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前湖南疫灾流行与环境的关系
杨鹏程 张凤
摘 要 湖南省自然环境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湿、热二字，而這恰恰又是许多传染病流行的必备条件。其实除了自然环境之外，瘟疫也与政治、经济和战争等社会环境有密切关系。民国以前湖南贫穷落后，民众求温饱而不可得，生存环境十分恶劣，水旱灾害和频繁的战乱更使民众生活雪上加霜，致使瘟疫肆虐，威胁民众的生命和健康，造成社会凋敝。
关键词 民国以前，湖南，瘟疫灾害，环境因素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6-0013-08
疫灾属于自然灾害中的生物灾害。科学家在9000万年前的鸟类化石中发现了传染病的证据，可见传染病的历史远远早于人类。可以说自人类诞生之日起，疫病就如影随行，从未远离。近年来对于疾病史的研究为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出版了不少优秀成果。①但关于湖南地区疾病史的研究目前极少有人涉足。湖南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地区，对民众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除水旱灾害之外，当数传染病流行造成的疫灾，它直接危害人的健康甚至危及生命，给社会造成巨大损失。生老病死是人生大事，研究关系人之生老病死的疾病史既有学术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对于疫疠发生的原因，隋朝巢元方编纂的病因、病理与证候专著《诸病源候论》认为：“其病与时、温、热等病相类，皆由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雨疾风，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疾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②即认为疫疠与“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雨疾风，雾露不散”等自然条件相关。其实除了自然环境之外，瘟疫也与政治、经济和战争等社会环境有密切关系。
一、“湿、热”的自然环境是湖南瘟疫频繁流行的自然因素
湖南省自然环境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湿、热二字，而潮湿多水和较高的气温恰恰又是许多传染病流行的必备条件。古人认为地理因素如气、风、水、土等对人有重要影响，常用“水土”“风土”“风气”等语词来代表某一地区的地理条件或自然环境。在古人的观念中，北方“土厚水深，居之不疾”，对健康较为有利；而南方土薄水浅则不利于健康，“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生活在包括湖南在内的低洼湿热地区之人，“腑脏日与恶劣水土接，毒气侵淫，终当有疾”。③《湖南通志》载：
岳州北滨江，州郡气候尤热，夏月南风则郁蒸特甚。盖湖南千里无山，多得日色，故少阴凉之气也。居民每至夏秋多病痢疟，皆暑湿所致也。④
西汉长沙定王发“以其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①子以母贱，只能打发到卑湿贫穷的湖南为王。反之从南方迁往北方则是一种奖赏：“孝景四年，吴、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为贞信乃劳苦之，曰：‘南方卑湿，徙王于济北以褒之。”②
南朝梁时王亮“出为衡阳太守，以南土卑湿，辞之不官”。③唐张谓《长沙风土碑序》称：“郡临江湖，大抵卑湿，修短疵疠，未违天常……”④因担心不服湖南水土、卑湿易致疾病而请求易地为官甚至宁愿辞官不做，可见当时人们对炎瘴之地的恐惧心理。
刘禹锡诗称：“南国异气候，火旻尚昏霾。瘴烟跕飞羽，沴气伤百骸。”⑤意为湖南气候太怪异，秋天还如此阴暗。南方湿热的毒气让飞鸟也坠落于地，恶气对百物都有毒害。可见湿、热是湖南气候的主要特点，因而在古代湖南被视为苦恶之地。而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湖南省境距海400多公里，属于大陆性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受东亚季风环流的影响。年内与年际气候变化甚大，冬寒夏热，春温易变，秋温骤降，时常发生春夏暴雨、秋冬干旱等灾害性天气。境内雨量丰沛，多年平均降水量在1200毫米至1700毫米之间，为全国多雨地区之一。这种气候条件适合多种病原微生物和病媒虫害的孳生繁殖，导致各种瘟疫疾病流行。湖南号称水乡泽国，水网密集，湘、资、沅、澧四水悉数汇入洞庭湖。而且湖南的主要农作物为水稻，水稻从萌芽至收获几乎离不开水。所以江河、湖泊、池塘、沟渠、洼地处处是水，而这些水源以及民居周边则是无穷无尽的杂草繁木，为疟疾的媒介——蚊虫提供了栖身繁育之地。无霜期短暂、冬季较少降雪结冰又使霍乱、痢疾等传染病的媒介——苍蝇的卵虫安然蛰伏越冬，次年死灰复燃。
湖南的自然条件为蚊蝇和病原微生物的繁育滋生提供了合适的生存环境，因此霍乱、痢疾尤其是疟疾等传染病一直是威胁湖南民众生命健康的祸首元凶。旧时湖南有的地区疟疾几乎无年不有，无处不发，无人不患。
二、大灾必有大疫随之——疫病发生的社会环境因素
疫灾多为水旱虫灾饥馑兵燹的次生灾害，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随之几成定律。以下分述水灾、旱灾、蝗灾和兵灾改变湖南民众生活环境引发瘟疫的情况。
（一）水灾引发瘟疫
湖南是水灾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尤其是洞庭湖地区可谓十年九灾，十灾九水。江洪灾如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长江洪峰与洞庭四水洪峰交汇，湖南发生特大水灾。岳州、宝庆、辰州等府，靖州、安化、益阳、浏阳、衡山、安乡、龙阳、华容等诸多州县受灾，据称：
是岁之潦古今仅见。……夏，淫雨不止，山水内冲，江水外涨，洞庭泛滥如海，伤坏田庐无数。水发迅速，老稚多溺死者，尸满湖中。漂流畜产，所在皆是，有连人连房浮沉水上，犹扃未开者。⑥
