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运动中的重农学派和中国文化
摘 要 法国启蒙运动中的重农学派是一个以推进现代法兰西民族国家建设为己任的经济学家群体。他们认为国家治理必须严格遵从自然秩序，因而在经济上要实行自由放任，在政治上则要切实保障每个人的自然权利。他们还认为中国的国家治理是这方面的最好典范。重农主义学说的形成实际上离不开中国文化的启示和影响，古典政治经济学因此也有了一个与亚当·斯密的英国流派有别的法国流派。重农主义不仅涵育过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民主气质，而且还透过法国大革命，影响过并将继续影响现代世界的发展进程。
关键词 启蒙运动，重农学派，“合法专制”，民族国家建设，中国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 K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2-0003-07
通观近现代世界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变进程：首先，基于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萌生了有关个人自由解放和民族自由解放这两个问题的思考，然后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统合到一起，渐渐生发出一个席卷全球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运动——因为所谓现代民族国家，就是那种民族既能独立自强、个人也有人权保障的国家；而我们常说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其实也就是一个个这种类型的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建设过程，而且从理论上说，一俟这些现代民族国家普遍成熟，全球一体化或“世界大同”的时代，或者说整个人类结成一种真正的“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也就到来了。
这种“宏大叙事”肯定会为“后现代主义”思潮所诟病，至少会被斥为一种“乌托邦”。然而任谁也不能否认，它体现了一种十分美好的、值得整个人类为之不懈奋斗的理想。启蒙时代的卢梭和康德就曾倡导过这种理想，而法国大革命则是将这种理想付诸实践的首次尝试。这次尝试虽然一时未能成功，但人类由此开始的实践这种理想的信念和热情却并没有就此终结——相反，它逐渐远播全球，并终于汇成一股延绵至今仍方兴未艾的时代大潮。
现代民族国家如前所述的两大特征即民族能独立自强和个人有人权保障，意味着这种国家的建设必须完成“救国强国”和“民主法治”这两项任务。历史经验则一再表明，这两项任务的完成可能都须经历若干阶段，而且常常是先后有序而不大会同步推进，同时孰先孰后也无一定之规，须视具体情势而定：不过，由于“民主法治”的建设首先只能在一个个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框架内进行，所以归根到底“救国强国”的努力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优先于“民主法治”建设的。当然，任何“救国强国”努力都只有坚持把“民主法治”当作自己的既定目标才有真正的前途。
我们下面有关法国启蒙时代重农主义运动的一些思考，就是在上面这些思考的基础上进行的。
一、托克维尔何以特别强调重农主义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法国启蒙时代有一个特立独行的学术群体，他们虽然只短暂地风光了二十来年，但他们给后来法国乃至世界政治文化的影响，至今还能被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这个群体便是重农学派。
重农学派的领导人是魁奈，他特别崇尚中国文化，言必称孔子，人称“欧洲孔夫子”。他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首创者——提起古典政治经济学，一般人都只会想到亚当·斯密，但学界很多人都知道，斯密的理论是从魁奈那里受到启示后才创立起来的，斯密自己都把魁奈尊为“老师”，实际上他的很多思想都是从重农学派的著作（主要是魁奈、杜尔哥的著作）中大段大段抄来的，包括最有名的“自由放任”理论，还有关于税收、分工、工资、利润、自然价格和价值的讨论。①当然他们之间也有很大的分歧，实际上分别属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英法两个流派。
重农学派、重农主义很有名，不必多说。概括起来，重农主义的理论主要有三个特点：1.强调农业的极端重要性，视之为唯一的财富之源。2.主张政府管理要严格遵循自然法则，因此政府要尽可能少地干预经济生活，一切顺其自然，实行自由放任。3.国家政权应该集中掌握在一个严格执法自觉守法的君主手里，不可分割，即实行“合法专制”。
也正是因为特别强调某种形式的专制制度的重要性，重农学派是否属于启蒙运动还有一些争议——托克维尔显然就认为他们不属于“启蒙哲人”，而只是一些“经济学家”。②但他们的思想却对法国大革命产生了许多直接而重大的影响，比如托克维尔就断言，大革命的“革命民主气质”就源于重农学派，因为这个学派太热爱“平等”了。③
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根本特质就是崇尚平等。这和以自由为首要诉求的英美革命的政治文化有鲜明的反差。这是一般常识，也符合历史事实。但史界也有另一个“常识”，那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平等精神主要来自卢梭政治哲学。在大革命中，卢梭公认是所有革命者的精神导师，而且事实上，魁奈和重农学派在大革命中基本没人提及，好像完全被人们遗忘了。④于是就有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托克维尔在谈论大革命平等精神的来源时只提重农学派，对于卢梭反而只字不提？
