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梅战役对巴勒斯坦事业的影响
赵文亮 王坤明
摘 要 卡拉梅战役是第三次中东战争后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规模最大的一场冲突，对阿以冲突和巴勒斯坦事业产生了复杂的、多方面的深远的影响。卡拉梅战役导致“法塔赫”的崛起，阿拉法特成为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言人，开创了巴勒斯坦事业的新局面；它提振了巴勒斯坦人的士气，增强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感；它宣传了巴勒斯坦人的事业，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它改变了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使国际社会重新认识巴勒斯坦问题；卡拉梅战役后“法塔赫”实力迅速增强，在对以色列暴力袭击迅速升级的同时也严重危害了约旦的国家安全和稳定，从而埋下了约巴战争的种子。
关键词 卡拉梅战役，巴勒斯坦事业，阿拉法特，阿以冲突，黑九月事件
中图分类号 K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6-0039-09
1968年3月18日，一辆满载儿童和教师的以色列校车被巴勒斯坦游击队埋设的地雷炸毁，造成共28名学生和教师死伤。①为了报复这一恐怖袭击，3月21日，以色列出动1.5万军队，在飞机、坦克等现代化武器的配合下，对位于约旦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卡拉梅（Karameh）营地发动代号“地狱行动”（Operation Inferno）的军事行动。战斗持续了15小时，以色列军队遭到数量几乎相等的约旦军队和据守营地的几百名“法塔赫”战士的顽强抵抗。虽然以色列占领并摧毁了营地，并在完成战役目标后撤离，但却付出了近200人伤亡的代价，举世哗然。
卡拉梅战役（Battle of Karameh）是第三次中东战争后阿以间最严重的军事冲突，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虽然参战者只有以色列和约旦及“法塔赫”武装，但其结果却大大改变了巴勒斯坦游击队的生存环境，创造了“法塔赫”的政治神话。一战成名后的“法塔赫”及其领导人阿拉法特迅速成为巴勒斯坦的代言人，引起了中东格局的重大变化。对于这一重大事件，目前国内学界关注较少，即使个别著述有所涉及，基本属于介绍性质，没有专门的研究成果。究其原因，一是卡拉梅战役持续时间较短、涉及国家较少、规模相对较小且年代久远，容易被人忽略；二是我国学者大多关注诸如五次中东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巴以和平进程等热点问题，卡拉梅战役属于“冷门”自然容易被人忽略。
我们认为，卡拉梅战役作为阿以冲突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对阿以冲突、巴以冲突和巴勒斯坦事业造成了复杂的、多方面的深远的影响。
一、促成了“法塔赫”的崛起，开创了巴勒斯坦事业的新局面
卡拉梅战役是一场有限的军事冲突，但在政治领域却带来了深远影响，“法塔赫”成为巴勒斯坦的重要政治力量，登上了巴勒斯坦舞台的中央。②正如埃及中东问题专家穆赫辛·法里德（Mohsen Fareed）所言：“两个历史事件改变了‘法塔赫，一个是第三次中东战争，另外一件是卡拉梅战役。”③阿拉法特利用卡拉梅战役带来的巨大声誉，成为巴勒斯坦问题的代言人，影响了整个阿以局势，开创了巴勒斯坦事业的新局面。
（一）“法塔赫”实力大增，成为巴勒斯坦抵抗力量的代表
“法塔赫”于1959年在科威特创立。经过6年的筹备，“法塔赫”从1965年元旦起正式对以色列发动武装袭击，但收效甚微。“法塔赫”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转折点出现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巴勒斯坦地区出现的政治真空，令“法塔赫”看到了政治崛起的曙光。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将“法塔赫”看作是巴勒斯坦地区最大的恐怖威胁，希望通过袭击“法塔赫”营地来消灭其军事力量，从而彻底摧毁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击垮阿拉伯人民的反抗信心。①在以色列进攻卡拉梅营地期间，“法塔赫”与约旦军队联合对以色列造成沉重打击，极大地提高了巴勒斯坦民众的信心，增加了巴勒斯坦人民对“法塔赫”的认同。正因如此，卡拉梅战役被许多作家和记者看作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历史的转折点。②正如英国著名中东问题专家伊丽莎白·门罗（Elizabeth Monroe）所评论的：“被击毁的以色列坦克的照片通过媒体传遍了整个阿拉伯世界，‘法塔赫成为整个中东关注的焦点，正式成为中东新的元素。”③“法塔赫”也及时抓住了扩大外交影响的机会，在战争结束后的一年之内，在大约80个国家建立了分支机构。④
卡拉梅战役后，大批青年人踊跃加入“法塔赫”。据“法塔赫”报告，在卡拉梅战役结束后的48小时内，就有5000名志愿者请求加入“法塔赫”，但是由于各种条件限制只接受了其中900人。⑤其中还包括一个妇女训练营，⑥及一个“童子军”特殊分队（招收8岁以上的儿童，训练他们的游击战术）。⑦到3月底，在约旦有將近20000名游击队员。⑧渴望加入战斗的并不仅仅是巴勒斯坦人，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兴起了一股加入游击队的热潮。1968年5月20日，“法塔赫”称，埃及有20000名学生和退伍军人希望加入，而在“法塔赫”的巴格达办公室，每天都会接到1500份申请。⑨然而热情并不仅限于阿拉伯世界，一些国际左派的年轻人在欧洲建立了训练营，希望能够参与到巴勒斯坦革命中。⑩到6月份，游击队人数与战后相比上升了大约300%，其中2000多人属于“法塔赫”，而且在城镇和难民营中有12000名的支持者。在这股入伍狂热的氛围中，约旦国王侯赛因也在电视演讲中宣布：“我想我们可能会达成一个共识，即我们都是游击队员！”
同时，“法塔赫”与苏联的关系飞速发展，其武器装备也有了质的飞跃，拥有了大量苏式AK-47自动步枪、RPG-2和RPG-7火箭筒、60毫米和82毫米以及130毫米火炮，其数量在1968年可以满足2000人，在1969年可以满足7000人，到了1970年已经装备了14000名游击队员。
游击队人数的不断增加，导致其活动范围从北部的乌盖斯（Um Qays）一直延伸到死海南部的亚喀巴（Wadi Araba）。“法塔赫”加强了对游击队的管理，将其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各自的指挥官和副指挥官，以便于更好地吸收新兵和训练新兵。这三个部分包含了许多基地，这些基地又会分裂成更小的游击队伍，以便对以色列进行袭击。
（二）得到阿拉伯国家的支持，阿拉法特成为巴勒斯坦问题的代言人
尽管“法塔赫”从1965年起就开始了对以色列的袭击，并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加入了巴解组织，成为巴勒斯坦政治上的重要力量，而且被以色列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之一。但是在卡拉梅战役之前，“法塔赫”并不怎么受阿拉伯国家的重视，各阿拉伯国家则把巴解组织作为打交道的重点对象，而仅仅把“法塔赫”看作是巴解组织众多派别之一。但是，“法塔赫”在卡拉梅战役中的表现，在使自己获得巴勒斯坦人民认可的同时，也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此时，埃及总统纳赛尔正试图说服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建立战略联盟与以色列进行“消耗战”（War of Attrition）。纳赛尔看到了“法塔赫”的极大价值，因此在卡拉梅战役后立即接见了阿拉法特，表示埃及军队重建的两个要素是“消耗战”和“法塔赫”的游击队行动。①随后埃及加大了对“法塔赫”的援助力度。1968年5月，也就是卡拉梅战役结束仅仅两个月后，在埃及支持下“法塔赫”在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中获得了100个席位中的38个。1968年7月，在开罗举行的第四届巴勒斯坦国民议会修改了巴解组织的宪章，其成员不再是个人、知名人士和政要，而是各个集团的代表，这就为阿拉法特成为巴解组织最高领袖奠定了基础。半年之后的1969年2月，第五届巴勒斯坦国民议会在开罗举行，在纳赛尔的支持下，阿拉法特当选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成为巴解组织最高领导人。
