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之间：宋代官员养亲方式探析
摘 要 宋代官员在养亲方面有着更为多元的选择，在官方的鼓励与监督下，迎侍成为官员养亲的重要途径，但这一方式受到祖父母、父母身体状况及主观意愿的限制。若现任、新任官职不利于迎侍，官员往往申请近地差遣、留任、对移以应对迎侍中的难题，甚至不惜以降低官资的方式奉养双亲。如果无法采用迎侍这一方式，他们便申请分司官、宫观官等闲职来养亲，部分官员还会采用致仕、辞官的方式养亲。这些养亲方式，有效地解决了官员为官与养亲之间的矛盾，保障了家庭养老模式的顺利运行，有助于家庭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的稳定与维护。
关键词 宋代，养亲，家庭养老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0-0058-08
宋代为应对唐末五代以来社会道德沦丧、伦理崩坏的局面，不断整合传统文化资源，以恢复、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在社会秩序的重建中，家庭伦理秩序是宋代极为关注的问题。因此，宋代不仅从思想层面构建家庭养老的规范，而且从制度上为家庭养老的推行提供保障。在养亲法令的保障下，宋代官员在履行养亲义务的过程中，拥有较多的选择。他们可迎侍祖父母、父母，也可申请闲职来解决养亲问题，同时还可致仕、辞官养亲。以往的研究，在考察宋代官员回避制度时，提及官员在祖父母、父母高龄且患病的情况下可不受地区回避法的限制，采用近地差遣的方式养亲，①而对于近地差遣外的方式较少涉及，因此有关宋代官员养亲问题仍需进一步讨论。本文拟从家庭养老运行的角度专题讨论宋代官员的养亲方式，②分析官方政策对家庭养老的影响与制约，以深化宋代家庭史的研究。
一、迎侍尊亲
自汉代以来，官员便可将祖父母、父母迎接到任职地，移亲就养成为官员解决为官与养亲矛盾的重要途径，宋代依然如此。但北宋初年，迎养政策主要针对特定区域的官员家庭。至道元年（995年），宋太宗诫谕文武百官，若父母“在川陕、漳泉、福建、岭南等处”，“并令迎侍就养”，不依法迎养者，由御史台弹劾，并“重置其罪”。③在官方的支持与监督下，家乡在四川、福建、岭南等新收复地区的官员，可采用迎侍的方式将祖父母、父母迎接至为官之地，以便奉养。
其后，宋朝迎养政策逐渐突破地域限制。咸平二年（1008年），宋真宗在郊祀大赦之际，诏令“群臣迎养父母”，④家乡在川南、福建、岭南等地以外的官员，也可通过迎养的方式履行奉养义务。例如，欧阳修的父亲在其三岁时亡故，寡母带他投奔叔父。二十年后，欧阳修考取进士，“得禄而养”。任官以来，欧阳修便携带寡母宦游，长达二十二年。在欧阳修以吏部郎中留守南京时，其寡母郑氏“以疾卒于官舍”，⑤终年七十二岁。沈立与欧阳修有着相似的经历，其父沈平早逝，母亲胡氏独自一人将沈氏兄弟五人抚养成人。沈立入仕后，尽心侍奉寡母，“迎养三十余年”，①与其朝夕相处。
官员子孙任官后，他们也会将赋闲的父亲、祖父迎接到任职地。谢涛早年试写表章，歌颂赵匡胤的统一功绩，考中进士后，官至侍御史。明道元年（1032年），“得请权西京留守司御史台”，“分务洛下”。②其长子将他迎侍于京师。江南旧臣刁衎的儿子刁湛，累官至刑部郎中，以分司西京归老。当时，刁湛之子“从官便郡，更相迎养”。在儿子的侍奉下，“澹乎自适，凡十六年”。③李恕的两个儿子相继中举，他们“迎君宦游”长达十五年，对父亲“奉养甚适”。④崇宁三年（1104年），葛胜仲得知父亲致仕，即“取告迎侍”，⑤将父亲迎至京师，以行孝道。
南宋高宗朝，官方加强对官员迎养父母行为的监督。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正月，宋高宗听从臣僚的建议，诏令监司、台谏官分别弹劾地方、中央“有亲年已高而不迎侍及归养”⑥的官员，提倡官员迎侍祖父母、父母。在官方的提倡与监督下，迎侍成为官员养亲的普遍方式。李发常被母亲彭氏训诫要尽职尽忠，以“图报效”皇恩。他“既奉教，益自策励，所至皆有声称”，受到多人举荐，“改右宣教郎知虔州兴国县”，将母亲彭氏“迎侍至官舍”，⑦尽心奉养。南宋名儒李侗的儿子李友直、李信甫均“举进士，试吏旁郡”，于是“更请迎养”，⑧以尽孝心。陆自高父亲早逝，寡母赵氏“惸然无依”，其兄弟二人“仕宦所至，必奉以行”，“迎养二十年犹一日”。⑨刘蕴的妻子董氏，长期跟随儿子宦游，“居处膳服之奉，燕游登览之胜”，子孙“扶床坐膝，朝夕笑语”，⑩尽享天伦之乐。
虽然政府提倡官员迎侍祖父母、父母，但这一方式在实施中也有很多限制。其中，最为主要的来自于祖父母、父母。对于年迈体衰之人而言，长途跋涉并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有些老人即丧命于迎侍的途中。刘义仲在叔父、舍弟相继逝世后，“迎侍老母赴官湖外”，到湘北门户临湘时，“老母捐馆”，让其伤痛不已。即使官员迎奉之心迫切，也不得不考虑迎养的风险，“双亲年尊，且奉晨昏为便。相距二千里，岂可命驾轻出耶”，不敢贸然行事。官员任职地若距离家乡路途遥远，其祖父母、父母就更不愿意跟随子孙赴任。葛书思在父亲退老于家后，多次请求他“迎养之官”，“屡献诗什，叙‘白华之意”，但其父亲“惮行，终弗许”，最终也未前往官舍养老。年老之人之所以坚辞迎侍，主要是安土重迁的观念所致。张詠曾打算迎侍双亲，但他们“恋其本土”，不愿离开家乡，前往一个遥远的陌生地方。余靖的父亲也“乐在乡土”，不愿跟随他到吉州生活。南宋诗人方岳的父亲同样不愿意离开家乡跟随儿子到官所生活，但因邻里失火，“延及敝庐”，房屋被烧毁，“无所于居”，才同意方岳迎侍。
为解决祖父母、父母不愿远赴异乡就养的问题，宋代还出台一些变通政策，以便于官员通过迎侍这一方式履行奉养之责。具体来说，主要有三项政策：
第一，近地差遣以养亲。官员回避制度在宋代不仅更为完备，也更加严格，但祖父母、父母年高者有近地差遣的优遇。咸平四年二月，宋真宗下诏，“京朝官父母年七十以上，合入远官，无亲的兄弟者，并与近地”，①同年四月，再次下诏，“京朝官及吏部选人，亲老无兼侍者，特与近任”，②选人也获得近地差注以养亲的权利。其后，官员近地差遣以养亲的法令愈加宽松。天禧四年（1020年）十一月，宋真宗应审官院奏请，允许父母年八十岁以上的京朝官，“不问有无兄弟，并与近地差遣”。③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政府下诏，“合入川、广、福建”的京朝官，即使其祖父母“年未及七十”，如果他們的确“笃疾无兼侍”，均可“召保官与家便差遣”，④不必再出任远地。祖父母、父母年高的官员“例得便地”，⑤成为“吏部条格”中的规定，宋代近地差遣以养亲的制度基本定型。