托克维尔这么说当然也有一些事实依据。虽然重农主义运动早在1778年左右就消亡了，重农学派的残余成员对大革命的参与程度也不深，但他们要做的事情确实都在大革命中实现了（主要在财政行政改革方面）。更重要的是重农学派的政治文化——一种要横扫一切旧制度的决绝态度，主要是出于对贵族和各种特殊利益集团的极端仇视——在革命者的思想和行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而这正是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基本特色。托克维尔之所以说重农学派“爱平等”，其实就是以他们对贵族的痛恨为依据的，而且托氏之所以讨厌重农学派，自然也是出于托氏本人对于贵族这种团体的珍视（在他看来只有贵族的存在才能有效防止王权专制）。至于托氏在大革命平等精神源头的问题上只提重农学派而不提卢梭，我覺得并不是因为他觉得卢梭不重要，而可能是因为他觉得重农学派比卢梭更危险：卢梭在他看来不过是一个只会玩空洞抽象概念的哲学家，而重农学派是经济学家，他们也熟悉国家的政治管理事务，因此他们的理论是和实际紧密相连的，他们更接地气。⑤
但即使如此，重农学派在启蒙运动中所处的位置还是很边缘的，到哪里都不为人待见。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比如重农学派一个个都是能出入宫廷的达官贵人，招人猜忌；同时他们还都傲气十足，说话带刺，有学阀之风，因而得罪了不少人。但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因为他们鼓吹“专制”。
我们知道，由于受洛克政治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启蒙时代的精神气候是强烈反对专制主义的。实际上也是从那时起，“专制”就被普遍看作“野蛮”或“暴政”的同义词。虽然类似重农学派说的“合法专制”的开明专制，包括卢梭和孟德斯鸠在内的许多启蒙哲人都曾心向往之，伏尔泰和狄德罗还曾尝试过把普鲁士王腓特烈二世和俄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等人培养成开明专制君主，但他们最后都发现此路不通然后就放弃了这种幻想。那个时候的启蒙哲人，即使只是想从客观的意义上承认“开明专制”的合理性，即使只是试图以马基雅维利的方式把专制当作通向文明进步的一种必要手段，也不可以明说，而只能左顾右盼、转弯抹角、闪烁其词，否则就很有可能会因违背了某种“政治正确”而背负骂名，甚至被踢出光荣的“文人共和国”。①而且，由于专制主义名声太臭，连“君主制”的合法性在法国都跟着成了问题，如伏尔泰就看到：君主制虽非专制，但两者之间很容易发生不知不觉的转化，以至于“在一些人和一些神经过敏的家伙心目中，‘专制的和‘君主制的这两个词完全是一回事”。②
然而就在这种政治文化氛围中，重农学派却偏偏特立独行，公然打出“合理专制”或“合法专制”的旗号，以至于在经济思想上完全赞成重农学派并被普遍认作重农学派核心成员的杜尔哥，始终都不敢也不愿承认自己属于重农学派。他曾致函重农学派说：“专制主义这个魔鬼永远都会损害你们学说的宣传。”③事实上重农主义运动因此而招致的强烈敌意，正是它短命的关键原因之一。可是重农学派死不悔改。他们坚信唯有“合法专制”才能救法国，并能让法国繁荣富强。
二、魁奈鼓吹中国专制制度的情势因素
重农学派的首领魁奈之所以特别崇尚中国，主要也是因为他发现当时的中国专制制度是“合法专制”的最好典范。1767年魁奈专门写了一本书《中国的专制制度》来宣扬儒家政治文化。他的弟子拉里维埃同年也写了本《政治社会的基本自然秩序》，为重农学派的“合法专制”主張进行系统的论证。
重农学派之所以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地鼓吹中国专制制度，是因为他们认定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拯救当时几乎是水深火热之中的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曾是欧陆首强风光无限；但到路易十五时代就每况愈下了，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中败得一塌糊涂，结果连海外殖民地都几乎丢得一干二净。重农学派认定，法国国力的这种衰退是由政府长期奉行的重商主义④国策造成的，因为这种国策片面注重外贸，极力培植和维护特殊利益集团，严重阻碍了农村、农业和国内贸易的发展，败坏了法国的民生。面对法国国家建设的这一困境，魁奈及其弟子们心急如焚。蓬巴杜侯爵夫人（路易十五的情妇，魁奈做过她的医生）的侍女奥赛夫人下面的这段回忆录，可以让我们真切体味一下他们当时的心境：
一日，我去了魁奈家，听到了魁奈和米拉波、拉里维埃的一段谈话。米拉波说：“这个王国已病入膏肓，既没有坚毅崇高的情感，也没有可以替代这种情感的资金。”拉里维埃道：“只有一次像在中国发生的那种征服战争，或一场内部的巨大动乱，才能让王国得以复生。但让那些身陷其中的家伙遭殃去吧，法国人民可决不能手软。”听了这些话我不寒而栗，赶紧抽身出逃。⑤
以鼓吹贸易充分自由为首要特征、直接向当时欧洲盛行的重商主义宣战的重农主义思潮，就是在这种历史情境中兴起的。重农学派自称“经济学哲人（philosophes économistes）”，而当时的“经济学”并非独立学科，而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又或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⑥事实上当时的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而重农学派公认是“政治经济学”的开山鼻祖，虽然“政治经济学”这个当时已经经常被使用的词还没有确定的含义，⑦但其侧重点显然还是在政治学一边。事实也的确如此：重农主义倡导的经济改革自是以“强国”为目标的，而任何经济改革的实现，又都须以旨在强化国家治理能力的政治改革为前提，所以，说来说去都绕不开“政治”。
而且可以想见，鉴于法国旧制度封建性极强、改革阻力过大这一事实，重农学派自然会对提高政府改革执行力的问题有一种特别的关注。而中国专制制度之所以受到他们的青睐，正是因为他们感到这种制度具有无与伦比的高效率。魁奈写《中国专制制度》一书，其实就是在通过对当时中法政治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来探索法国的救国之路。
他的论述尽管涉及面很广，但概括起来其实也就是两条：其一，中国之所以人口众多、国力强盛，是因为它从不搞“重商主义”（在魁奈他们看来，其主要弊端似乎有二：一是实行贸易保护并以授予特权来保障部分大商人的利益，二是倾向于片面发展制造业而忽视农业），而是以农为本，并在此基础上注重发展国内贸易，从而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得到较好的生存条件；其二，中国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的政府懂得顺应自然法则，这种法则像物理定律一样不可忤逆，它规定了社会中每个人都拥有不容侵犯的自然权利，也规定了整个社会必须遵循的自然秩序；也正因为这一点，体现着自然意志的中国政府自然也就拥有了无限的权利，它在施行一种“自然的专制”，具体表现为由一个单一的但为一群熟谙自然法则的士大夫所辅佐的君主独揽大权，而这种政治制度，本身也是对自然法则的顺应，因为唯有这样的制度才能保证政府的高效运行，才能让自然秩序畅行天下。
