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资本制约
摘 要 开源农场是民国时期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经营时间較长的近代农垦企业，在近20年的经营中产权几经变更，步履维艰。制约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资本不足，导致土地改良、农业机械化、田间管理难以深入，规模经营流于形式。由于企业难以偿清债负，最后被债权团接管。在小农耕作向近代规模经营转变的过程中资本因素至为关键，土地规模经营的大小直接受制于资本筹措能力与资金运用水平。
关键词 近代农业，土地规模经营，开源农场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2-0040-07
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体现在精耕细作，以个体家庭为依托构成小农生产的基本单位，而近代农业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导向。有学者探讨了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演变的路径及相关制约因素，观点不一，如近代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造成农业经营规模狭小的局面；制约农业发展要素中最主要的是制度因素与管理水平；近代农业发展困境和变革滞后主要来自农业内部生产力系统的历史状态；还有从农业机械化角度探讨传统农业的转型问题。①随着土地规模经营，近代农垦企业的机械化、专业化程度有所提高，也有学者从农场经营方式、农垦公司的经营成效、地权变动、租佃关系等层面对近代农业演变予以论述。②这些探讨从不同角度解释了农业转型中的问题。不过，对于制约农业发展的资本因素仍有值得研究的空间。
北洋官僚投资创设的开源垦殖有限公司是华北地区经营规模最大、时间较长的农垦企业，最初规划经营地块达40余万亩，计划先期投资500万元，后来规模不到6万亩，投入资本与预期目标相差甚远。在近20年的经营过程中，开源农场先后经过多次改组，但因种种因素制约，始终未能获得快速发展。学界对于开源农场关注不多，仅有近代农业史专家章有义对该农场第四年度营业报告书作有介绍。③本文以天津档案馆所藏的系列档案卷宗为基础，通过考察开源农场的演变历程，试从公司财务角度分析该企业的经营困境，意在探求制约土地规模经营的资本因素。
一、开源农场的创设与产权演变
近代工业化的开展、交通运输的改善以及城市化进程加速，农产品日益商品化，这些都为近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一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垦企业诞生，特别是民国初年农垦公司有了较快发展。
1920年2月，朱启钤、王郅隆、曹汝霖、潘复、倪道杰等18人发起成立开源垦殖有限公司，拟集资500万元，以农垦、林业、畜牧农产或土地之抵押及买卖为营业范围，推选朱启钤、梁士诒、吴鼎昌、王郅隆等人为董事，王克敏、倪道杰为监察人。①开源公司创办时主要股东如表1。
通过表1可以看出，公司股东势力比较强大，多是北洋军政官员或金融界精英，他们主要来自交通系和皖系，新老交通系人员有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周作民、胡笔江、曹汝霖、吴鼎昌、任凤苞、曾毓隽、岳乾斋等，皖系要人有倪道杰、王宝鑫、王克敏、傅良佐、段宏业、王郅隆、徐树铮、张敬尧等。北洋军政官员选择投资农业，主要是出于试图对产业链的掌控和经营预期的乐观判断。开源公司最大的股东是裕元纱厂，筹建农场意在为纱厂生产提供棉花原料。
开源公司下辖三个农场，1920年4月办理第一农场、第二农场，11月办理第三农场。第一农场设宁河县属军粮城，规模最大，地亩36061.34亩。第二农场设大兴县属南苑龙爪湾，共计620亩。第三农场设宁河县属后勾楼沽，地亩22791亩，又称茶淀农场。由于1924年第二农场取消，1926年2月第三农场改称第二农场。军粮城、茶淀农场通往天津的水路、陆路都很便捷，公司办公地点设在天津日租界福岛街。
开源公司成立后经营成效不佳，首期计划募集的200万元并未招足，加上时局动荡、营业维艰，收支难以平衡，不少股东退股，公司进行改组。1924年11月，新开源垦殖有限公司召开筹备会，会议议决旧公司的一切债务及财产归新公司承担接受，经估算，旧公司原有财产92万元，债务67万余元，两者相抵，余25万元作为新股东承受之利益及新公司股本。②当然，承受旧公司的利益中25万元是一种理论计算值，而债务67万元却是实实在在的，92万元的财产中地价、房产、机械作价达86万余元。
新开源公司设立之初，倪道杰任筹备主任，朱启钤、吴鼎昌、张仲平、周作民等人参与。公司股本额定100万元，实际只收29万元，加上财产估价溢出债务作为利益股占25万元，共计54万元。不管从股本还是从股东构成上，新开源公司的规模大大缩小，后来吴鼎昌、朱启钤、张仲平等人又相继退出，最后股东只剩下裕元公司与倪氏。新开源公司成立后，农场经营与管理并无大的改观，艰难维持10年，截至1934年6月，公司负债情况为金城、盐业、中南三行借款本金欠款55万元，利息欠洋14.3万元，金城往来透支欠款洋48821.44元，裕元暂时垫款本洋168576.16元，利息欠洋78140.14元，以上三项负债共欠洋988537.74元。资产主要是地产、房产、机械农具、器具、牲畜、林木六项共计洋925137.93元，其中公司购置地亩及建筑改良等费值洋675195.47元，机械农具值洋123277.16元。①从账面而言已经资不抵债，截止1935年1月公司已欠债权人本息银712250元。②从股东而言，农场收回预期成本一时无望。从管理层与员工而言，薪酬不丰，难有更多激励，公司运营维艰。
