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阳明军事思想的学术价值与影响
丁涛+钟少异
摘 要：王阳明创立“心学”体系的过程，也是推动兵学与儒学融通的过程，考察王阳明三大军功，可以看出他以军政结合手法，将儒家“治国安邦”与兵家“安国全军”有机统一，以期达到长治久安的愿景目标。在明中期政治昏暗、民风不振的大背景下，这种“军功”“治功”并行并立显得别具一格，乃至为后世戚继光、曾国藩等“儒将”或“文臣领兵”者树立了很好的效仿模板。
关键词：王阳明 心学 兵学 融通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8）01-32-44
王阳明创立“阳明心学”的过程，既是政治、军事具体实践的过程，也是推动兵学与儒学融通的过程。兵儒融合是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史的重要内容，或者说是主线之一。兵儒融合的历史过程，可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大阶段：在前武帝阶段，体现为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基础上不同学术流派思想的交互影响；在后武帝阶段，体现为历朝历代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意识形态下的兵儒合流。在汉武帝之后两千年来的中国王朝历史中，“以儒统兵”逐渐得到强化。王阳明以其大儒领兵的实践，将兵学与“心学”结合起来，为兵儒融合带来了新发展，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独特的影响。
一、大儒领兵的新代表：生平及军事实践
王阳明（1472—1529），明朝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承袭宋明理学，开创“阳明心学”，自成一派；在事功上声名卓著，尤其在军事领域，可谓战功赫赫，先后平定南赣“叛乱”、生擒宁王、剿抚根除两广地区“民乱”，对稳固明朝中期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说，他的“文治”与“武功”齐名，在有明一代无出其右者，被后人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完人。其一生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在边患不断、“叛乱”四起的背景下，通过心学的修为、实践的磨砺，最终成为“文臣领兵”的典型。从其贡献来说，创立“阳明心学”的过程与平叛治乱的亲历实践相互交融，对传统儒家治世理论的体悟与践行相得益彰。
王阳明出身官宦家庭，父亲于成化十七年考中状元，在家庭背景熏染下，加上天赋异禀，有机会接受儒家传统治世思想的系统训练，基础牢固、功底深厚；十五岁时考察军事重镇、了解关隘及边防情况，为后来的军事成就埋下伏笔；弘治十年，边疆局势吃紧，在王阳明心中留下深刻印象，自此开始研习兵法，广泛涉猎兵家典籍，尤其是评注《武经七书》，打下扎实的军事理论基础，成为其兵学智慧之源1；弘治十二年考中进士，观政工部，受命营建威宁伯王越（曾总制大同及延绥甘宁军务，收复河套地区）墓，竣工后辞谢金帛而仅受王越所佩剑，足见其志向高远；同年，应朝廷求言北部边防，上疏陈言整顿边防“八事”：“一曰蓄才以备急；二曰舍短以用长；三曰简师以省费；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严守以乘弊”1，首次提出边防战略对策总体设计，体现其以儒家“仁义”为核心、兵家“权变”为主旨，亦文亦武的治边理论架构特点。
正德元年（1506），武宗初政，宠信宦官刘瑾，大搞特务统治，王阳明抗争中被贬贵州龙场驿；期间先后于龙场悟道（1508）、贵阳讲学（1509），凭借对时政沉沦的切身感受及对程朱理学落寞的集中反思，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学说，从“圣人处此，更有何道”自念自问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精研顿悟，从“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的哲学取径，确立人人自有良知、皆可成圣的“群众路线”，对程朱理学空泛化、程式化、割裂化的背反，激活了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由“精英”向底层民众转化的动力，初步建立起向下、向内求索砥砺的“心学”体系，给儒学的演进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此一阶段，王阳明逐渐摆脱“五溺”归正于圣贤之学，其“心学”思想也基本成熟，在“知行合一”的立意下，通过军事实践促进了兵家的“诡”与儒家的“仁”的圆融与和合，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大大地推动了兵儒的深度融合。
正德十一年（1516），南赣“盗贼”蜂起，王阳明担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正式开启平叛治乱的军事生涯。辖地涉及今江西南部、福建西南、广东北部及东南、湖南东南等交界地区，地域广阔、问题交织。王阳明首先以军事任务为导向，请发旗牌、提督军务、统一军令，采取改革兵制、加强协同、广收民心等手段措施，历经三次大战，一举平定为患数十年的“民乱”。王阳明对宁王谋反早有觉察，安排得力门生冀元亨赴宁藩讲学的同时予以戒备。宁王朱宸濠于正德十四年（1519）正式起兵，地方各属应对不力，节节败退，整个江西几乎全线崩溃。王阳明临危受命，准确研判战局形势，指出叛乱有上中下三策，即上策攻京师、中策攻南京、下策据守南昌。为牵延叛军出兵南京，王阳明虚造声势，离间其将帅，坚决直捣南昌，迫使宁王回救，后及时安抚民心、稳定军心、居中调度，樵舍之战生擒首恶朱宸濠，迅速平定叛乱，反映出王阳明出色的政治敏感和兵家的机敏，奠定了其军事家的地位。
正德十六年（1522），王阳明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期间在浙江家乡讲学，正式提出“致良知”命题，对忠信、孝悌、节义等社会人心的良知良能进行探讨，至此“陽明心学”体系的“三大支柱”基本确立，使其在思考处理军政问题时更加成熟稳健、自成体系，这一特点在晚年平定广西思恩田州等地“叛乱”时得到了集中体现，出于“仁心”追求善治的引领，针对性分析“叛乱”根源，提请恢复改进土司制度，在“平叛”时则极力主张招抚为主、征讨为辅，迅速恢复秩序的同时妥善解决了少数民族区域的治理问题。
二、兵儒融合的新发展：与“心学”相融通的军事思想
王阳明“心学”体系集中展现传统儒家“三纲八目”由内而外的治世理路，突出特点为：以“天下归仁”为总纲领，通过努力寻求良知良能，进而教化生民，始终坚持以安民养民为目的，在尽可能从政治上解决治世问题的前提下，以军事手段作为必要举措，推广儒家“治平天下”的价值追求，以达到长治久安的远景目标；这种政治追求与军事实践相融通相促进，也成就了兵儒融合的新发展。
（一）“阳明心学”核心价值追求
1.“致良知”的治世取径
“阳明心学”是建立在“心即理”“知行合一”及“致良知”三位一体之上的，如黄宗羲所概括“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而不滞于方隅”1，是以“致良知”为统领，在“心即理”的设定上，着力于追求“知行合一”的功夫。着力于以“治心”为取径解决治世问题，即“化治世为治心”2。
明朝中期以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统治危机空前，当时程朱理学已成为追名逐利的“敲门砖”，维系儒家传统德行修养和教化的社会功效衰减，迫使当时儒者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阳明心学”即是在这种背景下孕育诞生的，这一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龙场悟道”提出“心即理”。王阳明因对抗宦官刘瑾乱政而被贬贵州，立足儒家传统治世理论对程朱理学活力丧失的反思，基于政治生涯沉沦和生活处境恶化的体悟，提出“心即理”的哲学命题，成为其“心学”立场确立的起点和标志；结合早年“七日格竹”的失败经历，在工夫修养上否定了“穷理于万物”，转而化理为心，回归到孟子“尽心知性而知天”的立场上来，开始挣脱程朱理学格致的桎梏，以个体的本心探求践行德性、止于至善的真理。二是“贵阳讲学”论述“知行合一”。正德四年（1509），王陽明应邀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开始提出并论述“知行合一”的观点，针对性地解决程朱理学“知行有先后，且相分互养”导致实践上“两张皮”相割裂的问题，将“行”作为合于“知”的指向，“知”作为成于“行”的依据，以《大学》“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为引证，阐释“好色”“恶臭”乃本心使然不必再向外求“理”，肯定了“知行”在客观层面的统一性，从形而上解决了实践中知行互不统属的矛盾问题；“知行合一”还体现在学、问、思、辨、行的具体操作层面，强调按照能事、解惑、通说、精察、履实的演进逻辑，在做足“知”的工夫后进入“行”才能达到“真知”与“笃行”的高度统一。三是晚年总结出“致良知”核心意蕴。从其江西平叛治乱实践可以看出，“致良知”是经由“百死千难”的人生阅历提炼的，即由实践体悟自身具备的“良知”，再由“良知”与外部环境的磨合中获取“良能”，将对道德理性的体悟认知拉回到伦常日用、集结于心，使“良知”复归于理性与实践本身，成为融通体用两界的统领且不断精进，是对“心即理”“知行合一”的升华。
“致良知”这一核心理念的最终提出，植根于人生经验的提炼总结，处处体现儒家传统的治学与治世的互动，“心即理”突破了程朱理学的羁绊，“知行合一”则为“独善其身”或“兼济天下”的修为践行观找到了着力点，在其军政实践中逐步得以丰富饱满，并提供治平家国天下的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这在具体处理军务政务过程中重视安民养民的宗旨多有体现。
2.“宣教化”的渐进路线
传统儒家向来主张“为政以德”，养民教民往往立足于“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反复强调“仁心”“仁政”，将面向广大民众深耕广植作为士人道德实践的理所担当；历代王朝统治维系也突出对“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贯彻。《礼记·儒行》有言“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仪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明确以道义赢取天下归心、以连接上天与生民，具体落脚则是对“德治”标准的把控及蓄养。
在王阳明“心学”体系里，同样饱含倡导道德、广施教化的价值追求，但其重心由程朱理学精英阶层的定位扩展至更加需要争取和拯救的生民，以“化民善俗”为目标，进而实现治安天下。如其所推崇的“良知”，实质是强调主体道德的意志、情感对于世俗伦理事务支撑的重要性，有明以来“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维持长治久安”1，此语虽有苛责之意，但对明朝治安追求的定义基本属实，在这种预定目标的感召下，对教化功能的要求就比较高了，既要说明统治合法合理，更要争取民心民意，内忧外患皆充斥其中的明中叶，扶持人心成为“致良知”的主旨之一，在王阳明看来“修己治人，本无二道”2，“修己”是发见“仁心”的求索过程，“治人”则是推己及人、宣扬正道的践行过程。