近地差遣，既不影响官员的政治前途，也便于迎侍祖父母、父母，尤为官员所青睐。益州华阳人彭乘，博学多才，进士及第后，被擢升为秘书省丞、集贤校理。但他极力推辞，“恳求便亲”，遂改“知普州”，⑥留在家乡做官。黄珪被人举荐，“改宣教郎，除汾州、卫州教授”，但他均“以亲老地远”为由婉言拒绝，希望“得一官稍近乡闾”，“不废甘旨之奉”，于是被任命为“福建路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当时黄珪的弟弟黄琳为邵武军司户参军，二人相距较近，“板舆往来，颇尽亲欢”。⑦施大任的长子“以学识议论蒙擢序”，先除“提举河北路学事”。在入对之时，“以亲春秋高，恳易近乡一官”，皇帝下诏“特改淮东路”。⑧于是，施坰将父亲迎接到官所奉养。
为便于官员履行养亲义务，宋政府还会主动将祖父母、父母高龄的官员调往近地为官。三班奉职张永德的祖母刘氏，“年一百八岁”，曾蒙召进入禁中，宋仁宗“矜其年高”，在天圣二年（1024年）十月特诏“与永德近地官”，⑨以便其侍奉祖母。熙宁初年，殿中侍御史蒋之奇听信谗言，上书弹劾欧阳修，由此被贬为道州监酒税。宋神宗览阅其谢表时“知其有母”，遂诏令将其“移近地”，“改宣州”。⑩
第二，折资迎养。近地差遣固然是解决官员迎养尊亲问题较为理想的方式，但并非人人均能如愿。在无法获得近地差遣的情况下，官员为达迎养的目的，可主动申请降低官资，即折资迎养。北宋时期的张詠“两任远官，皆非迎养”，以不能侍养双亲为憾，因此上表请求从相州通判改调濮州监为官：
臣之家属，近隶濮州，窃闻州城例有酒税，望回天眷，察臣愚衷，则臣乞纳升朝两官，换监濮州一务。臣非矫激，盖欲明危迫之志也。
监酒务，主要负责征收酒的专卖税。与通判相比，官资明显降低。尽管如此，张詠仍不惜“纳升朝两官”，改任濮州监酒务，以尽奉养责任。两宋时期，与张詠一样折资养亲的官员并不罕见。河北巨鹿的魏丞纶，被人举荐，“将擢其任”。但他“辞所举”，请求任“浔阳搉酤”，以便亲养。名重一时的毕士安，也因侍奉母亲而不惜下迁。毕士安从饶州知州改任“殿中丞，歸朝为监察御史，知乾州”。但当时毕士安的母亲祝夫人年龄已高，“从京师而走乾州”，路途遥远，“非祝夫人所便”，因此“辞乞下迁，改监汝州稻田务”。范端也以“乞养太夫人”为由，放弃飞鸟县令及彭山县令，改任江宁府监盐税及云安军监盐井。治平四年（1067年），王岳登进士乙科，本被除授“试秘书省校书郎”。但当时其母亲阎氏“年九十”，为照顾年迈的母亲，王岳“求为下邳尉”。
对于官员来说，官资不仅关系着其俸禄的多寡，而且也意味着政治地位的高低。官员不惜降低官资，甘愿下迁，实属难能可贵，但也是无奈之举。从华镇寄给宰相的书信中，可探寻到官员折资养亲的原因：
偏亲在堂，年今八十，辍禄而归养，则家贫无以备菽水之奉；迎侍乎远方，则道途非老者之宜。在吏部条格，例得便地。然到阙数月，桂薪玉食，担石将罄，便家之地，曾未获见。使或值之，当见夺于前列，未可以日月计也。两地老弱逾二百指，咸仰哺于一身进退之势，无异乎饥溺沟中之人。①
由上可知，官员之所以愿意折资养亲，主要因为近地之阙不易谋取。官员为了谋取一近地之职，多要经过漫长的等待。最为可怕的是，近地之阙竞争激烈，往往被与中央交往密切之人抢占。对于一般官员而言，近地差遣成为一种奢望。对于以俸禄为生的官员来说，他们在面临粮米将尽的时候，进退两难。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他们不得不放弃近地差遣的机会，采用折资的方式养亲。
第三，对移、留任以养亲。对移是宋代管理官员的一项措施，指两个资序相当的官员对易差遣。以往的研究注重考察对移的惩戒与回避功能，②尚未重视其在解决官员养亲问题方面的作用。事实上，对移可使官员通过易任官职的方式实现迎养尊亲的目的，也是宋代官员养亲的方式之一。大名府元城县主簿郑暕以“母老家贫，寓一关右，难以迎侍”为由，奏乞“移官就养”。景德二年（1005年）十一月，宋真宗诏令吏部流内铨，任斛州安邑县尉李献可与大名府元城县主簿郑暕“对易”。③天禧二年（1018年）二月，益州路转运使韩庶上书，以“母年八十，无兄弟供侍”④为由申请对易，宋真宗诏令他与京西转运副使赵贺对换。乾道元年（1165年）七月十八日，新任命的饶州知州徐蒇上奏，“父老抱疾，义难远去”，⑤宋孝宗特允许其与新知江阴军蒋天祐两易。乾道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权发遣池州戴达先以“母久抱疾，难以迎侍”为由，奏请“与见待次人两易”，⑥因此被批准与知江阴军赵彦俾两易其任。
若现任官职有利于迎侍，官员可申请留任，长年不调。熙宁五年正月，宋神宗下令召吕大防回京“判流内铨”。当时吕大防正在华州任内，距离家乡蓝田县较近，便于养亲，因此他“以父老乞终华州任，以便私养”，⑦宋神宗准其继续留任华州。留任养亲，不仅仅是富有声望的高级官员的待遇，中下级官员也往往因为便养尊亲，常年不调。北宋末年，王元的父母“春秋高”，他为了侍奉双亲甘居“冷局二十年”。⑧左朝请郎冯山也因其母亲年高，不到京师为官，“连任乡国二十余年”。⑨处州通判任绅，将母亲从金人手中救出后，为尽孝子之心，“不磨勘三十余年”，尽心“侍养十七年”。⑩
二、闲职养亲
闲职，主要指没有实际执掌、无需履行具体职责的分司官与宫观官。现任官员可自请分司，同时政府也将分司作为责降、叙复、优待某些官员的手段。宋代分司官虽带职事官，但实际多无职事可做，自请分司官者可自由选择居住地，且正常享有俸禄，便于养亲。因此，官员在祖父母、父母年老体衰，不便迎侍的情况下也会自请分司官，以达到侍养的目的。
