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诗话之“事”
摘 要：诗话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批评方式，体现着作者对诗与事关系的深入思考，在两宋时期尤为兴盛。诗话保存了不少其他书里没有的珍贵信息，表达了文学家的真知灼见，有力地揭示了诗人的写作动机与相关背景，促进了诗歌艺术的发展，本身亦可视为不错的文学创作。《四库全书》收入了不少宋诗话，《总目》对其故事性的论说也有助于读者从更多角度思考认识。
关键词：宋诗话 事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8）01-99-103
诗话，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文体，具有丰富的含义。有的诗话，实际上是说唱文学的一种，属于“词话”系统，如宋代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其体制包括以浅近通俗的七言诗赞为主的韵文以及散文，有诗有话，有说有唱。不过，本文所关注的诗话，特指那种以类似随笔的形式辑录或评论诗歌作品、记述诗人言行、讲述关于诗歌的故事的“话本”。它滥觞于被称为“百代诗话之祖”1的钟嵘《诗品》，在北宋由欧阳修《六一诗话》发端，是诗歌发展特别是唐代格律诗高度兴盛的产物，大大改变了文学批评的原有格局，并由此成为了评论诗人诗作、表达理论意见的一种普遍形式。
宋代早期的“诗话”，以记事为主。不同于以往的志人、志怪类笔记的是，它所记述的主要是关于诗人和诗作的逸闻轶事。欧阳修就在《六一诗话》的自序中写道，他著成此书的目的是为了“资闲谈”。2宋代相当一部分诗话，也是“旁采故实、体兼说部”，3其鲜明的故事性虽招致《四库全书》馆臣的批评，却也不乏其价值。
一、观念的形成及在宋代的发展
诗话起初是口头的、主要用于社交场合的话语形式，后来才演变为书面形式。八世纪晚期（大约盛唐）以来，文坛上开始出现固定的社交盛会，文学家们常常聚在一起，探讨诗歌的妙处，为诗人提出建议，或谈论文坛轶事，描述诗人的风格。
诗话的书面化，与文人的纪事观念及创作实践有关，体现着古人对诗与事关系的深入思考，也将“事”逐步推向诗歌创作与批评的中心。同时，它又和中国的史学传统有密切联系，体现了“由史入诗”、以事实充实诗歌思想与理论内涵的倾向。创作中的用事，便也有这方面的考虑。“纪事”的说法最初即由此而来，而在使用中愈发趋近于强调对史事的记录和整理。南宋计有功编撰的《唐诗纪事》，即以“纪事”为名，以诗系事，是一部关于唐代诗人、作品及相关评论的汇编。
记录事实，其实并非史学独有的权利。与“纪事”相应的，是我国诗歌“言志”的传统。以诗歌为代表的多数文学形式，从起源上来看都有记事的功能，而史传本也是我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学者刘知几曾从“不虚美，不隐恶”1的角度肯定诗文所具备的史学价值，并明确指出“文之将史，其流一焉”，2这就为纪事观念向史学外的拓展提供了理论依据。“诗史”也成为了佳作的高标。
随着文学自身的发展，纪事因各类文体的需要得到了愈发广泛的应用，纪事的观念也就随之延及各种文体。而一旦有意识地记述事件并发表评论，文字的故事性就大大增强了。因此，即便是后期开始出现的思想性、理论性较强的诗话，也往往能给人以轻松随意、可读性强的感觉。
诗话在宋代的兴盛绝非偶然，除了文学批评自身的发展外，宋代独特的文化环境也是促成诗话繁荣局面的重要因素。“宋学重义理发微，大胆疑古，议论风发。欧阳修《诗本义》就是一个例证。其《镇阳读书诗》云：‘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3显然，诗话这种文学批评的形式能得到广泛的使用，“与宋人爱好议论之风有关，并受到当时民间文学——‘说话‘平话的影响。诗话形式自由活泼，具有多功能机制而不拘一格，故为许多批评家与广大读者所接受。”4
在诗话的写作中，“作者可以随兴所至、信笔卷舒地记录诗歌创作本事轶闻，叙说诗人创作经验心得，对诗篇诗句、句眼字眼进行鉴赏评说，也可作精深的理论探讨，而且常常冶上述诸端于一炉，深入浅出，情景交融，在娓娓闲话中隐耀思想闪光。”5“宋以后士人论诗，多是触类而起，漫无拘束，随意生发，妙语如珠。”6而这，是十分符合强调明道、尚用又好争辩的宋人个性的。
