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却的“东四省”问题

摘 要 历史上曾存在有别于“东三省”的“东四省”概念,学术界对此的关注很不够。“东四省”概念流行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体现之一是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目的在于东四省而非东三省,二是名流等相关记忆可资佐证。九一八事变后,我国舆论界对日本侵略东四省的揭露可分为两类,一是介绍东四省物产资源,二是直接报导日寇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侵略行径。倡导收复东四省的舆论,主要体现为直接电请、要人政见及文学形式的抒发等几个方面。我国政治层面上对日本侵略东四省的抵制,包括内部反抗的报导、政府表态、选举及展览体现、召开纪念会等。经济层面抵制日寇侵略东四省,主要是抵制日货及东四省展览。总之,东四省问题是今天的人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忘却的历史。
关键词东四省,东三省,满洲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8)18-0009-12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卢沟桥事变,是我国局部抗战阶段,这一时期学术界多强调东三省(奉天、吉林、黑龙江),其实东四省(加上热河)才是更应该强调的。因为这关系到日本侵华的范围和程度,同时东四省也是抗战时期舆论界的关注所在。目前学术界对于东四省问题,相关研究多只是偶有提及,①很少关注;另外,1961年《辞海试行本》解释词条“东四省”时道:“我国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及旧热河省,抗日战争以前,也合称东四省。”②不确,因为抗战后亦有“东四省”的说法。有鉴于此,本文拟以东四省为视点,厘清其演变脉络,进而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东四省”概念流行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目的在于东四省而非东三省,其二,名流等相关记忆可资佐证。
(一)日寇的初期目标是东四省而非东三省
“东三省”的概念由来要早,乾隆年间刻本阿桂之《军需则例》就曾提到“东三省”。③道光刻本伯麟之《兵部处分则例》“东三省驻防承审迟延”篇目中也提到“东三省”,包括“盛京、吉林、黑龙江”。④1872年《申报》另载:“盛京、吉林、黑龙江,号东三省,为满州根本重地。”⑤光绪年间王先谦证补的《释名疏证补》亦道,“以盛京吉林黑龙江为东三省”。⑥
至于“东四省”,则要晚很多,是到了1929年12月29日张学良东北易帜,国民政府随即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并将热河省归入东北,成为东四省。⑦之后,“东四省”概念开始流行。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九一八事变之前,张学良统治的东北,不是东三省,而是东四省。对此,日本人是很清楚的。1930年11月27日《申报》载称:
沈阳通信,日本侵略满蒙,野心昭著,已为国人所共悉,最近日报奉天每日新闻,载有日人武内生所著之“我国满蒙政策已陷正面之危机”,不啻自揭其面目,原文如次……最近东四省当局与德意志财团间,以建设满蒙三大干线之目的,正着手进行五千万元之大借款,实又为新国际的威胁,如是我国作满蒙政策之枢纽之满蒙铁道政策,今已直临内外破绽之危机,而陷于非常之难局。基以上之原因,为满蒙政策主体之满铁,在过去六个月间,铁道收入,超过一千万元之大减收,本年度之预算,愈觉烦恼,起初认为预定减收一分者,经实质的考查,恐将达减收七分八分之难境,但此时作大局之观察,本问题之重心安在,已不待言,是大支那侧自主的铁道之敷设彻底实行与否,国际之动静如何,支那统一与东四省之关系,以此为转移,以定我国满蒙所得权之伸缩……①
所谓“东四省当局”,说明日本谋划侵略中国时“东北”的概念,不是东三省,而是东四省,这也是强调“东四省”概念的意义所在。
1932年1月,荒木贞夫作为陆军大臣前往枢密院接受质询。一位顾问官问日本军人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目的、目标及其范围是什么?荒木回答道:“目的是维持满洲治安,目标是张学良,范围是张学良统治下的东四省。”“不是东三省吗?”“那是过去。张学良亲自说过,包括热河在内,是东四省。”②亦可佐证。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对东北的入侵,有一个过程,即先由东三省进而占领热河并吞东四省,热河失守应与九一八事变联系在一起理解,热河抗战亦应与东三省抗战一体认知,即东四省抗战。