在与埃及达成战略联盟的同时，其他阿拉伯国家也通过各种方式对“法塔赫”进行支持：科威特国王在接见阿拉法特时称赞阿拉法特是“阿拉伯民族的英雄”，并对科威特人民详细描述巴勒斯坦游击队在卡拉梅战役中的英勇表现，同时为游击队提供了大量的捐款；②伊拉克和叙利亚为几千名游击队员提供训练项目；以科威特为首的波斯湾国家通过对其国内数万名巴勒斯坦工人征收5%的“解放税”来为他们筹集资金；③而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Faisal bin Al Saud）则明确表示，把从该国工作的巴勒斯坦人收取的“解放税”用以资助“法塔赫”，并每年向巴解组织提供1200万美元的资助，以及一些武器弹药；④黎巴嫩的一场基金募集活动则从贝鲁特筹集了50万美元。⑤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游击队的支持达到了高潮。⑥
二、提振了阿拉伯人的士气，增强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认同感
三次中东战争的失败，尤其是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的惨败，不仅使参战的阿拉伯国家颜面尽失，也使全世界的阿拉伯人士气低落，失败主义情绪在中东各国弥漫，阿拉伯人急需一次胜利来鼓舞士气。而小小的巴勒斯坦抵抗组织“法塔赫”却在前线小国约旦的支持下，取得了对以战争的“重大胜利”和“大捷”，“重创了以色列”，⑦使以色列遭到了“第一次失败”，⑧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些阿拉伯战士用生命给阿拉伯人换回了尊严，使阿拉伯人的士气为之一振。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普遍认为这场战役是对以色列国防军的一种心理上的胜利，对游击队的招募也大幅增加。⑨以“法塔赫”为首的游击队对以色列造成的伤亡，证明装备低劣的阿拉伯人是可以在战场上击败以色列的，令巴勒斯坦人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战斗去捍卫巴勒斯坦的领土。⑩正如巴勒斯坦政治家兼作家沙菲克·胡特（Shafiq al-Hout）所言：“阿拉伯年轻人特别是巴勒斯坦人大量涌入约旦河谷，因为卡拉梅战役令他们意识到只有参加武装斗争，才能够恢复阿拉伯战士的民族自豪感，才能取得对以色列的最终胜利。”？輥？輯？訛可以说，卡拉梅战役令巴勒斯坦人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士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加深了巴勒斯坦人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
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前，巴勒斯坦人对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缺乏信心，甚至连巴勒斯坦意识也相当淡漠。早在1959年，“法塔赫”在其建立宣言中就明确提出：“巴勒斯坦人有权独立于其他阿拉伯国家行事，他们必须在解放自己的国家和确保阿拉伯国家不忽视其事业方面发挥主导作用。”①表明阿拉法特民族意识之强烈。卡拉梅战役前，一些巴勒斯坦政治家曾向以色列方面递交和平倡议书，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②但该计划不仅遭到以约旦为首的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也未得到广大巴勒斯坦民众的支持。卡拉梅战役增加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心，对此叙利亚学者希哈达·优素福（Shihada Yusif）评论道：“卡拉梅战役创造的政治神话宣布巴勒斯坦人的身份不再是难民或是二等公民，他们已经成为能够拿起武器抵抗的革命者和敢死队战士。”③正因如此，以色列方面认为侯赛因的权力正在削弱，有必要通过支持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来限制游击队的力量。1968年3月29日，以色列外交官艾弗拉姆·埃夫隆（Ephraim Evron）在与白宫官员哈罗德·桑德斯（Harold Saunders）的会谈中表示：“也许现在到了以色列应该重新认真思考一个单独的巴勒斯坦实体的时候了。”④
在1968年7月的第四届巴勒斯坦国民会议期间，“法塔赫”对巴解组織的宪章进行了修改，将标题的“泛阿宪章”变为“巴勒斯坦民族宪章”，充分显示了巴解组织不妥协的立场。⑤宪章第28条指出：“巴勒斯坦人民要通过自身的民族革命实现真正的独立，并拒绝一切形式的干涉和托管行为。”⑥另外，巴勒斯坦国民会还对以色列建立虚假实体的设想进行了谴责，指出：“任何支持建立巴勒斯坦阿拉伯代理政府的人都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敌人。”⑦这些做法令一些巴勒斯坦政治家开始倾向于巴解组织的立场，同时表明了巴勒斯坦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绝对决心，也表明了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民族信心。
同时，阿拉法特为首的“法塔赫”及后来的巴解组织，非常重视通过政治和文化宣传，以培育人们的民族认同。武装斗争是政治合法性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来源，游击队文学作品通过回忆过去巴勒斯坦人的斗争，强调游击队具备巴勒斯坦人的抵抗传统。巴勒斯坦的艺术家们也积极宣传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革命形象，并专门组成一个工会来组织宣传。工会通过与学校和幼儿园的合作，制作一些儿童画展览，描绘英勇的游击队抵抗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侵略。此外，有些学者收集了农民的谚语和歌曲以及其他的流行文学作品，并加以宣传，从而使巴勒斯坦中上层家庭的有志女性开始重新关注巴勒斯坦问题。⑧同时，“法塔赫”利用广播电台，通过歌曲和诗歌的形式，在传播武装斗争话语和革命观念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手段推动了巴勒斯坦革命文化的创新，对以战争中牺牲的巴勒斯坦烈士也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⑨“法塔赫”的革命宣传大大提高了巴勒斯坦人民对革命文化的关注，以及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
三、宣传了巴勒斯坦人的事业，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卡拉梅战役前，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关注度较低。就连一贯倡导“泛阿拉伯主义”，被称为“阿拉伯领导人”⑩和“阿拉伯世界的英雄”？輥？輯？訛的纳赛尔，在1962年的一次演讲中也公开宣布：“我们没有解放巴勒斯坦的计划。”？輥？輰？訛1967年11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242号决议呼吁“公正解决难民问题”，认为巴勒斯坦人的问题仅仅是难民问题。①正因如此，阿拉法特曾表示：“我们所做的就是让世界……认识到巴勒斯坦人不再是难民成员，而是一个掌握自己命运的民族，能够决定自己未来的民族。”②可以说，阿拉法特的“法塔赫”所进行的卡拉梅战役，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这一目的。
以色列歷史学家汤姆·戈夫（Tom Segev）评论道：“卡拉梅战役给‘法塔赫提供了一个宣传和夸耀的机会。”③的确，巴勒斯坦人也充分利用了这场战役在阿拉伯世界获得的广泛赞誉和认可来确立自己民族的主张。正如以色列外交部部长吉迪恩拉斐尔（Gideon Rafael）所说：“行动巨大提升了阿拉法特的‘法塔赫组织，并将巴勒斯坦问题不可逆转地植入国际议程上，不再作为一个无家可归难民的人道主义问题，而是要求建立巴勒斯坦国。”④