三、重农学派鼓吹的究竟是“专制”还是“法治”
另一方面，重农学派之所以胆敢在当时的法国如此鼓吹中国的专制，很可能还是他们“慧眼独具”的结果。他们实际上就是看到了他们的大部分同时代人都没有看到的一个时代特点。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反专制，但人们又似乎总在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当时法国最保守最反动的一群人——贵族，无论是穿袍的还是佩剑的，也是“专制主义”的死敌。甚至以自由主义者著称的孟德斯鸠，在后来的孔多塞和观念学派首领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等人看来，事实上盂德斯鸠本人就是当时著名的“贵族反动”运动的参与者；特拉西还在他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评论》（1817年在比利时列日出版，1819年在法国出第二版）中明确指出：孟德斯鸠“反对绝对主义，并不是以民主自由法治国家的名义，而是以封建旧社会的名义。他热爱自由，但那是贵族的自由而非一切人的自由，也不是法律前的人人平等，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治”。①尤其是在18世纪中期，高等法院穿袍贵族们对王权专制主义的猛烈批判，客观上还推动过“公共舆论”这个新权威的兴起，从而严重侵蚀了旧制度的根基。当时贵族和第三等级在反对绝对王权的斗争中实际上已结成了联盟，然而双方的动机迥异。第三等级自然是要争取宪政民主，而贵族不过是要恢复他们昔日的荣耀，是要让法国回到中世纪的封建割据状态，尽管受启蒙时风影响，他们的论说表面上不时也会有一些理性政治的色彩。第三等级似乎一直都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一直在跟着高等法院大法官们走，直到大革命爆发才“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然后才“哈哈大笑，一哄而散”（《共产党宣言》语）。然而重农学派就不像别人那样懵懂，他们对贵族反专制的真实动机似乎一开始就洞若观火，所以他们痛感不可笼统地反对一切专制，而必须区分出合理的专制和不合理的专制（这正是魁奈《中国专制制度》一书开宗明义提出的观点），并对“合理专制”加以旗帜鲜明的支持——根据法国的历史经验，那是抑制贵族反动势力的不二法门。法国的贵族反动势力在18世纪还如此嚣张，说明路易十四的事业还远未完成，同时也说明路易十四的方法有问题，必须加以纠正，而纠正的办法，他们认为只能是学中国，也就是要以自然的名义实施更高效的“专制”。
重农学派不仅鼓吹专制，而且还特地大力鼓吹中国那种在欧洲看不到的、程度极高的“东方专制”，无非是因为他们深感法国的贵族反动势力太大。这种势力到底有多大？也许很难找到精确的实证描述。但鉴于大革命前夕历次改革的习惯性流产，以及大革命中贵族与平民之间斗争的异常暴烈和残酷，人们已不难得出一个大致的印象。马克思说，只有“恐怖统治”才能“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的地面上一扫而光。这样的事情是怯懦的资产阶级在几十年里也办不到的”。②当代法国右翼学者勒内·雷蒙的估计似乎更严重：“没有大革命，法国封建税费的消灭可能还需要好几个世紀。”①实际上，法国的这种封建反动势力最终只能靠大革命来解决，而革命是什么？“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②那么，“最权威的东西”又是什么？毋庸讳言，那其实就是一种最不容置疑的专制权力。无论如何，若不是本着一种专制的精神，法国大革命恐怕连一天都维持不下去：它一开始就被小米拉波（重农学派主要人物米拉波侯爵之子）批评为想搞“议会专制”，后来一度发展成罗伯斯庇尔说的“自由专制”（雅各宾专政），最后还走向了拿破仑的个人独裁。当然，尽管拉里维埃曾对法国大革命有那种天才的预感，但这种“革命的专制”并不是重农学派所期待的东西。他们只是深信，只有那种中国式的专制才能解决法国的问题。这种信念当然有些天真，但也是相当天才的，而且还有相当程度的客观性：因为基于英法两国历史发展阶段及深层国情的差异，它准确地意识到了某种高效专制政治对于当时法国的客观必要性。
尤其是重农学派深信，中国专制制度之所以效率奇高，全是因为其“顺应自然”的特点造成的。因为中国皇帝是执法的同时又是守法的——这里的“法”，首先是自然法，其次是衍生自自然法的实在法。魁奈说：“我感到我们欧洲人常对中国政府怀有一种不好的印象，但是我从有关中国的报告中得出结论，中国的制度系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执行这些法律，而他自己也审慎地遵守这些法律”；“中国的法律完全建立在伦理原则的基础上……都受到自然法则的绝对支配，而详细研究自然法则，正是君主及其任命来执行具体行政管理实务的学者们的主要目标”。③魁奈的大弟子拉里维埃也有类似的论证。在拉里维埃看来，这种以自然法则为根本依据的统治权威，不可能不是专制的，因为它符合“自然秩序”，而自然秩序是一种“不证自明之理（lévidence）”，就像欧几里得传给我们的几何学真理一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专制君主欧几里得多少个世纪以来，就凭这一手段，无可争议地统治着所有有学问的民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个基本秩序只承认一个权威，因而也只承认一个首领：‘不证自明之理既然永远不会自我矛盾，其权威必然是专制的，因为它必然是单一的；而以这种‘不证自明之理的名义行使指挥权的首领，也必然是专制君主，因为他让这种权威变成了个人的权威”。④总之，按照他们的说法，所谓的“合法专制”，的确是一种君主的个人专制，但它首先是法律的专制，因而也就是“法治”！经济学家哈佛教授熊彼特了解了这些情况后，说重农学派的“合法专制”哪里是什么“专制主义”，它“实际上与专制主义没有半点瓜葛”。⑤
四、新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究竟应该回归哪里：斯密还是魁奈
此外，在说到重农学派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听到一种来自英国学界的否定意见。英国政治经济学学者一般只认亚当·斯密而不认魁奈，⑥同时坚信对法国大革命发生过实际影响的政治经济学家是斯密而不是重农学派。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多争议，但即便事实真是如此，由于斯密自己都承认魁奈是他的“老朋友和老师”，他的学说里也的确有着许多无法抹掉的魁奈思想的印记，⑦重农学派思想体系对大革命的种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是很难否定的。