摆在新开源面前的是要么继续追加投资，要么进行破产清算，否则公司必将承担愈加沉重的债务负担。作为农场最大股东的裕元公司1934年底召开董事会，经议决同意债权人接收新开源。1935年1月新开源宣称因承还旧开源公司，以其全部财产作抵质之债务、本息及透支均逾期未偿，所有供担保之财产由债权人盐业、金城、中南三银行接管占有。三行收受新开源财产如能即时转售，收回现金，此为直截了当的处置方法。然而由于农场土地不易出售，现金难以收回。三行一方面安排接管农场，另一方面对公司进行改组，成立宁河开源垦殖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为三银行，因三行不便直接管理农场，于是委托诚孚信托公司代为管理，租给河北棉改所进行经营，首先签订五年的租期，并约定共同投资。1936年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该公司所辖农场是年11月被冀东政府强占，股权人要求将公司再次更名为开源公司。抗战全面爆发后，1938年4月农场被北京中央农事试验场接管，名为中日合办，实际上受日本人控制。
开源公司最初股东阵容势力比较强大，然而未能有效经营，产权几经演变，每况愈下。企业投资失败原因不仅在于企业生存内外环境不良，也在于企业经营自身存在缺陷，特别是筹措资本重重困难，本文着重从企业资金运用能力来分析制约农场经营的主要因素。
二、近代农场资金筹措的艰难
资本不足是近代农垦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据1912至1920年农商部统计，每年都有上百家农垦企业成立，但资本额度普遍较小，并且多无公积金提取。③开源公司最初计划筹资500万，预定先期收足200万，后来只收104万元。1925年改组为新开源公司后，公司减资为100万，共收54万元，除去公司承接的25万旧权益外，实际上只交了29万元。1935年因资不抵债，公司最终被债权团接管，农场改称宁河开源公司，注册进一步减资为75万元。由于资本不足，公司最初购置40万亩地的计划只得压缩，但即使只是近6万亩的农场，也没有足够资本将农场正常运营起来。开源农场的资金筹措与使用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企业股东认缴自筹资金
公司创立后即开始认缴股本，第一年购地、经营及基础建设等项总计110万元，股东照此筹备款额，享有优先股权益，议决先期认股190万元。④实际上并未认足，最初股东认股数如表2。
通过表2可以看出，最大股东为裕元公司，其次为倪道杰、吴鼎昌、朱启钤等人，实际募集股本为104.04万元，与先期预计的190万元有差距。除倪道杰、吴鼎昌外，其他股东缴股并未达到最初的认股数，于是开源扩大认股范围，但募集资本数额依然有限，少的仅有0.01万元。1920至1924年公司召开历次股东会或董事会首要问题就是解决股本筹集问题，至于农场具体经营问题则极少谈及，可见募集资本是开源公司初创期的头等大事。这一时期股东构成极不稳定，募集股本难以后继，1923年募集到的股本已微乎其微，1924年则没有募集到股本。
由于公司股东绝大部分不是来自交通系就是来自皖系，1920年直皖战争皖系失势，自然影响到一些股东对投资前景的判断与热情，“是次战役，公司大受影响，盖时局之变迁，认缴之股有因而未缴者”。①也有一些股东考虑到农业投资股本大，回收慢，风险较多，因此认股后随即将股票或抵押或注册更名过户他人，甚至退出股份，如徐树铮入股后随即将股票转让给倪道杰。新开源成立后，筹集股本依然困难，经叠催新股，截止1925年2月已收者不及1/3，同年底公司才收新股本10万元，1927年底收足22万元，1928年底又收了7万元，共计29万元。新开源公司虽于1925年3月组织成立，实际上直到1929年5月才领得更换新执照，29万元的出资者只有两户，即裕元公司和倪道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北洋力量势若穷途，政权变动极大影响了倪氏的投资判断，募集与追加资本投入存在更多风险。总体上说，股东自筹资金远未达到预定目标，这些股本连购地及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也不够，也就是说企业面临着极大的资金缺口。
（二）银行借贷
为解决资金不足，1922年5月开源以地亩连同河渠桥闸计值654244.82元，作为向金城、盐业两行借款各3万元透支担保品，后增至往来透支各10万元。1924年1月公司仍以前交地亩房产机械等项，作为向三行共同透支40万元之担保品，其中金城、盐业两行各15万元，中南银行10万元。1924年6月中南、金城、盐业三行各增透支额3万元。②由于公司“积欠三行地亩押款五十五万元，一时不克清偿”，倪道杰以个人信用与银行票据进行抵押担保。1930年5月金城银行总行代表中南、盐业、金城、大陆四行联合营业处，收到倪道杰名下金城、盐业、中南合计60万元的三行股票押据。③9月金城、盐业、中南银行与新开源签立抵押借款整理合同，主要内容就是新公司承接旧开源原欠三银行之款55万元，欠款以全部地亩连同全部房屋机器及一切设备作为抵押品，缮成卖契，由公司董事签字后交与三银行收执，此项卖契之年月日暂不填写，听由三银行届时自填。④此合同的签订基本上宣告了公司失去了自主权。通过银行借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运营的资金压力，由于开源盈利空间微薄，银行债息越积越重，造成企业发展受困于银行借贷。
（三）尝试发行企业债票
为增加资本供给，开源计划发行债票，公司与金城、盐业、中南银行订立发行公司债票合同，制定债票章程，计划分两次发行公司债100万元，第一次债票额50万元，指定军粮城农场“熟地园田一万零二百五十三亩八分五厘一毫，及其附属沟渠、房产、机械、农具估定价值共五十万元为担保品，倘债票不能如期付息还本时，发行银行得代持票人处分担保财产”。通过债票合同，利息高达“周息一分”，确实具有极大吸引力，但这种高息发行债票方式对于初创农场无异于饮鸩止渴，后来并未实施。新开源公司成立后也试图通过发行债票来扩充农场经营，设想以地质改良增加收益，进而资本能够进入良性循环。不过，在债票方案具体计算中地价估值高达每亩30元，以后勾楼沽农场为例，若地亩完全租种，五年的地租收益则为29万余元，地亩估值达近88万，合计117万。⑤实际上从流动资金而言，地租收益远远支付不了各项开支，而当时购进时不过每亩2至7元，地价估值30元，只能是理论计算值，该方案最終同样未能推行。
