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森林史学开创之作
关键词《森林帝国》，森林史学，森林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8-0003-06
阎崇年教授论述清朝历史，冠以“森林”定语，名曰《森林帝国》（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别开生面，成为一部具有创造性的学术著作。他的立意不限于阐明清代兴亡史，更在呼吁创建森林文化史学——要從森林文化视角解析中国历史，并且给出东北森林文化广被地区从先秦肃慎到清朝满洲的三千年发展简史。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创新需要有学识，发前人之所未发，同时必须具备勇气与学者良心，敢于不理会成说、定论。阎崇年说：“就中国历史而言，将中国历史自商周以降三个千年，概括为五大文化相互碰撞、交流、统合、演进的过程。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既可以是阶级、族群、宗教、君王等，更可以是文化。”文化形态史观曾是主流意识形态批判对象，阎崇年谓文化可以视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敢于公开学术见解，是有学术良知的表现。
由于是创立森林文化史学新说，很难完善，笔者以为对富有学术价值的创意之作，宜持欢迎态度，共同参与新研究领域的探讨。下面将从四个方面叙述《森林帝国》的学术成就和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
阎崇年两度说明他的图书章节构成，和用森林文化为主线建构全书的意图。笔者阅读，感受到《森林帝国》的严谨结构，在叙说肃慎至满洲历史过程中，时时、处处指出森林文化的内涵、作用、与其他文化形态的关系，从而写出三千年森林文化族群发展简史。
1.叙事结构严谨
全书十章，讲的是森林文化族群进化史，开篇“引言：赫图阿拉之问”，提出讨论的议题，阐明写作主旨，末章“结语：赫图阿拉之答”，以此前后呼应。由于学术界缺乏森林文化史的课题研究，第二章的“中华文化地图”描画出森林文化的自然区域，阐述森林文化形态是中国五种文化形态之一，在三千年历史变局中应有一席之地的历史地位；森林文化形态既然鲜为人知，第三章“森林文化素描”绍述它的内涵，为演绎作者的“文化统合”观点的学术前提；接下来，从第四章“积淀：文化演进”、第五章“先声：渤海政权”、第六章“过渡：契丹建辽”、第七章“勃兴：女真建金”、第八章“崛起：森林帝国”、第九章“鼎盛：康乾之治”到第十章，依次叙述森林文化演进与森林文化族群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史，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史，就中突出满洲史。
2.创造、利用森林文化的满洲及其先世的发展简史
阎崇年声称：“《森林帝国》之全书，纵向以森林文化统合为脊骨和梁架作经线，横向以时间和空间的演变与交合做作纬线，分作十章三十四节，按照森林文化统合、演进的轨迹，森林文化与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高原文化、海洋文化等碰撞、统合的历史，进行历史与逻辑的阐述。”笔者理解他提出的森林文化的“统合”具有三种内涵：一是文化观念上的“合”，就是合的思维；二是治理政事的手段，即为一种治术；三是智慧形成的力量，运用到政治上，收到预期的效果。细观该书内容，诚如所言。
运用森林文化史观，阎崇年概述三千年东北森林文化民族发展史，即商周肃慎、秦汉挹娄、魏晋勿吉的森林文化经过约两千年的演化、积累，到唐朝出现靺鞨建立的渤海政权。而后，契丹建辽为文化过渡期，女真建金，成为森林文化族群第一个进入中原并有半壁河山的政权。又后，明代建州女真大发展，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后金，其继承人皇太极于崇祯九年（1636年）改国号“大清”，以森林文化为主体统合其他文化形态与民族，在崇祯十七年明亡之际，清朝统一中国，到乾隆二十年代建立伊犁将军衙署，森林帝国达到鼎盛。然而清朝长期不能妥善调处与汉人农耕文化不协调的因素，又遇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冲击，最终衰亡。
对这种森林文化民族发展简史，阎崇年是用森林文化主线，森林文化民族政权发生壮大史、与中原王朝关系史两条辅线交互作用展开叙述的。
（甲）在多元文化中，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由一种文化统合其他文化，东北地区森林文化居主导地位。“各种文化之间，相互碰撞、统合，彼此交汇、融合，但是每一地域均有其主导文化。”肃慎、挹娄、勿吉的历史表明，时间不同，地域不同，地域产物也不同——偏北濒临江河湖海、捕捞文化更浓一些，偏南濒临平川沃土、农耕文化更重一些，但就其总体来说，他们属于森林文化，而不属于草原文化。渤海国延续肃慎、挹娄、勿吉等森林文化传统；它的建立，意味着靺鞨人以森林文化为主线，统合农耕文化、游牧文化，迈出了通向森林帝国的第一步。“满洲实现了女真内部的统合，又完成了东北森林文化的统合，继以森林文化为枢纽，统合了农耕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和海洋文化，实现了中华文明的大统合，建立了后金-大清这个森林帝国。这是清朝兴起、统一、鼎盛和延祚的文化根因。”
（乙）森林文化民族发展壮大与中原政权关系。势力弱小时，处于部落联盟阶段，向中原王朝纳贡，如周代，肃慎“贡楛矢石砮”；势力达到一定程度，建立二重性政权，如渤海国王，拥有独立自主权，同时受唐朝册封，是实际意义上的羁縻州，此种政权，用阎崇年的话是具有“双面色彩”；势力壮大，在渤海靺鞨建国的历史记忆基础上，建设具有半壁河山的金朝，与南宋对峙；进一步壮大，叩打中原王朝的大门，建立大清森林帝国。如此，森林文化民族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积淀，经历文化统合到崛起鼎盛。
行文至此，可知阎崇年撰著《森林帝国》，开宗明义提出森林帝国何以建立及森林文化形态的议题，接着叙述森林文化创造者、利用者满洲及其先民的政权、经济、文化发展史，即从先秦的肃慎，历经汉晋的挹娄、勿吉，唐代的渤海，宋代的金人，晚明的后金，至满洲统一中国，建成强盛的清帝国。这是一部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富有开创性的学术专著，给学术界贡献出第一部森林文化民族发展简史、第一部森林帝国史。
从满洲人渔猎经济的围猎方式，阎崇年发现他们具有“统合”意识，运用到政治、文化方面，统合不同民族、不同生产方式人群为一体，建立八旗制度，以满洲、漠南蒙古和部分汉人的三股力量问鼎中原，建立清帝国，并维持268年之久。
