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世界转型视域下的明治维新
冷战结束后，“历史的终结”之声尚未逝去，全球化、信息化、共享化的潮流仍在激荡，现代国家转型中的跌宕起伏，世界秩序重组中的思想碰撞，刺激着每一个历史研究者的敏感神经。2018年7月28至29日，由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与中国日本史学会共同举办的“明治维新与近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举行。来自日本、美国及国内各地的130余名代表，从多个视角共同探讨了150年前的明治维新。
一、明治维新的历史性透视与断面性分析
对于明治维新，国内学者一般注重历史事件、历史演进的动态性和关联性，强调从多个视角、多层面开展研究。武寅认为，“明治维新带给世界双重震撼”，即一个震撼在于创造了东亚史上发展奇迹，使日本成为非西方体系的东亚强国；一个震撼是日本在发展道路上选择了战争模式，给中国和东亚造成了重大灾难。汤重南强调明治维新史给后人的借鉴是：近代化的成功之处在于执行了正确的改革政策，近代化受挫的严重教训在于改革的不彻底和大政方针、基本国策的错误。
崔世广认为，明治维新作为近代日本的起点和源头，从根本上规定和影响着近代日本的发展道路，整个近代日本历史都是处在明治维新的延长线上。杨伯江建议，对明治维新要全面认识、深化认知。日本在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第一个进入近代化行列的东亚国家的同时，军事扩张道路几乎是明治维新的相伴物和附着物。
与国内学者历史性透视不同，日本学者多针对具体问题进行断面性研究。北冈伸一认为，明治维新的意义在于完成了走向立宪政治的制度构建，明治维新留下的制度体系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但明治时代的政治家能够灵活加以应对和修补，而后来的日本领导层却未能灵活掌握明治维新的制度成果，并最终将国家引向了战争的深渊。三谷博认为，明治维新是19世纪世界发生的最大规模革命之一，它实现了以近世武士为核心的世袭身份制的解体，并模仿西洋不断启动改革。“矫正社会的偏差，不是必须打倒君主，也不是必然大规模使用暴力。相反，即使打倒君主制，其后也往往出现专制体制”。泷井一博强调，明治宪法具有重要的世界史意义，是东亚历史上第一部立宪主义的宪法。从明治维新到今天，日本虽然经历了战败，但立宪主义基础上的议会制度却得以维系。
二、明治维新研究的理论化、系统化
从参会论文看，明治维新研究不仅呈现研究对象多元化，研究方法实证化趋向，而且研究深度更趋理论化、系统化。杨栋梁强调，明治维新研究既要厘清国家权力重构的显在主线，更要阐明以“顺天应人”为依据的权威这一制约权力重构的潜在主线。他认为，明治维新是日本政治的一次权威重构，在政治路线上明确了治国理政的方针和途径，在组织路线上“纯化”了寡头政治的构成，最后以立法形式确立了以近代天皇制为载体的权威。
周颂伦从明治维新的“生产性”角度，强调“审视明治维新的全过程，是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近代日本国家主义意识的登场，唯有这种意识，才能实现国家崛起”，在这种意识面前，用“革命”或“改革”之理论武器去诠释之，也许真的能给人以“非生产性”之感。莽景石基于制度变迁理论和历史比较分析的方法，分析了明治维新的元制度与派生制度的非均衡演化及其对日本工业化的影响。
真边将之通过与西洋政党论的比较，探讨了东亚及日本视域下的议会政治、政党政治问题，揭示了近代日本的政治生态特点。真辺美佐以板垣退助为中心，重点考察了明治维新与自由权运动的逻辑关系，强调自由民权运动是明治维新的继续，明治維新未能实现国家政治的目标，依靠自由民权运动和爱国公党等得以继续推进。清水唯一朗强调明治维新是一场人才选拔革命，即明治维新打破了几百年来的身份限制，实现了从身份主义向能力主义的革命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并没有带来革命所特有的时代震荡。
三、明治维新中的精神构建与思想渊源
在思想文化领域，宋成有认为明治维新具有“一新”与“复古”兼具的双重性格。明治维新之所以呼唤国家神道，维新精神伦理精神之所以与国家神道伦理精神浑然一体，均与维新的日本特色密切关联。强化国家神道伦理的手段是通过非宗教化的国家政策，国家神道伦理的无休止灌输无疑饮鸩止渴，并最终引导日本帝国走向总破产。
赵德宇在追溯明治时代日本基督教史演化路径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日本基督教会与明治政府之间从“信仰冲突”到“被动妥协”，再到“主动配合”的宿命结局，论证了基督教信仰与日本政治文化生态发生冲突和被迫“转向”的不可逆的社会机理，揭示了明治专制天皇制的政治特点和日本应对外来文化的习性。郭冬梅认为明治维新构成了日本以西方现代性为终极目标的起点，而这种现代性本身所具有的悖论中又注定了战前日本失败的命运。田雪梅探讨了日本文教统合的政策功能。