卡拉梅战役及此后的游击队行动使国际社会关注到了巴勒斯坦人的事业，国际社会开始意识到巴勒斯坦问题不仅仅是难民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对巴勒斯坦人的遭遇表示同情，并开始支持巴勒斯坦人的事业。巴勒斯坦学者拉希德·哈立迪（Rashid Khalidi）评价道：“卡拉梅战役并不是阿拉伯军事上的胜利，而是游击队员创造的神话，它将成为巴勒斯坦权力的象征。”⑤一位驻以色列的美国记者持同样的观点：“通过巴勒斯坦游击队的努力，巴勒斯坦因素已经成为阿以冲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⑥因为游击队的袭击，美国对以色列的态度也出现了一定变化。拉宾曾多次向美国抗议巴勒斯坦游击队对以色列的袭击，并对以色列平民伤亡进行申诉，但美国却认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造成的伤害要大得多。⑦另外，英国也为巴勒斯坦游击队袭击行为进行解释和公关。一位英国外交官公开声称：“不要过多的冒犯巴解组织游击队，因为他们有朝一日会成为巴勒斯坦人的政府。”⑧可见卡拉梅战役之后的对以斗争，引起了全世界对巴勒斯坦地区的关注，人们的关注重点不再局限于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冲突，而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
以色列的侵略行径也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在卡拉梅战役结束6天后的3月24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48号决议，谴责以色列对约旦领土的袭击，指出：“以色列发动的卡拉梅战役军事行动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公然破坏。”⑨即使对以色列相当友好的美国，也对以色列毫不客气。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瑟戈德堡（Arthur Goldberg）说：“我们认为，刚刚发生的这样一种军事上的反制措施，与此前发生的暴力行为在规模上是不相称的，将会受到强烈谴责。”⑩美国驻以色列大使沃斯沃思巴伯（Walworth Barbour）说，20年之后，历史学家会把这一天写下来，将其视为以色列毁灭的开始。？輥？輯？訛
四、恐怖袭击成为对抗以色列的主要方式，引起国际社会的反对
“法塔赫”是一个崇尚武装斗争，并且靠武装斗争崛起的组织。早在1959年，“法塔赫”在其创始宣言中就提出“武装斗争是恢复巴勒斯坦和坚持长期人民解放战争的唯一手段”。1964年2月巴解组织成立时，声明它的目标是“通过武装斗争解放巴勒斯坦”。①1968年7月在开罗举行的第四届巴勒斯坦国民议会上，阿拉法特指责巴解组织此前的纲领太过软弱，于是会议通过了具有明显的“法塔赫”色彩的“巴勒斯坦宪章”，其第9条宣称“武装斗争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途径”。②
卡拉梅战役的胜利首先是军事斗争的胜利。不管参战双方真实的损失情况如何，阿拉法特为首的“法塔赫”对全世界宣称自己取得了“重大胜利”和“大捷”，“重创了以色列”，而且整个阿拉伯世界都认可这一说法。因此，巴解组织下属各组织更加笃信武装斗争和暴力的信条，将其作为赢得巴勒斯坦解放的最为重要的方式；有的组织如“人阵”“民阵”甚至将其作为唯一方式，反对和平的外交方式。在卡拉梅战役“辉煌胜利”的鼓舞下，巴解组织武装对以色列目标袭击的次数明显增加。在约旦河西岸，袭击次数从1968年的33次增加到1969年的112次，以色列的伤亡人数则从1968年的49人上升到1969年的59人；③而根据以色列方面的记录，巴解组织的袭击活动在1968年为916起，1969年飞升到2432起。④与西岸相比，加沙地带游击队对以色列的袭击则更加猛烈，给以色列造成的伤亡更大：1968年为167次，1969年达到471次，1970年为455次，共造成248名以色列人的伤亡。⑤以色列方面数据显示，在1967年到1970年间，共有48名巴勒斯坦游击队员被打死，897人受伤。⑥
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在加大对以色列暴力袭击的过程中，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逐渐变成主要斗争方式。“人阵”首先宣布要对被占领土上的以色列平民实行恐怖主义，认为“这种行动是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令犹太人意识到所犯下的罪行”。⑦“法塔赫”的一些官员也认为，“我们应该打击敌人的弱点，敌人的弱点是平民而不是军队”。⑧1968年3月，“法塔赫”发言人表示，为了报复阿拉伯人民遭受的苦难，开始向以色列平民发动袭击。⑨此后，“人阵”“法塔赫”等便对边境定居点进行炮击，并开始袭击民用目标和平民。他们破坏公交车、铁路、电网、供水系统、石油管道等公共设施，袭击学校、车站、餐馆、商场、银行等公共场所甚至外国驻以色列外交机构；袭击的人员目标不仅仅限于以色列国防军和官员，还包括以色列平民和巴勒斯坦雇员，甚至外国游客和外交人员有时也成为袭击的受害者。“法塔赫”解释其对以色列平民袭击的原因是：削弱以色列经济，引发资本外流，最重要的是阻止犹太移民，鼓励反向移民，令犹太复国主义认为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家是不可能的。⑩实际上游击队对平民袭击的根本原因是对以色列国防军军事行动效果一般，并令自身伤亡惨重。有关数据显示，1968年底，大约有2/3以上深入以色列的游击队员失踪。根据以色列方面的数据，此时以色列监狱至少有1700名游击队员及其支持者，到1969年该人数又增加了2800名，在此期间还有1354人死亡。可见，游击队的伤亡数与以色列的不成正比，这就促使其加强了对平民的袭击。
卡拉梅战役之后，巴勒斯坦游击队掀起的对以色列的袭击，特别是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恐慌，从而使国际社会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那就是巴勒斯坦人现在已经成为“恐怖分子”而不是“难民”。特别是在“黑九月”组织出现之后，巴勒斯坦极端分子将恐怖袭击的矛头不仅对准他们最为痛恨的约旦和以色列，还对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这令整个西方媒体出现对巴勒斯坦人妖魔化的倾向，认定其为“恐怖分子”的倾向更加明显。例如慕尼黑事件后，世界舆论对“黑九月”组织进行了强烈谴责，联邦德国解散了“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和“巴勒斯坦总工会”并驱逐一些可疑的阿拉伯人。
如果说“法塔赫”的活动仅仅是在被占领土上演，袭击的對象主要是以色列人，因而外界的关注和反应相对较小的话，那么“人阵”为追求更大的轰动效应，却炮制了劫持民航班机的恐怖行动，把与以色列的战斗推向了国际舞台。“人阵”领导人认为，“劫持一架飞机所引起的轰动效应远远大于我们在战场上杀死一百个以色列士兵”。①1968年7月23日，“人阵”的两名成员劫持以色列一架客机，迫使其释放了16名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②劫机的成功使“人阵”深受鼓舞，以为找到了制胜法宝，此后劫机事件频发。1968年12月至1970年9月间，“人阵”在中东、欧洲乃至世界其他地方实施了一系列劫机行动，来往以色列与欧洲主要机场如贝鲁特、雅典、罗马、苏黎世、伦敦、海牙、布鲁塞尔和波恩的以色列飞机被频繁劫持和袭击。甚至欧美国家来往以色列的客机和乘客也成了“人阵”恐怖袭击的目标。更有甚者，从“人阵”中分裂出来的“人阵—总指挥部”更加极端，采取了爆炸飞机的方式，毫不顾忌乘客的性命。最典型的是1970年2月21日制造的瑞士航空公司330航班爆炸事件。“人阵—总指挥部”恐怖分子在苏黎世机场上空制造的这次炸弹袭击，导致飞机在空中爆炸，4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③
关于劫持飞机的作用，“人阵”指挥官阿布·哈马姆曾洋洋自得地说：“我们不应攻击以色列的优点而应攻击其弱点，而以劫机为首的行动实现了这一目标。”④的确，劫机事件达到了宣传巴勒斯坦事业的目的，阿拉伯世界的士气也得到了提升。但是，劫持民航班机违反了国际法，造成了无辜平民的伤亡，具有国际恐怖主义的性质，使巴解组织甚至整个巴勒斯坦人形象严重受损，因而遭到了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谴责和批评，连阿拉法特都不得不宣称坚决反对劫机事件。但是，醉心于这种战术的“人阵”并没有就此罢手。为达到“展示自身的实力”和“绑架约旦政府，阻碍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和谈”的双重目的，⑤1970年9月6日到9日，“人阵”一口气劫持了西方国家4架民航班机，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并在国际媒体的镜头之下将劫持到约旦道森机场（Dawson Airport）的3架飞机炸毁。道森机场事件迫使约旦军队开始干预，由此拉开了镇压巴勒斯坦游击队的所谓“黑九月事件”的序幕，从而导致巴解组织被驱逐出约旦，巴勒斯坦事业严重受损。在“黑九月事件”之后，“人阵”并没有停止其劫机以及其他形式的恐怖袭击，这遭到大多数国家的严重抗议。随后不久，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将“人阵”认定为恐怖组织，至今依然如故。⑥针对不断出现的劫持飞机和绑架人质事件，1972年11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成立了恐怖主义问题特设委员会，负责研究制裁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措施。为了更好地应对以“人阵”为首的劫机，联合国专门成立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并于1971年9月23日制定《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明确指出“人阵”的劫机行为违反了这一公约，系恐怖主义行为。⑦
