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视域下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埃及（阿联）政策研究（1953—1960）
杜晓东 黄正柏
摘 要 艾森豪威尔政府初期，美国试图将埃及纳入遏制苏联的战略轨道。然而，英埃苏伊士运河基地问题和埃及激进的民族主义政策阻碍了美国目标的实现。美国虽然促使英埃妥协，但在援埃上的推脱延宕反而促使埃及向苏联靠拢。苏埃武器交易和苏伊士运河危机使得美国政府将埃及视为苏联在中东扩张的马前卒。为了遏制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苏联影响的扩大，美国出台了艾森豪威尔主义。但是这一政策成效有限，到1958年，美国在权衡利弊后，缓和了与纳赛尔的关系。
关键词 冷战，美国，埃及，阿拉伯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 K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2-0059-14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势力大举进入中东。随着冷战的爆发，埃及更以其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成为美国中东战略中的重要环节。1952年七月革命后，美国政府曾经对埃及寄予厚望。然而，埃及新政府推行中立主义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拒绝充当美国在中东冷战的工具，甚至发展了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美国由此认定，纳赛尔（Gamal Abdul Nasser）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的结合构成对美国利益的重大威胁。为了影响埃及的外交取向，实现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目标，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政府采取了多种策略，包括在苏伊士运河战争后出台和实施了艾森豪威尔主义。然而，美国政府未能遏制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中东地区扩展，只好缓和与埃及（阿联）的关系。美埃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使这一时期的两国关系呈现出跌宕起伏的态势。
关于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埃关系的发展历程，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是，已有的研究成果或者是以影响两国关系的重大事件为基础，对美埃关系的演变过程进行宏观的梳理与总结；①或者是对这些事件进行专题式的探讨与解读，如美国与英埃苏伊士运河基地谈判、苏伊士运河危机、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出台与实施等。①本文希望借助英美两国解密的档案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录，对冷战背景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如何应对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美国的政策所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对美埃关系的影响等做进一步的考察，以期更深入地理解这一时期美国对中东、乃至整个第三世界的政策及特点，这对观察冷战时期、甚至于后冷战时代美国的中东政策也会有所助益。
一、结盟还是中立：美国构筑中东冷战同盟体系与美埃矛盾
1953年艾森豪威尔领导的美国共和党上台之际，正值中东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高涨之时。在该地区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埃及，自由军官组织于1952年发动的七月革命推翻了法鲁克（Farouk）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共和国。他们将英军在苏伊士运河基地的驻扎视为英国殖民统治的象征和支柱，因而坚决要求英军全部撤离埃及，并以此作为争取民族独立、收复国家主权的首要目标。此时，美苏在欧洲冷战对峙的格局已经形成，他们转而将争夺第三世界的主导权作为赢得冷战的重要环节。中东则以其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和丰富的石油资源受到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美国在该地区的主要目标是把以埃及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力量纳入遏制苏联的战略轨道。艾森豪威尔的前任杜鲁门（Harry Truman）政府曾为此而努力，提出组建西方主导下的中东防务组织（MEDO），并要求埃及参加，但未达到目标。