由此亦可看到，宋代出现不少以“夜话”“谈记”“杂说”“闲谈”“闲说”等为名的作品，并不奇怪。《六一诗话》本也是欧阳修退居后整理旧稿而成，此书“以杂书为前身，故撰述宗旨初非严正。”7这表明，创作诗话，不是专业人士的专业行为，但随性却也不失严肃，对中国文学的思想艺术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纪事”的背后
宋人不但乐于讲述有关自己作诗的故事，而且乐于发现并指出别人的诗歌记录了什么样的事。他们不但以纪事的眼光关注自己的诗、当代的诗，还将纪事的眼光投向前代。宋以前的人作诗、评诗，未必会有“纪事”的观念，而宋人在看待前代的诗歌时，却会不自觉地将纪事与诗歌挂钩。前文提及的《唐诗纪事》，兼及本事与品评，正是一个结合了纪事观念的宋诗话形态发展成熟期的产物。
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事”的定义是相当宽泛的，既可指过程完整的事件，也可以是片断的事实或琐碎的闻见。遇事随手记录，也是对历史的书写。所纪之“事”既如此宽泛，就不但可以包含与事件有关的行为、活动，还能包括相关的景物、场景乃至情绪、感受等。
具体到诗歌纪事，对事件过程的完整叙述并非必须，更多的是对事件片断有选择地截取。这种截取不局限于事件本身，还会涉及人的感受和思考等方面。“事”作为情志抒发的载体，不一定完整，也未必有前后连贯的情节，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感悟式审美思维。诗话作者通过发挥读者的联想接受功能，选取事件中最具表现力的部分，经由某些重要的现象、片断或场景及其组合来反映整体，在纪事中不动声色地融入自己的价值判断，进而传达诗歌的主旨。
对于诗话的起源及其叙事问题，章学诚曾分析说：“唐人诗话，初本论诗，自孟棨《本事诗》出，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而通于史部之传记矣。间或诠释名物，则诗话而通于经部之小学矣。或泛述闻见，则诗话而通于子部之杂家矣。虽书旨不一其端，而大略不出论辞论事，推作者之志，期于诗教有益而已矣。”1在指出诗话具有纪事功能的同时，他也注意到其内容的庞杂，因此发出了告诫：“事有纪载可以互证，而文則惟意之所予夺。诗话之不可凭，或甚于说部也。”在他看来，诗话的体例，有悖于以实录为宗旨的信史传统，对史学不利。
章学诚是从史学的角度出发，指出诗话对史学有着消极的一面。不过，虽然在我国古代，文与史是紧密结合的，但它们仍有区别，不能用同一标准衡量。一味标榜所谓真实而贬低带有更强故事性与虚构性成分的作品，某种意义上便是在否定文学的意义。
诗话“可以资闲谈、涉谐谑，可以考故实、讲出处；可以党同伐异标榜攻击，也可以穿凿附会，牵强索解；可杂以神圣梦幻，也可以专讲格律句法。巨细精粗，无所不包”，2的确有消极的一面，却也能发挥积极的作用。正如长期受到轻视、被认为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一样，诗话所记之事，往往出他书所未备，能起到不少正史无从发挥的作用。同时，作者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抛开政治选择及主流话语的束缚，表达真知灼见。从这个意义上讲，诗话对诗人写作动机与背景的揭示，其实也非常契合“知人论世”的传统。王国维所言“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3正可作为诗话功能的绝好评价。
当然，浓厚兴趣带来纪事的芜杂，往往也会使诗话的内容参差不齐。有时，作者只是为记录而记录，不免影响了个人思想的表达。比如，司马光就曾在《温公续诗话》中记载：
梅圣俞之卒也，余与宋子才选、韩钦圣宗彦、沈文通遘，俱为三司僚属，共痛惜之，子才曰：“比见圣俞面光泽特甚，意为充盛，不知乃为不祥也。”时钦圣面亦光泽，文通指之曰：“次及钦圣矣。”众皆尤其暴谑。不数日，钦圣抱疾而卒。余谓文通曰：“君虽不为咒咀，亦戏杀耳。”此虽无预时事，然以其圣俞同时，事又相类，故附之。4
《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上》对此评价道：“惟‘梅尧臣病死一条，与诗无涉，乃载之此书，则不可解。考光别有《涑水记闻》一书，载当时杂事。岂二书并修，偶以欲笔于彼册者，误笔于此册欤？”5材料虽然丰富，却脱离了诗歌本身，价值如何自然也需要读者进行甄别。
三、故事举隅
关于诗人探讨写作技巧、推敲字句的事情，《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上》曾评论道：