五、引发了约旦与巴解组织的冲突，严重影响了巴勒斯坦事业
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约旦成了巴勒斯坦游击队对以色列越境袭击的最主要后方基地。约旦与巴解组织之间不仅是盟友关系，更是巴勒斯坦武装的庇护者。约旦的庇护和支持保证了巴解组织和“法塔赫”的做大，二者的合作铸就了卡拉梅战役的神话。但在卡拉梅战役后，“法塔赫”或巴解组织凭借卡拉梅神话带来的荣誉，在约旦为所欲为，跋扈非常，约旦与巴解组织之间在多方面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并最终演化为持续长达10个月的“黑九月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卡拉梅战役及其后巴解组织力量的增加被认为是黑九月事件的重要催化剂”。⑧巴解组织武装遭到惨重损失，并失去了对抗以色列的最重要前线基地，严重影响了巴勒斯坦事业和阿拉伯事业。
约旦与“法塔赫”或巴解组织中间的矛盾和冲突表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法塔赫”独占了卡拉梅胜利的荣誉。卡拉梅战役是约旦军队和“法塔赫”武装与以色列军队进行的联合对抗，可以说约旦军队所起作用更大些，其所蒙受的损失也更大。但在战后，“法塔赫”却几乎独享了胜利者的荣誉，声望如日中天；而约旦军队的作用则被忽视，甚至有些阿拉伯领导人指责约旦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态度消极，引起了约旦方面的极度不满。①
其次，巴解组织的“国中之国”地位对约旦主权形成的挑战。伴随着卡拉梅战役带来的参军热，巴勒斯坦游击队在约旦境内迅速壮大起来，先后控制了包括难民营在内的大片地区，形成了“国中之国”，对约旦主权构成了挑战，出现了无法无天的居民：巴解组织在约旦建立了独立于政府的机构，“法塔赫”统治着巴勒斯坦难民营，禁止约旦士兵、警察和官员进入；安曼附近的瓦哈达（Wahadat）难民营甚至被称为“巴勒斯坦共和国”，巴解组织俨然成了“国中之国”；②全副武装的游击队员在大街上横冲直撞，随意设置关卡，拦截汽车、检查证件和非法征税；他们调戏妇女，绑架富商，勒索赎金；他们经常无缘无故地攻击和侮辱约旦官员和士兵。巴解组织还渗透到约旦军队，秘密发展一些中高级军官；他们还取得了当地伊拉克军队的支持。更有甚者，一些激进的巴勒斯坦人还把矛头指向侯赛因国王，称他是“帝国主义走狗”。巴解组织上下普遍认为，抵抗运动应该致力于在约旦夺取政权，叫嚣“一切权力归抵抗运动”“通向特拉维夫的道路经过安曼和贝鲁特”。③突击队员甚至公开谈论推翻哈希曼王朝，“随之而来的紧张局势最终导致1970年9月的黑色九月期间被约旦驱逐到黎巴嫩”。④
再次，巴解游击战略对约旦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卡拉梅战役以及随后在政治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巴解组织认识到军事斗争的价值。因此从1968年起，巴解组织采用游击战略，以约旦为基地频繁发动对以色列的袭击行动。巴解组织的袭击经常引起以色列猛烈的报复性空袭，不仅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物质财产损失，严重地破坏了约旦经济，而且影响了约旦的和平解决政策，并迫使约旦也卷入了与其强大邻居的战争对峙之中。⑤约旦的国家安全受到嚴重威胁，游击队的行动令侯赛因难以容忍。
因此，从1968年9月起，约旦与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冲突持续不断：9月，国王车队遭到游击队袭击，政府军同游击队在安曼展开激战；10月，原本属于约旦的贝都因部落在巴解组织的鼓动下与约旦军队发生激烈冲突；11月初，约旦与游击队之间进行持续3天的冲突，造成28名巴勒斯坦人和4名约旦军人死亡。⑥11月6日，双方达成了“七点协议”，但巴勒斯坦人并不严格遵守，这使其与约旦的冲突与日俱增。1968年底到1969年底之间，双方爆发的暴力冲突不下500次。1970年7月中旬，双方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在安曼街头进行了持续3天的激烈战斗，导致300多人死亡，700人受伤。⑦8月底到9月初，游击队又对侯赛因进行了多次袭击，这令侯赛因十分恼怒，约巴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就在此时，“人阵”为阻止促成阿以和谈的“罗杰斯计划”而在约旦制造的史无前例的劫机事件，使积蓄已久的矛盾终于以全面战争的方式爆发。
1970年9月，约旦动用其全部6万多装备精良的部队，在飞机和坦克等现代化武器的配合下对巴勒斯坦游击队发动进攻，数以千计游击队员被打死，数万无辜巴勒斯坦难民死亡，数十万人无家可归，巴解组织最终也被驱逐出约旦。⑧阿拉法特称约旦的行为是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因此将其称为“黑九月”。这次冲突也被称为“黑九月事件”。使得巴勒斯坦游击队从鼎盛开始走向衰落，战斗人员损失惨重，从数万人锐减至几千人，最重要的是失去了进攻以色列的战略基地。“黑九月事件”是阿拉伯人的第一次大分裂，严重影响了巴勒斯坦事业。
“卡拉梅”一词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尊严”，卡拉梅战役不仅是巴勒斯坦人的尊严，同时也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骄傲。英国学者阿维亚·拉兹（Avi Raz）曾称赞：“卡拉梅战役是巴勒斯坦历史上的斯大林格勒。”①确实，对“法塔赫”来说，卡拉梅战役是巴勒斯坦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更是“法塔赫”历史的转折点。“法塔赫”在卡拉梅战役后崛起，并成功控制巴解组织，阿拉法特也登上了《时代》杂志，成为巴勒斯坦问题的代言人。阿拉伯人也将其视为英雄，认为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不仅代表着巴勒斯坦的复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第三次中东战争给阿拉伯人带来的羞辱感。在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下，巴勒斯坦抵抗力量得到增强，推动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兴革命文化，国际社会关注度得到提高，巴勒斯坦问题也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卡拉梅战役通过阿拉伯媒体的传播，成为政治神话的典型案例。
卡拉梅战役虽是巴勒斯坦人民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来源，但也有人指出卡拉梅战役令巴勒斯坦人走错了方向。卡拉梅战役的结果导致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内部力量发展不均衡，巴勒斯坦人内部矛盾丛生，这为巴勒斯坦解放事业蒙上一层阴影。特别是“黑九月事件”，令巴勒斯坦抵抗力量丧失了在约旦的基地，其军事力量也开始下降，并严重打击了卡拉梅战役政治神话的长久性。而一些巴勒斯坦团体在70年代中期对自己在约旦的行为进行了自我批评，指出卡拉梅战役之后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犯下的政治错误，辜负了公众对他们的期待，从而影响了整个巴勒斯坦事业。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自我批评，提醒着后来的巴勒斯坦解放事业，不要重蹈其覆辙。
【作者简介】赵文亮，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史和中东问题研究。
王坤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东国际关系史研究。
