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后期安庆地区建置考述
摘 要明中后期，朝廷在安庆及其周边地区相继设置了兵备道和巡抚进行管治，即史书所载“安庆增抚增道”。安庆早期遥寄江西九江兵备，后因海防形势变化、安庆官军叛乱等突发事件的影响，安庆与九江兵备的关系若即若离，并最终脱离其管辖，打破了南直隶府州遥寄邻省兵备管治的传统，个中缘由颇为复杂。崇祯十年，明廷鉴于江北农民起义形势严峻，故而在安池兵备道的基础上添设安庆巡抚，以便“剿贼”。明中后期安庆地区兵备道、巡抚的相继设置，既体现了其特殊的地域性质，又反映了地方变动对于建置沿革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明中后期，安庆，兵备道，巡抚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8）20-0050-07
崇祯年间，池州缙绅丁耀曾作《池郡缙绅王建和等公请顾韵（元镜）道台驻池书略》一文，其言：
隆庆末年，皖城兵叛，始请分设道署，坐镇池阳，备兵徽、宁、池、太、安、广府州，兼辖句容等县，迄今奠□六十余载，已而分为徽宁道、池安太道，无非地方多事之故耳。迩者，江北寇延，是以安庆增抚增道。①
这段文字言简意赅，基本勾勒出明中后期安庆地区增抚增道的沿革过程，其中道即兵备道，巡抚是设置于崇祯十年（1637年）的安庆巡抚。究其增抚增道之原因，丁文仅以“皖城兵叛”和“江北寇延”简而言之，实际上此建置沿革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而影响其建置变动的原因尤为复杂。目前学界关于兵备道已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有的从制度本身展开，②也有专门的个案研究。③相比之下，明代巡抚研究已经非常深入，成果汗牛充栋，故而此处不再赘述。但是对于明代安庆地区建置沿革，尤其是兵备道和巡抚的设置问题，却鲜有详文论述。基于此，本文即以安庆地区增抚增道为线索，对不同时期进行分段、深入地考察，希冀揭示明中后期安庆建置沿革的漫长过程及其背后复杂的地方机制。谬误之处，还望方家正之。
明代安庆府位于南直隶西南部，西接湖广黄州府，南邻江西九江府，西北靠大山，东南倚长江，素有“万里长江此咽喉，吴楚分疆第一州”的美誉，它与九江隔江相望，互为犄角。按照现代地理学的划分方法，九江湖口县是长江中、下游的界点，湖口以下长江水道渐趋平直，古时船只需顺江而下便可直抵南京，故史书有云：“九江、安庆二郡为东南要冲，水陆辐辏，江湖交流，控楚蜀、扼吴越，为南畿上流之喉襟，历代有国家者咸以此地为重镇。”④明太祖朱元璋定鼎南京后便开始筹划上抵九江、下至苏松一带出海口的江防体制，以拱卫京师安全。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虽降为陪都，政治地位依然显赫，江防体制也在逐步完善，至嘉靖中期基本定型。除操江武臣、操江都御史、上下巡江御史等江防主管官员外，沿江各汛地也有基层官员负责管理。①
洪武初年，南京新江口水兵營的设置是江防体制筹建的开始。宣德十年（1435年），都督陈政总督操江，操江一职正式设立。由于此阶段江防范围仅限于南京附近，沿江其他汛地治安问题尤为严重。一些不逞之徒私造遮洋大船，兴贩私盐，“起自苏扬，上至九江、湖广，发卖沿途。但遇往来官民、客商等船，辄肆劫掠”。②成化三年（1467年），为了打击不法行为，明廷先后派出两位操江自仪真至九江巡捕盐徒、盗贼。③操江作为江防最高长官，亲自巡江并非长久之计，锦衣卫指挥佥事冯珤建议在镇江、仪真、太平、九江等沿江要害之处设指挥镇守，协同巡江御史提督沿江军卫。④至此，源自陪都的江防体制开始向外围地带扩展，沿江其他要地的江防机构逐渐设立。成化十三年，南京府军卫指挥使陆宣奉命守备九江，控制安庆、建阳等处，⑤随着九江守备的设立，九江-安庆段江防系统日趋完善，但是朝廷素以武职不修深感忧虑，在地方上积极推行“以文驭武”“文臣知兵”的管治模式，因此由都指挥充任的守备官自然与之相抵牾，在这种背景下，九江兵备道应运而生。兵备道最早设置在九边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内地和沿海也相继增设。⑥兵备道辖区大抵数府之境，与分守道、分巡道不同，其主要侧重于一道之军事，一般由按察使司佥事或副使充任。九江兵备是长江下游最早设置的兵备道，弘治十二年（1499年），兵部尚书马文升奏请增设江西按察司副使一员，专理九江、安庆、池州、建阳等府卫地方，整饬兵备。⑦并言道：“天下之兵备可有可无，而九江之兵备决不可无。”⑧然而监察御史陈铨以九江兵备欧钲为马文升旧属，弹劾文升结党营私，孝宗旋即裁汰九江兵备。⑨弘治十五年，马文升再次请设九江兵备，孝宗态度模糊，复设之议在弘治朝就此搁浅。⑩正德六年（1511年），盗贼四起，江西尤甚，流贼纵横江上。？輥？輯？訛 同年五月，明廷正式“增设江西九江府兵备副使，移守备都指挥于安庆”。？輥？輰？訛如此一来，在九江-安庆地区形成了安庆守备与九江兵备的并存格局，双方在管治上有所重叠，且分处二地，疏松了二者间的协调联系，为后期一系列突发事件埋下了隐患。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反叛朝廷，并迅速攻陷九江。表面上看，九江兵备副使曹雷监兑不在城中难辞其咎，然究其根本原因则是九江兵备和安庆守备间沟通不力造成的。据时任兵部尚书王琼奏呈战事时称：“（九江）兵备副使所管原无兵马……及守备都指挥在于安庆驻札，江西地方军卫有司俱不听其约束……致陷孤城。” ？輥？輱？訛宁王攻下九江后，遂顺江而下攻打安庆，却遭遇安庆守备杨锐等的顽强阻击，加上南赣巡抚王守仁在后方突袭南昌，宁王之乱很快就被明廷平定。