夫夺胎换骨，翻案出奇，作者非必尽无所本。实则无心暗合，亦多有之。必一句一字求其源出某某，未免于求剑刻舟。即如李贺诗“桃花乱落如红雨”句，刘禹锡诗“摇落繁英坠红雨”句，幵既知二人同时，必不相袭。岑参与孟浩然亦同时，乃以参诗“黄昏争渡”字为用浩然《夜归鹿门》诗，不免强为科配。又知张耒诗《夕阳外》字本于杨巨源，而不知《夕阳西》字本于薛能。可知辗转相因，亦复搜求不尽。然互相参考，可以观古今人运意之异同，与遣词之巧拙。使读者因端生悟，触类引申，要亦不为无益也。6
这其实也道出了宋人好以议论、用典入诗的原因，它相应地促成了宋诗话较强的纪事性、考据性。杜甫是为宋人普遍效法的典范，苏轼、黄庭坚也是宋诗的重要代表。围绕他们作诗的一些记载、评论，深刻体现着宋人对诗作精致的追求。《优古堂诗话》“身轻一鸟过”一则就曾摘录《欧阳文忠公诗话》中这样一段：
陈公时得杜集，至蔡都尉“身轻一鸟”，下脱一字。数客补之，各云“疾”“落”“起”“下”，终莫能定。后得善本，乃是“过”字。
这是杜诗研究与文献学史上的经典案例，而这则诗话还记载了宋人对杜诗及其他前代诗作的学习情况：
其后东坡诗：“如观李杜飞鸟句，脱字欲补知无缘。”山谷诗：“百年青天过鸟翼。”东坡诗：“百年同过鸟。”皆从而效之也。予见张景阳诗云：“人生瀛海内，忽如鸟过目。”则如老杜盖取诸此。况杜又有《赠柳少府》诗：“余生如过鸟。”又云：“愁窥高鸟过。”景阳之诗，梁氏取以入选。《杜赠骥子》诗：“熟精《文选》理。”则其所取，亦自有本矣。如《赠韦左丞》诗，皆仿鲍明远《东武吟》：“主人且勿喧，贱子歌一言。”然古《咏香炉》诗：“四座且勿喧，愿听歌一言。”1
这些都是对诗法探讨的记录，自然是诗文批评的重要资源，不过它的故事性似乎比诗学本身更引起读者的兴趣。随着诗话的发展演变，其中和诗毫不相关的内容也大量出现，比如同样是《优古堂诗话》，其中的“应声虫”一则，摘录了陈正敏的《遁斋闲览》中的故事：
杨勔中年得异疾，每发言应答，腹中有小声效之。数年间，其声浸大。有道士见而惊曰：“此应声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读《本草》，遇虫不应者，当取服之。”勔如言，读至雷丸，虫忽无声，乃顿饵数粒，遂愈。正敏其后至长汀，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环而观者甚众，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谢曰：“某贫无他技，所以求衣食于人者，唯藉此耳。”
正如上引“身轻一鸟过”一则，不少宋代诗话就像《优古堂诗话》这样，含有不少作者道听途说或辗转抄读而来的成分，可靠性自然打了折扣，内容也因此显得芜杂。这则的下半部分，作者便就此直言：
以上皆陈所记。予读唐张鷟《朝野佥载》，云洛州有士人患应病，语即喉中应之，以问善医张文仲，张经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读之，皆应，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录取药合为丸服之，应时而止。乃知古有是事。2
经由类似事件的排比记载，本应以诗歌为中心的诗话，重点却成了讲述奇闻异事，已近乎志怪。《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上》就此批评道：“‘应声虫一条，更诗文皆不相涉。盖诗话中兼及杂事，自刘攽、欧阳修等已然矣。”3
又如《珊瑚钩诗话》中的这则记载：
盖岩者，徐之永安镇邵氏仆也，朴鲁有绝力，能兼众人之役，其主不以为异。一夕，有豪贼六人，劫持其家，举室莫御，恣所取。伤五人，杀首者一人，将出，岩手刃追之。众谓一夫不足畏。岩力战，贼骇汗，伺其困，益奋，俄仆一贼，余乃引去。然终无一人助之。复追迨贼，曰：“还尔物。”因掷金帛道上。岩不知其计也，却顾逗遛，遂远莫及。岩啮臂指，自恨无人主其财，而使己尽灭贼。明日，邑使至，逻近郊，获余党，征岩于邑。邑白大府，赏以法。闻岩之勇者，莫不惊异。或曰：“彼偶然奋不顾死耳。”余曰：“非也，人惟处死之难，徒勇无义，虽死不贵。岩之勇以卫其主，奋一身，当众贼，卒以取胜，可谓難矣。呜呼！岩，仆隶也，以寡敌众，见义必为，岂不相悬万万哉！”因传其事，以为当世富贵者劝焉。济北晁端中元升记。
前面的大段叙事，显然也是诗话作者摘录所得，而在其后阐发了自己的观点：
余读元升书盖岩事，知君子之用心。善善恶恶，所以风天下耶？惜乎岩之绝力，始不蒙主人之异视，岩之忠勇，终不闻主人之厚赏。天下事每每如此，君子所为叹息也。4
《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上》虽称“其书虽以诗话为名，而多及他文，间涉杂事，不尽论诗之语”，然其对勇士神武之描写，实令人心生敬佩。加以作者评论，俨然有史书之形。