前面说过，古典政治经济学其实包含英法两个流派。他们的差异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重农学派主张“合法专制”，而斯密主张代议制度。而且斯密之所以无法接受合法专制，主要是因为那注定要损害他的“小政府”原则。其实重农学派在一定层面上也是强烈主张“小政府”的，不过他们的“合法专制”主张的确与“小政府”有逻辑上的矛盾，以至于实施起来他们的“小政府”常常难免会变得很“大”。说白了，由于重农学派特别强调“合法专制”的必要性，他们实际上是在主张某种“大政府”。于是古典经济学中的英法两个流派之争，无非就是市场自由总原则之下的“小政府”与“大政府”之争。然而众所周知，凯恩斯主义兴起以来的历史已经一再证明，经济自由主义并不像斯密学派所断定的那样无法与“大政府”兼容，而有感于这一事实，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也都不得不承认：经济自由主义的实施在一定情况下可能会使某种威权政治体制成为必要。①加拿大经济学家道斯塔勒还特别指出：“哈耶克对重农主义的立场是含糊不清的。他反对魁奈学说的一些基础理论（如科学主义、方法论的一元化和经济学的数学化），但赞同它的‘自由放任信条，并像重农学派一样，认为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专政并非不可调和。”②熟悉经济学说史的人都知道，哈耶克是“新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或“新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而“新古典自由主义”据说就是要回归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斯密一脉。可是，既然哈耶克也承认了重农学派关于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专政可以兼容的观点，那么这种“新新自由主义”究竟是要回归斯密还是要回归魁奈，就不大好说了。
哈耶克认同魁奈也许只是出于某种无奈，而弗朗西斯·福山最近关于美国“国家能力”衰败的批评，则几乎是在直接告诉人们向魁奈学说的某种回归对于西方已经时不我待。福山有段话是这么说的：“美国政治制度久已衰败，因为它传统的权力制衡制度深化了，结果变得越来越僵化。在一个严重的政治两极分化的环境中，这种非中央集权化的制度越来越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让一些加在一起并不能构成作为主权者的美国人民的利益集团和强势组织（activist organizations）有了过多的话语权。”③如果福山所言不虚，那么我们就可以说，魁奈在《中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关于政治自由主义的一些批评，已经在美国得到了证实。2016年特朗普出乎大多数人意料地入主白宫，这是福山所说的这种美国国家能力衰败的进一步发展呢，还是体现了某种革新的尝试？形势至今还不明朗，人们只能拭目以待。
传说中的“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绝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且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本身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发展持续高效的一面，实令许多西方人艳羡，也在引发他们的深思。道斯塔勒在研究重農学派自然经济规律思想的时候就在思考这个问题，而他有这样一个感觉：“看到当今中国正像魁奈所希望的那样，把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威权主义结合在一起，这种巧合真是令人瞠目。”④重农学派这一套当然也不是唯一的真理，但它能够在某些特定时期成功地适用于某些特定国家，终究已是一种屡见的事实。而如此看来，18世纪中华文化西传的意义，也就不止是影响过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这么简单了。
结 语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潮流汹涌澎湃势不可当，以至于不少人都产生了这样一个幻觉，好像民族国家时代行将结束。但我们知道，事实远非如此。
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比重商主义进步，是因为它有着更强的现代性，能够更好、更有效地推动民族国家建设运动的发展。只是要注意，古典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像人们长期以为的那样，只有亚当·斯密学派这一脉，而“小政府”也绝非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题中仅有之义：因为其中实际上还存在一个相对比较倾向于“大政府”的魁奈学派。
魁奈学派显然更注重民生或社会普遍福祉（这也许也是托克维尔说他们“热爱平等”“有革命民主气质”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实他也应该知道魁奈学派一直在强调绝对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绝对不可能），而斯密学派则更注重自由竞争。于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内部就存在着一种“平等”与“自由”之间的张力，而那也正是启蒙运动的内在张力，后来政治领域里发生的“大政府”与“小政府”之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或法国人常说的“自由主义”）之争，乃至更笼统的“左右派”之争，似乎都是由此发端的。魁奈的重农学派也许通过法国大革命为后来的左翼运动注入过不小的活力，当然也有可能为某种“极右翼”势力所利用，因为哈耶克也说过，社会民主国家也有转化为威权国家甚至极权国家的风险（原因是其广阔的社会改造计划势必导致国家和政党的威势的扩张，同时不断缩减市民社会的合法性和资源，并最终消解其抵抗力量），①而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作者简介】高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欧美近现代史、法国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
