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监与明代宫廷藏书管理之关系

吴德义 单楷
摘 要 明朝洪武初年,朱元璋设置秘书监,促进了明初宫廷藏书事业的发展。自洪武中期废黜秘书监后,只设置两员典籍掌管宫廷的藏书,由此造成明代宫廷藏书管理力量的极大削弱,带来了征书活动减少、书目编排混乱、藏书楼屡次被火、图籍失窃及损毁严重等后果,致使明代宫廷藏书事业的发展遭受重大挫折。
关键词 明代,秘书监,宫廷藏书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2-0010-05
我国古代藏书之风盛行,宫廷藏书与私家藏书构成整个古代藏書史的两大主流。尤其是宫廷藏书,对古籍文献的典藏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秘书监制度的形成,对我国古代宫廷藏书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明初由于政治斗争及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大力改革官僚体制,秘书监一职也遭到废黜,由此对明代宫廷藏书事业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一、秘书监的设置及废黜
秘书监制度,是我国古代为适应科学文化事业发展及典籍文献管理需要,形成的职官制度之一,“秘书监之职,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①在我国藏书事业的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
东汉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始置秘书监“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异同”;②三国时期官制承袭东汉,在秘书监之下,配置秘书丞等从事图书管理工作的职官;晋惠帝时,将其设成一个独立的机构,增配工作人员,扩大职权范围;隋朝科举取士制度的实行推动藏书事业的发展,“炀帝增置少监一人,后又改监、少监并为令”,③这一时期秘书监由职官名称演变为官署名称,地位得到很大提高;唐代印刷术的发明,促使图书大量刊行,藏书文化事业呈现出兴盛繁荣景象,唐代借此进一步完善图书管理机构和人员设置,秘书监的选任标准也得到了提高;宋元时期基本沿袭前代,但馆阁、翰林院与秘书监并立,使得秘书监职能发生一些变化;明初沿袭元制,洪武三年(1370年)三月,置秘书监,“秩正六品,除监丞一人,直长二人,寻定设令一人,丞、直长各二人,掌内府书籍”。④后因左丞相胡惟庸之案发,致使朱元璋对明代官制进行改革,废除中书省,洪武十三年七月又革除秘书监一职,“并其任于翰林院,设典籍二员,掌凡国家所有古今经籍图书之在文渊阁者”。⑤秘书监废黜后,虽置典籍掌管图书,但相对于秘书监专事管理图书之职能,其对图书的管理能力大大削弱,明代宫廷藏书建设由此受到重创。
二、秘书监废黜对明代宫廷藏书管理的影响
秘书监自东汉桓帝延熹二年正式设立,直至明朝洪武十三年罢废,历经一千二百多年。在这段历史过程中,秘书监全面负责典籍文献的搜求、典藏、校勘、编目等工作,充分发挥其管理藏书的显著作用,从而促进宫廷藏书事业的健康发展。明初废黜秘书监后,宫廷藏书长期处于无专人管理的状态,自然原因以及人为因素都给明代宫廷藏书带来巨大损失。
朱元璋废黜正六品的秘书监后,设从八品的典籍二员,掌管“国家所有古今经籍图书”,不但品级大为降低,人数上更是减少为两人,致其对于宫廷藏书管理的能力大幅下降,而典籍“中史传宣索书即启钥,以上时时得燕见”,①其听命于翰林院官员调遣差使的职责,更是让他们无暇管理图书。明人丘濬指出:“前代藏书之府,非止一处。而掌书之官,非止一职。名数虽异,而职务略同。今代图籍,皆藏内阁,所设之官,止一典籍焉。”②文渊阁乃明代官府的主要藏书之处。而自明代永乐后内阁制度逐渐形成,文渊阁几乎成为内阁的办公楼,原来的藏书更谈不上得到尽心管理了。
(一)搜书活动减少