1.满洲统一中国、维持统治凭借的是“统合”思想与政治谋略
阎崇年认为森林文化的族群居民有着协作性的性格特征，因为“狩猎一般是围猎，从四面八方围堵捕获猎物，必须协同合作”。他进一步比较农耕、草原、高原、海洋、森林五种文化形态的劳作方法，虽然都是以“户”为单位的个体经济，但森林文化的生产者不同于其他民众，他们狩猎中的“围猎”，也叫“合围”，特点是“合”。后金、清朝的八旗组织源于“围猎”。“合”是森林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森林文化的部民重“合”，就是注重统合。阎崇年进而认为“文化统合是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是清朝由关外一隅，统一中国的法宝，也是它在森林文化主导下首先进行了自身统合，进而同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高原文化、海洋文化进行碰撞、交融而达到文化统合的法宝。不仅在统一中发挥作用，在巩固江山上依然如此：“统合”是清朝太祖到高宗六帝“执政的一个核心理念、基本国策，藉以形成较长时期的鼎盛局面”。
2.统合思想的实践，促成清朝统一中国
为什么满人能够入关统一中国？阎崇年指出后金在统合思想主导下汇合三种实力和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力量混一天下，不是单单的满洲人一股力量。清朝的肇造者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先期统一满洲诸部，创立八旗制度，融合了满洲人、内蒙古蒙古人和辽东汉人，以这种联盟强势，在明末中原处于分崩离析状态下，入关消灭李自成大顺军、张献忠大西军、南明四王诸集团，从而统一中华。且看他具体说明：
（甲）四元文化的统合。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以森林文化为根基，不仅极力吸收农耕、草原文化，而且极力汲取高原文化、藏传佛教。皇太极与西藏达赖喇嘛信件往来，崇德七年（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派遣使团前往盛京（今沈阳），朝觐皇太极，随带藏巴汗、四世班禅等写给皇太极的信件，次年，皇太极写给前述政教首领圣旨，由使团带回西藏。盛京宫庙坛寺的规划，受西藏高原文化影响，如按藏传佛教曼陀罗（坛城）佛理，除兴建皇宫，还兴建四塔。达赖喇嘛称盛京为“莲花之城”，尊称皇太极为“曼珠师利大皇帝”。皇太极在盛京兴建莲华净土实胜寺，崇德三年落成，亲自出席告成盛典，率众行三跪九叩大礼。实胜寺“东西建石碑二：东一碑，前镌满洲字，后镌汉字；西一碑，前镌蒙古字，后镌图白忒字”。寺庙碑文的满蒙汉三种文字，体现满蒙汉人联合、森林文化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高原文化的统合。
（乙）创建八旗制度。努尔哈赤基于女真人的森林围猎习俗，寻觅到整合社会力量的制度，在万历四十三年创立满洲八旗制度。这一制度不仅是军事制度，也是政治、行政、经济、司法、宗族等的管理规制。它把女真社会精英和部民，从涣散、分隔状态，以军事组织形式，进行统合，加以编制，而成为后金社会的纽带。通过八旗制度这条纽带，将分散的女真部民，统合、统制、统一、统领，而形成一个巨大铁拳。这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一大创新。八旗制度于女真、满洲、于清王朝犹如树之根本、人之灵魂。这个制度的兴盛衰亡与大清的兴盛衰亡同步。最能反映满洲属于森林文化的制度映像，就是八旗制度。清朝兴也八旗，亡也八旗。这是满洲、大清的生命所在，灵魂所依。
（丙）满蒙联盟之建立。皇太极三次发兵征讨察哈尔蒙古大汗林丹汗，在天聪九年（崇祯八年，1635年）的战争中，黄金家族林丹汗败逃青海而亡，其妻、子投降后金，其所持“传国宝玺”归于后金。皇太极继其父推行联姻、编旗、封赏、重教等举措，实现满蒙文化融合。至此实现满洲与漠南蒙古的联盟。
（丁）皇太极改族名为满洲、国号为大清，森林帝国初露端倪。后金经过多年征抚，不仅已经吞并哈达、辉发、乌拉、叶赫，而且重新整合东海女真、黑龙江女真。还有大量汉人、蒙古人、朝鲜人、锡伯人、达斡尔人、鄂伦春人、鄂温克人、虎尔哈人、赫哲人等，同满洲文化融合，民族成分变化极大，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这个新民族共同体，需要众人认同的族名。为此，皇太极于天聪九年發布改族名为满洲的《汗谕》，以更改族名体现新的政治现实、新的民族现实、新的文化现实和新的经济现实，是为了建立新皇朝的政治之需、文化之需。翌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举行改元登极大典，满洲、蒙古、汉人分别恭奉满、蒙、汉三体表文、分捧宝玺，共尊皇太极为皇帝。表明满洲森林文化、蒙古草原文化、汉族农耕文化的统合，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显现满洲森林帝国的崛起。
（戊）取代明朝，是历史的必然。明成祖之后，明朝举国之力应对蒙古，依然发生明英宗被俘的正统己巳之变，蒙古土默特部兵临北京的嘉靖庚戌之变。明朝对付用一个拳头打来的蒙古尚且如此，后金的满蒙联盟两个拳头同时打来，崇祯帝如何招架得住！再后，大清统合辽东汉人，建立八旗汉军，又同朝鲜结成“君臣之盟”。后金在东北等区域建立了广阔而牢固的基地，约有四百万平方公里。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三个拳头同时打来，关内还有李自成、张献忠等多股农民军的力量，明朝便招架不住了。皇太极崩逝后，摄政睿亲王多尔衮辅佐顺治帝，抓住历史机遇，统兵进关，又同吴三桂联合，对付摇摇欲坠的大明，其胜利不是历史之偶然，而是历史之必然。
清朝取代明朝，胜利的取得，史家多有不一的解读，如同阎崇年归纳的几种。笔者则要举出二则外国人的说法，一位是[美]孟泽思在《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所言：“满人通过征服以及与蒙古人、其他部族和归附的汉人缔结联盟，终于获得了在东北地区的统治权。”他又说：“汉族拓荒者移居到辽东平原与满洲兴起与强大有关，也是满洲兴起与强大的重要因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赵珍译，第59～61、19页，2009年）认为满蒙汉联盟，使得满洲获得在东北的统治权，在认识上接近阎崇年的满洲崛起原因。清朝为什么能够统一中国，康熙间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年）说出了一种原因：“当时鞑靼人实际上是在汉族人自相残杀、他们中最骁勇的将领投降鞑靼军转而攻打本国军队的情况下，才几乎不费吹灰之力而得以统治中国的。”（[德]莱布尼茨（G.ottfrido Guilelmo Leibnitio，1646—1716年）《中国近事》，大象出版社，梅谦立等译，2005年，第64页）着眼于汉人内部的分崩离析，没有注意到满洲本体能量，未能对事情有全面认识。二则事例，从一个侧面表明阎崇年认知的深刻性。