张学良对日本侵吞东四省的野心洞悉无遗,据1931年10月6日《申报》载,他针对日本煽动满蒙独立暗流,“以兹事关系东北存亡,不容漠视,已电请中央速命施肇基代表向国联理事会为紧急严重之抗议,同时并由外交部电令驻日公使蒋作宾,质问日本政府,其口头声明及答复大要如下:中国声明,据报载我东四省有企图建设独立政府之组织,此等破坏中华民国领土之举动,在贵国军队未撤退以前,我国政府无法制止,贵国政府应负完全责任,为此知照贵大臣,烦即示覆为荷”。③此时据九一八事变仅仅半个多月,日军在东北刚刚展开,张学良就提及东四省问题,并以政府行为交涉,于此可知,九一八事变本身就意味着东四省的危机,而绝非东三省。
事件的发展果如张学良所担心的那样,日军在占领了东三省之后,逐步向热河伸展。据1932年12月11日《申报》报道:“日军于八日夜进犯山海关,热河方面,日来亦有进犯准备,此系日方有计划之侵略政策。本年六七月间即盛传日军将于国联开會时,扰乱华北,进寇热河,俾国联对中日争端,陷于无法调解之地位,而完成其吞并所谓‘东四省之野心,故华北及热河形势,随时有恶化之可能,官方对此现甚注意。”④12月25日《申报》又载:“(南京)京某机关接特别报告,日本最近又由国内调兵一师团,取道朝鲜,赴东三省,表面换防,实则并未见一兵一卒,由东省撤回日本或图侵略热河,以遂并吞东四省计划。”⑤1933年4月17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小矶中将在日本下关对日本记者说:“热河军事行动已告一段落,此次行动如此迅速解决,系出意外,东四省大集团之反日抗满义军已结束,各地之小集团尚需相当时间,自能肃清。”⑥日本实现了侵吞东四省的野心。
(二)名流等相关记忆的佐证
“东四省”概念在30年代的风行,从名流的相关记载亦可获悉。
1934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精神训话,⑦文中18次提到“东四省”。文中说,“凡是革命军人,大家要知道,我们不做中國军人则已,如果做了中国的军人,就要认识中国国防这重要,立志非收复东四省的失地不可”;“日本人占领我们东四省,就决不是从民国廿年‘九一八起到廿二年长城战争为止这两年工夫所能够占领的,他在‘九一八以前,就是在第一次日俄战争以后,就做占领东北的准备工夫,所以他实在早已用了卅年的工夫了”;“我们只要拿去年在长城附近和他抵抗的办法来和他抵抗,他要占领华北,就绝对没有占领东四省那样容易”。①
1935年1月12日,王世杰在日记中说,自1933年5月底《塘沽协定》签订后,“汪蒋两公对日之态度与政策,日趋于妥协。日本方面要求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汪蒋均主迁就。予以此事将影响政府对东四省之原来立场,力争无效”。②
1935年,“胡适氏曾有言曰,‘华北停战虽不能使敌人将东四省退出一尺一寸,至少也应该使他们不得在东四省以外多占一尺一寸的土地。至于最近,胡氏慨然曰,‘现在看来,我完全错了。”③
1937年7月12日《平刚日记》道:“永昌来,持报来云,今日又见日本在北平仍继续军事进行,昨日人家稍停止以待军实,中国则大呼微幸,谓为和平解决矣。中国上下莫不一致在自相欺诓……无怪乎失东三省、东四省、北五省乃至于沿海长江,由一年乃至过去数年,俨若无事者然。”④1937年,平刚是贵州省临时参议会议长。
同年的10月13日,邹韬奋在上海《抵抗》三日刊第17号载文名为《旧事重提》,此文中所言之旧事,“是在民国廿一年一月间的事情。当时在‘九一八不抵抗而沦亡东四省之后,全国愤慨,东北义勇军纷起血战抗日,义声远震,国人对于义军属望殷切……”⑤
也是在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延安与伦敦《每日导报》记者的谈话中说:“如果说过去日寇差不多不费一点气力唾手而得东四省,现在就非经过血战的代价不能占领中国的土地了。”⑥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文中道:“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经过侵略东四省的第一步骤,进到准备并实行向全中国侵略的第二步骤。”⑦
40年代,提及“东四省”的相对较少,不过仍然有。如1940年1月20日《申报》载,“因西伯利亚高气压现向东南东进行,并不向南南东推进,故其所受影响之处,为东四省一带”。⑧
当时外国报纸也提及“东四省”,如《密勒氏评论报》称:“东北的义勇军大多数是东四省的民众,其中也有不少朝鲜人参加,在热境的义勇军更有一部分蒙古人。”⑨之后到1955年苏联出版的莫柴也夫之《中国的东北》一书中亦称,东四省及内蒙的东部(大兴安岭及其西邻的高平原),总面积约为160万平方公里。⑩
2014年5月19日,抗日战争的亲历者、见证者张思九回忆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沈阳奉天炸火车事件,强占了我东四省”。{11}岁月并不能抹去张思九的“东四省”记忆。
九一八事变后,我国舆论界对日本侵略东四省连篇累牍,揭露其滔天罪行。至于相关内容可分为两类,一是介绍东四省物产资源,二是直接报导日寇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侵略行径。
(一)介绍东四省物产资源