（四）采用官息改股的方式减轻资金压力
官息是近代企业独具特色的资本募集与分配方式，“股东对公司而言不仅是投资人，而且还是债权人。股票也不仅是投资证券，而是同时兼有公司债券的性质”。⑥实际上就是说不管企业有无盈利，往往需要优先按照利率支付股东官息。开源农场初办收益不足，官息也就成了公司的负担。“民国十年度股本八厘，官息照上年议案，截日计算，应支六万六千五百八十三元四角三分七厘，按营业盈余数目不足支配，自当缓发”，由于续收新股亦多障碍，公司修正官息支付方案，“自十年至十四年，俟至五年，公司地亩全数改良，获有余利时，此项官息或填发优先股票或填作普通股，届时再行核议”。1922年7月倪道杰提议，“将未付官息填为优先股”。①事实上，就是通过官息改股的方式来减轻企业资金运用压力。此外，公司还通过筹款入股、债转股的方式缓解债务压力。
（五）压缩开支
从实际募集股本来说，开源所招股104万元，距原定500万元差之甚远。加之第二农场因规模较小，且距总公司较远，遂于1924年取消。只保留军粮城、茶淀两处场区。为减少开支，公司裁撤科室，压缩员工，减少薪酬。特别是倪道杰任总理后，进一步压缩各项开支，裁减人员。开源总公司职员共7人，即总理、协理、会计、收支、文牍、营业员及练习生各1名。②公司初创时，总协理每月支出达1000元，而倪道杰任总理时，自己不支，仅协理每月开支100元。③1924年11月公司进一步裁撤科室，精简人员。1928年后总公司委派会计主任陈骏兼充第二农场、第一农场管理。1931年底公司一度讨论进行清算改组，所有无重要职务之员司应暂停职。
开源一方面采取措施增加资本供给，另一方面缩小营业规模、减少开支，试图盘活企业运营。由于土地规模经营投资大，资本周转时间长，收益回收慢，加上时局动荡，天灾人祸频发，资本募集并不顺利，发行债票亦难以落实，企业融通资金只得向银行借贷，从而公司资本结构中，债务资本逐渐增大，股本相对比重变小。减少各项开支，特别是各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公司的资金使用与运营。从投资人而言，开源股东在公司初创时多持观望态度，当发现投资农业风险大时，不少股东选择退股，至新开源公司组织后，股东只剩下裕元公司与倪氏代表。没有持续的资金挹注，资本不足与各项事务开支形成矛盾，造成不少农场业务萎缩，公司便限于困境之中。
三、土地规模经营与资金运用制约
近代农场规模经营不仅存在募集资本困难，而且在资金使用过程中，需要不断追加资本，然而追加资本却又受到种种制约，并且持续的资本投入，由于不能实现资本的良性循环与周转，导致资金压力难以缓解。一般而言，土地规模经营持续的资本投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土地改良及基础设施等建设需要资本投入
开源成立之初，相当资本投入到购买土地、基础设施、房屋建筑等项，房屋建筑主要是机器厂房和农工居住房舍。开挖河沟、浸淡灌溉、土壤去碱、农场道路亦都需要投入。当然，农场购入土地后首先面临的就是改良土地，由于农场用地多是盐碱地，土质肥沃瘠薄不一，需要浸淡改良，费用包括燃料、杂料、杂费、机工、闸工、修机、修车各费等。④农场只有持续多年进行浸淡与耕锄，经水之酸化作用及自然风化，土质才能疏松，若不用淡水洗涤，不适于植物之生长，而涨潮水含盐多，秧叶就会变黄。如果土壤改良不得其法，往往就会半途而废。茶淀农场改良几年土地仍多抛荒，原因就在于引水灌溉不力，不能连年泡灌。农场土质改良是个渐进过程，不少地亩购置后并不能即刻使用。1922年5月公司经营地亩达4万余亩，“今年甫经试种者一万四千亩，自种、佃种之棉田稻田仅七千五百余亩，其余皆正在垦辟”。⑤若无十足的经济实力，对盐碱地投入巨资改良，则投资成效把握实在不大。由于资本募集艰难，资金运用紧张，不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土壤改良都远未达到公司预期目标。开源农场除自营外，还采取招佃出租方式经营，由于签订的不少租种契约缺乏长期机制考虑，造成一些租户寻求土地的短期利益。土地改良任重道远，租户又试图规避，公司没有更多财力投入，导致土壤难以实现彻底改良，收益也就无法提高。
（二）农场机械化需要资本投入
近代农场规模经营本应推进机械化使用，用机器力取代自然力。美国农场的竞争性很强，其原因在于一般农场有几十到几百英亩，适宜农业机械化耕作，收割机、播种机、脱粒机使用普遍。⑥1930年美国使用的曳引机达100万架，1933年苏联生产的曳引机总量至少要在50万架以上。①对于开源而言，购置的机器主要是供灌溉地亩所用的抽水机、锅炉、简易的耕作用具以及打稻机、碾米机等。
农场筹股不易，没有更多财力购买机械，只得采取传统耕作方法，但即使是传统耕作也面临资本不足问题。就农场自种而言，首先需要的就是解决用工问题，由于农场没有能力大规模引进机器进行土地平整、种植、收割及仓储，更多是靠人力，因此招募农工，利用工头进行田间管理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1924年4月第三农场呈称，“农场本年自种地八十余顷之广，使用工人数百余名之多，其中良莠不齐，驾驭稍一失当，即易发生事端，兹为事先慎防，计添设监工，以资稽核”。②事实上，防止农工怠工懒惰并不容易，一是无法将所有的农工置于监工的视线范围之内，二是农工属于雇佣性质，领取工资，并无太多激励措施保证其一定卖力，甚至还有的监工合谋偷盗农场财物。农业机械化的使用以规模经营为前提，以农业劳动力稀缺和劳动力价格昂贵为基础，以工业进步与繁荣为依托。③由于存在诸多制约条件，特别是资本缺乏，导致开源农场机械化不足，就形成农场看似是规模经营，实际主要仍是小农耕作。由于没有资本引进、推广使用农业机械，农业经营只得依赖人力。而使用人力，往往又陷入小农耕作的生产效率。
（三）农场管理需要资本投入