关键词 启蒙运动，重农学派，“合法专制”，民族国家建设，中国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 K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2-0003-07
通观近现代世界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变进程：首先，基于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萌生了有关个人自由解放和民族自由解放这两个问题的思考，然后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统合到一起，渐渐生发出一个席卷全球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运动——因为所谓现代民族国家，就是那种民族既能独立自强、个人也有人权保障的国家；而我们常说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其实也就是一个个这种类型的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建设过程，而且从理论上说，一俟这些现代民族国家普遍成熟，全球一体化或“世界大同”的时代，或者说整个人类结成一种真正的“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也就到来了。
这种“宏大叙事”肯定会为“后现代主义”思潮所诟病，至少会被斥为一种“乌托邦”。然而任谁也不能否认，它体现了一种十分美好的、值得整个人类为之不懈奋斗的理想。启蒙时代的卢梭和康德就曾倡导过这种理想，而法国大革命则是将这种理想付诸实践的首次尝试。这次尝试虽然一时未能成功，但人类由此开始的实践这种理想的信念和热情却并没有就此终结——相反，它逐渐远播全球，并终于汇成一股延绵至今仍方兴未艾的时代大潮。
现代民族国家如前所述的两大特征即民族能独立自强和个人有人权保障，意味着这种国家的建设必须完成“救国强国”和“民主法治”这两项任务。历史经验则一再表明，这两项任务的完成可能都须经历若干阶段，而且常常是先后有序而不大会同步推进，同时孰先孰后也无一定之规，须视具体情势而定：不过，由于“民主法治”的建设首先只能在一个个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框架内进行，所以归根到底“救国强国”的努力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优先于“民主法治”建设的。当然，任何“救国强国”努力都只有坚持把“民主法治”当作自己的既定目标才有真正的前途。
我们下面有关法国启蒙时代重农主义运动的一些思考，就是在上面这些思考的基础上进行的。
一、托克维尔何以特别强调重农主义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法国启蒙时代有一个特立独行的学术群体，他们虽然只短暂地风光了二十来年，但他们给后来法国乃至世界政治文化的影响，至今还能被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这个群体便是重农学派。
重农学派的领导人是魁奈，他特别崇尚中国文化，言必称孔子，人称“欧洲孔夫子”。他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首创者——提起古典政治经济学，一般人都只会想到亚当·斯密，但学界很多人都知道，斯密的理论是从魁奈那里受到启示后才创立起来的，斯密自己都把魁奈尊为“老师”，实际上他的很多思想都是从重农学派的著作（主要是魁奈、杜尔哥的著作）中大段大段抄来的，包括最有名的“自由放任”理论，还有关于税收、分工、工资、利润、自然价格和价值的讨论。①当然他们之间也有很大的分歧，实际上分别属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英法两个流派。
重农学派、重农主义很有名，不必多说。概括起来，重农主义的理论主要有三个特点：1.强调农业的极端重要性，视之为唯一的财富之源。2.主张政府管理要严格遵循自然法则，因此政府要尽可能少地干预经济生活，一切顺其自然，实行自由放任。3.国家政权应该集中掌握在一个严格执法自觉守法的君主手里，不可分割，即实行“合法专制”。
也正是因为特别强调某种形式的专制制度的重要性，重农学派是否属于启蒙运动还有一些争议——托克维尔显然就认为他们不属于“启蒙哲人”，而只是一些“经济学家”。②但他们的思想却对法国大革命产生了许多直接而重大的影响，比如托克维尔就断言，大革命的“革命民主气质”就源于重农学派，因为这个学派太热爱“平等”了。③
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根本特质就是崇尚平等。这和以自由为首要诉求的英美革命的政治文化有鲜明的反差。这是一般常识，也符合历史事实。但史界也有另一个“常识”，那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平等精神主要来自卢梭政治哲学。在大革命中，卢梭公认是所有革命者的精神导师，而且事实上，魁奈和重农学派在大革命中基本没人提及，好像完全被人们遗忘了。④于是就有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托克维尔在谈论大革命平等精神的来源时只提重农学派，对于卢梭反而只字不提？
托克维尔这么说当然也有一些事实依据。虽然重农主义运动早在1778年左右就消亡了，重农学派的残余成员对大革命的参与程度也不深，但他们要做的事情确实都在大革命中实现了（主要在财政行政改革方面）。更重要的是重农学派的政治文化——一种要横扫一切旧制度的决绝态度，主要是出于对贵族和各种特殊利益集团的极端仇视——在革命者的思想和行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而这正是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基本特色。托克维尔之所以说重农学派“爱平等”，其实就是以他们对贵族的痛恨为依据的，而且托氏之所以讨厌重农学派，自然也是出于托氏本人对于贵族这种团体的珍视（在他看来只有贵族的存在才能有效防止王权专制）。至于托氏在大革命平等精神源头的问题上只提重农学派而不提卢梭，我覺得并不是因为他觉得卢梭不重要，而可能是因为他觉得重农学派比卢梭更危险：卢梭在他看来不过是一个只会玩空洞抽象概念的哲学家，而重农学派是经济学家，他们也熟悉国家的政治管理事务，因此他们的理论是和实际紧密相连的，他们更接地气。⑤
