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宣年间湘绣的发展及其影响
摘 要 虽然在光绪初年之前，湖南民族刺绣业已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并在中国占有了重要地位，但是湖南刺绣享誉海内外则始于光绪年间“湘绣”一词出现之后。随着光绪年间“湘绣”的兴起及其商品化的发展，时至清末十年，在实业救国的倡导下，湘绣不仅在国内外享有“针绝”“迹灭针线”的美誉，而且还形成了“湘绣甲天下”的局面，特别是“绣像”更是成为湖南乃至中华民族的“艺术名片”，出现在了国际舞台上。
关键词 湖南，光宣年间，湘绣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4-0047-06
苏湘绣货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结晶，其中湖南刺绣是湖湘民族文化和艺术的产物，在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和整个中国历史过程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①特别是清末时期“湘绣各物为中国美术之特品”。②光绪初年，湘阴人吴彩霞开设绣庄，不仅“是为湘人讲求绣业之始”，③而且“是为湘绣萌芽时代”。湘绣初期，“皆由殷富紳商组织而成”，但时“至光末宣初，千元数百元等”④大大小小的绣庄已相继开设。随着商品化的发展和独具一格刺绣技艺的出现，“湘绣”一词得以见诸于海内外。就整体而言，学界已对广义上包括湖南、湖北的古代、现代湘绣有了诸多深入的研究，⑤但是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刺绣有着相异的发展特征及影响，而学界对光绪初年湘绣的“萌芽时代”和“光末宣初”湘绣的发展及其影响又尚无专题研究。有缘与此，笔者从清末民初的报刊等第一手资料着手，在对光绪前湖南刺绣作简短论述的基础上，专门对清光宣年间的湘绣进行逐一地分析，以透视湖南近代民族刺绣业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
刺绣是中国著名的手工业，俗称“绣花”，是一种在纺织品基础上以针引线的传统手工业，已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⑥在古籍中，刺绣名为“针黹”，最早起源于舜，与纺织、缝纫同等重要，但出现略晚于纺织业。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湖南民族刺绣的起源与苏绣相同，最早均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因此，在中国刺绣业中，“首先被人提及的，便是‘苏湘绣货”。①
刺绣艺术随着不同历史时期民族民俗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演变。据考古发掘和相关资料可知，在光绪初年“湘绣”一词出现之前，湖南刺绣最具影响的当属汉朝，而最有成就的当属晚清，全盛则为民国时期。在光绪初年湖南刺绣进行商品化生产之前，绣品主要是为了美化生活，与纺织一样，都属自绣、自用或赠送亲友而作，而非商品化生产，“闺阁绣业只是以刺绣来打发时光或炫示才艺”，从而“制约了湖南刺绣艺术的发展和繁荣”。②
唐朝时期，湖南绣品从日用与观赏并存发展至两者分而治之的局面。文人将书法、绘画恰到好处地纳入到了湖南刺绣业，以致在观赏方面湖南刺绣的成就最大，形成画师供稿、艺人绣制的联袂局面。宋朝时，因受官办文绣院的束缚，湖南刺绣转而向纯审美的艺术绣方面发展。但是，宋朝鼓励刺绣，因而湖南刺绣技艺仍有所提高。一方面，不仅平针绣法渐趋多样化，而且还研制出了诸多的新针法，如仅民间的织绣和网绣针法就有数十余种；另一方面，由于采用了精制的钢针和发细丝线，因而在工具与材料方面均进行了改良。此外，书画名人与绣工巧匠的联合，将名人作品作为题材，提高了绣品的质量和知名度。元朝在全国广设绣局，使湖南刺绣日趋美术化。
时至明朝，湖南刺绣已独具特色。在绣艺方面，不仅材料得到了改良，而且技巧更加娴熟，以致品质得以普遍提高。在用途方面，湖南刺绣广泛流行于各阶层，产品丰富多样。当时，湖南刺绣在上海“顾绣”的基础上，融合了苏绣以绣针引彩线的方法，通过绣迹勾勒成图案、花样，从而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效果。
明末清初，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商品化的发展，以及政府的重视，湖南刺绣得以快速发展。除了“自绣自用”之外，还供奉宫廷之需以及用于商品交换，如长沙的刺绣。嘉庆年间，长沙及其附近的湘潭民间妇女从事刺绣者逐渐增多，诚如嘉庆庚午年（1810年）刊印的《长沙县志》所载，长沙“妇女工刺绣者多，事纺绩者少，大家巨族，率以细锦相奢尚”。③除长沙之外，嘉庆时期的湘潭也如此，其妇女“新操井臼，绩麻索缕”，“住城市者，勤习针黹营生”，特别是富家闺秀，“多事刺绣，针神丝绝不减前人”。④
由此可见，嘉庆时期，湖南不仅刺绣者众多，而且刺绣技艺较为精湛。但是，在绣品普遍作为商品化生产的光绪之前，湖南刺绣品仍属“自绣自用”，或作为礼品相赠。妇女在闲暇时间，根据生活实用所需，以刺绣加以美化生活，如在腰带、帽子、裙缘等生活品上绣以美观的图样。