北宋时期，尤其是北宋前期，官员为了实现养亲的愿望往往奏请分司官，余靖即是其中的代表。余靖任谏职期间，连续七次上书，奏请外任，以便养亲，但均未被批准。后来他以父亲“年渐衰老，不乐远出”为由，申请“落职分司，归乡侍养”。①余靖如愿得到分司西京的职位，得以侍奉老父。不过，很快他又被起复，余靖认为“奉亲而往，则有道路之劳；委亲而行，又阙晨昏之养”，因此不愿就职，奏请“依前分司、韶州居住，所图就养”。②由于政府未批准他的申请，余靖再次上书，陈述父亲“先患上气，每风露所触，则喘嗽尤甚”，不易迎侍，仍然请求“只守旧官，依前分司侍养”，③坚持分司南京以养亲。韩绛之子也奏请分司官，以侍养父亲。熙宁三年，韩绛升至参知政事，后被罢免，徙知大名府。他的儿子韩宗师在熙宁九年三月，以韩绛“知太原府，无人兼侍”为由，奏请“分司西京，于太原府居住”。④
北宋神宗以前，官员主要通过陈请分司官实现养亲的愿望。熙宁年间以后，责降成为分司的主要方式，⑤官员较难通过申请分司官的方式养亲。同样在熙宁二年，专职但无实际执掌的宫观官制度迅速发展。此时的宫观官与分司官一样，成为安置“老不任职者”及“处异议者”⑥的政治手段。虽然宫观官具有突出的惩处功能，但官员也常通过申请宫观官，退出政治纷争，躲避政治迫害。同时，部分官员在“迎侍非便”的情况下，“力请奉祠”，⑦将宫观官作为实现养亲愿望的又一途径。
官员往往将迎侍作为养亲的首要选择，如果祖父母或父母不愿、不便迎侍，则申请宫观官以养亲。胡寅即是在父亲患病、无法迎侍的情况下申请宫观官的。为照顾年迈的父亲，胡寅起初不断请求外任。经多次申请，被派往邵州任官。胡寅父亲的居住地距离邵州较近，“止六程”，“迎侍赴官可谓近便”。但是当他回到家中时，发现父亲“屡感寒疾，气血衰损”，不胜版舆登顿之苦，同时更不忍心“委親而独往”。于是，他请求除授“在外宫观差遣一次，任便居住”，使其“不违菽水之奉，日勤药石之供”。⑧永嘉人郑伯英，隆兴元年（1163年）考中进士，在秀州判官任期结束后曾被调往杭州、泉州任推官，但他均因“母老，不忍行”，奏请宫观官以养亲，由此“食岳庙禄九年”，⑨直至母亲过世后才出官。蔡戡与母亲、弟弟三人相依为命，携带老母、弟弟奔波于官所之间。蔡戡就任新职两个月后，其弟意外丧命，其母深受打击，“起居饮食未能如常”，执意返回家乡。蔡戡面对“垂白之母”的回乡请求，奏请“改畀祠禄以便私养”。⑩南宋名臣楼钥“以便亲求外”，遂被派遣至婺州任职。婺州距离楼钥的家乡四明距离较近，便于养亲。正当他准备就任时，其母亲突然患病，“始则冒风作热，以脏腑下利”，“访医治药，曾无退候”，这让楼家上下惶恐不已，楼钥更是无心赴任。面对帅守、官司的催促，楼钥恳请朝廷“特赐宫观差遣一次”，以保全其母子。刘克庄面对八十七岁高龄寡母，深知“迎挈绝难”，因此极力辞免知漳州的任命，中央“依所乞与宫观”，以便侍亲。
官员申请宫观官时，往往以祖父母、父母高年患病作为理由。绍兴初年，南宋爱国名臣翟汝文以“母亲年九十余岁，见今久病伏枕，无人兼侍”为由，乞请朝廷除授“一在外宫观”，以便奉养老母。宋高宗同意了翟汝文的申请，很快下诏命令其“提举南京鸿庆宫”。婺州金华人潘良贵，政和五年（1115年）登进士第，官至淮南东路提举常平事。南宋时期，他多次受到重用，但多以“亲老恳求便私”。绍兴九年，潘良贵因“父八十九岁，比之往日，衰病益侵”，不忍心抛下父亲赴任，因此奏乞“改除一宫观差遣”。①宋高宗诏令“除徽猷阁待制、提举亳州明道宫”。②淳熙初年，休宁人吴儆在通判邕州任满后，被提拔为知州，同时兼任广南西路安抚都监一职。但当时其父亲“年七十有七”，吴儆倍感“事亲之日短”，于是奏请“改差一在外宫观”，③使他们父子得以相聚。宰相将其奏疏汇报给皇帝，宋孝宗“以达孝治天下”，对吴儆存有恻隐之心，遂“改畀祠禄”。④由此看来，官员申请宫观官以养亲时，其祖父母、父母的年龄与身体状况是其刻意强调的。
即便官员在申请宫观官养亲时，不断强调祖父母、父母的身体状况及侍养难题，但他们是否能如愿得到宫观官，并不完全由尊亲的健康情况所决定。润州丹阳人张纲才华出众，官至参知政事。为兼顾做官与养亲，他将年迈的父母迎接到官所侍奉。但他的父亲因“不服水土”被迫独自一人返回家乡。其母亲“卧病相仍”，疾病缠身。每当张纲“趋朝入局”，便无法侍奉母亲，致其“病势寖剧”。面对日益病重的母亲和独自一人在家的父亲，张纲向朝廷奏请“本官任在外宫观一次”，以“不废笃亲之义”。⑤第一次奏请宫观官，遭到了拒绝。张纲再次奏请，一直连上四份奏状，不断重申母亲的身体状况，强调“所以供子职者，唯臣一身”的实际状况。尽管母亲的确患病在身，尽管家中的确无子兼侍，但中央仍没有批准他的请求，仅仅给其假期，“许将母还乡”。⑥张纲把母亲送到家乡后，再次申请宫观官，但依然遭到拒绝。然而在次年，即绍兴四年九月，张纲数次祈请宫观官后，竟然如愿以偿，得以“提举江州太平观”，⑦从而得以“奉祠归养”。⑧绍兴九年，张纲由江州太平观转亳州明道宫，绍兴十二年、绍兴十四年，再次提举亳州明道宫。张纲之所以在绍兴四年得以提举江州太平观，并不是因为其父母患病，需人照顾，而是由于受到侍御史魏矼的弹劾被责降为宫观官。其后，张纲连续多年担任宫观官，居家全心侍养母亲，则与秦桧长期把持朝政有关。在秦桧当政期间，张纲“卧家二十年，绝不与通问”。⑨张纲不愿与秦桧同朝共事，秦桧更不愿让张纲留在中央任官，因此张纲自绍兴四年之后长期担任宫观闲职。
由张纲的经历可知，中央面对官员申请宫观以养亲的奏状时，所重视的并不是官员父母的身体状况，而是基于对政局的判断。同样，官员申请宫观官，也不仅仅出于养亲的需要，其中也夹杂着复杂的政治斗争。前文所提及的张纲，父母年劳体衰，两个弟弟相继逝世，的确肩负照顾双亲的重任。绍兴三年，他连续上书乞请宫观官，更多是为解决侍奉双亲的问题。次年，张纲又连续上书申请宫观官。此次申请虽仍以奉养父母为理由，但真正促使他辞免清要之职的原因，主要在于其上书进言，得罪了权贵之臣。张纲任中书舍人、给事中期间，“凡命令有不当辄封还，诋斥权贵，尽言切直，无所回避”，⑩在博得声望的同时也得罪了权贵，受到御史弹劾。因言获罪的经历，挫伤了张纲的政治热情，使其萌发隐退之意，力请改任宫观闲职。南宋时期，与张纲有相似经历的官员并不罕见。胡安国的长子胡寅，敢于直言，力主抗金，先后得罪吕颐浩、张浚等人。由于不满中央对金求和政策，也以其父亲“比得末疾，至今未安。臣为长男，义难远去左右”为由申请宫观官。
三、致仕、辞官以养亲
尽管官方放宽了近地差遣的条件，允许官员通过留任、对移的方式实现迎侍的目的，但合适的官阙难觅，父母对乡里、对亲属故旧的眷恋难以割舍，再加上官员调动频繁，许多官员仍无法实现迎养父母的愿望。闲职养亲的方式解决了亲老路远的难题，但分司官、宫观官的获取并非易事，即使父母患病，无人兼侍，也未必能够如愿以偿。因此，宋代部分官员也会选择致仕与辞官的方式专心奉养祖父母、父母。