如果说这类记载就像志怪之于小说史一样，尚属于发展的早期阶段，那些更明显作者介入成分的故事性内容，当属有意为之。比如，《彦周诗话》曾载：
梦中赋诗，往往有之。宣和己亥，仆在洪州，宿城北郑和叔家。夜梦行大路中，寒沙没足，其旁皆田苗丘陇。一妇人皂衣素裳行田间，曰：“此中无沙易行。”仆从之不能登，妇人援仆手焉。月明如昼，弥望皆野田麦苗。妇人求诗，引仆藉草坐。有矮砖台一，上有纸笔，仆题诗四句云：“闲花乱草春春有，秋鸿社燕年年归。青天露下麦苗湮，古道月寒人迹稀。”拍笔砖上有声，惊觉宛然记忆，是岁大病，后亦无他故。1
除了围绕一首诗创作的经过展开外，故事的记录更像是为了建构出带有传奇性的情节。《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上》称其“其他杂以神怪梦幻，更不免体近小说”，2颇为贴切。
有意纪事，既可以构建类似小说的情节，也可能是有别的目的。叶梦得《石林诗话》曾有这样的记载：
李廌，阳翟人，少以文字见苏子瞻，子瞻喜之。元祐初知举，廌适就试，意在必得廌以魁多士。及考，章援程文，大喜，以为廌无疑，遂以为魁。既拆号，怅然出院。以诗送廌归，其曰：“平时谩识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盖道其本意。廌自是学亦不进，家贫，不甚自爱，尝以书责子瞻不荐己，子瞻后稍薄之，竟不第而死。3
这种似乎有悖于事实的记载，以记录诗歌本事为名，背后有着作者对人物的爱憎褒贬。《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上》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称其“皆有所抑扬于其间。盖梦得出蔡京之门，而其婿章冲则章惇之孙，本为绍述余党。故于公论大明之后，尚阴抑元祐诸人。”4这未必就是叶梦得的原意，但的确提出了一种可能，也启发读者审慎对待诗话的内容，通过思考收获其外的更多信息。
宋代承接唐代这一诗歌的高峰，文化繁荣，诗学亦盛，诗话便是一大代表。“唐人重在‘作，宋人重在‘评……大抵一般人方从事于创作之时，每顾不到批评；待到其体既定，其制既盛，则论者自多。”5宋诗话的发达，大大改变了古代文学批评的原有格局。诗话保存了不少其他书里没有的珍贵信息，表达了文学家的真知灼见，有力地揭示了诗人的写作动机与相关背景，促进了诗歌艺术的发展。以多样手法记述了不少故事的诗话，本身亦可视为不错的文学创作。诗话的传统，也仍在延续，依旧发挥着它的影响。
Some Discussion To The Chronicle Of Words About Poetry In The Song Dynasty
Zhang Hebin
Abstracts：As a unique style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 word about poetry reflects the authors deep think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etry and events， which was especially prosperou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It saved a lot of valuable information that were not seen in other books， which expressed the writers insights， effectively revealed the motivation of creation and the related backgrou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poetry， of which could also be seen as good literary creation. The Siku Quanshu included a lot of these works， and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ir chronicle in the catalogue also helps the readers to think more about the stories.
