第十三世杨粲夫妇合葬墓7。这座墓葬文献无载，是目前经考古发掘确认的年代最早的播州杨氏墓葬，其周边尚有其他杨氏墓葬分布，但尚未进行清理。
同样是在1953年，今汇川区高坪镇官田坝一组石室墓遭人破坏，从中掘出一批金银器，后追回金冠、金鱼等遗物交遵义图书馆保存，后移交贵州省博物馆收藏。次年，贵州省博物馆罗会仁先生等赴实地调查，确认遗物出自一座五室并列的小型明代石墓内。据村民的回忆，金冠出在自西向东的第一室和第三室中，凡2件。金鱼亦出在第三室，共5组。墓葬所在的官田坝“在高坪粮食仓库后面，衙院的南面”。而“官田坝北面的衙院，也有一明墓群，很多都已开口，其中有一宣德七年墓，墓室比官田坝的墓大得多，墓壁上的盆栽牡丹浮雕，看去要浑厚一些，花间还有一些云气”8。1972年3月，贵州省博物馆对高坪衙院的杨氏祖茔进行清理，确认了杨氏第十五世杨文、第二十二世杨升、第二十四世杨纲、第二十六世杨爱四座夫妇合葬墓。在随后发表的资料中，简报的作者回应了1953年出土金银器的墓葬，称从杨文墓与杨纲墓之间的一座五间墓室的小型石墓中出土了一批金银器和玉器，其中有一顶完整的金凤冠。“根据这一地区的历史条件和器物的特点，似乎可以断定为‘播州土司杨氏家族的遗物”9。今杨文与杨纲墓之间确实残存小墓一座，但仅存一室，应即简报所认为的出金冠的小墓，但墓主身份已难确认。2015年6—8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衙院墓地东南数百米外的黄秧嘴清理了一座被严重盗扰的三室石墓（编号M2），发现残碑两通，居右（依墓主之左右为左右）一室前残碑上铭“明故仲女恭（音“两”）杨氏之墓”，立碑人为“孝父杨爱”，知墓主系杨氏第二十六世杨爱次女。居中一室前残碑上铭“明故播郡淑人田”1。左室未见标明墓主身份的材料，三室所葬可能均系杨氏女眷，这种情况并不见诸此前发掘的杨氏墓葬中。
1974年2月，四川美姑发现一处明万历十六年（1588）“播州营碑记”摩崖，反映了第三十世土司杨应龙参与明军征伐凉山彝族的史事2。
相对于墓葬，播州杨氏的遗址较晚才进入文物工作者的视野。1980年春，遵义县文化馆对海龙囤遗址进行调查，于荒草丛中重新发现《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1982年，该遗址被列为贵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同年，杨粲墓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杨烈墓公布为贵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85年3月，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对桃溪寺墓地中的M2进行了清理4。这组墓葬共有3座，散布在桃溪寺后的缓坡上，M2保存较好，M3早已被夷平5。也许因为元人袁桷在为杨汉英所撰的神道碑中提到汉英死后“葬于桃溪祖域之东”的缘故，该墓地一直被认为是杨氏祖茔，但墓主各为何人，则向无定说6。
1987年初，位于遵义县团溪的杨辉墓三次被盗。次年5月，贵州省博物馆等对该墓进行了清理。由于墓前3通石碑俱在，碑后的单室石墓（编号M10）便被理所当然地视作杨氏第二十五世杨辉墓7。但此后的发掘表明，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1989年10月，遵义县志办组队，对杨氏在播州的“首邑”白锦堡的诸疑似地点进行调查，重申了杨粲墓所在的皇坟嘴即白锦堡的主张8。
1998年1月，新蒲杨烈墓被盗，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清理。这座墓葬也因地表有墓碑，一直以来广为人知，系杨氏第二十九世杨烈夫妇合葬墓9。
1999年秋，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遵义县文化局等组建考察队，对海龙囤及其周边的养马城、养鸡城、养鹅池诸囤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调查，并对“新王宫”和“老王宫”遗址进行小规模试掘，对新发现的“龙虎大道”和“三十六步”进行清理10。这是海龙囤历史上的第一次考古试掘活动，也是针对播州杨氏土司遗址的首次科学的田野发掘。
2000年7月，遵义县文物管理所对高坪杨氏墓群周边展开调查，在笔架山发现墓碑3通，对应已经被毁的两座双石室墓，分别系第二十一世杨铿的祖父杨如祖及铿父杨城的夫妇合葬墓11。这是杨氏支系墓地的首次发现。