东四省物产资源十分丰富,1932年,毛仿梅撰文《日人之丝织满蒙手帕》说:“昨日参观中华学艺社之美术展览会,在申报摄影社出品展览室中,见日人所制丝织手帕一帧,系李荫覃先生所藏,详绘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外蒙古诸省地图,与日本隔海而立,以奉天、吉林两省为最详。而旅顺、威海卫之险要,营口、山海关之修阻,阅之一目了然。手帕下方,附印满蒙一览,署昭和五年,载明面积(东四省)六万五千六百方里,人口三千三百七十万,既耕地一千三百万町步,农产物约十三亿圆,日本人二十二万。(附属地共)”对此,作者感慨道:
吾人观此,可知日人之欲攫取满蒙,其处心积虑,无孔不入,即一手帕之微,亦必联绘满蒙与日本之地图于其上,可谓极侵略之能事矣!尝闻日本之小学生,对于满蒙之面积人口形势气候物产交通等等,皆能了如指掌,而吾中华之国民,反觉茫然,予对此手帕,三复揣摩,实汗颜无地焉。①
1934年,徐肇骏之文《东四省为我国民族生命腺之史地观》指出:中国面积,共为427.8万方里,人口为4.44万,总计失地之面积,占全国面积11.5%,丧失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实我国空前之奇变。②
1936年署名“君朋”者撰文《东北四省有些什么?》道:
惨痛的“九一八”纪念日,一刹那已过去了,今年是五周年了。但当你们悲痛中,可曾想到日本为什么要夺取呢?就是为了东北四省物产很富,是我国的命脉。那么,对于“东北四省有些什么呢”?这里我便略略地写一些在下面:东北有那四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中面积,以黑龙江为最,热河最小。辽宁省,面积约八十五万方里,住民约一千三百四十余万,汉族最多,满蒙族次之。吉林省,面积约八十八万方里,住民不足六百万。黑龙江省,面积约一百七十八万余方里,人口不过五百万。热河省,面积约五十八万方里,人口约三百八十余万。前次本刊上董逊君说,日本面积只有十五万二千三百余方里,但东四省面积,共计有四百零九万方里,大家比较起来,真是天差地远了。(一)辽宁 本溪系产无烟煤,年产三十万余吨,烟台无烟煤,日出只数百吨,抚顺矿地延长五里,年产一万一千吨以上,皆由本溪湖煤铁公司经营。其它金,银,滑石,石棉皆产之。长白山富于森林,人参为特产。辽河沿岸,产豆和高粱,沿海有鱼盐之利;野蚕产于岫岩至宽甸一带。(二)吉林……(三)黑龙江……(四)热河……
至于文章的用意,作者在结尾明言:“诸位小朋友!看了以上四省的富源,希望你们将来去收回它,才不辜负我做这篇文章的目的。”③
1940年,《学习生活》杂志在“抗战地理”栏目中,分上下两课介绍了东四省的物产等方方面面。④
(二)对日寇侵略东四省行径的直接报导
1.经济方面
首先是移民。1933年5月16日《申报》载:“据东京朝日新闻载称,现任南满铁道总裁八田氏目下正在东京与日政府各方秘密图谋,向我东四省之移民事业,以达到满洲完全殖民地化之目的,顷八田已结束与拓务省当局关于此问题之讨论,更将与各方会合进谋具体实现之方计,其计划之主要内容为组织满洲农地开拓会社另设立一投资机关,备有三千万及至四千万元资本之金□公司,以资本金之二千万元收买满洲之农耕地,待日人之自由移殖,由十五年年赋法之规定,创设自耕农,总计须收容二十万家族,而有百万人口之农业移民,该项计划将列入拓务省明年度预算中之新规事业,该新闻又称拓务省举行第二次赴满洲之武装移民,业已在东北、北陆、中部、关东等全日本十八府县选录合格者七百名,本月十五日再作一次考选后,采用五百名,即调往群马县陆军厂舍,实施紧急军事训练,预定于七月上旬出发,开赴满洲,日人称之为前卫移民。”⑤1937年,《农业建设》还载文《日本移“满”农民激增》,⑥《铎声》载文《鳞爪》,⑦《实行》载文《东四省日鲜人已达百五十万 职业比率中国人全落后》,⑧纷纷予以报导。
其次是铁路。1933年9月1日华联社电曰:“东京南满洲铁路公司派其顾问返国,与铁道省商定我国有铁路经营方法,九一八后我国有铁路被日方所夺者共有十路,即沈海路、奉山路、吉海路、吉长路、四洮路、洮昂路、洮索路、齐克路及呼海路之十条路线,日方决分为四大系统经营,设四铁路局管理之,第一路局管理奉山及沈海,第二路局管理四洮、洮昂及洮索,第三路局管理呼海、齐克及海克,第四路局管理吉长、吉敦及敦图等各路,各路局长由日人出任之,各路之高级职员,第一批人员由日铁道省聘用三百人,九月中赴满就职,第二批陆续到任,中东路收买后,俄籍职员全部以日人代之。”“据满铁方面消息,九一八以后,日人在武力掩護之下,筑造敦化天图间之铁路,即所谓吉会路之未完成铁路,日方定今日起开始营业,正式通车,经朝鲜连络日本,此铁路为日本对俄之最要军事铁路,田中义一及日陆军所力争之铁路,今日正式开通,日人甚引以为得意之大事业。”同一天路透电亦报导:“陆相荒木今日在内阁会议中报告吉会铁路已于八月三十一日竣工,由承造之南满铁路公司交与‘满洲国,‘满洲国已委托该公司自九月一日起管理该路,按该路长七百公里,在军事上与商业上甚关重要,经过吉林接通长春延吉,使长春益近日本海。”①同年,《时事月报》另载文《日积极经营我东四省铁路》②、(北平)《东北》载文《日伪间交通干线与高速通信设施:看看日人如何经营东四省!》③进行了揭露。1936年和1937年,亦不断有文章报导东四省铁路。④
此外,则是日本以东四省大豆换取德国飞机。1938年,“日航空公司,现拟向德国接洽购买此次由德飞日之康德式机三架,每架值八十万日元,此为日本购买外国飞机最高之代价,日大藏省以外汇条例关系,拟利用最近签订之德满‘商约以大豆抵付飞机价款云”。⑤1940年鲁光还撰文揭露“敌寇掠夺我东四省农田”。⑥