宁王之乱迫使明廷重新审视九江兵备与安庆守备之间的职权划分。同年十二月，兵部奏：“九江府隶江西，卫隶直隶，旧设守备都指挥于安庆，兵备副使于九江，节制既分，逆藩之变，遂致误事。”①兵部尚书王琼则直言：“兵备无益，停革，以守备指挥杨锐能保安庆，升副总，移镇九江。”②在宁王之乱中，九江兵备副使曹雷丢城，表现颇为狼狈，相比之下，安庆守备杨锐竭力防御城池，最终击退叛军，二者的表现给朝廷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印象，以王琼为代表的中央高官集团显然对九江兵备失去了耐心，而宁王之乱虽已平定，仍有发生余乱的可能，故而裁撤九江兵备、升杨锐为副总兵统辖安庆-九江的军管模式是特殊时期维持地方治安较为直接、有效的办法。
杨锐的升拔以及九江兵备的裁撤看起来似乎与朝廷“以文驭武”之策相抵牾，实际上这也是非常时期的特殊现象，然“重文轻武”始终是有明一代政治生态发展的主流。很快，杨锐便于嘉靖元年（1522年）入京任都督佥事，江西巡按御史石金趁机以“九江地冲多盗”为由“请复设兵备”，并得到吏部和兵部的支持。不久之后明廷便任命江西佥事周广为“本司副使，整饬九江、安庆兵备”，③九江兵备被裁仅三年后再一次复设。
嘉靖后期东南沿海倭患严重，南京以下江防任务吃紧，整个江防体系重心有向下江段倾斜的趋势。江海防形势的变化使得安庆与九江兵备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松散，并最终脱离其管辖。
嘉靖三十四年，一支仅由六十余人组成的倭寇残部在浙江官军的追剿下突入南直隶，由徽州经宁国、太平流劫至应天府境内，南京戒严。④倭犯南京对明王朝的政治稳定产生巨大影响，一些官员认识到加强南直隶军事防御的重要性。应天巡抚始设于宣德年间，初辖苏州、松江、镇江三府，因解决逋税而设，后辖区不断扩大，嘉靖元年增至十府一州。嘉靖后期应天巡抚因抗倭增“提督军务”衔，地位日益重要，但巡抚辖区过广且境内府州地理环境差异较大，难以统筹兼顾，如崇祯年间巡抚张国维在奏疏中常用“东属”“西属”来区分辖区。⑤倭犯南京事件平息后，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1500—1577年）向朝廷奏《慎防守以安重地疏》，直言应天巡抚辖地过广，不利管治，并提议在辖区内增设兵备道以减轻巡抚压力，其疏云：
查得应天巡抚都御史南辖苏、松、常、镇，北辖徽、宁、池、太、安庆诸府，京城内外，咸归统理。即今料理苏松日不暇给，况其他乎？往往府将告急，下令防御文移往返动经旬月，未免缓不及事。近查苏、松、常、镇、通、泰各已新添兵备官员，合无比照前例，以安庆、池州为一道，徽、宁、太平兼应天府属县为一道，各设兵备一员。其安庆府舊属九江兵备，今宜改辖，各官专一整理戎务，防御寇盗，悉听巡抚调度，以济目前之急，事宁之日，另议裁革，庶几责任专一而安攘之效可图，屏翰修饬而根本之地益固矣。⑥
应天巡抚东属之苏、松、常、镇四府设置兵备时间较早，西属除安庆遥寄九江兵备管辖外，其余府州尚未添设兵备道，张时彻之议即在西属六府一州中添置两兵备道，安庆不再受九江兵备兼辖，所设兵备道“悉听（应天）巡抚调度”。⑦此方案得到嘉靖皇帝的支持，但在实际运作中只将西属六府一州并为一道，即徽安宁池太兵备道，驻广德州。乾隆《江南通志》载：“嘉靖三十四年，设兵备道，辖安、徽、宁、池、太、广六属，治广德。”⑧实际上，嘉靖皇帝并不认同地方有事辄议添官的做法，他曾直言“近来督抚诸臣不务实心任事，但思多设官司以分己责”。⑨张时彻添设兵备的方案，嘉靖皇帝也不过是以“济目前之急”而暂时俞允，然“事宁之日，另议裁革”。显而易见，徽、安、宁、池、太兵备是在防倭背景下临时设置的，等到倭患平息后该兵备道也自然要被裁撤。“至（嘉靖）四十一年，工科给事中林命仆题裁。”⑩ 这一时期，安庆虽一度划归南直隶应天巡抚直辖的兵备管辖，但随后发生的黄佐遇刺事件又打破了此布局。
嘉靖三十七年六月，安庆守备黄佐为江上盗贼刺杀身亡，此事引起朝野震动。“是时，江洋盗贼纵横，劫芜湖县库，杀安庆守备黄佐，贩舟行旅，日被禳敚。”所涉官员如守备指挥、下江指挥、安庆府同知、池州府同知皆以守御不严之罪被逮，连操江都御史高健也受到牵连。“南京给事中陈庆劾（高）健不任江防，且历指其傲愎失人心状，故有是命。”①巡按直隶御史董鲲认为盗贼猖獗的原因在于江防官员互相推诿所致，并主张将“池州府及安庆守备并听九江兵备道节制，上从之”。②安庆、九江同为江防重镇，实需相互配合，分属不同兵备道管辖确有不利于江防的因素，此番调整的关键点在于安庆守备受九江兵备节制，二者的主次之分使得之前出现的协调不一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然而隆庆六年（1572年）安庆官军叛乱事件（即丁文所言“皖城兵叛”）却将二者间的另一矛盾推向极端，《明实录》清晰地记载了兵叛过程：
安庆官军乱，诏械（卫）指挥张志学等至京鞫治。先是志学与知府查志隆有怨，至是以支放军粮事愈恨之，遂与指挥马负图、张承祖率舍余、马应举等及家奴屯卒四百余人，闭城大噪围府，舍欲杀志隆等，守备杨遇春不为禁，百姓汹汹越三日，稍稍解散。南京兵部尚书王之诰等以闻，乃遣官校逮志学等，而赦屯军胁从者。已而南京守备太监张宏言志隆稽误月粮，激变军士，又擅离职守，潜入南京，亦乞速究以彰国法。上乃命锦衣卫并逮治隆，于京师讯之。③
黄佐遇刺事件后，朝廷为防范江防官员互相推诿，故将安庆、池州重新划归九江兵备管辖，安庆守备听其节制，以达责任专一的效果，但安庆兵叛又暴露出安庆、九江二府在处理突发事件时的不协调、不配合问题，严重影响解决事件的效率，根本原因在于安庆府属南直隶，九江府隶江西布政司，九江兵备跨省兼辖安庆肯定会带来种种弊端，如操江都御史张卤（1523—1598年）在处理兵叛事件善后工作时颇感不便，其言：“安庆事作，臣得报即移檄经略，安抚九江兵备，方入会城，邻府职官固无干涉，不得已委应天通判以行，幸赖朝廷威灵反侧，即安事机旋定不然，将骚动地方，不无费事。”徽州府的情况和安庆类似，因嘉靖四十五年“矿贼由开化突掠婺源”而将徽州改隶浙江金衢严兵备道。张卤进一步指出：“鉴之往昔，征之现事，则此一兵备诚不可不急”，应当复设嘉靖四十一年裁汰的徽、安、宁、池、太兵备，并将治所移至池州，“安庆、徽州旧属江、浙遥制空名悉皆罢去”。