时至同治年间，今属长沙的沙坪、霞凝一带多数的农家妇女均以刺绣为业。咸同大乱后，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势力迅速发展，一些新贵为彰显其身份，对刺绣加以重视，专设绣庄为己所用。但是，最初这些绣庄“专以运销苏绣、粤绣为主”，而甚少经销湖南刺绣。诚如时人所言，“吾乡旧时绣店，亦题‘顾绣，莫知所从来”。实际上，咸同时期湖南的“顾绣”并非上海所产，而是商人们为满足新贵们奢华的生活，打着“顾绣庄”的招牌而已。追其溯源，“顾绣”乃顾玉兰之刺绣，其“工针凿，设幔授徒，女弟子咸来就学”。但是，根据戴有祺在《寻乐斋集》中对《露香园缪绣佛诗》的作注可知：上海顾绣实际上“始于缪氏”。缪氏是顾会海之妾，“刺绣人物，气韵生动，字亦有法”。在嘉庆之前，因“忽焉不察，今始得之”“顾绣”乃源自缪氏，“又不止开卷有益矣”。光绪末年，由于“湘绣盛行”，甚至“超越苏绣”，因而湖南人“已不沿顾绣之名”，⑤而直接以具有独特艺术特征的湘绣著称于世。
1875—1901年是为半殖民地海关扩展时期，也是湘绣兴起及开始商品化生产的时期。当时，湘绣产品精细，被誉为“羊毛细绣”。在结构上，湘绣虚实结合，有效地利用空白，突出了绣品的主题，不仅针法极具表现力，而且构图严谨，色彩鲜明，素有“绣花能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绣人能传神”⑥的美誉。在配色方面，绣工善于综合黑、白、灰等不同的颜色，以增强绣品画面的质感和立体感。
光绪之前，湘绣仍被称之为湖南刺绣，而且“湖南向来只□男工刺绣（均江西人）”，开设于长沙走马楼一带，“专绣神袍戏服”。而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助推，商品化的加强，“至光绪初年间”，湘阴人吴彩霞开设绣庄，“所绣出品，大为可观，大家争于购买”，①从而促进了湖南刺绣业的发展。据统计，时至1910年，湖南“刺绣日益进步”，“各绣庄皆师”吴彩霞绣法，“相传竞有一日千里之势”，仅长沙女绣工就达7000人，而且“未经各绣馆肄业者不在其内”。②
晚清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也是湖南湘绣的重要发展期。学界对“湘绣”一词出现时间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是光绪初年，即约在1877年，③还有学者认为该词第一次正名是在1910年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④“湘绣”一词的正式出现才使湖南刺绣发展成为了独具特色的手工业，并进入商品化生产。
1875年之前，湖南刺绣中“只称苏绣、顾绣，最享盛名”，但光绪之时“长沙绣货大为出色”，甚至有“压倒元白之势”。在中国四海五洲的刺绣业中“又当推湘绣独树一帜矣”。⑤湘绣之所以能在光绪年间与苏绣争雄，“大抵宁乡女工之成绩”。据《宁乡县志》所载，宁乡县麻山杨蔚青的妻子肖氏学画于世焯，所绣之成品，“精妙绝伦，一时针神之誉”。基于此，湖南省商会还设庄销售，国外商人更是“重价以购”，以致“一时倾动，绣庄日多”，肖娘的子弟“甚众”。在国际美术赛会上，“湘绣遂列全球第一”，“实宁乡肖娘始之”。⑥
虽然湖南刺绣与苏绣的起源均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但是在绣工重点方面，两者却各具特色，素有“苏绣花，湘绣画”的专号。其中，湘绣“重写真，凡绣花鸟鱼虫，皆精神毕现，栩栩如生”，而苏绣则“重传神，用县精细，绣品工致，非湘绣所能及”，但是苏绣对其书稿“太不考究”。⑦因此，对于刺绣业内行而言，他们深知苏绣虽然“精致”，但是“有时未免笨拙”，因而在品质方面，“湘绣似乎尚优于苏绣”。⑧
不仅如此，湘绣绣法还与粤绣及“外洋各绣均异”。湘绣是集书画家与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士“苦心研究，精益求精”的结果，也是“次第改良，始有”“尽善尽美”之绣品。⑨因此，光绪之后，诸多地区学习湘绣之法。如1908年江西开办的“清洁堂绣工厂”，为“扩张刺绣办法”，在手艺、图画、裁缝、纺织四方面均“学习湘绣”之法。⑩
湘绣兴起初期，具有诸多特点。一方面，开设绣庄者“皆由殷富绅商组织而成”，{11}且资金甚少。如早期的吴彩霞绣庄，直至宣统年间，在资金方面才“经手招股扩充”。又如袁瑾荪在长沙开设的“锦云绣庄”，因自身缺乏资金，不得不招股集资，才得以维持经营，并成为湖南仅次于吴彩霞的有名绣庄。{12}再如湖北省商人成伯龄举办的湖北省“文明研究所”，虽然所绣“各件颇能行销”，但是因经费不足，也曾禀准劝业道示谕各界，以入股的形式“提倡”实业。据1910年1月20日《申报》所载，由于武汉劝业奖进会奖给该所金牌，“各大吏又再三嘉奖”。因此，该所经理人成君“遂拟扩充办理”，不仅具禀护督，“请息借款”5000两，而且还请求“拨合式高爽公屋，以资维持”。{13}另一方面，湘绣绣品方面“首重人力”。再一方面，湘绣原料方面依赖性较强，大多为来自苏州的“苏罗缎”。{14}
为改变湘绣对苏绣原料有着较强依赖性的不利局面，湘绣在染织方面进行了改良。由于湘绣绣庄“改蓝本，染色丝”，而非“故步矣”，因而在光绪之前“卖丝绣平原”的局面，而如今“复见之湘工”，甚至还“流播海外，非顾氏所能及矣”。特别是时至清末，随着洋纱、洋布的大量输入，“上海已不产绣，所常闻者‘湘绣耳”。据民国赵汝珍所载，湖南“为今日中国惟一产绣区矣”。①虽然这里所谓的“中国惟一产绣区”的说法有些夸大的成分，但已证明了湘绣已超过了顾绣在中国的地位。
