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启蒙学说在美利坚的传播和影响
摘 要18世纪的苏格兰与美利坚同属大英帝国的“文化省份”，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与美国早期政治领袖所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具有相通之处。随着苏格兰移民进入美利坚、两地社会网络的发展、苏格兰启蒙学说书籍的进口与重印、苏格兰人对美利坚高等教育的影响，苏格兰启蒙学说在北美大陆得以广泛流传并被美利坚民众和政治精英们所接受，成为美国建国立宪的重要思想资源。
关键词苏格兰，美利坚，启蒙学说，传播
中图分类号K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8）20-0030-08
苏格兰启蒙运动是18世纪20年代在苏格兰兴起并且持续百年的思想文化运动，作为一个丰富多彩而又独具特色的思想群体，苏格兰启蒙运动包括了弗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大卫·休谟（David Hume）、亚当·斯密（Adam Smith）、威廉·邓肯（William Duncan）、亨利·霍姆（Henry Home，又称凯姆斯勋爵Lord Kames）、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等一批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及其理论学说。他们探讨的问题包括人性、社会关系的基础、获取美德与幸福的手段等，涉及的学科包括认识论、历史学、神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苏格兰启蒙思想对启蒙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对现代实验性社会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巨大。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尤其关注对于社会进步机制的考察，他们思考研究的问题主要涉及“道德哲学”①、历史、政治经济学。这三个领域相互关联，构成了苏格兰启蒙学说的中心内容。与欧陆哲学影响下的理性主义启蒙学说相比较，苏格兰启蒙哲学思想具有四个关键性特征：其一，是对各种形式的理性主义表示怀疑，对诸如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等试图通过找到某种单一的方法或者一套理性的法则来推演出所有真理的做法提出质疑；其二，是对情感和感官的作用给予高度重视，将其作为哲学讨论的中心内容，如由沙夫茨伯利第三世伯爵（the Third Earl of Shaftesbury）所创立的“道德感”学派，以及18世纪在苏格兰出现的“常识哲学”；其三，是知识界热衷于采用实验科学的研究方法；其四，正如休谟在其《人性论》中所探讨的，通过发展建立一门人性的科学，来确立判断真伪的标准。②
苏格兰啟蒙运动的思想和学说，尤其在“道德哲学”领域，在18—19世纪的欧洲与北美产生了重大影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于人性和社会制度等问题的深刻分析和洞见，如：哈奇森的道德感理论、里德的常识哲学和能力心理学、休谟的人性论和完善政体观、斯密的社会发展观等理论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宪政制度的形成。③ 诚然，苏格兰启蒙学说与美国早期宪政和社会制度的构建具有诸多的相关性和相通之处，但是，苏格兰启蒙学说究竟是如何在北美大陆传播并被美利坚民众和政治精英们所吸纳和接受的？这些学说在美利坚是经由哪些条件和途径得以传播，使其最终成为影响美国宪政制度形成的思想源流之一？本文拟从苏格兰移民与人员往来、书籍进口与重印、美利坚高等教育等方面，着重考察苏格兰启蒙学说在18世纪北美大陆的传播方式，从而为阐明其在美利坚的影响和贡献提供必要的史实依据。
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苏格兰与美利坚同属大英帝国的“文化省份”，鉴于两地之间已经形成的商贸、社会、文化和制度等诸多方面的联系，其思想关联的存在是必然的。①早在20世纪初，威利（I. W. Wiley）在有关美国早期哲学流派的描述中就提到苏格兰哲学的重要影响。20世纪40年代，施内德（H. W. Schneider）总结认为，苏格兰启蒙思想“很可能是美国启蒙思想中最具影响力的一支源流”。70年代，梅耶（D. H. Meyer）和亨利·梅 （H. F. May）关于美国启蒙思想源流的考察研究也支持了上述看法。②梅在其所著《美国的启蒙》中记述了美利坚启蒙思想的几个阶段： 温和启蒙阶段（1688—1787年）、怀疑论启蒙阶段（1750—1789年）、革命性启蒙阶段（1776—1800年）、教诲性启蒙阶段（1800—1815年），其中专门提及了休谟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理论学说对美国独立和宪政制度形成的影响。③ 当代历史学者塞缪尔·皮尔逊（Samuel C. Pearson）同样指出，与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相比较，美国的启蒙运动与以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的思想为特征的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启蒙运动有着更多的相似性。④ 虽然约翰·洛克、英国辉格党、以及英国和法国的共和派思想家们的学说构成了美国革命的思想基础，但正如威廉·哥兹曼（William H. Goetzmann）所言，苏格兰启蒙学说构成了美国建国立宪最广泛的哲学基础和思想资源。⑤
苏格兰启蒙学说在北美大陆传播，正值美利坚殖民地宣告独立和制定新宪法之时。它们之所以对美国建国和宪政构建产生影响，一个重要原因是苏格兰思想家与美国早期建国元勋所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具有不少相通之处。比较18世纪的苏格兰与美利坚，我们发现两个社会之间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美国有待开拓的内地与苏格兰高地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具有相似性。运输和通信存在困难，经济水平相对落后。北美边疆虽然不像苏格兰高地那样背负过去历史的重担，但是在其他方面的境况要比苏格兰高地更加艰难：交通不便，路途遥远，与印第安人、西班牙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战争时有发生，这些战争比苏格兰高地部落之间的冲突更加危险。苏格兰高地的居民分属天主教会、主教制教会和长老会等不同宗派，其间存在着观念信仰上的差异和冲突。北美殖民地的定居者们在其文化构成上则更加具有差异性，殖民地社会在许多方面充满暴力、原始和落后。⑥ 如果说原始与现代之间的差异和张力激发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灵感和动因，那么美国建国者们则面临着十分相似的现代化转型和发展问题。与苏格兰人一样，美国早期立宪者们也是在倡导通过一种政治联合而扩大其国家治理的范围，将邦联转化成为一个由各州组成的真正联盟。
尽管许多苏格兰思想家支持反抗非正义君主统治的革命事业，但是苏格兰社会本身具有保守的传统。苏格兰启蒙运动所具有的这种思想上的混杂性和保守性，对经过独立革命后的美国建国元勋们而言非常有用。一方面，苏格兰人成功地利用了新兴的科学知识而释放出惊人的思想能量，同时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所珍视的一些传统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包括基于“常识”的实践性、乡村社会所特有的重视对事实的经验观察、秩序感、正直感以及对长老会加尔文宗教义的虔信。18世纪的苏格兰代表了一种经过启蒙的基督教文明的模式。与法国和英国的自然神论者不同，苏格兰人虽然对启蒙思想心怀热忱，但是并没有转向欧洲大陆启蒙运动所具有的各式各样的异教特征。在苏格兰，科学知识与长老会基督教信仰携手同行，这一点也是苏格兰启蒙学说在美利坚具有吸引力的重要因素。美利坚社会将自己视为基督教文明的成员，美国知识分子对法国大革命、以及在美国独立战争后对潘恩（Thomas Paine）“无神论”思想的排斥，都表明了在这个新建立的国家中基督教思想所具有的主流导向。在美利坚早期历史语境中，苏格兰启蒙学说所起的作用在于提供了一种突破传统的科学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所依据的道德原则使传统宗教信仰得以向现代转型，并且同时与新建共和国所要求的美德相结合。