【责任编辑：杜敬红】
摘 要 卡拉梅战役是第三次中东战争后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规模最大的一场冲突，对阿以冲突和巴勒斯坦事业产生了复杂的、多方面的深远的影响。卡拉梅战役导致“法塔赫”的崛起，阿拉法特成为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言人，开创了巴勒斯坦事业的新局面；它提振了巴勒斯坦人的士气，增强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感；它宣传了巴勒斯坦人的事业，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它改变了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使国际社会重新认识巴勒斯坦问题；卡拉梅战役后“法塔赫”实力迅速增强，在对以色列暴力袭击迅速升级的同时也严重危害了约旦的国家安全和稳定，从而埋下了约巴战争的种子。
关键词 卡拉梅战役，巴勒斯坦事业，阿拉法特，阿以冲突，黑九月事件
中图分类号 K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6-0039-09
1968年3月18日，一辆满载儿童和教师的以色列校车被巴勒斯坦游击队埋设的地雷炸毁，造成共28名学生和教师死伤。①为了报复这一恐怖袭击，3月21日，以色列出动1.5万军队，在飞机、坦克等现代化武器的配合下，对位于约旦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卡拉梅（Karameh）营地发动代号“地狱行动”（Operation Inferno）的军事行动。战斗持续了15小时，以色列军队遭到数量几乎相等的约旦军队和据守营地的几百名“法塔赫”战士的顽强抵抗。虽然以色列占领并摧毁了营地，并在完成战役目标后撤离，但却付出了近200人伤亡的代价，举世哗然。
卡拉梅战役（Battle of Karameh）是第三次中东战争后阿以间最严重的军事冲突，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虽然参战者只有以色列和约旦及“法塔赫”武装，但其结果却大大改变了巴勒斯坦游击队的生存环境，创造了“法塔赫”的政治神话。一战成名后的“法塔赫”及其领导人阿拉法特迅速成为巴勒斯坦的代言人，引起了中东格局的重大变化。对于这一重大事件，目前国内学界关注较少，即使个别著述有所涉及，基本属于介绍性质，没有专门的研究成果。究其原因，一是卡拉梅战役持续时间较短、涉及国家较少、规模相对较小且年代久远，容易被人忽略；二是我国学者大多关注诸如五次中东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巴以和平进程等热点问题，卡拉梅战役属于“冷门”自然容易被人忽略。
我们认为，卡拉梅战役作为阿以冲突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对阿以冲突、巴以冲突和巴勒斯坦事业造成了复杂的、多方面的深远的影响。
一、促成了“法塔赫”的崛起，开创了巴勒斯坦事业的新局面
卡拉梅战役是一场有限的军事冲突，但在政治领域却带来了深远影响，“法塔赫”成为巴勒斯坦的重要政治力量，登上了巴勒斯坦舞台的中央。②正如埃及中东问题专家穆赫辛·法里德（Mohsen Fareed）所言：“两个历史事件改变了‘法塔赫，一个是第三次中东战争，另外一件是卡拉梅战役。”③阿拉法特利用卡拉梅战役带来的巨大声誉，成为巴勒斯坦问题的代言人，影响了整个阿以局势，开创了巴勒斯坦事业的新局面。
（一）“法塔赫”实力大增，成为巴勒斯坦抵抗力量的代表
“法塔赫”于1959年在科威特创立。经过6年的筹备，“法塔赫”从1965年元旦起正式对以色列发动武装袭击，但收效甚微。“法塔赫”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转折点出现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巴勒斯坦地区出现的政治真空，令“法塔赫”看到了政治崛起的曙光。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将“法塔赫”看作是巴勒斯坦地区最大的恐怖威胁，希望通过袭击“法塔赫”营地来消灭其军事力量，从而彻底摧毁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击垮阿拉伯人民的反抗信心。①在以色列进攻卡拉梅营地期间，“法塔赫”与约旦军队联合对以色列造成沉重打击，极大地提高了巴勒斯坦民众的信心，增加了巴勒斯坦人民对“法塔赫”的认同。正因如此，卡拉梅战役被许多作家和记者看作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历史的转折点。②正如英国著名中东问题专家伊丽莎白·门罗（Elizabeth Monroe）所评论的：“被击毁的以色列坦克的照片通过媒体传遍了整个阿拉伯世界，‘法塔赫成为整个中东关注的焦点，正式成为中东新的元素。”③“法塔赫”也及时抓住了扩大外交影响的机会，在战争结束后的一年之内，在大约80个国家建立了分支机构。④
卡拉梅战役后，大批青年人踊跃加入“法塔赫”。据“法塔赫”报告，在卡拉梅战役结束后的48小时内，就有5000名志愿者请求加入“法塔赫”，但是由于各种条件限制只接受了其中900人。⑤其中还包括一个妇女训练营，⑥及一个“童子军”特殊分队（招收8岁以上的儿童，训练他们的游击战术）。⑦到3月底，在约旦有將近20000名游击队员。⑧渴望加入战斗的并不仅仅是巴勒斯坦人，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兴起了一股加入游击队的热潮。1968年5月20日，“法塔赫”称，埃及有20000名学生和退伍军人希望加入，而在“法塔赫”的巴格达办公室，每天都会接到1500份申请。⑨然而热情并不仅限于阿拉伯世界，一些国际左派的年轻人在欧洲建立了训练营，希望能够参与到巴勒斯坦革命中。⑩到6月份，游击队人数与战后相比上升了大约300%，其中2000多人属于“法塔赫”，而且在城镇和难民营中有12000名的支持者。在这股入伍狂热的氛围中，约旦国王侯赛因也在电视演讲中宣布：“我想我们可能会达成一个共识，即我们都是游击队员！”
同时，“法塔赫”与苏联的关系飞速发展，其武器装备也有了质的飞跃，拥有了大量苏式AK-47自动步枪、RPG-2和RPG-7火箭筒、60毫米和82毫米以及130毫米火炮，其数量在1968年可以满足2000人，在1969年可以满足7000人，到了1970年已经装备了14000名游击队员。
游击队人数的不断增加，导致其活动范围从北部的乌盖斯（Um Qays）一直延伸到死海南部的亚喀巴（Wadi Araba）。“法塔赫”加强了对游击队的管理，将其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各自的指挥官和副指挥官，以便于更好地吸收新兵和训练新兵。这三个部分包含了许多基地，这些基地又会分裂成更小的游击队伍，以便对以色列进行袭击。
（二）得到阿拉伯国家的支持，阿拉法特成为巴勒斯坦问题的代言人
尽管“法塔赫”从1965年起就开始了对以色列的袭击，并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加入了巴解组织，成为巴勒斯坦政治上的重要力量，而且被以色列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之一。但是在卡拉梅战役之前，“法塔赫”并不怎么受阿拉伯国家的重视，各阿拉伯国家则把巴解组织作为打交道的重点对象，而仅仅把“法塔赫”看作是巴解组织众多派别之一。但是，“法塔赫”在卡拉梅战役中的表现，在使自己获得巴勒斯坦人民认可的同时，也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此时，埃及总统纳赛尔正试图说服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建立战略联盟与以色列进行“消耗战”（War of Attrition）。纳赛尔看到了“法塔赫”的极大价值，因此在卡拉梅战役后立即接见了阿拉法特，表示埃及军队重建的两个要素是“消耗战”和“法塔赫”的游击队行动。①随后埃及加大了对“法塔赫”的援助力度。1968年5月，也就是卡拉梅战役结束仅仅两个月后，在埃及支持下“法塔赫”在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中获得了100个席位中的38个。1968年7月，在开罗举行的第四届巴勒斯坦国民议会修改了巴解组织的宪章，其成员不再是个人、知名人士和政要，而是各个集团的代表，这就为阿拉法特成为巴解组织最高领袖奠定了基础。半年之后的1969年2月，第五届巴勒斯坦国民议会在开罗举行，在纳赛尔的支持下，阿拉法特当选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成为巴解组织最高领导人。