艾森豪威尔政府初期，美国仍然對埃及与西方合作并加入中东防务组织抱有希望。他看到“民族主义正在世界各地抬头，莫斯科使许多误入歧途的人们相信可以指望共产主义的帮助来实现民族主义的野心”。②为了遏制苏联的扩张，美国必须建立多边或双边的防务组织并扩展美国在全球防务中的责任来加强国家间的合作，同时改革过时的殖民体系、向第三世界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使其走向有序而稳定的发展轨道，并且有能力和意愿参与自由世界的防务。在中东，美国政府认为“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是构建有效的中东防御体系的关键，如果没有埃及自愿和真诚的合作，其他阿拉伯国家也不可能与西方结盟”。③
然而，美国的目标面临着重重阻力，其中之一是当时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基地的军事存在与埃及民族主义诉求之间的矛盾。尽管英国在中东已经是日薄西山，但是鉴于美国卷入了朝鲜等东半球事务中，美国希望英国继续承担起中东防务的责任，“如果英军迅速撤离，中东将出现军事真空，这将使得该地区的形势更加恶化，并为苏联共产主义的渗透创造有利条件”。④事实上，美国在规划中东防务时，一直都要求英国发挥重要作用，并以英埃合作为基础。如果英埃矛盾得不到有效解决，美国的战略构想就无法实现。
为了达成美国的战略目标，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于1953年5月出访中东。作为美国构筑中东防御体系的核心，埃及成为杜勒斯“调查事实之旅”的第一站。在与埃及总理纳吉布（Mohammad Naguib）和副总理纳赛尔⑤的会谈中，杜勒斯首先盛赞“埃及是中东最有前途的国家，可以作为该地区效仿的榜样，艾森豪威尔总统希望加强与埃及在军事和经济上的联系”。接着，杜勒斯谈到埃及参与中东防务组织上来，纳吉布强调“民族独立是埃及与西方进行防务合作的前提，基于主仆关系的协议没有实际意义”。①杜勒斯赞同英军必须从埃及撤离，埃及的主权应该得到尊重，但他不希望出现权力真空，因此试图以包括英国在内的中东防务组织取代英国的权力。对此，纳赛尔吐露“英国在埃及不合理的影响力必须完全消失，否则我们就有对建立集体防御体系的心理障碍，埃及人民甚至认为中东防务组织只是服务于英国对苏伊士运河基地的永久占领”。为了鼓动埃及加入这一组织，杜勒斯还承诺“向埃及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并支持埃及成为中东地区的领导”。②然而，埃方还是不为所动。在这种情况下，杜勒斯转而考虑放弃中东防务组织，成立一个包括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朗和伊拉克在内的北层国家联盟（Northern Tier）。同时，鉴于苏伊士运河基地对自由世界的战略价值，美国必须防止其落入苏联的控制之下。为此，美国应当：
与英埃合作通过谈判解决运河基地及相关的防务问题；给予埃及适当数量的援助以确保西方在重大危机或敌对事件中可以继续使用运河基地，并保证和平时期的自由通航。③
由此可见，尽管埃及拒绝参加中东防务组织，美国政府仍然十分重视埃及在中东防务中的特殊作用，并希望通过适当的政策来争取埃及的合作，这就要求英埃尽快达成妥协方案。
此时，美国政府调解英埃基地争端的时机逐渐成熟。埃及新政府为了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外环境。他们倾向于在次要问题上作出让步以实现结束英军占领的主要目标。对于英国政府来说，埃及人民的反英斗争和日趋恶化的财政危机迫使他们不得不从埃及撤军。英埃分歧主要集中在英军重新进驻运河基地的权利和基地设施保养人员的地位问题。英方要求“在对土耳其和伊朗的全球战争中重启运河基地，英国技师有权穿着英军制服和接受英国军事头衔”。④对此，埃及予以明确拒绝。出于冷战的现实考虑，美国希望英国在制服问题上让步，以换取埃及同意英国在必要时能够重返运河基地。
1954年初，为了获得美国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纳赛尔决心打破英埃谈判的僵局。3月，他表示“如果英国愿意在制服问题上让步，埃及准备接受在土耳其和阿拉伯国家遭受攻击时，英军可重新进入运河基地，但伊朗除外”。⑤美国政府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并力促英国恢复谈判，“纳赛尔与纳吉布之间的政治斗争为英国处理基地问题，进而争取埃及与西方的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⑥在美国的诱压下，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表示“将放弃英国技师的军事身份，代之以商业合同的形式来解决这一问题”。⑦杜勒斯认为“艾登的建议可以解决制服困境，满足埃及的民族主义诉求，还能消除丘吉尔首相（Churchill Winston）等保守派势力的疑虑，有助于协议的最终达成”。⑧3月20日，杜勒斯告知艾登“美国原则上同意以英国的新方案为基础解决苏伊士运河基地问题”。①