湖南刺绣是以长沙为中心，并带有湖湘民族文化特征的湖南刺绣产品的总称。它起源于民间，是湖南民族农村妇女在服饰、荷包等纺织品上再次加工的手工业。光宣年间，湖南刺绣吸纳了中国传统民族刺绣、绘画、书法、诗词等艺术精华，不仅在追求画稿原貌的基础上进行再次艺术加工，“以针代笔”“以线晕色”“以纤素为纸”“以丝绒为颜色”，②而且还以数十种针法和多种色彩的绣线综合而成，形成独具特色的“湘绣”。因此，湘绣不仅具有构图严谨、色彩鲜明、各种针法富于表现力等艺术特征，而且绣工们还通过丰富的色线和千变万化的针法，使绣出的人物、动物、山水、花鸟等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
湘绣是近代手工业发展的产物，产品丰富多样。根据针法不同，湘绣有单面绣和双面绣。单面绣只呈现一张绣面，是绣工用精巧的针法，采用200余种颜色的丝线绣织而成，其尺寸大小不一，可装饰于室内。双面绣的正反两面都是相同的绣面，不仅绣工精湛，而且部分绣品还采用原木雕刻而成，使其高雅而又韵味十足。最初，双面绣不仅有统一的尺寸，而且大部分为圆形的镜框，之后还出现了规模统一的长方形双面绣。按照湘绣产品形式而言，则主要有画片、桌布、手帕、条屏、枕套，以及各种绣衣。
随着湘绣技艺的发展，湘绣经历了从城市向乡村的转移。1877年，不仅省会长沙绣工甚多，而且“乡村习纺绩者众”。当时，富贵之家“细饰相高”，而“贫户则荆钗裙布，主中馈”。③同年，吴彩霞开始研究湖南刺绣，“日益改良，外人遂注意于此，嗣后接踵仿造”，有“锦成春”等十余家绣庄，如“锦成春”的绣花品，“精细优美”。④据龙璋1910年在《湖南出口协会说明书》中所言：他们“斗巧争新，进货已达极点矣”。1878年，湘阴人吴健生的妻子胡莲仙在长沙挂出“绣花吳寓”，亦名“彩霞吴莲仙女红”的商标，实行自绣自销，并接收客商的订货，开始了湘绣的商品化生产。
最初的湘绣是为了迎合市民和民众日常所需，主要有椅垫、枕套、荷包、手帕、鞋面、腰带等。1898年胡莲仙去世之后，其子吴汉臣在长沙开设“吴彩霞绣坊”，成为长沙第一户专业绣庄，也标志着湘绣正式进入商品化生产时期。
之后，长沙不仅出现了诸多的绣庄，而且绝大部分经营绣庄者还具备了包买主的性质，商品化生产极为明显。绣工在耕织空闲之时，“承接绣庄货品，明窗净几，闲则绣之”。⑤当时，长沙的绣货店，湘绣与顾绣各占一半，这些绣货店“都是把绣货散给他们的绣工在家里刺绣”，⑥因而绣货店的主人成了包买主，而在家里生产的绣工则成了包买主的固定工人。当时，在宁乡人杨世焯的倡导下，绣庄不仅吸收国画的长处进行技艺改革，使设计与刺绣得以分工，提高了绣品的专业化生产，而且还使长沙一带新设立的绣庄多达40余家。这些包买主大都由专业的绣庄向城乡的绣工发出原料，并让绣工们按照规格加工代绣，然后计件给薪，如1899年袁瑾荪在长沙八角亭开设的“锦云绣馆”。此外，在辛亥革命爆发前，长沙还相继出现了春色簃、梁玉霞、李协泰、天然、萃丰豫、王义生、万源、李豫章等绣庄。之后，彤芳、粹锦、湘绮楼等诸多绣庄亦相继成立。
从绣工的工资来看，“极不一致，纯视其技术之优劣定之”。普通绣工为绣庄的临时工，绣庄收购其绣品，包买主“将已经勾勒绘好之材料，载明颜色，配好色线”，然后交给承接的绣工，“待承绣人依其吩咐绣好后”，若“阴阳适宜，色泽鲜美，针脚整齐，与原来画面无差”，则可视为上品，给以高价收购。因此，同一出品，绣工的工资待遇，“相差甚巨，漫无标准”。⑦
随着绣庄的不断增多，不仅绣庄专门在城乡设立了收购点，而且城乡一些小商贩亦开始了代绣庄收购绣品。绣庄指定收购员专门负责收购，从而使绣工的独立性开始丧失，转为在家生产的雇佣工人，而绣庄包买主的地位则有了明显地提升，不再直接经销刺绣产品，而是成了专业性的管理者。绣庄的资本已经不再是仅用于买进成品和卖出成品的纯粹性的商业资本，而是利用其资本直接投入和控制绣品生产，使其具有了工业资本的性质。湘绣业的发展渗入到家庭手工业中，因而有助于家庭纺织业的分离，使一些家庭手工业者成了专门雇佣工人。
清末十年（1901—1908年）前，作为一种奢侈品，湘绣得以兴起并向商品化方向发展。湘绣的主要销路为区域外市场，“纯靠出口发达”。①光绪前期，绣庄集中于城市，因而绣业基本都在城市。如1878年善化县志所载：“省公会刺绣者多、乡村习纺绩者众”，但清末十年，长沙“所谓湘绣均属乡间女工所绣。各乡几乎家有绣棚，商人在乡设庄，配料画样发交女工领回刺绣，工完后交庄验货，估价给资”。②此时，湘绣的产品不仅在国内遍及湖南本地及邻近的湖北汉口，而且还远销东部的南京、上海、芜湖，以及北部的天津、青岛和其他繁盛的商埠，甚至“国外则为欧美各国及南洋群岛”。③
除了吴莲仙之外，对湘绣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著名画家杨世焯。诚如1908年《长沙日报》所载：“湘绣名驰中外，实世焯倡之。”光绪年间，为了改良湘绣产品，宁乡画家杨世焯改变了之前以迎合市民和民众日常生产湘绣的初衷，转而将国画之长运用于湘绣中，从而改进了湘绣的设计图，如花卉草木、飞禽走兽、历史人物、神话传奇等图案。1904年，杨世焯自办“春红”绣庄，广收门徒，实行自产自销，其绣品不仅品格高雅，而且其字画屏联精美绝伦，享誉中外。同年，杨世焯“春红”绣庄的人物、山水绣品，曾在南洋劝业会上一举扬名。据1908年调查，长沙刺绣不仅规模较大，“业此者不下数十家，刺绣女工不下数千人”，而且由于产品颇受外界喜爱，因而“常有应接不暇之势”。④