“心学”向外推送的依据还是在于《大学》“三纲”对“亲民”的解释认同，一定意义上“良知良能”代表着具备体认践行良知的、先知先觉先为的“圣人”，而普宣教化的重心则在于如何启发愚昧、激起普遍的“仁心”“善行”。如前所述，王阳明在此发现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总结为“中国阳明学在历史上第一作用就在于‘儒教的大众化”3。王阳明本人的教学实践就极为丰富，在书院讲学、与弟子友人书信往来到战后地区兴办社学等时时处处体现出对世道人心的关怀和导化。另外，他还时常鞭策学生切忌以高高在上的“圣人”形象示人，而要放低姿态以“同情”“同心”达到启迪民智、发掘善行的目的。讲学在阳明学派看来，更是天下治平的大事，为此他们不仅关注民间教育、参与乡村建设，更将时政融入讲学内容中，在帮助平常百姓寻找生活意义的同时，赋予成仁成圣的责任担当。
在其军政实践中，有一项稳定秩序的代表性功业即是兴办社学、善化风俗。这在平定叛乱之后，对社会秩序迅速恢复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提督南赣军务征横水、桶冈、三浰时，发布告谕总结出兴乱的根源在于“风俗不美”，明确善化风俗作为治安首要；巡抚江西征宁王，发布 “兴举社学牌”等以安民教化，在规范地方治理上多有创制，而每每提到兴办学校、教化乡里，都将民乱归责于“有司治之无道，教之无方”；总督两广平定思田、征剿八寨，将兴办思田学校作为“用夏变夷”的方式，多了一些文化服务政治的功能意味。另外，强调要学有定制以免人去政息，收到参事吴天挺建设书院的呈报时，特意要求“置立文簿”，明确标准规范，足见其从知学到兴学的功力之深厚。
宣教化是王阳明将其“心学”作为改造世道人心的重要实践路径，从底层民众移风易俗到倡导心向光明，从归化“新民”到战后秩序恢复，是以柔化的手法对践行儒家“人性可塑”主张的具体落实，尽管赋予了较为浓厚的政治色彩，但从文化土壤的培植角度上，对妥善平稳解决社会矛盾冲突提供了有力支持。
3.“图善治”的总体设计
从学理上看，“致良知”的提出为其实践追求“仁心”提供了形而上的支撑，宣教化是“正人心”的必然取径，最终落脚则在“图善治”。可见王阳明开创的“心学”并不失于玄谈，而是以实现“王道”政治为根本立足的。
“陽明心学”在“知行合一”上与程朱理学相较，不仅旨在破除“继绝学”上说与做的剥离，更是将“知”与“行”在实学道路上做了开辟性的努力。浙东学派之所以在王学之后，明确提出经世致用之学，也是由此浇灌而来，“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对理学的空谈心性而言，主张经世致用；对理学的束书不观而言，主张回归儒家原点”4。正如王阳明劝导一名主持讼狱的官吏所说“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5，他极力主张做学问要落地在事上，砥砺磨练下工夫才会有所增益。因此，王阳明在体验中琢磨、在琢磨中践行，推行善治上下了很多工夫。
大力改进并推行“乡约”。正德十二年、十五年，先后颁布施行“十家牌法”及“南赣乡约”，其中“南赣乡约”目标直指战乱后民众的教化治理，采取建立乡约的办法稳定乡村社会秩序，进而完善治理模式，以惩恶扬善的旗帜为号召，鼓励乡民在教训子孙、和顺邻里、互助协作、劝善诫恶等方面建立广泛深厚的联系，共同培养“良善之民”、化育“仁厚之俗”。整个乡约共十六条，包括乡官设置、责任义务、召集组织、彰善纠过、习俗礼仪等，基本囊括日常生活秩序的所有内容，思路清晰、紧贴实际，最大限度地满足治理需求，他“把乡里体制、保甲制度同乡约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集政治、军事、教育功能于一体的乡村社会共同体，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农村基层控制体系”1，在战后建设方面探索出整套做法，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根据实际设置县治及土官流官。针对“叛乱”区域涉及地域广泛或是多府县交织导致“权力真空”的情况，王阳明提请设置新的县治填补治理空缺，不仅实现了较短时间内战区乱象的恢复，更是着眼于从根上解决治理困境。对少数民族地区土官流官设置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鲜明特点，他认为应把握“顺应民俗、不违其宜”的原则，使人各得其所，将“特设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势”与“仍立土官知州以顺土夷之情”相配合，不仅明确管理关系层级，同时在朝会贡献、袭授调发、税赋征纳、讼案处置等具体事务方面理顺了相互之间依存共生、共建共管的关系，另外最大程度发挥监管职能，根据需要特分设“土官巡检”调谐其中，在运转体制上进一步巩固确保了治安的落地。
解民困体现“仁心”“仁政”。无论是战前、战中、战后，在筹措用兵粮饷、弥补盐政漏洞、改进商税征收以及对补救天灾人祸等方面，都体现了其体恤民情、施政以德的“仁政”思想。巡抚江西征宁藩时曾发布“宽恤禁约”，充分体恤兴兵革对民众生产生活带来的劳费，严令所属各州县官员“痛恤民隐”不得叨扰加重百姓负担，违者以军法论处；在盐政及商税征收上，始终强调保障民生与预留军费的协调平衡，坚决反对涸泽而渔，遵循“不加赋而财足，不扰民而事办”2公私两全原则。
（二）军事思想基本特点
前文已述，王阳明正式开启其军事生涯，是在南赣平“盗匪”，其治军练兵用兵思想多有创设，内容涉及选将用兵、整训精武、军政协同、后勤保障等要素；在传统儒家“治平观”指导下，王阳明平叛治乱始终坚持以养兵弭寇、长治久安为根本，力求将军事进剿对民生的破坏降到最小。
1.注重“就地选练”的精兵思想
对于如何平定区域内“民乱”问题，王阳明总结以往大范围调兵得不偿失的教训，从节省兵力民力考虑，明确提出加强对当地百姓的编练武装，作为治安依凭；同时，在培养选任将才方面指出要以“忠信”作为第一要义，甚至也可以有条件地任用稍有瑕疵的能征善战之人。
在“足兵”方面，王阳明清醒认识到征调客兵不仅靡费甚重，更严重的是不能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他分析南赣形势时认为，之前每逢变乱都不加区别地花费大量时间精力调动土军狼达的习惯做法是不可取的，一方面不仅劳民伤财、贻误战机，平匪的过程也靡费巨大；另一方面，一旦客兵撤离“盗匪”又会兴风作浪，容易陷入来回调兵而没有效果的“怪圈”。对此，他认为应该从乱源上着手，破除习惯上对土军狼达的依赖，立足当地百姓组织乡勇、有所备御，才能不失机宜地解决好治乱反复的问题。为满足战训实际需求，本着“治众如治寡”的兵法原则改革兵制，按照“每二十五人编为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为一队，队有总甲；二百人为一哨，哨有长、协哨二人；四百人为一营，营有官、有参谋二人；一千二百人为一阵，阵有偏将；二千四百人为一军，军有副将”1的结构编练乡勇，形成号令统一、层层节制、上下相维的指挥协同机制，为后续作战训练的运转展开提供了制度支撑。将才的拣选也是其精兵思想的应有之义，早在“陈言边务疏”中，王阳明对人才的储备拣选就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看法，“八事”中首条便是“蓄才以备急”，认为选用良将是制胜的首要，是决定国家治安命运的大事，他大胆地提出“舍短以用长”原则，从历史上选任将领的实际来看，能打胜仗的将领大都有些瑕疵，他肯定备战迎战时可以“用过”，但也应有必要的原则遵循“用人之仁，去其贪；用人之智，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2，而最重要的品质还是要讲求忠信，对有才能但仅为一己之私的还不如弃之不用。
拣选兵将、改革兵制仅仅是预备动作，真正要形成战斗力还是离不开实战操演，王阳明对此深有体悟，将练兵的主要内容概括为知节制、洽情意、建信义、齐心志，着力于集中操演战阵、共同生活，练就纪律严明、高度协同、官兵友爱的军队，以达到“居则有礼，动则有威”的目的。
2.坚持“赏罚维信”的练兵用兵原则
行伍之间奖惩公正严明、军令政令协调统一，是顺利圆满达到战斗目标的有力保障，王阳明深知日常养成的重要，在操演时就申明法纪、奖勤罚懒，树立了很好的导向，其治下军队纪律严明、号令统一，得益于有功及时褒奖、有过严惩不贷、以整个战局为重评判功过等做法。
战时执行军法的标准更为严厉，如征剿横水、桶冈时专门强调军令共用了20个“斩”字，针对不同的情况规定非常细致，大到失误军机小到取人一草一木都在可斩范围，考虑极其周详甚至有些严苛；同时，严令凡是临阵对敌作战单元之间必须相互策应、协同行动，将官兵卒伍牢牢捆扎在一起，激励官兵在作战时建立信任和互为依靠，大大助益于增强部队凝聚力。对违背既定行动计划的坚决予以惩戒，但在战局紧迫的时候，也会灵活处置，如漳南道守巡官有关军事行动不协同的问题，王阳明在评定时以整个情势作为依据对涉案的指挥高伟等人予以惩戒，将各自功过情况条条分析，严格按照军法论处，并严肃追究上级“督提欠严”的连带指挥责任，但考虑到正值紧急用人之时，便以“戴罪杀贼，立功自赎”来处理，以“大捷不计其小挫”作为激励，展现出准确把握尺度的大将风度。
平抑将士争功同样也能看出其维护军令威信的决心。征剿南赣曾发生兵备佥事王大用与湖广永州府推官王瑞之，围绕缉获大贼首李斌等争功打笔墨官司的事情。查明事实真相后，王阳明从整个战局考虑，引导相关人等正确对待功劳，强调以协同配合作战的成效作为考量军功的首要，点出“获级者匹夫之所能，争功者君子之大耻”，激励将士“同心易气”，而不能因小功而失大体。王阳明深知“较功力，信赏罚，以振作士气者，军旅之大权”3的道理，赏罚有信且公允及时才能发挥激励人心、提振士气、统一号令的作用；同样，对于个人的功勋荣耀始终定位在自己的职分上，在成功平定宁王叛乱后他曾以两次辞封“新建伯”的实际行动做出了表率。
3.把握“剿抚并用”的治平准则
王阳明平叛治乱杂于王霸之道，“仁政”“德治”无法施展时，侧重于武力征剿，条件满足时则尽可能采用招抚教化举措，始终秉持“树德务滋，除恶务尽”的训诫。
平南赣时，认为“民乱”的根源在于百姓生计困难、官府腐败不作为或处置不当导致真盗真贼钻了空子，认识到有司滥用招抚是致使民众无所适从、于盗贼不能起到震慑平抑作用的主要原因，因此王阳明每次平乱都是深入一线掌握实情，并多采用分化瓦解、化整为零的策略调控正面压力，如推行“十家牌法”，整肃后方和稳定内部的同时，起到了孤立盗贼的作用；平定宁藩时，王阳明不滥施杀戮而大量投放“投首牌”，发布“安民榜”，承诺“惟首恶是问”，对心怀奸佞欲图不轨的严惩不贷，对胁从人员则只要自首即可免罪，这种区别对待有效地瓦解叛军、防止民变，更为极力减少平叛和战后建设阻力打牢了基础。
征讨广西思恩、田州以及断藤峡、八寨，王阳明认为两广变乱起于土官的相互仇杀，事关土官流官改制施行、治理矛盾日久不解的问题，而不能以寇贼兴乱荼毒生灵来定性，更不能以单纯军事行动征讨解决，清醒地看到都御史提督军务姚镆虽通过武力征讨擒获反叛土官岑猛父子，但随后又激起其部下卢苏、王受再次拥兵造反以致兵败束手无策的结果，认为“自责自励，修我军政，布我威德，抚我人民，使内治外攘而我有余力”才是根本，对之前单纯军事路线进行了批判，明确整顿军政、重树威信、安抚百姓才是正道；随后做出息兵罢饷、休养生息的柔化处理，除保留湖广永顺、保靖官兵防守城池，以待沿途粮草马匹齐备后发回外，营造了内紧不忘军备、外松安抚民心的氛围，很快卢苏、王受便请降了，这种不以杀伐建功的做法受到当时及后人的褒奖肯定。
4.着力“稳固后方”的建设思想
王阳明三次受命征伐均展现出崇尚“伐谋”“伐交”的兵家智慧，在战前部署、战中运筹及战后建设方面，又表现出以体恤民情的善治为根本、实现“弭盗安民”最终目标的儒者风范。