苏格兰启蒙思想在北美大陆的影响力尤其体现在苏格兰人关于秩序和制度构建的理论学说。正如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在《现代性之路：英法美启蒙运动之比较》中所指出的：“美国的时代新秩序是一种新的政治秩序，而不是一種新的社会或人的秩序。正如它是美国启蒙运动的驱动力，它也是启迪旨在维持新共和国宪法的政治理论。”① 对于由不同民族组成的邦国联盟重新缔造的一个新的国家而言，设计建立合理的宪政制度显然是当务之急。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通过对自然和人类社会富有智慧的考察探究，获得了具有实用性、普遍性、“常识性”的科学原则。苏格兰人长期致力于对人类普遍适用的一般性原则、尤其是道德原则的探求，这对于正在思考构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文明制度的美利坚政治精英们而言，的确能够提供莫大的帮助。② 不仅如此，苏格兰启蒙运动所具有的“经验理性”思想特质和对“人性科学”的深刻认识也正好适应美国宪政体制构建的需要。18世纪苏格兰与美利坚所具有的上述相似性和相通之处，为苏格兰启蒙学说在美利坚的传播和影响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纵观历史，苏格兰民族原本就具有流动性的传统，其中受过良好文化教育的阶层尤其具有不同寻常的广泛流动性。苏格兰在17世纪曾有大量人口（主要为青年男子）移居国外，但他们大多是去往北欧地区。但是在18—19世纪，北美大陆逐渐成为苏格兰移民的主要目的地。③18世纪，大批苏格兰知识精英愿意去海外发展有其民族文化的深层原因：苏格兰地处欧洲边缘，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长期以来苏格兰人形成了羁旅异乡探求发展的传统。1707年苏格兰并入大不列颠，让英属美利坚殖民地给苏格兰有才华的年轻人提供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之后，苏格兰人在北美知识界的人数迅速增加。在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弗吉尼亚、佐治亚、卡罗莱纳等地，受过良好教育的苏格兰人担任殖民地官员等重要职位，并且吸引和帮助其他有文化的苏格兰人来到美利坚。据研究者不准确估算，在1700—1760年间约有将近三万苏格兰移民来到北美大陆。④
苏格兰人于17世纪80年代在美洲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性殖民地，史称东泽西（East Jersey）定居点，著名园艺家兼作家约翰·里德（John Reid）以及贵格会（Quaker）的乔治·齐斯（George Keith）就出自该地。⑤苏格兰思想和文化在美利坚的传播也构成了宗教大觉醒运动的一部分。美国宗教运动的领袖们与苏格兰思想家常有联系。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就曾与几位苏格兰教士有过通信往来。⑥ 爱德华兹在其发表的《真正德行的本质》（1755年）中接受了哈奇森的观点，认为是上帝将道德感植入人的心中，为要引导人的意志。
在移居北美的苏格兰人当中，产生特殊影响的有三个群体：一是教士群体，特别是主教制教会的教士们。在这些人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詹姆斯·布莱尔（James Blair），他是柏奈特主教（Bishop Burnet）的追随者、威廉玛丽学院的主要创办者之一。二是医生群体，18世纪有数以百计的苏格兰医生移居美利坚，其中包括纽约的卡德瓦拉德·科登（Cadwallader Colden）、波士顿的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s）、卡罗莱纳的亚历山大·嘉顿（Alexander Garden）、马里兰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等许多人，他们成为美利坚研究自然历史的学者群体的核心。三是许多苏格兰人在美利坚受雇成为教育者，包括教会的教牧人员和大学的校长，其中有新泽西学院的约翰·威瑟斯普恩（John Witherspoon）、费城学院的威廉·斯密（William Smith）、托马斯·杰斐逊在威廉玛丽学院的老师威廉·斯莫（William Small），以及数量众多的家庭教师。①
18世纪移民赴美的苏格兰人中，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的贡献可谓举足轻重。威尔逊1742年出生在苏格兰，曾经在圣安德鲁斯大学、格拉斯哥大学、爱丁堡大学接受过古典教育，深受哈奇森、休谟、斯密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威尔逊对美国政治的独到见解与他早年在苏格兰所受的教育密不可分。②威尔逊早年深受苏格兰启蒙学说，尤其是苏格兰常识哲学的影响。他曾经就读于格拉斯哥大学，那时在校任教的著名教授有：约瑟夫·布莱克（Joseph Black）讲授化学和医学，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讲授自然哲学，约翰·米拉（John Millar）讲授法律，托马斯·里德也在这期间接替了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教席。③ 威尔逊于1765年从苏格兰来到纽约，随后转至费城，1766年威尔逊受聘担任费城学院的拉丁文教师。鉴于他的学识以及他在苏格兰大学所接受的正规教育，费城学院授予他荣誉硕士学位。④威尔逊起初跟随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研习法律，随后进入政界，积极投身美国独立革命，参与签署《独立宣言》，在宾夕法尼亚组织联邦党，参加1787年制宪会议，并于1789年担任首届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⑤威尔逊早年所接受的苏格兰常识哲学对他的一生具有重要影响；他对美国政治问题的看法和处理方式具有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源自他早年所接受的苏格兰哲学思想。
在苏格兰与美利坚人员往来和交流过程中，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关键人物。富兰克林第一次访问苏格兰是在1759年，但其实他在访问之前已经与一些苏格兰人有所交往。例如：威廉·斯特拉恩（William Strahan）⑥这位来自爱丁堡的苏格兰人后来成为伦敦的主要印刷商和书商之一，他与富兰克林交情颇深并且常有书信往来。戴维·霍尔（David Hall）原在斯特拉恩的伦敦事务所工作，1744年来到费城。霍尔起先受雇于富兰克林，1748年成为富兰克林印刷生意的合伙人；富兰克林很可能通过霍尔与在费城的苏格兰人群体有所接触。1759年2月，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授予富兰克林荣誉博士学位，以表彰他在电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富兰克林携其子威廉于1759年9月抵达爱丁堡，随后会见大卫·休谟、凯姆斯勋爵、亚当·弗格森、约瑟夫·布莱克、威廉·罗伯逊、亚当·斯密等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他们还受邀在凯姆斯勋爵家中住了几日。富兰克林返美后仍与凯姆斯勋爵、大卫·休谟等人继续保持书信交流。1771年富兰克林再次访问苏格兰，与大卫·休谟、凯姆斯勋爵、弗格森、约翰·米拉等启蒙思想家加深联络。⑦富兰克林在1757年访问伦敦时就结识了休谟，1760年他又在爱丁堡再次拜访休谟，并且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对休谟的敬重。1762年富兰克林将自己研究避雷针的论文在赴爱丁堡哲学学会朗读之前寄给休谟阅读。富兰克林于1771年再访英国，又前往休谟家中拜访了这位苏格兰思想家。在富兰克林看来，休谟的理论学说有助于美利坚的革命事业；他还介绍引荐北美殖民地的朋友与休谟结识，其中包括亨利·马昌特（Henry Marchant）和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①富兰克林、马昌特、拉什都对与这位“知名的休谟先生”的交往津津乐道。这三位都赞赏休谟的性格，把他看作一流的作者，并对他的历史和政治论著，尤其《英国史》和论文集给予高度赞赏。②富兰克林对苏格兰的访问以及与苏格兰思想家们的交往，促进了苏格兰与美利坚之间社会网络关系的发展，不仅有助于推动苏格兰启蒙学说在北美大陆的传播，而且对于两地之间形成相互交流关系的模式做出了重要贡献。③