矿业方面,1933年,冼荣熙撰文《日人计划大规模开采“东四省”矿产》⑦进行了报导。1943年,国民政府经济部有专题调查报告——《抗战时期日本掠夺我国汽车燃料工业的调查报告》。⑧
再就是经济统制⑨、外贸⑩等,不一而足。
2.政治方面
1933年8月3日《申报》转日联电道:“‘满洲国决定改革地方行政,现正考虑具体法中,其第一步为更换县长,即将四十余县县长全部更换,而将任命县长之权移中央,确立中央集权制度。”{11}
1934年3月5日《申报》转发“苏联名记者拉狄克论溥仪称帝事云”,“此等运动俱为准备未来进占之初步,日本军阀法西分子对中国统一之观念殊为颤栗,盖拥有四万万人民之中国一经统一,且有新式生产工具与新式武器,将令全世界力量之构成为之剧变,而亚洲力量之构成将全部变更,日本军阀左右忧虑,如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途径,则彼将唯美国之马首是瞻,彼如走上社会主义一途,则将以苏联为靠山,上述途径对于渴望统驭亚洲者了无是处,日本军人中一部分希望将中国领土尽量分割,一部分则企图以日本帝国主义而统治统一之中国,彼等相信中国阶级斗争之深化,将令中国地主及资本家之统治集团避居满洲,以日本刺刀为保卫,如此则日人将长驱直入长江流域,其所用口号必非合并,而为以清室之合法政权统一中国,是时日本帝国主义则以后台资格,攫取中国全部最重要之地位,此即为溥仪登极之意义也”。{12}
3.军事方面
1932年12月10日中央社电称:“日军于八日夜进犯山海关,热河方面,日来亦有进犯准备,此系日方有计划之侵略政策,本年六七月间即盛传日军将于国联开会时,扰乱华北,进寇热河,俾国联对中日争端,陷于无法调解之地位,而完成其吞并所谓‘东四省之野心,故华北及热河形势,随时有恶化之可能,官方对此现甚注意,一般观察,日军如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向我进犯,我方必誓死抵抗,不使失陷寸土。”①
1933年,《摄影画报》所载《敌军行动》以照片的形式报导了日军的侵略活动。②1937年,陆少堂撰文介绍了“现阶段下日本在东四省的军事设备”。③
4.文化方面
1934年关中哲撰文《今日之东四省》指出:
文化可以兴国,在另一方面就可以亡国,而且文化又是侵略者的先锋队,日本早已注意到这里,所以对满文化侵略,在消灭中国的满洲文化,与提倡日本的满洲文化政策之下进行的,因为如此,所以日本狂热的提倡什么“东方文化”,“日满文化”,又积极的进行所谓满洲“国教”运动,这些行动的目的,无疑的不仅使满洲文化统治于日本之下,又想把中国也统治在里面,造成日本在东洋文化的盟主,统治东洋文化的中心地位。其进行步骤当然以满洲为第一。据吾人零星见闻,三民主义的教材概被废止了,其他历史地理教本,不用说统被废止,教书匠大都由日本人执掌,高级学校增授日文日语,将国语减少,如此下去,教育权渐渐可以操在日人手里。将来的结果,可以拿朝鲜做例证去相像——语言由日语代替,文字由日文代替了。④
1936年,林振镛之文《我国东四省教育已全被奴化》,介绍了东四省的教育行政、各级学校、教育宗旨、留学政策、限制入关人数、教员的甄别与训练、检查图书和取缔反满嫌疑之学校及教育人员等,得出“我国东四省教育已全被奴化”的结论。⑤
类似的介绍东四省物产资源和揭露日本侵略东四省行径的报导还有很多,这显现了舆论界对东四省被日本侵占的高度关注。
倡导收复东四省的舆论,主要集中在1933年,之后在国内外妥协氛围中,渐趋弱化。至于相关舆论的内容,主要体现为直接电请、要人政见及文学形式的抒发等几个方面。
(一)直接电请方面
1933年5月,即热河陷落不久,上海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经第四次常务会议议决电请政府增兵北上,彻底抗日,电文如下:
自暴日挟其大陆政策,以全力侵犯国境,东北三省,沦为异域,热河全境,相继偕亡,维我中央名将,华北健儿忠勇抗日,现在暴日将侵入滦东之师,移向西去,但其意全在企图察境,由东四省而侵及东五省,此种诡谋,人人皆知,大好河山,岂容再削,存亡危急,间不容发,为此再电请钧府以土地人民为重,一面添派大兵,星夜北上,一面明令华北军队一致重整防御工作,收复失地,彻底抗日,以尽天职,国家幸甚,民族幸甚,上海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叩。⑥
7月,全国民众救国团体联合会与冯玉祥电文往复,力推收复东四省。电文一:“全国民众救国团体联合会鉴,删电敬悉,刻此间已组织收复东四省□特委会、以整个之□□,(以上□电码不明)作坚决之奋斗,一息仅存,此志不懈,特复,玉祥叩敬申印。”电文二:“全国民众救国团体联合会转东南五省民众抗日救国会鉴,删电敬悉,远辱策勉,感奋交并,刻多伦方面,除原驻吉鸿昌部外,顷更调往也玉岭姚景川、任平治等三师,协同防守,特复,并谢,希时锡南针,为祷,冯玉祥叩敬西印。”电文三:“全联会覆冯玉祥电云,天津转张家口冯总司令勋鉴,奉巧、敬二电,诵悉尊处致苏浙两会及五省救国会电,均经照转,并付各报,承示收复东四省特会,实有组织之必要,标立景附,本端木正,还我河山,期当不远,此间除已通告全国民众,一致拥护,及电请西南各中委及百公殿英总指挥,尽量援助外,誓竭棉力,敬为后盾,特复,全国民众救国团体联合会叩。”⑦
9月,国民外交协会致电正在庐山开会的“蒋委员长汪院长孙院长宋部长及各委员”:“日本以暴力占领东四省,制造伪国,国联及世界各国,均已正式宣言否认合法。顷闻日本以种种卑劣手段,诱迫政府当局,与之妥协,美名为中日亲善,以图掩世界各国之耳目,国人誓死不能承认。务望我政府当局,勿受其愚,始终本收复失地之目的,坚持到底。”①