平南赣过程中，出台并大力推行“十家牌法”，以“家牌”为载体，登记每户人数、房屋数、户籍、姓名、年龄、职业、身体情况等信息，及时稳定人丁，摸清底数，采取类似“连坐”的方式促进相互监督，在战时从制度上增强各家各户联络、方便统一管理进而“清理门户”稳定后方的同时，也为战后治理打牢了基础，需要强调的是“十家牌法”根本着眼还是在于营造培养劝善惩恶、礼让敦厚的民风，与随后推出的“南赣乡约”相协调，使管理与教化相配合，很快就实现了安定生活、端正风气的目的。另外，注重及时应对解决基本的民生问题，如宁王叛乱前夕吉安十三个县即已遭受旱灾，宁王曾发布“伪命”减免税负、收揽人心，军事平叛初步完成后，百姓对减免税赋的举措无所适从、普生疑虑，王阳明凭借其高度的政治敏感，及对战后百姓疲弱情势的体恤，认为如果还要征收税赋将很可能再次激发民变，为尽快稳定民心、推动战后各项秩序恢复重建，立刻呈上“旱灾疏”提请“暂将江西正德十四年分税粮通行优免”，在面对第二年旱情有所加重而军民未获赈济反追征赋税的现实，再次提请宽免两年的钱粮税负。
思恩、田州等地“叛亂”平定之后，基于不具体区分情况普设流官激起民变的现实认识，及时提出“益仍土官以顺其情，分土目以散其党，设流官以制其势”1的对策，即设流官知府与土官知州相结合、辅之以土官巡检的方式，解决顺遂与管理的矛盾；同时，王阳明也清醒地看到“土夷之心未必尽得，而穷山僻壤或有隐情”无法确保“流官”之制能有效施行的实际，采取“以其所以处之之道”发挥目长、父老子弟等良善之民的示范带动作用管控“顽钝无耻之徒”，确保社会生活秩序的总体平稳。
（三）心学与兵学的融通
传统儒家在构建理论时即是文修武备的设定，而起支撑作用的便是“仁爱之心”。所谓“文修”即是要以民为本，其方法路径即为广泛施行爱民、养民、教民、治民和保民的各种政治；所谓武备，在儒家看来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其对象仅仅是讨伐叛逆的“有限战争”，即“只是在国内或在各民族内有叛乱不靖时始行军事的讨伐”2。王阳明谨遵先贤教诲，用务实的军事政治相结合的手法来追求长治久安，较为妥善地解决了治民、保民的现实问题。
1.基于“仁道”的用兵之道
王阳明戎马生涯多用“奇正”“虚实”取胜，深谙兵家“先胜”之道，在摸清敌情、站稳脚跟之后再谋兵制胜，灵活运用“诡道”平乱的同时，依然遵循“仁道”“仁心”以治乱，以最小的代价争取最大的胜利、稳定治理秩序，以致后人评价“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1。
从其军事实践过程及效果来看，用兵之道与“仁道”得到了很好的融通，始终以“仁道”为最高原则，运用“诡道”指导战事也是适可而止。平定南赣，感念体恤兵荒马乱给寻常百姓带来的生计之困苦，多次发布“告谕”以安民心；对待“贼匪”同样做到“仁至义尽”，大都是将武力镇压放在收拾人心之后；选练民兵提出“资装素具，遇警即发，声东击西，举动由己；运机设伏，呼吸从心”2的设计，以备战事展开随机应时、运用纯熟，表现出对“虚实”技巧的驾驭；领兵直击横水，注意把握地势、示形久屯，而又趁其不备、奇袭取胜，表现出对“奇正”的灵活运用；清理横水“匪寇”，分设奇正二哨，在大雾掩护下分进合击悉数剿灭匪巢；进攻桶冈谨遵“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训诫，避敌锋芒、休兵养锐，发布告谕招降纳叛分化敌军、集中力量进袭顽抗之敌，以最小的伤亡换取了最大的胜利。平宁藩攻打南昌部署十三支部队于七座城门，其中六支作为夹击的机动部队，总兵力共计3.4万余人，据统计“除了屯守部队之外，于阵前杀敌的仅有一万四千人”3，体现出其善用“寡兵”的艺术和技巧，也是其以“仁道”统兵打仗在确保战胜基础上尽可能爱惜兵力民力的直接体现。
2.“破心中贼”与“破山中贼”的难易
王阳明认为：一方面在军事行动上诛灭反叛很容易，较之安抚人们心中不安分的心才是最难的事情；另一方面，基于善治的“宽政”要与具备威慑力的军事行动的“猛纠”相配合才能达到安民养民的主旨。为此，他秉承孔子“宽猛相济”的训诫，军政实践中也往往在“收拾人心”上着力最多。
“破山中贼易”是对其军事实践成效显著而论的。王阳明提督南赣、征讨宁藩、平定思田八寨等总能化险为夷，其中对战略战术运用纯熟固然是因其平时在兵学上所下的工夫，更是将修炼心性与从军从政实际相统一的结果。王阳明提出“四句宗旨”，是在久经沙场战阵、官场政治考验而成就功业的基础上“修成正果”的，是其“心学”体系构建完成的重要概括，正如日本阳明学者冈田武彦所说“王阳明在中年时并没有从曲学阿世的观念中摆脱出来。但晚年当他以‘致良知为学之宗旨以后，便把一切杂念统统抛在脑后，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独自的心学，最终奠定了明学”4。在他看来，“破心中贼”难就难在“收拾人心”，必须在“四句宗旨”上长久下工夫，才能真正“知善知恶”以致实践“为善去恶”，达到良知良能，而重难点在于对“仁心”“仁道”“仁治”的觉知笃行；“破山中贼”王阳明始终坚持以上三者合一，从修为心性起步，在军政实践中体会如何“破心中贼”，如平定思田，认为“民乱”兴起是没有遵从“民惟邦本”的根本原则，无论是设置流官还是土官均已失掉“善治”的本心，功利化、程式化、简单粗暴的治理方式使得“仁治”本意打磨殆尽，因此他认为要行善治必先择善治之人才，结合边夷实际，紧抓顺应民心，明确提出选人用才要用“忠实勇果通达坦易”、“谙其土俗而悉其情性”、“耐其水土”三者兼备的稳健练达之人；随后的兴建学校、教化百姓等举措，则是基于为后任者打下“收拾民心”坚实基础的长远考虑。
3.以安民养民为目标的“吊民伐罪”思想
遥承孟子“仁心”之道的王阳明，非常清楚兴师讨伐对“治平天下”的功能作用，更明白要以“仁道”来约束征讨行为，始终秉承“敬天保民”的传统治世理路，以“吊民伐罪”“解民倒悬”作为宗旨，将军事行动落脚在安民养民这一根本目标上。
王阳明两次奉命出征平定“民乱”分析社情民情，在归责上都在于有司的不作为、慢作为、胡乱作为上，认为安民养民做的不足不到才是关键所在，因此兴师问罪的主要对象仅仅是加重社会动荡和矛盾的首恶分子，并不为难百姓，相反总是能够体恤民情，尽可能安抚之；在军事征讨结束后，紧接着便在追求善治上下工夫，如根据需要添设郡县、疏通盐法解决民生问题、发布告谕劝勉从善安抚“新民”等，从用人才、革制度、兴教化着手，竭力改善百姓民生和解決治理方面的顽症痼疾。平定宁王之乱更是高举“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道义大旗，常以“窃照叛逆天下之大恶，讨贼天下之大义”作为感召激励，尽最大努力调动所有能够调动的力量；即便是在上疏处置从逆官员时，从“仁心”“仁政”出发，提请“取其罪犯之显暴者，明正典刑，以为臣子不忠之戒；酌其心迹之堪悯者，量加黜谪，以存罪疑惟轻之仁”1，有效避免处置从逆、胁从的扩大化，展现出过人的智慧和圣人的情怀；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在擒获宁王首恶的当天，王阳明还上了一道“旱灾疏”，随后其治下又发生水灾，以没有尽到人臣之职分而自劾罪己，切实在战后建设恢复秩序上倾注大量心力，足见其安民养民的决心意志。
三、军事实践及思想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
兵学与儒学的交融互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发端，儒家在梳理其学说时从根上并不排斥否定战争，而是将征伐列为宣扬“王道”“仁政”的工具来解读，兵学在自身的演进路径中，也有综合吸收诸子学说的印记，其中在政略上对寻找形而上的意义更多源于儒家。历代治乱兴替中，政治与军事相辅相成的融合过程从未间断，从西汉武帝确立儒家思想统治地位以来，至王阳明对传统儒家“慎战”“备战”思想进行了传承和发扬，始终不离“天下归仁”的命题，对兵家“安国全军”“令文齐武”思想运用纯熟，赋予更多“弭盗安民”的政治伦理意味，在战争观念、战略思维、治军安民等方面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建构“心学”体系时将兵学与儒学的融合在实践上大大推进一步。
（一）对当时的影响
1.平叛与治乱结合实现长治久安
王阳明一生的军事实践主要有“三征”，基本路径是武以戡乱、文以安民，在此过程中，尽可能做到“文武兼修”，力求长治久安，对南方政局稳定起到重要作用。
从实际效果来看，着力解决明廷长久以来治民不善的问题，如平南赣时针对性提出在条件成熟的地方添设县治以顺民心民意、图永安永保，先后提请添设建立平和县、崇义县、和平县，他认为这是“抚其背而扼其喉，盗将不解自散，行且化为善良”的“长策”，分析“民乱”反复的根源在于县治不力导致民不聊生，生动地将征剿比喻为“针药攻治之方”，而将抚境安民视为“饮食调养之道”，两者应该并行并立才能确保不生祸患。不仅如此，他始终将设立学校作为善化风俗的必要举措，认为“举大事，须顺民情，兵革之后，尤益存恤”2，否则将前功尽弃、悔之晚矣。在设县治的态度上，他是非常谨慎的，经常深入一线实地考察选址，选任官员坚持“谙晓夷情，熟知土俗，刚果有为”的用人标准。
从方式方法上看，紧抓民生问题以安民心。如平定宁王，因宁王贪鄙荒淫，以各种方式抢占、贱买、抄收百姓田地、山塘、房屋等，以致民无栖身之所、无用锄之地，严令将侵占的房屋、田地等归还本主；同时，严禁各属豪强借机强买强卖强占，援引《尚书》“守邦在众”、《周易》“聚人者财”，认为安邦首先要安民、安民必须要散财，只有百姓生计得以维持，国祚才能保全；痛感“大兵必有荒年，民穷必有盗贼”，对发生叛乱地区的赈灾、减免税赋放在了“弭灾变”“立民信”的高度。
从管理重心上看，围绕打牢治理根基着手，采取大力推行“十家牌法”“南赣乡约”“兴办社学”等系列举措，不仅在战时极大地凝聚调动了人力、物力、财力，更在实际运转中改善基层治理问题，如其“心学”取径向内、向下一样，他将主要精力投放在最基层的管理单位上，极大地解决了当时乡村面临的“自组织”形态松散、事实上管理缺失的问题。
2.以正心、攻心为上的制胜机理
王阳明始终关注“世道人心”，即是落脚在以良知为内核，导引出“仁心”“仁政”拯救天下苍生，其善于明理以正人心、攻心以瓦解敌军，着眼于从根上破解“祸乱相寻于无穷”的恶性循环。
正因为“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为阴邪之术……；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阿俗，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1的现实，他认为有必要从力行工夫致良知的根本上做起，而平叛治乱的过程也始终以正心、攻心为上。如前所述，征讨南赣无论战前准备、战中运筹还是战后重建，王阳明均善于稳定人心、分化敌军，充分证明了他不仅深谙兵法，更是对心战运用纯熟，在“告谕浰头巢贼”中，从常理常情说明被安上“盗贼”的名分是人所不欲的，对因官府所迫、大户所侵导致错起反叛之心表示遗憾和同情，深知这种为情势所迫的“民乱”绝不是出于本心，以父母对待子女总有不忍之心来说明“不得已而兴兵”的事实，最后发出“痛哉痛哉”的感慨，总的来看，这篇告谕流露出其仁厚赤诚之心，除却分化“盗贼”考虑外，更多的是明理以正人心。
宁王叛乱，王阳明奉命兴“仁义之师”征讨在道义上争取最大支持，收复宁王老巢南昌城时便使用了“攻心”战术，发布告示点明惩办首恶主旨，不累及城中百姓，劝勉安抚民心，尽管因为守城者未接受此告示而没有发挥实际作用，但其抓准时机的敏锐不得不令人称道，以“伐谋”“伐交”的“安国全军”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的手法，同样出自“仁心”的引导，具备这种战略思维很大程度上减省了征伐过程及安定战后秩序的成本，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3.政治与军事的相维协同
王阳明从军生涯鲜明特点之一便是用政治思维解决军事问题，每当临危受命征讨叛逆时，总是从政治的角度阐释“民乱”起因、分析敌我情势、发布告谕告示安抚军心民心、熟练运用传统儒家“治平天下”大战略思维指导战争、倡导顺应民情普兴教化，统一官军民思想的同时，最大限度赢得人心、减少平叛治乱的阻力。