随着英埃立场的接近，谈判也得以恢复。但是，两国就英军撤离埃及的期限和协议的有效期又陷入新的纠葛。英方提出需要24个月撤军，协议有效期为20年；纳赛尔坚持有效期不得超过7年，英军必须在15个月内撤走。②在美国的调解和压力下，英埃同意妥协，并于7月27日达成一致：
废除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英军在20个月内撤离埃及；一旦发生对阿拉伯联盟成员国和土耳其的武装进攻，埃及准许英军重新进入运河基地；埃及保证苏伊士运河的通航自由，给予英国皇家空军飞越领空、降落的权利；协议有效期为7年。③
华盛顿将协议的签署视为美国外交的巨大成就，它维护了西方在埃及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更重要的是，运河基地重启的条款将可能在必要时作为对北约（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和美国正在推动的北层国家联盟的一种侧援或补充，从而有利于美国主导下的中东防御体系。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言：“建设性地利用民族主义力量不仅不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反而有助于我们的利益，尤其是在与苏联的权力斗争中。”④
但是，英埃协定的签署并不意味着美埃分歧已然解决。更重要的障碍是美国继续拼凑遏制苏联的中东防御体系，而纳赛尔对于任何把中东纳入西方阵营并加以控制的做法都心存疑虑。他希望“以埃及领导下的阿拉伯集体安全条约为基础构建防御体系，这个体系在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军事组织上与西方关系紧密，但仍保持外交和军事上的獨立和不结盟”。⑤这体现了纳赛尔反对帝国主义和渴望独立自主的民族诉求，以及埃及主导下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宏图伟业。因此，美埃的政策目标存在重大分歧，要想协调和兼容，谈何容易。
杜勒斯的中东之旅后，美国将建立中东防御体系的希望寄托在北层国家联盟上。1954年4月，美国幕后推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结盟。不久以后，美国决定帮助伊拉克改组军事机构并扩大对它的军事援助，以换取其在中东防务中的合作。在杜勒斯看来，伊拉克位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中间，如果诱导它与西方结盟，就能填补土、巴之间的缺口，并将北层国家联盟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及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联系起来，形成有效的遏制苏联的包围圈。美国的行动得到伊拉克政府的积极回应，他们表示“完全支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结盟，伊拉克也将在适当的时候加入”。⑥这些事态引起了纳赛尔的忧虑，“伊拉克加入北层国家联盟将会削弱埃及领导下的区域自治，危及阿拉伯联盟的团结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统一的前景，并将整个中东置于内部的分裂与竞争中”。于是，纳赛尔一方面号召阿拉伯国家联合抵制北层国家联盟，另一方面又声明“埃及不反对中东防御体系，我们只是希望将其建立在阿拉伯联盟的基础之上”，他还保证“阿拉伯联盟将与西方发展必要的联系”。⑦然而，美国政府表示无法接受纳赛尔的立场。
1955年2月，在美国的唆使下，伊拉克与土耳其签署了《互助合作公约》，即《巴格达条约》。该条约的签订初步实现了杜勒斯北层国家联盟的构想，但也使得阿拉伯世界内部以及阿拉伯国家和西方之间形成相互对抗的阵线。纳赛尔认为巴格达条约组织严重地威胁着埃及在中东的利益，因而向美国提出抗议：
你们可能侥幸成功，但是，如果不顾及阿拉伯国家的民意，这个协定仅仅是一纸空文，你们什么都得不到。①
他还重申，“中东的防务应由本地区的人民来安排和组织，不应受到外国的影响或支持”。②美国政府则一方面为北层国家联盟辩护，称它是“增强中东防务的最佳途径”，③另一方面又表示“不打算让除伊拉克和伊朗之外的中东国家参与进来，因为它们将耗尽美国有限的资源”。④此外，杜勒斯还施展“障眼法”，指示美国代表团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巴格达条约组织理事会。尽管如此，埃及还是认为巴格达条约组织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支配，并联合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三国首脑决心使阿拉伯世界置身于冷战的各种潮流之外，并对国际冲突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⑤至此，美国拉拢埃及加入中东防御体系的政策以失败而告终，美国组织的北层国家联盟也招致埃及的谴责和抵制，加剧了与埃及的矛盾。