在清末实业救国的倡导下，一些女子学校附设了刺绣职业课程，学习并研究刺绣，从而培养了一批刺绣人才。在湘绣中，最先从事刺绣教学和研究的当属1906年的平江启明女校附设的工艺班刺绣专业。1909年，黄国厚创办了衡粹女校，在实践中不仅编写了《刺绣工作法》《刺绣参考书》和《刺绣教学法》等教材，而且还专门设立了刺绣工厂，甚至还做织花、勾花，形成独具一格的刺绣风格，有“衡粹绣”的专名，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
在上述两所刺绣学校的带动下，长沙又成立了民本、自治、崇实、民范、纯德和培德等女子学校，以及涵德职业学校、福湘女子中学、惠湘职业学校。此外，衡阳的进德女校等也相继设立刺绣专科，或开设刺绣专业课。其中1911年开办的“文明绣业女学校”，不仅“颇著成效”，而且入校学习者“亦极其踊跃”。因此，在当年上学期，推广名额就“续招生”20名。⑤鉴于该校“颇著成效，学者亦极其踊跃”，因而“推广名额”，招30名女生，“仍分班教授”。其招生手续均按之前章程办理。⑥同时，某女士为推广湘绣业，“特邀集”他人筹设了“崇實绣业专科”，招取了13岁以上的20名学生，第一学期每名学生学费为15元，之后“逐期递减”2元，以“刺绣图画为主课”。⑦
为提倡国货、改良技术、培植绣工、满足国外市场所需，长沙三泰街彭家试馆坪侧古梅书屋主人彭君等人又开设了“天孙女学”，“专以女子刺绣为主意”。彭君认为“湘绣之名已冠全球，东西各国靡不争购”，但是湘绣仍存在一定问题，如“多依样画葫芦，问以阴阳向背，则有茫然不知者”。基于此，“天孙女学”为改良刺绣起见，各学科除了刺绣之外，还增设图画，算学、学习字、国文等科，女性12～30岁，“目力精明，身体强健，能确守规则，不至于中途辍学者皆可入学”。两年学习期满毕业，若在刺绣方面“夙有根底者”，可提前毕业，但是学费仍分两期缴清，合计均为14银元。⑧
湘绣最著名的商店首推清末的“潇湘馆”和“吴彩霞绣坊”。①这两家商店“出品精美绝伦”。追其根源，在于当时绣界画师杨季、文谷怀、朱树芝三人，“皆擅绘事”，特别是朱树芝对于山水、人物、花卉、翎毛，“无一不精，且与刺绣者，密切合作”。可以说各种绣品均须经朱树芝“耳提面命，指点而成”，因而在清末湘绣发展的基础上，民国以来湘绣绣品“大放异彩”。②
国内上层社会“酷嗜绣货”，从而推动了湘绣的发展，并扩大了湘绣市场。据1909年《图画日报》所载，湖北提法司马吉樟廉访“性喜绣货”，特别是湘绣，“尤爱若拱璧”。凡是内署屏对衾褥，以及桌椅垫子，“无一非湘绣也”。鉴于湖北提法司酷嗜湘绣，湘绣公司经理人成伯龄向其“求给补助费”，“以维持所设湘绣传习所”，继而编纂全册《绣术教科书》（内有“极精美绣成字迹人物、花草、昆虫图一百余幅”），呈请马吉樟廉访核定。马吉樟廉访收到后，“爱不释手”，“日久不肯发还”。③
不仅国内上层社会如此，湘绣在国外各种比赛中备受青睐。1903年，湖南巡抚赵尔巽就曾代美国驻京使馆采购手工绣品出口。之后，湘绣在日本大众博览会、意大利都郎博览会和法国里昂赛会等均有展出，并备受称赞。1910年，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湘绣荣获“针绝”的美誉。
但是，在参与南洋劝业会的过程中，湘绣也曾备受挫折。虽然参赛的湘绣“皆系最高值货，群以为必与醴瓷并得优奖”，而且“采诸舆论，亦莫不谓然”，但是审查揭晓之时，却发现“获列前茅者仅醴瓷及华昌纯锑女子工厂，而绣品竞置诸四五等置列，实属出人意表”。追其因缘，实因此次审查绣业本归农工商部绣工科教习余炳夫妇担任两人曾携意大利首领绣像各件，在京畿馆陈列，对于湘绣“早挟一势不两立之观念，若不推倒湘绣，则伊之绣件永无出头之日”。基于此，湖南出口协会闻此消息，曾向余炳夫妇开工正式谈判。可见，南洋劝业会上，最初湘绣仅被列为四五等，此实“系余夫妇挟私倾陷无疑，且余已公然将其出品运动奏奖”。经过此次之后，湘中绣业同人认为“将来湘省劝业受此影响实多阻碍”，遂组团入京，赴农工商部控诉，④以维持湘绣之声誉及地位。
清末，湘绣已成为与苏绣、粤绣、蜀绣并列的刺绣，颇为人所好，销路最广，因而不仅被视为中国的“四大名绣”，而且还素有“湘绣甲天下”⑤的美誉。湘绣“蔚为国际友谊上之重要礼品”，⑥特别是“绣像最难”，自清朝“即有为皇帝绣像者”。⑦在1909年武汉赛会中，湘绣荣获“头等金牌”。之后，“湘绣各著海内外”，“价值益高”。⑧1911年在意大利“都朗博览会”上，萧咏霞的绣品“生动逼真，精妙超凡，一时有‘神针之誉”，特别是在南洋劝业会及比利时美术展览会上，更是“获最优奖”。⑨接着在日本的“大众博览会”，以及法国举办的“里昂赛会”等，湘绣均荣获嘉奖。
作为一种非物质民族文化遗产和艺术结晶，虽然在光绪初年“湘绣兴起”之前，湖南民族刺绣业已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并在中国已占有了重要地位，但是湖南刺绣业独具一格技艺的形成，以及真正地向商品化发展，并享誉于国内外则始于光绪年间“湘绣”一词开始出现之后。特别是时至清末，在提倡实业，鼓励国货运动的推动下，不仅促使湘绣在国内外享有“针绝”“迹灭针线”的美誉，而且还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湘绣甲天下”的局面，甚至已成为湖南乃至中华民族的“艺术名片”，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作者简介】熊元彬，湘潭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经济史、政治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
