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借碑存史的书写策略

摘 要 元好问有意借碑志文以存金代的史实,他巧妙地借助碑志文的既有体例叙述重要的历史事件,并抒发史家之议论;他细致地刻画人物的外貌、言语和动作,使碑志文中的人物更加鲜明生动;他采用互文手法在碑志文中囊括重要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元好问在借碑存史的同时,并未模糊碑志文与史传的文体界限。
关键词 元好问,叙事策略,人物,碑志文,史传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6-0035-05
金元之际重要的史学家、一代文章宗匠元好问,有感于国亡而史不作,故有意借文章以存一代史实。他受人请托创作了大量的碑志文作品,保存了金代的典章制度与人物之遗言往行,往往为后世史家所采录。郝经评价他的碑志文作品“有例有法,有宗有趣,又至百余首”。①元好问有意借碑志以存史,他的书写策略对于史传与碑志文的研究具有双重价值。
一、借碑存史何以成为可能
碑志文因其与史传相近的文体特性,成为承载史料的最佳载体,使元好问借碑志以存史成为可能。从文体产生的根源上看,碑文源于铭文,论撰先祖的声名与业绩以传之后世。《礼记·祭统》论铭曰:
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②
铭文刻于钟鼎彝器之上,称扬先祖的德业功美,借助钟鼎彝器不朽的特性,使先祖的声名永久流传于后世。铭文发展至汉代,刻于石碑之上,正如刘勰所说:“而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③无论是铭文还是碑文,都以记载人的生平事迹、传达人的不朽声名为目的,这与史传的功能相近,写法上也相似。《文心雕龙》中有言:“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材。其序则传,其文则铭。”④刘勰认为碑文的序文部分与史传相近,要求碑文作家具备史家的才能,对碑主的生平事迹、德业功美进行叙述。宋代的曾巩更深入地辨析了碑志文与史传的关系,他认为“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相异之处在于“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只书写“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相近之处在于都能起“警劝”世人的作用:
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⑤
从碑志文的发展历程来看,唐宋时期韩愈、欧阳修等人有意将史家笔法引入碑志文写作,使得碑志文的写作既坚守了史家的实录精神,又注重人物的个性化书寫,纠正了南朝以来碑志文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写作弊端。
对于以史职自任的元好问来说,碑志文流传久远的文体特性,使他选择将碑志文作为存史的载体。元好问在《资善大夫吏部尚书张公神道碑铭并引》中说道:“史笔散亡,故老垂尽,不著之金石以示永久,后世征废兴、论成败、殆将有秦无人之叹,窃为宗国羞之。是以慨然论次之而不敢辞。”①《嘉议大夫陕西东路转运使刚敏王公神道碑铭》曰:“今史册散逸,既无以传信,名卿巨公立功立事之迹不随世磨灭者,繄金石是赖。”②元好问认识到在史笔散亡的情况下,金石之文流传久远的文体特性,可以承担史传的文体职能,保存一代史料。在《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中,元好问更加明确地指出:
呜呼!世无史氏久矣……故二三年以来,死而可书如承旨子正、中郎将良佐、御史仲宁、尚书仲平、大理德辉,点检阿散、郎中道远、右司元吉、省讲议仁卿、西帅杨沃衍、奉御忙哥、宰相子伯详、节妇参知政事伯阳之夫人、长乐妻明秀、孝女舜英,予皆为志其墓。夫文章,天地之元气,无终绝之理。他日有以史学自任者出,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发之,故不敢以文不足起其事为之辞。呜呼,可不惜哉!③