提督南赣军务时，以奉公守法、去患安民、协力济难、竭诚报国为感召劝勉各属，将“弭盗安民”作为臣子的职分激励同僚勇担重任；在解释推行“十家牌法”时，发布告谕称推行此牌的根本目的在“剪除盗贼，安养小民”，采取的是防间革弊、保安良善的不得已之法，并以移风易俗的教化作为切入收拾民心，达到了清除间谍、稳固后方的军事目的。巡抚江西征宁藩时，发布“案行南安等十二府及奉新等县募兵策应”，开篇便摆出高举义旗姿态，直接点明“叛逆天下之大恶，讨贼天下之大义”，虽然当时还不是专责军务，依然从道义上号召各属；鄱阳湖大战在即时，仍坚持打“政治牌”发放“投首牌”最大限度分化瓦解敌军；战后告谕“顽民”时，充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同时也检讨官府在落实“十家牌法”不得要领而引起了混乱的“三失”，但出于“不忍人之心”，不情愿用进剿的手段行“不教而杀”之事，依然要为“顽民”留下改过的余地。平定思田时，曾多次强调要将政治招抚与军事剿灭相结合，在“湖兵进止事宜”中，明确要求一线官兵区别对待“乱民”，严禁濫杀无辜，觅得可以不使用武力平复的时机后，本着“不违农时”、爱惜民力、节省兵力的原则，除安排必要的守备力量，将兵屯悉数放回，在攘乱一经结束紧接着便是“一记组合拳”，兴办学校、推行乡约、赈济军民，迅速安抚军心民心、恢复战后秩序。
在王阳明看来，面对“顽匪”当剿则剿，毫不手软，但更重要的是要争取战后安定民心，从政治上维持整体平稳才是“王道”，总归于军事手段的有限控制与政治治理的无限延展相维相用，着力解决治乱反复的根源问题。
（二）对后世的影响
总的看，王阳明在德、功、言上均有创设，而他从军从政所形成的一整套做法，可以说与明朝恶劣的政治生态环境有莫大关系，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士大夫群体，在明中期以后与“暴政”“荒政”做斗争时，逐渐养成不能“得君行道”退而求“觉民行道”的转变1，或者是争取“得君”重推“觉民”的融合；同样也为“心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土壤，王阳明“心学”与其事功在当时程朱理学遍天下的环境下，多被世人诟病，然而儒学本身具备的“实学”精神在反思检讨与重构的过程中也被激发出来，这种精神及实践的路径为明朝后期以戚继光为代表的“儒将”、乃至晚清曾国藩等“中兴”名臣所吸纳借鉴，对明清两朝的统治维护和修补起到了关键作用。
1.对明后期以戚继光为代表的“儒将”的影响
至明朝后期，儒学在“阳明心学”的浇灌下对兵学的反哺改造，已从战争观、战略指导渗透到治军作战等军事实践中，一方面，治军领兵的将领大都有比较扎实的儒学理论功底且受到阳明后学的影响较深，具体作战甚至效仿王阳明平叛治乱的整套做法；另一方面，涉及练兵、选将、作战等具体内容时，将儒家忠信、仁义、安民等贯穿始终，培育发展出练胆、齐心、爱兵、保民等检验军事实践成效的重要指标。
与戚继光齐名的俞大猷（1503—1579），是当时杰出的将领，他早年入私塾读书，十五岁考中秀才，师从《易》学大家蔡清的弟子王宣、林福、赵本学，养成豪迈正大、机敏好学的品格学风，在赵本学引领下由《易》入兵、融会贯通，打磨出较高的文人风骨及武人韬略；世袭百户之职，后武举会试中进士，以署千户守御金门，注意运用儒家诗书礼仪兴教化，与当地百姓建立广泛联系，深得民心，身为武官治理成效却胜于文官；征讨安南莫登庸父子时，俞大猷上疏主张大兵压境造势下应以伐谋攻心为上，果然莫氏父子不战而降，印证了俞大猷是富有政治头脑的将领；前后抗击倭寇十余年，其军事思想散见于《正气堂集》《洗海近事》等著作，总结提出练兵首在练胆气、重在练技艺，两者相得益彰；思想训练方面注重“申明忠孝大节以化导之，使心知乎亲上死长之义”2，这些做法几乎都被戚继光借鉴和发展。
戚繼光（1528—1588）是明中后期较为典型的“儒将”，尽管是将门出身，但早年师从治学严谨、崇尚德行的儒生梁玠，受到“阳明心学”的浸淫，主要事功是南抗倭寇和北备边防，根据实践经验撰写实用性和操作性很强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在后世广为推崇和流传。其在军事实践中倡导“正心术”、“身体力行”与王阳明“致良知”、“知行合一”遥相呼应，是“心学”在军事实践领域贯彻落地的开创者。主要特点：一是主张就地拣练兵士。负责宁波、绍兴、台州三地军务时，上书“练兵议”分析当时大范围调动舟师兵勇但“兵无节制，卒鲜经练，士心不附，军令不知”对平定倭寇治乱起不到实际作用的现实，提请就地拣选浙士三千。二是以“正心术”为“练将”的首要。援引往古时练兵用兵根本之法，认为练就“仁义之师”的基本功在于“练心”，将“仁义出自吾心”作为“练将”的首要条件和基本要素，明确提出“光明正大，以实心行实事”，“忠君、卫国、敬人、强兵、爱军、恶敌”等重要指标，对将领“良知”考察与训练进行了量化，高度重视练就刚劲稳固的内心。三是借鉴王阳明推行的“连坐法”。以严刑峻法作为增强官兵相互信任、相互支撑的保障，强化卒伍之间的协同与配合，在“申连坐”中强调“把总—哨官—旗总—队长—队兵”层层节制，每级以上一级作战效果为判断奖惩依据，同时强调阵型远比匹夫之勇重要，严令“杀贼只是万人一心，强者不得先进，弱者不得迟后。如临阵敢有一人非令先进，即斩贼首、得贼马而还，亦以违令军法从事”1。四是讲求“气和心齐”。负责北部边防期间，结合在南方抗击倭寇的练兵经验，糅合兵儒两家理念整理《练兵实纪》，对“治众如治寡”的理解贯彻，始终强调“气和则心齐”，本着知兵爱兵的初衷，要求主将要像父母那样“常察士卒饥饱、劳逸、强弱、勇怯、材技、动静之情”2，才能真正练就心齐气和、作战有力的卒伍。
以俞大猷、戚继光为代表的“儒将”在练兵备防作战实践中，直接或间接受到“阳明心学”启发影响，讲求兵家谋略制胜的同时，都富有儒家政治头脑和治平精神。客观讲，在面临比王阳明更加复杂多变、内外交困的局势时，他们不仅在军功上有所突破，对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总结提炼并以条令实操的形式固定下来也是前所未有的，在事实上对兵儒交融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对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晚清“中兴”名臣的影响
经过明朝中晚期“阳明心学”的洗礼，至明末清初经世致用之学已初现端倪，以顾炎武、黄宗羲等为代表的思想家对万历中期以后“心学”崇尚空谈、纯修心性的总体趋势进行反思，转向传统儒学“修齐治平”由内而外取径的回归，至清晚期，逐渐打造出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卫道士”士大夫群体像。这种实学回归对晚清从军从政办理实务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以曾国藩为代表在面对晚清内忧外患危局时，以更加务实的姿态编练新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呼吁振兴程朱理学对抗“异端邪说”，以军事与政治相配合“双管齐下”，实现了晚清统治“借尸还魂”、迎来所谓“同治中兴”。
曾国藩（1811—1872）作为公认晚清“文臣领兵”的代表，承接戚继光治军练兵作战的“衣钵”，将“治心”推广到“治军”的各项实务当中，在用儒学“包装”兵学、以儒统兵上走得更远，系统用儒家“仁”“义”“礼”“法”等命题赋予兵家“制胜之道”形而上的意义。在论述“将材”时，将忠义血性作为“带兵之人”所必须具备的政治军事条件，主张要从忠义诚朴的儒生士子中挑选骨干；在选兵问题上，延续了戚继光专拣朴实之人的传统，为便于纯净风气，提出要多用“朴实而少心窍之人”，将观人观心之道用于拣选兵士，从根上断除威胁士心不一、难于运筹的可能；在“治心”方面，提出“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后世将弁，专恃粮饷重优，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已浅矣”3，不应该单纯在钱粮上收买兵心，而要以仁爱之心善待士卒，才能真正实现“齐心”，将“练心”“提气”作为选任治军带兵之人两个缺一不可的支点；事功方面主要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深谙“阳明心学”治心治军之法的“理学”出身兼济经世致用的实学相协调，最大限度的发挥出“理学”的执着精神和隐忍特质，谨遵“先胜后求战”训诫，强调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如1859年，在面临石达开率军进入浙江、福建，后又转战赣南而使江西处于三面受敌的不利情势时，他提请收拢兵力集中攻打景德镇以稳固南岸，为进军安庆创造有利条件；攻下重镇安庆后，采取“积小胜为大胜”的策略扎扎实实在“天京”外围做清理工作，最后集全力一举合围，产生摧枯拉朽的效果。
与曾国藩并称的胡林翼（1812—1861）也是当时“文臣领兵”的典型，出身书香门第，幼承家学，道光二十七年入职贵州，早期多任知府以镇压为主，他主张“用兵不如用民”，推行保甲以团练亲兵抵御“匪寇”和维护治安，强调严惩“首恶”的同时，恩威并施、普兴教化，为后期加入湘军奠定了实践和理论基础；镇压太平军时，努力经营湖北成为曾国藩坚强的后援，选才强调“谋野则获，谋邑则否”1，认为乡野士民多朴实，能实心做事，坚决不用油滑、畏缩之人，同时推崇以气节为重，用“公心”来“齐心”，认为“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气，有智略”2才能堪当大任；治军练兵方面贯彻严明军法与仁爱治军相结合的路子，明确指出“经制严明，方有条理”3，借鉴湘军营制颁布详尽章程规范军旅之事，除了严格军令，他还善于依托湘军特殊的招募方式用情将将，以对将领日常的关心照顾笼络人心。
应该说，在王阳明、戚继光的主要影响下，曾、胡开创发展了湘军模式，也通过军政实践培养出了湘军群体，他们不仅在军事上对清廷有再造之功，同时本着传统儒家本身具备的“实学”精神，在实务上开启近代化的“洋务运动”，逐步将鸦片战争以来“师夷长技以制夷”自强御辱的设想转化为现实，尽管有限但在事实上开了风气。
On the Academic Value and Influence of Wang Yangmings Military Thought
Ding Tao Zhong Shaoyi
Abstract： Wang Yangming founded the "Mind Philosophy" system， but also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military science and Confucianism. Discussion on his military practice in Jiangxi and Guangdong and Guangxi，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unity of Confucian "administer state affairs well and ensure national security" and "keep a country at peace and an army intact" of military strategists， in order to achieve long-term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 In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litical darkness and sluggish folk custom， the "military exploit" and "governance merits" of parallel appears to have a unique style. Moreover， these practices provide references for later generals and scholars， such as Qi Jiguang and Zeng Guofan.