关键词 湖南，光宣年间，湘绣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4-0047-06
苏湘绣货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结晶，其中湖南刺绣是湖湘民族文化和艺术的产物，在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和整个中国历史过程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①特别是清末时期“湘绣各物为中国美术之特品”。②光绪初年，湘阴人吴彩霞开设绣庄，不仅“是为湘人讲求绣业之始”，③而且“是为湘绣萌芽时代”。湘绣初期，“皆由殷富紳商组织而成”，但时“至光末宣初，千元数百元等”④大大小小的绣庄已相继开设。随着商品化的发展和独具一格刺绣技艺的出现，“湘绣”一词得以见诸于海内外。就整体而言，学界已对广义上包括湖南、湖北的古代、现代湘绣有了诸多深入的研究，⑤但是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刺绣有着相异的发展特征及影响，而学界对光绪初年湘绣的“萌芽时代”和“光末宣初”湘绣的发展及其影响又尚无专题研究。有缘与此，笔者从清末民初的报刊等第一手资料着手，在对光绪前湖南刺绣作简短论述的基础上，专门对清光宣年间的湘绣进行逐一地分析，以透视湖南近代民族刺绣业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
刺绣是中国著名的手工业，俗称“绣花”，是一种在纺织品基础上以针引线的传统手工业，已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⑥在古籍中，刺绣名为“针黹”，最早起源于舜，与纺织、缝纫同等重要，但出现略晚于纺织业。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湖南民族刺绣的起源与苏绣相同，最早均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因此，在中国刺绣业中，“首先被人提及的，便是‘苏湘绣货”。①
刺绣艺术随着不同历史时期民族民俗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演变。据考古发掘和相关资料可知，在光绪初年“湘绣”一词出现之前，湖南刺绣最具影响的当属汉朝，而最有成就的当属晚清，全盛则为民国时期。在光绪初年湖南刺绣进行商品化生产之前，绣品主要是为了美化生活，与纺织一样，都属自绣、自用或赠送亲友而作，而非商品化生产，“闺阁绣业只是以刺绣来打发时光或炫示才艺”，从而“制约了湖南刺绣艺术的发展和繁荣”。②
唐朝时期，湖南绣品从日用与观赏并存发展至两者分而治之的局面。文人将书法、绘画恰到好处地纳入到了湖南刺绣业，以致在观赏方面湖南刺绣的成就最大，形成画师供稿、艺人绣制的联袂局面。宋朝时，因受官办文绣院的束缚，湖南刺绣转而向纯审美的艺术绣方面发展。但是，宋朝鼓励刺绣，因而湖南刺绣技艺仍有所提高。一方面，不仅平针绣法渐趋多样化，而且还研制出了诸多的新针法，如仅民间的织绣和网绣针法就有数十余种；另一方面，由于采用了精制的钢针和发细丝线，因而在工具与材料方面均进行了改良。此外，书画名人与绣工巧匠的联合，将名人作品作为题材，提高了绣品的质量和知名度。元朝在全国广设绣局，使湖南刺绣日趋美术化。
时至明朝，湖南刺绣已独具特色。在绣艺方面，不仅材料得到了改良，而且技巧更加娴熟，以致品质得以普遍提高。在用途方面，湖南刺绣广泛流行于各阶层，产品丰富多样。当时，湖南刺绣在上海“顾绣”的基础上，融合了苏绣以绣针引彩线的方法，通过绣迹勾勒成图案、花样，从而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效果。
明末清初，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商品化的发展，以及政府的重视，湖南刺绣得以快速发展。除了“自绣自用”之外，还供奉宫廷之需以及用于商品交换，如长沙的刺绣。嘉庆年间，长沙及其附近的湘潭民间妇女从事刺绣者逐渐增多，诚如嘉庆庚午年（1810年）刊印的《长沙县志》所载，长沙“妇女工刺绣者多，事纺绩者少，大家巨族，率以细锦相奢尚”。③除长沙之外，嘉庆时期的湘潭也如此，其妇女“新操井臼，绩麻索缕”，“住城市者，勤习针黹营生”，特别是富家闺秀，“多事刺绣，针神丝绝不减前人”。④
由此可见，嘉庆时期，湖南不仅刺绣者众多，而且刺绣技艺较为精湛。但是，在绣品普遍作为商品化生产的光绪之前，湖南刺绣品仍属“自绣自用”，或作为礼品相赠。妇女在闲暇时间，根据生活实用所需，以刺绣加以美化生活，如在腰带、帽子、裙缘等生活品上绣以美观的图样。