元好问有意为那些“死而可书”者“志其墓”,这些人不仅有名卿巨公,还有节妇、孝女。元好问相信借助文章传播久远的特性,可以传载他们的事迹,以备后世修史者采录。在史笔散亡的情况下,元好问选择与史传文体职能相近的碑志文,来记载一代人物之遗言往行,这是有意为之的结果。元好问的碑志文作品多达百余篇,保存了金代的史实,多为后世史家采录,有着非常珍贵的史料价值。
二、以碑存史的叙事策略
元好问有意将碑志作为保存金代史实的载体,他的碑志文便与一般的碑志文写法不同,不局限于仅仅记载碑主的生平事迹与德业功美,而是包罗广泛,金朝的典章制度、名卿巨公的事迹、习俗的移易变迁、文学的流转播迁等等都囊括在他的碑志文作品中。因此,考察元好问的碑志文作品,可以考见他的史识与史材。那么元好问采用了怎样的书写策略才能将庞杂的历史事件,融汇在篇幅有限、以人系篇的碑志文中的呢?元好问的借文章以存史的书写策略在《南冠录引》中交待得很清楚:
呜呼!前世功名之士,人有爱慕之者,必问其形质颜貌、言语动作之状,史家亦往往为记之。在他人且然,吾先人形质颜貌、言语动作,乃不欲知之,岂人之情也哉?故以先世杂事附焉。……人生一世间,业已不为世所知,又将不为吾子孙所知,何负于天地鬼神而至然耶?故以行年杂事附焉。……百年以来,明君贤相可传后世之事甚多,不三二十年,则世人不复知之矣!予所不知者亡可奈何,其所知者,忍弃之而不记耶?故以先朝杂事附焉。合而一之,名曰《南冠录》。④
元好问有意借助文章以存史,因此,这段文字虽是交待《南冠录》的叙事手法,实际上他的碑志文写作也采用了同样的书写策略。元好问所说的先世杂事,侧重指人的“形质颜貌、言语动作”,属于人物书写策略,后文会详谈。碑志文记述碑主的生平事迹,属于行年杂事。在行年杂事的叙述中,元好问尽可能地加入先朝杂事,亦即“百年以来,明君贤相可传后世之事”。元好问借碑存史的叙事策略主要就是将先朝杂事与对碑主生平事迹的叙述有机融合,亦即在叙述碑主的生平事迹时,尽可能地囊括重要的历史事件。
在碑志文的写作中,元好问对碑志文的既有体例加以巧妙运用,以囊括碑主的行年杂事与纷纭复杂的先朝杂事。碑志文自六朝以来,开头有一段议论文字以引出碑主,元好问巧妙地利用这部分文字,叙述与碑主相关的先朝杂事,既保存了一代的典章制度,又顺理成章地引出碑主。如《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中记叙了金朝大定以后科举得人之盛:“维金朝大定已还,文治既洽,教育亦至,名氏之旧与乡里之彦,率由科举之选。……迄贞祐南渡之后,名卿材大夫布满台阁。”⑤像此类朝廷典章制度的变迁,在元好问的碑志文中多有出现,如《辅国上将军京兆府推官康公神道碑铭》开头曰:
维金朝入仕之路,在近代为最广,而出于任子者十之四。国初,监州县酒税亦以文资参之,故任子多至大官。其不达者,犹得俎豆于大夫士之列。大定以后,杂用辽制,罢文资之注,酒使副者,纯用任子,且增内廷供奉、台儤直之目。凡历监当久及课最者得他迁,谓之“出职”,如唐人入流之比。是后榷酤日增,风俗随坏,六七十年之间,遂有愚贤同滞之叹。论者以为此诚选曹泥法之弊。至于廉耻道丧,自同商贩,亦为任子者有以来之。然且以国家旧人观之,使人人有士君子之操,清慎自守,不为利惑,有如吾辅国康公者,其敢以今日任子法待之乎?①
元好问将任子之制的变迁这一先朝杂事,附之于任子出身的康公碑志文中,既记叙了任子制度的变迁,又巧妙地引出碑主,并赞美碑主“清慎自守,不为利惑”,是任子中的清流。
元好问为金代文坛领袖赵秉文所作的墓铭中,记叙了唐文在辽、宋的变迁以及金代文坛的状况,其议论立足于史家的立场有着宏阔的视野:
唐文三变,至五季,衰陋极矣。由五季而为辽、宋,由辽、宋而为国朝,文之废兴可考也。②
元好问对辽代与金朝初年文学的衰微与科举取士制度的关系亦有所辨析,指出金朝文士之杰出者,如党怀英、王若虚、李之纯等人,继而引出碑主赵秉文:
若夫不溺于时俗,不汨于利禄,慨然以道德、仁义、性命、祸福之学自任,沉潜乎六经,从容乎百家,幼而壮,壮而老,怡然涣然,之死而后已者,惟我闲闲公一人。③
在文坛领袖赵秉文的碑文开头,既记叙了一代文学之兴衰流变,又引出碑主。元好问巧妙地利用了碑文开头的文字,既切合碑主的身份,又将与碑主相关的典章制度、文学播转、习俗变迁等等囊括进来。
除了巧妙利用碑志文开头的文字记载金代史实之外,元好问还经常在记叙完碑主的生平事迹后抒发史家之议论。如《嘉议大夫陕西东路转运使刚敏王公神道碑铭》:
某既件右公平生,尝试妄论之:生材非难,获用为难;获用非难,尽其材为尤难。大定、明昌间,文治为盛,教养既久,人物辈出。公生于其时,禀赋之美,固已绝人远甚。加之内承父兄之教而外渐师友之训,故能卓然成就如此。至于为御史,为外台,属典财赋于危急存亡之际,才力恢恢,迎刃而解。宣宗雅知公,暂历户曹,既擢三品,盖有意大用矣。公亦慨然以天下大计自任,期于不负所学。诚使之垂绅正笏,坐于庙堂之上,设施之际,必有大过人者。直道不容,竟为强臣所摧折,盖蔽贤之祸,孙、刘辈实当之,非独公为不幸也。④
元好問结合碑主的生平事迹抒发朝廷能尽人之材实为难事,即使皇帝有意大用,但奸臣当道,也落得个贤人受黜的结局。在以往的碑志文作品中,记叙完碑主的生平事迹后,往往会有一段文字对碑主进行赞美。而元好问以史任自居,往往能着眼于朝廷的治政兴衰抒发议论,有史家的识见在其中,不同于一般碑志文中单纯褒美的文字。因此,考察元好问的碑志文作品,于精微处亦有史家的匠心寓于其中,细细体察方得其妙味。
在碑志文的叙事上,元好问追求尚简原则。尚简原则也为史家所重视。刘知几在《史通》中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⑤刘知几认为修史重要的在于叙事,叙事应追求简要,实现叙事简要可以借助用晦之道:“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⑥简而言之,实现史书叙事的简要就在于略小而存大。欧阳修为实现碑志文叙事的简要,提出了“纪大而略小”的主张。在《与杜讠斤论祁公墓志书》中欧阳修说“缘修文字简略,止记大节,期于久远”,“然能有意于传久,则须纪大而略小”。⑦“止记大节”“纪大而略小”是为了实现碑志文叙事的简洁。元好问在碑志文的叙事上也主张“纪大”而“略小”,他自觉站在史家的立场上,为名卿巨公撰写碑志文,往往选择系于国家兴废存亡的大节,如在《平章政事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中曰:“公平生所言者不胜载,而系于废兴存亡者,有二事焉:一立后,二括田。”⑧元好问的碑志文往往能围绕一个中心有选择地对碑主的生平事迹进行叙述,也围绕着这一中心抒发议论。如《恒州刺史马君神道碑》中曰:“是则忠义奋发,不谓之素定于胸中,可乎?是可铭也,乃为论次之。君尚多可称,弗著;著所以与享于褒忠者。”⑨这篇碑文围绕着碑主的忠君大节展开,碑文开头亦围绕“死生之际”展开议论。可见,元好问在碑志文中采用“纪大而略小”的叙事手段,是自觉的史家意识的体现。
三、以碑存史的人物书写策略
自汉代以来,碑文中的人物书写往往侧重家世、履历;南北朝时期以骈体做碑志,敷陈官阶履历,流于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唐代韩愈打破了逐节敷写的碑志文写作格局,因人命篇,使得人物的个性鲜明。唐代的碑志文中开始出现对人物外貌特征的描绘,但是仅在少数篇章中出现,还不普遍。元好问的碑志文中则大量出现了对人物外貌特征的描绘,这是有意为之的结果。如前所述,元好问在《南冠录引》中说:
呜呼!前世功名之士,人有爱慕之者,必问其形质颜貌、言语动作之状,史家亦往往为记之。在他人且然,吾先人形质颜貌、言语动作,乃不欲知之,岂人之情也哉?故以先世杂事附焉。①
这段话虽非专门针对碑志文而言,但是对于有着强烈的借碑存史意识的元好问而言,则会将这一史家重视的方面贯彻到碑志文的书写中。事实上,在元好问的碑志文中,对人的形质颜貌、言语动作的书写俯拾皆是,这在以往的碑志文作品中是不多见的。如《史邦直墓表》称:“邦直为人躯干雄伟,望之如羽人剑客,而处事详雅,仓卒无失辞。”②《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称美碑主“为人美仪观,喜交结,好施予”。③《藏云先生袁君墓表》称美碑主:“仪观季伟,音声如钟,识者知其不凡。”④元好问碑志文中人物描写最细腻的当属《希颜墓铭》中对雷希颜的描写:
为人躯干雄伟,髯张口哆,颜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则疾恶之气见于颜间,或嚼齿大骂不休。虽痛自摧折,猝亦不能变也。食兼三四人,饮至数斗不乱,杯酒淋漓,谈谑间作。辞气纵横,如战国游士;歌谣慷慨,如关中豪杰;料事成败,如宿将;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虑患深,则又似夫所谓孤臣孽子者。平生慕孔融、田畴、陈元龙之为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故虽其文章号“一代不数人”,而在希颜,仍为余事耳。⑤