Key Words：Words About Poetry in The Song Dynasty； Chronicle
作者简介：张何斌，男，1991年生，江苏宜兴人，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清代文学与学术。
1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页。
2 “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 [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64页。
3 《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序》：“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
1 [汉]班固撰：《汉书·司马迁传》（第九册）卷第六十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738页。
2 [唐]刘知几撰：《史通·载文》，（清）浦起龙通释：《史通》内篇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15页
3 顾易生、蒋凡、刘明今著：《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宋金元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63页。
4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宋金元卷》，“说明”部分，第2页。
5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宋金元卷》，第452页。
6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宋金元卷》，第461页。
7 参见郭绍虞《北宋诗话考》，张燕瑾、赵敏俐丛书主編，诸葛忆兵选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宋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页。
1《文史通义新编·诗话》，[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第197-198页。
2 参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10页。
3 《<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王国维著，彭林整理：《观堂集林》（外二种）卷二十三缀林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71页。
4 《历代诗话》，第274页。
5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81页。
6《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优古堂诗话》，《四库全书总目》，第1782页。
1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29页。
2 《历代诗话续编》，第237页。
3《四库全书总目》，第1783页。
4《历代诗话》，第470页。
1 《历代诗话》，第387页。
2 《四库全书总目》，第1782页。
3 《四库全书总目》，第417页。
4 《四库全书总目》，第1783页。
5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407页。
关键词：宋诗话 事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8）01-99-103
诗话，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文体，具有丰富的含义。有的诗话，实际上是说唱文学的一种，属于“词话”系统，如宋代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其体制包括以浅近通俗的七言诗赞为主的韵文以及散文，有诗有话，有说有唱。不过，本文所关注的诗话，特指那种以类似随笔的形式辑录或评论诗歌作品、记述诗人言行、讲述关于诗歌的故事的“话本”。它滥觞于被称为“百代诗话之祖”1的钟嵘《诗品》，在北宋由欧阳修《六一诗话》发端，是诗歌发展特别是唐代格律诗高度兴盛的产物，大大改变了文学批评的原有格局，并由此成为了评论诗人诗作、表达理论意见的一种普遍形式。
宋代早期的“诗话”，以记事为主。不同于以往的志人、志怪类笔记的是，它所记述的主要是关于诗人和诗作的逸闻轶事。欧阳修就在《六一诗话》的自序中写道，他著成此书的目的是为了“资闲谈”。2宋代相当一部分诗话，也是“旁采故实、体兼说部”，3其鲜明的故事性虽招致《四库全书》馆臣的批评，却也不乏其价值。
一、观念的形成及在宋代的发展
诗话起初是口头的、主要用于社交场合的话语形式，后来才演变为书面形式。八世纪晚期（大约盛唐）以来，文坛上开始出现固定的社交盛会，文学家们常常聚在一起，探讨诗歌的妙处，为诗人提出建议，或谈论文坛轶事，描述诗人的风格。
诗话的书面化，与文人的纪事观念及创作实践有关，体现着古人对诗与事关系的深入思考，也将“事”逐步推向诗歌创作与批评的中心。同时，它又和中国的史学传统有密切联系，体现了“由史入诗”、以事实充实诗歌思想与理论内涵的倾向。创作中的用事，便也有这方面的考虑。“纪事”的说法最初即由此而来，而在使用中愈发趋近于强调对史事的记录和整理。南宋计有功编撰的《唐诗纪事》，即以“纪事”为名，以诗系事，是一部关于唐代诗人、作品及相关评论的汇编。
记录事实，其实并非史学独有的权利。与“纪事”相应的，是我国诗歌“言志”的传统。以诗歌为代表的多数文学形式，从起源上来看都有记事的功能，而史传本也是我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学者刘知几曾从“不虚美，不隐恶”1的角度肯定诗文所具备的史学价值，并明确指出“文之将史，其流一焉”，2这就为纪事观念向史学外的拓展提供了理论依据。“诗史”也成为了佳作的高标。