山洪灾如嘉靖八年秋七月桂阳山洪暴发，“桂阳县淇江洪水突起七丈有奇，三日方退，死者满百，积尸巨港，不可胜记。知县杨易亲往祭之”。⑦隆庆六年（1572年）夏六月东安大雨山崩，“是年六月五日，金字岭云雾四塞，雷雨大作。岭巅土石如泻，大木悉拔。岭凹间民居倾洗，人畜浮江而下，江水暴涨，秽毒漫盈，潇湘二流鱼虾尽死”。⑧
水灾引发疫病的如清顺治四年（1647年）醴陵“淫雨，正月至六月大疫，斗米千钱”。⑨是年二月衡阳“大水，饥，六月疫”。⑩同治七年（1868年）芷江“淫雨伤稼，大疫，死者甚众，十室九空”。光绪十五年（1889年）永绥自四月至七月“苦雨三月，淹没民房禾稼，瘟疫死者数十人”。①三十四年六月十九，澧州有“冲破城堤之灾，罹灾者七八十人，牲畜遍地，瘟疫起焉”。②
清末数年间湖南频频遭受洪水蹂躏，继1905年至1908年連续4年水灾之后，1909年又发生特大洪水，灾情“重于上年数倍，常、岳、澧各属灾黎惨状耳不忍闻”。③灾情特别严重的州县有安乡、华容、澧州、南洲等。
华容：“去夏水泛垸田，尽成泽国。沧海山田，亦被积淹。……计自秋冬以来，饥殍之僵仆于道旁者，始为流民，继则居民。死者长已矣，为此奄奄一息者之余生，垂死未死，至为可悯。其剥树皮、掘菜根、摸蚌拾蛤以疗残饥者不下数万家，偶得蓬蒿、藜藿、莱芜、荆菁、芹荇、菱藻之属，视之不啻精馔。况水所不得而尽者，雨又从而蚀之；雨所不得而绝者，地又因而厄之。所生有几，而所食无余。惟耕牛仅存十之一二，又病苦雨，死伤过半。明年播种无牛，何以能耕？”④
南洲：“全境概属垸田，去岁水灾实为从前所未有，合厅大小分合约二百垸，存者不过二十垸而已。”“而天未悔祸，又成春灾，自正二月至今淫雨连绵……兼之地本低湿，大水之后，加以春霖过多，潮湿愈重，除每日饿殍死亡相继外，而卧病呻吟几于比户皆是，耕牛亦因湿病而大半瘠毙。天灾至此，人心惶惶，未知将来伊于胡底。”⑤
常德府：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中旬洪水陡涨，又连日大雨，“郡城六门，闭者凡五。附近居民避水入城，露宿城上，几无隙地。城内又为积潦所浸，深者灭顶，浅亦没膝。水蒸之气，积为疠疫，死亡枕藉，日百数十起云”。⑥
洪水肆虐，病原体以水为媒介迅速泛滥传播。灾民流离失所，饮用被污染的疫水更是致病的根源。道光二十九年五月湘潭大水，“下游流民数万，散居城乡，饥疫并行”。⑦宣统二年常德府五月中旬洪水，“附近居民避水入城，露宿城上，几无隙地。城内又为积潦所浸，深者灭顶，浅亦没膝。水蒸之气，积为疠疫，死亡枕藉，日百数十起云”。⑧水灾频仍，带来的后果是“卧病呻吟几于比户皆是”，“水蒸之气，积为疠疫，死亡枕藉”，“耕牛亦因湿病而大半瘠毙”。
（二）旱灾、蝗灾引发瘟疫
对于旱灾引发的饥荒与死亡，文献记载中常常会出现“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殍死者枕藉”“民多饥死”“死者甚众”之类触目惊心的字句。如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武陵、桃源、龙阳、沅江及祁阳“大旱、饥、谷米昂贵，道殍枕藉”；嘉靖十三年常德府大旱，“民多饿死”；三十五年永明“大旱，米贵，饥死者五六百人”。⑨
因旱导致疫病的如明弘治元年（1488年）华容“自二月不雨至十月，饥，人相食”。⑩次年春发生大疫。天启六年（1626年）醴陵大旱，“泉井水绝，饥疫载道”。
清顺治四年泸溪大旱，斗米五钱，翌年“春疫”。道光三十年桂阳夏旱，“秋冬间疫作，死亡尤众”。光绪二十八年宁远“春夏旱，已而疫大作，县城为甚”。县城人口密集，疫病较易传染扩散。
暖冬为病原微生物和病媒虫害蛰伏过冬提供了条件，有可能导致翌年瘟疫流行。乾隆十二年（1747年）郴州“冬燠无水，次年宜章、桂阳、桂东大疫”。这次疫灾延续了四年，十四年兴宁、桂东“疫大作”，十五年兴宁、桂东牛瘟几尽。
水旱交加，多灾并发，更易引发瘟疫。万历十六年（1588年）春醴陵大旱，夏大水，“自四月至九月大雨，疫疠大作”。①十七年春，“益阳大水坏庙舍，冲决田禾，四月至九月不雨，谷贵，瘟疫大作，死者枕藉于道”。十八年又大旱大疫。②
气候反常，人体难以适应也易致病。嘉靖二十三年衡阳春、夏、秋三季连旱，“又自九月至十一月不雨，炎热如夏，民多疫”，流亡不可胜数。道光元年永州夏季气候反常，“淫雨，甚寒，民多疫”。③五年夏，浏阳“淫雨，甚寒，大水，民多疫”。④
因蝗灾禾稻失收，导致饥荒引发疾疫的如道光十五年全省大旱，自湘南至湘北，包括长沙、善化在内，“飞蝗蔽天，早、中、晚稻俱枯槁啮尽无收。民间大饥，且多疫”。咸丰四年（1854年）夏桂阳州北蝗旱瘟疫成灾，60余口人的荷叶塘太平村死50余人。⑤
旱、蝗灾引发疾疫的原因有二：
首先，伴随着旱灾发生的是饥荒缺粮，灾民食不果腹，饥不择食，以野菜、草根、树皮、观音土或变质腐臭的动物尸体甚至人的尸体为食而致病。
顺治八年安福、永明、慈利、石门旱。其中永明斗米钱四千，饿死者五六百人。慈利以兵荒交困，饿死人口十之三。九年安乡“自春徂秋无雨，禾尽枯，谷价二两一石，民尽徙湖边依菱芡为命。时谣曰：‘五月菱，饱杀人”。⑥康熙四年长沙、永州大旱，“竹实如燕麦，男妇竞扫以为食”。⑦七年嘉禾及郴州各县均大饥，民食蕨根、蕉头、苦菜。⑧十八年石门“自六月至十月无雨，溪涧尽龟坼，斗米价至四钱，菱芡野菜觅采都尽，饿殍载路，流亡甚众”。⑨三十五年正月至五月湘乡不雨，“农未分秧”，“民大饥，采蕨根以食，又苦乏盐”。⑩如果说葛根、薯叶、菱芡、竹实都还是有机物尚可聊以充饥果腹的话，更有甚者灾民饥不择食以白泥填腹，称之为救苦救难的“观音土”。康熙九年龙阳大旱，“草根食尽，居民指白泥为‘佛粉，争相掘食，死亡极众”。
清初出现过两次“人相食”的记载。一是顺治七年，黔阳斗米上涨至银三两，“民间初食草实槐树皮，继人相食，丁口几尽”。十年长沙、辰州府属各县大旱，人相食。此后湖南还发生过若干次“人相食”甚至“易子相食”的惨剧，疫病焉得不泛滥成灾。
其次，灾民离乡背井风餐露宿，缺医少药身体虚弱，抵抗力下降，都是容易致病的。同时灾民迁徙流移时将病原体沿途扩散，如道光十二年湖北灾民带病进入平江，造成该县大疫即为一例。灾民杂处麋集，四方乞讨，容易互相感染。古人认为赈灾施粥的弊端在于施粥场地方狭小，人多杂处，容易感染时疾，“行之一城不知散布诸县。以致四方饥民闻风骈集，主者势力难及，来者壅积无隙”。施粥厂多设在人口集中的城镇，散居四方的农民“少壮弃家就食，老弱道路难堪”；“竟日伺候二餐，遇夜投宿无地；秽杂易染疾疫，给散难免挤踏”。僧多粥少，施粥者随时增添生水，“往往致疾”。
（三）兵燹战乱引发瘟疫
历史上湖南境内因兵燹战乱引发疫病的情况比比皆是。
