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忍堂承教录

关键词《学忍堂文集》,杨翼骧,治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8)20-0011-03
子昂翁即杨翼骧师,师字子昂,本文以字行,诚表尊敬。子昂翁曾将主要论文结集为《学忍堂文集》,并撰《自序》曰:“‘学忍堂者,我家的祖传堂号,盖祖上以来,世代读书,清代出过十名进士,可算得上书香门第。以祖传堂号题做书名,一是表达对祖辈的怀思,二是对后学有所寄望。‘忍字多义,此处乃‘忍耐之‘忍,且‘忍与‘韧通……凡事要忍,忍为美德……人人须学忍,而后能够忍。血气过刚,毫无忍性,小有不满,暴跳如雷,非读书人气质,十之八九,难成大事。”①
子昂翁出山东金乡望门杨氏,其人生与学术之精神尽得数百年家学传统精髓,诚、敬、慎、仁、恕诸品格萃聚一身,有通儒、大儒之雅风,无愧为“学忍堂”堂主门宗传人。后学于1993至1996年忝列学忍堂门墙,侍学子昂翁,于先师学术、精神深有感受,被泽优渥,值逢先师百年诞辰,昔日问学情景历历在目,谨以《学忍堂承教录》为题目,追忆先师教诲,以志感恩、纪念。
先师带学生,重视基础,注重基本功的训练。基础与基本功的训练尤重文字,文字首先从书写抓起。先师撰文,书写规范,字字工整,率先垂范,因此也要求学生书写工整,不能潦草。昔日在先师身边受教,给我印象深刻的有几件事例:
第一,“本”字不能有钩。先师授课,须写读书报告,报告提交后,先师都认真批阅。有一次,先师一边看我的读书报告,一边教我说:“‘本字一竖,不能有钩。”平时连笔草书,已成习惯,书写细节往往不太注意。有些字,写了几十年,文字结构并未能弄清楚,草写省略了某些笔划,真要一笔一划写工整,反倒不会写了。自从先师提醒,改变了我的一些坏毛病。
第二,是“起码”不是“其码”。我大学毕业后到河北社科院历史所工作,科研与教学不同。教学读错字或写错字都会影响到学生,所以时刻警惕。科研,没有这方面的压力,常常读错、写错却不以为然,有时懒得去查,但求意思明白就行了。因此,“起码”经常写成“其码”,经先师纠正,以后又做教师,不得不时时注意。每忆及此,总是感念先师之教泽,如果没有先师的教导,自己有可能到现在仍写错而不自省。
第三,假、霞、段、锻。经常聆听先师讲读书论学,碰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文字,先师总是附带解释一番,加深后学的记忆。有一次涉及“假”字,先师说:“凡是有‘叚者,其发声韵母皆为‘ia;凡有‘段者,其发声皆为‘duan。”顾炎武说:“读九经自识字始,识字自知音始。”先师教我识字读音,使我逐渐领悟到学问之道。
第四,横戌点戍无点戊。戌、戍、戊三字,形近而音、义各不同,先师在和我聊天时,也常用这样的例子教我注意区别文字的形、音、义。
第五,蜀国即刘蜀,不能称“蜀汉”。我写学位论文时,论证三国史官制度,写到蜀国,多用“蜀汉”。先师阅改,把“蜀汉”全部改为“蜀”“蜀国”“刘蜀”。我到先师家里请教,先师拿出论文稿,指点说:“‘蜀可称‘刘蜀,不能称‘蜀汉。”我一时不明白先师的意思,心里想为什么许多书用“蜀汉”这一称谓呢?后来仔细琢磨,先师的意见是正确的,魏、蜀、吴三国,曹魏、孙吴各以姓加国号,蜀亦当称“刘蜀”。《三国志》有《蜀书》,而非《蜀汉书》。
这些点滴细碎,看起来是小事,但并非小事,对我触动很大,不仅纠正了我的一些马虎习惯,还让我悟出了一些做学问方面的道理。
先师子昂翁的著述是最讲究章法的,他教授学生,也要求学生讲究撰写章法。根据事物的主次、轻重、先后顺序依次叙述,经常告诫我们必须十分熟悉材料,只有材料熟悉,才能循章法叙述,顺缘材料,或由大到小,或由主及次,或由重及轻,或由长及幼,或由先而后,或由近及远,或由远而近,地理描述或按顺时针方向,逐级逐层记述。如此才能将零散的材料与史事片段循章法而整齐,将复杂混沌的事物循章法而变得简单明了。由章法启导学生重视材料,只有材料把握住了,才能把握好用笔叙述的分寸。读先师的书,忆先师的教诲,每每于撰著的实际中践行之,感悟深深,荷恩亦深深。