3.统合文化造成清朝鼎盛和长期维系统治
阎崇年将清朝国祚绵延归结为：清朝定都北京后，经过“康乾之治”的文化统合，即以森林文化为纽带，统合农耕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及海洋文化，建立多元一统的中华文明帝国。满洲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占据主导或主流地位，清帝成为中华共主，取得了巩固的地位。他着重讲解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历史。清朝在中央皇权体制下，以森林文化形态为主导统合其他文化形态，采用传统和创新结合的区域行政管理制度，即在各个地区，依据当地传统的治理方式、经济形态、文化习俗，施行相应的管理体制。在东北林区，先后设置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实行军府制、府县制、部落制，进行有效管辖。“中原汉族地区社会安定，森林文化同农耕文化统合取得成效”，继续明朝传统，实行行省制，以州县官牧民。在牧区，匈奴-蒙古是历代帝制社会难解的问题。清执政者经过“三祖三宗”六代一个半世纪，把蒙古问题解决。在亚洲地区的蒙古全部归属清朝，实现了对草原文化的统合。在高原区，通过册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重教尊俗、在藏驻军、设驻藏大臣，并依法执行《西藏善后章程》等，对高原文化统合，亦有明显之成效。在海洋区，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设府置县，科举取士，后设立台湾省。清盛时从黑龙江入海口、库页岛（萨哈林岛），沿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直到曾母暗沙，实现海洋文化统合。书中所述五个文化圈，占当时全国人口的90%、土地的90%以上。總之，清廷依靠“文化统合”而得以国祚绵延268年。
对于清朝的行政管理体制，笔者与阎崇年有相同的见解，不妨补充他的观点。笔者在《清代的历史特点》（《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0年第9期）一文中认为，清朝“在民族地区实行多种体制”：在蒙古地区实行旗盟制，清朝考虑到蒙古族领主社会具体情况，实行旗盟制度，由中央任命盟长、旗札萨克，使之按照中央法规行政，直属于中央理藩院。这一制度同满蒙联姻一起，成功地处理与蒙古人的关系，使历史上长期不能解决的“北患”问题消失了，不仅如此，清朝形成以满蒙为基干的统治集团，令蒙古始终是满洲的助力，军事方面，从入关时的从征，到镇压太平军、捻军，均起重要作用。在西藏实行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共治，尊重喇嘛教及其领袖，实行中央政府代表与民族地方首领共同治理的原则，由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共同管理西藏，此种制度在清朝灭亡之后仍有所延续。在东北满人故乡实行驻防将军制，设置奉天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实行旗民分治办法，由副都统管理旗人，府州县辖治汉民。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方针，由元代的改土酋为土司制，到清代的改土司为流官，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治理得以实现。在新疆维族地区，实行领主制的伯克制度，但不得世袭。在中原大地，设立行省，中央政府直接治理。总之，清朝实行多种体制的行政管理制度——郡县制、盟旗制、驻藏大臣制、驻防将军制、伯克制、驻防都统制，多种体制，均受中央政府管理，特别是在主权方面，如在西藏驻军，对外事务由驻藏大臣与达赖商定。造成多民族国家长期稳定。
4.森林文化未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更新导致衰亡
清朝为什么会灭亡，阎崇年给读者的答案，与崛起同样在森林文化中寻求，那就是森林文化与文化统合没有随着时代演进而不断求新，却固守着八旗制度，与农耕文化的某些内容始终处理不当，又无视资本主义新文化的冲击，终致衰亡，留给后世严肃的思考问题——中华文化与世界范围的主流文化关系的难题。阎崇年的叙述简单明确，兹分项转录于次：
满人控制行政首脑的固化。皇帝不必说了，内阁首辅亦然。清朝最高权力核心的“五大臣”，即内务府总管大臣、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内大臣，全是满人，个别蒙古人，没有汉人，且多属八旗满洲上三旗；而军机大臣领班几乎全是满人。这个体制，历朝延袭，没有变化。它没有反映五种文化形态的分别权益和总体状态。
旗人与八旗制度僵化。八旗圈占土地之后，也是凝固不变的：定身份、定旗分、定佐领、定住地、定钱粮、定土地、定婚姻、定职业等，把旗人圈在满城里，妨碍了文化融合。久而久之，旗人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这种文化封闭，影响文化融合。历史可鉴，金代实行的猛安谋克制度，猛安谋克户在整体上逐渐变成一个特权性、懒惰性、腐化性、寄生性的集团。他们享有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法治等特权，成为社会的特殊阶层。猛安谋克这根国家支柱、女真栋梁，无事则已，一旦有事，如腐柱支厦，稍遭风雨，轰然倒塌。清朝后期，没有处理好同汉人的文化统合，最后被孙中山“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所取代。
《森林帝国》是满洲清朝从明末崛起，入关统一中国，经历康乾之治的鼎盛终因森林文化没有更新发展，使得与农耕文化的汉人关系破裂，又在资本主义文化冲击下灭亡。这是一部前所未有的森林文化民族发展简史，森林帝国兴亡史。在这部创造性史书中，阎崇年使用文化史观总结出两条历史经验：第一，以文化之“统合”，求国家之“统一”；第二，文化统合，要开眼界，要能妥善处置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第一部研讨森林文化史的《森林帝国》问世，阎崇年丝毫没有满足感，因为他心中还有着建立森林文化史学的文化使命感，他说：“就东北亚乃至全球历史而言，提出建立森林文化史学的课题，主张重视森林文化在中国、在东北亚和在全球历史中的地位及其作用。在东北地区的同一纬度带上，存在着一条森林文化带，这一范围内的各个地域、各个族群，不仅文化相似，而且命运相通。”