(二)要人政见及政府政策方面
要人政见方面,1933年6月底,国闻社报导:
中委黄少谷,甫由西北方面来沪,昨日记者晤黄于客邸,叩其冯焕章先生抗日及收复失地情状,据谈,冯先生组织抗日救国同盟军,收复察东,如昨日康保收复,均如报载,总之冯先生通电抗日,即主从先收复察东四县,今康保之收复其一耳,冯先生坚持抗日动机,完全純洁,中央有畀冯氏以林垦督办者,在冯个人,对中央盛情固甚体会,但冯决不能因林垦督办之接受,而放弃抗日素志也,所以冯至今日仍秉不折不挠之心,收复察东失地,并未变计,至于外间又以冯氏收复察东四县,而不言收复东四省相责诘者,此实冯先生之力量,只能做到此步,刘桂堂反正,本人只闻其有反正表示,现已反正与否,与其反正详情,则俱未悉云云。②
1934年4月,蒋介石在抚州发表《日本之声明与吾人的救国之道》演讲,表示:“不仅是东四省的失地我们要收复,而且朝鲜、台湾、琉球……这些地方都是我们旧有领土,一尺一寸都要由我们手里收回。”③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冯玉祥仍然对东四省念念不忘,他在1937年7月还对记者说:“芦沟桥事件之发生,决非偶然,日本有些军人好火喜功,亦为此次挑战之一因,彼等鉴于东四省之不战而胜,热中于升官如拾芥,故又欲以九一八之故技,复演于华北……”④其时与冯玉祥的看法相似的所在多有,如《读张自忠谈话》道:“关于芦沟事件之为敌人有计划的阴谋,蒋委员长在庐山谈话会上也早已说过了。蒋委员长又说:‘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芦沟桥,如果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五百年古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⑤
政府政策方面,1942年1月2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经过研究,草拟出解决中日问题的初步方案,其中“关于领土条款之原则”规定:“东四省与其他沦陷地区,应予收同……”⑥
(三)文学形式的抒发方面
文学抒怀很多,1933年4月,署名“南村”者填词抒怀。“倭奴入寇,侵我边防,在不抵抗主义之下,致东四省日旗高挂,鸣锣开场,傀儡登台,我四百兆同胞莫不为之发指,今成‘满江红一阕以励我抗日之同胞:东北风云猛起,同胞怒发冲冠,登高远眺,六年军政尘与土,三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轻善堕阴谋,徒悲切;国家耻,犹未雪,同胞恨,何时灭,拔全寨踏破扶桑阙,壮志饥餐倭奴肉,笑谈渴饮仇人血,待从前收拾旧山河,奏凯旋。”⑦
更多的是议论性质的杂文。1933年6月,署名“杀羽”者撰文《客》,以嘲讽的口吻说:“这次华北停战签字,日本竟肯无条件的放弃平津,并且还让我国非武装收复失地,到底是我们的同种好朋友,才会这般客气相待!休休有礼的我国,照礼尚往来讲,那冰天雪地的东四省,既早犯了不治之症,落得慷慨地做一种礼品,奉赠他们。就是日本军队,在关内一时无意撤退,这种上宾的军队,我们不羊羔美酒,前去慰劳,已失了主人待客之谊;地大物博的我国,尽不妨容许他们逗留,岂能下无礼的逐客命令。”⑧
8月,林溁之文《酸葡萄哲学》与上文相类似。“今日之酸葡萄哲学,好像在古老的中国特别发达。原来悠远的封建社会之圣贤一向便以‘忍教人,而造成了中国人之普遍的善于自安。到了今日,例如东四省沦亡之后,许多人还要摇头摇尾道:‘这正是中国人的好教训呢!讲这话的人自然不主张快快抗争,而主张十年生聚之类,另外一些人听了此话也便不暇思索的做那十年生聚之类的伟业去了。酸葡萄哲学发展到这般地步可谓猗欤盛哉!”①
9月,署名“庸子”者在九一八事变两周年之际著文《河山无恙耶》,评论道:
瞧着中国各书店出版的地图,还是同从前一样,把东北四省,都列入“版图”,于是乎我疑心着我是在做梦,难道我们在“不抵抗”,等政策之下,果然收复了失地了么?但是偶然见到一本“大日本帝国全图”不禁使我吓一大跳,又似乎在做梦,同时又疑心我是眼花,活见鬼。这些且不去思虑,可是“九一八”已又到临了。失地辱国不丧师的“九一八”,已又无情地到临了,我于是乎证明了我不是在做梦,东四省已由半殖民地,而在事实上已成为大日本帝国的正式殖民地了。……一切不堪闻问的事情,无情地一幕一幕,有声有色地映着演着,真使人有些捉摸不定究竟是在做梦呢还是醒着。因为万无此理的“九一八”,已是二周紀念了。既是有了“九一八”,而睁眼瞧着一切升平气象,似乎东北那一幕,全是梦景。可是丧钟响了,各地都在举行“九一八”纪念,那么“九一八”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无疑了。但是谁又在计划着收复失地呢?这分明还是在做梦。……这真是一个无法打破的哑谜。山海关外的青山绿水,或许依旧蹲着流着。大家赶快把脑袋安放在枕头上罢,或许在睡梦中会有人带给你一个好消息——“河山无恙”?②
讥讽的口吻,表达的是对软弱外交下东四省丧失的不满以及收复失地的诉求,这与电请、发表要人政见的初衷一致。