官员致仕后不仅拥有大量时间，还可享受半俸的待遇，因此部分官员选择致仕的方式来达到侍养祖父母、父母的目的。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三月，吏部尚书致仕宋白因母亲“年八十五岁”，奏请将其弟弟“除一致仕官带分司俸给”，①以便尽心侍奉母亲。北宋著名诗人梅尧臣的弟弟梅正臣，也采用致仕的方式来养亲。梅正臣任官以来，“多承命出入，不得在亲之侧”，内心十分愧疚，“常不足于所怀”。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他不敢再“以游官为意”，决定致仕。自从退休后，他“杜门燕闲，唯以旨甘为事”，②尽心侍奉双亲。朝请大夫盛公因年迈的母亲思乡不已，也提前致仕。盛允升的母亲“寿且九十”，念念不忘“岁时姻族燕游之适”，思乡心切。盛允升认为自己是因为母亲才从仕，既然现在的生活“非亲所好”，即使“食万钱”，也不忍心委屈母亲。因此，他“解印绂致其事，以归左右就养”，③顺从母亲心愿，返回家乡。
“学而优则仕”是宋代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取向，也是士大夫的梦想。但在面对做官与养亲的矛盾时，有的官员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功名，直接辞去官职以养亲。
进士及第后，距离仕途仅有一步之遥，但仍有人甘心在中举后为侍奉年迈的祖父母、父母而拒绝为官。北宋名臣包拯在中举后，因“父母皆老”，婉辞“出知建昌县”。后继“得监合州税”，但其“父母又不欲行”，包拯便“解官侍养”。直至父母过世后，他才“赴调，知天长县”。④前睦州青溪县尉张举，早在治平年间登甲科，⑤但因“侍亲未尝出官”，⑥为尽侍养之责，曾毅然舍弃仕途。熙宁六年，葛书思考中进士，调睦州建德县（今浙江省金华）主簿。时恰逢其父葛密告老还家，葛书思坚请迎养，但葛密坚拒。葛书思不顾众人劝阻，“投劾侍养”，自此“不治田园，不事游览，专以共养为职”。⑦刘之道自小失去父母，由祖母抚养成人。他中举后，除授大理评事，签书河中府节度判官事，准备迎侍祖母赴官。但其祖母担心“生于南方，不习风土”，不愿意随其前往。刘之道见祖母不乐意，便请求“解官侍亲”，⑧被改任建康军签书节度判官事，以便其养亲。
对于现任的官员，政府也允许其辞官养亲。庆历五年（1045年）四月，舒州团练使李端“请解官侍养”。宋仁宗诏令保留其“奉朝请”的权利，但免除 “所差任”，⑨为其养亲提供便利。彭思永之长子彭卫，“孝谨和厚，以亲老不忍去左右，解官归侍”，⑩长达十年之久。屯田郎中、诸王宫侍讲杨中和，“以母亲年老，乞解官侍养”。元丰八年（1085年）十二月十一日，龙图阁直学士、知滑州卢秉，因父亲患病“解官侍养”。南宋时期，赵崇禅被任命为乐清县尉，但“乐清穿山，多海风”，由于其母不喜这种背山面海的地形与气候，因此他“请檄奉以归”，辞去县尉一职。
无论是致仕养亲，还是辞官养亲，对于官员来说都是一种严峻的考验。虽然因养亲而致仕、辞官后可以博得孝子的美名，易于获得举荐，拥有重新入仕的机会，但毅然舍弃来之不易的功名，的确非常人所能为、所愿为。因此多数官员更愿意采用迎侍的方式，或者申请分司官、宫观官，而致仕、辞官养亲的行为并不普遍。
需要注意的是，辞官养亲的行为，意味着官员仕途的中断，是以牺牲政事为代价来满足养亲的需要，打破了忠与孝之间的平衡。因此，官员在申请解官养亲时，多援礼经“八十者，一子不從政”①的规定，为辞官养亲的行为寻找合法性依据。事实上，辞官养亲不仅合乎礼制规定，宋代还将这一礼仪规定上升到法令层面，“父母八十者许解官侍养”②成为宋代官员管理的法令。礼法上对辞官养亲行为的认可，既为官员解官养亲行为提供了依据，也从理论上肯定了“事亲”与“事君”的一致性，缓解了辞官养亲行为对忠君观念的冲击。
礼法上解官养亲的规定，不仅是宋代官员得以专心居家养亲的政策保障，也成为御史弹劾官员的重要依据。庆历八年，陈尧佐之子陈求古借《周陵诗》控告李淑诽谤朝廷，李淑被迫以母亲年老乞请“解官奉养”，③得到宋仁宗的批准。但旋即又在次年，即皇祐元年（1049年）三月恢复“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④继而为父守丧，父丧除后，再次跻入翰林，引起谏官的不满。皇祐三年，包拯、吴奎上书弹劾李淑“既得侍养，又复出仕，有谋身之端，无事亲之实”，⑤明确指出其母“年八十，别无侍子”，依礼法“不合从政”，请求仁宗“令侍养”，⑥要求他辞官奉养老母。在谏官的弹劾下，李淑于皇祐四年正月，以“母老乞解官奉养”，⑦仁宗批准了其请求。包拯、吴奎弹劾李淑，以礼法规定要求他解官侍奉，真正目的不在于迫使其尽孝，而是要阻止他充任翰林学士。礼法中养亲的规定成为谏官实现政治目的的重要工具。
四、结语
自古以来，官员就面临着为官与养亲的两难，传统政治文化追求事亲与事君的统一性，宋代更为强调忠与孝的一体性，因此尤为重视官员的养亲问题。宋代不仅从法律上要求官员侍养祖父母、父母，而且不断制定、完善官员管理制度，使官员能够通过近地差遣、对移、留任、折资的方式实现迎养，为其迎侍行为提供制度保障。同时，还允许官员超越制度的规定，采用闲职、致仕的方式履行养亲义务。这些养亲方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做官与养亲之间的矛盾，体现出宋政府在推行孝道方面的智慧与努力，有助于家庭养老模式的运行。
宋代官员多元化的养亲方式，既是官方倡导、支持的结果，也是政府管理、控制官员政治生活与家庭生活的重要手段。虽然宋代官员养亲有着较为多元的选择，但官员究竟能否采用理想的养亲方式，能否实现养亲的愿望，中央的态度与决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宋代政府提倡并监督官员迎侍祖父母、父母，并为官员迎养尊亲提供便利。但在实际运行中，官员在奏请迎侍祖父母、父母，申请近地差遣、申请留任、申请宫观闲职时，遭到拒绝的现象屡屡不绝。曾巩连续三次“乞迎侍老母赴任不行”，⑧蔡襄“数求外补，以便亲养”，但宋仁宗仅允许“归宁而不许其罢”。⑨范纯粹的母亲患病在床，丧失自理生活能力，但范纯粹未能“以私议免”⑩知延安府，无法留在京师照顾患病老母。官员养亲毕竟是“私情”，即便父母年高患病，即便无人侍奉，“私情”仍要让位于“王事”。政府通过养亲方式及其选择，实现对官员政治生活与家庭生活的控制，把控、调整着事亲与事君的关系，维系着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的稳定。