摘 要 艾森豪威尔政府初期，美国试图将埃及纳入遏制苏联的战略轨道。然而，英埃苏伊士运河基地问题和埃及激进的民族主义政策阻碍了美国目标的实现。美国虽然促使英埃妥协，但在援埃上的推脱延宕反而促使埃及向苏联靠拢。苏埃武器交易和苏伊士运河危机使得美国政府将埃及视为苏联在中东扩张的马前卒。为了遏制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苏联影响的扩大，美国出台了艾森豪威尔主义。但是这一政策成效有限，到1958年，美国在权衡利弊后，缓和了与纳赛尔的关系。
关键词 冷战，美国，埃及，阿拉伯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 K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2-0059-14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势力大举进入中东。随着冷战的爆发，埃及更以其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成为美国中东战略中的重要环节。1952年七月革命后，美国政府曾经对埃及寄予厚望。然而，埃及新政府推行中立主义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拒绝充当美国在中东冷战的工具，甚至发展了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美国由此认定，纳赛尔（Gamal Abdul Nasser）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的结合构成对美国利益的重大威胁。为了影响埃及的外交取向，实现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目标，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政府采取了多种策略，包括在苏伊士运河战争后出台和实施了艾森豪威尔主义。然而，美国政府未能遏制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中东地区扩展，只好缓和与埃及（阿联）的关系。美埃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使这一时期的两国关系呈现出跌宕起伏的态势。
关于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埃关系的发展历程，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是，已有的研究成果或者是以影响两国关系的重大事件为基础，对美埃关系的演变过程进行宏观的梳理与总结；①或者是对这些事件进行专题式的探讨与解读，如美国与英埃苏伊士运河基地谈判、苏伊士运河危机、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出台与实施等。①本文希望借助英美两国解密的档案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录，对冷战背景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如何应对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美国的政策所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对美埃关系的影响等做进一步的考察，以期更深入地理解这一时期美国对中东、乃至整个第三世界的政策及特点，这对观察冷战时期、甚至于后冷战时代美国的中东政策也会有所助益。
一、结盟还是中立：美国构筑中东冷战同盟体系与美埃矛盾
1953年艾森豪威尔领导的美国共和党上台之际，正值中东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高涨之时。在该地区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埃及，自由军官组织于1952年发动的七月革命推翻了法鲁克（Farouk）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共和国。他们将英军在苏伊士运河基地的驻扎视为英国殖民统治的象征和支柱，因而坚决要求英军全部撤离埃及，并以此作为争取民族独立、收复国家主权的首要目标。此时，美苏在欧洲冷战对峙的格局已经形成，他们转而将争夺第三世界的主导权作为赢得冷战的重要环节。中东则以其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和丰富的石油资源受到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美国在该地区的主要目标是把以埃及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力量纳入遏制苏联的战略轨道。艾森豪威尔的前任杜鲁门（Harry Truman）政府曾为此而努力，提出组建西方主导下的中东防务组织（MEDO），并要求埃及参加，但未达到目标。