他提出一个新领域的学术研究方向，是学术建设大业，非常可贵。他不只是倡议，更是身体力行，在《森林帝国》一书中对森林文化的内涵，森林文化与其他文化关系、森林文化是构成中华文化的组成要素，森林帝国的历史意义，都做出颇有建树的研究。他对森林文化的地域和内涵颇有见解，如认为“森林文化是指北半球冻土带以南的一条森林文化带，其各族群的部民，过着定居生活，为渔猎经济，兼以蓄养、采集等”。他在“森林文化素描”一章中，论及地理（含地理区位、自然因素、植物生态、森林生态）、经济（含渔猎经济、长于骑射、进贡方物、夷字释意）、文化（含祭祀主神、萨满信仰、语言文字、文学映象、历史记忆、敬畏林兽）、生活（含定居生活、饮食习惯、生活习俗、文化娱乐）与森林文化的关系，为建设森林文化史学提供依据内容。毫无疑问，阎崇年为森林文化史学研究开了个好头，可喜可贺。
阎崇年森林文化史研究延伸出另一个学术建议，即树立“大中华文化史观”，认为中国历史研究，不能只是关注中原地区，同时着力于边疆史，所以他说：“主要从中原观点来解释中华历史已经不能反映历史的全貌，应该跳出中原文化中心论的窠臼，将研究视线投射到中华所有地区和各个时代，投放到多种文化形态，投散到世界文化的视野，这样才能更公正客观地评价中华民族，在各个时代、在各个地区、在各个族群、在各种文化形态的交互关系中，其真实、全面的历史地位和文化贡献。所以，应当树立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之间，互相融合、互相补充、互相借鉴、互相推进，从而形成一主多元、共同发展的大中华历史文化观。”可见他的“大中华文化史观”与建立森林文化史学是关联的，互为补充的。
学术事业，“乃天下之公器”，是众人的事业。众所周知，一门学问的开创者是不可能将事情都做好，都做完，需要众人的参与及贡献，才可能做得完满。现在阎崇年已经在森林文化史研究中作出成绩，笔者相信他还会继续从事这个方向的研讨，学术界同仁也绝不会漠视他的建设森林文化史学的倡议，会逐渐参与这一领域的研治。
《森林帝国》的学术价值必将为同好所欣赏，但是阎崇年抱持谦虚心态，“期贤者，供讨论”。表示愿意探讨的态度。好吧，笔者提出三个请教问题。
一是需要有明确的“森林文化”定义，哪怕有供讨论的也好。阎崇年在书中谈到文化概念：“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它以地理要素及其社会要素为基础，既包括生产和生活的形态，又包括物质和精神的样态。”至于森林文化，提出决定它的地理、经济、文化、生活四种要素，却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他的著作以森林冠名，以森林文化为观察中国东北地区肃慎至满洲社会历史的主线，不给读者一个明确概念，似不相宜。当然了，给森林文化下定义，不管谁来做，都很难周全，都会引起讨论，这是很正常的，所以笔者还是建议阎崇年予以考虑。笔者也在网上看到有学者将森林文化概括为：“人类心灵与力量投射至森林之结果。”前面提到孟泽思的《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该书说：“树木在神话、传说和宇宙论中出现，表明一种世界观，即人与自然环境共生共存和互相依赖。”笔者受到启发，以为森林文化，是人与森林共生共存和互相依赖而产生的文化认知，在森林环境中主要从事渔猎经济，兼事采集，在观念上对森林有敬畏心理，产生神树崇拜。
二是赫图阿拉之问的准确提法。对于赫图阿拉之问，书中是这样写的：“满族是一个只有几十万人口的民族，军队也不过十万人，怎么会打败约有一万万人口、一百多万军队的明朝呢？”书中又说：“摄政睿亲王多尔衮辅佐顺治帝，抓住历史机遇，统兵进关，又同吴三桂合。于是，满、蒙、汉三股强大力量，对付摇摇欲坠的大明，其胜利不是历史之偶然，而是历史之必然。”这样的提问，认为清军打败明朝，在清军入关时，明朝处于“摇摇欲坠”状态。明清易代的历史，设若笼统地叙述，也可以这样说，但较真的话，那种说法就因不完全符合史实，就是不准确的了。历史的事实是：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祯帝自尽，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登基，三十日撤离北京。五月初三日，多尔衮领兵进京，同日福王朱由崧被留都（南京）文臣武将拥立为监国，五月十五日登皇帝位，为宏光帝，闰六月唐王朱聿键在福建称帝（隆武），九月十九日顺治帝进京，十月初一日举行登基大典。李自成进京，崇祯帝吊死煤山，明朝已经灭亡。在明亡五十多天后，清军才进入北京，而后击败明朝残余势力——南明诸王及李自成、张献忠诸部。不能因为明朝之后王朝是清朝，说成清朝战胜明朝、灭亡明朝。关键性的“提问”造词遣字，需要准确，请阎崇年再思索。
三是过度强调“合”“一”，是否相宜？阎崇年一再强调“合”：满族之所以兴起并取得全国政权，原因固多，择其关键，简而言之，是两个字：“合”与“一”，以文化之“统合”，求国家之“统一”。世界事物，人类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且将继续证明，一条颠扑不破的历史定律，这就是——分则小，合则大；分则寡，合则众；分则散，合则聚；分则弱，合则强；分则乱，合则治；分则辱，合则荣；分则败，合则胜；分则否，合则泰。中华文明发展宝贵经验在于两个字——“合”与“一”，实现中华文化多元统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统一。笔者认为，“合”“一”对国家的统一积极意义自然是无异议的，但把它绝对化，就需要考虑“分”与“合”的辩证关系了，其实“分”亦有意义，南北朝、辽金与两宋对峙，长江以南与闽粤就得到比统一时代更快速的发展。
阎崇年研讨森林文化史学和肃慎-满洲森林文化史，十年来经历了逐步深入的历程，他在2010年由北京出版社刊行的《北京文化史举要》一书中，对包括森林文化在内的五种文化形态的历史作用做了简要的论述，2014年发表《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2018年出版《森林帝国》，用森林文化的概念演绎东北地区从商周以来的满洲及其先民历史，成功地回答了森林帝國建立和维持强盛的原因。真正是“十年磨一剑”，其学术成就，令人瞩目。他提出建立森林文化史学的倡议，就值得学术界的鼓励，期待创意者陆续有更加精彩的森林文化史研究成果贡献于读者和学术界。
【作者简介】冯尔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清史、中国社会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湉湉】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8-0003-06