④张卤之议得到应天巡抚张佳胤（1526—1588年）的支持，“巡抚张公佳胤奏设徽宁兵备道，驻池州，辖徽、宁、池、太、安五府，应天外六县、广德一州”。⑤随着徽宁兵备的复设，彻底解决了安庆遥寄九江兵备的历史遗留问题，但徽宁兵备统辖六府一州，辖境臃肿。到了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应天巡抚徐民式（1549—1617年）又“以徽宁兵备辖地太广，奏添设道臣于广德，辖宁国、太平、广德及应天外六县，而池州旧驻者辖徽、池、安三府”。⑥徐民式旨在分割兵备道辖区以达到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朝廷对徐民式的议案颇为谨慎，直到三年后才正式通过。康熙《徽州府志》载：“（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徽宁分设两兵备道，徽安道驻池州，宁太道驻广德。”崇祯四年，朝廷以“徽宁接壤沿途多盗，分辖难于捕诘”，将徽州改隶宁太道。⑦至此，应天巡抚辖区内初步形成安池、徽宁、常镇、苏松四兵备道。
兵备道的主要职责是整饬兵备，其治所及辖区往往受军事、政治形势影响而发生变化，明中后期层出不穷的地方乱象也使得这一特殊的地方制度得以确定和延续。有关崇祯四年以后应天巡抚境内兵备道的设置情况，我们可以从时任巡抚张国维⑧的《抚吴疏草》中找到较为官方的线索，笔者通过梳理疏草资料，制成表1以作参考。
从表1可以看出，崇祯十一年四月后没有了安池道的记载，伴随而来的是两个新兵备道的出现：析安池道之安庆，与庐州合成安庐道；剩下的池州、太平及应天外六县另外组成池太道。多数史料误认为朝廷于崇祯八年改安池道为安庐道，对此，笔者于下文有专门的考证。另一方面，从安池道到安庐道乃至崇祯十年安庆巡抚的设置皆与当时的农民起义形势息息相关。
崇祯年间，明朝深陷内忧边患的危机之中，尤以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影响最大。崇祯七年底，发源于陕西的义军开始大批进入河南，次年正月，义军主力向豫东南和皖北进发，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先后攻破皖北数州县，中都凤阳陷落，皇陵惨遭焚毁，史载当时的农民起义形势：
流贼至河南，巡抚元默不为备，贼乃乘坚冰自渑池渡河，河南郡县皆陷浸，寻及于凤泗，而江淮、楚、蜀之间，处处皆贼矣。贼之众且百万，蔓延往往千余里不绝，或曰三营，或曰五营，或曰十三营，名号甚多，不可得而详书也。而张献忠尤为凶残且狡群，贼多附之。③
义军攻破凤阳后，内部开始出现分化，张献忠率部南下，先后攻打庐州、舒城、巢县、庐江、无为等州县，并于正月底进入安庆府境内，连陷潜山、太湖、宿松三县，地方防御体系被义军冲击得近乎崩溃。后张献忠部战略性撤退，由英霍山区转入湖广。实际上，张国维任巡抚之初就非常重视安庆防务，巡抚下辖府州只有安庆全境孤悬江北，早在崇祯七年五月，安池道臣王公弼就已“奉旨移驻安庆”，④时安庆卫兵额、军粮不足，军备废弛严重。
惟府城國初额军五千七百余名，屹然重镇，宿兵原有深意。宣德年间，因承平无事，改调两千余名于河间、涿鹿、怀来等卫，原额十去其五矣。近自漕粮民运改为军运，以两千名运粮，又以两百名充南京班操军，又有屯差局差等项若干，又十去其八，守城益无■矣。⑤
这是崇祯七年六月张国维披露的安庆兵力情况，如此羸弱的防御布置也使得义军能够长驱直入。随着中都凤阳陷落，庐州、安庆也相继遭受战火侵袭，义军力量逐步渗透至南直隶核心地区，陪都南京将直面威胁。明廷也相应制定了应急方案，任命时任安池兵备道右参议史可法监安庐军。戴名世《孑遗录》载：“（崇祯八年）五月，上命史可法监安庐军。……异时故有安池兵备道，而池在江南，安在江北，当贼乱时，池悬隔大江，不罹贼祸，于是朝议改安池道为安庐道，驻庐州。”⑥另王雯耀《全桐纪略》载：“（崇祯八年）七月，改安池道为安庐兵备道，而以史可法监其军，署设庐州。……自贼起泰山渡河以来，屡经剿杀而滋蔓日甚，朝议安庐为水陆要害，而池悬隔大江，贼不能为害，故改安池道为安庐道。”⑦两份材料都认为崇祯八年朝廷将安池兵备道改为安庐兵备道，仅在具体月份上有所出入。正如前文所言，张国维《抚吴疏草》中“安池道”“安池兵备道”的官方称呼最迟至崇祯十一年四月依然存在，而“安庐道”“安庐兵备道”在崇祯十一年十月才首次出现。如奏于崇祯十年十月二十日的《再请高淳永折疏》首段言：“据安池道右参议、今升安庐抚臣史可法呈据。”①这说明史可法在升任安庆（安庐）巡抚之前仍然担任安池道臣。又如崇祯八年十月的《三请皖郡增兵疏》言：“据安池监军道臣史可法揭称……”②若安池道确已改为安庐道，为什么不直接写成“安庐监军道臣”？古代官员奏疏中的官职书写应该是非常严谨的，此外张国维也曾在史可法奉命监安庐军后题留其永驻安池。③故而笔者认为崇祯八年“安池道”并没有改成“安庐道”，史可法仍以安池道右参议的身份监安庐军，由此可以判定成书于清初的《孑遗录》《全桐纪略》是对相关史事的误载。
崇祯八年以后，习惯于流动作战的义军又多次进入南直隶地区，安（庆）桐（城）一路战事愈演愈烈，为协助全局“剿寇”，明廷遂于崇祯十年添设安庆巡抚。④兵部尚书杨嗣昌言当时“诸臣大议不过有三：一护凤泗祖陵，一护承天祖陵，一备安桐一路而已”。⑤安桐一路自应天巡抚张国维上任以来，屡疏增饷增兵，“以计兵计饷应与凤、秦、豫、楚一体，并观为请”；户部尚书程国祥则建议于安庆专设巡抚一员，“节制安庆、庐州、池州、九江、黄州五郡，募兵一万人为请”。⑥杨嗣昌认为：“理臣视贼所向，毕竟非久驻安庆之官。应抚弹压苏松，有漕白京边之重储，江湖海沙之剧寇与奸民叠变，种种难言之野心，亦断无远移安庆之理。则一面置抚，一面措饷，一面召兵。”⑦明廷虽有设重臣久驻安庆的想法，却没有合适的人选。五省总理熊文灿督理数省军务，不可久驻安庆；应天巡抚辖境过广，巡抚衙门远在苏州，张国维本人也有“安庆孤悬江北，去臣驻札之地千有余里”⑧的感叹，且当时苏、松、常、镇四府的督粮问题悬而未决，“四府缙绅又谓江南重地不可无大臣弹压”，⑨因此应天巡抚移驻安庆也不太现实，只是另置巡抚才是较为合理的办法，可是巡抚辖区如何划分也有争议，程国祥最初的方案是割南直隶安庆、庐州、池州三府，兼辖湖广黄州和江西九江二府，但是分割邻省一完整府州存在较大难度，且在行政管理上易出现纷争，明廷最终决议以安、庐、池、太四府为基本辖区，再兼辖与四府接壤的几个重要邻省州县。