2000年11月，在对杨粲墓进行维修时，于女室西北角掘出一件内藏买地券的石龟。经考，地券应是杨氏第二十七世杨斌之妻的葬墓券1。
2003年，早年发掘的高坪楊文墓被盗，从杨文及其妻田氏的棺床下腰坑中各掘出镇墓券一方2。镇墓券的发现，解决了杨文的生年问题，其上的河图数象，是目前黔北地区出土的年代最早的此类图案。
2012年春，为配合土司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启动了海龙囤历时三年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基本厘清了全囤的格局，并重点对其中的“新王宫”遗址展开了大规模揭露，取得了一系列超越前人的认识3。
海龙囤的发掘，开启了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探索的新纪元。2013年，在海龙囤发掘的基础上编制的《海龙囤与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工作规划（2013—2015）》获国家文物局批准，对杨氏土司遗存的全面梳理就此展开。
2013年4月至2014年11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结合考古工作规划，对已知的新蒲杨烈墓及其周边墓葬展开发掘，由于恰处在建设中的中桥水库水淹区内，为墓地的大规模揭露提供了条件。此次发掘取得了三项重要收获，一是确认墓地内所谓的“挨河宋墓”实为杨氏第二十一世杨铿夫妇合葬墓。二是根据杨铿墓志线索，找到了第十四世杨价的墓葬，该墓从未经盗扰。三是清理出杨价墓与杨烈墓较为完整的墓园格局4。墓园的发现尤为重要，提示杨氏其他墓葬亦可能存有此类设施。以此为鉴，2014年3月起，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团溪杨辉墓进行系统勘探，果然发现了墓园遗迹，该墓还存有规模不凡的墓祠遗址。更为重要的是，接下来的发掘显示，此前所认为的杨辉墓（M10）前不远处的一座三室石墓（M11）才是杨辉及其夫人俞氏、田氏合葬墓5。处在同一中轴线上的M10可能为风水冢。
2017年3月起，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皇坟嘴、赵家坝两处墓地进行了再清理，并有了一系列重要的发现。一是发现皇坟嘴杨粲墓周边，尚葬有十八世杨嘉贞、二十三世杨炯和二十七世杨斌三代土司的墓葬。二是新确认隔河相望的赵家坝墓地，也是杨氏土司墓地，内中至少葬有十九世杨忠彦、二十世杨元鼎两代土司6。
2013年开始实施的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工作规划，将杨氏的遗存视作一个整体，有计划开展调查、勘探和发掘。2014年5—10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作为海龙囤“羽翼”的养马城遗址展开调查与试掘，基本确定其始建于南宋时期7。同年10月—12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四川大学考古系对遵义县、汇川区、红花岗区、新蒲新区等四区县展开调查，共发现宋明时期遗存100余处，包括墓葬、庄田、营盘等。其中播州宣慰使同知罗氏家族墓地、永安庄、茅衙遗址、遵义老城城垣等较为重要8。
不断扩充的遗存，有些是已知的存在，有些是无意中的偶然发现，有些则是有目的的探索，持续深化着后人对播州杨氏及羁縻—土司制度的认识。回顾这段历程，可以将其分成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明代晚期至民国时期）：旧文人的主动寻访期。以本土学者陈怀仁、郑珍等为代表，对杨氏的相关遗存进行主动寻访，或吊古寻幽，或加以考证，为播州杨氏羁縻—土司遗存的研究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材料。
第二阶段（1953—2012）：利用考古学新手段的偶然发现期。1953年杨粲墓和高坪杨氏墓群的发现以及随即展开的杨粲墓的发掘，开启了利用考古学手段科学探索杨氏相关遗存的历史。这一时期的工作以墓葬为重点，但多数墓葬是偶然的发现，鲜有主动性的探索。此时，杨粲（十三世）墓、杨文（十五世）墓、杨升（二十二世）墓、杨纲（二十四世）、杨辉（二十五世）墓、杨爱（二十六世）墓和杨烈（二十九世）墓先后被发掘确认，部分家族墓葬被发现，这当中的相当一部分墓葬是此前的文献无载的。与多数墓葬的偶然发现相比，对遗址的工作却都是主动性的带有学术目的的探索，比如对白锦堡的调查和海龙囤的首次考古试掘以及周边诸城的调查等。