在与埃及达成战略联盟的同时，其他阿拉伯国家也通过各种方式对“法塔赫”进行支持：科威特国王在接见阿拉法特时称赞阿拉法特是“阿拉伯民族的英雄”，并对科威特人民详细描述巴勒斯坦游击队在卡拉梅战役中的英勇表现，同时为游击队提供了大量的捐款；②伊拉克和叙利亚为几千名游击队员提供训练项目；以科威特为首的波斯湾国家通过对其国内数万名巴勒斯坦工人征收5%的“解放税”来为他们筹集资金；③而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Faisal bin Al Saud）则明确表示，把从该国工作的巴勒斯坦人收取的“解放税”用以资助“法塔赫”，并每年向巴解组织提供1200万美元的资助，以及一些武器弹药；④黎巴嫩的一场基金募集活动则从贝鲁特筹集了50万美元。⑤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游击队的支持达到了高潮。⑥
二、提振了阿拉伯人的士气，增强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认同感
三次中东战争的失败，尤其是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的惨败，不仅使参战的阿拉伯国家颜面尽失，也使全世界的阿拉伯人士气低落，失败主义情绪在中东各国弥漫，阿拉伯人急需一次胜利来鼓舞士气。而小小的巴勒斯坦抵抗组织“法塔赫”却在前线小国约旦的支持下，取得了对以战争的“重大胜利”和“大捷”，“重创了以色列”，⑦使以色列遭到了“第一次失败”，⑧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些阿拉伯战士用生命给阿拉伯人换回了尊严，使阿拉伯人的士气为之一振。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普遍认为这场战役是对以色列国防军的一种心理上的胜利，对游击队的招募也大幅增加。⑨以“法塔赫”为首的游击队对以色列造成的伤亡，证明装备低劣的阿拉伯人是可以在战场上击败以色列的，令巴勒斯坦人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战斗去捍卫巴勒斯坦的领土。⑩正如巴勒斯坦政治家兼作家沙菲克·胡特（Shafiq al-Hout）所言：“阿拉伯年轻人特别是巴勒斯坦人大量涌入约旦河谷，因为卡拉梅战役令他们意识到只有参加武装斗争，才能够恢复阿拉伯战士的民族自豪感，才能取得对以色列的最终胜利。”？輥？輯？訛可以说，卡拉梅战役令巴勒斯坦人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士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加深了巴勒斯坦人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
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前，巴勒斯坦人对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缺乏信心，甚至连巴勒斯坦意识也相当淡漠。早在1959年，“法塔赫”在其建立宣言中就明确提出：“巴勒斯坦人有权独立于其他阿拉伯国家行事，他们必须在解放自己的国家和确保阿拉伯国家不忽视其事业方面发挥主导作用。”①表明阿拉法特民族意识之强烈。卡拉梅战役前，一些巴勒斯坦政治家曾向以色列方面递交和平倡议书，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②但该计划不仅遭到以约旦为首的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也未得到广大巴勒斯坦民众的支持。卡拉梅战役增加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心，对此叙利亚学者希哈达·优素福（Shihada Yusif）评论道：“卡拉梅战役创造的政治神话宣布巴勒斯坦人的身份不再是难民或是二等公民，他们已经成为能够拿起武器抵抗的革命者和敢死队战士。”③正因如此，以色列方面认为侯赛因的权力正在削弱，有必要通过支持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来限制游击队的力量。1968年3月29日，以色列外交官艾弗拉姆·埃夫隆（Ephraim Evron）在与白宫官员哈罗德·桑德斯（Harold Saunders）的会谈中表示：“也许现在到了以色列应该重新认真思考一个单独的巴勒斯坦实体的时候了。”④
在1968年7月的第四届巴勒斯坦国民会议期间，“法塔赫”对巴解组織的宪章进行了修改，将标题的“泛阿宪章”变为“巴勒斯坦民族宪章”，充分显示了巴解组织不妥协的立场。⑤宪章第28条指出：“巴勒斯坦人民要通过自身的民族革命实现真正的独立，并拒绝一切形式的干涉和托管行为。”⑥另外，巴勒斯坦国民会还对以色列建立虚假实体的设想进行了谴责，指出：“任何支持建立巴勒斯坦阿拉伯代理政府的人都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敌人。”⑦这些做法令一些巴勒斯坦政治家开始倾向于巴解组织的立场，同时表明了巴勒斯坦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绝对决心，也表明了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民族信心。
同时，阿拉法特为首的“法塔赫”及后来的巴解组织，非常重视通过政治和文化宣传，以培育人们的民族认同。武装斗争是政治合法性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来源，游击队文学作品通过回忆过去巴勒斯坦人的斗争，强调游击队具备巴勒斯坦人的抵抗传统。巴勒斯坦的艺术家们也积极宣传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革命形象，并专门组成一个工会来组织宣传。工会通过与学校和幼儿园的合作，制作一些儿童画展览，描绘英勇的游击队抵抗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侵略。此外，有些学者收集了农民的谚语和歌曲以及其他的流行文学作品，并加以宣传，从而使巴勒斯坦中上层家庭的有志女性开始重新关注巴勒斯坦问题。⑧同时，“法塔赫”利用广播电台，通过歌曲和诗歌的形式，在传播武装斗争话语和革命观念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手段推动了巴勒斯坦革命文化的创新，对以战争中牺牲的巴勒斯坦烈士也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⑨“法塔赫”的革命宣传大大提高了巴勒斯坦人民对革命文化的关注，以及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
三、宣传了巴勒斯坦人的事业，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卡拉梅战役前，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关注度较低。就连一贯倡导“泛阿拉伯主义”，被称为“阿拉伯领导人”⑩和“阿拉伯世界的英雄”？輥？輯？訛的纳赛尔，在1962年的一次演讲中也公开宣布：“我们没有解放巴勒斯坦的计划。”？輥？輰？訛1967年11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242号决议呼吁“公正解决难民问题”，认为巴勒斯坦人的问题仅仅是难民问题。①正因如此，阿拉法特曾表示：“我们所做的就是让世界……认识到巴勒斯坦人不再是难民成员，而是一个掌握自己命运的民族，能够决定自己未来的民族。”②可以说，阿拉法特的“法塔赫”所进行的卡拉梅战役，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这一目的。
以色列歷史学家汤姆·戈夫（Tom Segev）评论道：“卡拉梅战役给‘法塔赫提供了一个宣传和夸耀的机会。”③的确，巴勒斯坦人也充分利用了这场战役在阿拉伯世界获得的广泛赞誉和认可来确立自己民族的主张。正如以色列外交部部长吉迪恩拉斐尔（Gideon Rafael）所说：“行动巨大提升了阿拉法特的‘法塔赫组织，并将巴勒斯坦问题不可逆转地植入国际议程上，不再作为一个无家可归难民的人道主义问题，而是要求建立巴勒斯坦国。”④