时至同治年间，今属长沙的沙坪、霞凝一带多数的农家妇女均以刺绣为业。咸同大乱后，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势力迅速发展，一些新贵为彰显其身份，对刺绣加以重视，专设绣庄为己所用。但是，最初这些绣庄“专以运销苏绣、粤绣为主”，而甚少经销湖南刺绣。诚如时人所言，“吾乡旧时绣店，亦题‘顾绣，莫知所从来”。实际上，咸同时期湖南的“顾绣”并非上海所产，而是商人们为满足新贵们奢华的生活，打着“顾绣庄”的招牌而已。追其溯源，“顾绣”乃顾玉兰之刺绣，其“工针凿，设幔授徒，女弟子咸来就学”。但是，根据戴有祺在《寻乐斋集》中对《露香园缪绣佛诗》的作注可知：上海顾绣实际上“始于缪氏”。缪氏是顾会海之妾，“刺绣人物，气韵生动，字亦有法”。在嘉庆之前，因“忽焉不察，今始得之”“顾绣”乃源自缪氏，“又不止开卷有益矣”。光绪末年，由于“湘绣盛行”，甚至“超越苏绣”，因而湖南人“已不沿顾绣之名”，⑤而直接以具有独特艺术特征的湘绣著称于世。
1875—1901年是为半殖民地海关扩展时期，也是湘绣兴起及开始商品化生产的时期。当时，湘绣产品精细，被誉为“羊毛细绣”。在结构上，湘绣虚实结合，有效地利用空白，突出了绣品的主题，不仅针法极具表现力，而且构图严谨，色彩鲜明，素有“绣花能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绣人能传神”⑥的美誉。在配色方面，绣工善于综合黑、白、灰等不同的颜色，以增强绣品画面的质感和立体感。
光绪之前，湘绣仍被称之为湖南刺绣，而且“湖南向来只□男工刺绣（均江西人）”，开设于长沙走马楼一带，“专绣神袍戏服”。而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助推，商品化的加强，“至光绪初年间”，湘阴人吴彩霞开设绣庄，“所绣出品，大为可观，大家争于购买”，①从而促进了湖南刺绣业的发展。据统计，时至1910年，湖南“刺绣日益进步”，“各绣庄皆师”吴彩霞绣法，“相传竞有一日千里之势”，仅长沙女绣工就达7000人，而且“未经各绣馆肄业者不在其内”。②
晚清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也是湖南湘绣的重要发展期。学界对“湘绣”一词出现时间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是光绪初年，即约在1877年，③还有学者认为该词第一次正名是在1910年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④“湘绣”一词的正式出现才使湖南刺绣发展成为了独具特色的手工业，并进入商品化生产。
1875年之前，湖南刺绣中“只称苏绣、顾绣，最享盛名”，但光绪之时“长沙绣货大为出色”，甚至有“压倒元白之势”。在中国四海五洲的刺绣业中“又当推湘绣独树一帜矣”。⑤湘绣之所以能在光绪年间与苏绣争雄，“大抵宁乡女工之成绩”。据《宁乡县志》所载，宁乡县麻山杨蔚青的妻子肖氏学画于世焯，所绣之成品，“精妙绝伦，一时针神之誉”。基于此，湖南省商会还设庄销售，国外商人更是“重价以购”，以致“一时倾动，绣庄日多”，肖娘的子弟“甚众”。在国际美术赛会上，“湘绣遂列全球第一”，“实宁乡肖娘始之”。⑥
虽然湖南刺绣与苏绣的起源均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但是在绣工重点方面，两者却各具特色，素有“苏绣花，湘绣画”的专号。其中，湘绣“重写真，凡绣花鸟鱼虫，皆精神毕现，栩栩如生”，而苏绣则“重传神，用县精细，绣品工致，非湘绣所能及”，但是苏绣对其书稿“太不考究”。⑦因此，对于刺绣业内行而言，他们深知苏绣虽然“精致”，但是“有时未免笨拙”，因而在品质方面，“湘绣似乎尚优于苏绣”。⑧
不仅如此，湘绣绣法还与粤绣及“外洋各绣均异”。湘绣是集书画家与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士“苦心研究，精益求精”的结果，也是“次第改良，始有”“尽善尽美”之绣品。⑨因此，光绪之后，诸多地区学习湘绣之法。如1908年江西开办的“清洁堂绣工厂”，为“扩张刺绣办法”，在手艺、图画、裁缝、纺织四方面均“学习湘绣”之法。⑩
湘绣兴起初期，具有诸多特点。一方面，开设绣庄者“皆由殷富绅商组织而成”，{11}且资金甚少。如早期的吴彩霞绣庄，直至宣统年间，在资金方面才“经手招股扩充”。又如袁瑾荪在长沙开设的“锦云绣庄”，因自身缺乏资金，不得不招股集资，才得以维持经营，并成为湖南仅次于吴彩霞的有名绣庄。{12}再如湖北省商人成伯龄举办的湖北省“文明研究所”，虽然所绣“各件颇能行销”，但是因经费不足，也曾禀准劝业道示谕各界，以入股的形式“提倡”实业。据1910年1月20日《申报》所载，由于武汉劝业奖进会奖给该所金牌，“各大吏又再三嘉奖”。因此，该所经理人成君“遂拟扩充办理”，不仅具禀护督，“请息借款”5000两，而且还请求“拨合式高爽公屋，以资维持”。{13}另一方面，湘绣绣品方面“首重人力”。再一方面，湘绣原料方面依赖性较强，大多为来自苏州的“苏罗缎”。{14}
为改变湘绣对苏绣原料有着较强依赖性的不利局面，湘绣在染织方面进行了改良。由于湘绣绣庄“改蓝本，染色丝”，而非“故步矣”，因而在光绪之前“卖丝绣平原”的局面，而如今“复见之湘工”，甚至还“流播海外，非顾氏所能及矣”。特别是时至清末，随着洋纱、洋布的大量输入，“上海已不产绣，所常闻者‘湘绣耳”。据民国赵汝珍所载，湖南“为今日中国惟一产绣区矣”。①虽然这里所谓的“中国惟一产绣区”的说法有些夸大的成分，但已证明了湘绣已超过了顾绣在中国的地位。