历史上有关安庆巡抚辖区的说法不一。古代书面记载会因地名冗长而采取省略的办法，以“等处”缀后，如“巡抚安庐池太等处”。《明史·史可法传》有关安庆巡抚早期辖区范围的记载最为完整，其言：“（崇祯十年）七月，擢可法右佥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四府，及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罗田，湖广之蕲州、广济、黄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诸县，提督军务。”⑩《明史稿》《明通鉴》等记载相同，《史可法传》对兼辖州县的记载颇为具体，不过其中“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罗田”的说法存在明显讹误，罗田县在明代并不属河南布政司，而是位于湖广布政司的黄州府，靳润成先生认为“罗田”当作“罗山”，理由是河南布政司有罗山县，且与光州、光山、固始三县恰好同属汝宁府。？輥？輯？訛这个解释似乎有些牵强，笔者认为确是罗田县，只是作者因笔误将其写在河南布政司名下，因为从地理位置上看，罗田县位于大别山南麓，东连英霍，南倚蕲州、广济、黄梅三县，极易成为盗贼啸聚之地，而罗山县向西深入河南腹地，且距离安庆相对较远。相比之下，将战略地位更加重要的罗田县划归安庆巡抚管辖似乎更加合理。
安庆巡抚因“剿寇”而设，辖区范围易受军事形势影响而发生变化。崇祯十二年四月，史可法丁忧，淮扬道参议郑二阳接任巡抚，他在《恭报入境到任》疏中言：“六月初六日至庐州府，为臣入境之始。……初十日庐州到任，料理兵务，再诣安庆驻札衙门。”？輥？輰？訛崇祯十五年四月，郑二阳离职，“四月十七日，别按臣、离安庆”。？輥？輱？訛这两段材料说明迟至崇祯十五年，巡抚驻地都在安庆。另外，郑二阳在其奏疏中皆以“协理剿寇军务、巡抚安庐池太四府兼辖光固等州县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自称，这表明郑二阳在任期内，安庆巡抚依然兼辖着邻省部分州县。同年九月，黄配玄继任安庆巡抚，《国榷》载：“黄配玄为右佥都御史，协理剿寇军务，巡抚安庆、池、庐、太平。”①靳润成先生依据此条材料认为崇祯十五年安庆巡抚辖区仅剩安庐池太四府，兼辖州县已分别划归邻省巡抚。②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流寇志》称：“（崇祯十五年）九月己巳初二，以黄配玄为右佥都御史，协理剿务，巡抚安、庐、池、太，兼辖光山、固始、蕲州、广济、黄梅、德化、湖口。”③虽然《流寇志》中有关崇祯十五年巡抚兼辖州县的记载，较之初期少了光州、罗田二县，个中缘由有待商榷，但也并非如靳润成先生所言只剩下四府基本辖区。到了崇祯十六年，巡抚辖区范围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动，《明史·职官志》之“巡抚安庐地方赞理军务一员”条载：“崇祯十年设，以史可法为之。十六年，又增设安、太、池、庐四府巡抚。”④此处言崇祯十六年增设安、太、池、庐四府巡抚的说法颇为奇怪，唯一的解释就是辖区在崇祯十六年正式内缩为安、庐、池、太四府，是官方对辖区内缩后的重新确认，而绝不是另置巡抚。⑤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朝灭亡，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权。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镇守武昌的明将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欲攻取南京，良玉于九江病死，其子左梦庚“还驻池州，遣兵间道自彭泽下建德，遂取安庆”。⑥安庆巡抚张亮被执，“挟之北行，乘间赴水死”。⑦同年六月，奉命追剿李自成残部的清英亲王阿济格陈兵九江，左梦庚不战而降，清兵随即轻取安庆。清朝保留了明代安庆的主要行政建置，并重新选任安庆巡抚、知府、知县等官。康熙《安庆府志》载：“英王平定南服，授（李犹龙）以中丞职，招抚安、池等郡。”⑧
通过上述讨论，笔者对明代中后期安庆地区兵备道、巡抚的设置问题进行了详细地梳理。安庆早期隶属九江兵备，其设置目的是为了捕捉盗贼、盐徒，加强江防。明代兵备道官员多由一省按察使司的副使或佥事担任，明制规定“两京不设布按，无参政、参议、副使、佥事”，故南直隶部分府州不得不遙寄邻省兵备道，“于旁近布按分司带管”。⑨这种跨省“遥寄”“带管”的模式给行政层面带来诸多不便，加上地方变动如江海防形势的变化、一系列突发事件等，使得安庆最终脱离九江兵备的管辖，与南直隶其他府州组成新的兵备道，划归应天巡抚直辖，不再受邻省按察使司和兵备道的节制。通过对《抚吴疏草》的整理研究发现，明末南直隶地区的兵备道已经成为巡抚与府州之间常设的一级行政机构。进一步说，崇祯十年安庆巡抚的设置，表面上看只是简单地从应天巡抚中析置，实际上也与安池兵备道权力的扩充有关，如首任安庆巡抚就是安池兵备右参议史可法，安池道臣后因“剿贼”监安庐军，其实际控制的安庆、池州、太平和庐州四府构成了安庆巡抚的基本辖区。
有明一代，兵备道、巡抚乃至总督在地方上的作用愈发重要，但是到了明后期却出现了滥置局面，王朝统治的稳定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改观，反倒是不断恶化，直至明朝灭亡。清朝定鼎中原后，在地方上承袭明朝所设制度，如清廷在安庆地区保留了明代设置的兵备道和巡抚，并对驻地、辖区做了相应调整。明中后期安庆地区增抚增道的调整甚至对清初安徽建省亦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其中端倪容另文探讨。