随着文学自身的发展，纪事因各类文体的需要得到了愈发广泛的应用，纪事的观念也就随之延及各种文体。而一旦有意识地记述事件并发表评论，文字的故事性就大大增强了。因此，即便是后期开始出现的思想性、理论性较强的诗话，也往往能给人以轻松随意、可读性强的感觉。
诗话在宋代的兴盛绝非偶然，除了文学批评自身的发展外，宋代独特的文化环境也是促成诗话繁荣局面的重要因素。“宋学重义理发微，大胆疑古，议论风发。欧阳修《诗本义》就是一个例证。其《镇阳读书诗》云：‘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3显然，诗话这种文学批评的形式能得到广泛的使用，“与宋人爱好议论之风有关，并受到当时民间文学——‘说话‘平话的影响。诗话形式自由活泼，具有多功能机制而不拘一格，故为许多批评家与广大读者所接受。”4
在诗话的写作中，“作者可以随兴所至、信笔卷舒地记录诗歌创作本事轶闻，叙说诗人创作经验心得，对诗篇诗句、句眼字眼进行鉴赏评说，也可作精深的理论探讨，而且常常冶上述诸端于一炉，深入浅出，情景交融，在娓娓闲话中隐耀思想闪光。”5“宋以后士人论诗，多是触类而起，漫无拘束，随意生发，妙语如珠。”6而这，是十分符合强调明道、尚用又好争辩的宋人个性的。
由此亦可看到，宋代出现不少以“夜话”“谈记”“杂说”“闲谈”“闲说”等为名的作品，并不奇怪。《六一诗话》本也是欧阳修退居后整理旧稿而成，此书“以杂书为前身，故撰述宗旨初非严正。”7这表明，创作诗话，不是专业人士的专业行为，但随性却也不失严肃，对中国文学的思想艺术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纪事”的背后
宋人不但乐于讲述有关自己作诗的故事，而且乐于发现并指出别人的诗歌记录了什么样的事。他们不但以纪事的眼光关注自己的诗、当代的诗，还将纪事的眼光投向前代。宋以前的人作诗、评诗，未必会有“纪事”的观念，而宋人在看待前代的诗歌时，却会不自觉地将纪事与诗歌挂钩。前文提及的《唐诗纪事》，兼及本事与品评，正是一个结合了纪事观念的宋诗话形态发展成熟期的产物。
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事”的定义是相当宽泛的，既可指过程完整的事件，也可以是片断的事实或琐碎的闻见。遇事随手记录，也是对历史的书写。所纪之“事”既如此宽泛，就不但可以包含与事件有关的行为、活动，还能包括相关的景物、场景乃至情绪、感受等。
具体到诗歌纪事，对事件过程的完整叙述并非必须，更多的是对事件片断有选择地截取。这种截取不局限于事件本身，还会涉及人的感受和思考等方面。“事”作为情志抒发的载体，不一定完整，也未必有前后连贯的情节，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感悟式审美思维。诗话作者通过发挥读者的联想接受功能，选取事件中最具表现力的部分，经由某些重要的现象、片断或场景及其组合来反映整体，在纪事中不动声色地融入自己的价值判断，进而传达诗歌的主旨。
对于诗话的起源及其叙事问题，章学诚曾分析说：“唐人诗话，初本论诗，自孟棨《本事诗》出，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而通于史部之传记矣。间或诠释名物，则诗话而通于经部之小学矣。或泛述闻见，则诗话而通于子部之杂家矣。虽书旨不一其端，而大略不出论辞论事，推作者之志，期于诗教有益而已矣。”1在指出诗话具有纪事功能的同时，他也注意到其内容的庞杂，因此发出了告诫：“事有纪载可以互证，而文則惟意之所予夺。诗话之不可凭，或甚于说部也。”在他看来，诗话的体例，有悖于以实录为宗旨的信史传统，对史学不利。
章学诚是从史学的角度出发，指出诗话对史学有着消极的一面。不过，虽然在我国古代，文与史是紧密结合的，但它们仍有区别，不能用同一标准衡量。一味标榜所谓真实而贬低带有更强故事性与虚构性成分的作品，某种意义上便是在否定文学的意义。
诗话“可以资闲谈、涉谐谑，可以考故实、讲出处；可以党同伐异标榜攻击，也可以穿凿附会，牵强索解；可杂以神圣梦幻，也可以专讲格律句法。巨细精粗，无所不包”，2的确有消极的一面，却也能发挥积极的作用。正如长期受到轻视、被认为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一样，诗话所记之事，往往出他书所未备，能起到不少正史无从发挥的作用。同时，作者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抛开政治选择及主流话语的束缚，表达真知灼见。从这个意义上讲，诗话对诗人写作动机与背景的揭示，其实也非常契合“知人论世”的传统。王国维所言“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3正可作为诗话功能的绝好评价。
当然，浓厚兴趣带来纪事的芜杂，往往也会使诗话的内容参差不齐。有时，作者只是为记录而记录，不免影响了个人思想的表达。比如，司马光就曾在《温公续诗话》中记载：
梅圣俞之卒也，余与宋子才选、韩钦圣宗彦、沈文通遘，俱为三司僚属，共痛惜之，子才曰：“比见圣俞面光泽特甚，意为充盛，不知乃为不祥也。”时钦圣面亦光泽，文通指之曰：“次及钦圣矣。”众皆尤其暴谑。不数日，钦圣抱疾而卒。余谓文通曰：“君虽不为咒咀，亦戏杀耳。”此虽无预时事，然以其圣俞同时，事又相类，故附之。4
《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上》对此评价道：“惟‘梅尧臣病死一条，与诗无涉，乃载之此书，则不可解。考光别有《涑水记闻》一书，载当时杂事。岂二书并修，偶以欲笔于彼册者，误笔于此册欤？”5材料虽然丰富，却脱离了诗歌本身，价值如何自然也需要读者进行甄别。
三、故事举隅
关于诗人探讨写作技巧、推敲字句的事情，《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上》曾评论道：
夫夺胎换骨，翻案出奇，作者非必尽无所本。实则无心暗合，亦多有之。必一句一字求其源出某某，未免于求剑刻舟。即如李贺诗“桃花乱落如红雨”句，刘禹锡诗“摇落繁英坠红雨”句，幵既知二人同时，必不相袭。岑参与孟浩然亦同时，乃以参诗“黄昏争渡”字为用浩然《夜归鹿门》诗，不免强为科配。又知张耒诗《夕阳外》字本于杨巨源，而不知《夕阳西》字本于薛能。可知辗转相因，亦复搜求不尽。然互相参考，可以观古今人运意之异同，与遣词之巧拙。使读者因端生悟，触类引申，要亦不为无益也。6