初学写作者,往往不能沿一条思路一以贯之,叙述行文枝蔓太多,句与句之间跳跃性较大,读起来给人前言不搭后语的感觉。我初涉论文撰写,也常犯这样的毛病,但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后来虽稍有改进,但并不能做到恰到好处。先师教我论文写作,常对我说:“写论文,要一句是一句,一句压一句,念着上句,下句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了,即使写历史考证的论文,也要如此。”先师的话就像刻在我的脑子里一样,每当撰写论文时,总会想起先师的教导,脑海里浮現出先师教我写论文的场景,论文写好后,总是反复念上几遍,看看是否能达到先师的要求,是否能找到那种“自然而然”的感觉。以后,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指导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撰写论文,总是将先师对我的教诲转述给学生,也使学生大受教益。我对学生说:“以前不会写论文,让人读起来很痛苦,给别人添了麻烦。自从得先师子昂翁教导,才大有改进,闻道太晚了。你们要吸取老师的教训,谨记祖师的教诲,写论文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不要给别人增添痛苦。”
恩师子昂翁在《学忍堂文集·自序》中说:“清代大学者钱大昕有‘书有一卷传,亦抵公卿贵之语,还应补上一句‘尽心育后学,胜著等身书,为人做‘教书匠者,幸莫大焉!福莫大焉!”1996年7月我从南开大学毕业,到中国人民大学教书,经常回忆自己在先师身边受教育的经历,体会先师教书育人的精神、理念与方法,以先师为榜样,摸习先师的教法,教学授课,指导学生,向学生传授先师的学术精神与治学方法。毕业后,虽然不在先师身边,但先师也时常有书信教导。先师编著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三册)于1999年2月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刚刚出版,先师即把新书惠赐后学。昔日撰博士学位论文,大得先师《编年》教益,第三册又是我常翻常看的案头书,教学、科研,不离须臾。先师有在京要办之事也嘱我办理。白寿彝先生总主编《中国通史》,其中“隋唐五代卷”,曾邀请先师题签书名,书出版后,白先生因身体状况欠佳,不久又住院仙归,未能及时将书寄送先师,先师嘱我找一册,我在书店购得一本,呈上先师。不久就收到先师汇来的书款单,我拿着汇款单,心里真是有一种特别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感受,说不清是十分的难受还是着急。心里想:“先生啊先生!您给我的是一座泰山,我还报您的仅是一片树叶,您将书款寄来,没想想学生会有什么感受?”我也知道,这就是我的恩师子昂翁,一生忠厚,正大光明!
到北京工作后,曾有二次回天津看望恩师,每当汇报自己的教学与科研情况,恩师总是慈祥地微笑着说:“好!好!”看得出来,只要学生有一点点进步,恩师是多么的欣慰和高兴!2002年冬,我和汤勤福兄去看望恩师,这时恩师已卧病在床了。恩师见我们来,非常高兴!汤兄先汇报工作近况,我也将情况汇报恩师,坐在床边,顺势为恩师按摩腿脚,同时报告自己在科研方面的想法。恩师认真地听,不时露出微笑,双眼眼角还流溢出泪滴。我默默地为恩师擦拭,也体会到恩师看到学生是多么的高兴,也预感到这样的机会可能不多了。2003年2月22日恩师子昂翁祥云道山。我等师兄弟捧抬师恩,护送至天津北仓,头脑里一直在闪现着恩师教授我们的场景,思念无限,悲痛万分!
恩师离开我们后,我最牵挂的就是师母了。只要有人从天津来,便打问师母近况。2013年到南开大学参加李治安教授、孙立群教授的博士答辩,我和曹惠芬一起去看望了师母,这时师母已经住进了天津马场道一家养老院。在培林兄的陪同下,和师母在一起待了不到两个小时。师母虽卧床不起,然精神尚好,看到我们后,还能认出我们,一直向我们微笑点头,还把手伸出来,我们拉着师母的手,报告了全家每个人的情况,师母听后很高兴。培林兄说:“昨天有亲戚来,一直没醒,也不认识人了。没想到你们来,就像变了个人一样。”临走时,我们给师母放下了3000元,师母拉着我们的手久久不肯松放。
如今,恩师、师母均已驾鹤西去,二老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有待后学总结与继承。恩师子昂翁以“学忍堂”冠名《文集》,并明确表示“对后学有所寄望”,恩师的学术精神亦即“学忍堂”的精神,后学当继承并发扬这一学术精神,故本文取名《学忍堂承教录》,追念恩师之教泽。所思所忆仅是点滴,系统总结有待来日。
【作者简介】牛润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领域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魏晋南北朝史、方志学。
【责任编辑:王湉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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