但即使如此，重农学派在启蒙运动中所处的位置还是很边缘的，到哪里都不为人待见。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比如重农学派一个个都是能出入宫廷的达官贵人，招人猜忌；同时他们还都傲气十足，说话带刺，有学阀之风，因而得罪了不少人。但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因为他们鼓吹“专制”。
我们知道，由于受洛克政治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启蒙时代的精神气候是强烈反对专制主义的。实际上也是从那时起，“专制”就被普遍看作“野蛮”或“暴政”的同义词。虽然类似重农学派说的“合法专制”的开明专制，包括卢梭和孟德斯鸠在内的许多启蒙哲人都曾心向往之，伏尔泰和狄德罗还曾尝试过把普鲁士王腓特烈二世和俄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等人培养成开明专制君主，但他们最后都发现此路不通然后就放弃了这种幻想。那个时候的启蒙哲人，即使只是想从客观的意义上承认“开明专制”的合理性，即使只是试图以马基雅维利的方式把专制当作通向文明进步的一种必要手段，也不可以明说，而只能左顾右盼、转弯抹角、闪烁其词，否则就很有可能会因违背了某种“政治正确”而背负骂名，甚至被踢出光荣的“文人共和国”。①而且，由于专制主义名声太臭，连“君主制”的合法性在法国都跟着成了问题，如伏尔泰就看到：君主制虽非专制，但两者之间很容易发生不知不觉的转化，以至于“在一些人和一些神经过敏的家伙心目中，‘专制的和‘君主制的这两个词完全是一回事”。②
然而就在这种政治文化氛围中，重农学派却偏偏特立独行，公然打出“合理专制”或“合法专制”的旗号，以至于在经济思想上完全赞成重农学派并被普遍认作重农学派核心成员的杜尔哥，始终都不敢也不愿承认自己属于重农学派。他曾致函重农学派说：“专制主义这个魔鬼永远都会损害你们学说的宣传。”③事实上重农主义运动因此而招致的强烈敌意，正是它短命的关键原因之一。可是重农学派死不悔改。他们坚信唯有“合法专制”才能救法国，并能让法国繁荣富强。
二、魁奈鼓吹中国专制制度的情势因素
重农学派的首领魁奈之所以特别崇尚中国，主要也是因为他发现当时的中国专制制度是“合法专制”的最好典范。1767年魁奈专门写了一本书《中国的专制制度》来宣扬儒家政治文化。他的弟子拉里维埃同年也写了本《政治社会的基本自然秩序》，为重农学派的“合法专制”主張进行系统的论证。
重农学派之所以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地鼓吹中国专制制度，是因为他们认定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拯救当时几乎是水深火热之中的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曾是欧陆首强风光无限；但到路易十五时代就每况愈下了，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中败得一塌糊涂，结果连海外殖民地都几乎丢得一干二净。重农学派认定，法国国力的这种衰退是由政府长期奉行的重商主义④国策造成的，因为这种国策片面注重外贸，极力培植和维护特殊利益集团，严重阻碍了农村、农业和国内贸易的发展，败坏了法国的民生。面对法国国家建设的这一困境，魁奈及其弟子们心急如焚。蓬巴杜侯爵夫人（路易十五的情妇，魁奈做过她的医生）的侍女奥赛夫人下面的这段回忆录，可以让我们真切体味一下他们当时的心境：
一日，我去了魁奈家，听到了魁奈和米拉波、拉里维埃的一段谈话。米拉波说：“这个王国已病入膏肓，既没有坚毅崇高的情感，也没有可以替代这种情感的资金。”拉里维埃道：“只有一次像在中国发生的那种征服战争，或一场内部的巨大动乱，才能让王国得以复生。但让那些身陷其中的家伙遭殃去吧，法国人民可决不能手软。”听了这些话我不寒而栗，赶紧抽身出逃。⑤
以鼓吹贸易充分自由为首要特征、直接向当时欧洲盛行的重商主义宣战的重农主义思潮，就是在这种历史情境中兴起的。重农学派自称“经济学哲人（philosophes économistes）”，而当时的“经济学”并非独立学科，而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又或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⑥事实上当时的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而重农学派公认是“政治经济学”的开山鼻祖，虽然“政治经济学”这个当时已经经常被使用的词还没有确定的含义，⑦但其侧重点显然还是在政治学一边。事实也的确如此：重农主义倡导的经济改革自是以“强国”为目标的，而任何经济改革的实现，又都须以旨在强化国家治理能力的政治改革为前提，所以，说来说去都绕不开“政治”。
而且可以想见，鉴于法国旧制度封建性极强、改革阻力过大这一事实，重农学派自然会对提高政府改革执行力的问题有一种特别的关注。而中国专制制度之所以受到他们的青睐，正是因为他们感到这种制度具有无与伦比的高效率。魁奈写《中国专制制度》一书，其实就是在通过对当时中法政治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来探索法国的救国之路。
他的论述尽管涉及面很广，但概括起来其实也就是两条：其一，中国之所以人口众多、国力强盛，是因为它从不搞“重商主义”（在魁奈他们看来，其主要弊端似乎有二：一是实行贸易保护并以授予特权来保障部分大商人的利益，二是倾向于片面发展制造业而忽视农业），而是以农为本，并在此基础上注重发展国内贸易，从而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得到较好的生存条件；其二，中国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的政府懂得顺应自然法则，这种法则像物理定律一样不可忤逆，它规定了社会中每个人都拥有不容侵犯的自然权利，也规定了整个社会必须遵循的自然秩序；也正因为这一点，体现着自然意志的中国政府自然也就拥有了无限的权利，它在施行一种“自然的专制”，具体表现为由一个单一的但为一群熟谙自然法则的士大夫所辅佐的君主独揽大权，而这种政治制度，本身也是对自然法则的顺应，因为唯有这样的制度才能保证政府的高效运行，才能让自然秩序畅行天下。
三、重农学派鼓吹的究竟是“专制”还是“法治”