【作者简介】马晓燕，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责任编辑：杜敬红】
关键词 宋代，养亲，家庭养老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0-0058-08
宋代为应对唐末五代以来社会道德沦丧、伦理崩坏的局面，不断整合传统文化资源，以恢复、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在社会秩序的重建中，家庭伦理秩序是宋代极为关注的问题。因此，宋代不仅从思想层面构建家庭养老的规范，而且从制度上为家庭养老的推行提供保障。在养亲法令的保障下，宋代官员在履行养亲义务的过程中，拥有较多的选择。他们可迎侍祖父母、父母，也可申请闲职来解决养亲问题，同时还可致仕、辞官养亲。以往的研究，在考察宋代官员回避制度时，提及官员在祖父母、父母高龄且患病的情况下可不受地区回避法的限制，采用近地差遣的方式养亲，①而对于近地差遣外的方式较少涉及，因此有关宋代官员养亲问题仍需进一步讨论。本文拟从家庭养老运行的角度专题讨论宋代官员的养亲方式，②分析官方政策对家庭养老的影响与制约，以深化宋代家庭史的研究。
一、迎侍尊亲
自汉代以来，官员便可将祖父母、父母迎接到任职地，移亲就养成为官员解决为官与养亲矛盾的重要途径，宋代依然如此。但北宋初年，迎养政策主要针对特定区域的官员家庭。至道元年（995年），宋太宗诫谕文武百官，若父母“在川陕、漳泉、福建、岭南等处”，“并令迎侍就养”，不依法迎养者，由御史台弹劾，并“重置其罪”。③在官方的支持与监督下，家乡在四川、福建、岭南等新收复地区的官员，可采用迎侍的方式将祖父母、父母迎接至为官之地，以便奉养。
其后，宋朝迎养政策逐渐突破地域限制。咸平二年（1008年），宋真宗在郊祀大赦之际，诏令“群臣迎养父母”，④家乡在川南、福建、岭南等地以外的官员，也可通过迎养的方式履行奉养义务。例如，欧阳修的父亲在其三岁时亡故，寡母带他投奔叔父。二十年后，欧阳修考取进士，“得禄而养”。任官以来，欧阳修便携带寡母宦游，长达二十二年。在欧阳修以吏部郎中留守南京时，其寡母郑氏“以疾卒于官舍”，⑤终年七十二岁。沈立与欧阳修有着相似的经历，其父沈平早逝，母亲胡氏独自一人将沈氏兄弟五人抚养成人。沈立入仕后，尽心侍奉寡母，“迎养三十余年”，①与其朝夕相处。
官员子孙任官后，他们也会将赋闲的父亲、祖父迎接到任职地。谢涛早年试写表章，歌颂赵匡胤的统一功绩，考中进士后，官至侍御史。明道元年（1032年），“得请权西京留守司御史台”，“分务洛下”。②其长子将他迎侍于京师。江南旧臣刁衎的儿子刁湛，累官至刑部郎中，以分司西京归老。当时，刁湛之子“从官便郡，更相迎养”。在儿子的侍奉下，“澹乎自适，凡十六年”。③李恕的两个儿子相继中举，他们“迎君宦游”长达十五年，对父亲“奉养甚适”。④崇宁三年（1104年），葛胜仲得知父亲致仕，即“取告迎侍”，⑤将父亲迎至京师，以行孝道。
南宋高宗朝，官方加强对官员迎养父母行为的监督。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正月，宋高宗听从臣僚的建议，诏令监司、台谏官分别弹劾地方、中央“有亲年已高而不迎侍及归养”⑥的官员，提倡官员迎侍祖父母、父母。在官方的提倡与监督下，迎侍成为官员养亲的普遍方式。李发常被母亲彭氏训诫要尽职尽忠，以“图报效”皇恩。他“既奉教，益自策励，所至皆有声称”，受到多人举荐，“改右宣教郎知虔州兴国县”，将母亲彭氏“迎侍至官舍”，⑦尽心奉养。南宋名儒李侗的儿子李友直、李信甫均“举进士，试吏旁郡”，于是“更请迎养”，⑧以尽孝心。陆自高父亲早逝，寡母赵氏“惸然无依”，其兄弟二人“仕宦所至，必奉以行”，“迎养二十年犹一日”。⑨刘蕴的妻子董氏，长期跟随儿子宦游，“居处膳服之奉，燕游登览之胜”，子孙“扶床坐膝，朝夕笑语”，⑩尽享天伦之乐。
虽然政府提倡官员迎侍祖父母、父母，但这一方式在实施中也有很多限制。其中，最为主要的来自于祖父母、父母。对于年迈体衰之人而言，长途跋涉并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有些老人即丧命于迎侍的途中。刘义仲在叔父、舍弟相继逝世后，“迎侍老母赴官湖外”，到湘北门户临湘时，“老母捐馆”，让其伤痛不已。即使官员迎奉之心迫切，也不得不考虑迎养的风险，“双亲年尊，且奉晨昏为便。相距二千里，岂可命驾轻出耶”，不敢贸然行事。官员任职地若距离家乡路途遥远，其祖父母、父母就更不愿意跟随子孙赴任。葛书思在父亲退老于家后，多次请求他“迎养之官”，“屡献诗什，叙‘白华之意”，但其父亲“惮行，终弗许”，最终也未前往官舍养老。年老之人之所以坚辞迎侍，主要是安土重迁的观念所致。张詠曾打算迎侍双亲，但他们“恋其本土”，不愿离开家乡，前往一个遥远的陌生地方。余靖的父亲也“乐在乡土”，不愿跟随他到吉州生活。南宋诗人方岳的父亲同样不愿意离开家乡跟随儿子到官所生活，但因邻里失火，“延及敝庐”，房屋被烧毁，“无所于居”，才同意方岳迎侍。
为解决祖父母、父母不愿远赴异乡就养的问题，宋代还出台一些变通政策，以便于官员通过迎侍这一方式履行奉养之责。具体来说，主要有三项政策：
第一，近地差遣以养亲。官员回避制度在宋代不仅更为完备，也更加严格，但祖父母、父母年高者有近地差遣的优遇。咸平四年二月，宋真宗下诏，“京朝官父母年七十以上，合入远官，无亲的兄弟者，并与近地”，①同年四月，再次下诏，“京朝官及吏部选人，亲老无兼侍者，特与近任”，②选人也获得近地差注以养亲的权利。其后，官员近地差遣以养亲的法令愈加宽松。天禧四年（1020年）十一月，宋真宗应审官院奏请，允许父母年八十岁以上的京朝官，“不问有无兄弟，并与近地差遣”。③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政府下诏，“合入川、广、福建”的京朝官，即使其祖父母“年未及七十”，如果他們的确“笃疾无兼侍”，均可“召保官与家便差遣”，④不必再出任远地。祖父母、父母年高的官员“例得便地”，⑤成为“吏部条格”中的规定，宋代近地差遣以养亲的制度基本定型。