【作者简介】夏斌，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历史政区地理。
【责任编辑：王湉湉】
关键词明中后期，安庆，兵备道，巡抚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8）20-0050-07
崇祯年间，池州缙绅丁耀曾作《池郡缙绅王建和等公请顾韵（元镜）道台驻池书略》一文，其言：
隆庆末年，皖城兵叛，始请分设道署，坐镇池阳，备兵徽、宁、池、太、安、广府州，兼辖句容等县，迄今奠□六十余载，已而分为徽宁道、池安太道，无非地方多事之故耳。迩者，江北寇延，是以安庆增抚增道。①
这段文字言简意赅，基本勾勒出明中后期安庆地区增抚增道的沿革过程，其中道即兵备道，巡抚是设置于崇祯十年（1637年）的安庆巡抚。究其增抚增道之原因，丁文仅以“皖城兵叛”和“江北寇延”简而言之，实际上此建置沿革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而影响其建置变动的原因尤为复杂。目前学界关于兵备道已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有的从制度本身展开，②也有专门的个案研究。③相比之下，明代巡抚研究已经非常深入，成果汗牛充栋，故而此处不再赘述。但是对于明代安庆地区建置沿革，尤其是兵备道和巡抚的设置问题，却鲜有详文论述。基于此，本文即以安庆地区增抚增道为线索，对不同时期进行分段、深入地考察，希冀揭示明中后期安庆建置沿革的漫长过程及其背后复杂的地方机制。谬误之处，还望方家正之。
明代安庆府位于南直隶西南部，西接湖广黄州府，南邻江西九江府，西北靠大山，东南倚长江，素有“万里长江此咽喉，吴楚分疆第一州”的美誉，它与九江隔江相望，互为犄角。按照现代地理学的划分方法，九江湖口县是长江中、下游的界点，湖口以下长江水道渐趋平直，古时船只需顺江而下便可直抵南京，故史书有云：“九江、安庆二郡为东南要冲，水陆辐辏，江湖交流，控楚蜀、扼吴越，为南畿上流之喉襟，历代有国家者咸以此地为重镇。”④明太祖朱元璋定鼎南京后便开始筹划上抵九江、下至苏松一带出海口的江防体制，以拱卫京师安全。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虽降为陪都，政治地位依然显赫，江防体制也在逐步完善，至嘉靖中期基本定型。除操江武臣、操江都御史、上下巡江御史等江防主管官员外，沿江各汛地也有基层官员负责管理。①
洪武初年，南京新江口水兵營的设置是江防体制筹建的开始。宣德十年（1435年），都督陈政总督操江，操江一职正式设立。由于此阶段江防范围仅限于南京附近，沿江其他汛地治安问题尤为严重。一些不逞之徒私造遮洋大船，兴贩私盐，“起自苏扬，上至九江、湖广，发卖沿途。但遇往来官民、客商等船，辄肆劫掠”。②成化三年（1467年），为了打击不法行为，明廷先后派出两位操江自仪真至九江巡捕盐徒、盗贼。③操江作为江防最高长官，亲自巡江并非长久之计，锦衣卫指挥佥事冯珤建议在镇江、仪真、太平、九江等沿江要害之处设指挥镇守，协同巡江御史提督沿江军卫。④至此，源自陪都的江防体制开始向外围地带扩展，沿江其他要地的江防机构逐渐设立。成化十三年，南京府军卫指挥使陆宣奉命守备九江，控制安庆、建阳等处，⑤随着九江守备的设立，九江-安庆段江防系统日趋完善，但是朝廷素以武职不修深感忧虑，在地方上积极推行“以文驭武”“文臣知兵”的管治模式，因此由都指挥充任的守备官自然与之相抵牾，在这种背景下，九江兵备道应运而生。兵备道最早设置在九边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内地和沿海也相继增设。⑥兵备道辖区大抵数府之境，与分守道、分巡道不同，其主要侧重于一道之军事，一般由按察使司佥事或副使充任。九江兵备是长江下游最早设置的兵备道，弘治十二年（1499年），兵部尚书马文升奏请增设江西按察司副使一员，专理九江、安庆、池州、建阳等府卫地方，整饬兵备。⑦并言道：“天下之兵备可有可无，而九江之兵备决不可无。”⑧然而监察御史陈铨以九江兵备欧钲为马文升旧属，弹劾文升结党营私，孝宗旋即裁汰九江兵备。⑨弘治十五年，马文升再次请设九江兵备，孝宗态度模糊，复设之议在弘治朝就此搁浅。⑩正德六年（1511年），盗贼四起，江西尤甚，流贼纵横江上。？輥？輯？訛 同年五月，明廷正式“增设江西九江府兵备副使，移守备都指挥于安庆”。？輥？輰？訛如此一来，在九江-安庆地区形成了安庆守备与九江兵备的并存格局，双方在管治上有所重叠，且分处二地，疏松了二者间的协调联系，为后期一系列突发事件埋下了隐患。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反叛朝廷，并迅速攻陷九江。表面上看，九江兵备副使曹雷监兑不在城中难辞其咎，然究其根本原因则是九江兵备和安庆守备间沟通不力造成的。据时任兵部尚书王琼奏呈战事时称：“（九江）兵备副使所管原无兵马……及守备都指挥在于安庆驻札，江西地方军卫有司俱不听其约束……致陷孤城。” ？輥？輱？訛宁王攻下九江后，遂顺江而下攻打安庆，却遭遇安庆守备杨锐等的顽强阻击，加上南赣巡抚王守仁在后方突袭南昌，宁王之乱很快就被明廷平定。
宁王之乱迫使明廷重新审视九江兵备与安庆守备之间的职权划分。同年十二月，兵部奏：“九江府隶江西，卫隶直隶，旧设守备都指挥于安庆，兵备副使于九江，节制既分，逆藩之变，遂致误事。”①兵部尚书王琼则直言：“兵备无益，停革，以守备指挥杨锐能保安庆，升副总，移镇九江。”②在宁王之乱中，九江兵备副使曹雷丢城，表现颇为狼狈，相比之下，安庆守备杨锐竭力防御城池，最终击退叛军，二者的表现给朝廷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印象，以王琼为代表的中央高官集团显然对九江兵备失去了耐心，而宁王之乱虽已平定，仍有发生余乱的可能，故而裁撤九江兵备、升杨锐为副总兵统辖安庆-九江的军管模式是特殊时期维持地方治安较为直接、有效的办法。