卡拉梅战役及此后的游击队行动使国际社会关注到了巴勒斯坦人的事业，国际社会开始意识到巴勒斯坦问题不仅仅是难民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对巴勒斯坦人的遭遇表示同情，并开始支持巴勒斯坦人的事业。巴勒斯坦学者拉希德·哈立迪（Rashid Khalidi）评价道：“卡拉梅战役并不是阿拉伯军事上的胜利，而是游击队员创造的神话，它将成为巴勒斯坦权力的象征。”⑤一位驻以色列的美国记者持同样的观点：“通过巴勒斯坦游击队的努力，巴勒斯坦因素已经成为阿以冲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⑥因为游击队的袭击，美国对以色列的态度也出现了一定变化。拉宾曾多次向美国抗议巴勒斯坦游击队对以色列的袭击，并对以色列平民伤亡进行申诉，但美国却认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造成的伤害要大得多。⑦另外，英国也为巴勒斯坦游击队袭击行为进行解释和公关。一位英国外交官公开声称：“不要过多的冒犯巴解组织游击队，因为他们有朝一日会成为巴勒斯坦人的政府。”⑧可见卡拉梅战役之后的对以斗争，引起了全世界对巴勒斯坦地区的关注，人们的关注重点不再局限于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冲突，而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
以色列的侵略行径也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在卡拉梅战役结束6天后的3月24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48号决议，谴责以色列对约旦领土的袭击，指出：“以色列发动的卡拉梅战役军事行动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公然破坏。”⑨即使对以色列相当友好的美国，也对以色列毫不客气。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瑟戈德堡（Arthur Goldberg）说：“我们认为，刚刚发生的这样一种军事上的反制措施，与此前发生的暴力行为在规模上是不相称的，将会受到强烈谴责。”⑩美国驻以色列大使沃斯沃思巴伯（Walworth Barbour）说，20年之后，历史学家会把这一天写下来，将其视为以色列毁灭的开始。？輥？輯？訛
四、恐怖袭击成为对抗以色列的主要方式，引起国际社会的反对
“法塔赫”是一个崇尚武装斗争，并且靠武装斗争崛起的组织。早在1959年，“法塔赫”在其创始宣言中就提出“武装斗争是恢复巴勒斯坦和坚持长期人民解放战争的唯一手段”。1964年2月巴解组织成立时，声明它的目标是“通过武装斗争解放巴勒斯坦”。①1968年7月在开罗举行的第四届巴勒斯坦国民议会上，阿拉法特指责巴解组织此前的纲领太过软弱，于是会议通过了具有明显的“法塔赫”色彩的“巴勒斯坦宪章”，其第9条宣称“武装斗争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途径”。②
卡拉梅战役的胜利首先是军事斗争的胜利。不管参战双方真实的损失情况如何，阿拉法特为首的“法塔赫”对全世界宣称自己取得了“重大胜利”和“大捷”，“重创了以色列”，而且整个阿拉伯世界都认可这一说法。因此，巴解组织下属各组织更加笃信武装斗争和暴力的信条，将其作为赢得巴勒斯坦解放的最为重要的方式；有的组织如“人阵”“民阵”甚至将其作为唯一方式，反对和平的外交方式。在卡拉梅战役“辉煌胜利”的鼓舞下，巴解组织武装对以色列目标袭击的次数明显增加。在约旦河西岸，袭击次数从1968年的33次增加到1969年的112次，以色列的伤亡人数则从1968年的49人上升到1969年的59人；③而根据以色列方面的记录，巴解组织的袭击活动在1968年为916起，1969年飞升到2432起。④与西岸相比，加沙地带游击队对以色列的袭击则更加猛烈，给以色列造成的伤亡更大：1968年为167次，1969年达到471次，1970年为455次，共造成248名以色列人的伤亡。⑤以色列方面数据显示，在1967年到1970年间，共有48名巴勒斯坦游击队员被打死，897人受伤。⑥
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在加大对以色列暴力袭击的过程中，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逐渐变成主要斗争方式。“人阵”首先宣布要对被占领土上的以色列平民实行恐怖主义，认为“这种行动是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令犹太人意识到所犯下的罪行”。⑦“法塔赫”的一些官员也认为，“我们应该打击敌人的弱点，敌人的弱点是平民而不是军队”。⑧1968年3月，“法塔赫”发言人表示，为了报复阿拉伯人民遭受的苦难，开始向以色列平民发动袭击。⑨此后，“人阵”“法塔赫”等便对边境定居点进行炮击，并开始袭击民用目标和平民。他们破坏公交车、铁路、电网、供水系统、石油管道等公共设施，袭击学校、车站、餐馆、商场、银行等公共场所甚至外国驻以色列外交机构；袭击的人员目标不仅仅限于以色列国防军和官员，还包括以色列平民和巴勒斯坦雇员，甚至外国游客和外交人员有时也成为袭击的受害者。“法塔赫”解释其对以色列平民袭击的原因是：削弱以色列经济，引发资本外流，最重要的是阻止犹太移民，鼓励反向移民，令犹太复国主义认为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家是不可能的。⑩实际上游击队对平民袭击的根本原因是对以色列国防军军事行动效果一般，并令自身伤亡惨重。有关数据显示，1968年底，大约有2/3以上深入以色列的游击队员失踪。根据以色列方面的数据，此时以色列监狱至少有1700名游击队员及其支持者，到1969年该人数又增加了2800名，在此期间还有1354人死亡。可见，游击队的伤亡数与以色列的不成正比，这就促使其加强了对平民的袭击。
卡拉梅战役之后，巴勒斯坦游击队掀起的对以色列的袭击，特别是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恐慌，从而使国际社会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那就是巴勒斯坦人现在已经成为“恐怖分子”而不是“难民”。特别是在“黑九月”组织出现之后，巴勒斯坦极端分子将恐怖袭击的矛头不仅对准他们最为痛恨的约旦和以色列，还对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这令整个西方媒体出现对巴勒斯坦人妖魔化的倾向，认定其为“恐怖分子”的倾向更加明显。例如慕尼黑事件后，世界舆论对“黑九月”组织进行了强烈谴责，联邦德国解散了“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和“巴勒斯坦总工会”并驱逐一些可疑的阿拉伯人。
如果说“法塔赫”的活动仅仅是在被占领土上演，袭击的對象主要是以色列人，因而外界的关注和反应相对较小的话，那么“人阵”为追求更大的轰动效应，却炮制了劫持民航班机的恐怖行动，把与以色列的战斗推向了国际舞台。“人阵”领导人认为，“劫持一架飞机所引起的轰动效应远远大于我们在战场上杀死一百个以色列士兵”。①1968年7月23日，“人阵”的两名成员劫持以色列一架客机，迫使其释放了16名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②劫机的成功使“人阵”深受鼓舞，以为找到了制胜法宝，此后劫机事件频发。1968年12月至1970年9月间，“人阵”在中东、欧洲乃至世界其他地方实施了一系列劫机行动，来往以色列与欧洲主要机场如贝鲁特、雅典、罗马、苏黎世、伦敦、海牙、布鲁塞尔和波恩的以色列飞机被频繁劫持和袭击。甚至欧美国家来往以色列的客机和乘客也成了“人阵”恐怖袭击的目标。更有甚者，从“人阵”中分裂出来的“人阵—总指挥部”更加极端，采取了爆炸飞机的方式，毫不顾忌乘客的性命。最典型的是1970年2月21日制造的瑞士航空公司330航班爆炸事件。“人阵—总指挥部”恐怖分子在苏黎世机场上空制造的这次炸弹袭击，导致飞机在空中爆炸，4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③
关于劫持飞机的作用，“人阵”指挥官阿布·哈马姆曾洋洋自得地说：“我们不应攻击以色列的优点而应攻击其弱点，而以劫机为首的行动实现了这一目标。”④的确，劫机事件达到了宣传巴勒斯坦事业的目的，阿拉伯世界的士气也得到了提升。但是，劫持民航班机违反了国际法，造成了无辜平民的伤亡，具有国际恐怖主义的性质，使巴解组织甚至整个巴勒斯坦人形象严重受损，因而遭到了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谴责和批评，连阿拉法特都不得不宣称坚决反对劫机事件。但是，醉心于这种战术的“人阵”并没有就此罢手。为达到“展示自身的实力”和“绑架约旦政府，阻碍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和谈”的双重目的，⑤1970年9月6日到9日，“人阵”一口气劫持了西方国家4架民航班机，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并在国际媒体的镜头之下将劫持到约旦道森机场（Dawson Airport）的3架飞机炸毁。道森机场事件迫使约旦军队开始干预，由此拉开了镇压巴勒斯坦游击队的所谓“黑九月事件”的序幕，从而导致巴解组织被驱逐出约旦，巴勒斯坦事业严重受损。在“黑九月事件”之后，“人阵”并没有停止其劫机以及其他形式的恐怖袭击，这遭到大多数国家的严重抗议。随后不久，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将“人阵”认定为恐怖组织，至今依然如故。⑥针对不断出现的劫持飞机和绑架人质事件，1972年11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成立了恐怖主义问题特设委员会，负责研究制裁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措施。为了更好地应对以“人阵”为首的劫机，联合国专门成立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并于1971年9月23日制定《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明确指出“人阵”的劫机行为违反了这一公约，系恐怖主义行为。⑦