漢吕后七年（前181年），赵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高后遣将军隆虑侯晁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伏波将军马援南征时“军史经瘴疫死者十四五”，征武陵蛮时“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卒于师。军士多温湿疾病，死者大半”。“瘴疫”可能是指疟疾，竟导致兵败帅亡。
元末农民战争爆发期间，天下汹汹。至正十四年（1354年）平江“大饥，大疫，死者无算”。十五年湖南大饥，“民以疫疠死者甚众”。安化大疫，“死者无算”。十九年平江大饥，“民多饥死，加以疫疠流行，积尸盈野”。
明末清初亦为多事之秋，水旱天灾与兵燹交织，造成瘟疫肆虐。崇祯十六年（1643年）湖南大旱，“赤地千里，饥疫死者甚众”。发生瘟疫的还有永兴、宜章、安仁等县。安仁“连岁旱，斗米价至一金，兵荒荐至，疫气盛行，死者枕藉道路，民间几无孑遗”。①辰州米价腾贵，葛根采食殆尽，争掘土中白泥，食者多以梗塞病死。龙阳“自四月不雨，抵秋九月，烈暑如炽，岁大旱，是年疫遍行”。②
顺治元年明军与李自成军战于湘北，安乡与湖北石首交界处居民因战乱、瘟疫者死亡过半。③沅江谷贵，每石价银四两，民遭疫毙者十之九。④益阳“大饥疫，民死不胜记”。⑤发生瘟疫的还有郴州。周昉诗称：“中原赤旱万骑呼，遗黎已见膏脂枯。”⑥顺治二年宁乡、浏阳“大饥疫，民死不胜记”。天灾复加人祸，更是雪上加霜。三年，湖南巡抚张懋喜奏称：“七郡之中，岳州焚毁杀戮极惨；而巴陵最惨。自壬午以来，无岁不被焚杀，无地不为战伤；加以今春奇荒，骼肉盈道，蓬蒿满城。”自岳州至长沙，“村不见一庐舍，路不见一行人，惨目骇心”，“他县止苦于田地荒芜，巴陵则苦于人丁断绝”。⑦四年耒阳“斗米银七钱，自四月至六月阴雨不息，时兵氛未靖，疫气盛蒸，死亡者枕藉于道”。⑧五年沅陵、泸溪入秋后大旱，饥疫大作，米价上涨至一两，饿毙及病死者极众。安化、新宁、临武等地均有饥疫。⑨八年，朝廷遣侍读学士白允谦祭炎陵，因酃县境内兵乱“并以疾疫，遂于衡州遥祭”。⑩康熙十二年开始的吴三桂叛乱，历时八载，“湖南迭丧乱，战伤生野烟。祲疫且时至，旷莽空桑田”。军队人员密集，军营拥挤龌龊，容易感染疫症。十七年二月吴三桂称帝，八月即患疾“下痢不止”而亡。十九年辰溪大饥，谷麦价腾，民多食蕨茹草，且瘟疫流行。五、六、七三月靖州大疫，“会江西总督董驻师于靖，兵民死者甚众”。会同六、七、八三月大疫时行，兵民死者无算。绥宁瘟疫，“王师恢复，饥馑荐至，瘟疫流行，床上白骨，沟中僵尸，惨然满目”。
最惨烈的大屠杀引发大瘟疫发生在湘潭县。 顺治六年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率兵进入湘潭后，遭遇各种反清武装袭击，济尔哈朗以“邑人多贰于圣朝”为由下令屠城。康熙《湘潭县志》载：“己丑，王师屠城，在市多属客商，各乡鸿集无几。”大屠杀之后，湘潭元气大伤，全县仅存4653户，男女20053人。光绪《湘潭县志》说：济尔哈朗“以余贼未靖，下令屠城，自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止”。有安徽休宁人汪煇，明末至潭经商，亲历明末清初湘潭这场浩劫。其于是年冬写成的《湘上痴脱难杂录》说：“二十一日开刀，屠至二十六日封刀，二十九日方止。”“（次年）二月中随伴到市……时血迹尚鲜，腥臭逼人，立身无地，有食不能下咽，但见尸首纵横地满，惨不可言。”集市上存活者不上二三十人，全城不过百人，受伤奄奄一息者数十人。
连日人烟渐聚，眼前尸骸，人各了各，抛投河中者多，拖置荒郊者不少，亦有拆屋焚化者，亦有出钱掩埋者。有葬犬腹者，骨骼犹存；有作鼠窝者，腹脏俱尽。间有亲人识认收葬者，百中一二。
这场浩劫，绝不亚于清兵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时李璘为知县，收拾残局，入城后即组织人力掩埋尸体。光绪《湘潭县志·李璘传》载：
璘代视事，境内荒芜，道墐相望。而军符督饷益急。璘叹曰：“无民其可敛乎？”即募资收掩胔骼，且为粥食饿者。条上户口逃亡之数，为绝荒簿，请免征。
待逃难居民陆续返回，一场特大瘟疫侵袭湘潭。光绪《湘潭县志》载：顺治六年清军与南明军激战于湘潭，“正月大疫。时兵过，杀戮方盛，余疹成疫者，有一门殄绝者”。《湘上痴脱难杂录》记载更为详尽：“湘中人烟甫集，瘟疫又行，一乡传染一乡，十人病倒九人，无药无医，甚至一门瘟绝，竟无人收拾。或有一村轻减，亦皆闭门不出。路少人行，室无烟火，虎豹成群，饿狗成队。屠戮不足其辜，瘟疫更加其惨。城市之人，早间谈笑，午后发热，晚即狂言，天明视之，鼠亦食其几处矣。盖病对时（指一昼夜）而亡者，十之二三；三日而亡者，十之五六。有三日内外发狂，跳入河中死者。”“屠戮之骸不及尽，疠疫之尸又遍河干，恰逢四五月大水，积尸漂去多半。”《湘上痴脱难杂录》系目前仅存的当年现场亲历者的实录。
湘潭两遭劫难，尸横遍野，城区尸骨草草掩埋，掩土甚薄，历时未久又暴骨于野。城市一片萧条。周岁永于康熙二十二年所作《白骨冢序》对此作了描述：“星沙十二城，吾潭之盛甲诸邑。匪惟甲诸邑也，湖南七郡亦莫之。而罹兵灾之惨，亦惟潭为最。”“兵戈之后，继以凶年，饥疫荐至。竟有今宵娱聚，明日强半不堪问者，行尸走魊。……举尸填城堑，血染湘江，惨不下于明初，死者十之八九。迄今潭城内外，犹瓦砾龃龉。荆棘纵横，土满之患，悉为昔时屠者资也。门第人物者，无有也，居民星落，市堪走马。”
是年七月，安徽人黄希倩（克念）、程青来（奭）来湘潭经商，周岁永的《白骨冢序》说他们：“游于城，纵观于野，见若骼、若骴、若颅，颠倒于道路，枕藉于沟壑者不下亿万计。此绅耶、士耶、农工耶、商贾耶，老若少而男若妇耶，合富贵、贫贱、亲疏、远近而同为此枯骨耶。”两位商人顿起恻隐之心，“不忍任其暴而无所归也”。恰好有五位僧人愿意协助捡拾白骨予以埋葬。光绪《湘潭县志·五僧传》载：“当明末寇乱大兵经过，叛藩窃踞，城中屠戮无虚岁，白骨填路，犬狼搏人食之，商民无敢返城，独佛寺可居，（僧）节中避兵南岳，五僧留城，自负筐帚，拾骼扫胔。”随后僧人节中回县城，“助五僧拓空地，经历十余年，所掩瘗无量计”。从顺治六年八月至次年二月，历时一百九十日，五僧共拾获枯骨数千石，作墓三百余冢，埋于二圣寺故址。于墓旁立有《湘燐化碧碑》。碑记说，顺治“六年正月，万骑自长潜渡，屠其城，尸坟起垣，檐平，会守帅提馁卒至，剥尸衣而暴露之”。八年僧节中从南岳返湘潭，率徒智觉、智芳，徒孙慧德、慧慈再捡枯骨，历三年又拾遗骸埋成四十八冢，并在附近筑寺住僧以维护。①