杨锐的升拔以及九江兵备的裁撤看起来似乎与朝廷“以文驭武”之策相抵牾，实际上这也是非常时期的特殊现象，然“重文轻武”始终是有明一代政治生态发展的主流。很快，杨锐便于嘉靖元年（1522年）入京任都督佥事，江西巡按御史石金趁机以“九江地冲多盗”为由“请复设兵备”，并得到吏部和兵部的支持。不久之后明廷便任命江西佥事周广为“本司副使，整饬九江、安庆兵备”，③九江兵备被裁仅三年后再一次复设。
嘉靖后期东南沿海倭患严重，南京以下江防任务吃紧，整个江防体系重心有向下江段倾斜的趋势。江海防形势的变化使得安庆与九江兵备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松散，并最终脱离其管辖。
嘉靖三十四年，一支仅由六十余人组成的倭寇残部在浙江官军的追剿下突入南直隶，由徽州经宁国、太平流劫至应天府境内，南京戒严。④倭犯南京对明王朝的政治稳定产生巨大影响，一些官员认识到加强南直隶军事防御的重要性。应天巡抚始设于宣德年间，初辖苏州、松江、镇江三府，因解决逋税而设，后辖区不断扩大，嘉靖元年增至十府一州。嘉靖后期应天巡抚因抗倭增“提督军务”衔，地位日益重要，但巡抚辖区过广且境内府州地理环境差异较大，难以统筹兼顾，如崇祯年间巡抚张国维在奏疏中常用“东属”“西属”来区分辖区。⑤倭犯南京事件平息后，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1500—1577年）向朝廷奏《慎防守以安重地疏》，直言应天巡抚辖地过广，不利管治，并提议在辖区内增设兵备道以减轻巡抚压力，其疏云：
查得应天巡抚都御史南辖苏、松、常、镇，北辖徽、宁、池、太、安庆诸府，京城内外，咸归统理。即今料理苏松日不暇给，况其他乎？往往府将告急，下令防御文移往返动经旬月，未免缓不及事。近查苏、松、常、镇、通、泰各已新添兵备官员，合无比照前例，以安庆、池州为一道，徽、宁、太平兼应天府属县为一道，各设兵备一员。其安庆府舊属九江兵备，今宜改辖，各官专一整理戎务，防御寇盗，悉听巡抚调度，以济目前之急，事宁之日，另议裁革，庶几责任专一而安攘之效可图，屏翰修饬而根本之地益固矣。⑥
应天巡抚东属之苏、松、常、镇四府设置兵备时间较早，西属除安庆遥寄九江兵备管辖外，其余府州尚未添设兵备道，张时彻之议即在西属六府一州中添置两兵备道，安庆不再受九江兵备兼辖，所设兵备道“悉听（应天）巡抚调度”。⑦此方案得到嘉靖皇帝的支持，但在实际运作中只将西属六府一州并为一道，即徽安宁池太兵备道，驻广德州。乾隆《江南通志》载：“嘉靖三十四年，设兵备道，辖安、徽、宁、池、太、广六属，治广德。”⑧实际上，嘉靖皇帝并不认同地方有事辄议添官的做法，他曾直言“近来督抚诸臣不务实心任事，但思多设官司以分己责”。⑨张时彻添设兵备的方案，嘉靖皇帝也不过是以“济目前之急”而暂时俞允，然“事宁之日，另议裁革”。显而易见，徽、安、宁、池、太兵备是在防倭背景下临时设置的，等到倭患平息后该兵备道也自然要被裁撤。“至（嘉靖）四十一年，工科给事中林命仆题裁。”⑩ 这一时期，安庆虽一度划归南直隶应天巡抚直辖的兵备管辖，但随后发生的黄佐遇刺事件又打破了此布局。
嘉靖三十七年六月，安庆守备黄佐为江上盗贼刺杀身亡，此事引起朝野震动。“是时，江洋盗贼纵横，劫芜湖县库，杀安庆守备黄佐，贩舟行旅，日被禳敚。”所涉官员如守备指挥、下江指挥、安庆府同知、池州府同知皆以守御不严之罪被逮，连操江都御史高健也受到牵连。“南京给事中陈庆劾（高）健不任江防，且历指其傲愎失人心状，故有是命。”①巡按直隶御史董鲲认为盗贼猖獗的原因在于江防官员互相推诿所致，并主张将“池州府及安庆守备并听九江兵备道节制，上从之”。②安庆、九江同为江防重镇，实需相互配合，分属不同兵备道管辖确有不利于江防的因素，此番调整的关键点在于安庆守备受九江兵备节制，二者的主次之分使得之前出现的协调不一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然而隆庆六年（1572年）安庆官军叛乱事件（即丁文所言“皖城兵叛”）却将二者间的另一矛盾推向极端，《明实录》清晰地记载了兵叛过程：
安庆官军乱，诏械（卫）指挥张志学等至京鞫治。先是志学与知府查志隆有怨，至是以支放军粮事愈恨之，遂与指挥马负图、张承祖率舍余、马应举等及家奴屯卒四百余人，闭城大噪围府，舍欲杀志隆等，守备杨遇春不为禁，百姓汹汹越三日，稍稍解散。南京兵部尚书王之诰等以闻，乃遣官校逮志学等，而赦屯军胁从者。已而南京守备太监张宏言志隆稽误月粮，激变军士，又擅离职守，潜入南京，亦乞速究以彰国法。上乃命锦衣卫并逮治隆，于京师讯之。③
黄佐遇刺事件后，朝廷为防范江防官员互相推诿，故将安庆、池州重新划归九江兵备管辖，安庆守备听其节制，以达责任专一的效果，但安庆兵叛又暴露出安庆、九江二府在处理突发事件时的不协调、不配合问题，严重影响解决事件的效率，根本原因在于安庆府属南直隶，九江府隶江西布政司，九江兵备跨省兼辖安庆肯定会带来种种弊端，如操江都御史张卤（1523—1598年）在处理兵叛事件善后工作时颇感不便，其言：“安庆事作，臣得报即移檄经略，安抚九江兵备，方入会城，邻府职官固无干涉，不得已委应天通判以行，幸赖朝廷威灵反侧，即安事机旋定不然，将骚动地方，不无费事。”徽州府的情况和安庆类似，因嘉靖四十五年“矿贼由开化突掠婺源”而将徽州改隶浙江金衢严兵备道。张卤进一步指出：“鉴之往昔，征之现事，则此一兵备诚不可不急”，应当复设嘉靖四十一年裁汰的徽、安、宁、池、太兵备，并将治所移至池州，“安庆、徽州旧属江、浙遥制空名悉皆罢去”。④张卤之议得到应天巡抚张佳胤（1526—1588年）的支持，“巡抚张公佳胤奏设徽宁兵备道，驻池州，辖徽、宁、池、太、安五府，应天外六县、广德一州”。⑤随着徽宁兵备的复设，彻底解决了安庆遥寄九江兵备的历史遗留问题，但徽宁兵备统辖六府一州，辖境臃肿。到了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应天巡抚徐民式（1549—1617年）又“以徽宁兵备辖地太广，奏添设道臣于广德，辖宁国、太平、广德及应天外六县，而池州旧驻者辖徽、池、安三府”。⑥徐民式旨在分割兵备道辖区以达到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朝廷对徐民式的议案颇为谨慎，直到三年后才正式通过。康熙《徽州府志》载：“（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徽宁分设两兵备道，徽安道驻池州，宁太道驻广德。”崇祯四年，朝廷以“徽宁接壤沿途多盗，分辖难于捕诘”，将徽州改隶宁太道。⑦至此，应天巡抚辖区内初步形成安池、徽宁、常镇、苏松四兵备道。