四、明治维新对世界及中国的影响
明治维新不仅改变了日本近代的历史进程与社会性质，而且改变了东亚与世界历史。宋志勇认为，明治新政府的外交体制是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压力下完成的，具有浓厚的殖民主义、侵略主义因素。近代外交体制建立未稳，明治政府就开始迫不及待地用刚学来的近代外交体系吞琉球，侵台湾，掠朝鲜，走向了对外侵略扩展的不归路。与之不同，三谷博认为：从明治维新政府的对外政策看，对外侵略并不是明治维新的直接后果，明治政府主要侧重国内经济的开发。日本对外侵略是在经济条件改善后开始的以国家为对手的战争道路。
对于明治维新对中国的影响，罗伯特以明治维新时期日本茶叶出口中的中国技术为中心，强调明治维新研究应超越“学习西洋”“脱离亚洲”的思维惯式，基于多视角、国际性来思考日本国家的形成。张礼恒以清朝驻日使领与朝鲜“朝士视察团”对明治维新的评判为中心，探讨了近代中日韩三国的历史传统与发展道路之间的关系。王美平通过日本对载泽使团访日考察之应对的考辨，揭示了日本“殷勤”接待背后的政治阴谋。何鹏举通过梳理近代中日两国的明治维新论，探讨了产生“改良”“变法”“革命”等明治维新认识差异的原因，即近代中国明治维新论的出发点是基于其自身变革的需要，是一种典型的缺乏“他者”意识的日本研究。
五、明治维新研究的新动态
王新生介绍了最近30年来对日本近现代史研究影响最大的西川长夫提出的“国民国家论”，系统分析了“国民国家论”对明治维新研究的理论价值。戴宇通过介绍近年来日本国内对明治维新的反思和批判，提醒人们不要再盲目地迷信明治维新，将其绝对化，而应该更为全面地来重新审视明治维新和反省日本近现代史。张艳茹系统梳理了1990年代以来日本学界明治维新史的研究动向，认为明治维新研究呈现研究对象不断扩大，幕末史、地区史获得长足发展，实证研究成为主流，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碎片化倾向。
此次研讨会汇聚了海内外明治维新研究知名专家学者。所发表论文，既有宏观视野的大局把握，又有微观的个案研究；既有理论性专题论述，又有实证性系统分析。既有明治维新史的学术梳理，又有理论观点的思辨分析。与会者一致认为，此次明治维新会议是继20世纪80年代中国“明治维新再探讨”之后的一次继往开来的动态梳理、学术传承和创新起航。此次研讨会将明治维新置于亚洲和世界历史视野下，其研究深度、广度、视野和方法都取得了较大程度的提高。正如刘岳兵所言，明治维新作为一个特定历史现象，在经历了近代转型150年的历史变迁之后，它对日本、对东亚，甚至对世界历史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现在到了可以冷静分析的时候了。（作者：刘轩）
【责任编辑：杜敬红】
一、明治维新的历史性透视与断面性分析
对于明治维新，国内学者一般注重历史事件、历史演进的动态性和关联性，强调从多个视角、多层面开展研究。武寅认为，“明治维新带给世界双重震撼”，即一个震撼在于创造了东亚史上发展奇迹，使日本成为非西方体系的东亚强国；一个震撼是日本在发展道路上选择了战争模式，给中国和东亚造成了重大灾难。汤重南强调明治维新史给后人的借鉴是：近代化的成功之处在于执行了正确的改革政策，近代化受挫的严重教训在于改革的不彻底和大政方针、基本国策的错误。
崔世广认为，明治维新作为近代日本的起点和源头，从根本上规定和影响着近代日本的发展道路，整个近代日本历史都是处在明治维新的延长线上。杨伯江建议，对明治维新要全面认识、深化认知。日本在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第一个进入近代化行列的东亚国家的同时，军事扩张道路几乎是明治维新的相伴物和附着物。
与国内学者历史性透视不同，日本学者多针对具体问题进行断面性研究。北冈伸一认为，明治维新的意义在于完成了走向立宪政治的制度构建，明治维新留下的制度体系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但明治时代的政治家能够灵活加以应对和修补，而后来的日本领导层却未能灵活掌握明治维新的制度成果，并最终将国家引向了战争的深渊。三谷博认为，明治维新是19世纪世界发生的最大规模革命之一，它实现了以近世武士为核心的世袭身份制的解体，并模仿西洋不断启动改革。“矫正社会的偏差，不是必须打倒君主，也不是必然大规模使用暴力。相反，即使打倒君主制，其后也往往出现专制体制”。泷井一博强调，明治宪法具有重要的世界史意义，是东亚历史上第一部立宪主义的宪法。从明治维新到今天，日本虽然经历了战败，但立宪主义基础上的议会制度却得以维系。
二、明治维新研究的理论化、系统化
从参会论文看，明治维新研究不仅呈现研究对象多元化，研究方法实证化趋向，而且研究深度更趋理论化、系统化。杨栋梁强调，明治维新研究既要厘清国家权力重构的显在主线，更要阐明以“顺天应人”为依据的权威这一制约权力重构的潜在主线。他认为，明治维新是日本政治的一次权威重构，在政治路线上明确了治国理政的方针和途径，在组织路线上“纯化”了寡头政治的构成，最后以立法形式确立了以近代天皇制为载体的权威。