从农场管理来说，公司农垦面积大，人手不够，有时一人身兼数职。农场开办后经营效益一直不理想，公司不愿用人过多，另一方面农场管理也分季节性，农忙时用人就多，农闲时事宜自然就少，因此不少科室部门存在缺额现象，这也造成一些科员职责不清。若从基层管理人员考虑，农区用人“能熟谙农事，实心任事者不过十之一二”，由于薪资过薄，不足以招致之，“以目前所有农事人才而论，只可经营四五十顷之地，过多则恐力有不及”。④当然不惟田间管理人员，就是总理、协理也难能尽心农场事宜，1920年至1923年先后由荣厚、祝书元、管凤龢、倪道杰出任公司总理，管理团队并不稳定。作为公司主要任事的管凤龢并非新式农学人才，其在农场管理方面有过失败的经验。⑤管理层职员流动频繁主要在于薪酬待遇不高，并且不能兌现，从而造成农场不能得到有效监管。
农场没有能力实施大规模机械化作业，除自己经营一部分外，大部分采取招租方式，签订租佃契约，对土地实行零碎化管理。当然，频年荒歉，投资农业种植风险较高，如何招致租佃也要考虑办法。每个场区因具体情况不同，可因时因地调整相应的契约内容，公司与租户权责关系多样。⑥同时也应考虑给予租户一定期限，否则租户既无恒心，亦不肯尽心竭力，成效自然难以提高。农场招租对租户业务能力没有考核，也就是说谁来承种，租种起点也没有地亩标准限制。明清时一般稻农每户种稻10亩以下，人数较少的有牛农户生产能力则在30亩上下。到了近代，情况变化不大，种稻农户生产能力与明清时相比几乎没有差别。⑦开源公司的租户有的包租达三四百亩，有的甚至千亩以上。⑧因此控制不好租户租地规模，实际上也会存在问题。特别是当收成不佳，管理不善，经营难以获利时，租户就会拖欠租金。可见，不论是自我经营还是招租都需要一支较强的管理队伍，否则农场收益无法保障。
由于公司自我经营资本不足，管理能力有限，开源还尝试将整个场区出租给其他公司，从而减少对散户出租的管理成本。1927年军粮城由东兴公司包租承办，1931年3月东兴解除包租合同。⑨1931年公司将第一农场第五区2千余亩商租给日人黑川进行试验。⑩公司还曾委托普利公司承办第二农场，定期三年，1934年底期满普利公司未续。东兴公司、普利公司的经营期满未续，也反映了农场经营成效并不令人满意。
（四）农场作物种植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农工不能形成有效循环，造成追加投入的艰难
开源农场初创时，本计划为裕元纱厂提供原料，以植棉为主，且最好是美国棉种，裕元公司也是开源农场的最大股东。由于土壤改良非一日之功，近6万亩的农场不少处于抛荒状态，能够种植的土地不少只能种植水稻，副业则以精碾稻米为大宗。1922年的种植计划，植棉仅5千余亩，而水稻种植达2万余亩，当然不少地块仍在浸淡改良中，并试种苜蓿以改良地质。1925年5月三场管理员储振报告，“通观农场各地，其能适于种棉者尚不及十之一二，可以种杂粮者亦仅十之四五，此外十之二三则赤碱如故”。①为弥补收入不足，农场进行了植树、水产养殖、畜牧养殖、瓜果蔬菜种植。②
由于种稻植棉仍属土地零碎经营，单位产值不高。在近代农产品种植逐渐市场导向的过程中，开源公司农产品并不具备更大竞争优势。加上政局动荡、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整体经济态势并未见好。当然，农场本计划种植棉花为裕元纱厂提供原料，形成原料供应、生产销售一体，但裕元纱厂自1920年代初即陷入债务危机中，没有更多资金予以挹注反哺裕元。随着裕元的停业清算，开源农场被债权团最终接管。此外，从企业生存的外在环境而言，军阀混战、兵匪骚扰，也造成经营的艰难。
整体而言，开源农场地质盐碱过重，需用淡水浸滤，但挖河引水、修渠建坝，土地改良非一日之功，工程量较大。开源农场除自种外，更多是招佃出租，土地零碎化经营，水旱虫灾难以避免，当时没有能力大规模引进机器设备，也无相关农学人才，依然属于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天吃饭。有限的资金大部分投入到地产、基础设施支出上，用于公司经营的流动资本不足，而农场经营需要不断进行资本追加，土地规模经营受困于资本制约。
四、结语
近代中国仍是农业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国如何工业化，或者说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该走怎样的道路，一直存在争议与讨论。近代中国出现了一批集股商办的农垦公司，这些农垦企业是近代农业转型的体现，弄清农垦公司的发展历程、经营状态与历史命运，无疑有助于理解农业如何近代化，也有助于理解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掣肘所在。
开源公司的失败折射出近代新式农垦企业蹒跚而行、步履维艰的一面。无独有偶，以张謇、张詧兄弟为首的绅商在江苏南通、盐城一带经营的多家农垦公司也均告失败，同样是困于资本缺乏，最后移交债权团管理。早在1922年，张謇就派人在国内外募集资本，先后与日本财阀涩泽、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接洽，借款均未成功，后由中国、金城、上海等银行合组“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银团”，五公司是指大有晋、大豫、大赉、大丰与华成公司，五公司经募公债，大部分承受债票的银行就是原来的债权人，“至1932年五公司仍欠银团债款1843972.27元，债息940524.25元”。③各公司“负债累累，没有一家公司不困于债务与利息，即使遇到丰年，花租草息收入也只能应付利息开支和经常费用，而到期的债款，每年之公债都无力偿还”。④
近代中国企业发展中资本极为缺乏，农垦企业亦是如此。1912年全国新式农垦企业共有171家，资本总额仅仅635万余元，有的省份农垦企业资金总额还不足千元。⑤农场资本不足自然难以有效推进农業的近代转型。近代农垦公司虽然在形式上实行土地规模经营，然受制于资本等因素制约，其经营过程中带有很强的小农性与封建性，农业经营难以规模化、高效化。由于农垦公司的生产是为市场提供原料，就近代中国工业化水平而言，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滞后，就造成对原料需求的有限；受制于资本制约，农业生产提供不了标准化原料及资本积累，长期处于糊口水平的农民也无更多消费工业品的能力，工农之间难以形成良性互动，近代经济结构调整则始终走不出困境。