Key words： Wang Yangming； Mind Philosophy； Military Science； Syncretic
作者简介：丁 涛，1982年生，湖北襄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历代军事思想。
钟少异，1963年生，浙江平阳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军事史和历代战略。
1 王珏：《王守仁<武经七书评·孙子>略论》，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孙子兵法与和平合作发展——第九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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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林翼：《胡林翼全集》中册，卷一，大东书局1936年版，第1页。
2 蔡锷辑录：《曾胡治兵语录》，胡贤林、谭动良译注，黄山书社2013年版，第3页。
3 汪士铎编篡：《胡文忠公抚鄂记》，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60页。
摘 要：王阳明创立“心学”体系的过程，也是推动兵学与儒学融通的过程，考察王阳明三大军功，可以看出他以军政结合手法，将儒家“治国安邦”与兵家“安国全军”有机统一，以期达到长治久安的愿景目标。在明中期政治昏暗、民风不振的大背景下，这种“军功”“治功”并行并立显得别具一格，乃至为后世戚继光、曾国藩等“儒将”或“文臣领兵”者树立了很好的效仿模板。
关键词：王阳明 心学 兵学 融通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8）01-32-44
王阳明创立“阳明心学”的过程，既是政治、军事具体实践的过程，也是推动兵学与儒学融通的过程。兵儒融合是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史的重要内容，或者说是主线之一。兵儒融合的历史过程，可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大阶段：在前武帝阶段，体现为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基础上不同学术流派思想的交互影响；在后武帝阶段，体现为历朝历代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意识形态下的兵儒合流。在汉武帝之后两千年来的中国王朝历史中，“以儒统兵”逐渐得到强化。王阳明以其大儒领兵的实践，将兵学与“心学”结合起来，为兵儒融合带来了新发展，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独特的影响。
一、大儒领兵的新代表：生平及军事实践
王阳明（1472—1529），明朝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承袭宋明理学，开创“阳明心学”，自成一派；在事功上声名卓著，尤其在军事领域，可谓战功赫赫，先后平定南赣“叛乱”、生擒宁王、剿抚根除两广地区“民乱”，对稳固明朝中期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说，他的“文治”与“武功”齐名，在有明一代无出其右者，被后人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完人。其一生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在边患不断、“叛乱”四起的背景下，通过心学的修为、实践的磨砺，最终成为“文臣领兵”的典型。从其贡献来说，创立“阳明心学”的过程与平叛治乱的亲历实践相互交融，对传统儒家治世理论的体悟与践行相得益彰。
王阳明出身官宦家庭，父亲于成化十七年考中状元，在家庭背景熏染下，加上天赋异禀，有机会接受儒家传统治世思想的系统训练，基础牢固、功底深厚；十五岁时考察军事重镇、了解关隘及边防情况，为后来的军事成就埋下伏笔；弘治十年，边疆局势吃紧，在王阳明心中留下深刻印象，自此开始研习兵法，广泛涉猎兵家典籍，尤其是评注《武经七书》，打下扎实的军事理论基础，成为其兵学智慧之源1；弘治十二年考中进士，观政工部，受命营建威宁伯王越（曾总制大同及延绥甘宁军务，收复河套地区）墓，竣工后辞谢金帛而仅受王越所佩剑，足见其志向高远；同年，应朝廷求言北部边防，上疏陈言整顿边防“八事”：“一曰蓄才以备急；二曰舍短以用长；三曰简师以省费；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严守以乘弊”1，首次提出边防战略对策总体设计，体现其以儒家“仁义”为核心、兵家“权变”为主旨，亦文亦武的治边理论架构特点。
正德元年（1506），武宗初政，宠信宦官刘瑾，大搞特务统治，王阳明抗争中被贬贵州龙场驿；期间先后于龙场悟道（1508）、贵阳讲学（1509），凭借对时政沉沦的切身感受及对程朱理学落寞的集中反思，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学说，从“圣人处此，更有何道”自念自问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精研顿悟，从“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的哲学取径，确立人人自有良知、皆可成圣的“群众路线”，对程朱理学空泛化、程式化、割裂化的背反，激活了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由“精英”向底层民众转化的动力，初步建立起向下、向内求索砥砺的“心学”体系，给儒学的演进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此一阶段，王阳明逐渐摆脱“五溺”归正于圣贤之学，其“心学”思想也基本成熟，在“知行合一”的立意下，通过军事实践促进了兵家的“诡”与儒家的“仁”的圆融与和合，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大大地推动了兵儒的深度融合。
正德十一年（1516），南赣“盗贼”蜂起，王阳明担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正式开启平叛治乱的军事生涯。辖地涉及今江西南部、福建西南、广东北部及东南、湖南东南等交界地区，地域广阔、问题交织。王阳明首先以军事任务为导向，请发旗牌、提督军务、统一军令，采取改革兵制、加强协同、广收民心等手段措施，历经三次大战，一举平定为患数十年的“民乱”。王阳明对宁王谋反早有觉察，安排得力门生冀元亨赴宁藩讲学的同时予以戒备。宁王朱宸濠于正德十四年（1519）正式起兵，地方各属应对不力，节节败退，整个江西几乎全线崩溃。王阳明临危受命，准确研判战局形势，指出叛乱有上中下三策，即上策攻京师、中策攻南京、下策据守南昌。为牵延叛军出兵南京，王阳明虚造声势，离间其将帅，坚决直捣南昌，迫使宁王回救，后及时安抚民心、稳定军心、居中调度，樵舍之战生擒首恶朱宸濠，迅速平定叛乱，反映出王阳明出色的政治敏感和兵家的机敏，奠定了其军事家的地位。
正德十六年（1522），王阳明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期间在浙江家乡讲学，正式提出“致良知”命题，对忠信、孝悌、节义等社会人心的良知良能进行探讨，至此“陽明心学”体系的“三大支柱”基本确立，使其在思考处理军政问题时更加成熟稳健、自成体系，这一特点在晚年平定广西思恩田州等地“叛乱”时得到了集中体现，出于“仁心”追求善治的引领，针对性分析“叛乱”根源，提请恢复改进土司制度，在“平叛”时则极力主张招抚为主、征讨为辅，迅速恢复秩序的同时妥善解决了少数民族区域的治理问题。
二、兵儒融合的新发展：与“心学”相融通的军事思想
王阳明“心学”体系集中展现传统儒家“三纲八目”由内而外的治世理路，突出特点为：以“天下归仁”为总纲领，通过努力寻求良知良能，进而教化生民，始终坚持以安民养民为目的，在尽可能从政治上解决治世问题的前提下，以军事手段作为必要举措，推广儒家“治平天下”的价值追求，以达到长治久安的远景目标；这种政治追求与军事实践相融通相促进，也成就了兵儒融合的新发展。
（一）“阳明心学”核心价值追求
1.“致良知”的治世取径
“阳明心学”是建立在“心即理”“知行合一”及“致良知”三位一体之上的，如黄宗羲所概括“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而不滞于方隅”1，是以“致良知”为统领，在“心即理”的设定上，着力于追求“知行合一”的功夫。着力于以“治心”为取径解决治世问题，即“化治世为治心”2。
明朝中期以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统治危机空前，当时程朱理学已成为追名逐利的“敲门砖”，维系儒家传统德行修养和教化的社会功效衰减，迫使当时儒者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阳明心学”即是在这种背景下孕育诞生的，这一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龙场悟道”提出“心即理”。王阳明因对抗宦官刘瑾乱政而被贬贵州，立足儒家传统治世理论对程朱理学活力丧失的反思，基于政治生涯沉沦和生活处境恶化的体悟，提出“心即理”的哲学命题，成为其“心学”立场确立的起点和标志；结合早年“七日格竹”的失败经历，在工夫修养上否定了“穷理于万物”，转而化理为心，回归到孟子“尽心知性而知天”的立场上来，开始挣脱程朱理学格致的桎梏，以个体的本心探求践行德性、止于至善的真理。二是“贵阳讲学”论述“知行合一”。正德四年（1509），王陽明应邀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开始提出并论述“知行合一”的观点，针对性地解决程朱理学“知行有先后，且相分互养”导致实践上“两张皮”相割裂的问题，将“行”作为合于“知”的指向，“知”作为成于“行”的依据，以《大学》“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为引证，阐释“好色”“恶臭”乃本心使然不必再向外求“理”，肯定了“知行”在客观层面的统一性，从形而上解决了实践中知行互不统属的矛盾问题；“知行合一”还体现在学、问、思、辨、行的具体操作层面，强调按照能事、解惑、通说、精察、履实的演进逻辑，在做足“知”的工夫后进入“行”才能达到“真知”与“笃行”的高度统一。三是晚年总结出“致良知”核心意蕴。从其江西平叛治乱实践可以看出，“致良知”是经由“百死千难”的人生阅历提炼的，即由实践体悟自身具备的“良知”，再由“良知”与外部环境的磨合中获取“良能”，将对道德理性的体悟认知拉回到伦常日用、集结于心，使“良知”复归于理性与实践本身，成为融通体用两界的统领且不断精进，是对“心即理”“知行合一”的升华。
“致良知”这一核心理念的最终提出，植根于人生经验的提炼总结，处处体现儒家传统的治学与治世的互动，“心即理”突破了程朱理学的羁绊，“知行合一”则为“独善其身”或“兼济天下”的修为践行观找到了着力点，在其军政实践中逐步得以丰富饱满，并提供治平家国天下的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这在具体处理军务政务过程中重视安民养民的宗旨多有体现。
2.“宣教化”的渐进路线
传统儒家向来主张“为政以德”，养民教民往往立足于“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反复强调“仁心”“仁政”，将面向广大民众深耕广植作为士人道德实践的理所担当；历代王朝统治维系也突出对“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贯彻。《礼记·儒行》有言“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仪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明确以道义赢取天下归心、以连接上天与生民，具体落脚则是对“德治”标准的把控及蓄养。
在王阳明“心学”体系里，同样饱含倡导道德、广施教化的价值追求，但其重心由程朱理学精英阶层的定位扩展至更加需要争取和拯救的生民，以“化民善俗”为目标，进而实现治安天下。如其所推崇的“良知”，实质是强调主体道德的意志、情感对于世俗伦理事务支撑的重要性，有明以来“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维持长治久安”1，此语虽有苛责之意，但对明朝治安追求的定义基本属实，在这种预定目标的感召下，对教化功能的要求就比较高了，既要说明统治合法合理，更要争取民心民意，内忧外患皆充斥其中的明中叶，扶持人心成为“致良知”的主旨之一，在王阳明看来“修己治人，本无二道”2，“修己”是发见“仁心”的求索过程，“治人”则是推己及人、宣扬正道的践行过程。