苏格兰启蒙学说不仅通过移民和人员往来得以在美利坚流传，18世纪的书籍印刷、出版和贸易也对苏格兰启蒙思想在北美大陆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苏格兰思想家们的作品大多是通过进口到达美利坚。例如：在1768年前后，戴维·霍尔发表过一则广告，标题是“费城市场街、新印刷所的戴维·霍尔销售的书籍，由来自英格兰的最近一班船进口”，其中包括大卫·休谟的《英国史》和随笔文集，及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威廉·罗伯逊的《苏格兰史》，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凯姆斯勋爵的《批判基础》，还有两部罗伯特·华莱士的作品。④如果读者想要的书籍没有现货，他们可以通过像霍尔这样的美国书商从英国订购，也可以直接从英国书商那里订购，这样北美大陆的读者们就能购买到最新的学术出版物。
大多数殖民地书商从海外书籍供应商进货，英国尤其是伦敦的书籍供应商是他们最主要的供货来源。斯特拉恩这位移居伦敦的苏格兰人在当时是最重要的承办商；除了给费城的霍尔供货以外，斯特拉恩还向其他美国书商提供书籍。据统计，1748至1772年间，斯特拉恩向霍尔供货的书籍价值约为三万英镑。⑤此外，理查德·金（Richard King）、詹姆斯·利维顿（James Rivington）、罗伯特·威尔斯（Robert Wells）等多位殖民地书商与伦敦的书籍供應商都有业务往来。除伦敦书商外，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马德里和巴黎等地的书商也对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在北美大陆的销售起了一定的作用。⑥
独立战争结束后，美国市场所潜藏的巨大商机、宗教信仰自由的环境、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等因素，为书籍进口贸易和重印业的繁荣提供了条件，促使苏格兰出版业者大量移民美国。在大量书籍通过进口销售到美国的同时，18世纪晚期随着书籍重印业在北美的发展，读者们能够更加便捷地购买到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书籍重印的经济利益、当地生产的便利性、以及推动社会进步的爱国思想等因素促进了美国本土书籍重印业的发展。从18世纪后半叶起，平均每五部苏格兰启蒙运动作品中，就有一部以上是在美国重印的。到18世纪末，不仅美国的书籍贸易急速增长，书籍重印的速度也加快了。⑦
随着书籍贸易和重印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苏格兰启蒙学说论著得以在北美大陆广泛流传并且被公立图书馆或者私人藏书室收藏。大卫·伦德伯格（David Lundberg）和亨利·梅以詹姆斯·比蒂（James Beattie）、休·布莱尔（Hugh Blair）、亚当·弗格森、大卫·休谟、凯姆斯勋爵、托马斯·里德、亚当·斯密的论著为例，调查了近三百家图书馆，发现在1777至1790年苏格兰作品受欢迎的程度出现急剧增长。⑧ 1771年8月3日，托马斯·杰斐逊给罗伯特·斯基普威思（Skipwith）写过一封著名的信，其中为美国绅士的藏书室推荐了148部作品。杰斐逊推荐的书籍包括大卫·休谟和威廉·罗伯逊的历史作品，约翰·侯姆的戏剧，休谟、亚当·斯密、托马斯·里德和凯姆斯勋爵的哲学作品，凯姆斯勋爵的法学作品，凯姆斯勋爵和休·布莱尔的文学批评，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的政治经济学等。①
哈奇森的《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以及《论激情和感情的本性与表现》在1750年前就已被哈佛列为必读书目，不久在耶鲁和其他多所高校也被列为必读书目。凯姆斯勋爵所著《道德与自然宗教原理》出版后不久，乔纳森·爱德华兹就阅读了该书，杰斐逊早年阅读过此书并且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仍然对它记忆犹新。凯姆斯勋爵所写的关于法律和其他内容的著作，受到约翰·亚当斯、杰斐逊、富兰克林等人的重视。布莱尔的《修辞学讲座》同样被广泛采用。亚当·弗格森所著《文明社会史论》也广为人知并且常被美国大学列为必读书籍，同时也被私人、大学和公共图书馆收藏。②
如前所述，不仅富兰克林、马昌特、拉什对休谟的学识十分赞赏，其他一些美国早期建国先贤，例如：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查尔斯·李（Charles Lee）、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约翰·兰多夫（John Randolph）等也曾读过休谟的《英国史》和政治论文，并且在图书馆里收藏了休谟的著作。③到《弗吉尼亚报》在1777年宣布休谟支持美国革命的时候，殖民地那些“具有思想和品位”的人们早已阅读过休谟的历史和政治著作。④随着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以及随之而来的由1765年印花税法案引起的危机，北美殖民地的政治精英们更多从历史、尤其是从休谟的《英国史》中，寻找政治上的引导。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在其早期政治生涯中常常援引历史著作中的例子，尤其喜爱休谟的《英国史》。在亚当斯看来，休谟的《英国史》记载了可供当时殖民地政治所借鉴的重要教训。休谟的《英国史》给亚当斯提供了诸多有意义的政治案例，让他可以选取并应用于当时殖民地政治事务的需要。⑤
此外，斯密的论著书籍也在北美大陆广为流传，其理论学说早在制宪会议前已经被美国的建国立宪者们所熟知。在1776 年之前以及1777至1790年间，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在美国图书馆中的数量超过了里德和休谟的哲学论著。约翰·亚当斯在其所著《达维拉的谈话》中有一章对《道德情操论》做了长篇摘引。本杰明·拉什在1774年所作的一次关于美国印第安人的讲座中也引用过《道德情操论》。威尔逊在1790—1791年间所作的关于美国法律的演讲中，也似乎间接提到此书。美国许多政治领袖在1786年以前读过斯密的《国富论》，它在18世纪80年代影响了美国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根据伦德伯格和梅的研究，从1777至1790年，美国的图书馆中有28%收藏了《国富论》，统计表明该书的收藏量超过了除洛克的《政府论》（两篇）以及卢梭的《爱弥儿》之外的任何一部著作。⑥汉密尔顿在1783年也是国会代表，据说曾就《国富论》写过一段长篇评论。他在1791年所写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采用了许多斯密的观点。麦迪逊在1783年向国会图书馆推荐的核心书目中也包括了《国富论》。麦迪逊在《联邦论》中不止一次间接提到《国富论》。在关于宪法的辩论中，至少有两位代表明确援引过斯密的观点。在1787年制宪会议前后，曾有宪法拥护者将斯密的论著列为“政治建构”可资参考的重要来源。⑦