此外另有直白呼吁者。1936年韦其安之文《如何收复东四省》要求学生“一、锻炼身体,二、用功读书,三、刻苦耐劳”,“成为一个有作有为的青年,替国家出力,收回失地,洗雪国耻”。③1940年署名“潜夫”者著文《收复东四省》,强调“东四省的土地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疆域底一大部,东四省的人民是中华民国不能分离的同胞底一大群”。“收复东四省,收复平津,收复淞沪,收复首都……是收复一切失地的一贯任务。”④
政治层面上对日本侵略东四省的抵制,包括内部反抗的报导、政府表态、选举及展览体现、召开纪念会等。
(一)内部反抗的报导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烽烟四起,东北义勇军颇引人注目。1933年有评论道:“暴日违反国际公约,派兵入我国境,既占辽吉黑热,复扰平津,按诸美总统罗斯福最近之宣言,军缩会议新定之界说,其为侵略国毫无疑义。我国对于侵略国如不抵抗到底,不但失国家之人格,并失国际之同情,我国民众如不抵抗到底,是甘为亡国奴,而坐待敌人之宰割,其惨痛定于及身见之。今幸东北民众终不屈服,各地义军蜂起,邓铁梅部仍占领辽东,朱霁青部犹坚守辽北,吉林王德林部陈宗岱等早在密山东宁一带发动,哈尔滨路透电消息,‘有大队义勇军在中东路之一面坡及同宾与日军拼死苦战,不是青纱帐起,形势当更扩大,足见义勇军之力量,能使敌人在东北不得一日之安,无暇着手建设,将来恢复失地,实赖此为命脉!爱国如不愿屈服,放弃东四省,惟有积极援助义勇军,俾得持久作战,同人等誓死抗日到底,特为悲切之呼吁,深愿海内外爱国同胞,尽力捐助,共示抵抗之决心!”⑤
义勇军正面抵抗之外,则是伪满的内部反正。1937年9月,中央社报导:“自我国全面抗战发动后,东四省同胞纷起响应,哗变反正,格杀日籍军官,以及纵火焚烧破坏交通等事件,日有数起,现据报,热河境内张海鹏伪军之一部,于上月底击毙日军官两名后,当被日军监视,致引起全军愤懑,九月一日突有两旅哗变,同日沈阳亦有两团哗变,四洮铁路被断三日,刻仍在混乱中。另据报,打虎山伪军于芷山部黄得胜团,于三日晨实行反正,扣车二列,刻全团向朝阳开拔,高举抗日救国军旗帜,闻关东军司令官植田,深感现有驻‘满部队不敷镇压之用,已电东京请求增派部队。”⑥
无论是义勇军还是伪军反正,都是对日寇侵占东四省的冲击。
(二)政府表态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对于东四省的立场是不承认主义。正如1934年4月黄郛在武汉发表谈话所说:“余因华北外交政治各项,须向中央及蒋委员长、汪院长报告,并请示今后应付方针,特于三日午后,由平乘车来汉,顺道访晤张副司令,藉叙阔衷,在赣谒蒋委员长后,约勾留四日,即赴京谒汪院长,留京一星期,再经沪返杭扫墓,预定北返行程,约需四十日。年来华北施政及外交,均系秉承中央一贯政策办理,至今犹本此衷。长城重要各口,如榆关等处,早已接收完竣,现仅马兰峪等口,尚待收回,决继续进行交涉。通车通邮问题,当滦东接收之始,日方曾经提出,并作数度口头谈判,后因主张不一,遂致停顿,今后如与日方磋商及此,决在绝不违反中央不承认伪组织不割裂东四省之原则下进行……”①
1940年,国民政府“宣布任命东四省主席事,已引起此间人士之多大兴趣。新主席为辽宁省万福麟,吉林省邹作华,黑龙江马占山及热河省缪征流。……众信中政府在此时任命东四省主席,旨在明示其不承认‘满洲国,而仍视东四省为中国一部份之政策,此举具有重大意义,因外间谣传中国或将同意承认‘满洲国作为最后的和平条件之一也。一说东四省人民曾申请将来东四省政务,应托本省人办理,中政府此举乃对上项申请,正式加以认可,因四省新主席皆张学良旧属也”。②曾有记者就此事采访“国防最高委员会张秘书长,承发表谈话如下:‘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各省,自九一八事变被日寇强占,我政府对于各该省同胞呻吟于水深火热之中,深为轸念,无日不在图谋规复。全国同胞抱薄海同仇的义愤,抗战情绪愈益高涨。七七事变以后,我方上下一心精诚团结,长期全面抗战已届三年,我前赴后继,愈打愈强,日寇已陷于进退不可周旋之地步。我抗战必胜的信心更因之加强。一切失地极图谋收复,以保持领土之完整。”③
1941年,“因丹麦最近承认南京及东四省伪组织,我外交部长郭泰祺特发表声明如下:丹麦已步德国及其同盟国之后尘,承认南京及东四省伪组织,不惜自弃其与中国之悠久友谊,采取此项不法步骤殊深遗憾。中国政府兹依其固定国策,声明立即与丹麦断绝外交关系”。④
正是不承认政策,使得我国在十四年抗战之后,收回了东四省。
(三)选举及展览等的体现
让东四省加入到选举中,是对日寇侵略东四省的间接抵抗。对此,1936年4月有报导称:“中常会通过关于国民大会东四省代表名额,应与各省市区域代表名额合并分配之决议案,二十四日晨已发交立院,孙科交二十四人委会,该会召集人传秉常,已将此案交原任起草两法初稿之林彬等五委审查,又戴传贤、于右任两委对中央增修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原则时,曾有意见贡献,此项意见,亦已由中央连同增修原则,发交立院。”⑤9月又有续报,“国还总所正副主任蒋作宾、褚民谊,准东四省代表选举事务所函称,据选举法规定东四省代表之候选人,系由国府指定之,现各省市办理此项选举,所定选举日期迫切,亟待将选举票赶速印发,并应于票上载明全体候选人姓名,以符法定程序,特呈国府准予将各该省区代表候选人,依法分别指定,俾便制票印发,依期选举”。⑥1937年7月,另有报导选举的情况,“辽吉黑热四省选举京市部分,由京市选举事务所主办,二十六日在市府大礼堂举行投票,公民计有辽一八四人,吉二五二人,黑五四人,热六九人,哈尔滨八人,共五百六十七人”。⑦东四省在选举中的存在,得以体现。