这其实也道出了宋人好以议论、用典入诗的原因，它相应地促成了宋诗话较强的纪事性、考据性。杜甫是为宋人普遍效法的典范，苏轼、黄庭坚也是宋诗的重要代表。围绕他们作诗的一些记载、评论，深刻体现着宋人对诗作精致的追求。《优古堂诗话》“身轻一鸟过”一则就曾摘录《欧阳文忠公诗话》中这样一段：
陈公时得杜集，至蔡都尉“身轻一鸟”，下脱一字。数客补之，各云“疾”“落”“起”“下”，终莫能定。后得善本，乃是“过”字。
这是杜诗研究与文献学史上的经典案例，而这则诗话还记载了宋人对杜诗及其他前代诗作的学习情况：
其后东坡诗：“如观李杜飞鸟句，脱字欲补知无缘。”山谷诗：“百年青天过鸟翼。”东坡诗：“百年同过鸟。”皆从而效之也。予见张景阳诗云：“人生瀛海内，忽如鸟过目。”则如老杜盖取诸此。况杜又有《赠柳少府》诗：“余生如过鸟。”又云：“愁窥高鸟过。”景阳之诗，梁氏取以入选。《杜赠骥子》诗：“熟精《文选》理。”则其所取，亦自有本矣。如《赠韦左丞》诗，皆仿鲍明远《东武吟》：“主人且勿喧，贱子歌一言。”然古《咏香炉》诗：“四座且勿喧，愿听歌一言。”1
这些都是对诗法探讨的记录，自然是诗文批评的重要资源，不过它的故事性似乎比诗学本身更引起读者的兴趣。随着诗话的发展演变，其中和诗毫不相关的内容也大量出现，比如同样是《优古堂诗话》，其中的“应声虫”一则，摘录了陈正敏的《遁斋闲览》中的故事：
杨勔中年得异疾，每发言应答，腹中有小声效之。数年间，其声浸大。有道士见而惊曰：“此应声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读《本草》，遇虫不应者，当取服之。”勔如言，读至雷丸，虫忽无声，乃顿饵数粒，遂愈。正敏其后至长汀，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环而观者甚众，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谢曰：“某贫无他技，所以求衣食于人者，唯藉此耳。”
正如上引“身轻一鸟过”一则，不少宋代诗话就像《优古堂诗话》这样，含有不少作者道听途说或辗转抄读而来的成分，可靠性自然打了折扣，内容也因此显得芜杂。这则的下半部分，作者便就此直言：
以上皆陈所记。予读唐张鷟《朝野佥载》，云洛州有士人患应病，语即喉中应之，以问善医张文仲，张经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读之，皆应，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录取药合为丸服之，应时而止。乃知古有是事。2
经由类似事件的排比记载，本应以诗歌为中心的诗话，重点却成了讲述奇闻异事，已近乎志怪。《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上》就此批评道：“‘应声虫一条，更诗文皆不相涉。盖诗话中兼及杂事，自刘攽、欧阳修等已然矣。”3
又如《珊瑚钩诗话》中的这则记载：
盖岩者，徐之永安镇邵氏仆也，朴鲁有绝力，能兼众人之役，其主不以为异。一夕，有豪贼六人，劫持其家，举室莫御，恣所取。伤五人，杀首者一人，将出，岩手刃追之。众谓一夫不足畏。岩力战，贼骇汗，伺其困，益奋，俄仆一贼，余乃引去。然终无一人助之。复追迨贼，曰：“还尔物。”因掷金帛道上。岩不知其计也，却顾逗遛，遂远莫及。岩啮臂指，自恨无人主其财，而使己尽灭贼。明日，邑使至，逻近郊，获余党，征岩于邑。邑白大府，赏以法。闻岩之勇者，莫不惊异。或曰：“彼偶然奋不顾死耳。”余曰：“非也，人惟处死之难，徒勇无义，虽死不贵。岩之勇以卫其主，奋一身，当众贼，卒以取胜，可谓難矣。呜呼！岩，仆隶也，以寡敌众，见义必为，岂不相悬万万哉！”因传其事，以为当世富贵者劝焉。济北晁端中元升记。
前面的大段叙事，显然也是诗话作者摘录所得，而在其后阐发了自己的观点：
余读元升书盖岩事，知君子之用心。善善恶恶，所以风天下耶？惜乎岩之绝力，始不蒙主人之异视，岩之忠勇，终不闻主人之厚赏。天下事每每如此，君子所为叹息也。4
《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上》虽称“其书虽以诗话为名，而多及他文，间涉杂事，不尽论诗之语”，然其对勇士神武之描写，实令人心生敬佩。加以作者评论，俨然有史书之形。
如果说这类记载就像志怪之于小说史一样，尚属于发展的早期阶段，那些更明显作者介入成分的故事性内容，当属有意为之。比如，《彦周诗话》曾载：
梦中赋诗，往往有之。宣和己亥，仆在洪州，宿城北郑和叔家。夜梦行大路中，寒沙没足，其旁皆田苗丘陇。一妇人皂衣素裳行田间，曰：“此中无沙易行。”仆从之不能登，妇人援仆手焉。月明如昼，弥望皆野田麦苗。妇人求诗，引仆藉草坐。有矮砖台一，上有纸笔，仆题诗四句云：“闲花乱草春春有，秋鸿社燕年年归。青天露下麦苗湮，古道月寒人迹稀。”拍笔砖上有声，惊觉宛然记忆，是岁大病，后亦无他故。1
除了围绕一首诗创作的经过展开外，故事的记录更像是为了建构出带有传奇性的情节。《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上》称其“其他杂以神怪梦幻，更不免体近小说”，2颇为贴切。
有意纪事，既可以构建类似小说的情节，也可能是有别的目的。叶梦得《石林诗话》曾有这样的记载：
李廌，阳翟人，少以文字见苏子瞻，子瞻喜之。元祐初知举，廌适就试，意在必得廌以魁多士。及考，章援程文，大喜，以为廌无疑，遂以为魁。既拆号，怅然出院。以诗送廌归，其曰：“平时谩识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盖道其本意。廌自是学亦不进，家贫，不甚自爱，尝以书责子瞻不荐己，子瞻后稍薄之，竟不第而死。3
这种似乎有悖于事实的记载，以记录诗歌本事为名，背后有着作者对人物的爱憎褒贬。《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上》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称其“皆有所抑扬于其间。盖梦得出蔡京之门，而其婿章冲则章惇之孙，本为绍述余党。故于公论大明之后，尚阴抑元祐诸人。”4这未必就是叶梦得的原意，但的确提出了一种可能，也启发读者审慎对待诗话的内容，通过思考收获其外的更多信息。