苏格兰启蒙学说在美利坚的广泛传播和接受，更为直接有效的途径是通过教育。18世纪北美所有大学的课程设置都深受苏格兰教学模式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苏格兰人在这些大学里执掌教鞭，而打算去海外留学深造的美利坚学子也更多将苏格兰大学作为自己选择的目标。苏格兰的大学，尤其是爱丁堡的医学院，在18世纪上半叶成为美利坚早期高等教育的榜样。苏格兰之所以在美利坚具有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地位，首先是因為苏格兰启蒙运动作为一场意义重大的思想文化运动，为北美知识界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在1707年苏格兰并入大不列颠之后的半个世纪中，苏格兰与美利坚因其都具有英国“文化省份”的相似地位而发展形成了广泛的联系，为苏格兰启蒙学说在北美大陆的传播提供了便利。
当时苏格兰思想家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他们的哲学著作是英语世界中最优秀的作品。例如：哈佛学院图书馆在哈奇森的著作《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1725年）出版后十年之内就收藏了该书的印本。虽然苏格兰加入大不列颠，但它并没有因此成为英格兰的文化附庸，而是仍然保存了其教会、法律、大学的相对独立性，这使得苏格兰知识界获得了大不列颠境内另一个文化权威的地位。这些制度和机构之所以对美利坚产生吸引力，是因为它们与英国国教的体系有所不同，乃是坚定地植根于宗教改革的传统，并且对北美大陆的持异议者开放。苏格兰长老会大学吸引了许多具有改革宗背景的北美人士，并且接纳那些被秉持英国国教传统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排除在外的申请者。
对于苏格兰启蒙学说在美利坚教育界的影响，弗兰西斯·埃里森（Francis Allison）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埃里森出生于北爱尔兰，曾在格拉斯哥大学受教于哈奇森门下，后来将哈奇森的理论学说介绍至北美大陆。①1755年，埃里森与苏格兰人威廉·斯密一同创办了费城学院（即后来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威廉·斯密曾就读于阿伯丁国王学院，当时托马斯·里德在那里执教。斯密和埃里森一道确立了大学的课程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苏格兰大学的教学模式，其中逻辑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占据突出位置。在费城学院创建的同一年，威廉·斯莫从阿伯丁马里斯乔学院毕业，托马斯·里德三十年前也是毕业于这所学校。三年以后，斯莫被任命为弗吉尼亚威廉玛丽学院的自然哲学教授，在他的学生中有托马斯·杰斐逊。在弗吉尼亚住了六年以后，斯莫回到英国从医。与此同时，埃里森成为在北美刚刚兴起的长老会教会的领袖人物，他在教育界也声名远播，远远超出了费城的范围。耶鲁大学校长埃兹拉·斯塔尔司（Ezra Stiles）对他推崇备至（斯塔尔司自己是爱丁堡大学的荣誉毕业生），哈佛大学的师生对他也十分尊敬。在埃里森的学生中，有美国《独立宣言》的三位签署者和大陆会议的书记。②
在影响美国高等教育和早期宪政形成的苏格兰人中，约翰·威瑟斯普恩贡献非凡，堪称是一位“塑造了塑造美国之人的人”。威瑟斯普恩早年曾就读于爱丁堡大学，熟悉苏格兰启蒙学说。他既担任长老会牧师，又确信牛顿的科学理论。③1768年他移居北美，于1768至1794年担任新泽西学院（后来的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瑟斯普恩在担任校长期间，除了日常管理事务之外，每年还给高年级学生开设“道德哲学”系列讲座，将苏格兰道德感哲学和常识哲学介绍至美利坚。在其后大约一个多世纪时间里，苏格兰常识哲学成为“正统”美国哲学研究的理论源头。以1777年普林斯顿大学成立为开始，常识哲学进入了美国的高等学府，成为几乎每位校长制定“道德哲学”课程讲座的核心内容。此外，威瑟斯普恩还在一系列的论文、书信和布道中阐述发展了有关共和制的政治哲学。威瑟斯普恩的讲座包含了他的苏格兰思想背景的两个主要内容：一是道德感哲学的伦理和政治思想，二是加尔文主义的神学信条。他向学生推荐广泛阅读各种涉及苏格兰启蒙思想以及其他有关的历史、哲学和政治方面的论著。威瑟斯普恩还变革了北美传统课程体系，大胆引进新的哲学思想，扩充图书馆的藏书，购置用于科学实验的仪器设备。此外，他主张把古典知识作为高等教育的核心内容，严格规定了普林斯顿的课程设置：“第一年：拉丁文、希腊文、古典作品、修辞学；第二年：一门古代语言、地理、哲学、数学；第三年：语言、数学、自然与道德哲学；第四年：古典知识进阶、数学、自然与道德哲学、历史学、文学批评、法文。”④
威瑟斯普恩担任校长的新泽西学院，即后来的普林斯顿大学，在美国教育史上声誉卓著。这所大学的众多毕业生后来成为美国政府要员，而威瑟斯普恩曾经为他们当中许多人亲自授课。他对早期美利坚教育的影响和贡献如此之大，以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加利·威尔斯（Garry Wills）评价说：“威瑟斯普恩很可能是整个美国教育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教师。”①事实的确如此：在他的学生中，有后来成为美国总统并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1位副总统、10位内阁官员、1位国务卿、3位司法部长、2位外交部长、12位州长、49位众议员、28位参议员、30位法官（包括3位最高法院大法官）、26位州法院法官、50位州立法机构成员、12位大陆会议代表、17位州制宪会议成员、14位出席各州批准通过美国宪法会议；在1787年参加制宪会议的55名代表中，有9名是新泽西学院的毕业生，其中6人是在威瑟斯普恩任职期间毕业的。②
詹姆斯·麦迪逊受教于威瑟斯普恩门下。麦迪逊于1769年入学新泽西学院，威瑟斯普恩讲授的“道德哲学”课程涵盖了哈奇森、休谟、斯密、里德、凯姆斯勋爵、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大师们的论著，这些著作关于历史、伦理、政治、经济、心理学、法理学论述所包含的现代启蒙学说，构成了麦迪逊大学教育的重要内容。此后，麦迪逊一直将认识分析社会现象和政府治理的原则作为自己思考研究的重点。麦迪逊于1809—1817年连任两届美国总统，其职业生涯始终受到威瑟斯普恩所教导的某些政治主张和神学信条的影响。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美国早期政治领袖中不仅詹姆斯·麦迪逊的老师是苏格兰人，托马斯·杰斐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威尔逊也都有过师从苏格兰人的经历。麦迪逊先是在曾就读于阿伯丁大学和爱丁堡大学的苏格兰人唐纳德·罗伯逊（Donald Robertson）开办的寄宿学校上学，之后又去新泽西学院在苏格兰人威瑟斯普恩门下受教。杰斐逊早年的启蒙老师是苏格兰人，他回忆说在威廉玛丽学院，他与来自阿伯丁的威廉·斯莫的谈话第一次给他开启了科学世界的大门，向他展示了人类所置身的宇宙体系。③汉密尔顿曾经师从苏格兰人休·诺克斯（Hugh Knox）牧师，诺克斯发现了汉密尔顿的才华，并且还与他人一道为汉密尔顿的教育提供资助。诺克斯早年就读于普林斯顿，后来成为长老会牧师，他平时除撰写神学小册子外，还兼行医，并且相信自己被上帝特别呼召要“将天才从默默无闻中发掘出来”。④经由这些苏格兰教师的引介和教导，北美大陆的政治精英们逐渐认识和吸纳了苏格兰启蒙学说中的有益成分，将其运用于当时美利坚的具体历史语境。诚然，不仅美国早期政治领袖，苏格兰启蒙学说对于独立革命和制宪时期的许多美国人而言，构成了他们教育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通过教育的途径，苏格兰启蒙思想和学说得以在更深层次上被美利坚民众和政治领袖们了解和接受，并且影响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制定和美国政府的创建。
综上所述，随着苏格兰移民大批进入美利坚、两地社会网络联系的发展、苏格兰启蒙学说书籍的进口和重印、以及苏格兰人在美利坚教育领域产生的影响，从18世纪初开始，科学革命和苏格蘭启蒙思想在北美大陆广泛流传。苏格兰人在自然历史、医药、蒸汽动力等领域的科学发明，以及他们对人性认知和社会发展的深刻洞见都让美国人为之钦羡。在启蒙运动历史语境中，苏格兰在北美大陆的地位举足轻重：从医学到道德哲学，从教育实践到政治经济学，美利坚都从苏格兰人的理论学说中汲取了丰厚的养分。由于受到苏格兰启蒙思想的熏陶，奠基时代的美国缔造者大多相信人性具有普遍的共同特质，可以把政治视作一门社会科学，能够从研究历史中获得教训、原则以及把握社会变化模式的规律，从而更好地理解现实和规划未来，设计构建适应美国特定时代语境的全新联邦制度。