【作者简介】郭从杰，阜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杜敬红】
关键词 近代农业，土地规模经营，开源农场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2-0040-07
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体现在精耕细作，以个体家庭为依托构成小农生产的基本单位，而近代农业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导向。有学者探讨了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演变的路径及相关制约因素，观点不一，如近代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造成农业经营规模狭小的局面；制约农业发展要素中最主要的是制度因素与管理水平；近代农业发展困境和变革滞后主要来自农业内部生产力系统的历史状态；还有从农业机械化角度探讨传统农业的转型问题。①随着土地规模经营，近代农垦企业的机械化、专业化程度有所提高，也有学者从农场经营方式、农垦公司的经营成效、地权变动、租佃关系等层面对近代农业演变予以论述。②这些探讨从不同角度解释了农业转型中的问题。不过，对于制约农业发展的资本因素仍有值得研究的空间。
北洋官僚投资创设的开源垦殖有限公司是华北地区经营规模最大、时间较长的农垦企业，最初规划经营地块达40余万亩，计划先期投资500万元，后来规模不到6万亩，投入资本与预期目标相差甚远。在近20年的经营过程中，开源农场先后经过多次改组，但因种种因素制约，始终未能获得快速发展。学界对于开源农场关注不多，仅有近代农业史专家章有义对该农场第四年度营业报告书作有介绍。③本文以天津档案馆所藏的系列档案卷宗为基础，通过考察开源农场的演变历程，试从公司财务角度分析该企业的经营困境，意在探求制约土地规模经营的资本因素。
一、开源农场的创设与产权演变
近代工业化的开展、交通运输的改善以及城市化进程加速，农产品日益商品化，这些都为近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一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垦企业诞生，特别是民国初年农垦公司有了较快发展。
1920年2月，朱启钤、王郅隆、曹汝霖、潘复、倪道杰等18人发起成立开源垦殖有限公司，拟集资500万元，以农垦、林业、畜牧农产或土地之抵押及买卖为营业范围，推选朱启钤、梁士诒、吴鼎昌、王郅隆等人为董事，王克敏、倪道杰为监察人。①开源公司创办时主要股东如表1。
通过表1可以看出，公司股东势力比较强大，多是北洋军政官员或金融界精英，他们主要来自交通系和皖系，新老交通系人员有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周作民、胡笔江、曹汝霖、吴鼎昌、任凤苞、曾毓隽、岳乾斋等，皖系要人有倪道杰、王宝鑫、王克敏、傅良佐、段宏业、王郅隆、徐树铮、张敬尧等。北洋军政官员选择投资农业，主要是出于试图对产业链的掌控和经营预期的乐观判断。开源公司最大的股东是裕元纱厂，筹建农场意在为纱厂生产提供棉花原料。
开源公司下辖三个农场，1920年4月办理第一农场、第二农场，11月办理第三农场。第一农场设宁河县属军粮城，规模最大，地亩36061.34亩。第二农场设大兴县属南苑龙爪湾，共计620亩。第三农场设宁河县属后勾楼沽，地亩22791亩，又称茶淀农场。由于1924年第二农场取消，1926年2月第三农场改称第二农场。军粮城、茶淀农场通往天津的水路、陆路都很便捷，公司办公地点设在天津日租界福岛街。
开源公司成立后经营成效不佳，首期计划募集的200万元并未招足，加上时局动荡、营业维艰，收支难以平衡，不少股东退股，公司进行改组。1924年11月，新开源垦殖有限公司召开筹备会，会议议决旧公司的一切债务及财产归新公司承担接受，经估算，旧公司原有财产92万元，债务67万余元，两者相抵，余25万元作为新股东承受之利益及新公司股本。②当然，承受旧公司的利益中25万元是一种理论计算值，而债务67万元却是实实在在的，92万元的财产中地价、房产、机械作价达86万余元。
新开源公司设立之初，倪道杰任筹备主任，朱启钤、吴鼎昌、张仲平、周作民等人参与。公司股本额定100万元，实际只收29万元，加上财产估价溢出债务作为利益股占25万元，共计54万元。不管从股本还是从股东构成上，新开源公司的规模大大缩小，后来吴鼎昌、朱启钤、张仲平等人又相继退出，最后股东只剩下裕元公司与倪氏。新开源公司成立后，农场经营与管理并无大的改观，艰难维持10年，截至1934年6月，公司负债情况为金城、盐业、中南三行借款本金欠款55万元，利息欠洋14.3万元，金城往来透支欠款洋48821.44元，裕元暂时垫款本洋168576.16元，利息欠洋78140.14元，以上三项负债共欠洋988537.74元。资产主要是地产、房产、机械农具、器具、牲畜、林木六项共计洋925137.93元，其中公司购置地亩及建筑改良等费值洋675195.47元，机械农具值洋123277.16元。①从账面而言已经资不抵债，截止1935年1月公司已欠债权人本息银712250元。②从股东而言，农场收回预期成本一时无望。从管理层与员工而言，薪酬不丰，难有更多激励，公司运营维艰。
摆在新开源面前的是要么继续追加投资，要么进行破产清算，否则公司必将承担愈加沉重的债务负担。作为农场最大股东的裕元公司1934年底召开董事会，经议决同意债权人接收新开源。1935年1月新开源宣称因承还旧开源公司，以其全部财产作抵质之债务、本息及透支均逾期未偿，所有供担保之财产由债权人盐业、金城、中南三银行接管占有。三行收受新开源财产如能即时转售，收回现金，此为直截了当的处置方法。然而由于农场土地不易出售，现金难以收回。三行一方面安排接管农场，另一方面对公司进行改组，成立宁河开源垦殖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为三银行，因三行不便直接管理农场，于是委托诚孚信托公司代为管理，租给河北棉改所进行经营，首先签订五年的租期，并约定共同投资。1936年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该公司所辖农场是年11月被冀东政府强占，股权人要求将公司再次更名为开源公司。抗战全面爆发后，1938年4月农场被北京中央农事试验场接管，名为中日合办，实际上受日本人控制。