阎崇年教授论述清朝历史，冠以“森林”定语，名曰《森林帝国》（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别开生面，成为一部具有创造性的学术著作。他的立意不限于阐明清代兴亡史，更在呼吁创建森林文化史学——要從森林文化视角解析中国历史，并且给出东北森林文化广被地区从先秦肃慎到清朝满洲的三千年发展简史。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创新需要有学识，发前人之所未发，同时必须具备勇气与学者良心，敢于不理会成说、定论。阎崇年说：“就中国历史而言，将中国历史自商周以降三个千年，概括为五大文化相互碰撞、交流、统合、演进的过程。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既可以是阶级、族群、宗教、君王等，更可以是文化。”文化形态史观曾是主流意识形态批判对象，阎崇年谓文化可以视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敢于公开学术见解，是有学术良知的表现。
由于是创立森林文化史学新说，很难完善，笔者以为对富有学术价值的创意之作，宜持欢迎态度，共同参与新研究领域的探讨。下面将从四个方面叙述《森林帝国》的学术成就和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
阎崇年两度说明他的图书章节构成，和用森林文化为主线建构全书的意图。笔者阅读，感受到《森林帝国》的严谨结构，在叙说肃慎至满洲历史过程中，时时、处处指出森林文化的内涵、作用、与其他文化形态的关系，从而写出三千年森林文化族群发展简史。
1.叙事结构严谨
全书十章，讲的是森林文化族群进化史，开篇“引言：赫图阿拉之问”，提出讨论的议题，阐明写作主旨，末章“结语：赫图阿拉之答”，以此前后呼应。由于学术界缺乏森林文化史的课题研究，第二章的“中华文化地图”描画出森林文化的自然区域，阐述森林文化形态是中国五种文化形态之一，在三千年历史变局中应有一席之地的历史地位；森林文化形态既然鲜为人知，第三章“森林文化素描”绍述它的内涵，为演绎作者的“文化统合”观点的学术前提；接下来，从第四章“积淀：文化演进”、第五章“先声：渤海政权”、第六章“过渡：契丹建辽”、第七章“勃兴：女真建金”、第八章“崛起：森林帝国”、第九章“鼎盛：康乾之治”到第十章，依次叙述森林文化演进与森林文化族群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史，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史，就中突出满洲史。
2.创造、利用森林文化的满洲及其先世的发展简史
阎崇年声称：“《森林帝国》之全书，纵向以森林文化统合为脊骨和梁架作经线，横向以时间和空间的演变与交合做作纬线，分作十章三十四节，按照森林文化统合、演进的轨迹，森林文化与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高原文化、海洋文化等碰撞、统合的历史，进行历史与逻辑的阐述。”笔者理解他提出的森林文化的“统合”具有三种内涵：一是文化观念上的“合”，就是合的思维；二是治理政事的手段，即为一种治术；三是智慧形成的力量，运用到政治上，收到预期的效果。细观该书内容，诚如所言。
运用森林文化史观，阎崇年概述三千年东北森林文化民族发展史，即商周肃慎、秦汉挹娄、魏晋勿吉的森林文化经过约两千年的演化、积累，到唐朝出现靺鞨建立的渤海政权。而后，契丹建辽为文化过渡期，女真建金，成为森林文化族群第一个进入中原并有半壁河山的政权。又后，明代建州女真大发展，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后金，其继承人皇太极于崇祯九年（1636年）改国号“大清”，以森林文化为主体统合其他文化形态与民族，在崇祯十七年明亡之际，清朝统一中国，到乾隆二十年代建立伊犁将军衙署，森林帝国达到鼎盛。然而清朝长期不能妥善调处与汉人农耕文化不协调的因素，又遇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冲击，最终衰亡。
对这种森林文化民族发展简史，阎崇年是用森林文化主线，森林文化民族政权发生壮大史、与中原王朝关系史两条辅线交互作用展开叙述的。
（甲）在多元文化中，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由一种文化统合其他文化，东北地区森林文化居主导地位。“各种文化之间，相互碰撞、统合，彼此交汇、融合，但是每一地域均有其主导文化。”肃慎、挹娄、勿吉的历史表明，时间不同，地域不同，地域产物也不同——偏北濒临江河湖海、捕捞文化更浓一些，偏南濒临平川沃土、农耕文化更重一些，但就其总体来说，他们属于森林文化，而不属于草原文化。渤海国延续肃慎、挹娄、勿吉等森林文化传统；它的建立，意味着靺鞨人以森林文化为主线，统合农耕文化、游牧文化，迈出了通向森林帝国的第一步。“满洲实现了女真内部的统合，又完成了东北森林文化的统合，继以森林文化为枢纽，统合了农耕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和海洋文化，实现了中华文明的大统合，建立了后金-大清这个森林帝国。这是清朝兴起、统一、鼎盛和延祚的文化根因。”
（乙）森林文化民族发展壮大与中原政权关系。势力弱小时，处于部落联盟阶段，向中原王朝纳贡，如周代，肃慎“贡楛矢石砮”；势力达到一定程度，建立二重性政权，如渤海国王，拥有独立自主权，同时受唐朝册封，是实际意义上的羁縻州，此种政权，用阎崇年的话是具有“双面色彩”；势力壮大，在渤海靺鞨建国的历史记忆基础上，建设具有半壁河山的金朝，与南宋对峙；进一步壮大，叩打中原王朝的大门，建立大清森林帝国。如此，森林文化民族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积淀，经历文化统合到崛起鼎盛。
行文至此，可知阎崇年撰著《森林帝国》，开宗明义提出森林帝国何以建立及森林文化形态的议题，接着叙述森林文化创造者、利用者满洲及其先民的政权、经济、文化发展史，即从先秦的肃慎，历经汉晋的挹娄、勿吉，唐代的渤海，宋代的金人，晚明的后金，至满洲统一中国，建成强盛的清帝国。这是一部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富有开创性的学术专著，给学术界贡献出第一部森林文化民族发展简史、第一部森林帝国史。
从满洲人渔猎经济的围猎方式，阎崇年发现他们具有“统合”意识，运用到政治、文化方面，统合不同民族、不同生产方式人群为一体，建立八旗制度，以满洲、漠南蒙古和部分汉人的三股力量问鼎中原，建立清帝国，并维持268年之久。