【作者简介】任裕海，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思想史、跨文化交流。
【责任编辑：王湉湉】
关键词苏格兰，美利坚，启蒙学说，传播
中图分类号K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8）20-0030-08
苏格兰启蒙运动是18世纪20年代在苏格兰兴起并且持续百年的思想文化运动，作为一个丰富多彩而又独具特色的思想群体，苏格兰启蒙运动包括了弗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大卫·休谟（David Hume）、亚当·斯密（Adam Smith）、威廉·邓肯（William Duncan）、亨利·霍姆（Henry Home，又称凯姆斯勋爵Lord Kames）、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等一批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及其理论学说。他们探讨的问题包括人性、社会关系的基础、获取美德与幸福的手段等，涉及的学科包括认识论、历史学、神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苏格兰启蒙思想对启蒙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对现代实验性社会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巨大。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尤其关注对于社会进步机制的考察，他们思考研究的问题主要涉及“道德哲学”①、历史、政治经济学。这三个领域相互关联，构成了苏格兰启蒙学说的中心内容。与欧陆哲学影响下的理性主义启蒙学说相比较，苏格兰启蒙哲学思想具有四个关键性特征：其一，是对各种形式的理性主义表示怀疑，对诸如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等试图通过找到某种单一的方法或者一套理性的法则来推演出所有真理的做法提出质疑；其二，是对情感和感官的作用给予高度重视，将其作为哲学讨论的中心内容，如由沙夫茨伯利第三世伯爵（the Third Earl of Shaftesbury）所创立的“道德感”学派，以及18世纪在苏格兰出现的“常识哲学”；其三，是知识界热衷于采用实验科学的研究方法；其四，正如休谟在其《人性论》中所探讨的，通过发展建立一门人性的科学，来确立判断真伪的标准。②
苏格兰啟蒙运动的思想和学说，尤其在“道德哲学”领域，在18—19世纪的欧洲与北美产生了重大影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于人性和社会制度等问题的深刻分析和洞见，如：哈奇森的道德感理论、里德的常识哲学和能力心理学、休谟的人性论和完善政体观、斯密的社会发展观等理论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宪政制度的形成。③ 诚然，苏格兰启蒙学说与美国早期宪政和社会制度的构建具有诸多的相关性和相通之处，但是，苏格兰启蒙学说究竟是如何在北美大陆传播并被美利坚民众和政治精英们所吸纳和接受的？这些学说在美利坚是经由哪些条件和途径得以传播，使其最终成为影响美国宪政制度形成的思想源流之一？本文拟从苏格兰移民与人员往来、书籍进口与重印、美利坚高等教育等方面，着重考察苏格兰启蒙学说在18世纪北美大陆的传播方式，从而为阐明其在美利坚的影响和贡献提供必要的史实依据。
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苏格兰与美利坚同属大英帝国的“文化省份”，鉴于两地之间已经形成的商贸、社会、文化和制度等诸多方面的联系，其思想关联的存在是必然的。①早在20世纪初，威利（I. W. Wiley）在有关美国早期哲学流派的描述中就提到苏格兰哲学的重要影响。20世纪40年代，施内德（H. W. Schneider）总结认为，苏格兰启蒙思想“很可能是美国启蒙思想中最具影响力的一支源流”。70年代，梅耶（D. H. Meyer）和亨利·梅 （H. F. May）关于美国启蒙思想源流的考察研究也支持了上述看法。②梅在其所著《美国的启蒙》中记述了美利坚启蒙思想的几个阶段： 温和启蒙阶段（1688—1787年）、怀疑论启蒙阶段（1750—1789年）、革命性启蒙阶段（1776—1800年）、教诲性启蒙阶段（1800—1815年），其中专门提及了休谟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理论学说对美国独立和宪政制度形成的影响。③ 当代历史学者塞缪尔·皮尔逊（Samuel C. Pearson）同样指出，与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相比较，美国的启蒙运动与以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的思想为特征的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启蒙运动有着更多的相似性。④ 虽然约翰·洛克、英国辉格党、以及英国和法国的共和派思想家们的学说构成了美国革命的思想基础，但正如威廉·哥兹曼（William H. Goetzmann）所言，苏格兰启蒙学说构成了美国建国立宪最广泛的哲学基础和思想资源。⑤
苏格兰启蒙学说在北美大陆传播，正值美利坚殖民地宣告独立和制定新宪法之时。它们之所以对美国建国和宪政构建产生影响，一个重要原因是苏格兰思想家与美国早期建国元勋所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具有不少相通之处。比较18世纪的苏格兰与美利坚，我们发现两个社会之间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美国有待开拓的内地与苏格兰高地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具有相似性。运输和通信存在困难，经济水平相对落后。北美边疆虽然不像苏格兰高地那样背负过去历史的重担，但是在其他方面的境况要比苏格兰高地更加艰难：交通不便，路途遥远，与印第安人、西班牙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战争时有发生，这些战争比苏格兰高地部落之间的冲突更加危险。苏格兰高地的居民分属天主教会、主教制教会和长老会等不同宗派，其间存在着观念信仰上的差异和冲突。北美殖民地的定居者们在其文化构成上则更加具有差异性，殖民地社会在许多方面充满暴力、原始和落后。⑥ 如果说原始与现代之间的差异和张力激发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灵感和动因，那么美国建国者们则面临着十分相似的现代化转型和发展问题。与苏格兰人一样，美国早期立宪者们也是在倡导通过一种政治联合而扩大其国家治理的范围，将邦联转化成为一个由各州组成的真正联盟。
尽管许多苏格兰思想家支持反抗非正义君主统治的革命事业，但是苏格兰社会本身具有保守的传统。苏格兰启蒙运动所具有的这种思想上的混杂性和保守性，对经过独立革命后的美国建国元勋们而言非常有用。一方面，苏格兰人成功地利用了新兴的科学知识而释放出惊人的思想能量，同时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所珍视的一些传统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包括基于“常识”的实践性、乡村社会所特有的重视对事实的经验观察、秩序感、正直感以及对长老会加尔文宗教义的虔信。18世纪的苏格兰代表了一种经过启蒙的基督教文明的模式。与法国和英国的自然神论者不同，苏格兰人虽然对启蒙思想心怀热忱，但是并没有转向欧洲大陆启蒙运动所具有的各式各样的异教特征。在苏格兰，科学知识与长老会基督教信仰携手同行，这一点也是苏格兰启蒙学说在美利坚具有吸引力的重要因素。美利坚社会将自己视为基督教文明的成员，美国知识分子对法国大革命、以及在美国独立战争后对潘恩（Thomas Paine）“无神论”思想的排斥，都表明了在这个新建立的国家中基督教思想所具有的主流导向。在美利坚早期历史语境中，苏格兰启蒙学说所起的作用在于提供了一种突破传统的科学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所依据的道德原则使传统宗教信仰得以向现代转型，并且同时与新建共和国所要求的美德相结合。