兵备道的主要职责是整饬兵备，其治所及辖区往往受军事、政治形势影响而发生变化，明中后期层出不穷的地方乱象也使得这一特殊的地方制度得以确定和延续。有关崇祯四年以后应天巡抚境内兵备道的设置情况，我们可以从时任巡抚张国维⑧的《抚吴疏草》中找到较为官方的线索，笔者通过梳理疏草资料，制成表1以作参考。
从表1可以看出，崇祯十一年四月后没有了安池道的记载，伴随而来的是两个新兵备道的出现：析安池道之安庆，与庐州合成安庐道；剩下的池州、太平及应天外六县另外组成池太道。多数史料误认为朝廷于崇祯八年改安池道为安庐道，对此，笔者于下文有专门的考证。另一方面，从安池道到安庐道乃至崇祯十年安庆巡抚的设置皆与当时的农民起义形势息息相关。
崇祯年间，明朝深陷内忧边患的危机之中，尤以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影响最大。崇祯七年底，发源于陕西的义军开始大批进入河南，次年正月，义军主力向豫东南和皖北进发，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先后攻破皖北数州县，中都凤阳陷落，皇陵惨遭焚毁，史载当时的农民起义形势：
流贼至河南，巡抚元默不为备，贼乃乘坚冰自渑池渡河，河南郡县皆陷浸，寻及于凤泗，而江淮、楚、蜀之间，处处皆贼矣。贼之众且百万，蔓延往往千余里不绝，或曰三营，或曰五营，或曰十三营，名号甚多，不可得而详书也。而张献忠尤为凶残且狡群，贼多附之。③
义军攻破凤阳后，内部开始出现分化，张献忠率部南下，先后攻打庐州、舒城、巢县、庐江、无为等州县，并于正月底进入安庆府境内，连陷潜山、太湖、宿松三县，地方防御体系被义军冲击得近乎崩溃。后张献忠部战略性撤退，由英霍山区转入湖广。实际上，张国维任巡抚之初就非常重视安庆防务，巡抚下辖府州只有安庆全境孤悬江北，早在崇祯七年五月，安池道臣王公弼就已“奉旨移驻安庆”，④时安庆卫兵额、军粮不足，军备废弛严重。
惟府城國初额军五千七百余名，屹然重镇，宿兵原有深意。宣德年间，因承平无事，改调两千余名于河间、涿鹿、怀来等卫，原额十去其五矣。近自漕粮民运改为军运，以两千名运粮，又以两百名充南京班操军，又有屯差局差等项若干，又十去其八，守城益无■矣。⑤
这是崇祯七年六月张国维披露的安庆兵力情况，如此羸弱的防御布置也使得义军能够长驱直入。随着中都凤阳陷落，庐州、安庆也相继遭受战火侵袭，义军力量逐步渗透至南直隶核心地区，陪都南京将直面威胁。明廷也相应制定了应急方案，任命时任安池兵备道右参议史可法监安庐军。戴名世《孑遗录》载：“（崇祯八年）五月，上命史可法监安庐军。……异时故有安池兵备道，而池在江南，安在江北，当贼乱时，池悬隔大江，不罹贼祸，于是朝议改安池道为安庐道，驻庐州。”⑥另王雯耀《全桐纪略》载：“（崇祯八年）七月，改安池道为安庐兵备道，而以史可法监其军，署设庐州。……自贼起泰山渡河以来，屡经剿杀而滋蔓日甚，朝议安庐为水陆要害，而池悬隔大江，贼不能为害，故改安池道为安庐道。”⑦两份材料都认为崇祯八年朝廷将安池兵备道改为安庐兵备道，仅在具体月份上有所出入。正如前文所言，张国维《抚吴疏草》中“安池道”“安池兵备道”的官方称呼最迟至崇祯十一年四月依然存在，而“安庐道”“安庐兵备道”在崇祯十一年十月才首次出现。如奏于崇祯十年十月二十日的《再请高淳永折疏》首段言：“据安池道右参议、今升安庐抚臣史可法呈据。”①这说明史可法在升任安庆（安庐）巡抚之前仍然担任安池道臣。又如崇祯八年十月的《三请皖郡增兵疏》言：“据安池监军道臣史可法揭称……”②若安池道确已改为安庐道，为什么不直接写成“安庐监军道臣”？古代官员奏疏中的官职书写应该是非常严谨的，此外张国维也曾在史可法奉命监安庐军后题留其永驻安池。③故而笔者认为崇祯八年“安池道”并没有改成“安庐道”，史可法仍以安池道右参议的身份监安庐军，由此可以判定成书于清初的《孑遗录》《全桐纪略》是对相关史事的误载。
崇祯八年以后，习惯于流动作战的义军又多次进入南直隶地区，安（庆）桐（城）一路战事愈演愈烈，为协助全局“剿寇”，明廷遂于崇祯十年添设安庆巡抚。④兵部尚书杨嗣昌言当时“诸臣大议不过有三：一护凤泗祖陵，一护承天祖陵，一备安桐一路而已”。⑤安桐一路自应天巡抚张国维上任以来，屡疏增饷增兵，“以计兵计饷应与凤、秦、豫、楚一体，并观为请”；户部尚书程国祥则建议于安庆专设巡抚一员，“节制安庆、庐州、池州、九江、黄州五郡，募兵一万人为请”。⑥杨嗣昌认为：“理臣视贼所向，毕竟非久驻安庆之官。应抚弹压苏松，有漕白京边之重储，江湖海沙之剧寇与奸民叠变，种种难言之野心，亦断无远移安庆之理。则一面置抚，一面措饷，一面召兵。”⑦明廷虽有设重臣久驻安庆的想法，却没有合适的人选。五省总理熊文灿督理数省军务，不可久驻安庆；应天巡抚辖境过广，巡抚衙门远在苏州，张国维本人也有“安庆孤悬江北，去臣驻札之地千有余里”⑧的感叹，且当时苏、松、常、镇四府的督粮问题悬而未决，“四府缙绅又谓江南重地不可无大臣弹压”，⑨因此应天巡抚移驻安庆也不太现实，只是另置巡抚才是较为合理的办法，可是巡抚辖区如何划分也有争议，程国祥最初的方案是割南直隶安庆、庐州、池州三府，兼辖湖广黄州和江西九江二府，但是分割邻省一完整府州存在较大难度，且在行政管理上易出现纷争，明廷最终决议以安、庐、池、太四府为基本辖区，再兼辖与四府接壤的几个重要邻省州县。