开源公司最初股东阵容势力比较强大，然而未能有效经营，产权几经演变，每况愈下。企业投资失败原因不仅在于企业生存内外环境不良，也在于企业经营自身存在缺陷，特别是筹措资本重重困难，本文着重从企业资金运用能力来分析制约农场经营的主要因素。
二、近代农场资金筹措的艰难
资本不足是近代农垦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据1912至1920年农商部统计，每年都有上百家农垦企业成立，但资本额度普遍较小，并且多无公积金提取。③开源公司最初计划筹资500万，预定先期收足200万，后来只收104万元。1925年改组为新开源公司后，公司减资为100万，共收54万元，除去公司承接的25万旧权益外，实际上只交了29万元。1935年因资不抵债，公司最终被债权团接管，农场改称宁河开源公司，注册进一步减资为75万元。由于资本不足，公司最初购置40万亩地的计划只得压缩，但即使只是近6万亩的农场，也没有足够资本将农场正常运营起来。开源农场的资金筹措与使用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企业股东认缴自筹资金
公司创立后即开始认缴股本，第一年购地、经营及基础建设等项总计110万元，股东照此筹备款额，享有优先股权益，议决先期认股190万元。④实际上并未认足，最初股东认股数如表2。
通过表2可以看出，最大股东为裕元公司，其次为倪道杰、吴鼎昌、朱启钤等人，实际募集股本为104.04万元，与先期预计的190万元有差距。除倪道杰、吴鼎昌外，其他股东缴股并未达到最初的认股数，于是开源扩大认股范围，但募集资本数额依然有限，少的仅有0.01万元。1920至1924年公司召开历次股东会或董事会首要问题就是解决股本筹集问题，至于农场具体经营问题则极少谈及，可见募集资本是开源公司初创期的头等大事。这一时期股东构成极不稳定，募集股本难以后继，1923年募集到的股本已微乎其微，1924年则没有募集到股本。
由于公司股东绝大部分不是来自交通系就是来自皖系，1920年直皖战争皖系失势，自然影响到一些股东对投资前景的判断与热情，“是次战役，公司大受影响，盖时局之变迁，认缴之股有因而未缴者”。①也有一些股东考虑到农业投资股本大，回收慢，风险较多，因此认股后随即将股票或抵押或注册更名过户他人，甚至退出股份，如徐树铮入股后随即将股票转让给倪道杰。新开源成立后，筹集股本依然困难，经叠催新股，截止1925年2月已收者不及1/3，同年底公司才收新股本10万元，1927年底收足22万元，1928年底又收了7万元，共计29万元。新开源公司虽于1925年3月组织成立，实际上直到1929年5月才领得更换新执照，29万元的出资者只有两户，即裕元公司和倪道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北洋力量势若穷途，政权变动极大影响了倪氏的投资判断，募集与追加资本投入存在更多风险。总体上说，股东自筹资金远未达到预定目标，这些股本连购地及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也不够，也就是说企业面临着极大的资金缺口。
（二）银行借贷
为解决资金不足，1922年5月开源以地亩连同河渠桥闸计值654244.82元，作为向金城、盐业两行借款各3万元透支担保品，后增至往来透支各10万元。1924年1月公司仍以前交地亩房产机械等项，作为向三行共同透支40万元之担保品，其中金城、盐业两行各15万元，中南银行10万元。1924年6月中南、金城、盐业三行各增透支额3万元。②由于公司“积欠三行地亩押款五十五万元，一时不克清偿”，倪道杰以个人信用与银行票据进行抵押担保。1930年5月金城银行总行代表中南、盐业、金城、大陆四行联合营业处，收到倪道杰名下金城、盐业、中南合计60万元的三行股票押据。③9月金城、盐业、中南银行与新开源签立抵押借款整理合同，主要内容就是新公司承接旧开源原欠三银行之款55万元，欠款以全部地亩连同全部房屋机器及一切设备作为抵押品，缮成卖契，由公司董事签字后交与三银行收执，此项卖契之年月日暂不填写，听由三银行届时自填。④此合同的签订基本上宣告了公司失去了自主权。通过银行借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运营的资金压力，由于开源盈利空间微薄，银行债息越积越重，造成企业发展受困于银行借贷。
（三）尝试发行企业债票
为增加资本供给，开源计划发行债票，公司与金城、盐业、中南银行订立发行公司债票合同，制定债票章程，计划分两次发行公司债100万元，第一次债票额50万元，指定军粮城农场“熟地园田一万零二百五十三亩八分五厘一毫，及其附属沟渠、房产、机械、农具估定价值共五十万元为担保品，倘债票不能如期付息还本时，发行银行得代持票人处分担保财产”。通过债票合同，利息高达“周息一分”，确实具有极大吸引力，但这种高息发行债票方式对于初创农场无异于饮鸩止渴，后来并未实施。新开源公司成立后也试图通过发行债票来扩充农场经营，设想以地质改良增加收益，进而资本能够进入良性循环。不过，在债票方案具体计算中地价估值高达每亩30元，以后勾楼沽农场为例，若地亩完全租种，五年的地租收益则为29万余元，地亩估值达近88万，合计117万。⑤实际上从流动资金而言，地租收益远远支付不了各项开支，而当时购进时不过每亩2至7元，地价估值30元，只能是理论计算值，该方案最終同样未能推行。
（四）采用官息改股的方式减轻资金压力