湖南刺绣是以长沙为中心，并带有湖湘民族文化特征的湖南刺绣产品的总称。它起源于民间，是湖南民族农村妇女在服饰、荷包等纺织品上再次加工的手工业。光宣年间，湖南刺绣吸纳了中国传统民族刺绣、绘画、书法、诗词等艺术精华，不仅在追求画稿原貌的基础上进行再次艺术加工，“以针代笔”“以线晕色”“以纤素为纸”“以丝绒为颜色”，②而且还以数十种针法和多种色彩的绣线综合而成，形成独具特色的“湘绣”。因此，湘绣不仅具有构图严谨、色彩鲜明、各种针法富于表现力等艺术特征，而且绣工们还通过丰富的色线和千变万化的针法，使绣出的人物、动物、山水、花鸟等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
湘绣是近代手工业发展的产物，产品丰富多样。根据针法不同，湘绣有单面绣和双面绣。单面绣只呈现一张绣面，是绣工用精巧的针法，采用200余种颜色的丝线绣织而成，其尺寸大小不一，可装饰于室内。双面绣的正反两面都是相同的绣面，不仅绣工精湛，而且部分绣品还采用原木雕刻而成，使其高雅而又韵味十足。最初，双面绣不仅有统一的尺寸，而且大部分为圆形的镜框，之后还出现了规模统一的长方形双面绣。按照湘绣产品形式而言，则主要有画片、桌布、手帕、条屏、枕套，以及各种绣衣。
随着湘绣技艺的发展，湘绣经历了从城市向乡村的转移。1877年，不仅省会长沙绣工甚多，而且“乡村习纺绩者众”。当时，富贵之家“细饰相高”，而“贫户则荆钗裙布，主中馈”。③同年，吴彩霞开始研究湖南刺绣，“日益改良，外人遂注意于此，嗣后接踵仿造”，有“锦成春”等十余家绣庄，如“锦成春”的绣花品，“精细优美”。④据龙璋1910年在《湖南出口协会说明书》中所言：他们“斗巧争新，进货已达极点矣”。1878年，湘阴人吴健生的妻子胡莲仙在长沙挂出“绣花吳寓”，亦名“彩霞吴莲仙女红”的商标，实行自绣自销，并接收客商的订货，开始了湘绣的商品化生产。
最初的湘绣是为了迎合市民和民众日常所需，主要有椅垫、枕套、荷包、手帕、鞋面、腰带等。1898年胡莲仙去世之后，其子吴汉臣在长沙开设“吴彩霞绣坊”，成为长沙第一户专业绣庄，也标志着湘绣正式进入商品化生产时期。
之后，长沙不仅出现了诸多的绣庄，而且绝大部分经营绣庄者还具备了包买主的性质，商品化生产极为明显。绣工在耕织空闲之时，“承接绣庄货品，明窗净几，闲则绣之”。⑤当时，长沙的绣货店，湘绣与顾绣各占一半，这些绣货店“都是把绣货散给他们的绣工在家里刺绣”，⑥因而绣货店的主人成了包买主，而在家里生产的绣工则成了包买主的固定工人。当时，在宁乡人杨世焯的倡导下，绣庄不仅吸收国画的长处进行技艺改革，使设计与刺绣得以分工，提高了绣品的专业化生产，而且还使长沙一带新设立的绣庄多达40余家。这些包买主大都由专业的绣庄向城乡的绣工发出原料，并让绣工们按照规格加工代绣，然后计件给薪，如1899年袁瑾荪在长沙八角亭开设的“锦云绣馆”。此外，在辛亥革命爆发前，长沙还相继出现了春色簃、梁玉霞、李协泰、天然、萃丰豫、王义生、万源、李豫章等绣庄。之后，彤芳、粹锦、湘绮楼等诸多绣庄亦相继成立。
从绣工的工资来看，“极不一致，纯视其技术之优劣定之”。普通绣工为绣庄的临时工，绣庄收购其绣品，包买主“将已经勾勒绘好之材料，载明颜色，配好色线”，然后交给承接的绣工，“待承绣人依其吩咐绣好后”，若“阴阳适宜，色泽鲜美，针脚整齐，与原来画面无差”，则可视为上品，给以高价收购。因此，同一出品，绣工的工资待遇，“相差甚巨，漫无标准”。⑦
随着绣庄的不断增多，不仅绣庄专门在城乡设立了收购点，而且城乡一些小商贩亦开始了代绣庄收购绣品。绣庄指定收购员专门负责收购，从而使绣工的独立性开始丧失，转为在家生产的雇佣工人，而绣庄包买主的地位则有了明显地提升，不再直接经销刺绣产品，而是成了专业性的管理者。绣庄的资本已经不再是仅用于买进成品和卖出成品的纯粹性的商业资本，而是利用其资本直接投入和控制绣品生产，使其具有了工业资本的性质。湘绣业的发展渗入到家庭手工业中，因而有助于家庭纺织业的分离，使一些家庭手工业者成了专门雇佣工人。
清末十年（1901—1908年）前，作为一种奢侈品，湘绣得以兴起并向商品化方向发展。湘绣的主要销路为区域外市场，“纯靠出口发达”。①光绪前期，绣庄集中于城市，因而绣业基本都在城市。如1878年善化县志所载：“省公会刺绣者多、乡村习纺绩者众”，但清末十年，长沙“所谓湘绣均属乡间女工所绣。各乡几乎家有绣棚，商人在乡设庄，配料画样发交女工领回刺绣，工完后交庄验货，估价给资”。②此时，湘绣的产品不仅在国内遍及湖南本地及邻近的湖北汉口，而且还远销东部的南京、上海、芜湖，以及北部的天津、青岛和其他繁盛的商埠，甚至“国外则为欧美各国及南洋群岛”。③
除了吴莲仙之外，对湘绣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著名画家杨世焯。诚如1908年《长沙日报》所载：“湘绣名驰中外，实世焯倡之。”光绪年间，为了改良湘绣产品，宁乡画家杨世焯改变了之前以迎合市民和民众日常生产湘绣的初衷，转而将国画之长运用于湘绣中，从而改进了湘绣的设计图，如花卉草木、飞禽走兽、历史人物、神话传奇等图案。1904年，杨世焯自办“春红”绣庄，广收门徒，实行自产自销，其绣品不仅品格高雅，而且其字画屏联精美绝伦，享誉中外。同年，杨世焯“春红”绣庄的人物、山水绣品，曾在南洋劝业会上一举扬名。据1908年调查，长沙刺绣不仅规模较大，“业此者不下数十家，刺绣女工不下数千人”，而且由于产品颇受外界喜爱，因而“常有应接不暇之势”。④
在清末实业救国的倡导下，一些女子学校附设了刺绣职业课程，学习并研究刺绣，从而培养了一批刺绣人才。在湘绣中，最先从事刺绣教学和研究的当属1906年的平江启明女校附设的工艺班刺绣专业。1909年，黄国厚创办了衡粹女校，在实践中不仅编写了《刺绣工作法》《刺绣参考书》和《刺绣教学法》等教材，而且还专门设立了刺绣工厂，甚至还做织花、勾花，形成独具一格的刺绣风格，有“衡粹绣”的专名，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