周颂伦从明治维新的“生产性”角度，强调“审视明治维新的全过程，是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近代日本国家主义意识的登场，唯有这种意识，才能实现国家崛起”，在这种意识面前，用“革命”或“改革”之理论武器去诠释之，也许真的能给人以“非生产性”之感。莽景石基于制度变迁理论和历史比较分析的方法，分析了明治维新的元制度与派生制度的非均衡演化及其对日本工业化的影响。
真边将之通过与西洋政党论的比较，探讨了东亚及日本视域下的议会政治、政党政治问题，揭示了近代日本的政治生态特点。真辺美佐以板垣退助为中心，重点考察了明治维新与自由权运动的逻辑关系，强调自由民权运动是明治维新的继续，明治維新未能实现国家政治的目标，依靠自由民权运动和爱国公党等得以继续推进。清水唯一朗强调明治维新是一场人才选拔革命，即明治维新打破了几百年来的身份限制，实现了从身份主义向能力主义的革命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并没有带来革命所特有的时代震荡。
三、明治维新中的精神构建与思想渊源
在思想文化领域，宋成有认为明治维新具有“一新”与“复古”兼具的双重性格。明治维新之所以呼唤国家神道，维新精神伦理精神之所以与国家神道伦理精神浑然一体，均与维新的日本特色密切关联。强化国家神道伦理的手段是通过非宗教化的国家政策，国家神道伦理的无休止灌输无疑饮鸩止渴，并最终引导日本帝国走向总破产。
赵德宇在追溯明治时代日本基督教史演化路径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日本基督教会与明治政府之间从“信仰冲突”到“被动妥协”，再到“主动配合”的宿命结局，论证了基督教信仰与日本政治文化生态发生冲突和被迫“转向”的不可逆的社会机理，揭示了明治专制天皇制的政治特点和日本应对外来文化的习性。郭冬梅认为明治维新构成了日本以西方现代性为终极目标的起点，而这种现代性本身所具有的悖论中又注定了战前日本失败的命运。田雪梅探讨了日本文教统合的政策功能。
四、明治维新对世界及中国的影响
明治维新不仅改变了日本近代的历史进程与社会性质，而且改变了东亚与世界历史。宋志勇认为，明治新政府的外交体制是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压力下完成的，具有浓厚的殖民主义、侵略主义因素。近代外交体制建立未稳，明治政府就开始迫不及待地用刚学来的近代外交体系吞琉球，侵台湾，掠朝鲜，走向了对外侵略扩展的不归路。与之不同，三谷博认为：从明治维新政府的对外政策看，对外侵略并不是明治维新的直接后果，明治政府主要侧重国内经济的开发。日本对外侵略是在经济条件改善后开始的以国家为对手的战争道路。
对于明治维新对中国的影响，罗伯特以明治维新时期日本茶叶出口中的中国技术为中心，强调明治维新研究应超越“学习西洋”“脱离亚洲”的思维惯式，基于多视角、国际性来思考日本国家的形成。张礼恒以清朝驻日使领与朝鲜“朝士视察团”对明治维新的评判为中心，探讨了近代中日韩三国的历史传统与发展道路之间的关系。王美平通过日本对载泽使团访日考察之应对的考辨，揭示了日本“殷勤”接待背后的政治阴谋。何鹏举通过梳理近代中日两国的明治维新论，探讨了产生“改良”“变法”“革命”等明治维新认识差异的原因，即近代中国明治维新论的出发点是基于其自身变革的需要，是一种典型的缺乏“他者”意识的日本研究。
五、明治维新研究的新动态
王新生介绍了最近30年来对日本近现代史研究影响最大的西川长夫提出的“国民国家论”，系统分析了“国民国家论”对明治维新研究的理论价值。戴宇通过介绍近年来日本国内对明治维新的反思和批判，提醒人们不要再盲目地迷信明治维新，将其绝对化，而应该更为全面地来重新审视明治维新和反省日本近现代史。张艳茹系统梳理了1990年代以来日本学界明治维新史的研究动向，认为明治维新研究呈现研究对象不断扩大，幕末史、地区史获得长足发展，实证研究成为主流，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碎片化倾向。
此次研讨会汇聚了海内外明治维新研究知名专家学者。所发表论文，既有宏观视野的大局把握，又有微观的个案研究；既有理论性专题论述，又有实证性系统分析。既有明治维新史的学术梳理，又有理论观点的思辨分析。与会者一致认为，此次明治维新会议是继20世纪80年代中国“明治维新再探讨”之后的一次继往开来的动态梳理、学术传承和创新起航。此次研讨会将明治维新置于亚洲和世界历史视野下，其研究深度、广度、视野和方法都取得了较大程度的提高。正如刘岳兵所言，明治维新作为一个特定历史现象，在经历了近代转型150年的历史变迁之后，它对日本、对东亚，甚至对世界历史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现在到了可以冷静分析的时候了。（作者：刘轩）
【责任编辑：杜敬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