历史上有关安庆巡抚辖区的说法不一。古代书面记载会因地名冗长而采取省略的办法，以“等处”缀后，如“巡抚安庐池太等处”。《明史·史可法传》有关安庆巡抚早期辖区范围的记载最为完整，其言：“（崇祯十年）七月，擢可法右佥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四府，及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罗田，湖广之蕲州、广济、黄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诸县，提督军务。”⑩《明史稿》《明通鉴》等记载相同，《史可法传》对兼辖州县的记载颇为具体，不过其中“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罗田”的说法存在明显讹误，罗田县在明代并不属河南布政司，而是位于湖广布政司的黄州府，靳润成先生认为“罗田”当作“罗山”，理由是河南布政司有罗山县，且与光州、光山、固始三县恰好同属汝宁府。？輥？輯？訛这个解释似乎有些牵强，笔者认为确是罗田县，只是作者因笔误将其写在河南布政司名下，因为从地理位置上看，罗田县位于大别山南麓，东连英霍，南倚蕲州、广济、黄梅三县，极易成为盗贼啸聚之地，而罗山县向西深入河南腹地，且距离安庆相对较远。相比之下，将战略地位更加重要的罗田县划归安庆巡抚管辖似乎更加合理。
安庆巡抚因“剿寇”而设，辖区范围易受军事形势影响而发生变化。崇祯十二年四月，史可法丁忧，淮扬道参议郑二阳接任巡抚，他在《恭报入境到任》疏中言：“六月初六日至庐州府，为臣入境之始。……初十日庐州到任，料理兵务，再诣安庆驻札衙门。”？輥？輰？訛崇祯十五年四月，郑二阳离职，“四月十七日，别按臣、离安庆”。？輥？輱？訛这两段材料说明迟至崇祯十五年，巡抚驻地都在安庆。另外，郑二阳在其奏疏中皆以“协理剿寇军务、巡抚安庐池太四府兼辖光固等州县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自称，这表明郑二阳在任期内，安庆巡抚依然兼辖着邻省部分州县。同年九月，黄配玄继任安庆巡抚，《国榷》载：“黄配玄为右佥都御史，协理剿寇军务，巡抚安庆、池、庐、太平。”①靳润成先生依据此条材料认为崇祯十五年安庆巡抚辖区仅剩安庐池太四府，兼辖州县已分别划归邻省巡抚。②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流寇志》称：“（崇祯十五年）九月己巳初二，以黄配玄为右佥都御史，协理剿务，巡抚安、庐、池、太，兼辖光山、固始、蕲州、广济、黄梅、德化、湖口。”③虽然《流寇志》中有关崇祯十五年巡抚兼辖州县的记载，较之初期少了光州、罗田二县，个中缘由有待商榷，但也并非如靳润成先生所言只剩下四府基本辖区。到了崇祯十六年，巡抚辖区范围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动，《明史·职官志》之“巡抚安庐地方赞理军务一员”条载：“崇祯十年设，以史可法为之。十六年，又增设安、太、池、庐四府巡抚。”④此处言崇祯十六年增设安、太、池、庐四府巡抚的说法颇为奇怪，唯一的解释就是辖区在崇祯十六年正式内缩为安、庐、池、太四府，是官方对辖区内缩后的重新确认，而绝不是另置巡抚。⑤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朝灭亡，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权。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镇守武昌的明将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欲攻取南京，良玉于九江病死，其子左梦庚“还驻池州，遣兵间道自彭泽下建德，遂取安庆”。⑥安庆巡抚张亮被执，“挟之北行，乘间赴水死”。⑦同年六月，奉命追剿李自成残部的清英亲王阿济格陈兵九江，左梦庚不战而降，清兵随即轻取安庆。清朝保留了明代安庆的主要行政建置，并重新选任安庆巡抚、知府、知县等官。康熙《安庆府志》载：“英王平定南服，授（李犹龙）以中丞职，招抚安、池等郡。”⑧
通过上述讨论，笔者对明代中后期安庆地区兵备道、巡抚的设置问题进行了详细地梳理。安庆早期隶属九江兵备，其设置目的是为了捕捉盗贼、盐徒，加强江防。明代兵备道官员多由一省按察使司的副使或佥事担任，明制规定“两京不设布按，无参政、参议、副使、佥事”，故南直隶部分府州不得不遙寄邻省兵备道，“于旁近布按分司带管”。⑨这种跨省“遥寄”“带管”的模式给行政层面带来诸多不便，加上地方变动如江海防形势的变化、一系列突发事件等，使得安庆最终脱离九江兵备的管辖，与南直隶其他府州组成新的兵备道，划归应天巡抚直辖，不再受邻省按察使司和兵备道的节制。通过对《抚吴疏草》的整理研究发现，明末南直隶地区的兵备道已经成为巡抚与府州之间常设的一级行政机构。进一步说，崇祯十年安庆巡抚的设置，表面上看只是简单地从应天巡抚中析置，实际上也与安池兵备道权力的扩充有关，如首任安庆巡抚就是安池兵备右参议史可法，安池道臣后因“剿贼”监安庐军，其实际控制的安庆、池州、太平和庐州四府构成了安庆巡抚的基本辖区。
有明一代，兵备道、巡抚乃至总督在地方上的作用愈发重要，但是到了明后期却出现了滥置局面，王朝统治的稳定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改观，反倒是不断恶化，直至明朝灭亡。清朝定鼎中原后，在地方上承袭明朝所设制度，如清廷在安庆地区保留了明代设置的兵备道和巡抚，并对驻地、辖区做了相应调整。明中后期安庆地区增抚增道的调整甚至对清初安徽建省亦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其中端倪容另文探讨。
【作者简介】夏斌，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历史政区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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