明朝时有“小南京”美誉的湘潭经过这场兵燹加瘟疫的浩劫变成一片瓦砾场和白骨堆。
兵灾之后死者尸体积聚未能及时妥善掩埋极易造成瘟疫肆虐。古代医家认为：“时行疫疠，非常有之病……多发于兵荒之后，发则一方之内，沿门合境，老幼皆然，此大疫也。至于大疫，则一时详一时之证，一方用一方之法，难可预为拟议也。”②意思是指兵荒之时，路上无人料理的死尸堆积，构成一方之“戾气”，形成传染源。明清间医家周扬俊说：“大疫之沿门合境，传染相同者，允在兵荒之后，尸浊秽气，充斥道路，人在气交，感之而病，气无所异，人病亦同。所以月俴于孟春掩骼埋胔，不敢或后者。”又说：“或因天之风雨不时，地之湿浊蒸动，又因胔骼掩埋不厚，遂使大陵积尸之气，随天地之升降者，飘泊远近，人在气中，无可逃避，感之而病而死，于是更增一种病气尸气，流行其间，复相渐染，至久弥甚矣。故从来疫疠行于兵荒之后居多，不但人厕中气先弱也，良由所积之秽气特甚耳……天下秽恶之气，至疫则为毒极矣，人犯之者，三焦混淆，内外无间，不分表里。”灾荒时期积尸盈野而造成戾气、病气、尸气是致病的传染源：“种种恶秽，上溷苍天清净之气，下败水土物产之气，人受之者，亲上亲下，病从其类，有必然之势……蒸气中原杂诸秽，益以病气尸气，无分老少，触之即同一病状矣。”③此外与水旱灾害发生后一样，灾民为避兵锋东躲西藏，疲于奔命，衣食住行水平和疫病抵抗力都比平时大大下降，更易传染疾病。
三、其他环境因素
卫生条件恶劣、水源污染及恶习陋俗都易诱发瘟疫。
如隆回地区城镇居民住房多矮小狭窄，光线暗淡，空气滞塞，街道无人打扫。梅雨季节，雨水将垃圾冲入阴沟，逐渐淤积堵塞，污水秽物溢于街面，腐臭难闻，蚊蝇飞舞。饭店客栈，有的被面油垢污迹，经年不洗，霉臭熏鼻，满室蚤虱鼠虫。农村因袭传统旧习，卧室厨房，与猪牛圈混杂，院内秽物堆集，地上畜禽粪便，举目皆是。隆回金石桥乡流行一首歌谣：“厕所连厨房，猪栏对门窗，蚊蝇用手棒，蚤虱用斗量，蟑螂遍地是，谷黄人上床。”可以概括旧时的农村卫生状况。居民饮用河水、泉水、溪水以及山塘和淤凼积水。因饮用水多在低洼处，又无管理措施，经常有污水秽物流入，造成肠道传染病流行。①
人畜随处大便而产生的野粪也是导致土壤及水源污染的因素之一。湘阴县河市镇到20世纪50年代初仍然卫生环境恶劣，屋前屋后垃圾成堆，露天厕所星罗棋布，人畜粪便遍地皆是。河市镇有367户人家，有露天厕所217个，吊脚厕所25个，街头巷尾，臭气熏人。故有“河市乡，河市乡，到处野屎破粪缸，路过河市乡，臭气实难当”的不雅之语流传。②由此可以推想旧时湖南卫生的恶劣状况。
《湖南民情风俗报告书》认为湘省疾疫与民众居住环境有极大关系：
造屋无论广狭，窗牖必四辟，余地必修广，则流通空气，可以免湫隘嚣尘，于卫生实有裨益。湘省则城镇所在，栉比鳞次，遮蔽风日，四达之衢，鲜有让宽公路，吸收清气者。疫行时期，不待传染，而蒸郁之气已不可向迩。西人于水沟厕所，制定下水道法及污物扫除法，若家屋怠于设备，昧于扫除，警察行政可代执行，而量征费用。湘省则仕宦豪富之家，或稍注意于此，其余偏僻州县及乡曲穷民，污物堆积，不定处所，沟水停流，鲜事修整，而疫气流行，危害居人。若永绥、晃州、桑植、巴陵等处，往往见之。至于城乡旅居，虫鼠麇集、潮湿熏蒸，西路各属旅店，至不避风雨，行役以为苦。而滨湖一带，有所圩居者，地势卑湿，亦尝发见疾疫。省城、常德亦然。此皆住居之不适于卫生者也。③
《湖南民情风俗报告书》还认为湘省疾疫与民众日常生活陋习有极大关系：
饮食衣服，为人生所必要。卫生由之，伤生亦由之，不独冻饿之妨害生命也。西人于饮食物取缔法，认其于卫生上有害者，行政官吏得禁止其贩卖、授受、使用，或停止其营业；对于物品之所有者与所持者，检验其腐败，并得令其抛弃之。不从，或与以必要之处分。湘省各郡宰食病畜，及贩卖陈腐食物，官吏向不禁止。下等社会贪其廉值，喜购之，因此发生各种毒疮，所在多有。亦有拒绝不许市售者，或公同约禁之，然组织不完，效力甚浅。又西人于饮水，拣选皎白，用铁管取汲法最便。湘省于此事尚未讲求。举其大较，山居多清泉，城居多浊井，山居者厨甑满尘，灰屑骈集，与鹅、鹜、蛙、蛇、木、石、鹿、豕之属，杂处为侣，不免秽污。……其僻远州县，因仍陋习比比然矣。又河干取水，地假不洁之物，未能尽禁淘洗，此为缺点。安化县水码头有碑云：此处系四城饮水，不准洗秽物、破瘟猪并小儿洗澡，如违禀究。立禁似严，然齐民鲜公德，渐亦不遵宿约矣。④
1910年来到中国的美国社会学家罗斯注意到：“几千年来，生活在华南和中原的人们，密集地聚居在乡村或围墙内的城市中，他们一直饮用着运河或稻田间排水沟内的肮脏的水，吃着变了质的猪肉以及那些以污水池中的废物为肥料的蔬菜。他们挤在肮脏的小巷内低矮而污浊的房屋中，睡在简陋、污秽、令人窒息的窄小房间内。”⑤
有记载称：“长沙卑湿之地，雨潦极多，故市上沟渠纵横，以资宣泄。有清之季年久失修，壅塞日甚渐成潦患，每遇大雨，各处街巷即一片汪洋，水深没踝，益以泥泞甚厚，消泄愈难，日光射之，辄生恶臭，薰蒸日久，疫疠以生。光绪二十年，曾由长吏筹款修浚，以中饱太甚，所成无几。”⑥城镇尚且如此，乡村则更甚。
总之，湖南湿、热的自然环境为传染病的病原体提供了传播的温床，频繁的水旱灾害和战乱兵燹更使得雪上加霜。湖南疫病流行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疫灾暴发时官府会采取某些施医送药的救助措施，或者施衣舍粥提高灾民的生活质量和抵御疾病的机能，民间中醫中药也多少发挥了治疫疗疾的作用。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官民观念陈旧，加之旧时湖南贫穷落后，民众求温饱而不可得，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因此防治作用有限。清季随着西医西药的输入情况有所改观，但科学的防治措施在城市也许有一定成效，对于广大贫苦民众尤其是农村人口来说，他们处于贫穷和饥饿的境地，首要的问题乃是解决温饱，卫生和防疫不过是一种奢望。他们缺医少药，遇疫仍不免“修斋建醮，乞灵冥漠”。民谣云：“瘟疫流行，人心惶惶，有钱钱挡，无钱命偿，听天由命，死活谁怜。”①瘟疫肆虐，威胁民众的生命和健康，造成社会困顿和动乱。1911年清政府的大厦轰然坍塌，是多种因素形成的合力作用，而清季包括疫灾在内的多种自然灾害连绵不断也是破坏力之一。
【作者简介】杨鹏程，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全国模范教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和社会史研究。
张凤，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湉湉】