东四省参加的展览,主要是1936年的儿童画展。
1936年6月6日,全国儿童年实施委员会主办之全国儿童绘画展览会“在市中心区体育场开幕,上午九时行剪彩礼,请吴市长夫人剪彩,全部出品八千余件,分区陈列,参观者颇为踊跃”,其中分区陈列方面,“各单位出品均分区陈列,计共十四区,其陈列次序如下:(一)东四省,(二)甘肃、察哈尔、绥远、威海卫,(三)河北、天津,(四)北平,(五)江西、湖北,(六)山东、青岛,(七)山西,(八)湖南、四川,(九)河南,(十)福建,(十一)安徽,(十二)南京,(十三)江苏,(十四)上海”。作品方面,“由东司令台顺序参观,东四省之陈列室衬纸黑色,颇令人感慨系之,其余各单位作品衬纸或灰或绿,均以绘画颜色为标准,绘画种类分毛笔、蜡笔、铅笔、粉笔、水彩、木炭、图案及其它八类,又以年龄分为五级,按类分级陈列,颇有秩序,儿童作画趣味各有不同,因经审查,故陈列之出品大部份为富有天趣者,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而以安徽凤阳师范赵铠之国画,尤为精彩,赵君年仅十一岁有此造就,前途无量”。①
此外,东四省还参加体育比赛,如1935年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即为一例。“看见了他们的旗帜便得想起了东北四省名虽亡而实未亡……那绘着一幅东北四省地图的表示着黑山白水的黑白二色的旗帜,是多么的触目惊心啊!”②
东四省参加选举、展览及体育比赛,有助于打压日本对东四省的占领。
(四)召开纪念会等
1941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十周年,在重庆,“各方言论皆以中国将作战至恢复东四省失土而后已为主旨,各晨报皆载蒋委员长之宣言,重述中国之作战目的,(一)保卫中国土地与行政完整,(二)保持国际公道及击败侵略,重庆妇女青年团终日沿途演讲,安慰民众,政府非俟国境之内无一日兵,决不停止作战。民众大会后,有万余人手执火炬,高呼口号,在各大街游行,东四省同乡发表宣言书,谓东四省为中国之生命钱,恢复失土,实为战事解决之主要条件,各文化团体如人民外交委员会等联名致电各友邦,促请继续援助中国,并声明中国须俟土地与行政权完全恢复,始停止作战之决心。时事新报载文称,东四省之省政府现已组成,希望诸当局早日赴东四省组织民众,编练军队,指挥游击队战事。又建议国民政府当正式认东四省为战事区域之一,而委任东北绥靖主任一员指挥该区战事”。③
纪念会之外,另有其他抗争形式。如奖品制作,1936年10月童子军大检阅,“奖品中,除军委会委员长现金二百元,由会代制特大四十二寸高九层之银塔一座,题永留纪念四字极堂皇富丽之致外,其最有意义之奖品,为军委会冯副委员长所赠,由中国石公司特制东四省地图一面,陈列于筹委会办事处之中央,图之上下联,为‘要想着收咱失地别忘了还我山河字样”,并注明东四省面积3872018里,人口28592382位,森林2523397100亩,铁矿963829吨,煤矿九119400吨,石油455767吨,铁路3538516里,“使人观图兴感,诚足以唤起民众,增进复与民埃之思……”④
政治层面的抵制,在民国时期对收回东四省产生了相当的推进作用。
经济层面抵制日寇侵略东四省,主要是抵制日货及东四省展览。
(一)抵制日货
抵制日货,一方面是民众的呼声,另一方面,政府亦有相关政策。
1933年2月,署名“龙骚”者撰文《复活的角翅》感慨道:“在雪亮的灯光下,各人的脸全红了。酒味充满了这大的餐室。四面包围着的语浪,像雾一样的密集着,可是不久,宁波侍者很快地端上这么大盆的鱼翅,热气冒得厉害,继着主人来敬酒了。再继着,筷头如雨点,再后,盆底向天;使我的心就不自主的跳了一下。我是袖手旁观着。说我绝对是个爱国主义者倒也未必,不过觉得,鱼翅从东三省失守后,国中义士,好像竭力宣传废除过,而且各菜馆也自动将存货封存了。那时有二个理由:(一)鱼翅大半是日货,应该排除;(二)纵非日货,价格太贵,而没有多大滋味,尽可取消。现在似乎日本兵并未离开东三省,而且正在谋取所谓‘东四省,但咱们国中义士,既不耐烦绝食鱼翅,各种馆子也似乎不便久封,于是在请客席上,又回复了一盆‘大菜!正不知这些原料是九一八以后封存的呢?是新从日本来的?还是一部份大老以谓广东出产的呢?然而,難道现在吃的价钱不贵吗?滋味突然变好吗?所以不‘尽可取销吗?”⑤
1934年,黄玄万著文《妇女国货年中之仇货倾销问题》,文章首先对日货倾销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从历史的过去,我们可以检察和覆按,关于这“仇货倾销”问题,早已成为我们近代史上最沉痛的一页,并且,他的严重性,是只有日益扩大和深刻化,没有解决的生机,虽然在中间,也仍有过一度小小的变化,因为“九一八”“一·二八”的国难,而促起我们抵货运动的蓬勃,得以稍稍敛迹过,可是狡猾的日本人,它是不肯甘心的,放着这一块肥肉,而不去牢割,单单垂涎是不中用的,所以,他会“处心积虑”,他会“死灰复燃”,他是一面“勾结奸商,肆行倾销”,一面“改头换面,欺哄国人”,于是结果,到底又是我们失败了,庞大的数字,据海关报告,去年仇货输入总数,在二万万元以上,而在他威胁下的东四省,还不在内,可恶的