这段文字极为细致传神地刻画了雷希颜的外貌风神、言语动作与性格特点,描写之细腻生动、刻画入微,在碑志文中实属罕见。可见,元好问是运用史传中人物刻画的手法,用丰富、细腻的笔墨对他心目中最为敬重的人物予以传神刻画,文字背后寄予了作者的深情。关于雷希颜外貌风神的描写也被《金史》不经更改,完全采纳。
元好问碑志文的人物书写策略还体现在互文手法的运用上。互文手法是碑志文写作常见的叙事手法。在元好问之前,碑志文写作领域的互文多是为了避免叙事重复,常与他人撰写的碑志、行状形成互文。在元好问这里,更多的是与自己撰写的碑志文形成互文,而且互文也不单为了避免叙事的重复,而是为了更多地在碑志文中保存重要人物的遗言往行,更多地再现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在《希颜墓铭》中,元好问曰:
南渡以来,天下称宏杰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献臣、李纯甫之纯、雷渊希颜。……一时有重名者非不多,而独以献臣为称首。献臣之后,士论在之纯。纯之后,在希颜。希颜死,遂有“人物渺然”之叹。⑥
高廷玉与李之纯、雷希颜是天下公认的宏杰之士。元好问在《希颜墓铭》的开篇用大量篇幅记叙高廷玉的声名与事迹,这明显是借为雷希颜作墓铭的机会,将高廷玉的事迹保存下来。高廷玉作为当时“衣冠龙门”的领袖人物,从其游者多一时名士,也有多人陷入高廷玉党狱。《希颜墓铭》《孙伯英墓铭》和《紫虚大师于公墓碑》从不同侧面对高廷玉党狱进行记载,形成了互文。孙伯英的墓铭中曰:“伯英在太学时,所与游皆一时名士。……凡所与往来者,如雷渊希颜、王之奇士衡、辛愿敬之,俱陷大狱,危有一网之祸。”⑦《紫虚大师于公墓碑》曰:
吾友孫伯英,河洛名士。在太学日,出高河南献臣之门。若雷希颜渊、辛敬之愿、刘景玄昂霄,其人皆天下选。伯英与之游,头角崭然,不甘落其后。⑧
元好问饱含着情感,为他们的际遇鸣不平,也为后世还原高廷玉党狱的细节提供了重要史实。这种旁见斜出的互见法,与司马迁在《史记》中采用的写法相似,有利于全面展现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因此,互文手法,在元好问这里与以往碑志文中单纯地避免重复不同,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人物书写与叙事的手段,有助于最大程度地保存他认为有价值的史料。
除高廷玉党狱外,元好问笔下的碑志文作品中还涉及金朝的另外两次党狱,皇统年间的田瑴党狱和明昌年间的完颜守贞党狱。针对皇统党狱,元好问在《忠武任君墓碣铭》中发表了长论:
呜呼!朋党之祸,何其易起而屡作也?……元祐党禁,不过追削窜逐,禁其子弟不得至京师而已,曾不若皇统之祸之惨也。⑨
认为皇统党祸的惨烈更甚于宋代元祐党祸。元好问采用互文手法,在碑志文作品中保存了高廷玉党狱和皇统党狱的史料和细节,而对于明昌年间的完颜守贞党狱,元好问的碑志文作品中则语焉不详。究其原因,完颜守贞党狱,实因与元好问亦师亦友的赵秉文而起,赵因言事获罪,累及王庭筠等。元好问何以对此事轻描淡写,论者认为乃是“出于为赵秉文遮羞的目的”,①这固然是原因之一。若从碑志文的文体特性出发,会将问题的探讨进一步深入。元好问虽然有着强烈的借碑以存史的意识,但是并非将碑志等同于史。碑志文区别于史传的文体特性就在于“称美不称恶”,这种文体特性在碑志文的文体源头——铭文那里就已经规定了。元好问虽然坚持借碑以存史,但并未完全突破碑志文的文体界限,加之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的文化传统,在碑志文中对完颜守贞党狱轻描淡写亦在情理之中。因此,元好问的借碑以存史并非以碑为史,还注意到了二者之间的文体界限,这是难能可贵的。
元好问自觉以史家意识创作碑志文,使得他的碑志文作品兼具文学之美与史料价值。就碑志文的发展而言,元好问的叙事策略与人物书写策略,丰富了碑志文的表现手法,使碑志文的叙事更加翔实,人物书写更富于个性化;就史学价值而言,元好问的碑志文不仅保存了一代珍贵的史料,同时也是研究元好问史学才能的重要文本。
【作者简介】李贵银,辽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碑志文。
【责任编辑:王湉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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