苏格兰启蒙思想在北美大陆的影响力尤其体现在苏格兰人关于秩序和制度构建的理论学说。正如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在《现代性之路：英法美启蒙运动之比较》中所指出的：“美国的时代新秩序是一种新的政治秩序，而不是一種新的社会或人的秩序。正如它是美国启蒙运动的驱动力，它也是启迪旨在维持新共和国宪法的政治理论。”① 对于由不同民族组成的邦国联盟重新缔造的一个新的国家而言，设计建立合理的宪政制度显然是当务之急。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通过对自然和人类社会富有智慧的考察探究，获得了具有实用性、普遍性、“常识性”的科学原则。苏格兰人长期致力于对人类普遍适用的一般性原则、尤其是道德原则的探求，这对于正在思考构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文明制度的美利坚政治精英们而言，的确能够提供莫大的帮助。② 不仅如此，苏格兰启蒙运动所具有的“经验理性”思想特质和对“人性科学”的深刻认识也正好适应美国宪政体制构建的需要。18世纪苏格兰与美利坚所具有的上述相似性和相通之处，为苏格兰启蒙学说在美利坚的传播和影响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纵观历史，苏格兰民族原本就具有流动性的传统，其中受过良好文化教育的阶层尤其具有不同寻常的广泛流动性。苏格兰在17世纪曾有大量人口（主要为青年男子）移居国外，但他们大多是去往北欧地区。但是在18—19世纪，北美大陆逐渐成为苏格兰移民的主要目的地。③18世纪，大批苏格兰知识精英愿意去海外发展有其民族文化的深层原因：苏格兰地处欧洲边缘，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长期以来苏格兰人形成了羁旅异乡探求发展的传统。1707年苏格兰并入大不列颠，让英属美利坚殖民地给苏格兰有才华的年轻人提供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之后，苏格兰人在北美知识界的人数迅速增加。在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弗吉尼亚、佐治亚、卡罗莱纳等地，受过良好教育的苏格兰人担任殖民地官员等重要职位，并且吸引和帮助其他有文化的苏格兰人来到美利坚。据研究者不准确估算，在1700—1760年间约有将近三万苏格兰移民来到北美大陆。④
苏格兰人于17世纪80年代在美洲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性殖民地，史称东泽西（East Jersey）定居点，著名园艺家兼作家约翰·里德（John Reid）以及贵格会（Quaker）的乔治·齐斯（George Keith）就出自该地。⑤苏格兰思想和文化在美利坚的传播也构成了宗教大觉醒运动的一部分。美国宗教运动的领袖们与苏格兰思想家常有联系。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就曾与几位苏格兰教士有过通信往来。⑥ 爱德华兹在其发表的《真正德行的本质》（1755年）中接受了哈奇森的观点，认为是上帝将道德感植入人的心中，为要引导人的意志。
在移居北美的苏格兰人当中，产生特殊影响的有三个群体：一是教士群体，特别是主教制教会的教士们。在这些人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詹姆斯·布莱尔（James Blair），他是柏奈特主教（Bishop Burnet）的追随者、威廉玛丽学院的主要创办者之一。二是医生群体，18世纪有数以百计的苏格兰医生移居美利坚，其中包括纽约的卡德瓦拉德·科登（Cadwallader Colden）、波士顿的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s）、卡罗莱纳的亚历山大·嘉顿（Alexander Garden）、马里兰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等许多人，他们成为美利坚研究自然历史的学者群体的核心。三是许多苏格兰人在美利坚受雇成为教育者，包括教会的教牧人员和大学的校长，其中有新泽西学院的约翰·威瑟斯普恩（John Witherspoon）、费城学院的威廉·斯密（William Smith）、托马斯·杰斐逊在威廉玛丽学院的老师威廉·斯莫（William Small），以及数量众多的家庭教师。①
18世纪移民赴美的苏格兰人中，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的贡献可谓举足轻重。威尔逊1742年出生在苏格兰，曾经在圣安德鲁斯大学、格拉斯哥大学、爱丁堡大学接受过古典教育，深受哈奇森、休谟、斯密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威尔逊对美国政治的独到见解与他早年在苏格兰所受的教育密不可分。②威尔逊早年深受苏格兰启蒙学说，尤其是苏格兰常识哲学的影响。他曾经就读于格拉斯哥大学，那时在校任教的著名教授有：约瑟夫·布莱克（Joseph Black）讲授化学和医学，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讲授自然哲学，约翰·米拉（John Millar）讲授法律，托马斯·里德也在这期间接替了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教席。③ 威尔逊于1765年从苏格兰来到纽约，随后转至费城，1766年威尔逊受聘担任费城学院的拉丁文教师。鉴于他的学识以及他在苏格兰大学所接受的正规教育，费城学院授予他荣誉硕士学位。④威尔逊起初跟随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研习法律，随后进入政界，积极投身美国独立革命，参与签署《独立宣言》，在宾夕法尼亚组织联邦党，参加1787年制宪会议，并于1789年担任首届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⑤威尔逊早年所接受的苏格兰常识哲学对他的一生具有重要影响；他对美国政治问题的看法和处理方式具有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源自他早年所接受的苏格兰哲学思想。
在苏格兰与美利坚人员往来和交流过程中，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关键人物。富兰克林第一次访问苏格兰是在1759年，但其实他在访问之前已经与一些苏格兰人有所交往。例如：威廉·斯特拉恩（William Strahan）⑥这位来自爱丁堡的苏格兰人后来成为伦敦的主要印刷商和书商之一，他与富兰克林交情颇深并且常有书信往来。戴维·霍尔（David Hall）原在斯特拉恩的伦敦事务所工作，1744年来到费城。霍尔起先受雇于富兰克林，1748年成为富兰克林印刷生意的合伙人；富兰克林很可能通过霍尔与在费城的苏格兰人群体有所接触。1759年2月，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授予富兰克林荣誉博士学位，以表彰他在电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富兰克林携其子威廉于1759年9月抵达爱丁堡，随后会见大卫·休谟、凯姆斯勋爵、亚当·弗格森、约瑟夫·布莱克、威廉·罗伯逊、亚当·斯密等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他们还受邀在凯姆斯勋爵家中住了几日。富兰克林返美后仍与凯姆斯勋爵、大卫·休谟等人继续保持书信交流。1771年富兰克林再次访问苏格兰，与大卫·休谟、凯姆斯勋爵、弗格森、约翰·米拉等启蒙思想家加深联络。⑦富兰克林在1757年访问伦敦时就结识了休谟，1760年他又在爱丁堡再次拜访休谟，并且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对休谟的敬重。1762年富兰克林将自己研究避雷针的论文在赴爱丁堡哲学学会朗读之前寄给休谟阅读。富兰克林于1771年再访英国，又前往休谟家中拜访了这位苏格兰思想家。在富兰克林看来，休谟的理论学说有助于美利坚的革命事业；他还介绍引荐北美殖民地的朋友与休谟结识，其中包括亨利·马昌特（Henry Marchant）和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①富兰克林、马昌特、拉什都对与这位“知名的休谟先生”的交往津津乐道。这三位都赞赏休谟的性格，把他看作一流的作者，并对他的历史和政治论著，尤其《英国史》和论文集给予高度赞赏。②富兰克林对苏格兰的访问以及与苏格兰思想家们的交往，促进了苏格兰与美利坚之间社会网络关系的发展，不仅有助于推动苏格兰启蒙学说在北美大陆的传播，而且对于两地之间形成相互交流关系的模式做出了重要贡献。③