仇人,露出了狰狞的微笑,但是,再转顾我们的国货界,热烈的希望,却反被痛心的事实所粉碎了,不过,从今年起——妇女国货年的伊始,这是大众一致所同声承认的,它是我们国货界最严重的转变期,我们所望于他者,至大且巨,可是,开门的第一声在“妇女国货年”的声浪真充满国内的时候,这“仇货倾销”的余音,却又隔着而起,报头上显着的标题,“华北仇货倾销益烈”,他们且以有组织,有计划的策略,实肆大规模的倾销,而同时全国各地,仇货亦日益踊跃,真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概,尤可笑者,最近日本广田外相,在他的对外宣言裹,竟有对华协调的表示,无疑的,这又是他狡猾的手段,乘时倾销的先声,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是不足为奇的。①
并提出两点主张,一是“专员调查,实地宣传,国货厂商急应特派专员,赴各地详细调查仇货倾销真相,并实地宣传,以冀民众醒悟,而使国货有扩展之趋势”。二是“速征倾销税。帝国主义者,本以我国低轻关税,为倾销之初步之便利,然则值此时机,我当局急宜严征倾销税,以示抵制,而予国货以保障”。“至于根本问题,自然只要全国民众的一致总动员,‘视仇货如洪水猛兽,而坚行拒绝,这样,那么仇货的猖獗,我想终有一天会被国货的呼声,所遁声灭迹。”②
民众的呼吁之外,国民政府经济部也出台政策予以抵制。
1939年3月,“经济部为禁止运销辽吉黑热四省物品,通电饬知各业公会云,查府令公布之查禁日货条例,前经本部于二十七年十一月以巧代电饬行遵照在案,现关于查禁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三款之货,其属于辽吉黑热四省所出产,而应行禁止进口,及□销国内者,业经本部将物品名称,指定公布,除分别电请财政部各省政府,转饬各地海关及地方主管官署遵照办理外,上海市方面,应由该公会转饬各同业,不得采购此项查禁物品,如有违犯,准由公会按照会章,严予制裁,并向政府举发究办,合行检发查禁辽吉黑热四省所产物品名称表,电仰遵照办理具报为要。附查禁辽吉黑热四省所产物品名称表(一)皮货,(二)鹿茸,(三)麝香,(四)参类,(五)海产品,(六)核桃,(七)鲜干果,(八)烟草,(九)酒类,(十)糖类……二十二种”。③同年《银行周报》也予以了刊发。④
与此同时,“经济部为使各业公会各团体等,鉴别日货起见,特饬商标局编印《日本商标汇编》,列举所有经注册之日商商标名称、商号、商品、注册审定,或核驳商号,俾各地海关各省、府及地方主管官署,有所遵办,并发出商字第二二九二五号电饬遵照办理,兹录其原电及商标名称如下……”⑤
1939年已进入全面抗战时期,抵制日货政策自然非民间倡导可比。
(二)加入东四省展览
经济类展览中列入东四省,本身体现的是对日寇侵略东四省的不承认。这方面,主要包括铁展会和劳作展览会。
1933年10月,“铁展会以本届铁展,国有各路均有专馆,惟关外各路,独付阙如,为促醒国人计,特将东四省二十路三支线,辟一专馆,凡四洮、沈海、东省洮昂、洮索、齐克、吉长、吉敦、呼海、吉海、营沟、锦朝、大通等路,均属之,其中设计寓意深刻,備极沉痛幽默,观者莫不为之悚然”。⑥
1934年,教育部主办的“全国职业学校及中小学劳作科成绩品展览会”中,11月“三十日有东四省代表鄂广居带来成绩品四大箱,一百八十三件,连嘉定县立小学、江西省立农林职业等校及中华职教社成绩数百件,共计三万多件,有三十省市出品”。①另有文章专题介绍了东四省出品,包括:(一)大豆,年产3700万石,价值23000万两,占全国出产70%。(二)石油,19亿桶,占全国52%。(三)煤之产量912.9万吨,占全国36%。(四)铁之产量87万吨,占全国37%。(五)铁之储量7.97亿吨,占全国80%。(六)森林面积2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37%。(七)金矿计储量1亿两,值美金23亿元,占全国90%。(八)食盐年产1.2千万担,每年税收3千万元,占全国18%。(九)灰丝年产2.6万担,占全国70%。(十)牲畜(马牛羊)1.2千万头,占全国40%。此东北出产品重要部分之大致情形也。东北事变前,对外贸易每年出超有九千数百万两,及今思之,富源损失,弥觉痛心,而该处陈列品当窗而立之画像,画一东北学生,穷愁鹄立,右为首都大马路,左书彷徨二字,问君何所思彷徨无所之,极能发人深省,故特表而出之以促起国人之注意。②
经济层面的抵制,本身也是我国抗战的有机组成部分。
以上,本文从多个方面对东四省问题做了细致的梳理,从中可知,“东四省”概念确实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一时,我国民众为收复失地也做了相当的努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东四省问题是今天的人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忘却的历史。
【作者简介】苏全有,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湉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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