“心学”向外推送的依据还是在于《大学》“三纲”对“亲民”的解释认同，一定意义上“良知良能”代表着具备体认践行良知的、先知先觉先为的“圣人”，而普宣教化的重心则在于如何启发愚昧、激起普遍的“仁心”“善行”。如前所述，王阳明在此发现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总结为“中国阳明学在历史上第一作用就在于‘儒教的大众化”3。王阳明本人的教学实践就极为丰富，在书院讲学、与弟子友人书信往来到战后地区兴办社学等时时处处体现出对世道人心的关怀和导化。另外，他还时常鞭策学生切忌以高高在上的“圣人”形象示人，而要放低姿态以“同情”“同心”达到启迪民智、发掘善行的目的。讲学在阳明学派看来，更是天下治平的大事，为此他们不仅关注民间教育、参与乡村建设，更将时政融入讲学内容中，在帮助平常百姓寻找生活意义的同时，赋予成仁成圣的责任担当。
在其军政实践中，有一项稳定秩序的代表性功业即是兴办社学、善化风俗。这在平定叛乱之后，对社会秩序迅速恢复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提督南赣军务征横水、桶冈、三浰时，发布告谕总结出兴乱的根源在于“风俗不美”，明确善化风俗作为治安首要；巡抚江西征宁王，发布 “兴举社学牌”等以安民教化，在规范地方治理上多有创制，而每每提到兴办学校、教化乡里，都将民乱归责于“有司治之无道，教之无方”；总督两广平定思田、征剿八寨，将兴办思田学校作为“用夏变夷”的方式，多了一些文化服务政治的功能意味。另外，强调要学有定制以免人去政息，收到参事吴天挺建设书院的呈报时，特意要求“置立文簿”，明确标准规范，足见其从知学到兴学的功力之深厚。
宣教化是王阳明将其“心学”作为改造世道人心的重要实践路径，从底层民众移风易俗到倡导心向光明，从归化“新民”到战后秩序恢复，是以柔化的手法对践行儒家“人性可塑”主张的具体落实，尽管赋予了较为浓厚的政治色彩，但从文化土壤的培植角度上，对妥善平稳解决社会矛盾冲突提供了有力支持。
3.“图善治”的总体设计
从学理上看，“致良知”的提出为其实践追求“仁心”提供了形而上的支撑，宣教化是“正人心”的必然取径，最终落脚则在“图善治”。可见王阳明开创的“心学”并不失于玄谈，而是以实现“王道”政治为根本立足的。
“陽明心学”在“知行合一”上与程朱理学相较，不仅旨在破除“继绝学”上说与做的剥离，更是将“知”与“行”在实学道路上做了开辟性的努力。浙东学派之所以在王学之后，明确提出经世致用之学，也是由此浇灌而来，“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对理学的空谈心性而言，主张经世致用；对理学的束书不观而言，主张回归儒家原点”4。正如王阳明劝导一名主持讼狱的官吏所说“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5，他极力主张做学问要落地在事上，砥砺磨练下工夫才会有所增益。因此，王阳明在体验中琢磨、在琢磨中践行，推行善治上下了很多工夫。
大力改进并推行“乡约”。正德十二年、十五年，先后颁布施行“十家牌法”及“南赣乡约”，其中“南赣乡约”目标直指战乱后民众的教化治理，采取建立乡约的办法稳定乡村社会秩序，进而完善治理模式，以惩恶扬善的旗帜为号召，鼓励乡民在教训子孙、和顺邻里、互助协作、劝善诫恶等方面建立广泛深厚的联系，共同培养“良善之民”、化育“仁厚之俗”。整个乡约共十六条，包括乡官设置、责任义务、召集组织、彰善纠过、习俗礼仪等，基本囊括日常生活秩序的所有内容，思路清晰、紧贴实际，最大限度地满足治理需求，他“把乡里体制、保甲制度同乡约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集政治、军事、教育功能于一体的乡村社会共同体，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农村基层控制体系”1，在战后建设方面探索出整套做法，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根据实际设置县治及土官流官。针对“叛乱”区域涉及地域广泛或是多府县交织导致“权力真空”的情况，王阳明提请设置新的县治填补治理空缺，不仅实现了较短时间内战区乱象的恢复，更是着眼于从根上解决治理困境。对少数民族地区土官流官设置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鲜明特点，他认为应把握“顺应民俗、不违其宜”的原则，使人各得其所，将“特设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势”与“仍立土官知州以顺土夷之情”相配合，不仅明确管理关系层级，同时在朝会贡献、袭授调发、税赋征纳、讼案处置等具体事务方面理顺了相互之间依存共生、共建共管的关系，另外最大程度发挥监管职能，根据需要特分设“土官巡检”调谐其中，在运转体制上进一步巩固确保了治安的落地。
解民困体现“仁心”“仁政”。无论是战前、战中、战后，在筹措用兵粮饷、弥补盐政漏洞、改进商税征收以及对补救天灾人祸等方面，都体现了其体恤民情、施政以德的“仁政”思想。巡抚江西征宁藩时曾发布“宽恤禁约”，充分体恤兴兵革对民众生产生活带来的劳费，严令所属各州县官员“痛恤民隐”不得叨扰加重百姓负担，违者以军法论处；在盐政及商税征收上，始终强调保障民生与预留军费的协调平衡，坚决反对涸泽而渔，遵循“不加赋而财足，不扰民而事办”2公私两全原则。
（二）军事思想基本特点
前文已述，王阳明正式开启其军事生涯，是在南赣平“盗匪”，其治军练兵用兵思想多有创设，内容涉及选将用兵、整训精武、军政协同、后勤保障等要素；在传统儒家“治平观”指导下，王阳明平叛治乱始终坚持以养兵弭寇、长治久安为根本，力求将军事进剿对民生的破坏降到最小。
1.注重“就地选练”的精兵思想
对于如何平定区域内“民乱”问题，王阳明总结以往大范围调兵得不偿失的教训，从节省兵力民力考虑，明确提出加强对当地百姓的编练武装，作为治安依凭；同时，在培养选任将才方面指出要以“忠信”作为第一要义，甚至也可以有条件地任用稍有瑕疵的能征善战之人。
在“足兵”方面，王阳明清醒认识到征调客兵不仅靡费甚重，更严重的是不能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他分析南赣形势时认为，之前每逢变乱都不加区别地花费大量时间精力调动土军狼达的习惯做法是不可取的，一方面不仅劳民伤财、贻误战机，平匪的过程也靡费巨大；另一方面，一旦客兵撤离“盗匪”又会兴风作浪，容易陷入来回调兵而没有效果的“怪圈”。对此，他认为应该从乱源上着手，破除习惯上对土军狼达的依赖，立足当地百姓组织乡勇、有所备御，才能不失机宜地解决好治乱反复的问题。为满足战训实际需求，本着“治众如治寡”的兵法原则改革兵制，按照“每二十五人编为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为一队，队有总甲；二百人为一哨，哨有长、协哨二人；四百人为一营，营有官、有参谋二人；一千二百人为一阵，阵有偏将；二千四百人为一军，军有副将”1的结构编练乡勇，形成号令统一、层层节制、上下相维的指挥协同机制，为后续作战训练的运转展开提供了制度支撑。将才的拣选也是其精兵思想的应有之义，早在“陈言边务疏”中，王阳明对人才的储备拣选就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看法，“八事”中首条便是“蓄才以备急”，认为选用良将是制胜的首要，是决定国家治安命运的大事，他大胆地提出“舍短以用长”原则，从历史上选任将领的实际来看，能打胜仗的将领大都有些瑕疵，他肯定备战迎战时可以“用过”，但也应有必要的原则遵循“用人之仁，去其贪；用人之智，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2，而最重要的品质还是要讲求忠信，对有才能但仅为一己之私的还不如弃之不用。
拣选兵将、改革兵制仅仅是预备动作，真正要形成战斗力还是离不开实战操演，王阳明对此深有体悟，将练兵的主要内容概括为知节制、洽情意、建信义、齐心志，着力于集中操演战阵、共同生活，练就纪律严明、高度协同、官兵友爱的军队，以达到“居则有礼，动则有威”的目的。
2.坚持“赏罚维信”的练兵用兵原则
行伍之间奖惩公正严明、军令政令协调统一，是顺利圆满达到战斗目标的有力保障，王阳明深知日常养成的重要，在操演时就申明法纪、奖勤罚懒，树立了很好的导向，其治下军队纪律严明、号令统一，得益于有功及时褒奖、有过严惩不贷、以整个战局为重评判功过等做法。
战时执行军法的标准更为严厉，如征剿横水、桶冈时专门强调军令共用了20个“斩”字，针对不同的情况规定非常细致，大到失误军机小到取人一草一木都在可斩范围，考虑极其周详甚至有些严苛；同时，严令凡是临阵对敌作战单元之间必须相互策应、协同行动，将官兵卒伍牢牢捆扎在一起，激励官兵在作战时建立信任和互为依靠，大大助益于增强部队凝聚力。对违背既定行动计划的坚决予以惩戒，但在战局紧迫的时候，也会灵活处置，如漳南道守巡官有关军事行动不协同的问题，王阳明在评定时以整个情势作为依据对涉案的指挥高伟等人予以惩戒，将各自功过情况条条分析，严格按照军法论处，并严肃追究上级“督提欠严”的连带指挥责任，但考虑到正值紧急用人之时，便以“戴罪杀贼，立功自赎”来处理，以“大捷不计其小挫”作为激励，展现出准确把握尺度的大将风度。
平抑将士争功同样也能看出其维护军令威信的决心。征剿南赣曾发生兵备佥事王大用与湖广永州府推官王瑞之，围绕缉获大贼首李斌等争功打笔墨官司的事情。查明事实真相后，王阳明从整个战局考虑，引导相关人等正确对待功劳，强调以协同配合作战的成效作为考量军功的首要，点出“获级者匹夫之所能，争功者君子之大耻”，激励将士“同心易气”，而不能因小功而失大体。王阳明深知“较功力，信赏罚，以振作士气者，军旅之大权”3的道理，赏罚有信且公允及时才能发挥激励人心、提振士气、统一号令的作用；同样，对于个人的功勋荣耀始终定位在自己的职分上，在成功平定宁王叛乱后他曾以两次辞封“新建伯”的实际行动做出了表率。
3.把握“剿抚并用”的治平准则
王阳明平叛治乱杂于王霸之道，“仁政”“德治”无法施展时，侧重于武力征剿，条件满足时则尽可能采用招抚教化举措，始终秉持“树德务滋，除恶务尽”的训诫。
平南赣时，认为“民乱”的根源在于百姓生计困难、官府腐败不作为或处置不当导致真盗真贼钻了空子，认识到有司滥用招抚是致使民众无所适从、于盗贼不能起到震慑平抑作用的主要原因，因此王阳明每次平乱都是深入一线掌握实情，并多采用分化瓦解、化整为零的策略调控正面压力，如推行“十家牌法”，整肃后方和稳定内部的同时，起到了孤立盗贼的作用；平定宁藩时，王阳明不滥施杀戮而大量投放“投首牌”，发布“安民榜”，承诺“惟首恶是问”，对心怀奸佞欲图不轨的严惩不贷，对胁从人员则只要自首即可免罪，这种区别对待有效地瓦解叛军、防止民变，更为极力减少平叛和战后建设阻力打牢了基础。
征讨广西思恩、田州以及断藤峡、八寨，王阳明认为两广变乱起于土官的相互仇杀，事关土官流官改制施行、治理矛盾日久不解的问题，而不能以寇贼兴乱荼毒生灵来定性，更不能以单纯军事行动征讨解决，清醒地看到都御史提督军务姚镆虽通过武力征讨擒获反叛土官岑猛父子，但随后又激起其部下卢苏、王受再次拥兵造反以致兵败束手无策的结果，认为“自责自励，修我军政，布我威德，抚我人民，使内治外攘而我有余力”才是根本，对之前单纯军事路线进行了批判，明确整顿军政、重树威信、安抚百姓才是正道；随后做出息兵罢饷、休养生息的柔化处理，除保留湖广永顺、保靖官兵防守城池，以待沿途粮草马匹齐备后发回外，营造了内紧不忘军备、外松安抚民心的氛围，很快卢苏、王受便请降了，这种不以杀伐建功的做法受到当时及后人的褒奖肯定。
4.着力“稳固后方”的建设思想
王阳明三次受命征伐均展现出崇尚“伐谋”“伐交”的兵家智慧，在战前部署、战中运筹及战后建设方面，又表现出以体恤民情的善治为根本、实现“弭盗安民”最终目标的儒者风范。
平南赣过程中，出台并大力推行“十家牌法”，以“家牌”为载体，登记每户人数、房屋数、户籍、姓名、年龄、职业、身体情况等信息，及时稳定人丁，摸清底数，采取类似“连坐”的方式促进相互监督，在战时从制度上增强各家各户联络、方便统一管理进而“清理门户”稳定后方的同时，也为战后治理打牢了基础，需要强调的是“十家牌法”根本着眼还是在于营造培养劝善惩恶、礼让敦厚的民风，与随后推出的“南赣乡约”相协调，使管理与教化相配合，很快就实现了安定生活、端正风气的目的。另外，注重及时应对解决基本的民生问题，如宁王叛乱前夕吉安十三个县即已遭受旱灾，宁王曾发布“伪命”减免税负、收揽人心，军事平叛初步完成后，百姓对减免税赋的举措无所适从、普生疑虑，王阳明凭借其高度的政治敏感，及对战后百姓疲弱情势的体恤，认为如果还要征收税赋将很可能再次激发民变，为尽快稳定民心、推动战后各项秩序恢复重建，立刻呈上“旱灾疏”提请“暂将江西正德十四年分税粮通行优免”，在面对第二年旱情有所加重而军民未获赈济反追征赋税的现实，再次提请宽免两年的钱粮税负。
思恩、田州等地“叛亂”平定之后，基于不具体区分情况普设流官激起民变的现实认识，及时提出“益仍土官以顺其情，分土目以散其党，设流官以制其势”1的对策，即设流官知府与土官知州相结合、辅之以土官巡检的方式，解决顺遂与管理的矛盾；同时，王阳明也清醒地看到“土夷之心未必尽得，而穷山僻壤或有隐情”无法确保“流官”之制能有效施行的实际，采取“以其所以处之之道”发挥目长、父老子弟等良善之民的示范带动作用管控“顽钝无耻之徒”，确保社会生活秩序的总体平稳。