我国古代藏书虽特别丰富,但在管理的过程中难免受到自然原因及人为因素的破坏。国家为扩充宫廷藏书,会组织征书活动,秘书监作为掌管国家图书的职官自然肩负此重任。北魏秘书丞孙惠蔚上任后,建议宣武帝“广加推寻,搜求令足”,③征书效果显著,北魏在北朝诸国中藏书业最为发达;隋代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④隋代嘉则殿三十七万卷藏书被公认为我国历史最高纪录;唐太宗时,“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⑤使唐代宫廷藏书呈现兴盛之象。历朝历代的秘书监在扩充宫廷藏书的过程中功不可没。
明代宫廷藏书事业的开创者是太祖朱元璋。他虽是布衣出身的天子,但却意识到书籍对于王朝长治久安的重要作用。早在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五月,还是吴王的朱元璋即“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览阅”;后又“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⑥同时“命苏、松、江、浙等处取前省院诸司在库书籍解京”。⑦明初收到的最大一笔藏书来源于元廷。洪武二年,“明太祖定元都,大将军收图籍致之南京”。⑧关于这批书籍的数量,周应宾《旧京词林志》称:“二年克燕,又令取北平府前元书籍数万卷(凡二千余部)解京。”大将军徐达在攻克大都后,完好地保存了这批宫廷密藏,并将其全部运往南京。稍后,朱元璋再一次下诏收求图书,“又诏求民间遗书,时宋刻本,有一书至十余部者”。⑨以上是朱元璋政权建立初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求书活动。可见当时统治者十分注重藏书的收集,负责征书的秘书监也充分履行其职能。
永乐时期,秘书监一职虽不复存在,但由于撰写《永乐大典》的需要,朝廷仍广泛地开展征书活动,此时秘书监被废黜所产生的消极后果并未十分凸显。据余继登《典故纪闻》记载:
成祖于视朝之暇,辄御便殿阅书史,或召翰林儒臣讲论。尝问:“文渊阁经史子集皆备否?”学士解缙对曰:“经史粗备,子集尚多阙。”成祖曰:“士人家稍有余资,皆欲积书,况于朝廷可阙乎?”遂召礼部尚书郑赐,令择通知典籍者四出购求遗书,且曰:“书籍不可较价直,惟求所欲与之,庶奇书可得。”又顾缙等曰:“置书不难,须常览阅乃有益。凡人积金玉欲遗子孙,朕积书亦欲遗子孙,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也?”⑩
正是朱棣以书为宝、“积书亦欲遗子孙”的观念,使得永乐朝的征书活动成效显著。但自此次求书后,有关明廷征书的记载明显减少。弘治时丘濬指出:“数十年来……在外者未闻有所购求。”?輥?輯?訛于慎行认为“汉、唐、宋开国之初,皆尝博求遗书”,而“本朝则不及远矣”。?輥?輰?訛这一时期不少士大夫曾向最高统治者提出收书的请求,如“大学士丘濬奏请访求遗书”,?輥?輱?訛竟无任何结果。嘉靖时御史徐九皋亦曾提出搜书建议,明人沈德符对此有详细记载:
至嘉靖中叶,御史徐九皋上议,欲查历代艺文志书目参对,凡经籍不备者,行士民之家,借本送官誊写,原本给还,且加优赉。又乞上御便殿,省阅章奏,处分政事,赐见讲读诸臣,辨析经旨。时夏贵溪为礼卿,议覆,谓御史建白良是,宜如所言备开书目,收采藏贮,所请召见侍从讲官,亦仰体皇上圣学备顾问之意。上曰:“书籍充栋,学者不用心,亦从虚名耳。苟能以经书躬行实践,为治有余裕矣。此心不养以正,召见亦虚应也。”因命俱已之。盖上已一心玄教,朝讲渐稀,乃欲不时赐见侍臣,已咈圣意,故求访遗书,一并寝罢。惜哉!按古来求书者,无过赵宋之殷切,所獻多者,至赐进士出身。即故元起沙漠,尚立经籍所,又设兴文署,以编集经史,收贮板刻。当此全盛之世,反视为迂缓不急之事。①
通过这段史料可以看出,一心向玄的嘉靖皇帝认为读书无甚用处,征书是迂缓不急之事,这同明初二祖求书若渴的态度简直是天壤之别,所以就不难理解明中叶宫廷藏书的衰败之势了。明末梁维枢“尝请下献书之令,以备典章缺失”,②但这些请求基本都无疾而终或半途而废,这固然与明朝那些不嗜读书的统治者有很大关系,但无专职人员的组织也逃脱不了干系。
(二)图书分类编目混乱
中国古代十分注重藏书的分类编目,将分类编目作为图书管理的首要工作。西晋秘书监荀勖编撰的《晋中经簿》以甲、乙、丙、丁四部编次,成为我国有文献记载的第一部四部分类官修目录;南齐秘书郎王俭撰《元徽四部书目》;唐秘书监马怀素著《群书四部录》;南宋秘书监陈骙编《中兴馆阁书目》等。自秘书监设立以来,所组织的校书编目活动:魏吴两晋六次、南北朝十次、隋唐七次、宋代五次,所主持修撰的官录:魏晋南北朝九部、隋有三部。不难看出,历朝历代的秘书监均有计划有措施地对宫廷藏书进行分类编目。