在上述两所刺绣学校的带动下，长沙又成立了民本、自治、崇实、民范、纯德和培德等女子学校，以及涵德职业学校、福湘女子中学、惠湘职业学校。此外，衡阳的进德女校等也相继设立刺绣专科，或开设刺绣专业课。其中1911年开办的“文明绣业女学校”，不仅“颇著成效”，而且入校学习者“亦极其踊跃”。因此，在当年上学期，推广名额就“续招生”20名。⑤鉴于该校“颇著成效，学者亦极其踊跃”，因而“推广名额”，招30名女生，“仍分班教授”。其招生手续均按之前章程办理。⑥同时，某女士为推广湘绣业，“特邀集”他人筹设了“崇實绣业专科”，招取了13岁以上的20名学生，第一学期每名学生学费为15元，之后“逐期递减”2元，以“刺绣图画为主课”。⑦
为提倡国货、改良技术、培植绣工、满足国外市场所需，长沙三泰街彭家试馆坪侧古梅书屋主人彭君等人又开设了“天孙女学”，“专以女子刺绣为主意”。彭君认为“湘绣之名已冠全球，东西各国靡不争购”，但是湘绣仍存在一定问题，如“多依样画葫芦，问以阴阳向背，则有茫然不知者”。基于此，“天孙女学”为改良刺绣起见，各学科除了刺绣之外，还增设图画，算学、学习字、国文等科，女性12～30岁，“目力精明，身体强健，能确守规则，不至于中途辍学者皆可入学”。两年学习期满毕业，若在刺绣方面“夙有根底者”，可提前毕业，但是学费仍分两期缴清，合计均为14银元。⑧
湘绣最著名的商店首推清末的“潇湘馆”和“吴彩霞绣坊”。①这两家商店“出品精美绝伦”。追其根源，在于当时绣界画师杨季、文谷怀、朱树芝三人，“皆擅绘事”，特别是朱树芝对于山水、人物、花卉、翎毛，“无一不精，且与刺绣者，密切合作”。可以说各种绣品均须经朱树芝“耳提面命，指点而成”，因而在清末湘绣发展的基础上，民国以来湘绣绣品“大放异彩”。②
国内上层社会“酷嗜绣货”，从而推动了湘绣的发展，并扩大了湘绣市场。据1909年《图画日报》所载，湖北提法司马吉樟廉访“性喜绣货”，特别是湘绣，“尤爱若拱璧”。凡是内署屏对衾褥，以及桌椅垫子，“无一非湘绣也”。鉴于湖北提法司酷嗜湘绣，湘绣公司经理人成伯龄向其“求给补助费”，“以维持所设湘绣传习所”，继而编纂全册《绣术教科书》（内有“极精美绣成字迹人物、花草、昆虫图一百余幅”），呈请马吉樟廉访核定。马吉樟廉访收到后，“爱不释手”，“日久不肯发还”。③
不仅国内上层社会如此，湘绣在国外各种比赛中备受青睐。1903年，湖南巡抚赵尔巽就曾代美国驻京使馆采购手工绣品出口。之后，湘绣在日本大众博览会、意大利都郎博览会和法国里昂赛会等均有展出，并备受称赞。1910年，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湘绣荣获“针绝”的美誉。
但是，在参与南洋劝业会的过程中，湘绣也曾备受挫折。虽然参赛的湘绣“皆系最高值货，群以为必与醴瓷并得优奖”，而且“采诸舆论，亦莫不谓然”，但是审查揭晓之时，却发现“获列前茅者仅醴瓷及华昌纯锑女子工厂，而绣品竞置诸四五等置列，实属出人意表”。追其因缘，实因此次审查绣业本归农工商部绣工科教习余炳夫妇担任两人曾携意大利首领绣像各件，在京畿馆陈列，对于湘绣“早挟一势不两立之观念，若不推倒湘绣，则伊之绣件永无出头之日”。基于此，湖南出口协会闻此消息，曾向余炳夫妇开工正式谈判。可见，南洋劝业会上，最初湘绣仅被列为四五等，此实“系余夫妇挟私倾陷无疑，且余已公然将其出品运动奏奖”。经过此次之后，湘中绣业同人认为“将来湘省劝业受此影响实多阻碍”，遂组团入京，赴农工商部控诉，④以维持湘绣之声誉及地位。
清末，湘绣已成为与苏绣、粤绣、蜀绣并列的刺绣，颇为人所好，销路最广，因而不仅被视为中国的“四大名绣”，而且还素有“湘绣甲天下”⑤的美誉。湘绣“蔚为国际友谊上之重要礼品”，⑥特别是“绣像最难”，自清朝“即有为皇帝绣像者”。⑦在1909年武汉赛会中，湘绣荣获“头等金牌”。之后，“湘绣各著海内外”，“价值益高”。⑧1911年在意大利“都朗博览会”上，萧咏霞的绣品“生动逼真，精妙超凡，一时有‘神针之誉”，特别是在南洋劝业会及比利时美术展览会上，更是“获最优奖”。⑨接着在日本的“大众博览会”，以及法国举办的“里昂赛会”等，湘绣均荣获嘉奖。
作为一种非物质民族文化遗产和艺术结晶，虽然在光绪初年“湘绣兴起”之前，湖南民族刺绣业已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并在中国已占有了重要地位，但是湖南刺绣业独具一格技艺的形成，以及真正地向商品化发展，并享誉于国内外则始于光绪年间“湘绣”一词开始出现之后。特别是时至清末，在提倡实业，鼓励国货运动的推动下，不仅促使湘绣在国内外享有“针绝”“迹灭针线”的美誉，而且还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湘绣甲天下”的局面，甚至已成为湖南乃至中华民族的“艺术名片”，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作者简介】熊元彬，湘潭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经济史、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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