1.满洲统一中国、维持统治凭借的是“统合”思想与政治谋略
阎崇年认为森林文化的族群居民有着协作性的性格特征，因为“狩猎一般是围猎，从四面八方围堵捕获猎物，必须协同合作”。他进一步比较农耕、草原、高原、海洋、森林五种文化形态的劳作方法，虽然都是以“户”为单位的个体经济，但森林文化的生产者不同于其他民众，他们狩猎中的“围猎”，也叫“合围”，特点是“合”。后金、清朝的八旗组织源于“围猎”。“合”是森林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森林文化的部民重“合”，就是注重统合。阎崇年进而认为“文化统合是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是清朝由关外一隅，统一中国的法宝，也是它在森林文化主导下首先进行了自身统合，进而同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高原文化、海洋文化进行碰撞、交融而达到文化统合的法宝。不仅在统一中发挥作用，在巩固江山上依然如此：“统合”是清朝太祖到高宗六帝“执政的一个核心理念、基本国策，藉以形成较长时期的鼎盛局面”。
2.统合思想的实践，促成清朝统一中国
为什么满人能够入关统一中国？阎崇年指出后金在统合思想主导下汇合三种实力和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力量混一天下，不是单单的满洲人一股力量。清朝的肇造者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先期统一满洲诸部，创立八旗制度，融合了满洲人、内蒙古蒙古人和辽东汉人，以这种联盟强势，在明末中原处于分崩离析状态下，入关消灭李自成大顺军、张献忠大西军、南明四王诸集团，从而统一中华。且看他具体说明：
（甲）四元文化的统合。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以森林文化为根基，不仅极力吸收农耕、草原文化，而且极力汲取高原文化、藏传佛教。皇太极与西藏达赖喇嘛信件往来，崇德七年（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派遣使团前往盛京（今沈阳），朝觐皇太极，随带藏巴汗、四世班禅等写给皇太极的信件，次年，皇太极写给前述政教首领圣旨，由使团带回西藏。盛京宫庙坛寺的规划，受西藏高原文化影响，如按藏传佛教曼陀罗（坛城）佛理，除兴建皇宫，还兴建四塔。达赖喇嘛称盛京为“莲花之城”，尊称皇太极为“曼珠师利大皇帝”。皇太极在盛京兴建莲华净土实胜寺，崇德三年落成，亲自出席告成盛典，率众行三跪九叩大礼。实胜寺“东西建石碑二：东一碑，前镌满洲字，后镌汉字；西一碑，前镌蒙古字，后镌图白忒字”。寺庙碑文的满蒙汉三种文字，体现满蒙汉人联合、森林文化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高原文化的统合。
（乙）创建八旗制度。努尔哈赤基于女真人的森林围猎习俗，寻觅到整合社会力量的制度，在万历四十三年创立满洲八旗制度。这一制度不仅是军事制度，也是政治、行政、经济、司法、宗族等的管理规制。它把女真社会精英和部民，从涣散、分隔状态，以军事组织形式，进行统合，加以编制，而成为后金社会的纽带。通过八旗制度这条纽带，将分散的女真部民，统合、统制、统一、统领，而形成一个巨大铁拳。这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一大创新。八旗制度于女真、满洲、于清王朝犹如树之根本、人之灵魂。这个制度的兴盛衰亡与大清的兴盛衰亡同步。最能反映满洲属于森林文化的制度映像，就是八旗制度。清朝兴也八旗，亡也八旗。这是满洲、大清的生命所在，灵魂所依。
（丙）满蒙联盟之建立。皇太极三次发兵征讨察哈尔蒙古大汗林丹汗，在天聪九年（崇祯八年，1635年）的战争中，黄金家族林丹汗败逃青海而亡，其妻、子投降后金，其所持“传国宝玺”归于后金。皇太极继其父推行联姻、编旗、封赏、重教等举措，实现满蒙文化融合。至此实现满洲与漠南蒙古的联盟。
（丁）皇太极改族名为满洲、国号为大清，森林帝国初露端倪。后金经过多年征抚，不仅已经吞并哈达、辉发、乌拉、叶赫，而且重新整合东海女真、黑龙江女真。还有大量汉人、蒙古人、朝鲜人、锡伯人、达斡尔人、鄂伦春人、鄂温克人、虎尔哈人、赫哲人等，同满洲文化融合，民族成分变化极大，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这个新民族共同体，需要众人认同的族名。为此，皇太极于天聪九年發布改族名为满洲的《汗谕》，以更改族名体现新的政治现实、新的民族现实、新的文化现实和新的经济现实，是为了建立新皇朝的政治之需、文化之需。翌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举行改元登极大典，满洲、蒙古、汉人分别恭奉满、蒙、汉三体表文、分捧宝玺，共尊皇太极为皇帝。表明满洲森林文化、蒙古草原文化、汉族农耕文化的统合，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显现满洲森林帝国的崛起。
（戊）取代明朝，是历史的必然。明成祖之后，明朝举国之力应对蒙古，依然发生明英宗被俘的正统己巳之变，蒙古土默特部兵临北京的嘉靖庚戌之变。明朝对付用一个拳头打来的蒙古尚且如此，后金的满蒙联盟两个拳头同时打来，崇祯帝如何招架得住！再后，大清统合辽东汉人，建立八旗汉军，又同朝鲜结成“君臣之盟”。后金在东北等区域建立了广阔而牢固的基地，约有四百万平方公里。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三个拳头同时打来，关内还有李自成、张献忠等多股农民军的力量，明朝便招架不住了。皇太极崩逝后，摄政睿亲王多尔衮辅佐顺治帝，抓住历史机遇，统兵进关，又同吴三桂联合，对付摇摇欲坠的大明，其胜利不是历史之偶然，而是历史之必然。
清朝取代明朝，胜利的取得，史家多有不一的解读，如同阎崇年归纳的几种。笔者则要举出二则外国人的说法，一位是[美]孟泽思在《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所言：“满人通过征服以及与蒙古人、其他部族和归附的汉人缔结联盟，终于获得了在东北地区的统治权。”他又说：“汉族拓荒者移居到辽东平原与满洲兴起与强大有关，也是满洲兴起与强大的重要因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赵珍译，第59～61、19页，2009年）认为满蒙汉联盟，使得满洲获得在东北的统治权，在认识上接近阎崇年的满洲崛起原因。清朝为什么能够统一中国，康熙间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年）说出了一种原因：“当时鞑靼人实际上是在汉族人自相残杀、他们中最骁勇的将领投降鞑靼军转而攻打本国军队的情况下，才几乎不费吹灰之力而得以统治中国的。”（[德]莱布尼茨（G.ottfrido Guilelmo Leibnitio，1646—1716年）《中国近事》，大象出版社，梅谦立等译，2005年，第64页）着眼于汉人内部的分崩离析，没有注意到满洲本体能量，未能对事情有全面认识。二则事例，从一个侧面表明阎崇年认知的深刻性。