（三）心学与兵学的融通
传统儒家在构建理论时即是文修武备的设定，而起支撑作用的便是“仁爱之心”。所谓“文修”即是要以民为本，其方法路径即为广泛施行爱民、养民、教民、治民和保民的各种政治；所谓武备，在儒家看来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其对象仅仅是讨伐叛逆的“有限战争”，即“只是在国内或在各民族内有叛乱不靖时始行军事的讨伐”2。王阳明谨遵先贤教诲，用务实的军事政治相结合的手法来追求长治久安，较为妥善地解决了治民、保民的现实问题。
1.基于“仁道”的用兵之道
王阳明戎马生涯多用“奇正”“虚实”取胜，深谙兵家“先胜”之道，在摸清敌情、站稳脚跟之后再谋兵制胜，灵活运用“诡道”平乱的同时，依然遵循“仁道”“仁心”以治乱，以最小的代价争取最大的胜利、稳定治理秩序，以致后人评价“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1。
从其军事实践过程及效果来看，用兵之道与“仁道”得到了很好的融通，始终以“仁道”为最高原则，运用“诡道”指导战事也是适可而止。平定南赣，感念体恤兵荒马乱给寻常百姓带来的生计之困苦，多次发布“告谕”以安民心；对待“贼匪”同样做到“仁至义尽”，大都是将武力镇压放在收拾人心之后；选练民兵提出“资装素具，遇警即发，声东击西，举动由己；运机设伏，呼吸从心”2的设计，以备战事展开随机应时、运用纯熟，表现出对“虚实”技巧的驾驭；领兵直击横水，注意把握地势、示形久屯，而又趁其不备、奇袭取胜，表现出对“奇正”的灵活运用；清理横水“匪寇”，分设奇正二哨，在大雾掩护下分进合击悉数剿灭匪巢；进攻桶冈谨遵“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训诫，避敌锋芒、休兵养锐，发布告谕招降纳叛分化敌军、集中力量进袭顽抗之敌，以最小的伤亡换取了最大的胜利。平宁藩攻打南昌部署十三支部队于七座城门，其中六支作为夹击的机动部队，总兵力共计3.4万余人，据统计“除了屯守部队之外，于阵前杀敌的仅有一万四千人”3，体现出其善用“寡兵”的艺术和技巧，也是其以“仁道”统兵打仗在确保战胜基础上尽可能爱惜兵力民力的直接体现。
2.“破心中贼”与“破山中贼”的难易
王阳明认为：一方面在军事行动上诛灭反叛很容易，较之安抚人们心中不安分的心才是最难的事情；另一方面，基于善治的“宽政”要与具备威慑力的军事行动的“猛纠”相配合才能达到安民养民的主旨。为此，他秉承孔子“宽猛相济”的训诫，军政实践中也往往在“收拾人心”上着力最多。
“破山中贼易”是对其军事实践成效显著而论的。王阳明提督南赣、征讨宁藩、平定思田八寨等总能化险为夷，其中对战略战术运用纯熟固然是因其平时在兵学上所下的工夫，更是将修炼心性与从军从政实际相统一的结果。王阳明提出“四句宗旨”，是在久经沙场战阵、官场政治考验而成就功业的基础上“修成正果”的，是其“心学”体系构建完成的重要概括，正如日本阳明学者冈田武彦所说“王阳明在中年时并没有从曲学阿世的观念中摆脱出来。但晚年当他以‘致良知为学之宗旨以后，便把一切杂念统统抛在脑后，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独自的心学，最终奠定了明学”4。在他看来，“破心中贼”难就难在“收拾人心”，必须在“四句宗旨”上长久下工夫，才能真正“知善知恶”以致实践“为善去恶”，达到良知良能，而重难点在于对“仁心”“仁道”“仁治”的觉知笃行；“破山中贼”王阳明始终坚持以上三者合一，从修为心性起步，在军政实践中体会如何“破心中贼”，如平定思田，认为“民乱”兴起是没有遵从“民惟邦本”的根本原则，无论是设置流官还是土官均已失掉“善治”的本心，功利化、程式化、简单粗暴的治理方式使得“仁治”本意打磨殆尽，因此他认为要行善治必先择善治之人才，结合边夷实际，紧抓顺应民心，明确提出选人用才要用“忠实勇果通达坦易”、“谙其土俗而悉其情性”、“耐其水土”三者兼备的稳健练达之人；随后的兴建学校、教化百姓等举措，则是基于为后任者打下“收拾民心”坚实基础的长远考虑。
3.以安民养民为目标的“吊民伐罪”思想
遥承孟子“仁心”之道的王阳明，非常清楚兴师讨伐对“治平天下”的功能作用，更明白要以“仁道”来约束征讨行为，始终秉承“敬天保民”的传统治世理路，以“吊民伐罪”“解民倒悬”作为宗旨，将军事行动落脚在安民养民这一根本目标上。
王阳明两次奉命出征平定“民乱”分析社情民情，在归责上都在于有司的不作为、慢作为、胡乱作为上，认为安民养民做的不足不到才是关键所在，因此兴师问罪的主要对象仅仅是加重社会动荡和矛盾的首恶分子，并不为难百姓，相反总是能够体恤民情，尽可能安抚之；在军事征讨结束后，紧接着便在追求善治上下工夫，如根据需要添设郡县、疏通盐法解决民生问题、发布告谕劝勉从善安抚“新民”等，从用人才、革制度、兴教化着手，竭力改善百姓民生和解決治理方面的顽症痼疾。平定宁王之乱更是高举“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道义大旗，常以“窃照叛逆天下之大恶，讨贼天下之大义”作为感召激励，尽最大努力调动所有能够调动的力量；即便是在上疏处置从逆官员时，从“仁心”“仁政”出发，提请“取其罪犯之显暴者，明正典刑，以为臣子不忠之戒；酌其心迹之堪悯者，量加黜谪，以存罪疑惟轻之仁”1，有效避免处置从逆、胁从的扩大化，展现出过人的智慧和圣人的情怀；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在擒获宁王首恶的当天，王阳明还上了一道“旱灾疏”，随后其治下又发生水灾，以没有尽到人臣之职分而自劾罪己，切实在战后建设恢复秩序上倾注大量心力，足见其安民养民的决心意志。
三、军事实践及思想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
兵学与儒学的交融互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发端，儒家在梳理其学说时从根上并不排斥否定战争，而是将征伐列为宣扬“王道”“仁政”的工具来解读，兵学在自身的演进路径中，也有综合吸收诸子学说的印记，其中在政略上对寻找形而上的意义更多源于儒家。历代治乱兴替中，政治与军事相辅相成的融合过程从未间断，从西汉武帝确立儒家思想统治地位以来，至王阳明对传统儒家“慎战”“备战”思想进行了传承和发扬，始终不离“天下归仁”的命题，对兵家“安国全军”“令文齐武”思想运用纯熟，赋予更多“弭盗安民”的政治伦理意味，在战争观念、战略思维、治军安民等方面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建构“心学”体系时将兵学与儒学的融合在实践上大大推进一步。
（一）对当时的影响
1.平叛与治乱结合实现长治久安
王阳明一生的军事实践主要有“三征”，基本路径是武以戡乱、文以安民，在此过程中，尽可能做到“文武兼修”，力求长治久安，对南方政局稳定起到重要作用。
从实际效果来看，着力解决明廷长久以来治民不善的问题，如平南赣时针对性提出在条件成熟的地方添设县治以顺民心民意、图永安永保，先后提请添设建立平和县、崇义县、和平县，他认为这是“抚其背而扼其喉，盗将不解自散，行且化为善良”的“长策”，分析“民乱”反复的根源在于县治不力导致民不聊生，生动地将征剿比喻为“针药攻治之方”，而将抚境安民视为“饮食调养之道”，两者应该并行并立才能确保不生祸患。不仅如此，他始终将设立学校作为善化风俗的必要举措，认为“举大事，须顺民情，兵革之后，尤益存恤”2，否则将前功尽弃、悔之晚矣。在设县治的态度上，他是非常谨慎的，经常深入一线实地考察选址，选任官员坚持“谙晓夷情，熟知土俗，刚果有为”的用人标准。
从方式方法上看，紧抓民生问题以安民心。如平定宁王，因宁王贪鄙荒淫，以各种方式抢占、贱买、抄收百姓田地、山塘、房屋等，以致民无栖身之所、无用锄之地，严令将侵占的房屋、田地等归还本主；同时，严禁各属豪强借机强买强卖强占，援引《尚书》“守邦在众”、《周易》“聚人者财”，认为安邦首先要安民、安民必须要散财，只有百姓生计得以维持，国祚才能保全；痛感“大兵必有荒年，民穷必有盗贼”，对发生叛乱地区的赈灾、减免税赋放在了“弭灾变”“立民信”的高度。
从管理重心上看，围绕打牢治理根基着手，采取大力推行“十家牌法”“南赣乡约”“兴办社学”等系列举措，不仅在战时极大地凝聚调动了人力、物力、财力，更在实际运转中改善基层治理问题，如其“心学”取径向内、向下一样，他将主要精力投放在最基层的管理单位上，极大地解决了当时乡村面临的“自组织”形态松散、事实上管理缺失的问题。
2.以正心、攻心为上的制胜机理
王阳明始终关注“世道人心”，即是落脚在以良知为内核，导引出“仁心”“仁政”拯救天下苍生，其善于明理以正人心、攻心以瓦解敌军，着眼于从根上破解“祸乱相寻于无穷”的恶性循环。
正因为“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为阴邪之术……；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阿俗，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1的现实，他认为有必要从力行工夫致良知的根本上做起，而平叛治乱的过程也始终以正心、攻心为上。如前所述，征讨南赣无论战前准备、战中运筹还是战后重建，王阳明均善于稳定人心、分化敌军，充分证明了他不仅深谙兵法，更是对心战运用纯熟，在“告谕浰头巢贼”中，从常理常情说明被安上“盗贼”的名分是人所不欲的，对因官府所迫、大户所侵导致错起反叛之心表示遗憾和同情，深知这种为情势所迫的“民乱”绝不是出于本心，以父母对待子女总有不忍之心来说明“不得已而兴兵”的事实，最后发出“痛哉痛哉”的感慨，总的来看，这篇告谕流露出其仁厚赤诚之心，除却分化“盗贼”考虑外，更多的是明理以正人心。
宁王叛乱，王阳明奉命兴“仁义之师”征讨在道义上争取最大支持，收复宁王老巢南昌城时便使用了“攻心”战术，发布告示点明惩办首恶主旨，不累及城中百姓，劝勉安抚民心，尽管因为守城者未接受此告示而没有发挥实际作用，但其抓准时机的敏锐不得不令人称道，以“伐谋”“伐交”的“安国全军”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的手法，同样出自“仁心”的引导，具备这种战略思维很大程度上减省了征伐过程及安定战后秩序的成本，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3.政治与军事的相维协同
王阳明从军生涯鲜明特点之一便是用政治思维解决军事问题，每当临危受命征讨叛逆时，总是从政治的角度阐释“民乱”起因、分析敌我情势、发布告谕告示安抚军心民心、熟练运用传统儒家“治平天下”大战略思维指导战争、倡导顺应民情普兴教化，统一官军民思想的同时，最大限度赢得人心、减少平叛治乱的阻力。
提督南赣军务时，以奉公守法、去患安民、协力济难、竭诚报国为感召劝勉各属，将“弭盗安民”作为臣子的职分激励同僚勇担重任；在解释推行“十家牌法”时，发布告谕称推行此牌的根本目的在“剪除盗贼，安养小民”，采取的是防间革弊、保安良善的不得已之法，并以移风易俗的教化作为切入收拾民心，达到了清除间谍、稳固后方的军事目的。巡抚江西征宁藩时，发布“案行南安等十二府及奉新等县募兵策应”，开篇便摆出高举义旗姿态，直接点明“叛逆天下之大恶，讨贼天下之大义”，虽然当时还不是专责军务，依然从道义上号召各属；鄱阳湖大战在即时，仍坚持打“政治牌”发放“投首牌”最大限度分化瓦解敌军；战后告谕“顽民”时，充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同时也检讨官府在落实“十家牌法”不得要领而引起了混乱的“三失”，但出于“不忍人之心”，不情愿用进剿的手段行“不教而杀”之事，依然要为“顽民”留下改过的余地。平定思田时，曾多次强调要将政治招抚与军事剿灭相结合，在“湖兵进止事宜”中，明确要求一线官兵区别对待“乱民”，严禁濫杀无辜，觅得可以不使用武力平复的时机后，本着“不违农时”、爱惜民力、节省兵力的原则，除安排必要的守备力量，将兵屯悉数放回，在攘乱一经结束紧接着便是“一记组合拳”，兴办学校、推行乡约、赈济军民，迅速安抚军心民心、恢复战后秩序。
在王阳明看来，面对“顽匪”当剿则剿，毫不手软，但更重要的是要争取战后安定民心，从政治上维持整体平稳才是“王道”，总归于军事手段的有限控制与政治治理的无限延展相维相用，着力解决治乱反复的根源问题。
（二）对后世的影响
总的看，王阳明在德、功、言上均有创设，而他从军从政所形成的一整套做法，可以说与明朝恶劣的政治生态环境有莫大关系，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士大夫群体，在明中期以后与“暴政”“荒政”做斗争时，逐渐养成不能“得君行道”退而求“觉民行道”的转变1，或者是争取“得君”重推“觉民”的融合；同样也为“心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土壤，王阳明“心学”与其事功在当时程朱理学遍天下的环境下，多被世人诟病，然而儒学本身具备的“实学”精神在反思检讨与重构的过程中也被激发出来，这种精神及实践的路径为明朝后期以戚继光为代表的“儒将”、乃至晚清曾国藩等“中兴”名臣所吸纳借鉴，对明清两朝的统治维护和修补起到了关键作用。
1.对明后期以戚继光为代表的“儒将”的影响