苏格兰启蒙学说不仅通过移民和人员往来得以在美利坚流传，18世纪的书籍印刷、出版和贸易也对苏格兰启蒙思想在北美大陆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苏格兰思想家们的作品大多是通过进口到达美利坚。例如：在1768年前后，戴维·霍尔发表过一则广告，标题是“费城市场街、新印刷所的戴维·霍尔销售的书籍，由来自英格兰的最近一班船进口”，其中包括大卫·休谟的《英国史》和随笔文集，及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威廉·罗伯逊的《苏格兰史》，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凯姆斯勋爵的《批判基础》，还有两部罗伯特·华莱士的作品。④如果读者想要的书籍没有现货，他们可以通过像霍尔这样的美国书商从英国订购，也可以直接从英国书商那里订购，这样北美大陆的读者们就能购买到最新的学术出版物。
大多数殖民地书商从海外书籍供应商进货，英国尤其是伦敦的书籍供应商是他们最主要的供货来源。斯特拉恩这位移居伦敦的苏格兰人在当时是最重要的承办商；除了给费城的霍尔供货以外，斯特拉恩还向其他美国书商提供书籍。据统计，1748至1772年间，斯特拉恩向霍尔供货的书籍价值约为三万英镑。⑤此外，理查德·金（Richard King）、詹姆斯·利维顿（James Rivington）、罗伯特·威尔斯（Robert Wells）等多位殖民地书商与伦敦的书籍供應商都有业务往来。除伦敦书商外，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马德里和巴黎等地的书商也对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在北美大陆的销售起了一定的作用。⑥
独立战争结束后，美国市场所潜藏的巨大商机、宗教信仰自由的环境、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等因素，为书籍进口贸易和重印业的繁荣提供了条件，促使苏格兰出版业者大量移民美国。在大量书籍通过进口销售到美国的同时，18世纪晚期随着书籍重印业在北美的发展，读者们能够更加便捷地购买到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书籍重印的经济利益、当地生产的便利性、以及推动社会进步的爱国思想等因素促进了美国本土书籍重印业的发展。从18世纪后半叶起，平均每五部苏格兰启蒙运动作品中，就有一部以上是在美国重印的。到18世纪末，不仅美国的书籍贸易急速增长，书籍重印的速度也加快了。⑦
随着书籍贸易和重印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苏格兰启蒙学说论著得以在北美大陆广泛流传并且被公立图书馆或者私人藏书室收藏。大卫·伦德伯格（David Lundberg）和亨利·梅以詹姆斯·比蒂（James Beattie）、休·布莱尔（Hugh Blair）、亚当·弗格森、大卫·休谟、凯姆斯勋爵、托马斯·里德、亚当·斯密的论著为例，调查了近三百家图书馆，发现在1777至1790年苏格兰作品受欢迎的程度出现急剧增长。⑧ 1771年8月3日，托马斯·杰斐逊给罗伯特·斯基普威思（Skipwith）写过一封著名的信，其中为美国绅士的藏书室推荐了148部作品。杰斐逊推荐的书籍包括大卫·休谟和威廉·罗伯逊的历史作品，约翰·侯姆的戏剧，休谟、亚当·斯密、托马斯·里德和凯姆斯勋爵的哲学作品，凯姆斯勋爵的法学作品，凯姆斯勋爵和休·布莱尔的文学批评，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的政治经济学等。①
哈奇森的《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以及《论激情和感情的本性与表现》在1750年前就已被哈佛列为必读书目，不久在耶鲁和其他多所高校也被列为必读书目。凯姆斯勋爵所著《道德与自然宗教原理》出版后不久，乔纳森·爱德华兹就阅读了该书，杰斐逊早年阅读过此书并且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仍然对它记忆犹新。凯姆斯勋爵所写的关于法律和其他内容的著作，受到约翰·亚当斯、杰斐逊、富兰克林等人的重视。布莱尔的《修辞学讲座》同样被广泛采用。亚当·弗格森所著《文明社会史论》也广为人知并且常被美国大学列为必读书籍，同时也被私人、大学和公共图书馆收藏。②
如前所述，不仅富兰克林、马昌特、拉什对休谟的学识十分赞赏，其他一些美国早期建国先贤，例如：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查尔斯·李（Charles Lee）、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约翰·兰多夫（John Randolph）等也曾读过休谟的《英国史》和政治论文，并且在图书馆里收藏了休谟的著作。③到《弗吉尼亚报》在1777年宣布休谟支持美国革命的时候，殖民地那些“具有思想和品位”的人们早已阅读过休谟的历史和政治著作。④随着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以及随之而来的由1765年印花税法案引起的危机，北美殖民地的政治精英们更多从历史、尤其是从休谟的《英国史》中，寻找政治上的引导。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在其早期政治生涯中常常援引历史著作中的例子，尤其喜爱休谟的《英国史》。在亚当斯看来，休谟的《英国史》记载了可供当时殖民地政治所借鉴的重要教训。休谟的《英国史》给亚当斯提供了诸多有意义的政治案例，让他可以选取并应用于当时殖民地政治事务的需要。⑤
此外，斯密的论著书籍也在北美大陆广为流传，其理论学说早在制宪会议前已经被美国的建国立宪者们所熟知。在1776 年之前以及1777至1790年间，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在美国图书馆中的数量超过了里德和休谟的哲学论著。约翰·亚当斯在其所著《达维拉的谈话》中有一章对《道德情操论》做了长篇摘引。本杰明·拉什在1774年所作的一次关于美国印第安人的讲座中也引用过《道德情操论》。威尔逊在1790—1791年间所作的关于美国法律的演讲中，也似乎间接提到此书。美国许多政治领袖在1786年以前读过斯密的《国富论》，它在18世纪80年代影响了美国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根据伦德伯格和梅的研究，从1777至1790年，美国的图书馆中有28%收藏了《国富论》，统计表明该书的收藏量超过了除洛克的《政府论》（两篇）以及卢梭的《爱弥儿》之外的任何一部著作。⑥汉密尔顿在1783年也是国会代表，据说曾就《国富论》写过一段长篇评论。他在1791年所写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采用了许多斯密的观点。麦迪逊在1783年向国会图书馆推荐的核心书目中也包括了《国富论》。麦迪逊在《联邦论》中不止一次间接提到《国富论》。在关于宪法的辩论中，至少有两位代表明确援引过斯密的观点。在1787年制宪会议前后，曾有宪法拥护者将斯密的论著列为“政治建构”可资参考的重要来源。⑦
苏格兰启蒙学说在美利坚的广泛传播和接受，更为直接有效的途径是通过教育。18世纪北美所有大学的课程设置都深受苏格兰教学模式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苏格兰人在这些大学里执掌教鞭，而打算去海外留学深造的美利坚学子也更多将苏格兰大学作为自己选择的目标。苏格兰的大学，尤其是爱丁堡的医学院，在18世纪上半叶成为美利坚早期高等教育的榜样。苏格兰之所以在美利坚具有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地位，首先是因為苏格兰启蒙运动作为一场意义重大的思想文化运动，为北美知识界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在1707年苏格兰并入大不列颠之后的半个世纪中，苏格兰与美利坚因其都具有英国“文化省份”的相似地位而发展形成了广泛的联系，为苏格兰启蒙学说在北美大陆的传播提供了便利。