近地差遣，既不影响官员的政治前途，也便于迎侍祖父母、父母，尤为官员所青睐。益州华阳人彭乘，博学多才，进士及第后，被擢升为秘书省丞、集贤校理。但他极力推辞，“恳求便亲”，遂改“知普州”，⑥留在家乡做官。黄珪被人举荐，“改宣教郎，除汾州、卫州教授”，但他均“以亲老地远”为由婉言拒绝，希望“得一官稍近乡闾”，“不废甘旨之奉”，于是被任命为“福建路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当时黄珪的弟弟黄琳为邵武军司户参军，二人相距较近，“板舆往来，颇尽亲欢”。⑦施大任的长子“以学识议论蒙擢序”，先除“提举河北路学事”。在入对之时，“以亲春秋高，恳易近乡一官”，皇帝下诏“特改淮东路”。⑧于是，施坰将父亲迎接到官所奉养。
为便于官员履行养亲义务，宋政府还会主动将祖父母、父母高龄的官员调往近地为官。三班奉职张永德的祖母刘氏，“年一百八岁”，曾蒙召进入禁中，宋仁宗“矜其年高”，在天圣二年（1024年）十月特诏“与永德近地官”，⑨以便其侍奉祖母。熙宁初年，殿中侍御史蒋之奇听信谗言，上书弹劾欧阳修，由此被贬为道州监酒税。宋神宗览阅其谢表时“知其有母”，遂诏令将其“移近地”，“改宣州”。⑩
第二，折资迎养。近地差遣固然是解决官员迎养尊亲问题较为理想的方式，但并非人人均能如愿。在无法获得近地差遣的情况下，官员为达迎养的目的，可主动申请降低官资，即折资迎养。北宋时期的张詠“两任远官，皆非迎养”，以不能侍养双亲为憾，因此上表请求从相州通判改调濮州监为官：
臣之家属，近隶濮州，窃闻州城例有酒税，望回天眷，察臣愚衷，则臣乞纳升朝两官，换监濮州一务。臣非矫激，盖欲明危迫之志也。
监酒务，主要负责征收酒的专卖税。与通判相比，官资明显降低。尽管如此，张詠仍不惜“纳升朝两官”，改任濮州监酒务，以尽奉养责任。两宋时期，与张詠一样折资养亲的官员并不罕见。河北巨鹿的魏丞纶，被人举荐，“将擢其任”。但他“辞所举”，请求任“浔阳搉酤”，以便亲养。名重一时的毕士安，也因侍奉母亲而不惜下迁。毕士安从饶州知州改任“殿中丞，歸朝为监察御史，知乾州”。但当时毕士安的母亲祝夫人年龄已高，“从京师而走乾州”，路途遥远，“非祝夫人所便”，因此“辞乞下迁，改监汝州稻田务”。范端也以“乞养太夫人”为由，放弃飞鸟县令及彭山县令，改任江宁府监盐税及云安军监盐井。治平四年（1067年），王岳登进士乙科，本被除授“试秘书省校书郎”。但当时其母亲阎氏“年九十”，为照顾年迈的母亲，王岳“求为下邳尉”。
对于官员来说，官资不仅关系着其俸禄的多寡，而且也意味着政治地位的高低。官员不惜降低官资，甘愿下迁，实属难能可贵，但也是无奈之举。从华镇寄给宰相的书信中，可探寻到官员折资养亲的原因：
偏亲在堂，年今八十，辍禄而归养，则家贫无以备菽水之奉；迎侍乎远方，则道途非老者之宜。在吏部条格，例得便地。然到阙数月，桂薪玉食，担石将罄，便家之地，曾未获见。使或值之，当见夺于前列，未可以日月计也。两地老弱逾二百指，咸仰哺于一身进退之势，无异乎饥溺沟中之人。①
由上可知，官员之所以愿意折资养亲，主要因为近地之阙不易谋取。官员为了谋取一近地之职，多要经过漫长的等待。最为可怕的是，近地之阙竞争激烈，往往被与中央交往密切之人抢占。对于一般官员而言，近地差遣成为一种奢望。对于以俸禄为生的官员来说，他们在面临粮米将尽的时候，进退两难。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他们不得不放弃近地差遣的机会，采用折资的方式养亲。
第三，对移、留任以养亲。对移是宋代管理官员的一项措施，指两个资序相当的官员对易差遣。以往的研究注重考察对移的惩戒与回避功能，②尚未重视其在解决官员养亲问题方面的作用。事实上，对移可使官员通过易任官职的方式实现迎养尊亲的目的，也是宋代官员养亲的方式之一。大名府元城县主簿郑暕以“母老家贫，寓一关右，难以迎侍”为由，奏乞“移官就养”。景德二年（1005年）十一月，宋真宗诏令吏部流内铨，任斛州安邑县尉李献可与大名府元城县主簿郑暕“对易”。③天禧二年（1018年）二月，益州路转运使韩庶上书，以“母年八十，无兄弟供侍”④为由申请对易，宋真宗诏令他与京西转运副使赵贺对换。乾道元年（1165年）七月十八日，新任命的饶州知州徐蒇上奏，“父老抱疾，义难远去”，⑤宋孝宗特允许其与新知江阴军蒋天祐两易。乾道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权发遣池州戴达先以“母久抱疾，难以迎侍”为由，奏请“与见待次人两易”，⑥因此被批准与知江阴军赵彦俾两易其任。
若现任官职有利于迎侍，官员可申请留任，长年不调。熙宁五年正月，宋神宗下令召吕大防回京“判流内铨”。当时吕大防正在华州任内，距离家乡蓝田县较近，便于养亲，因此他“以父老乞终华州任，以便私养”，⑦宋神宗准其继续留任华州。留任养亲，不仅仅是富有声望的高级官员的待遇，中下级官员也往往因为便养尊亲，常年不调。北宋末年，王元的父母“春秋高”，他为了侍奉双亲甘居“冷局二十年”。⑧左朝请郎冯山也因其母亲年高，不到京师为官，“连任乡国二十余年”。⑨处州通判任绅，将母亲从金人手中救出后，为尽孝子之心，“不磨勘三十余年”，尽心“侍养十七年”。⑩
二、闲职养亲
闲职，主要指没有实际执掌、无需履行具体职责的分司官与宫观官。现任官员可自请分司，同时政府也将分司作为责降、叙复、优待某些官员的手段。宋代分司官虽带职事官，但实际多无职事可做，自请分司官者可自由选择居住地，且正常享有俸禄，便于养亲。因此，官员在祖父母、父母年老体衰，不便迎侍的情况下也会自请分司官，以达到侍养的目的。
北宋时期，尤其是北宋前期，官员为了实现养亲的愿望往往奏请分司官，余靖即是其中的代表。余靖任谏职期间，连续七次上书，奏请外任，以便养亲，但均未被批准。后来他以父亲“年渐衰老，不乐远出”为由，申请“落职分司，归乡侍养”。①余靖如愿得到分司西京的职位，得以侍奉老父。不过，很快他又被起复，余靖认为“奉亲而往，则有道路之劳；委亲而行，又阙晨昏之养”，因此不愿就职，奏请“依前分司、韶州居住，所图就养”。②由于政府未批准他的申请，余靖再次上书，陈述父亲“先患上气，每风露所触，则喘嗽尤甚”，不易迎侍，仍然请求“只守旧官，依前分司侍养”，③坚持分司南京以养亲。韩绛之子也奏请分司官，以侍养父亲。熙宁三年，韩绛升至参知政事，后被罢免，徙知大名府。他的儿子韩宗师在熙宁九年三月，以韩绛“知太原府，无人兼侍”为由，奏请“分司西京，于太原府居住”。④