至明朝后期，儒学在“阳明心学”的浇灌下对兵学的反哺改造，已从战争观、战略指导渗透到治军作战等军事实践中，一方面，治军领兵的将领大都有比较扎实的儒学理论功底且受到阳明后学的影响较深，具体作战甚至效仿王阳明平叛治乱的整套做法；另一方面，涉及练兵、选将、作战等具体内容时，将儒家忠信、仁义、安民等贯穿始终，培育发展出练胆、齐心、爱兵、保民等检验军事实践成效的重要指标。
与戚继光齐名的俞大猷（1503—1579），是当时杰出的将领，他早年入私塾读书，十五岁考中秀才，师从《易》学大家蔡清的弟子王宣、林福、赵本学，养成豪迈正大、机敏好学的品格学风，在赵本学引领下由《易》入兵、融会贯通，打磨出较高的文人风骨及武人韬略；世袭百户之职，后武举会试中进士，以署千户守御金门，注意运用儒家诗书礼仪兴教化，与当地百姓建立广泛联系，深得民心，身为武官治理成效却胜于文官；征讨安南莫登庸父子时，俞大猷上疏主张大兵压境造势下应以伐谋攻心为上，果然莫氏父子不战而降，印证了俞大猷是富有政治头脑的将领；前后抗击倭寇十余年，其军事思想散见于《正气堂集》《洗海近事》等著作，总结提出练兵首在练胆气、重在练技艺，两者相得益彰；思想训练方面注重“申明忠孝大节以化导之，使心知乎亲上死长之义”2，这些做法几乎都被戚继光借鉴和发展。
戚繼光（1528—1588）是明中后期较为典型的“儒将”，尽管是将门出身，但早年师从治学严谨、崇尚德行的儒生梁玠，受到“阳明心学”的浸淫，主要事功是南抗倭寇和北备边防，根据实践经验撰写实用性和操作性很强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在后世广为推崇和流传。其在军事实践中倡导“正心术”、“身体力行”与王阳明“致良知”、“知行合一”遥相呼应，是“心学”在军事实践领域贯彻落地的开创者。主要特点：一是主张就地拣练兵士。负责宁波、绍兴、台州三地军务时，上书“练兵议”分析当时大范围调动舟师兵勇但“兵无节制，卒鲜经练，士心不附，军令不知”对平定倭寇治乱起不到实际作用的现实，提请就地拣选浙士三千。二是以“正心术”为“练将”的首要。援引往古时练兵用兵根本之法，认为练就“仁义之师”的基本功在于“练心”，将“仁义出自吾心”作为“练将”的首要条件和基本要素，明确提出“光明正大，以实心行实事”，“忠君、卫国、敬人、强兵、爱军、恶敌”等重要指标，对将领“良知”考察与训练进行了量化，高度重视练就刚劲稳固的内心。三是借鉴王阳明推行的“连坐法”。以严刑峻法作为增强官兵相互信任、相互支撑的保障，强化卒伍之间的协同与配合，在“申连坐”中强调“把总—哨官—旗总—队长—队兵”层层节制，每级以上一级作战效果为判断奖惩依据，同时强调阵型远比匹夫之勇重要，严令“杀贼只是万人一心，强者不得先进，弱者不得迟后。如临阵敢有一人非令先进，即斩贼首、得贼马而还，亦以违令军法从事”1。四是讲求“气和心齐”。负责北部边防期间，结合在南方抗击倭寇的练兵经验，糅合兵儒两家理念整理《练兵实纪》，对“治众如治寡”的理解贯彻，始终强调“气和则心齐”，本着知兵爱兵的初衷，要求主将要像父母那样“常察士卒饥饱、劳逸、强弱、勇怯、材技、动静之情”2，才能真正练就心齐气和、作战有力的卒伍。
以俞大猷、戚继光为代表的“儒将”在练兵备防作战实践中，直接或间接受到“阳明心学”启发影响，讲求兵家谋略制胜的同时，都富有儒家政治头脑和治平精神。客观讲，在面临比王阳明更加复杂多变、内外交困的局势时，他们不仅在军功上有所突破，对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总结提炼并以条令实操的形式固定下来也是前所未有的，在事实上对兵儒交融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对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晚清“中兴”名臣的影响
经过明朝中晚期“阳明心学”的洗礼，至明末清初经世致用之学已初现端倪，以顾炎武、黄宗羲等为代表的思想家对万历中期以后“心学”崇尚空谈、纯修心性的总体趋势进行反思，转向传统儒学“修齐治平”由内而外取径的回归，至清晚期，逐渐打造出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卫道士”士大夫群体像。这种实学回归对晚清从军从政办理实务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以曾国藩为代表在面对晚清内忧外患危局时，以更加务实的姿态编练新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呼吁振兴程朱理学对抗“异端邪说”，以军事与政治相配合“双管齐下”，实现了晚清统治“借尸还魂”、迎来所谓“同治中兴”。
曾国藩（1811—1872）作为公认晚清“文臣领兵”的代表，承接戚继光治军练兵作战的“衣钵”，将“治心”推广到“治军”的各项实务当中，在用儒学“包装”兵学、以儒统兵上走得更远，系统用儒家“仁”“义”“礼”“法”等命题赋予兵家“制胜之道”形而上的意义。在论述“将材”时，将忠义血性作为“带兵之人”所必须具备的政治军事条件，主张要从忠义诚朴的儒生士子中挑选骨干；在选兵问题上，延续了戚继光专拣朴实之人的传统，为便于纯净风气，提出要多用“朴实而少心窍之人”，将观人观心之道用于拣选兵士，从根上断除威胁士心不一、难于运筹的可能；在“治心”方面，提出“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后世将弁，专恃粮饷重优，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已浅矣”3，不应该单纯在钱粮上收买兵心，而要以仁爱之心善待士卒，才能真正实现“齐心”，将“练心”“提气”作为选任治军带兵之人两个缺一不可的支点；事功方面主要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深谙“阳明心学”治心治军之法的“理学”出身兼济经世致用的实学相协调，最大限度的发挥出“理学”的执着精神和隐忍特质，谨遵“先胜后求战”训诫，强调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如1859年，在面临石达开率军进入浙江、福建，后又转战赣南而使江西处于三面受敌的不利情势时，他提请收拢兵力集中攻打景德镇以稳固南岸，为进军安庆创造有利条件；攻下重镇安庆后，采取“积小胜为大胜”的策略扎扎实实在“天京”外围做清理工作，最后集全力一举合围，产生摧枯拉朽的效果。
与曾国藩并称的胡林翼（1812—1861）也是当时“文臣领兵”的典型，出身书香门第，幼承家学，道光二十七年入职贵州，早期多任知府以镇压为主，他主张“用兵不如用民”，推行保甲以团练亲兵抵御“匪寇”和维护治安，强调严惩“首恶”的同时，恩威并施、普兴教化，为后期加入湘军奠定了实践和理论基础；镇压太平军时，努力经营湖北成为曾国藩坚强的后援，选才强调“谋野则获，谋邑则否”1，认为乡野士民多朴实，能实心做事，坚决不用油滑、畏缩之人，同时推崇以气节为重，用“公心”来“齐心”，认为“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气，有智略”2才能堪当大任；治军练兵方面贯彻严明军法与仁爱治军相结合的路子，明确指出“经制严明，方有条理”3，借鉴湘军营制颁布详尽章程规范军旅之事，除了严格军令，他还善于依托湘军特殊的招募方式用情将将，以对将领日常的关心照顾笼络人心。
应该说，在王阳明、戚继光的主要影响下，曾、胡开创发展了湘军模式，也通过军政实践培养出了湘军群体，他们不仅在军事上对清廷有再造之功，同时本着传统儒家本身具备的“实学”精神，在实务上开启近代化的“洋务运动”，逐步将鸦片战争以来“师夷长技以制夷”自强御辱的设想转化为现实，尽管有限但在事实上开了风气。
On the Academic Value and Influence of Wang Yangmings Military Thought
Ding Tao Zhong Shaoyi
Abstract： Wang Yangming founded the "Mind Philosophy" system， but also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military science and Confucianism. Discussion on his military practice in Jiangxi and Guangdong and Guangxi，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unity of Confucian "administer state affairs well and ensure national security" and "keep a country at peace and an army intact" of military strategists， in order to achieve long-term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 In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litical darkness and sluggish folk custom， the "military exploit" and "governance merits" of parallel appears to have a unique style. Moreover， these practices provide references for later generals and scholars， such as Qi Jiguang and Zeng Guofan.
Key words： Wang Yangming； Mind Philosophy； Military Science； Syncretic
作者简介：丁 涛，1982年生，湖北襄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历代军事思想。
钟少异，1963年生，浙江平阳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军事史和历代战略。
1 王珏：《王守仁<武经七书评·孙子>略论》，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孙子兵法与和平合作发展——第九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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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九，别录一，奏疏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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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十二，别录四，奏疏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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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二，语录二，传习录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0页。
1 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179、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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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戚继光撰：《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之十，实战篇第十，范中义校释，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03页。
2 戚继光撰：《练兵实纪》卷之二，练胆气第二，邱心田校释，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3页。
3 蔡锷辑录：《曾胡治兵语录》，胡贤林、谭动良译注，黄山书社2013年版，第7-8页。
1 胡林翼：《胡林翼全集》中册，卷一，大东书局1936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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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汪士铎编篡：《胡文忠公抚鄂记》，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