当时苏格兰思想家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他们的哲学著作是英语世界中最优秀的作品。例如：哈佛学院图书馆在哈奇森的著作《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1725年）出版后十年之内就收藏了该书的印本。虽然苏格兰加入大不列颠，但它并没有因此成为英格兰的文化附庸，而是仍然保存了其教会、法律、大学的相对独立性，这使得苏格兰知识界获得了大不列颠境内另一个文化权威的地位。这些制度和机构之所以对美利坚产生吸引力，是因为它们与英国国教的体系有所不同，乃是坚定地植根于宗教改革的传统，并且对北美大陆的持异议者开放。苏格兰长老会大学吸引了许多具有改革宗背景的北美人士，并且接纳那些被秉持英国国教传统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排除在外的申请者。
对于苏格兰启蒙学说在美利坚教育界的影响，弗兰西斯·埃里森（Francis Allison）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埃里森出生于北爱尔兰，曾在格拉斯哥大学受教于哈奇森门下，后来将哈奇森的理论学说介绍至北美大陆。①1755年，埃里森与苏格兰人威廉·斯密一同创办了费城学院（即后来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威廉·斯密曾就读于阿伯丁国王学院，当时托马斯·里德在那里执教。斯密和埃里森一道确立了大学的课程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苏格兰大学的教学模式，其中逻辑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占据突出位置。在费城学院创建的同一年，威廉·斯莫从阿伯丁马里斯乔学院毕业，托马斯·里德三十年前也是毕业于这所学校。三年以后，斯莫被任命为弗吉尼亚威廉玛丽学院的自然哲学教授，在他的学生中有托马斯·杰斐逊。在弗吉尼亚住了六年以后，斯莫回到英国从医。与此同时，埃里森成为在北美刚刚兴起的长老会教会的领袖人物，他在教育界也声名远播，远远超出了费城的范围。耶鲁大学校长埃兹拉·斯塔尔司（Ezra Stiles）对他推崇备至（斯塔尔司自己是爱丁堡大学的荣誉毕业生），哈佛大学的师生对他也十分尊敬。在埃里森的学生中，有美国《独立宣言》的三位签署者和大陆会议的书记。②
在影响美国高等教育和早期宪政形成的苏格兰人中，约翰·威瑟斯普恩贡献非凡，堪称是一位“塑造了塑造美国之人的人”。威瑟斯普恩早年曾就读于爱丁堡大学，熟悉苏格兰启蒙学说。他既担任长老会牧师，又确信牛顿的科学理论。③1768年他移居北美，于1768至1794年担任新泽西学院（后来的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瑟斯普恩在担任校长期间，除了日常管理事务之外，每年还给高年级学生开设“道德哲学”系列讲座，将苏格兰道德感哲学和常识哲学介绍至美利坚。在其后大约一个多世纪时间里，苏格兰常识哲学成为“正统”美国哲学研究的理论源头。以1777年普林斯顿大学成立为开始，常识哲学进入了美国的高等学府，成为几乎每位校长制定“道德哲学”课程讲座的核心内容。此外，威瑟斯普恩还在一系列的论文、书信和布道中阐述发展了有关共和制的政治哲学。威瑟斯普恩的讲座包含了他的苏格兰思想背景的两个主要内容：一是道德感哲学的伦理和政治思想，二是加尔文主义的神学信条。他向学生推荐广泛阅读各种涉及苏格兰启蒙思想以及其他有关的历史、哲学和政治方面的论著。威瑟斯普恩还变革了北美传统课程体系，大胆引进新的哲学思想，扩充图书馆的藏书，购置用于科学实验的仪器设备。此外，他主张把古典知识作为高等教育的核心内容，严格规定了普林斯顿的课程设置：“第一年：拉丁文、希腊文、古典作品、修辞学；第二年：一门古代语言、地理、哲学、数学；第三年：语言、数学、自然与道德哲学；第四年：古典知识进阶、数学、自然与道德哲学、历史学、文学批评、法文。”④
威瑟斯普恩担任校长的新泽西学院，即后来的普林斯顿大学，在美国教育史上声誉卓著。这所大学的众多毕业生后来成为美国政府要员，而威瑟斯普恩曾经为他们当中许多人亲自授课。他对早期美利坚教育的影响和贡献如此之大，以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加利·威尔斯（Garry Wills）评价说：“威瑟斯普恩很可能是整个美国教育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教师。”①事实的确如此：在他的学生中，有后来成为美国总统并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1位副总统、10位内阁官员、1位国务卿、3位司法部长、2位外交部长、12位州长、49位众议员、28位参议员、30位法官（包括3位最高法院大法官）、26位州法院法官、50位州立法机构成员、12位大陆会议代表、17位州制宪会议成员、14位出席各州批准通过美国宪法会议；在1787年参加制宪会议的55名代表中，有9名是新泽西学院的毕业生，其中6人是在威瑟斯普恩任职期间毕业的。②
詹姆斯·麦迪逊受教于威瑟斯普恩门下。麦迪逊于1769年入学新泽西学院，威瑟斯普恩讲授的“道德哲学”课程涵盖了哈奇森、休谟、斯密、里德、凯姆斯勋爵、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大师们的论著，这些著作关于历史、伦理、政治、经济、心理学、法理学论述所包含的现代启蒙学说，构成了麦迪逊大学教育的重要内容。此后，麦迪逊一直将认识分析社会现象和政府治理的原则作为自己思考研究的重点。麦迪逊于1809—1817年连任两届美国总统，其职业生涯始终受到威瑟斯普恩所教导的某些政治主张和神学信条的影响。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美国早期政治领袖中不仅詹姆斯·麦迪逊的老师是苏格兰人，托马斯·杰斐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威尔逊也都有过师从苏格兰人的经历。麦迪逊先是在曾就读于阿伯丁大学和爱丁堡大学的苏格兰人唐纳德·罗伯逊（Donald Robertson）开办的寄宿学校上学，之后又去新泽西学院在苏格兰人威瑟斯普恩门下受教。杰斐逊早年的启蒙老师是苏格兰人，他回忆说在威廉玛丽学院，他与来自阿伯丁的威廉·斯莫的谈话第一次给他开启了科学世界的大门，向他展示了人类所置身的宇宙体系。③汉密尔顿曾经师从苏格兰人休·诺克斯（Hugh Knox）牧师，诺克斯发现了汉密尔顿的才华，并且还与他人一道为汉密尔顿的教育提供资助。诺克斯早年就读于普林斯顿，后来成为长老会牧师，他平时除撰写神学小册子外，还兼行医，并且相信自己被上帝特别呼召要“将天才从默默无闻中发掘出来”。④经由这些苏格兰教师的引介和教导，北美大陆的政治精英们逐渐认识和吸纳了苏格兰启蒙学说中的有益成分，将其运用于当时美利坚的具体历史语境。诚然，不仅美国早期政治领袖，苏格兰启蒙学说对于独立革命和制宪时期的许多美国人而言，构成了他们教育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通过教育的途径，苏格兰启蒙思想和学说得以在更深层次上被美利坚民众和政治领袖们了解和接受，并且影响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制定和美国政府的创建。
综上所述，随着苏格兰移民大批进入美利坚、两地社会网络联系的发展、苏格兰启蒙学说书籍的进口和重印、以及苏格兰人在美利坚教育领域产生的影响，从18世纪初开始，科学革命和苏格蘭启蒙思想在北美大陆广泛流传。苏格兰人在自然历史、医药、蒸汽动力等领域的科学发明，以及他们对人性认知和社会发展的深刻洞见都让美国人为之钦羡。在启蒙运动历史语境中，苏格兰在北美大陆的地位举足轻重：从医学到道德哲学，从教育实践到政治经济学，美利坚都从苏格兰人的理论学说中汲取了丰厚的养分。由于受到苏格兰启蒙思想的熏陶，奠基时代的美国缔造者大多相信人性具有普遍的共同特质，可以把政治视作一门社会科学，能够从研究历史中获得教训、原则以及把握社会变化模式的规律，从而更好地理解现实和规划未来，设计构建适应美国特定时代语境的全新联邦制度。
【作者简介】任裕海，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思想史、跨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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