另一方面，重农学派之所以胆敢在当时的法国如此鼓吹中国的专制，很可能还是他们“慧眼独具”的结果。他们实际上就是看到了他们的大部分同时代人都没有看到的一个时代特点。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反专制，但人们又似乎总在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当时法国最保守最反动的一群人——贵族，无论是穿袍的还是佩剑的，也是“专制主义”的死敌。甚至以自由主义者著称的孟德斯鸠，在后来的孔多塞和观念学派首领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等人看来，事实上盂德斯鸠本人就是当时著名的“贵族反动”运动的参与者；特拉西还在他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评论》（1817年在比利时列日出版，1819年在法国出第二版）中明确指出：孟德斯鸠“反对绝对主义，并不是以民主自由法治国家的名义，而是以封建旧社会的名义。他热爱自由，但那是贵族的自由而非一切人的自由，也不是法律前的人人平等，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治”。①尤其是在18世纪中期，高等法院穿袍贵族们对王权专制主义的猛烈批判，客观上还推动过“公共舆论”这个新权威的兴起，从而严重侵蚀了旧制度的根基。当时贵族和第三等级在反对绝对王权的斗争中实际上已结成了联盟，然而双方的动机迥异。第三等级自然是要争取宪政民主，而贵族不过是要恢复他们昔日的荣耀，是要让法国回到中世纪的封建割据状态，尽管受启蒙时风影响，他们的论说表面上不时也会有一些理性政治的色彩。第三等级似乎一直都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一直在跟着高等法院大法官们走，直到大革命爆发才“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然后才“哈哈大笑，一哄而散”（《共产党宣言》语）。然而重农学派就不像别人那样懵懂，他们对贵族反专制的真实动机似乎一开始就洞若观火，所以他们痛感不可笼统地反对一切专制，而必须区分出合理的专制和不合理的专制（这正是魁奈《中国专制制度》一书开宗明义提出的观点），并对“合理专制”加以旗帜鲜明的支持——根据法国的历史经验，那是抑制贵族反动势力的不二法门。法国的贵族反动势力在18世纪还如此嚣张，说明路易十四的事业还远未完成，同时也说明路易十四的方法有问题，必须加以纠正，而纠正的办法，他们认为只能是学中国，也就是要以自然的名义实施更高效的“专制”。
重农学派不仅鼓吹专制，而且还特地大力鼓吹中国那种在欧洲看不到的、程度极高的“东方专制”，无非是因为他们深感法国的贵族反动势力太大。这种势力到底有多大？也许很难找到精确的实证描述。但鉴于大革命前夕历次改革的习惯性流产，以及大革命中贵族与平民之间斗争的异常暴烈和残酷，人们已不难得出一个大致的印象。马克思说，只有“恐怖统治”才能“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的地面上一扫而光。这样的事情是怯懦的资产阶级在几十年里也办不到的”。②当代法国右翼学者勒内·雷蒙的估计似乎更严重：“没有大革命，法国封建税费的消灭可能还需要好几个世紀。”①实际上，法国的这种封建反动势力最终只能靠大革命来解决，而革命是什么？“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②那么，“最权威的东西”又是什么？毋庸讳言，那其实就是一种最不容置疑的专制权力。无论如何，若不是本着一种专制的精神，法国大革命恐怕连一天都维持不下去：它一开始就被小米拉波（重农学派主要人物米拉波侯爵之子）批评为想搞“议会专制”，后来一度发展成罗伯斯庇尔说的“自由专制”（雅各宾专政），最后还走向了拿破仑的个人独裁。当然，尽管拉里维埃曾对法国大革命有那种天才的预感，但这种“革命的专制”并不是重农学派所期待的东西。他们只是深信，只有那种中国式的专制才能解决法国的问题。这种信念当然有些天真，但也是相当天才的，而且还有相当程度的客观性：因为基于英法两国历史发展阶段及深层国情的差异，它准确地意识到了某种高效专制政治对于当时法国的客观必要性。
尤其是重农学派深信，中国专制制度之所以效率奇高，全是因为其“顺应自然”的特点造成的。因为中国皇帝是执法的同时又是守法的——这里的“法”，首先是自然法，其次是衍生自自然法的实在法。魁奈说：“我感到我们欧洲人常对中国政府怀有一种不好的印象，但是我从有关中国的报告中得出结论，中国的制度系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执行这些法律，而他自己也审慎地遵守这些法律”；“中国的法律完全建立在伦理原则的基础上……都受到自然法则的绝对支配，而详细研究自然法则，正是君主及其任命来执行具体行政管理实务的学者们的主要目标”。③魁奈的大弟子拉里维埃也有类似的论证。在拉里维埃看来，这种以自然法则为根本依据的统治权威，不可能不是专制的，因为它符合“自然秩序”，而自然秩序是一种“不证自明之理（lévidence）”，就像欧几里得传给我们的几何学真理一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专制君主欧几里得多少个世纪以来，就凭这一手段，无可争议地统治着所有有学问的民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个基本秩序只承认一个权威，因而也只承认一个首领：‘不证自明之理既然永远不会自我矛盾，其权威必然是专制的，因为它必然是单一的；而以这种‘不证自明之理的名义行使指挥权的首领，也必然是专制君主，因为他让这种权威变成了个人的权威”。④总之，按照他们的说法，所谓的“合法专制”，的确是一种君主的个人专制，但它首先是法律的专制，因而也就是“法治”！经济学家哈佛教授熊彼特了解了这些情况后，说重农学派的“合法专制”哪里是什么“专制主义”，它“实际上与专制主义没有半点瓜葛”。⑤
四、新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究竟应该回归哪里：斯密还是魁奈
此外，在说到重农学派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听到一种来自英国学界的否定意见。英国政治经济学学者一般只认亚当·斯密而不认魁奈，⑥同时坚信对法国大革命发生过实际影响的政治经济学家是斯密而不是重农学派。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多争议，但即便事实真是如此，由于斯密自己都承认魁奈是他的“老朋友和老师”，他的学说里也的确有着许多无法抹掉的魁奈思想的印记，⑦重农学派思想体系对大革命的种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是很难否定的。