艾森豪威尔政府初期，美国仍然對埃及与西方合作并加入中东防务组织抱有希望。他看到“民族主义正在世界各地抬头，莫斯科使许多误入歧途的人们相信可以指望共产主义的帮助来实现民族主义的野心”。②为了遏制苏联的扩张，美国必须建立多边或双边的防务组织并扩展美国在全球防务中的责任来加强国家间的合作，同时改革过时的殖民体系、向第三世界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使其走向有序而稳定的发展轨道，并且有能力和意愿参与自由世界的防务。在中东，美国政府认为“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是构建有效的中东防御体系的关键，如果没有埃及自愿和真诚的合作，其他阿拉伯国家也不可能与西方结盟”。③
然而，美国的目标面临着重重阻力，其中之一是当时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基地的军事存在与埃及民族主义诉求之间的矛盾。尽管英国在中东已经是日薄西山，但是鉴于美国卷入了朝鲜等东半球事务中，美国希望英国继续承担起中东防务的责任，“如果英军迅速撤离，中东将出现军事真空，这将使得该地区的形势更加恶化，并为苏联共产主义的渗透创造有利条件”。④事实上，美国在规划中东防务时，一直都要求英国发挥重要作用，并以英埃合作为基础。如果英埃矛盾得不到有效解决，美国的战略构想就无法实现。
为了达成美国的战略目标，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于1953年5月出访中东。作为美国构筑中东防御体系的核心，埃及成为杜勒斯“调查事实之旅”的第一站。在与埃及总理纳吉布（Mohammad Naguib）和副总理纳赛尔⑤的会谈中，杜勒斯首先盛赞“埃及是中东最有前途的国家，可以作为该地区效仿的榜样，艾森豪威尔总统希望加强与埃及在军事和经济上的联系”。接着，杜勒斯谈到埃及参与中东防务组织上来，纳吉布强调“民族独立是埃及与西方进行防务合作的前提，基于主仆关系的协议没有实际意义”。①杜勒斯赞同英军必须从埃及撤离，埃及的主权应该得到尊重，但他不希望出现权力真空，因此试图以包括英国在内的中东防务组织取代英国的权力。对此，纳赛尔吐露“英国在埃及不合理的影响力必须完全消失，否则我们就有对建立集体防御体系的心理障碍，埃及人民甚至认为中东防务组织只是服务于英国对苏伊士运河基地的永久占领”。为了鼓动埃及加入这一组织，杜勒斯还承诺“向埃及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并支持埃及成为中东地区的领导”。②然而，埃方还是不为所动。在这种情况下，杜勒斯转而考虑放弃中东防务组织，成立一个包括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朗和伊拉克在内的北层国家联盟（Northern Tier）。同时，鉴于苏伊士运河基地对自由世界的战略价值，美国必须防止其落入苏联的控制之下。为此，美国应当：
与英埃合作通过谈判解决运河基地及相关的防务问题；给予埃及适当数量的援助以确保西方在重大危机或敌对事件中可以继续使用运河基地，并保证和平时期的自由通航。③
由此可见，尽管埃及拒绝参加中东防务组织，美国政府仍然十分重视埃及在中东防务中的特殊作用，并希望通过适当的政策来争取埃及的合作，这就要求英埃尽快达成妥协方案。
此时，美国政府调解英埃基地争端的时机逐渐成熟。埃及新政府为了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外环境。他们倾向于在次要问题上作出让步以实现结束英军占领的主要目标。对于英国政府来说，埃及人民的反英斗争和日趋恶化的财政危机迫使他们不得不从埃及撤军。英埃分歧主要集中在英军重新进驻运河基地的权利和基地设施保养人员的地位问题。英方要求“在对土耳其和伊朗的全球战争中重启运河基地，英国技师有权穿着英军制服和接受英国军事头衔”。④对此，埃及予以明确拒绝。出于冷战的现实考虑，美国希望英国在制服问题上让步，以换取埃及同意英国在必要时能够重返运河基地。
1954年初，为了获得美国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纳赛尔决心打破英埃谈判的僵局。3月，他表示“如果英国愿意在制服问题上让步，埃及准备接受在土耳其和阿拉伯国家遭受攻击时，英军可重新进入运河基地，但伊朗除外”。⑤美国政府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并力促英国恢复谈判，“纳赛尔与纳吉布之间的政治斗争为英国处理基地问题，进而争取埃及与西方的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⑥在美国的诱压下，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表示“将放弃英国技师的军事身份，代之以商业合同的形式来解决这一问题”。⑦杜勒斯认为“艾登的建议可以解决制服困境，满足埃及的民族主义诉求，还能消除丘吉尔首相（Churchill Winston）等保守派势力的疑虑，有助于协议的最终达成”。⑧3月20日，杜勒斯告知艾登“美国原则上同意以英国的新方案为基础解决苏伊士运河基地问题”。①