摘 要 湖南省自然环境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湿、热二字，而這恰恰又是许多传染病流行的必备条件。其实除了自然环境之外，瘟疫也与政治、经济和战争等社会环境有密切关系。民国以前湖南贫穷落后，民众求温饱而不可得，生存环境十分恶劣，水旱灾害和频繁的战乱更使民众生活雪上加霜，致使瘟疫肆虐，威胁民众的生命和健康，造成社会凋敝。
关键词 民国以前，湖南，瘟疫灾害，环境因素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6-0013-08
疫灾属于自然灾害中的生物灾害。科学家在9000万年前的鸟类化石中发现了传染病的证据，可见传染病的历史远远早于人类。可以说自人类诞生之日起，疫病就如影随行，从未远离。近年来对于疾病史的研究为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出版了不少优秀成果。①但关于湖南地区疾病史的研究目前极少有人涉足。湖南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地区，对民众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除水旱灾害之外，当数传染病流行造成的疫灾，它直接危害人的健康甚至危及生命，给社会造成巨大损失。生老病死是人生大事，研究关系人之生老病死的疾病史既有学术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对于疫疠发生的原因，隋朝巢元方编纂的病因、病理与证候专著《诸病源候论》认为：“其病与时、温、热等病相类，皆由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雨疾风，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疾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②即认为疫疠与“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雨疾风，雾露不散”等自然条件相关。其实除了自然环境之外，瘟疫也与政治、经济和战争等社会环境有密切关系。
一、“湿、热”的自然环境是湖南瘟疫频繁流行的自然因素
湖南省自然环境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湿、热二字，而潮湿多水和较高的气温恰恰又是许多传染病流行的必备条件。古人认为地理因素如气、风、水、土等对人有重要影响，常用“水土”“风土”“风气”等语词来代表某一地区的地理条件或自然环境。在古人的观念中，北方“土厚水深，居之不疾”，对健康较为有利；而南方土薄水浅则不利于健康，“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生活在包括湖南在内的低洼湿热地区之人，“腑脏日与恶劣水土接，毒气侵淫，终当有疾”。③《湖南通志》载：
岳州北滨江，州郡气候尤热，夏月南风则郁蒸特甚。盖湖南千里无山，多得日色，故少阴凉之气也。居民每至夏秋多病痢疟，皆暑湿所致也。④
西汉长沙定王发“以其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①子以母贱，只能打发到卑湿贫穷的湖南为王。反之从南方迁往北方则是一种奖赏：“孝景四年，吴、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为贞信乃劳苦之，曰：‘南方卑湿，徙王于济北以褒之。”②
南朝梁时王亮“出为衡阳太守，以南土卑湿，辞之不官”。③唐张谓《长沙风土碑序》称：“郡临江湖，大抵卑湿，修短疵疠，未违天常……”④因担心不服湖南水土、卑湿易致疾病而请求易地为官甚至宁愿辞官不做，可见当时人们对炎瘴之地的恐惧心理。
刘禹锡诗称：“南国异气候，火旻尚昏霾。瘴烟跕飞羽，沴气伤百骸。”⑤意为湖南气候太怪异，秋天还如此阴暗。南方湿热的毒气让飞鸟也坠落于地，恶气对百物都有毒害。可见湿、热是湖南气候的主要特点，因而在古代湖南被视为苦恶之地。而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湖南省境距海400多公里，属于大陆性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受东亚季风环流的影响。年内与年际气候变化甚大，冬寒夏热，春温易变，秋温骤降，时常发生春夏暴雨、秋冬干旱等灾害性天气。境内雨量丰沛，多年平均降水量在1200毫米至1700毫米之间，为全国多雨地区之一。这种气候条件适合多种病原微生物和病媒虫害的孳生繁殖，导致各种瘟疫疾病流行。湖南号称水乡泽国，水网密集，湘、资、沅、澧四水悉数汇入洞庭湖。而且湖南的主要农作物为水稻，水稻从萌芽至收获几乎离不开水。所以江河、湖泊、池塘、沟渠、洼地处处是水，而这些水源以及民居周边则是无穷无尽的杂草繁木，为疟疾的媒介——蚊虫提供了栖身繁育之地。无霜期短暂、冬季较少降雪结冰又使霍乱、痢疾等传染病的媒介——苍蝇的卵虫安然蛰伏越冬，次年死灰复燃。
湖南的自然条件为蚊蝇和病原微生物的繁育滋生提供了合适的生存环境，因此霍乱、痢疾尤其是疟疾等传染病一直是威胁湖南民众生命健康的祸首元凶。旧时湖南有的地区疟疾几乎无年不有，无处不发，无人不患。
二、大灾必有大疫随之——疫病发生的社会环境因素
疫灾多为水旱虫灾饥馑兵燹的次生灾害，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随之几成定律。以下分述水灾、旱灾、蝗灾和兵灾改变湖南民众生活环境引发瘟疫的情况。
（一）水灾引发瘟疫
湖南是水灾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尤其是洞庭湖地区可谓十年九灾，十灾九水。江洪灾如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长江洪峰与洞庭四水洪峰交汇，湖南发生特大水灾。岳州、宝庆、辰州等府，靖州、安化、益阳、浏阳、衡山、安乡、龙阳、华容等诸多州县受灾，据称：
是岁之潦古今仅见。……夏，淫雨不止，山水内冲，江水外涨，洞庭泛滥如海，伤坏田庐无数。水发迅速，老稚多溺死者，尸满湖中。漂流畜产，所在皆是，有连人连房浮沉水上，犹扃未开者。⑥