但有明一代对于图书的编目管理等事宜颇显懈怠。自洪武兴建文渊阁等藏书机构至正统前,未见有官府藏书目录问世。正统六年(1441年),杨士奇主持编定的《文渊阁书目》是明代最早的宫廷藏书目录。该目录虽独创千字文编号,但其缺点也非常显著。明人评价“杨文贞正统间所存《文渊书目》,徒存其名耳”。③近人张升认为《文渊阁书目》缺点有三:著录的藏书有遗漏、编制方法过于简单、分类不尽合理。④这些反映出秘书监的废除对藏书的分类整理有一定消极影响。此次编定书目后,数十年间宫廷藏书又处于无人整理的状态,故丘濬称:“数十年来,在内者未闻有所考校。”⑤他忆及二祖时期宫廷藏书的盛况,对当时官府藏书无人打理的现状深感忧虑,要求对藏书进行整理,“仍以木刻考校年月,委官名衔,为记识于每卷之末,永远存照”。⑥明孝宗对其意见虽“嘉纳之”,而究“未能行”。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大理寺孙传能、中书舍人张萱对文渊阁藏书进行清理,编成《内阁书目》八卷。将该书与撰于一百多年前的《文渊阁书目》进行对比,原有的藏书散亡之比例竟至“十无二三”的程度了,尤其是珍贵的宋元旧版丢失殆尽,其所著录者多为成化、弘治时人刻印的书籍。由此可见在明代废黜秘书监后,无专人管理的宫廷藏书损失之惨烈程度。
(三)图书出借管理制度松懈,偷窃成风
古代藏书虽以藏为主,但亦具有供人阅读的功能。宫廷藏书除了为皇帝阅览提供方便外,也供其他皇室成员、大臣阅览和使用,甚至可能被带离文渊阁和皇宫。北宋中期以后,藏书出借管理制度逐步完善,明确了借阅图书“先批薄,以凭请取,俟还本库,随与点收。或借出已久,亦须检举,以察隐遗”⑦的严格程序,而且秘书监还需定期检查清点馆藏图书。元代秘书监“所藏御览图籍、禁秘天文、历代法书名画”,⑧没有皇帝圣旨或中书省指示不能随便调阅,调阅重要的书籍图画要实行两人开封制度,防止其丢失。秘书监在图书保存与流通管理中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秘书监在洪武时期被撤销后,导致专职人员缺乏,对图书的保存与流通疏于管理,各种损毁图书的现象非常严重。王肯堂《郁冈斋笔麈》揭示了明后期宫廷藏书管理的严重混乱局面:
文渊阁藏书皆宋元秘阁所遗,虽不甚精,然无不宋板者。因典籍多赀生,既不知爱重,阁老亦漫不检省,往往为人取去。余尝于溧阳马氏楼中见种类甚多,每册皆有文渊阁印。乙丑既入馆阁,师王荆石先生谓余与焦弱侯曰:“君等名为读中秘书,而不读中秘书,何为?吾命典籍以书目来,有欲观者,可列其目以请。”少倾典籍果以书目来,仅四册;见余所见马氏书,已去其籍矣。及按目而索,则又十无一二,存者又多残缺。讯之,则曰:“丙戊馆中诸公领出未还故也。”时馆长彭肯亭烊已予告归,无从核问。试以讯院吏,院吏曰:“今在库中。”余大喜,亟命出诸库,视之,则皆易以时刻人事书,非复秘阁之旧矣。余亟令交还典籍,典籍亦朦胧收入。今所存千万分之一,然犹日销月耗,无一心留心保护者。不过十年,必至无片纸只字乃已。①
该书所记乃万历时宫廷藏书的状况。作者明确将文渊阁珍本图书的流失,归之于典籍“不知爱重”和阁老“亦漫不检省”。其所描述的宫廷藏书管理之乱象真是触目惊心,印有“文渊阁印”的图书公然陈列于私家藏书楼中,载录馆阁藏书的书目仅区区四册,即便如此,被录入书目者也十无一二,存者又多残缺,一些珍贵的典籍甚至被人采用调包计以时人所刻之书冒充,种种乱象不一而足。
当然,明代宫廷藏书管理之乱象不只限于万历时期,明清时人笔记对此多有记载。如《茶余客话》记嘉靖时朝廷要员借书不还,管理官员监守自盗的现象:“当时杨廷和在阁,升庵挟父势,屡至阁翻书,攘取甚多,又典籍刘伟、中书胡熙、主事李继先奉命查对,而继先即盗易宋刻精本。”②明末史家张岱亦曾以身边亲属为例,记录了获取官书之易:其三叔张炳芳,号三峨,“天启丁卯,不携寸镪走京师,以一席言,取内阁秘书如取诸寄”。③可见,明初废除秘书监后,设典籍隶属于翰林院,其专业性和责任心都大为削弱,偷盗图书,借阅不还的状况几成常态。
(四)藏书条件恶劣,损毁严重
我国古代为了更好地保存古籍,很早就修造坚固的石室金匮作为藏书之所。石室指用石头修筑的房子,金匮指用金属封缄的柜子。《汉书·高帝纪》谓:“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颜师古释为“以金为匮,以石为室,重缄封之,保慎之义”。④此后,以石室金匮保管档案文书成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