五、引发了约旦与巴解组织的冲突，严重影响了巴勒斯坦事业
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约旦成了巴勒斯坦游击队对以色列越境袭击的最主要后方基地。约旦与巴解组织之间不仅是盟友关系，更是巴勒斯坦武装的庇护者。约旦的庇护和支持保证了巴解组织和“法塔赫”的做大，二者的合作铸就了卡拉梅战役的神话。但在卡拉梅战役后，“法塔赫”或巴解组织凭借卡拉梅神话带来的荣誉，在约旦为所欲为，跋扈非常，约旦与巴解组织之间在多方面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并最终演化为持续长达10个月的“黑九月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卡拉梅战役及其后巴解组织力量的增加被认为是黑九月事件的重要催化剂”。⑧巴解组织武装遭到惨重损失，并失去了对抗以色列的最重要前线基地，严重影响了巴勒斯坦事业和阿拉伯事业。
约旦与“法塔赫”或巴解组织中间的矛盾和冲突表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法塔赫”独占了卡拉梅胜利的荣誉。卡拉梅战役是约旦军队和“法塔赫”武装与以色列军队进行的联合对抗，可以说约旦军队所起作用更大些，其所蒙受的损失也更大。但在战后，“法塔赫”却几乎独享了胜利者的荣誉，声望如日中天；而约旦军队的作用则被忽视，甚至有些阿拉伯领导人指责约旦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态度消极，引起了约旦方面的极度不满。①
其次，巴解组织的“国中之国”地位对约旦主权形成的挑战。伴随着卡拉梅战役带来的参军热，巴勒斯坦游击队在约旦境内迅速壮大起来，先后控制了包括难民营在内的大片地区，形成了“国中之国”，对约旦主权构成了挑战，出现了无法无天的居民：巴解组织在约旦建立了独立于政府的机构，“法塔赫”统治着巴勒斯坦难民营，禁止约旦士兵、警察和官员进入；安曼附近的瓦哈达（Wahadat）难民营甚至被称为“巴勒斯坦共和国”，巴解组织俨然成了“国中之国”；②全副武装的游击队员在大街上横冲直撞，随意设置关卡，拦截汽车、检查证件和非法征税；他们调戏妇女，绑架富商，勒索赎金；他们经常无缘无故地攻击和侮辱约旦官员和士兵。巴解组织还渗透到约旦军队，秘密发展一些中高级军官；他们还取得了当地伊拉克军队的支持。更有甚者，一些激进的巴勒斯坦人还把矛头指向侯赛因国王，称他是“帝国主义走狗”。巴解组织上下普遍认为，抵抗运动应该致力于在约旦夺取政权，叫嚣“一切权力归抵抗运动”“通向特拉维夫的道路经过安曼和贝鲁特”。③突击队员甚至公开谈论推翻哈希曼王朝，“随之而来的紧张局势最终导致1970年9月的黑色九月期间被约旦驱逐到黎巴嫩”。④
再次，巴解游击战略对约旦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卡拉梅战役以及随后在政治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巴解组织认识到军事斗争的价值。因此从1968年起，巴解组织采用游击战略，以约旦为基地频繁发动对以色列的袭击行动。巴解组织的袭击经常引起以色列猛烈的报复性空袭，不仅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物质财产损失，严重地破坏了约旦经济，而且影响了约旦的和平解决政策，并迫使约旦也卷入了与其强大邻居的战争对峙之中。⑤约旦的国家安全受到嚴重威胁，游击队的行动令侯赛因难以容忍。
因此，从1968年9月起，约旦与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冲突持续不断：9月，国王车队遭到游击队袭击，政府军同游击队在安曼展开激战；10月，原本属于约旦的贝都因部落在巴解组织的鼓动下与约旦军队发生激烈冲突；11月初，约旦与游击队之间进行持续3天的冲突，造成28名巴勒斯坦人和4名约旦军人死亡。⑥11月6日，双方达成了“七点协议”，但巴勒斯坦人并不严格遵守，这使其与约旦的冲突与日俱增。1968年底到1969年底之间，双方爆发的暴力冲突不下500次。1970年7月中旬，双方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在安曼街头进行了持续3天的激烈战斗，导致300多人死亡，700人受伤。⑦8月底到9月初，游击队又对侯赛因进行了多次袭击，这令侯赛因十分恼怒，约巴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就在此时，“人阵”为阻止促成阿以和谈的“罗杰斯计划”而在约旦制造的史无前例的劫机事件，使积蓄已久的矛盾终于以全面战争的方式爆发。
1970年9月，约旦动用其全部6万多装备精良的部队，在飞机和坦克等现代化武器的配合下对巴勒斯坦游击队发动进攻，数以千计游击队员被打死，数万无辜巴勒斯坦难民死亡，数十万人无家可归，巴解组织最终也被驱逐出约旦。⑧阿拉法特称约旦的行为是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因此将其称为“黑九月”。这次冲突也被称为“黑九月事件”。使得巴勒斯坦游击队从鼎盛开始走向衰落，战斗人员损失惨重，从数万人锐减至几千人，最重要的是失去了进攻以色列的战略基地。“黑九月事件”是阿拉伯人的第一次大分裂，严重影响了巴勒斯坦事业。
“卡拉梅”一词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尊严”，卡拉梅战役不仅是巴勒斯坦人的尊严，同时也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骄傲。英国学者阿维亚·拉兹（Avi Raz）曾称赞：“卡拉梅战役是巴勒斯坦历史上的斯大林格勒。”①确实，对“法塔赫”来说，卡拉梅战役是巴勒斯坦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更是“法塔赫”历史的转折点。“法塔赫”在卡拉梅战役后崛起，并成功控制巴解组织，阿拉法特也登上了《时代》杂志，成为巴勒斯坦问题的代言人。阿拉伯人也将其视为英雄，认为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不仅代表着巴勒斯坦的复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第三次中东战争给阿拉伯人带来的羞辱感。在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下，巴勒斯坦抵抗力量得到增强，推动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兴革命文化，国际社会关注度得到提高，巴勒斯坦问题也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卡拉梅战役通过阿拉伯媒体的传播，成为政治神话的典型案例。
卡拉梅战役虽是巴勒斯坦人民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来源，但也有人指出卡拉梅战役令巴勒斯坦人走错了方向。卡拉梅战役的结果导致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内部力量发展不均衡，巴勒斯坦人内部矛盾丛生，这为巴勒斯坦解放事业蒙上一层阴影。特别是“黑九月事件”，令巴勒斯坦抵抗力量丧失了在约旦的基地，其军事力量也开始下降，并严重打击了卡拉梅战役政治神话的长久性。而一些巴勒斯坦团体在70年代中期对自己在约旦的行为进行了自我批评，指出卡拉梅战役之后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犯下的政治错误，辜负了公众对他们的期待，从而影响了整个巴勒斯坦事业。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自我批评，提醒着后来的巴勒斯坦解放事业，不要重蹈其覆辙。
【作者简介】赵文亮，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史和中东问题研究。
王坤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东国际关系史研究。
【责任编辑：杜敬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