官息是近代企业独具特色的资本募集与分配方式，“股东对公司而言不仅是投资人，而且还是债权人。股票也不仅是投资证券，而是同时兼有公司债券的性质”。⑥实际上就是说不管企业有无盈利，往往需要优先按照利率支付股东官息。开源农场初办收益不足，官息也就成了公司的负担。“民国十年度股本八厘，官息照上年议案，截日计算，应支六万六千五百八十三元四角三分七厘，按营业盈余数目不足支配，自当缓发”，由于续收新股亦多障碍，公司修正官息支付方案，“自十年至十四年，俟至五年，公司地亩全数改良，获有余利时，此项官息或填发优先股票或填作普通股，届时再行核议”。1922年7月倪道杰提议，“将未付官息填为优先股”。①事实上，就是通过官息改股的方式来减轻企业资金运用压力。此外，公司还通过筹款入股、债转股的方式缓解债务压力。
（五）压缩开支
从实际募集股本来说，开源所招股104万元，距原定500万元差之甚远。加之第二农场因规模较小，且距总公司较远，遂于1924年取消。只保留军粮城、茶淀两处场区。为减少开支，公司裁撤科室，压缩员工，减少薪酬。特别是倪道杰任总理后，进一步压缩各项开支，裁减人员。开源总公司职员共7人，即总理、协理、会计、收支、文牍、营业员及练习生各1名。②公司初创时，总协理每月支出达1000元，而倪道杰任总理时，自己不支，仅协理每月开支100元。③1924年11月公司进一步裁撤科室，精简人员。1928年后总公司委派会计主任陈骏兼充第二农场、第一农场管理。1931年底公司一度讨论进行清算改组，所有无重要职务之员司应暂停职。
开源一方面采取措施增加资本供给，另一方面缩小营业规模、减少开支，试图盘活企业运营。由于土地规模经营投资大，资本周转时间长，收益回收慢，加上时局动荡，天灾人祸频发，资本募集并不顺利，发行债票亦难以落实，企业融通资金只得向银行借贷，从而公司资本结构中，债务资本逐渐增大，股本相对比重变小。减少各项开支，特别是各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公司的资金使用与运营。从投资人而言，开源股东在公司初创时多持观望态度，当发现投资农业风险大时，不少股东选择退股，至新开源公司组织后，股东只剩下裕元公司与倪氏代表。没有持续的资金挹注，资本不足与各项事务开支形成矛盾，造成不少农场业务萎缩，公司便限于困境之中。
三、土地规模经营与资金运用制约
近代农场规模经营不仅存在募集资本困难，而且在资金使用过程中，需要不断追加资本，然而追加资本却又受到种种制约，并且持续的资本投入，由于不能实现资本的良性循环与周转，导致资金压力难以缓解。一般而言，土地规模经营持续的资本投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土地改良及基础设施等建设需要资本投入
开源成立之初，相当资本投入到购买土地、基础设施、房屋建筑等项，房屋建筑主要是机器厂房和农工居住房舍。开挖河沟、浸淡灌溉、土壤去碱、农场道路亦都需要投入。当然，农场购入土地后首先面临的就是改良土地，由于农场用地多是盐碱地，土质肥沃瘠薄不一，需要浸淡改良，费用包括燃料、杂料、杂费、机工、闸工、修机、修车各费等。④农场只有持续多年进行浸淡与耕锄，经水之酸化作用及自然风化，土质才能疏松，若不用淡水洗涤，不适于植物之生长，而涨潮水含盐多，秧叶就会变黄。如果土壤改良不得其法，往往就会半途而废。茶淀农场改良几年土地仍多抛荒，原因就在于引水灌溉不力，不能连年泡灌。农场土质改良是个渐进过程，不少地亩购置后并不能即刻使用。1922年5月公司经营地亩达4万余亩，“今年甫经试种者一万四千亩，自种、佃种之棉田稻田仅七千五百余亩，其余皆正在垦辟”。⑤若无十足的经济实力，对盐碱地投入巨资改良，则投资成效把握实在不大。由于资本募集艰难，资金运用紧张，不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土壤改良都远未达到公司预期目标。开源农场除自营外，还采取招佃出租方式经营，由于签订的不少租种契约缺乏长期机制考虑，造成一些租户寻求土地的短期利益。土地改良任重道远，租户又试图规避，公司没有更多财力投入，导致土壤难以实现彻底改良，收益也就无法提高。
（二）农场机械化需要资本投入
近代农场规模经营本应推进机械化使用，用机器力取代自然力。美国农场的竞争性很强，其原因在于一般农场有几十到几百英亩，适宜农业机械化耕作，收割机、播种机、脱粒机使用普遍。⑥1930年美国使用的曳引机达100万架，1933年苏联生产的曳引机总量至少要在50万架以上。①对于开源而言，购置的机器主要是供灌溉地亩所用的抽水机、锅炉、简易的耕作用具以及打稻机、碾米机等。
农场筹股不易，没有更多财力购买机械，只得采取传统耕作方法，但即使是传统耕作也面临资本不足问题。就农场自种而言，首先需要的就是解决用工问题，由于农场没有能力大规模引进机器进行土地平整、种植、收割及仓储，更多是靠人力，因此招募农工，利用工头进行田间管理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1924年4月第三农场呈称，“农场本年自种地八十余顷之广，使用工人数百余名之多，其中良莠不齐，驾驭稍一失当，即易发生事端，兹为事先慎防，计添设监工，以资稽核”。②事实上，防止农工怠工懒惰并不容易，一是无法将所有的农工置于监工的视线范围之内，二是农工属于雇佣性质，领取工资，并无太多激励措施保证其一定卖力，甚至还有的监工合谋偷盗农场财物。农业机械化的使用以规模经营为前提，以农业劳动力稀缺和劳动力价格昂贵为基础，以工业进步与繁荣为依托。③由于存在诸多制约条件，特别是资本缺乏，导致开源农场机械化不足，就形成农场看似是规模经营，实际主要仍是小农耕作。由于没有资本引进、推广使用农业机械，农业经营只得依赖人力。而使用人力，往往又陷入小农耕作的生产效率。
（三）农场管理需要资本投入
从农场管理来说，公司农垦面积大，人手不够，有时一人身兼数职。农场开办后经营效益一直不理想，公司不愿用人过多，另一方面农场管理也分季节性，农忙时用人就多，农闲时事宜自然就少，因此不少科室部门存在缺额现象，这也造成一些科员职责不清。若从基层管理人员考虑，农区用人“能熟谙农事，实心任事者不过十之一二”，由于薪资过薄，不足以招致之，“以目前所有农事人才而论，只可经营四五十顷之地，过多则恐力有不及”。④当然不惟田间管理人员，就是总理、协理也难能尽心农场事宜，1920年至1923年先后由荣厚、祝书元、管凤龢、倪道杰出任公司总理，管理团队并不稳定。作为公司主要任事的管凤龢并非新式农学人才，其在农场管理方面有过失败的经验。⑤管理层职员流动频繁主要在于薪酬待遇不高，并且不能兌现，从而造成农场不能得到有效监管。