明代虽亦沿袭前代设立藏书之所,但在明人看来,由于管理不到位,所建立的藏书设施只是徒有其名而已。丘濬称:“自古帝王藏国史于金匮石室之中。尽以金石之为物,坚固耐久。非木土比又能扞格水火,凡典章事迹,可以贻谋传远者,莫不收贮其中,以防意外之虞。其处心积虑,可谓深且远矣。后世徒有金匮石室之名而无其实。典守虽设官,藏贮虽有所,然无御灾备急之具。”所谓后世,当指其生活的明代。沈德符也称,明代文渊阁“其地既邃密,又制度卑隘,窗牖昏暗,虽白昼亦须列炬,故抽阅甚难”。⑤恶劣的条件加速了明代宫廷藏书的衰败。
曝书是古代防止典籍潮湿霉变和生虫的有效方法,宋元时期即已立制定期曝书,而到明代竟也不得施行。随着明廷图书管理日益失序,专门晾晒书籍之地也被占用,“或占空地为圃,以致板无晒处,湿损模糊,甚或劈经板以御寒,去其字以改作。即库中见贮之书,屋漏水浥损,鼠啮虫巢,有蛀如玲珑板者,有尘霉如泥片者,放失亏缺,日甚一日。若以万历初年较,盖已什减六七矣”。⑥书籍不能得到晾晒,致其霉湿虫蛀,长期积累下来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明晚期谢肇淛曾描述了受虫鼠之害与管理不善的内府藏书:“内秘书之藏不及万卷,寥寥散逸,卷帙淆乱,徒以饱鼠蟫之腹,入胠箧之手,此亦古今所无之事也。余尝获观中秘之藏,其不及外人藏书家远甚。”⑦以国家力量为后盾的宫廷藏书,竟衰颓以至于不及私家藏書,可见其衰落之甚!
此外,明宫殿回禄之祸频繁,对藏书造成的损害不可谓不大。永乐十九年(1421年)四月“初八日,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灾”,①所幸大学士杨荣指挥侍卫搬书至东华门外,藏书未全部烧毁。正统十四年,英宗北狩,南内火灾,文渊阁所藏之书,凡宋元以来秘本,“一朝俱尽矣”。②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丙申,奉天等殿门灾。是日申刻,雷雨大作。至戍刻,火光骤起。初由奉天殿延烧华盖、谨身二殿,文武二楼,左顺、右顺,午门及午门外左右廊尽毁,至次日辰刻始熄”。③而万历一朝尤甚,万历二十五年三殿灾,致修史之事暂停。频繁的火灾并没让统治者警醒,未深究起火原因,而是将之归于象纬,火灾经常发生就不足为怪了。
秘书监作为中国历史上长期掌管国家图书的官职,对我国古代宫廷藏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明初朱元璋废黜秘书监后,只设立隶属于翰林院的典籍二名,使得明代宫廷藏书的管理力量遭到削弱,管理的专业性降低,这对明代宫廷藏书事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负面影响。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繁荣,而宫廷藏书事业并没有随之出现兴旺发达的景象,在藏书的质量和数量上得到提升,反而呈现出日益严重的衰颓之势,许多珍贵的典籍散佚损毁,藏书的数量也大为下降,这固然与纷争祸乱等不可抗因素有直接关系,但秘书监被废黜所产生的消极作用,无疑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作者简介】吴德义,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明史、中国史学史研究。
单楷,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
相关文章!
  • 情境、主体、意识、理性

    新课程改革以来,新的教学理念、教学模式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如有效教学理论、生本主义理论、建构主义理念、“学习金字塔”理论等无不揭示

  • 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历史的

    历史学家常常习惯于用时间作为坐标来表明历史的分期,这是历史学的特性使然。正是在时间的流淌中,时代的特性悄然发生着转换,尽管有时不

  • 为历史课赋予历史感

    何睦何智坚?眼关键词?演大众传媒,变迁,教学设计?眼中图分类号?演G63 ?眼文献标识码?演B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4)17-0052-07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