北宋神宗以前，官员主要通过陈请分司官实现养亲的愿望。熙宁年间以后，责降成为分司的主要方式，⑤官员较难通过申请分司官的方式养亲。同样在熙宁二年，专职但无实际执掌的宫观官制度迅速发展。此时的宫观官与分司官一样，成为安置“老不任职者”及“处异议者”⑥的政治手段。虽然宫观官具有突出的惩处功能，但官员也常通过申请宫观官，退出政治纷争，躲避政治迫害。同时，部分官员在“迎侍非便”的情况下，“力请奉祠”，⑦将宫观官作为实现养亲愿望的又一途径。
官员往往将迎侍作为养亲的首要选择，如果祖父母或父母不愿、不便迎侍，则申请宫观官以养亲。胡寅即是在父亲患病、无法迎侍的情况下申请宫观官的。为照顾年迈的父亲，胡寅起初不断请求外任。经多次申请，被派往邵州任官。胡寅父亲的居住地距离邵州较近，“止六程”，“迎侍赴官可谓近便”。但是当他回到家中时，发现父亲“屡感寒疾，气血衰损”，不胜版舆登顿之苦，同时更不忍心“委親而独往”。于是，他请求除授“在外宫观差遣一次，任便居住”，使其“不违菽水之奉，日勤药石之供”。⑧永嘉人郑伯英，隆兴元年（1163年）考中进士，在秀州判官任期结束后曾被调往杭州、泉州任推官，但他均因“母老，不忍行”，奏请宫观官以养亲，由此“食岳庙禄九年”，⑨直至母亲过世后才出官。蔡戡与母亲、弟弟三人相依为命，携带老母、弟弟奔波于官所之间。蔡戡就任新职两个月后，其弟意外丧命，其母深受打击，“起居饮食未能如常”，执意返回家乡。蔡戡面对“垂白之母”的回乡请求，奏请“改畀祠禄以便私养”。⑩南宋名臣楼钥“以便亲求外”，遂被派遣至婺州任职。婺州距离楼钥的家乡四明距离较近，便于养亲。正当他准备就任时，其母亲突然患病，“始则冒风作热，以脏腑下利”，“访医治药，曾无退候”，这让楼家上下惶恐不已，楼钥更是无心赴任。面对帅守、官司的催促，楼钥恳请朝廷“特赐宫观差遣一次”，以保全其母子。刘克庄面对八十七岁高龄寡母，深知“迎挈绝难”，因此极力辞免知漳州的任命，中央“依所乞与宫观”，以便侍亲。
官员申请宫观官时，往往以祖父母、父母高年患病作为理由。绍兴初年，南宋爱国名臣翟汝文以“母亲年九十余岁，见今久病伏枕，无人兼侍”为由，乞请朝廷除授“一在外宫观”，以便奉养老母。宋高宗同意了翟汝文的申请，很快下诏命令其“提举南京鸿庆宫”。婺州金华人潘良贵，政和五年（1115年）登进士第，官至淮南东路提举常平事。南宋时期，他多次受到重用，但多以“亲老恳求便私”。绍兴九年，潘良贵因“父八十九岁，比之往日，衰病益侵”，不忍心抛下父亲赴任，因此奏乞“改除一宫观差遣”。①宋高宗诏令“除徽猷阁待制、提举亳州明道宫”。②淳熙初年，休宁人吴儆在通判邕州任满后，被提拔为知州，同时兼任广南西路安抚都监一职。但当时其父亲“年七十有七”，吴儆倍感“事亲之日短”，于是奏请“改差一在外宫观”，③使他们父子得以相聚。宰相将其奏疏汇报给皇帝，宋孝宗“以达孝治天下”，对吴儆存有恻隐之心，遂“改畀祠禄”。④由此看来，官员申请宫观官以养亲时，其祖父母、父母的年龄与身体状况是其刻意强调的。
即便官员在申请宫观官养亲时，不断强调祖父母、父母的身体状况及侍养难题，但他们是否能如愿得到宫观官，并不完全由尊亲的健康情况所决定。润州丹阳人张纲才华出众，官至参知政事。为兼顾做官与养亲，他将年迈的父母迎接到官所侍奉。但他的父亲因“不服水土”被迫独自一人返回家乡。其母亲“卧病相仍”，疾病缠身。每当张纲“趋朝入局”，便无法侍奉母亲，致其“病势寖剧”。面对日益病重的母亲和独自一人在家的父亲，张纲向朝廷奏请“本官任在外宫观一次”，以“不废笃亲之义”。⑤第一次奏请宫观官，遭到了拒绝。张纲再次奏请，一直连上四份奏状，不断重申母亲的身体状况，强调“所以供子职者，唯臣一身”的实际状况。尽管母亲的确患病在身，尽管家中的确无子兼侍，但中央仍没有批准他的请求，仅仅给其假期，“许将母还乡”。⑥张纲把母亲送到家乡后，再次申请宫观官，但依然遭到拒绝。然而在次年，即绍兴四年九月，张纲数次祈请宫观官后，竟然如愿以偿，得以“提举江州太平观”，⑦从而得以“奉祠归养”。⑧绍兴九年，张纲由江州太平观转亳州明道宫，绍兴十二年、绍兴十四年，再次提举亳州明道宫。张纲之所以在绍兴四年得以提举江州太平观，并不是因为其父母患病，需人照顾，而是由于受到侍御史魏矼的弹劾被责降为宫观官。其后，张纲连续多年担任宫观官，居家全心侍养母亲，则与秦桧长期把持朝政有关。在秦桧当政期间，张纲“卧家二十年，绝不与通问”。⑨张纲不愿与秦桧同朝共事，秦桧更不愿让张纲留在中央任官，因此张纲自绍兴四年之后长期担任宫观闲职。
由张纲的经历可知，中央面对官员申请宫观以养亲的奏状时，所重视的并不是官员父母的身体状况，而是基于对政局的判断。同样，官员申请宫观官，也不仅仅出于养亲的需要，其中也夹杂着复杂的政治斗争。前文所提及的张纲，父母年劳体衰，两个弟弟相继逝世，的确肩负照顾双亲的重任。绍兴三年，他连续上书乞请宫观官，更多是为解决侍奉双亲的问题。次年，张纲又连续上书申请宫观官。此次申请虽仍以奉养父母为理由，但真正促使他辞免清要之职的原因，主要在于其上书进言，得罪了权贵之臣。张纲任中书舍人、给事中期间，“凡命令有不当辄封还，诋斥权贵，尽言切直，无所回避”，⑩在博得声望的同时也得罪了权贵，受到御史弹劾。因言获罪的经历，挫伤了张纲的政治热情，使其萌发隐退之意，力请改任宫观闲职。南宋时期，与张纲有相似经历的官员并不罕见。胡安国的长子胡寅，敢于直言，力主抗金，先后得罪吕颐浩、张浚等人。由于不满中央对金求和政策，也以其父亲“比得末疾，至今未安。臣为长男，义难远去左右”为由申请宫观官。
三、致仕、辞官以养亲
尽管官方放宽了近地差遣的条件，允许官员通过留任、对移的方式实现迎侍的目的，但合适的官阙难觅，父母对乡里、对亲属故旧的眷恋难以割舍，再加上官员调动频繁，许多官员仍无法实现迎养父母的愿望。闲职养亲的方式解决了亲老路远的难题，但分司官、宫观官的获取并非易事，即使父母患病，无人兼侍，也未必能够如愿以偿。因此，宋代部分官员也会选择致仕与辞官的方式专心奉养祖父母、父母。