随着英埃立场的接近，谈判也得以恢复。但是，两国就英军撤离埃及的期限和协议的有效期又陷入新的纠葛。英方提出需要24个月撤军，协议有效期为20年；纳赛尔坚持有效期不得超过7年，英军必须在15个月内撤走。②在美国的调解和压力下，英埃同意妥协，并于7月27日达成一致：
废除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英军在20个月内撤离埃及；一旦发生对阿拉伯联盟成员国和土耳其的武装进攻，埃及准许英军重新进入运河基地；埃及保证苏伊士运河的通航自由，给予英国皇家空军飞越领空、降落的权利；协议有效期为7年。③
华盛顿将协议的签署视为美国外交的巨大成就，它维护了西方在埃及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更重要的是，运河基地重启的条款将可能在必要时作为对北约（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和美国正在推动的北层国家联盟的一种侧援或补充，从而有利于美国主导下的中东防御体系。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言：“建设性地利用民族主义力量不仅不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反而有助于我们的利益，尤其是在与苏联的权力斗争中。”④
但是，英埃协定的签署并不意味着美埃分歧已然解决。更重要的障碍是美国继续拼凑遏制苏联的中东防御体系，而纳赛尔对于任何把中东纳入西方阵营并加以控制的做法都心存疑虑。他希望“以埃及领导下的阿拉伯集体安全条约为基础构建防御体系，这个体系在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军事组织上与西方关系紧密，但仍保持外交和军事上的獨立和不结盟”。⑤这体现了纳赛尔反对帝国主义和渴望独立自主的民族诉求，以及埃及主导下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宏图伟业。因此，美埃的政策目标存在重大分歧，要想协调和兼容，谈何容易。
杜勒斯的中东之旅后，美国将建立中东防御体系的希望寄托在北层国家联盟上。1954年4月，美国幕后推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结盟。不久以后，美国决定帮助伊拉克改组军事机构并扩大对它的军事援助，以换取其在中东防务中的合作。在杜勒斯看来，伊拉克位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中间，如果诱导它与西方结盟，就能填补土、巴之间的缺口，并将北层国家联盟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及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联系起来，形成有效的遏制苏联的包围圈。美国的行动得到伊拉克政府的积极回应，他们表示“完全支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结盟，伊拉克也将在适当的时候加入”。⑥这些事态引起了纳赛尔的忧虑，“伊拉克加入北层国家联盟将会削弱埃及领导下的区域自治，危及阿拉伯联盟的团结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统一的前景，并将整个中东置于内部的分裂与竞争中”。于是，纳赛尔一方面号召阿拉伯国家联合抵制北层国家联盟，另一方面又声明“埃及不反对中东防御体系，我们只是希望将其建立在阿拉伯联盟的基础之上”，他还保证“阿拉伯联盟将与西方发展必要的联系”。⑦然而，美国政府表示无法接受纳赛尔的立场。
1955年2月，在美国的唆使下，伊拉克与土耳其签署了《互助合作公约》，即《巴格达条约》。该条约的签订初步实现了杜勒斯北层国家联盟的构想，但也使得阿拉伯世界内部以及阿拉伯国家和西方之间形成相互对抗的阵线。纳赛尔认为巴格达条约组织严重地威胁着埃及在中东的利益，因而向美国提出抗议：
你们可能侥幸成功，但是，如果不顾及阿拉伯国家的民意，这个协定仅仅是一纸空文，你们什么都得不到。①
他还重申，“中东的防务应由本地区的人民来安排和组织，不应受到外国的影响或支持”。②美国政府则一方面为北层国家联盟辩护，称它是“增强中东防务的最佳途径”，③另一方面又表示“不打算让除伊拉克和伊朗之外的中东国家参与进来，因为它们将耗尽美国有限的资源”。④此外，杜勒斯还施展“障眼法”，指示美国代表团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巴格达条约组织理事会。尽管如此，埃及还是认为巴格达条约组织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支配，并联合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三国首脑决心使阿拉伯世界置身于冷战的各种潮流之外，并对国际冲突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⑤至此，美国拉拢埃及加入中东防御体系的政策以失败而告终，美国组织的北层国家联盟也招致埃及的谴责和抵制，加剧了与埃及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