山洪灾如嘉靖八年秋七月桂阳山洪暴发，“桂阳县淇江洪水突起七丈有奇，三日方退，死者满百，积尸巨港，不可胜记。知县杨易亲往祭之”。⑦隆庆六年（1572年）夏六月东安大雨山崩，“是年六月五日，金字岭云雾四塞，雷雨大作。岭巅土石如泻，大木悉拔。岭凹间民居倾洗，人畜浮江而下，江水暴涨，秽毒漫盈，潇湘二流鱼虾尽死”。⑧
水灾引发疫病的如清顺治四年（1647年）醴陵“淫雨，正月至六月大疫，斗米千钱”。⑨是年二月衡阳“大水，饥，六月疫”。⑩同治七年（1868年）芷江“淫雨伤稼，大疫，死者甚众，十室九空”。光绪十五年（1889年）永绥自四月至七月“苦雨三月，淹没民房禾稼，瘟疫死者数十人”。①三十四年六月十九，澧州有“冲破城堤之灾，罹灾者七八十人，牲畜遍地，瘟疫起焉”。②
清末数年间湖南频频遭受洪水蹂躏，继1905年至1908年連续4年水灾之后，1909年又发生特大洪水，灾情“重于上年数倍，常、岳、澧各属灾黎惨状耳不忍闻”。③灾情特别严重的州县有安乡、华容、澧州、南洲等。
华容：“去夏水泛垸田，尽成泽国。沧海山田，亦被积淹。……计自秋冬以来，饥殍之僵仆于道旁者，始为流民，继则居民。死者长已矣，为此奄奄一息者之余生，垂死未死，至为可悯。其剥树皮、掘菜根、摸蚌拾蛤以疗残饥者不下数万家，偶得蓬蒿、藜藿、莱芜、荆菁、芹荇、菱藻之属，视之不啻精馔。况水所不得而尽者，雨又从而蚀之；雨所不得而绝者，地又因而厄之。所生有几，而所食无余。惟耕牛仅存十之一二，又病苦雨，死伤过半。明年播种无牛，何以能耕？”④
南洲：“全境概属垸田，去岁水灾实为从前所未有，合厅大小分合约二百垸，存者不过二十垸而已。”“而天未悔祸，又成春灾，自正二月至今淫雨连绵……兼之地本低湿，大水之后，加以春霖过多，潮湿愈重，除每日饿殍死亡相继外，而卧病呻吟几于比户皆是，耕牛亦因湿病而大半瘠毙。天灾至此，人心惶惶，未知将来伊于胡底。”⑤
常德府：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中旬洪水陡涨，又连日大雨，“郡城六门，闭者凡五。附近居民避水入城，露宿城上，几无隙地。城内又为积潦所浸，深者灭顶，浅亦没膝。水蒸之气，积为疠疫，死亡枕藉，日百数十起云”。⑥
洪水肆虐，病原体以水为媒介迅速泛滥传播。灾民流离失所，饮用被污染的疫水更是致病的根源。道光二十九年五月湘潭大水，“下游流民数万，散居城乡，饥疫并行”。⑦宣统二年常德府五月中旬洪水，“附近居民避水入城，露宿城上，几无隙地。城内又为积潦所浸，深者灭顶，浅亦没膝。水蒸之气，积为疠疫，死亡枕藉，日百数十起云”。⑧水灾频仍，带来的后果是“卧病呻吟几于比户皆是”，“水蒸之气，积为疠疫，死亡枕藉”，“耕牛亦因湿病而大半瘠毙”。
（二）旱灾、蝗灾引发瘟疫
对于旱灾引发的饥荒与死亡，文献记载中常常会出现“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殍死者枕藉”“民多饥死”“死者甚众”之类触目惊心的字句。如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武陵、桃源、龙阳、沅江及祁阳“大旱、饥、谷米昂贵，道殍枕藉”；嘉靖十三年常德府大旱，“民多饿死”；三十五年永明“大旱，米贵，饥死者五六百人”。⑨
因旱导致疫病的如明弘治元年（1488年）华容“自二月不雨至十月，饥，人相食”。⑩次年春发生大疫。天启六年（1626年）醴陵大旱，“泉井水绝，饥疫载道”。
清顺治四年泸溪大旱，斗米五钱，翌年“春疫”。道光三十年桂阳夏旱，“秋冬间疫作，死亡尤众”。光绪二十八年宁远“春夏旱，已而疫大作，县城为甚”。县城人口密集，疫病较易传染扩散。
暖冬为病原微生物和病媒虫害蛰伏过冬提供了条件，有可能导致翌年瘟疫流行。乾隆十二年（1747年）郴州“冬燠无水，次年宜章、桂阳、桂东大疫”。这次疫灾延续了四年，十四年兴宁、桂东“疫大作”，十五年兴宁、桂东牛瘟几尽。
水旱交加，多灾并发，更易引发瘟疫。万历十六年（1588年）春醴陵大旱，夏大水，“自四月至九月大雨，疫疠大作”。①十七年春，“益阳大水坏庙舍，冲决田禾，四月至九月不雨，谷贵，瘟疫大作，死者枕藉于道”。十八年又大旱大疫。②
气候反常，人体难以适应也易致病。嘉靖二十三年衡阳春、夏、秋三季连旱，“又自九月至十一月不雨，炎热如夏，民多疫”，流亡不可胜数。道光元年永州夏季气候反常，“淫雨，甚寒，民多疫”。③五年夏，浏阳“淫雨，甚寒，大水，民多疫”。④
因蝗灾禾稻失收，导致饥荒引发疾疫的如道光十五年全省大旱，自湘南至湘北，包括长沙、善化在内，“飞蝗蔽天，早、中、晚稻俱枯槁啮尽无收。民间大饥，且多疫”。咸丰四年（1854年）夏桂阳州北蝗旱瘟疫成灾，60余口人的荷叶塘太平村死50余人。⑤
旱、蝗灾引发疾疫的原因有二：
首先，伴随着旱灾发生的是饥荒缺粮，灾民食不果腹，饥不择食，以野菜、草根、树皮、观音土或变质腐臭的动物尸体甚至人的尸体为食而致病。
顺治八年安福、永明、慈利、石门旱。其中永明斗米钱四千，饿死者五六百人。慈利以兵荒交困，饿死人口十之三。九年安乡“自春徂秋无雨，禾尽枯，谷价二两一石，民尽徙湖边依菱芡为命。时谣曰：‘五月菱，饱杀人”。⑥康熙四年长沙、永州大旱，“竹实如燕麦，男妇竞扫以为食”。⑦七年嘉禾及郴州各县均大饥，民食蕨根、蕉头、苦菜。⑧十八年石门“自六月至十月无雨，溪涧尽龟坼，斗米价至四钱，菱芡野菜觅采都尽，饿殍载路，流亡甚众”。⑨三十五年正月至五月湘乡不雨，“农未分秧”，“民大饥，采蕨根以食，又苦乏盐”。⑩如果说葛根、薯叶、菱芡、竹实都还是有机物尚可聊以充饥果腹的话，更有甚者灾民饥不择食以白泥填腹，称之为救苦救难的“观音土”。康熙九年龙阳大旱，“草根食尽，居民指白泥为‘佛粉，争相掘食，死亡极众”。
清初出现过两次“人相食”的记载。一是顺治七年，黔阳斗米上涨至银三两，“民间初食草实槐树皮，继人相食，丁口几尽”。十年长沙、辰州府属各县大旱，人相食。此后湖南还发生过若干次“人相食”甚至“易子相食”的惨剧，疫病焉得不泛滥成灾。
其次，灾民离乡背井风餐露宿，缺医少药身体虚弱，抵抗力下降，都是容易致病的。同时灾民迁徙流移时将病原体沿途扩散，如道光十二年湖北灾民带病进入平江，造成该县大疫即为一例。灾民杂处麋集，四方乞讨，容易互相感染。古人认为赈灾施粥的弊端在于施粥场地方狭小，人多杂处，容易感染时疾，“行之一城不知散布诸县。以致四方饥民闻风骈集，主者势力难及，来者壅积无隙”。施粥厂多设在人口集中的城镇，散居四方的农民“少壮弃家就食，老弱道路难堪”；“竟日伺候二餐，遇夜投宿无地；秽杂易染疾疫，给散难免挤踏”。僧多粥少，施粥者随时增添生水，“往往致疾”。
（三）兵燹战乱引发瘟疫
历史上湖南境内因兵燹战乱引发疫病的情况比比皆是。