第三阶段（2012—今）：全面探索的新时期。2012年贵州省文物局启动了海龙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步伐，对海龙囤展开了历时数年的大规模科学发掘，为其在2015年7月成功跻身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科学支撑。以此为契机，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制了对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进行系统探索的考古工作规划，对杨氏的相关遗存展开有计划的考古工作，包括了海龙囤、养马城等遗址的发掘，新蒲杨氏墓地、团溪杨辉墓与墓祠、皇坟嘴墓地、赵家坝墓地的发掘，其他相关遗存的系统调查等。除了一系列重要新发现外，其中几个新的变化，将播州杨氏羁縻—土司遗存的探索推向了全新的时期。第一是首次将包括墓葬、遗址等在内的播州杨氏羁縻—土司遗存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考察。第二是遗址得到重视，并逐渐在杨氏羁縻—土司遗存的探索中占据了其应有的位置。第三是针对墓葬的考古工作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实现了从挖墓葬到挖墓地的转变，墓室以外的墓园、墓上建筑、墓祠等遗存得到重视并有了新的发现。
二、播州楊氏研究述评
既往对播州杨氏及其相关遗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杨氏的族属，杨氏统领时期播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及社会关系，以及杨氏的墓葬、遗址等方面。概括起来有基于文献的研究和基于考古遗存的研究两种取向，彼此之间又互有交叉。前者论著数量不菲，但有影响的高水准作品不多。在不能用新的理论有效解读有限文献记载的前提下，毋庸讳言，是相关考古发现，将播州杨氏土司的研究一步步推向深入。
1.关于播州杨氏族属的讨论
谭其骧先生于1940年在遵义作有《播州杨保考》一文，迄今仍是利用文献研究播州杨氏的代表性作品。文章以明宋濂《杨氏家传》为本，参证正史、方志及舆地杂记，质疑了杨氏祖先来自太原的成说，认为杨氏本杨保，而杨保是唐末从泸（治今泸州）叙（治今宜宾）二州的边徼羁縻州地区迁来播州的少数民族。至于杨保为何族，文章提出应为罗族（今彝族）的一支。1982年该文重新发表时，谭氏又在后记中表达了杨保可能为古僰人后裔一支的意见，但未具体论述1。文章引发了对播州杨氏族属的讨论，意见纷呈，但无外乎汉与非汉两说。“非汉”说，认为杨氏乃当地少数民族，但到底是哪个民族，则有不同意见。除谭其骧罗族—彝族说、僰人说外，王兴骥提出僚人—杨保—仡佬说2，田玉隆等主苗族说3，章光恺持僰人—白人—白族说4。而杨氏是来自山西太原的“汉人”说，至迟在元人程钜夫受杨汉英之托所撰的《忠烈庙碑》中已有清晰表述5，明初宋濂在《元史·杨赛因不花》和《杨氏家传》中进一步予以强调，并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针对杨氏“非汉”诸说，罗宏梅等认为现有资料尚无法支撑新论，杨氏的族属与籍贯因此仍应“沿袭传统记载，定为山西太原汉人”6。但目前“非汉”说逐渐占据主流。
谭其骧先生的文章也引发了播州“杨保”的讨论，亦关乎杨氏的族属。谭文认为“杨保”是播州以杨氏为代表的居于统治地位的族群。王兴骥承此观点，并加以延伸，认为杨氏及文献记载中与之一同入播的令狐、成、赵、犹、韦、梁、娄、谢等八姓，均为杨保。杨保是播州的主体民族，而杨氏在杨保中居于主体地位。杨保之得名，与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二“惟豪家能服僚者名为保主”之说有关。杨氏为当地僚人之统帅，故其族称“杨保主”，又称“杨保子”，久之成“杨保”1。周必素则认为“杨保主”与“杨保子”是两回事。“杨保主”是就播州统治者杨氏而言，“杨保子”则是杨氏统治范围内的广大土民，二者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杨保”指的是“杨保子”2。曾超在周必素意见的基础上提出，“杨保”包括“杨保主”和“杨保子”，在“蛮夷互化”的过程中可能包含多种民族属性。“杨保”一名与唐代中晚期边地军事设施“堡”相关，由“杨堡主”演化为“杨保主”，明王朝将播州一地民众笼统称为“杨保”3。