前面说过，古典政治经济学其实包含英法两个流派。他们的差异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重农学派主张“合法专制”，而斯密主张代议制度。而且斯密之所以无法接受合法专制，主要是因为那注定要损害他的“小政府”原则。其实重农学派在一定层面上也是强烈主张“小政府”的，不过他们的“合法专制”主张的确与“小政府”有逻辑上的矛盾，以至于实施起来他们的“小政府”常常难免会变得很“大”。说白了，由于重农学派特别强调“合法专制”的必要性，他们实际上是在主张某种“大政府”。于是古典经济学中的英法两个流派之争，无非就是市场自由总原则之下的“小政府”与“大政府”之争。然而众所周知，凯恩斯主义兴起以来的历史已经一再证明，经济自由主义并不像斯密学派所断定的那样无法与“大政府”兼容，而有感于这一事实，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也都不得不承认：经济自由主义的实施在一定情况下可能会使某种威权政治体制成为必要。①加拿大经济学家道斯塔勒还特别指出：“哈耶克对重农主义的立场是含糊不清的。他反对魁奈学说的一些基础理论（如科学主义、方法论的一元化和经济学的数学化），但赞同它的‘自由放任信条，并像重农学派一样，认为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专政并非不可调和。”②熟悉经济学说史的人都知道，哈耶克是“新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或“新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而“新古典自由主义”据说就是要回归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斯密一脉。可是，既然哈耶克也承认了重农学派关于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专政可以兼容的观点，那么这种“新新自由主义”究竟是要回归斯密还是要回归魁奈，就不大好说了。
哈耶克认同魁奈也许只是出于某种无奈，而弗朗西斯·福山最近关于美国“国家能力”衰败的批评，则几乎是在直接告诉人们向魁奈学说的某种回归对于西方已经时不我待。福山有段话是这么说的：“美国政治制度久已衰败，因为它传统的权力制衡制度深化了，结果变得越来越僵化。在一个严重的政治两极分化的环境中，这种非中央集权化的制度越来越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让一些加在一起并不能构成作为主权者的美国人民的利益集团和强势组织（activist organizations）有了过多的话语权。”③如果福山所言不虚，那么我们就可以说，魁奈在《中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关于政治自由主义的一些批评，已经在美国得到了证实。2016年特朗普出乎大多数人意料地入主白宫，这是福山所说的这种美国国家能力衰败的进一步发展呢，还是体现了某种革新的尝试？形势至今还不明朗，人们只能拭目以待。
传说中的“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绝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且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本身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发展持续高效的一面，实令许多西方人艳羡，也在引发他们的深思。道斯塔勒在研究重農学派自然经济规律思想的时候就在思考这个问题，而他有这样一个感觉：“看到当今中国正像魁奈所希望的那样，把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威权主义结合在一起，这种巧合真是令人瞠目。”④重农学派这一套当然也不是唯一的真理，但它能够在某些特定时期成功地适用于某些特定国家，终究已是一种屡见的事实。而如此看来，18世纪中华文化西传的意义，也就不止是影响过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这么简单了。
结 语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潮流汹涌澎湃势不可当，以至于不少人都产生了这样一个幻觉，好像民族国家时代行将结束。但我们知道，事实远非如此。
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比重商主义进步，是因为它有着更强的现代性，能够更好、更有效地推动民族国家建设运动的发展。只是要注意，古典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像人们长期以为的那样，只有亚当·斯密学派这一脉，而“小政府”也绝非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题中仅有之义：因为其中实际上还存在一个相对比较倾向于“大政府”的魁奈学派。
魁奈学派显然更注重民生或社会普遍福祉（这也许也是托克维尔说他们“热爱平等”“有革命民主气质”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实他也应该知道魁奈学派一直在强调绝对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绝对不可能），而斯密学派则更注重自由竞争。于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内部就存在着一种“平等”与“自由”之间的张力，而那也正是启蒙运动的内在张力，后来政治领域里发生的“大政府”与“小政府”之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或法国人常说的“自由主义”）之争，乃至更笼统的“左右派”之争，似乎都是由此发端的。魁奈的重农学派也许通过法国大革命为后来的左翼运动注入过不小的活力，当然也有可能为某种“极右翼”势力所利用，因为哈耶克也说过，社会民主国家也有转化为威权国家甚至极权国家的风险（原因是其广阔的社会改造计划势必导致国家和政党的威势的扩张，同时不断缩减市民社会的合法性和资源，并最终消解其抵抗力量），①而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作者简介】高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欧美近现代史、法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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