3.统合文化造成清朝鼎盛和长期维系统治
阎崇年将清朝国祚绵延归结为：清朝定都北京后，经过“康乾之治”的文化统合，即以森林文化为纽带，统合农耕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及海洋文化，建立多元一统的中华文明帝国。满洲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占据主导或主流地位，清帝成为中华共主，取得了巩固的地位。他着重讲解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历史。清朝在中央皇权体制下，以森林文化形态为主导统合其他文化形态，采用传统和创新结合的区域行政管理制度，即在各个地区，依据当地传统的治理方式、经济形态、文化习俗，施行相应的管理体制。在东北林区，先后设置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实行军府制、府县制、部落制，进行有效管辖。“中原汉族地区社会安定，森林文化同农耕文化统合取得成效”，继续明朝传统，实行行省制，以州县官牧民。在牧区，匈奴-蒙古是历代帝制社会难解的问题。清执政者经过“三祖三宗”六代一个半世纪，把蒙古问题解决。在亚洲地区的蒙古全部归属清朝，实现了对草原文化的统合。在高原区，通过册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重教尊俗、在藏驻军、设驻藏大臣，并依法执行《西藏善后章程》等，对高原文化统合，亦有明显之成效。在海洋区，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设府置县，科举取士，后设立台湾省。清盛时从黑龙江入海口、库页岛（萨哈林岛），沿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直到曾母暗沙，实现海洋文化统合。书中所述五个文化圈，占当时全国人口的90%、土地的90%以上。總之，清廷依靠“文化统合”而得以国祚绵延268年。
对于清朝的行政管理体制，笔者与阎崇年有相同的见解，不妨补充他的观点。笔者在《清代的历史特点》（《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0年第9期）一文中认为，清朝“在民族地区实行多种体制”：在蒙古地区实行旗盟制，清朝考虑到蒙古族领主社会具体情况，实行旗盟制度，由中央任命盟长、旗札萨克，使之按照中央法规行政，直属于中央理藩院。这一制度同满蒙联姻一起，成功地处理与蒙古人的关系，使历史上长期不能解决的“北患”问题消失了，不仅如此，清朝形成以满蒙为基干的统治集团，令蒙古始终是满洲的助力，军事方面，从入关时的从征，到镇压太平军、捻军，均起重要作用。在西藏实行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共治，尊重喇嘛教及其领袖，实行中央政府代表与民族地方首领共同治理的原则，由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共同管理西藏，此种制度在清朝灭亡之后仍有所延续。在东北满人故乡实行驻防将军制，设置奉天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实行旗民分治办法，由副都统管理旗人，府州县辖治汉民。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方针，由元代的改土酋为土司制，到清代的改土司为流官，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治理得以实现。在新疆维族地区，实行领主制的伯克制度，但不得世袭。在中原大地，设立行省，中央政府直接治理。总之，清朝实行多种体制的行政管理制度——郡县制、盟旗制、驻藏大臣制、驻防将军制、伯克制、驻防都统制，多种体制，均受中央政府管理，特别是在主权方面，如在西藏驻军，对外事务由驻藏大臣与达赖商定。造成多民族国家长期稳定。
4.森林文化未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更新导致衰亡
清朝为什么会灭亡，阎崇年给读者的答案，与崛起同样在森林文化中寻求，那就是森林文化与文化统合没有随着时代演进而不断求新，却固守着八旗制度，与农耕文化的某些内容始终处理不当，又无视资本主义新文化的冲击，终致衰亡，留给后世严肃的思考问题——中华文化与世界范围的主流文化关系的难题。阎崇年的叙述简单明确，兹分项转录于次：
满人控制行政首脑的固化。皇帝不必说了，内阁首辅亦然。清朝最高权力核心的“五大臣”，即内务府总管大臣、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内大臣，全是满人，个别蒙古人，没有汉人，且多属八旗满洲上三旗；而军机大臣领班几乎全是满人。这个体制，历朝延袭，没有变化。它没有反映五种文化形态的分别权益和总体状态。
旗人与八旗制度僵化。八旗圈占土地之后，也是凝固不变的：定身份、定旗分、定佐领、定住地、定钱粮、定土地、定婚姻、定职业等，把旗人圈在满城里，妨碍了文化融合。久而久之，旗人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这种文化封闭，影响文化融合。历史可鉴，金代实行的猛安谋克制度，猛安谋克户在整体上逐渐变成一个特权性、懒惰性、腐化性、寄生性的集团。他们享有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法治等特权，成为社会的特殊阶层。猛安谋克这根国家支柱、女真栋梁，无事则已，一旦有事，如腐柱支厦，稍遭风雨，轰然倒塌。清朝后期，没有处理好同汉人的文化统合，最后被孙中山“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所取代。
《森林帝国》是满洲清朝从明末崛起，入关统一中国，经历康乾之治的鼎盛终因森林文化没有更新发展，使得与农耕文化的汉人关系破裂，又在资本主义文化冲击下灭亡。这是一部前所未有的森林文化民族发展简史，森林帝国兴亡史。在这部创造性史书中，阎崇年使用文化史观总结出两条历史经验：第一，以文化之“统合”，求国家之“统一”；第二，文化统合，要开眼界，要能妥善处置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第一部研讨森林文化史的《森林帝国》问世，阎崇年丝毫没有满足感，因为他心中还有着建立森林文化史学的文化使命感，他说：“就东北亚乃至全球历史而言，提出建立森林文化史学的课题，主张重视森林文化在中国、在东北亚和在全球历史中的地位及其作用。在东北地区的同一纬度带上，存在着一条森林文化带，这一范围内的各个地域、各个族群，不仅文化相似，而且命运相通。”