对杨氏族属的讨论仍在继续，拙作《夷夏之辨：播州杨氏的家世疑云》提出“不论出身何处，杨氏心慕华夏及其对华夏的认同在各种表述中已流露至明。在这样的祖源追认中，边地人群的心理和文化与华夏核心渐趋一体，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国渐渐凝聚。”4裴一璞、张文亦跳出夷夏的争辩，着眼于杨氏通过寻求华夏祖先以证明自己亦为华夏、内部塑造、强化与中央王朝的互动及区分更边缘的“异己”等种种努力，使其华夏身份逐渐得到认同5。
2.关于播州杨氏羁縻与土司制度的探索
杨氏的历史，小而言之是一部家族史，但事不孤起，其与上（中央政权）下（治内各族）左右（周边土司与政府组织）的关系决定了家族的命运，家族的历史因此折射出宏大的社会背景，见证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政策从羁縻之治到土司制度再到改土归流的完整变迁。不同学者从播州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地理、社会关系及国家认同等角度作过探讨。择其要者，略述如次。
郑珍、莫友芝在道光《遵义府志》中综合各种文献，将杨氏历代土官作了传略式扫描，并考订了其中舛误6。罗克彬的《杨氏史籍编年》用“大事编年”的方式较为全面的勾勒了播州及杨氏从唐贞观十三年（639）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间的历史轨迹7。罗宏梅、徐钰梳理了杨氏在播州的发展历程，将之分为与土著融合、规范家族权位继承方法，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与中央政权关系逐渐密切，以及与汉文化和中央政权渐生罅隙乃至排斥、对抗等三个历史时期8。陈季君比较了羁縻之治与土司制度的不同，讨论了土司制度在播州逐步深化的历史进程，指出杨氏的兴衰是随着土司制度的出现、发展、衰落而变化的，土司制度对播州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9。王君义讨论了播州杨氏土司的承袭制度，有父死子继、孙袭爷职、族人袭替等承袭方式，也有代职、越职袭替等特例10。其实，关于官位的承袭，杨氏在遵从中央相关制度的同时，也自有“家法”。据《勘处播州事情疏》，成化年间，第二十五世土司杨辉欲立非嫡出的长子杨友为嗣时，遭到众人的反对，原因是“杨氏家法，立嗣以嫡”1。张文等较为全面地梳理了统领播州的杨氏诸土官及其职官体系，同时关注到辖境内的其他土司家族及播州土兵状况2。
王兴骥考释了《元史·地理》所载播州下辖的三十三处地方，由唐及宋，播州势力逐步加强，并在元代达到高峰3。杨斌等结合文献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绘制了播州唐、宋、元、明不同时期的辖境地图，使播州版图的变迁一目了然4。马国君等揭示了播州辖区变迁背后中央王朝对西南土司经营政策的变化。元时，朝廷委托播州传统势力杨氏经营播州，开辟南部的平越地区，疆域趋于鼎盛。明初亦施以绥抚之策，并不急于将南部辖区划入贵州。万历时，蒙古诸部突破西南边疆，杨氏恰在此时叛乱，改土归流势在必行。播州被一分为二，南部平越属贵州，北部遵义则属四川。清雍正时，遵义入黔，原播州地域悉数归入贵州5。陈季君从地缘政治学的视角考察了明王朝与播州土司的关系。在二者的博弈中，当国家在空间视觉平衡时，采取恩惠安抚政策；而当这种空间平衡关系被打破时，战争就不可避免6。
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播州之役史称“万历三大征”之一，终结了杨氏一族在播州的统治，开启了流官治理的新时代。此役的实质是改土归流，相关研究颇多，并曾召开过专门的学术研讨会7。张文以播州之役为例，强调火器的使用是明清两代改土归流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8。刘利平考辨了播州之役所花军费，提出共筹措449万余两，花于战事252万余两，善后开支110万两以上的新说9。此外，相关研究还涉及了杨氏的军制、军事征调、成化播州内乱等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