漢吕后七年（前181年），赵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高后遣将军隆虑侯晁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伏波将军马援南征时“军史经瘴疫死者十四五”，征武陵蛮时“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卒于师。军士多温湿疾病，死者大半”。“瘴疫”可能是指疟疾，竟导致兵败帅亡。
元末农民战争爆发期间，天下汹汹。至正十四年（1354年）平江“大饥，大疫，死者无算”。十五年湖南大饥，“民以疫疠死者甚众”。安化大疫，“死者无算”。十九年平江大饥，“民多饥死，加以疫疠流行，积尸盈野”。
明末清初亦为多事之秋，水旱天灾与兵燹交织，造成瘟疫肆虐。崇祯十六年（1643年）湖南大旱，“赤地千里，饥疫死者甚众”。发生瘟疫的还有永兴、宜章、安仁等县。安仁“连岁旱，斗米价至一金，兵荒荐至，疫气盛行，死者枕藉道路，民间几无孑遗”。①辰州米价腾贵，葛根采食殆尽，争掘土中白泥，食者多以梗塞病死。龙阳“自四月不雨，抵秋九月，烈暑如炽，岁大旱，是年疫遍行”。②
顺治元年明军与李自成军战于湘北，安乡与湖北石首交界处居民因战乱、瘟疫者死亡过半。③沅江谷贵，每石价银四两，民遭疫毙者十之九。④益阳“大饥疫，民死不胜记”。⑤发生瘟疫的还有郴州。周昉诗称：“中原赤旱万骑呼，遗黎已见膏脂枯。”⑥顺治二年宁乡、浏阳“大饥疫，民死不胜记”。天灾复加人祸，更是雪上加霜。三年，湖南巡抚张懋喜奏称：“七郡之中，岳州焚毁杀戮极惨；而巴陵最惨。自壬午以来，无岁不被焚杀，无地不为战伤；加以今春奇荒，骼肉盈道，蓬蒿满城。”自岳州至长沙，“村不见一庐舍，路不见一行人，惨目骇心”，“他县止苦于田地荒芜，巴陵则苦于人丁断绝”。⑦四年耒阳“斗米银七钱，自四月至六月阴雨不息，时兵氛未靖，疫气盛蒸，死亡者枕藉于道”。⑧五年沅陵、泸溪入秋后大旱，饥疫大作，米价上涨至一两，饿毙及病死者极众。安化、新宁、临武等地均有饥疫。⑨八年，朝廷遣侍读学士白允谦祭炎陵，因酃县境内兵乱“并以疾疫，遂于衡州遥祭”。⑩康熙十二年开始的吴三桂叛乱，历时八载，“湖南迭丧乱，战伤生野烟。祲疫且时至，旷莽空桑田”。军队人员密集，军营拥挤龌龊，容易感染疫症。十七年二月吴三桂称帝，八月即患疾“下痢不止”而亡。十九年辰溪大饥，谷麦价腾，民多食蕨茹草，且瘟疫流行。五、六、七三月靖州大疫，“会江西总督董驻师于靖，兵民死者甚众”。会同六、七、八三月大疫时行，兵民死者无算。绥宁瘟疫，“王师恢复，饥馑荐至，瘟疫流行，床上白骨，沟中僵尸，惨然满目”。
最惨烈的大屠杀引发大瘟疫发生在湘潭县。 顺治六年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率兵进入湘潭后，遭遇各种反清武装袭击，济尔哈朗以“邑人多贰于圣朝”为由下令屠城。康熙《湘潭县志》载：“己丑，王师屠城，在市多属客商，各乡鸿集无几。”大屠杀之后，湘潭元气大伤，全县仅存4653户，男女20053人。光绪《湘潭县志》说：济尔哈朗“以余贼未靖，下令屠城，自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止”。有安徽休宁人汪煇，明末至潭经商，亲历明末清初湘潭这场浩劫。其于是年冬写成的《湘上痴脱难杂录》说：“二十一日开刀，屠至二十六日封刀，二十九日方止。”“（次年）二月中随伴到市……时血迹尚鲜，腥臭逼人，立身无地，有食不能下咽，但见尸首纵横地满，惨不可言。”集市上存活者不上二三十人，全城不过百人，受伤奄奄一息者数十人。
连日人烟渐聚，眼前尸骸，人各了各，抛投河中者多，拖置荒郊者不少，亦有拆屋焚化者，亦有出钱掩埋者。有葬犬腹者，骨骼犹存；有作鼠窝者，腹脏俱尽。间有亲人识认收葬者，百中一二。
这场浩劫，绝不亚于清兵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时李璘为知县，收拾残局，入城后即组织人力掩埋尸体。光绪《湘潭县志·李璘传》载：
璘代视事，境内荒芜，道墐相望。而军符督饷益急。璘叹曰：“无民其可敛乎？”即募资收掩胔骼，且为粥食饿者。条上户口逃亡之数，为绝荒簿，请免征。
待逃难居民陆续返回，一场特大瘟疫侵袭湘潭。光绪《湘潭县志》载：顺治六年清军与南明军激战于湘潭，“正月大疫。时兵过，杀戮方盛，余疹成疫者，有一门殄绝者”。《湘上痴脱难杂录》记载更为详尽：“湘中人烟甫集，瘟疫又行，一乡传染一乡，十人病倒九人，无药无医，甚至一门瘟绝，竟无人收拾。或有一村轻减，亦皆闭门不出。路少人行，室无烟火，虎豹成群，饿狗成队。屠戮不足其辜，瘟疫更加其惨。城市之人，早间谈笑，午后发热，晚即狂言，天明视之，鼠亦食其几处矣。盖病对时（指一昼夜）而亡者，十之二三；三日而亡者，十之五六。有三日内外发狂，跳入河中死者。”“屠戮之骸不及尽，疠疫之尸又遍河干，恰逢四五月大水，积尸漂去多半。”《湘上痴脱难杂录》系目前仅存的当年现场亲历者的实录。
湘潭两遭劫难，尸横遍野，城区尸骨草草掩埋，掩土甚薄，历时未久又暴骨于野。城市一片萧条。周岁永于康熙二十二年所作《白骨冢序》对此作了描述：“星沙十二城，吾潭之盛甲诸邑。匪惟甲诸邑也，湖南七郡亦莫之。而罹兵灾之惨，亦惟潭为最。”“兵戈之后，继以凶年，饥疫荐至。竟有今宵娱聚，明日强半不堪问者，行尸走魊。……举尸填城堑，血染湘江，惨不下于明初，死者十之八九。迄今潭城内外，犹瓦砾龃龉。荆棘纵横，土满之患，悉为昔时屠者资也。门第人物者，无有也，居民星落，市堪走马。”
是年七月，安徽人黄希倩（克念）、程青来（奭）来湘潭经商，周岁永的《白骨冢序》说他们：“游于城，纵观于野，见若骼、若骴、若颅，颠倒于道路，枕藉于沟壑者不下亿万计。此绅耶、士耶、农工耶、商贾耶，老若少而男若妇耶，合富贵、贫贱、亲疏、远近而同为此枯骨耶。”两位商人顿起恻隐之心，“不忍任其暴而无所归也”。恰好有五位僧人愿意协助捡拾白骨予以埋葬。光绪《湘潭县志·五僧传》载：“当明末寇乱大兵经过，叛藩窃踞，城中屠戮无虚岁，白骨填路，犬狼搏人食之，商民无敢返城，独佛寺可居，（僧）节中避兵南岳，五僧留城，自负筐帚，拾骼扫胔。”随后僧人节中回县城，“助五僧拓空地，经历十余年，所掩瘗无量计”。从顺治六年八月至次年二月，历时一百九十日，五僧共拾获枯骨数千石，作墓三百余冢，埋于二圣寺故址。于墓旁立有《湘燐化碧碑》。碑记说，顺治“六年正月，万骑自长潜渡，屠其城，尸坟起垣，檐平，会守帅提馁卒至，剥尸衣而暴露之”。八年僧节中从南岳返湘潭，率徒智觉、智芳，徒孙慧德、慧慈再捡枯骨，历三年又拾遗骸埋成四十八冢，并在附近筑寺住僧以维护。①
明朝时有“小南京”美誉的湘潭经过这场兵燹加瘟疫的浩劫变成一片瓦砾场和白骨堆。