农场没有能力实施大规模机械化作业，除自己经营一部分外，大部分采取招租方式，签订租佃契约，对土地实行零碎化管理。当然，频年荒歉，投资农业种植风险较高，如何招致租佃也要考虑办法。每个场区因具体情况不同，可因时因地调整相应的契约内容，公司与租户权责关系多样。⑥同时也应考虑给予租户一定期限，否则租户既无恒心，亦不肯尽心竭力，成效自然难以提高。农场招租对租户业务能力没有考核，也就是说谁来承种，租种起点也没有地亩标准限制。明清时一般稻农每户种稻10亩以下，人数较少的有牛农户生产能力则在30亩上下。到了近代，情况变化不大，种稻农户生产能力与明清时相比几乎没有差别。⑦开源公司的租户有的包租达三四百亩，有的甚至千亩以上。⑧因此控制不好租户租地规模，实际上也会存在问题。特别是当收成不佳，管理不善，经营难以获利时，租户就会拖欠租金。可见，不论是自我经营还是招租都需要一支较强的管理队伍，否则农场收益无法保障。
由于公司自我经营资本不足，管理能力有限，开源还尝试将整个场区出租给其他公司，从而减少对散户出租的管理成本。1927年军粮城由东兴公司包租承办，1931年3月东兴解除包租合同。⑨1931年公司将第一农场第五区2千余亩商租给日人黑川进行试验。⑩公司还曾委托普利公司承办第二农场，定期三年，1934年底期满普利公司未续。东兴公司、普利公司的经营期满未续，也反映了农场经营成效并不令人满意。
（四）农场作物种植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农工不能形成有效循环，造成追加投入的艰难
开源农场初创时，本计划为裕元纱厂提供原料，以植棉为主，且最好是美国棉种，裕元公司也是开源农场的最大股东。由于土壤改良非一日之功，近6万亩的农场不少处于抛荒状态，能够种植的土地不少只能种植水稻，副业则以精碾稻米为大宗。1922年的种植计划，植棉仅5千余亩，而水稻种植达2万余亩，当然不少地块仍在浸淡改良中，并试种苜蓿以改良地质。1925年5月三场管理员储振报告，“通观农场各地，其能适于种棉者尚不及十之一二，可以种杂粮者亦仅十之四五，此外十之二三则赤碱如故”。①为弥补收入不足，农场进行了植树、水产养殖、畜牧养殖、瓜果蔬菜种植。②
由于种稻植棉仍属土地零碎经营，单位产值不高。在近代农产品种植逐渐市场导向的过程中，开源公司农产品并不具备更大竞争优势。加上政局动荡、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整体经济态势并未见好。当然，农场本计划种植棉花为裕元纱厂提供原料，形成原料供应、生产销售一体，但裕元纱厂自1920年代初即陷入债务危机中，没有更多资金予以挹注反哺裕元。随着裕元的停业清算，开源农场被债权团最终接管。此外，从企业生存的外在环境而言，军阀混战、兵匪骚扰，也造成经营的艰难。
整体而言，开源农场地质盐碱过重，需用淡水浸滤，但挖河引水、修渠建坝，土地改良非一日之功，工程量较大。开源农场除自种外，更多是招佃出租，土地零碎化经营，水旱虫灾难以避免，当时没有能力大规模引进机器设备，也无相关农学人才，依然属于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天吃饭。有限的资金大部分投入到地产、基础设施支出上，用于公司经营的流动资本不足，而农场经营需要不断进行资本追加，土地规模经营受困于资本制约。
四、结语
近代中国仍是农业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国如何工业化，或者说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该走怎样的道路，一直存在争议与讨论。近代中国出现了一批集股商办的农垦公司，这些农垦企业是近代农业转型的体现，弄清农垦公司的发展历程、经营状态与历史命运，无疑有助于理解农业如何近代化，也有助于理解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掣肘所在。
开源公司的失败折射出近代新式农垦企业蹒跚而行、步履维艰的一面。无独有偶，以张謇、张詧兄弟为首的绅商在江苏南通、盐城一带经营的多家农垦公司也均告失败，同样是困于资本缺乏，最后移交债权团管理。早在1922年，张謇就派人在国内外募集资本，先后与日本财阀涩泽、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接洽，借款均未成功，后由中国、金城、上海等银行合组“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银团”，五公司是指大有晋、大豫、大赉、大丰与华成公司，五公司经募公债，大部分承受债票的银行就是原来的债权人，“至1932年五公司仍欠银团债款1843972.27元，债息940524.25元”。③各公司“负债累累，没有一家公司不困于债务与利息，即使遇到丰年，花租草息收入也只能应付利息开支和经常费用，而到期的债款，每年之公债都无力偿还”。④
近代中国企业发展中资本极为缺乏，农垦企业亦是如此。1912年全国新式农垦企业共有171家，资本总额仅仅635万余元，有的省份农垦企业资金总额还不足千元。⑤农场资本不足自然难以有效推进农業的近代转型。近代农垦公司虽然在形式上实行土地规模经营，然受制于资本等因素制约，其经营过程中带有很强的小农性与封建性，农业经营难以规模化、高效化。由于农垦公司的生产是为市场提供原料，就近代中国工业化水平而言，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滞后，就造成对原料需求的有限；受制于资本制约，农业生产提供不了标准化原料及资本积累，长期处于糊口水平的农民也无更多消费工业品的能力，工农之间难以形成良性互动，近代经济结构调整则始终走不出困境。
【作者简介】郭从杰，阜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杜敬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