宋代承接唐代这一诗歌的高峰，文化繁荣，诗学亦盛，诗话便是一大代表。“唐人重在‘作，宋人重在‘评……大抵一般人方从事于创作之时，每顾不到批评；待到其体既定，其制既盛，则论者自多。”5宋诗话的发达，大大改变了古代文学批评的原有格局。诗话保存了不少其他书里没有的珍贵信息，表达了文学家的真知灼见，有力地揭示了诗人的写作动机与相关背景，促进了诗歌艺术的发展。以多样手法记述了不少故事的诗话，本身亦可视为不错的文学创作。诗话的传统，也仍在延续，依旧发挥着它的影响。
Some Discussion To The Chronicle Of Words About Poetry In The Song Dynasty
Zhang Hebin
Abstracts：As a unique style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 word about poetry reflects the authors deep think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etry and events， which was especially prosperou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It saved a lot of valuable information that were not seen in other books， which expressed the writers insights， effectively revealed the motivation of creation and the related backgrou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poetry， of which could also be seen as good literary creation. The Siku Quanshu included a lot of these works， and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ir chronicle in the catalogue also helps the readers to think more about the stories.
Key Words：Words About Poetry in The Song Dynasty； Chronicle
作者简介：张何斌，男，1991年生，江苏宜兴人，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清代文学与学术。
1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页。
2 “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 [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64页。
3 《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序》：“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
1 [汉]班固撰：《汉书·司马迁传》（第九册）卷第六十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738页。
2 [唐]刘知几撰：《史通·载文》，（清）浦起龙通释：《史通》内篇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15页
3 顾易生、蒋凡、刘明今著：《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宋金元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63页。
4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宋金元卷》，“说明”部分，第2页。
5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宋金元卷》，第452页。
6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宋金元卷》，第461页。
7 参见郭绍虞《北宋诗话考》，张燕瑾、赵敏俐丛书主編，诸葛忆兵选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宋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页。
1《文史通义新编·诗话》，[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第197-198页。
2 参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10页。
3 《<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王国维著，彭林整理：《观堂集林》（外二种）卷二十三缀林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71页。
4 《历代诗话》，第274页。
5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81页。
6《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优古堂诗话》，《四库全书总目》，第1782页。
1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29页。
2 《历代诗话续编》，第237页。
3《四库全书总目》，第1783页。
4《历代诗话》，第470页。
1 《历代诗话》，第387页。
2 《四库全书总目》，第1782页。
3 《四库全书总目》，第417页。
4 《四库全书总目》，第1783页。
5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4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