兵灾之后死者尸体积聚未能及时妥善掩埋极易造成瘟疫肆虐。古代医家认为：“时行疫疠，非常有之病……多发于兵荒之后，发则一方之内，沿门合境，老幼皆然，此大疫也。至于大疫，则一时详一时之证，一方用一方之法，难可预为拟议也。”②意思是指兵荒之时，路上无人料理的死尸堆积，构成一方之“戾气”，形成传染源。明清间医家周扬俊说：“大疫之沿门合境，传染相同者，允在兵荒之后，尸浊秽气，充斥道路，人在气交，感之而病，气无所异，人病亦同。所以月俴于孟春掩骼埋胔，不敢或后者。”又说：“或因天之风雨不时，地之湿浊蒸动，又因胔骼掩埋不厚，遂使大陵积尸之气，随天地之升降者，飘泊远近，人在气中，无可逃避，感之而病而死，于是更增一种病气尸气，流行其间，复相渐染，至久弥甚矣。故从来疫疠行于兵荒之后居多，不但人厕中气先弱也，良由所积之秽气特甚耳……天下秽恶之气，至疫则为毒极矣，人犯之者，三焦混淆，内外无间，不分表里。”灾荒时期积尸盈野而造成戾气、病气、尸气是致病的传染源：“种种恶秽，上溷苍天清净之气，下败水土物产之气，人受之者，亲上亲下，病从其类，有必然之势……蒸气中原杂诸秽，益以病气尸气，无分老少，触之即同一病状矣。”③此外与水旱灾害发生后一样，灾民为避兵锋东躲西藏，疲于奔命，衣食住行水平和疫病抵抗力都比平时大大下降，更易传染疾病。
三、其他环境因素
卫生条件恶劣、水源污染及恶习陋俗都易诱发瘟疫。
如隆回地区城镇居民住房多矮小狭窄，光线暗淡，空气滞塞，街道无人打扫。梅雨季节，雨水将垃圾冲入阴沟，逐渐淤积堵塞，污水秽物溢于街面，腐臭难闻，蚊蝇飞舞。饭店客栈，有的被面油垢污迹，经年不洗，霉臭熏鼻，满室蚤虱鼠虫。农村因袭传统旧习，卧室厨房，与猪牛圈混杂，院内秽物堆集，地上畜禽粪便，举目皆是。隆回金石桥乡流行一首歌谣：“厕所连厨房，猪栏对门窗，蚊蝇用手棒，蚤虱用斗量，蟑螂遍地是，谷黄人上床。”可以概括旧时的农村卫生状况。居民饮用河水、泉水、溪水以及山塘和淤凼积水。因饮用水多在低洼处，又无管理措施，经常有污水秽物流入，造成肠道传染病流行。①
人畜随处大便而产生的野粪也是导致土壤及水源污染的因素之一。湘阴县河市镇到20世纪50年代初仍然卫生环境恶劣，屋前屋后垃圾成堆，露天厕所星罗棋布，人畜粪便遍地皆是。河市镇有367户人家，有露天厕所217个，吊脚厕所25个，街头巷尾，臭气熏人。故有“河市乡，河市乡，到处野屎破粪缸，路过河市乡，臭气实难当”的不雅之语流传。②由此可以推想旧时湖南卫生的恶劣状况。
《湖南民情风俗报告书》认为湘省疾疫与民众居住环境有极大关系：
造屋无论广狭，窗牖必四辟，余地必修广，则流通空气，可以免湫隘嚣尘，于卫生实有裨益。湘省则城镇所在，栉比鳞次，遮蔽风日，四达之衢，鲜有让宽公路，吸收清气者。疫行时期，不待传染，而蒸郁之气已不可向迩。西人于水沟厕所，制定下水道法及污物扫除法，若家屋怠于设备，昧于扫除，警察行政可代执行，而量征费用。湘省则仕宦豪富之家，或稍注意于此，其余偏僻州县及乡曲穷民，污物堆积，不定处所，沟水停流，鲜事修整，而疫气流行，危害居人。若永绥、晃州、桑植、巴陵等处，往往见之。至于城乡旅居，虫鼠麇集、潮湿熏蒸，西路各属旅店，至不避风雨，行役以为苦。而滨湖一带，有所圩居者，地势卑湿，亦尝发见疾疫。省城、常德亦然。此皆住居之不适于卫生者也。③
《湖南民情风俗报告书》还认为湘省疾疫与民众日常生活陋习有极大关系：
饮食衣服，为人生所必要。卫生由之，伤生亦由之，不独冻饿之妨害生命也。西人于饮食物取缔法，认其于卫生上有害者，行政官吏得禁止其贩卖、授受、使用，或停止其营业；对于物品之所有者与所持者，检验其腐败，并得令其抛弃之。不从，或与以必要之处分。湘省各郡宰食病畜，及贩卖陈腐食物，官吏向不禁止。下等社会贪其廉值，喜购之，因此发生各种毒疮，所在多有。亦有拒绝不许市售者，或公同约禁之，然组织不完，效力甚浅。又西人于饮水，拣选皎白，用铁管取汲法最便。湘省于此事尚未讲求。举其大较，山居多清泉，城居多浊井，山居者厨甑满尘，灰屑骈集，与鹅、鹜、蛙、蛇、木、石、鹿、豕之属，杂处为侣，不免秽污。……其僻远州县，因仍陋习比比然矣。又河干取水，地假不洁之物，未能尽禁淘洗，此为缺点。安化县水码头有碑云：此处系四城饮水，不准洗秽物、破瘟猪并小儿洗澡，如违禀究。立禁似严，然齐民鲜公德，渐亦不遵宿约矣。④
1910年来到中国的美国社会学家罗斯注意到：“几千年来，生活在华南和中原的人们，密集地聚居在乡村或围墙内的城市中，他们一直饮用着运河或稻田间排水沟内的肮脏的水，吃着变了质的猪肉以及那些以污水池中的废物为肥料的蔬菜。他们挤在肮脏的小巷内低矮而污浊的房屋中，睡在简陋、污秽、令人窒息的窄小房间内。”⑤
有记载称：“长沙卑湿之地，雨潦极多，故市上沟渠纵横，以资宣泄。有清之季年久失修，壅塞日甚渐成潦患，每遇大雨，各处街巷即一片汪洋，水深没踝，益以泥泞甚厚，消泄愈难，日光射之，辄生恶臭，薰蒸日久，疫疠以生。光绪二十年，曾由长吏筹款修浚，以中饱太甚，所成无几。”⑥城镇尚且如此，乡村则更甚。
总之，湖南湿、热的自然环境为传染病的病原体提供了传播的温床，频繁的水旱灾害和战乱兵燹更使得雪上加霜。湖南疫病流行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疫灾暴发时官府会采取某些施医送药的救助措施，或者施衣舍粥提高灾民的生活质量和抵御疾病的机能，民间中醫中药也多少发挥了治疫疗疾的作用。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官民观念陈旧，加之旧时湖南贫穷落后，民众求温饱而不可得，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因此防治作用有限。清季随着西医西药的输入情况有所改观，但科学的防治措施在城市也许有一定成效，对于广大贫苦民众尤其是农村人口来说，他们处于贫穷和饥饿的境地，首要的问题乃是解决温饱，卫生和防疫不过是一种奢望。他们缺医少药，遇疫仍不免“修斋建醮，乞灵冥漠”。民谣云：“瘟疫流行，人心惶惶，有钱钱挡，无钱命偿，听天由命，死活谁怜。”①瘟疫肆虐，威胁民众的生命和健康，造成社会困顿和动乱。1911年清政府的大厦轰然坍塌，是多种因素形成的合力作用，而清季包括疫灾在内的多种自然灾害连绵不断也是破坏力之一。
【作者简介】杨鹏程，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全国模范教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和社会史研究。
张凤，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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