他提出一个新领域的学术研究方向，是学术建设大业，非常可贵。他不只是倡议，更是身体力行，在《森林帝国》一书中对森林文化的内涵，森林文化与其他文化关系、森林文化是构成中华文化的组成要素，森林帝国的历史意义，都做出颇有建树的研究。他对森林文化的地域和内涵颇有见解，如认为“森林文化是指北半球冻土带以南的一条森林文化带，其各族群的部民，过着定居生活，为渔猎经济，兼以蓄养、采集等”。他在“森林文化素描”一章中，论及地理（含地理区位、自然因素、植物生态、森林生态）、经济（含渔猎经济、长于骑射、进贡方物、夷字释意）、文化（含祭祀主神、萨满信仰、语言文字、文学映象、历史记忆、敬畏林兽）、生活（含定居生活、饮食习惯、生活习俗、文化娱乐）与森林文化的关系，为建设森林文化史学提供依据内容。毫无疑问，阎崇年为森林文化史学研究开了个好头，可喜可贺。
阎崇年森林文化史研究延伸出另一个学术建议，即树立“大中华文化史观”，认为中国历史研究，不能只是关注中原地区，同时着力于边疆史，所以他说：“主要从中原观点来解释中华历史已经不能反映历史的全貌，应该跳出中原文化中心论的窠臼，将研究视线投射到中华所有地区和各个时代，投放到多种文化形态，投散到世界文化的视野，这样才能更公正客观地评价中华民族，在各个时代、在各个地区、在各个族群、在各种文化形态的交互关系中，其真实、全面的历史地位和文化贡献。所以，应当树立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之间，互相融合、互相补充、互相借鉴、互相推进，从而形成一主多元、共同发展的大中华历史文化观。”可见他的“大中华文化史观”与建立森林文化史学是关联的，互为补充的。
学术事业，“乃天下之公器”，是众人的事业。众所周知，一门学问的开创者是不可能将事情都做好，都做完，需要众人的参与及贡献，才可能做得完满。现在阎崇年已经在森林文化史研究中作出成绩，笔者相信他还会继续从事这个方向的研讨，学术界同仁也绝不会漠视他的建设森林文化史学的倡议，会逐渐参与这一领域的研治。
《森林帝国》的学术价值必将为同好所欣赏，但是阎崇年抱持谦虚心态，“期贤者，供讨论”。表示愿意探讨的态度。好吧，笔者提出三个请教问题。
一是需要有明确的“森林文化”定义，哪怕有供讨论的也好。阎崇年在书中谈到文化概念：“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它以地理要素及其社会要素为基础，既包括生产和生活的形态，又包括物质和精神的样态。”至于森林文化，提出决定它的地理、经济、文化、生活四种要素，却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他的著作以森林冠名，以森林文化为观察中国东北地区肃慎至满洲社会历史的主线，不给读者一个明确概念，似不相宜。当然了，给森林文化下定义，不管谁来做，都很难周全，都会引起讨论，这是很正常的，所以笔者还是建议阎崇年予以考虑。笔者也在网上看到有学者将森林文化概括为：“人类心灵与力量投射至森林之结果。”前面提到孟泽思的《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该书说：“树木在神话、传说和宇宙论中出现，表明一种世界观，即人与自然环境共生共存和互相依赖。”笔者受到启发，以为森林文化，是人与森林共生共存和互相依赖而产生的文化认知，在森林环境中主要从事渔猎经济，兼事采集，在观念上对森林有敬畏心理，产生神树崇拜。
二是赫图阿拉之问的准确提法。对于赫图阿拉之问，书中是这样写的：“满族是一个只有几十万人口的民族，军队也不过十万人，怎么会打败约有一万万人口、一百多万军队的明朝呢？”书中又说：“摄政睿亲王多尔衮辅佐顺治帝，抓住历史机遇，统兵进关，又同吴三桂合。于是，满、蒙、汉三股强大力量，对付摇摇欲坠的大明，其胜利不是历史之偶然，而是历史之必然。”这样的提问，认为清军打败明朝，在清军入关时，明朝处于“摇摇欲坠”状态。明清易代的历史，设若笼统地叙述，也可以这样说，但较真的话，那种说法就因不完全符合史实，就是不准确的了。历史的事实是：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祯帝自尽，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登基，三十日撤离北京。五月初三日，多尔衮领兵进京，同日福王朱由崧被留都（南京）文臣武将拥立为监国，五月十五日登皇帝位，为宏光帝，闰六月唐王朱聿键在福建称帝（隆武），九月十九日顺治帝进京，十月初一日举行登基大典。李自成进京，崇祯帝吊死煤山，明朝已经灭亡。在明亡五十多天后，清军才进入北京，而后击败明朝残余势力——南明诸王及李自成、张献忠诸部。不能因为明朝之后王朝是清朝，说成清朝战胜明朝、灭亡明朝。关键性的“提问”造词遣字，需要准确，请阎崇年再思索。
三是过度强调“合”“一”，是否相宜？阎崇年一再强调“合”：满族之所以兴起并取得全国政权，原因固多，择其关键，简而言之，是两个字：“合”与“一”，以文化之“统合”，求国家之“统一”。世界事物，人类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且将继续证明，一条颠扑不破的历史定律，这就是——分则小，合则大；分则寡，合则众；分则散，合则聚；分则弱，合则强；分则乱，合则治；分则辱，合则荣；分则败，合则胜；分则否，合则泰。中华文明发展宝贵经验在于两个字——“合”与“一”，实现中华文化多元统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统一。笔者认为，“合”“一”对国家的统一积极意义自然是无异议的，但把它绝对化，就需要考虑“分”与“合”的辩证关系了，其实“分”亦有意义，南北朝、辽金与两宋对峙，长江以南与闽粤就得到比统一时代更快速的发展。
阎崇年研讨森林文化史学和肃慎-满洲森林文化史，十年来经历了逐步深入的历程，他在2010年由北京出版社刊行的《北京文化史举要》一书中，对包括森林文化在内的五种文化形态的历史作用做了简要的论述，2014年发表《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2018年出版《森林帝国》，用森林文化的概念演绎东北地区从商周以来的满洲及其先民历史，成功地回答了森林帝國建立和维持强盛的原因。真正是“十年磨一剑”，其学术成就，令人瞩目。他提出建立森林文化史学的倡议，就值得学术界的鼓励，期待创意者陆续有更加精彩的森林文化史研究成果贡献于读者和学术界。
【作者简介】冯尔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清史、中国社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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