官员致仕后不仅拥有大量时间，还可享受半俸的待遇，因此部分官员选择致仕的方式来达到侍养祖父母、父母的目的。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三月，吏部尚书致仕宋白因母亲“年八十五岁”，奏请将其弟弟“除一致仕官带分司俸给”，①以便尽心侍奉母亲。北宋著名诗人梅尧臣的弟弟梅正臣，也采用致仕的方式来养亲。梅正臣任官以来，“多承命出入，不得在亲之侧”，内心十分愧疚，“常不足于所怀”。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他不敢再“以游官为意”，决定致仕。自从退休后，他“杜门燕闲，唯以旨甘为事”，②尽心侍奉双亲。朝请大夫盛公因年迈的母亲思乡不已，也提前致仕。盛允升的母亲“寿且九十”，念念不忘“岁时姻族燕游之适”，思乡心切。盛允升认为自己是因为母亲才从仕，既然现在的生活“非亲所好”，即使“食万钱”，也不忍心委屈母亲。因此，他“解印绂致其事，以归左右就养”，③顺从母亲心愿，返回家乡。
“学而优则仕”是宋代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取向，也是士大夫的梦想。但在面对做官与养亲的矛盾时，有的官员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功名，直接辞去官职以养亲。
进士及第后，距离仕途仅有一步之遥，但仍有人甘心在中举后为侍奉年迈的祖父母、父母而拒绝为官。北宋名臣包拯在中举后，因“父母皆老”，婉辞“出知建昌县”。后继“得监合州税”，但其“父母又不欲行”，包拯便“解官侍养”。直至父母过世后，他才“赴调，知天长县”。④前睦州青溪县尉张举，早在治平年间登甲科，⑤但因“侍亲未尝出官”，⑥为尽侍养之责，曾毅然舍弃仕途。熙宁六年，葛书思考中进士，调睦州建德县（今浙江省金华）主簿。时恰逢其父葛密告老还家，葛书思坚请迎养，但葛密坚拒。葛书思不顾众人劝阻，“投劾侍养”，自此“不治田园，不事游览，专以共养为职”。⑦刘之道自小失去父母，由祖母抚养成人。他中举后，除授大理评事，签书河中府节度判官事，准备迎侍祖母赴官。但其祖母担心“生于南方，不习风土”，不愿意随其前往。刘之道见祖母不乐意，便请求“解官侍亲”，⑧被改任建康军签书节度判官事，以便其养亲。
对于现任的官员，政府也允许其辞官养亲。庆历五年（1045年）四月，舒州团练使李端“请解官侍养”。宋仁宗诏令保留其“奉朝请”的权利，但免除 “所差任”，⑨为其养亲提供便利。彭思永之长子彭卫，“孝谨和厚，以亲老不忍去左右，解官归侍”，⑩长达十年之久。屯田郎中、诸王宫侍讲杨中和，“以母亲年老，乞解官侍养”。元丰八年（1085年）十二月十一日，龙图阁直学士、知滑州卢秉，因父亲患病“解官侍养”。南宋时期，赵崇禅被任命为乐清县尉，但“乐清穿山，多海风”，由于其母不喜这种背山面海的地形与气候，因此他“请檄奉以归”，辞去县尉一职。
无论是致仕养亲，还是辞官养亲，对于官员来说都是一种严峻的考验。虽然因养亲而致仕、辞官后可以博得孝子的美名，易于获得举荐，拥有重新入仕的机会，但毅然舍弃来之不易的功名，的确非常人所能为、所愿为。因此多数官员更愿意采用迎侍的方式，或者申请分司官、宫观官，而致仕、辞官养亲的行为并不普遍。
需要注意的是，辞官养亲的行为，意味着官员仕途的中断，是以牺牲政事为代价来满足养亲的需要，打破了忠与孝之间的平衡。因此，官员在申请解官养亲时，多援礼经“八十者，一子不從政”①的规定，为辞官养亲的行为寻找合法性依据。事实上，辞官养亲不仅合乎礼制规定，宋代还将这一礼仪规定上升到法令层面，“父母八十者许解官侍养”②成为宋代官员管理的法令。礼法上对辞官养亲行为的认可，既为官员解官养亲行为提供了依据，也从理论上肯定了“事亲”与“事君”的一致性，缓解了辞官养亲行为对忠君观念的冲击。
礼法上解官养亲的规定，不仅是宋代官员得以专心居家养亲的政策保障，也成为御史弹劾官员的重要依据。庆历八年，陈尧佐之子陈求古借《周陵诗》控告李淑诽谤朝廷，李淑被迫以母亲年老乞请“解官奉养”，③得到宋仁宗的批准。但旋即又在次年，即皇祐元年（1049年）三月恢复“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④继而为父守丧，父丧除后，再次跻入翰林，引起谏官的不满。皇祐三年，包拯、吴奎上书弹劾李淑“既得侍养，又复出仕，有谋身之端，无事亲之实”，⑤明确指出其母“年八十，别无侍子”，依礼法“不合从政”，请求仁宗“令侍养”，⑥要求他辞官奉养老母。在谏官的弹劾下，李淑于皇祐四年正月，以“母老乞解官奉养”，⑦仁宗批准了其请求。包拯、吴奎弹劾李淑，以礼法规定要求他解官侍奉，真正目的不在于迫使其尽孝，而是要阻止他充任翰林学士。礼法中养亲的规定成为谏官实现政治目的的重要工具。
四、结语
自古以来，官员就面临着为官与养亲的两难，传统政治文化追求事亲与事君的统一性，宋代更为强调忠与孝的一体性，因此尤为重视官员的养亲问题。宋代不仅从法律上要求官员侍养祖父母、父母，而且不断制定、完善官员管理制度，使官员能够通过近地差遣、对移、留任、折资的方式实现迎养，为其迎侍行为提供制度保障。同时，还允许官员超越制度的规定，采用闲职、致仕的方式履行养亲义务。这些养亲方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做官与养亲之间的矛盾，体现出宋政府在推行孝道方面的智慧与努力，有助于家庭养老模式的运行。
宋代官员多元化的养亲方式，既是官方倡导、支持的结果，也是政府管理、控制官员政治生活与家庭生活的重要手段。虽然宋代官员养亲有着较为多元的选择，但官员究竟能否采用理想的养亲方式，能否实现养亲的愿望，中央的态度与决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宋代政府提倡并监督官员迎侍祖父母、父母，并为官员迎养尊亲提供便利。但在实际运行中，官员在奏请迎侍祖父母、父母，申请近地差遣、申请留任、申请宫观闲职时，遭到拒绝的现象屡屡不绝。曾巩连续三次“乞迎侍老母赴任不行”，⑧蔡襄“数求外补，以便亲养”，但宋仁宗仅允许“归宁而不许其罢”。⑨范纯粹的母亲患病在床，丧失自理生活能力，但范纯粹未能“以私议免”⑩知延安府，无法留在京师照顾患病老母。官员养亲毕竟是“私情”，即便父母年高患病，即便无人侍奉，“私情”仍要让位于“王事”。政府通过养亲方式及其选择，实现对官员政治生活与家庭生活的控制，把控、调整着事亲与事君的关系，维系着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的稳定。
【作者简介】马晓燕，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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